蒋先生问蒋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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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夫人认为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
本报记者 赵妍 发自上海

（图：汉娜·帕库拉）

时代周报：驱使你写作《宋美龄传》的动力是什么 ？
帕库拉：我已故的丈夫，导演艾伦·帕库拉，当时正在写一个有关罗斯福的剧本。有一天晚上我们一块儿吃饭，他给我讲到了1943年2月份，蒋夫人到访白宫的事儿。当时白宫的客房里明明有电话也有铃，但好像只要蒋夫人需要什么，往往是走到房门口、打开门，然后大声地鼓掌示意，让工作人员立刻给她拿来。这可能就是她在上海使唤仆人的样子，但在崇尚民主的白宫里，显然会让人不舒服。我当时就觉得纳闷，这么聪明的一个女人，又在美国受了教育，到美国来明明是为了获取金钱和武器的援助，却做出了不利于她此行目的的行为。我决定找出原因。
时代周报：整个写作过程中，你是否有一些特殊的素材来源？
帕库拉：在我整个写作过程中，我觉得最让我欣喜的是我能在美国找到太多太多有关蒋夫人的资料。在蒋夫人的时代，留下了数量庞大的、被我们称作“中国通”—那些热爱中国的美国外交官、记者和传教士们撰写的资料、回忆录，这些东西散落在美国的各个大学。不过，我找到的最大收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除了其他资料外，那里还保存有蒋介石日记和数量庞大的有关宋子文的材料。
时代周报：作为一个美国人，写作中国历史人物的传记主要有哪些障碍？
帕库拉：一位秉持美国价值观的作家来审视、写作一位中国历史人物，显然存在巨大困难。首先，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这在考察19、20世纪的中国时是不容忽视的一点。由于美国只有几百年的历史，所以美国的研究者必须学会适应理解古老的传统。对我来说，有两点特别难。第一点是，一个中国传统好公民的定义，是在既定的政治制度里，融入、顺应他应该扮演的角色，但在美国，我们受的教育告诉我们，如果不喜欢这个制度或者我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那么我们就尝试改变它。第二点是妇女的地位，传统儒家的价值观认为妇女就是二等公民，女子无才便是德。不过在这个领域，蒋夫人是个异类。
时代周报：为了传记的写作，你是否与宋氏家族或者蒋氏家族的后代有所来往？
帕库拉：我刚开始研究蒋夫人的时候，对蒋、宋两家一无所知。蒋夫人不仅自己拒绝见我，并阻止她的亲友与我见面。不过在她去世后，我被告知或许可以和她的家人见见面。不过她的亲友们永远是小心翼翼地展现夫人最光彩熠熠的一面。后来，他们曾邀请我去家里吃过一顿饭。
时代周报：英文原本的传记名称中，你用了“女王”这样的称呼来定位蒋夫人。
帕库拉：“最后的女王”并非我原本的书名，而是我的出版商定的名字。不过，我同意用这个名字，因为在很多方面，蒋夫人就是一位“女王”。就像旧时代女王，蒋夫人认为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比如，国民政府下令禁止在公共场合抽烟，但她照样抽—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事实。
时代周报：所以宋美龄访美时，当时的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对其评价，蒋夫人可以侃侃而谈民主，却不知如何身体力行。你大概也同意这样的观点。
帕库拉：我觉得罗斯福夫人说得非常对。第一次见到蒋夫人的时候，罗斯福夫人去纽约医院看望这位躺在病床上的娇小女人，十分同情。但随着了解深入，第一夫人明白自己与蒋夫人对各自国家普通百姓的态度截然不同。罗斯福夫人一生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在照顾并试图改善穷人的生活，而蒋夫人的关注点则在外交领域以及中国的世界地位，甚少关心下层阶级。
时代周报：那么作为《宋美龄传》的作者，你个人如何评价蒋夫人？
帕库拉：中国在二战期间获得金钱和武器的援助，如果要说功臣，这人必定是蒋夫人。一方面，我不得不钦佩她在共产党上台前，为国家和她丈夫所做的一切；而另一方面，又觉得她随后试图挽回她丈夫及其政权的所作所为非常愚蠢，因为那时候无论从东方还是西方，她的想法都显得不切实际。同时，我对蒋夫人的个人价值观也不怎么认同，我觉得她自认为优越于同胞的想法站不住脚。她的母亲是贵族，但她的父亲却是个农民，如果她能意识到自己身份背景的双重性，并且在个人做派上少装女王，她或许能更有作为。
感谢东方出版社在采访过程中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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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传》作者：“蒋夫人认为自己优越于同胞”2012年02月25日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赵妍

1945年8月，宋美龄（1897-2003）浏览报纸上日本投降的新闻。

美国传记作家汉娜·帕库拉作品《宋美龄传》被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评价为“盖棺论定的权威之作”，2012年初由东方出版社引进国内，随后引起了各方关注。
《宋美龄传》从清末开始写起，一直写到宋美龄在纽约去世，将宋美龄的一生生动地融入了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中，并用翔实的资料、极具吸引力的故事展现了宋美龄传奇的一生。与此同时，书中还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在东方出版社的帮助下，时代周报记者联系到了身在纽约的汉娜·帕库拉。这位美国著名的传记作家毕业于卫斯理女子学院，曾著有《最后的罗曼蒂克：罗马尼亚玛丽女王传》、《不平凡的女人：腓特烈皇后》。她已故的丈夫是著名导演艾伦·帕库拉，电影作品有《苏菲的选择》、《塘鹅暗杀令》等。
蒋宋联姻是“政治婚姻”？
一般都认为宋美龄与蒋介石的婚姻是大姐宋霭龄一手安排。但据宋美龄的机要助理说，还有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
她很不耐烦地以手指敲着面前的桌子说：“对不起，亲爱的，我实在不敢相信你会接受这样编造的故事。怎么会呢？我们家兄弟姐妹，庆龄最固执，我大约居中，霭龄最温柔。从小到大，霭龄从来没有强要求别人接受她的意见。虽然她介绍庆龄给孙博士，那是因为她晓得妹妹自小就崇拜他。至于我和蒋介石的婚姻，霭龄从来不曾建议或者劝说我要嫁他。可是当我母亲反对这门婚事时，霭龄和子文帮我说服她不会有事。我和蒋先生的婚姻完全是我的主意。是我说服我母亲、我大哥和我大姐接受蒋先生，争取到他们支持我……我从小就崇拜英雄，我有许多次听到孙中山夸奖蒋先生的才智。我在一九二三年第一次在孙家遇见蒋先生，就被他炯炯有神的双眼吸引……喜欢上了他。我们用上海话交谈，互换住址和电话号码。后来，我邀他来参加母亲的寿宴。
宋美龄究竟是否真的喜欢上蒋介石，《宋美龄传》作者汉娜·帕库拉对此表示了怀疑：“美龄绝不会邀请不认识的男人参加母亲的寿宴，这个一见钟情的故事顶多只是夸大之词。她可能是在莫里埃路孙家见到蒋介石，但是当时蒋介石还没有全国英雄的光环与魅力，只不过是孙中山手下多位副手之一……”
但蒋介石为宋美龄一见倾心是必然的—有他的日记可作证。蒋介石日记第一次提到宋美龄是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底，只说她参加黄埔军校学生结业典礼；第二次提到她是六月底，说要去拜访她；到了七月底，蒋介石哀叹，“美龄即将回上海。我舍不得她离开”。到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其日记记载“今天非常思念美龄妹”，首度吐露心中的感情。随后同年更是在日记中频频提到与宋美龄的交往，并且故意称她为“三哥”：
五月四日：“今天和美龄通电话。”
五月十一日：“送我的照片给美龄。”
五月十八日：“七点抵上海，立刻去见美龄。”
五月三十日：“整天都在思念美龄。”
六月七日：“上午六点起床，写信给三哥。”
六月十一日：“下午三点去见三哥。”
六月十二日：“和三哥谈话至半夜。”
六月十四日：“寄信给三哥。”
六月二十五日：“收到三哥来信，立刻作复。”
不过在抛出了宋、蒋两方皆为其婚姻辩护的说词后，帕库拉大量引用了当时的蒋介石“太太”陈洁如的第三方说词。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陈洁如因为缺钱，在曾经教过蒋介石和她英文的老师李时敏协助下，以英文写成一本书，叙述她和蒋介石的婚姻始末。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文件，陈洁如显然试过向蒋介石勒索一百万美元，才不出版她写的秘史。蒋介石最终答应每个月给她五百美元。联邦调查局还报告说：美国国务院“企图阻止本书的出版，因为蒋介石政府与美国友好，它若出版，会对两国关系产生有害的影响”。（联邦调查局档案，编号62-71649-64~77，这是美国司法部应《信息自由法》之请求交给帕库拉的材料）
《陈洁如回忆录》最终在1992年问世，也正是该书中披露了联姻的“政治”版本，以及“蒋宋婚姻是宋霭龄一手安排”的证据，其核心是蒋介石与宋霭龄在九江船上的会商。陈洁如描述他们会商的情景：“孔夫人搭中央银行的快船匆匆赶来。一到码头，她并没上岸，留在船上，派人请蒋介石过来一谈。”两人“花了一昼夜讨论政治局势”，当然也谈到了具体的利益交换—比如迎娶宋美龄、任命孔祥熙为行政院长、宋子文为财政部长，而蒋介石则可以得到影响力、钞票、人手和声望各个层面的助力。
根据帕库拉的考证，这个商谈经过尚且有另一版本，出现在一本孔祥熙的传记中，大致经过与陈洁如描述的并无太大差异，只在个别细节上有所区别。帕库拉也因此在文中指出：“尽管陈洁如习惯夸耀自己的无私，但很显然，蒋介石娶美龄是来自霭龄的最后通牒。”
蒋介石打发陈洁如远走美国，靠的是苦苦恳求。他哄骗陈只需要五年，便可重新与之恢复婚姻关系，并在菩萨面前发誓：“我保证自今天起五年内与洁如恢复婚姻关系，重做夫妻。如违誓言，菩萨可以惩罚我和我的南京政府。如果我在十至二十年内没有履行对她的诺言，菩萨可以推翻我的政府，让我永远不得立足于中国。”
那是1927年的秋天，陈洁如远走美国，彼时心想事成的蒋介石在二十二年后一语成谶。
白宫里的“怨声载道”
嫁给蒋介石并成为第一夫人，是宋美龄人生的重要一步，而她传奇魅力的施展地则被公认为是在外交领域。至今，依然还有人在传颂一九四三年蒋夫人抵达华盛顿时脍炙人口、戏剧性十足的露面—她是第一位平民、也是第二位女性，受邀在美国国会演讲。“她刻意挑了一件黑色长衫、配上绿玉。她被引导走下参议院议场中央走道的绿地毯，坐到主席台上副总统华莱士的座位旁，引起全场骚动。”
根据美国官方对宋美龄到访的记录，她透过广播实况播出的演讲告一段落，出现“十足的喝彩和鼓掌之风暴”。而当时美国众多媒体对她的溢美之词，则从美貌、措辞到智慧与勇气各个方面。《Vogue》的塔尔梅对她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和一群年长的政治人物站在台上，她像一把钢剑，纤瘦、美丽、又果敢……她的心思正视目标、盘算进攻，而出手搏击。”《纽约前锋论坛报》的一篇社评说：“……她在战时走来的勇敢、她的智慧、她的尊严、她的可爱，赢得全美国的敬佩……值得注意的是，蒋夫人的尊严特质，使她无怨、无求—只盼望世人能有更美好的世界、更安全的未来。”
宋美龄在演讲中好用生僻词汇和历史典故的特点也引起了媒体们的兴趣。有一个报道的大标题是“蒋夫人的Gobineau和Obtunded令记者大惑不解”，记者翻阅了《韦氏大词典》，才搞清楚Obtunded就是“钝化”、“迟钝”的意思。蒋夫人谈到日本人偷袭珍珠港之后，“世界开始认为日本人是尼采式的超人—知识、体力都高人一等—这种想法正是Gobineau们、Huston Chamberlain们和他们的学生纳粹种族主义者们，所宣称的北欧人之特质”。记者们又忙着翻查百科全书，才发现十九世纪法国有个外交官戈宾诺伯爵（Count Joseph Arthur de Gobineau）主张唯有白种人才有能力创造文化，至于休斯敦·张伯伦（Huston Chamberlain）则写了一本书大谈日耳曼人是主宰的人种。
蒋夫人在美国因演讲而“一炮而红”，但在外界佳评、赞誉不断的同时，在罗斯福总统夫妇的眼里，宋美龄却越来越让人“不满”。帕库拉引用了总统夫人埃莉诺·罗斯福的一番观察：
蒋夫人住在白宫时，我看到她的另一面，对于和她谈话的男士之反应，觉得真可笑。他们觉得她妩媚、机智、迷人，但他们全都有点怕她，因为她在争取中国及其丈夫政权之需时，可以是个头脑冷静的政治家；纤纤细手、低沉温和的语声里掩饰了她有如钢铁般的决心。她和男士们谈话时偶尔会不经意流露出残忍的心性，不过在我面前则从来没有过。我告诉富兰克林，她是个甜美、温柔、楚楚可怜的人，可是他发现这位女士的另一面后，乐不可支地笑我识人不明。我记得在一次晚宴上的事件……使他特别爱取笑我。刘易斯（John L.Lewis）当时正在兴风作浪，富兰克林请教蒋夫人：“你们在中国会怎么对付刘易斯这样的工会领袖？”她没说话，但美丽的小手举了起来，在喉部划过去……富兰克林看看我，确定我看到了这一幕……他事后取笑地问我：“怎么样？你那位温柔、甜美的朋友？”
罗斯福夫人对宋美龄的评价，自此成了“她言词美丽大谈民主，却不知如何过民主生活”。而她私人生活中的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态度也引来了当时白宫上下的不满。虽然她在白宫的卧室备有召唤铃和电话，但她却不用，需要服务的时候走到门口，击掌召唤仆人。“这是她在中国老家召唤苦力的习惯，但在白宫被认为是很不得宜的动作。不仅美龄期望被底下人当皇族伺候，她的外甥、外甥女也一样自命不凡……”
宋美龄此行访美的主要目的是为其嗷嗷待哺的国人争取援助，但她另一方面一掷千金地参加宴会、采购丝绸、羊毛布料，到百货公司买衣服、鞋子、毛皮大衣的行为，最终还是没有逃过记者们的眼睛。一九四三年夏天，宋美龄回国，坐的是美国军用飞机，但是她的行李在阿萨姆必须转移到其他飞机，以减轻飞跃驼峰时的载重，根据当时在战争新闻处中国办事处工作的作家毕克的说法：
行李搬运是在机场比较偏僻的一处进行，负责搬运的美国大兵不小心摔了一口箱子。箱子裂开，里头的东西滚出来……全是化妆品、内衣和足够蒋夫人撑过战时的一大堆美食零嘴。美国大兵气炸了，因为此时正是驼峰运补最吃紧的一段时候，许多美国飞行员为了载运作战物资到中国而牺牲性命。士兵把他们搬运的箱子统统打开，把每一件貂皮大衣、挂钟丢到地上踢来踢去，然后才把东西胡乱塞进箱子、抬上飞机。

（图：1942年7月，蒋介石、宋美龄与史迪威在缅甸）

晚年隐居纽约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蒋介石率领效忠的军民，从大陆工厂拆卸下来的机器设备以及北京故宫瑰宝（十二年前即迁移，藏在重庆周围山洞），撤退赴台。杜鲁门总统于次年一月五日宣布，美国政府无意在台湾建立军事基地、无意介入国共内战，也“不会提供军事援助或顾问意见给在台湾的中国部队”。蒋介石的心境极坏，杜鲁门发表此一声明之后三天，蒋夫人自美国启程，决心“回台湾与丈夫及人民共存亡”。
帕库拉在“退守台湾”的章节里，大量披露了蒋氏夫妇试图“反攻大陆”而做出的努力。蒋夫人在赴台后不久，积极推行改革。1950年1月22日，合众社报道：“蒋夫人今天听说伤兵领不到薪饷，下令立刻调查军中薪饷发放情况。”十天后，她又携带香烟、食品和新约圣经到金门前线劳军。《纽约时报》驻香港记者说：“一般认为……国军空军对大陆沿海城市更频繁、更有效空袭，与蒋夫人最近从美国回来不是意外的巧合。”这些空袭始于1950年3月，因轰炸其公用设施，造成“每个重要城市”部分瘫痪，国民党海军封锁上海附近航线，也重挫大陆的贸易。
朝鲜战争、“文化大革命”均被蒋介石视作“反攻大陆”的好机会，但他一直以来的支持者美国却不再理会他的游说。尼克松1972年2月访华之前，曾传递口信给委员长：“无论未来形势如何，我绝不会忘记我的老朋友。”而蒋经国也向驻“台北美国大使”担保，他的政府不会有或许会导致不幸事件的“不寻常动作”。帕库拉在随后披露了尼克松访华期间与毛泽东、周恩来的第一次对话内容。
蒋介石到死也没能实现“反攻大陆”的目标。1975年4月5日清明节夜里，值班医生忽然通报蒋介石的医师熊丸，“总统”的心脏停止跳动。熊丸冲进蒋介石的卧室，替他打了一剂强心针，使他恢复心跳。美龄也进来，坐侍一旁，“总统”的心跳再次停止跳动。医生又打了第二剂强心针，当他准备打第三剂的时候，美龄说：“停了吧！”这时距午夜还差几分钟，突然间全台风雨大作，雷电交加。蒋经国说：“风雨大作，草木同悲。”《蒋经国传》的作者陶涵说：“即使在哈佛大学受过教育的官员也认为，此现象恐怕不是巧合。”
1975年9月，蒋介石去世之后五个月，美龄带了十多个助理、护士飞往美国。此后，除了特殊场合外，她一直住在纽约，深居简出，对外界信息的获取主要依靠阅读报刊文章。据说她最大的爱好是画画，并曾携画作参展。她的二姐宋庆龄、继子蒋经国相继在80年代离世。
2003年10月23日晚上11点17分，宋美龄安详过世。孔令仪和她的夫婿以及另外一位年轻一辈的家人，陪她走完人生最后一刻。台北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宣布：“深受台湾人民爱戴，跨越三个世纪动荡”的蒋夫人，已在晚上溘然长逝。
美国各大媒体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发表长篇讣闻，以大陆政治协商会议主席的话来说，她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知名、有影响力的人物，致力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反对分裂国家、盼望两岸和平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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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宋美玲为何成为1937年《时代》年度人物？（图）

张放

众所周知，1937年，日本向中国开始了全面入侵。这一年，蒋介石和他夫人宋美玲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当年的“年度风云人物”。70年过去了，就有美国人撰文写出内幕，所写的东西让人感到十分有趣。其实，美国人在评选年度风云人物时，自有他们的一套逻辑，很多时候，与中国人的习惯思维定式相悖。不过，这一点应属完全正常。


(1938年1月3日出版的《时代》，上面的英文是：Man & Wife of the Year)

按美国人的思维逻辑是，1937年的“《时代》年度风云人物”就不应该选美国人成为当年的风云人物。原因很简单：当时的美国总统被认为是领着美国国民，从繁荣走向了衰败，因而没有资格成为本年度的风云人物。而1937年，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___中国，正遭受着从空中，陆地到海上过来的日本人的入侵。离中国十分遥远的瑞典国里，有个名叫斯万·海丁的人，他曾到亚洲探险。1937年，这个叫斯万的给瑞典皇家科学院做演说时说：“最近中国国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可以肯定地说，给世界提出一个警告，也可以说是最后的一个信号，那就是，中国，这个白人的负担，将转手给非常愿意承担一切的日本人手上。白人在远东地区的统治，已经宣告结束。”

然而，如果真像这位瑞典的先生所说的那样的话，那么，那一年的“《时代》年度风云人物”则非日本人莫属了。然而，日本人并未成为那一年的年度人物。其实，也没有一个日本人能领导或掌控得了由日本人的野心掀起的这场巨大的山崩地裂式的入侵行径。他们更像是一群被一个又一个冲动驱使着的蚂蚁，由一个山头攻向另外一个山头。日本人已经完全进入了战争状态。不过，日本人中并没有出现拿破仑，也不存在俾斯麦。日本天皇和老资格政客们，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将领们，日本内阁，在中国的日本陆军与海军将领们，他们之间很多都是彼此仇恨的。

正当日本人发动这次巨大的入侵的冒险行动，却没有杰出的领导者时，美国人认为，这次入侵行动的受害者，中国，却有着一位很有能力的领导者。1937年整整一年的时间，中国人在其蒋介石和他非常优秀的夫人的领导下，取得了成就。在这对夫妻的领导下，传统上非常不团结的中国人，成千上万的人们以前甚至很少使用“中国”一词，开始逐步产生了国家意识。

蒋介石是个卖盐巴商贩的儿子，宋美玲是个信奉基督教的商人的女儿。在西方，没有任何一个女人如蒋宋美玲在中国那样，获得那么高的地位。《时代》周刊用了大量篇幅，讲述了她和她丈夫不到几十年的时间便崛起，并成为古老中国的领导人的故事。美国一家老牌出版商甚至决定要在1938年的1月出版蒋介石传记。

其实，很多读者都已经知道，1937年，日本战车在上海受到13周的强烈阻挡。日本人想在三个月内征服中国的梦想也随之破灭。千千万万激愤的中国人，强迫蒋介石与日本人进行死战。就有非常狡猾老道的日本人相信，如果1937年拿不下中国，那日本人将永远不会得到中国了。后来，蒋介石也并没有承认中国失败。他宣称，将用尽所有时间与日本入侵者进行斗争，直至把日本人从中国赶走。但假如蒋介石真的如他所说那样，把日本人赶走了的话，那他一定会成为“亚洲世纪风云人物”的。显然，在美国人眼中，他并不是赶走日本人的最关键人物。想获得这种巨大的成功，还有一些其他更重要的因素，比如美国的原子弹，比如苏联军队的帮助等等。也因此蒋介石和他夫人只成为了1937年的风云人物，而不是“亚洲世纪风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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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开始的废约运动，英美态度迥然各异。英国还是一副殖民者心态，仍然抱残守缺。1942年4月25日，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在给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中，就美国同英国磋商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问题答复说，目前这样做“不过是被看作一种软弱的结果”，因而主张在远东和平恢复以后再着手此事。英国外相艾登当时也向美驻英大使怀南特谈过类似的想法，认为此时废约会在“中国引起误解”，“目前不是一个适当时机”。显然，英国的这种考虑主要是出于面子观念，要维护大英帝国的所谓体面。　　在谈判过程中，中国应收回九龙，为此并据理力争。但是，英国政府借口九龙租借地不在新约谈判范围，拒绝交还九龙。对于香港，更是不情愿归还。英方立场顽固，甚至扬言即使谈判破裂也在所不惜。11月11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伦敦市政厅发表演说时表示了强硬的态度，宣称：凡属于英国者，他必保护之。他不是为了解散大英帝国而出任首相，如果有这种事情发生，请另找他人办理。他决不放弃大英帝国的任何领地。最终中国未能通过谈判收回港九。
　　在1943年1月，中美、中英分别订立平等新约，取消了在华的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从法理上说，中国与盟国是平等伙伴关系了。但是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与5月的华盛顿会议，都未邀请中国最高领导人与会。
　　丘吉尔在1943年3月发表的演说中声称，他认为战争的进程应该是先打败德国，然后尽最后的努力来战胜日本，并说用不着使用对付德国的全部军队去“挽救”中国。在谈到战后秩序时，他说将由英、美、苏三大战胜国来商讨世界组织的建立，将中国排除在外。重庆政府对丘吉尔在讲话中将中国排除在战胜大国名单之外，并对中国使用“挽救”一词极度反感，认为这是对中国的“有意轻蔑”。
　　宋子文首先对此的反应是，对英国在轻视中国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典型的帝国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的观点，尤其感到难以容忍。在进行中、英平等新约谈判时，宋子文便对英方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颇为不满。此时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请宋美龄访英，宋子文认为：“如果他处于蒋夫人的地位，他就不去，丘吉尔的那篇讲话使访问显得更为不妥。这样做就像中国挨了一记耳光还陪笑脸。看来我们将受到一个被英国挽救的流亡政府的待遇。”但同时，宋子文也表示了另一种观点：“反过来，说不定正是为了这篇演说，蒋夫人更应该走一趟。”他告诉顾维钧说：“他刚给蒋夫人写了一封长信，说明他自己的看法，但是访问与否请她自己决定”，请顾维钧“和蒋夫人讨论以下邀请问题，并对他信中提出的看法做些解释”，“无论如何她应及时做出决定，不要总叫英国等待”。
　　经过几番考虑之后，宋美龄最后以身体不适为由，婉言拒绝了英国的邀请。
　　同年5月，丘吉尔访问华盛顿，并且带来了100多位重要将领及官员，其中包括在印度的陆海空军司令长官，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规模。宋美龄立即告知蒋介石这一消息。
　　蒋介石主张会见丘吉尔，对宋美龄说：“丘吉尔即到华府，如能与英相见面，则于公私均有益。此正吾人政治家应有之风度，不必计较其个人过去之态度，更不必心存意气，但亦必须不失吾人之荣誉与立场。此事或可由顾维钧与哈里法克斯先行接洽，而后由罗总统为之介绍。如与文兄出席会议时，请预商文兄，应请其代表发言，而吾爱竭力协助之，如其言有遗漏之处，则再由吾爱代其补充说明之可也。”
　　同时，蒋介石在重庆以国民党政府名义召见美国驻华代办，发表声明：“此次丘吉尔首相在华府期间，凡与中国有关事项，或与太平洋有关问题，如有会议，请约蒋夫人与宋部长出席参加。”顾维钧也认为这是正式通知，罗斯福、丘吉尔必能重视，请宋美龄及早准备一切。
　　遵照蒋介石夫妇的指示，顾维钧大使开始积极活动，以安排丘吉尔与宋美龄会面。
　　事实上，顾维钧自从听到丘吉尔到美的消息后，就认为二人会见是个好主意，对中、英关系能有重大影响。但他觉得惟一的问题是：丘吉尔是否打算来纽约，那样对访问宋美龄比较方便(除赴白宫外，在丘吉尔访美其间宋美龄一直在纽约)。如果丘吉尔觉得占用时间太多不来纽约，但又愿意与宋美龄会谈怎么办？
　　与宋美龄同行的孔令伟认为：“蒋夫人是一位女士，丘吉尔前去拜访比较合适。”
　　5月15日，顾维钧找到哈里法克斯说丘吉尔与宋美龄有极好的见面机会。
　　丘吉尔尽管行程紧张，可是他也希望能与宋美龄谈谈，这对于英、中合作和远东局势没有坏处。
　　于是就由罗斯福出面，特意安排宋美龄与丘吉尔会晤，以图缓解两国的紧张关系。罗斯福请宋美龄在5月23日去白宫参加午宴。可是，宋美龄接到罗斯福夫人的电话邀请后，以身体“不适远行”为由拒绝。罗斯福自然明白其中的奥妙，这只不过是托辞，但他认为不必过分拘泥于礼节。因此，又建议改在5月26日，以便宋美龄能“不误医生约定打针的时间”。宋美龄并不理会罗斯福总统的安排，拒绝赴华盛顿(当时宋在纽约)会见丘吉尔。
　　在这件事情上，宋子文也曾劝其妹妹以大局为重，并为其妹妹安排了与丘吉尔会晤的时间，但还是被宋美龄拒绝了。在这种情况下，顾维钧、宋子文认为她更应该去华盛顿，当罗斯福总统有意在微妙的局势中提供解决办法的时候，谢绝邀请是很不礼貌的。
　　可是孔令伟还是坚持：“作为妇女，应由丘吉尔来拜会，现在中国对日战争不很顺利，蒋夫人不应该显得过分迁就，不然的话，他们会爬到你头上的。因此，蒋夫人一定要比以往更坚定，保持尊严。”
　　宋美龄再次拒绝了邀请。对于这件事，她在见到顾维钧时做了解释：“丘吉尔目中无人，一定要我去华盛顿见他，我谢绝了。因为在国际关系中和个人关系中，礼仪和尊严都至关重要，必不可少。无论如何我在政治上没有外交部长之类的职务，所以有条件表现坚决一些。”结果，宋美龄因为“尊严”未到华盛顿，丘吉尔因为“事太忙”不能到纽约，双方终未见面直到两人参加开罗会议才第一次相见。
　　丘吉尔夫人对此事耿耿于怀，二十几年后，《纽约时报》外交专栏作家沙滋柏格采访丘吉尔夫妇，还提起了那段往事：
　　(1943年)有一天罗斯福总统对丘吉尔说：“我想介绍你见见蒋夫人，她是位漂亮的女人。”罗斯福立即打电话给蒋夫人，邀她第二天到白宫来与丘吉尔一道午餐，但宋美龄拒绝了，她说，丘吉尔要先打电话给蒋夫人，她才会答应，午饭终于没有吃成。
　　顾维钧分析宋美龄不接受访英邀请与不愿意去华盛顿会晤丘吉尔，可能是因为“妇女往往比较主观，或许蒋夫人在这件事上又比较感情用事”。他认为：“无论怎么说，被邀访英和在美国未同丘吉尔会晤这两件事，处理欠妥。”顾维钧很为这件事惋惜。他认为：“英王邀请她做国事访问，肯定是一种表示深切友谊的姿态。这是给中国的荣誉，很少给别的国家。”
　　宋美龄的做法却有其道理。如前所述，英国战时在远东的表现的确令人失望，一直是一种老牌殖民主义者的心态与架势，即使在成为盟国后亦无多大改观。1942年2月蒋介石夫妇访问印度回国后，对解决印度问题仍很关注。后来，由于英、印政府与国大党谈判失败而矛盾激化，甘地准备再发动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时，与尼赫鲁等一道被捕。蒋介石多次呼吁双方和解。由于甘地绝食，生命垂危，1943年2月12日，蒋介石致电宋美龄，要她“面商罗斯福总统，从速设法切劝英国政府立即释放甘地先生，以确保联合国为民主、为人类作战之信念”。宋美龄遂及时告诉罗斯福。罗斯福果然致电美国驻印代表菲利浦斯告诉印度总督：“无论如何不能使甘地先生因绝食而亡。”但印督答称：“如彼欲死，似无办法。”
　　宋美龄为了促进释放尼赫鲁而继续努力，又发表声明敦促“释放尼赫鲁”。为此，英国政府很是恼火，驻美官员哈里法克斯找中国外长宋子文提出抗议中国干涉别国内政。宋子文机智地回答：“这件事不足为奇，因为蒋夫人是位妇女，说话时会感情重于理智。此外，这是她个人的发言，英国不必过分认真。我将不把抗议转达，以免把事情弄僵。”为以毒攻毒，宋子文就另一件事提出了抗议：当宋美龄赴美国时飞经印度，英、印当局并不知晓，事后英、印政府致信美国政府，抗议“偷运”宋美龄经过印度。宋子文认为：“对蒋夫人这样有身份的人，用这类语言是不可饶恕的，这是英政府的无礼和失态。”“已要求薛穆爵士收回那封信，因为不想将这件事报告委员长和蒋夫人而使事态恶化。”现在，宋子文也请哈里法克斯“将这件事向英王陛下大臣艾登汇报”。
　　自中、英新约签署后，蒋介石对英国的态度有所改变，他曾指示有关部门应尽量与英国建立良好关系。因此，蒋介石希望宋美龄能够应英国邀请访英，在宋美龄决定不去英国后，他又希望宋美龄能够在美国与丘吉尔会面。但是宋美龄根据英国一贯表现判断去英国不可能有访美那样的效果，见丘吉尔也不能改变他的既定方针，与其出访无效果，不如拒绝，在丘吉尔面前表现出的傲慢态度，对他进行一个回击，作为反法西斯主力之一的中国不应该也不能太软弱。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也无可厚非。
　　但是宋美龄拒绝在华盛顿会见丘吉尔，拒绝去英国，使英国很伤面子。克里浦斯爵士认为这“非常不幸……恐怕即使蒋夫人现在要来英国，英王、英后和首相也不欢迎了”。
　　1943年7、8月间，为修复中、英关系，宋子文访问伦敦时，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外交部常务次官贾德干都没有到火车站迎接，这种轻慢中国的一种姿态，也许是一种报复表示。英国政府的如此反应，倒证明了宋美龄当初决策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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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轻蔑：宋美龄为何拒见英相丘吉尔　



　文章摘自《宋美龄的外交生涯》
　　 1943年宋美龄访问美国洛杉矶发表演讲
　　当宋美龄风靡美国受到热烈欢迎时，英国也向宋美龄发出了邀请。英国外相艾登向顾维钧保证，一定用最庄重堂皇的仪式来接待宋美龄。
　　一向矜持的英国绅士为何也仿照美国人做起了宋美龄的发烧友？
　　这有其缘由。时至1943年，英国政府对于继续纵容日本为所欲为，将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开始清醒起来。他们已经认识到，即使单纯从英国的利害关系考虑，其恶果也是不容忽视的。丘吉尔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就致电罗斯福，表示“中国如果崩溃，将大大增加英美共同的危机。”而且他们也感到了华盛顿“要求它对中国采取更积极的态度和更有助益的政策之压力”。在阿卡迪亚会议期间，丘吉尔写信给韦维尔时说：“我必须向你解释美国的观点。在许多美国人的头脑中，中国和大英帝国一样重要。”“如果要把我在美国学到的东西归结为一个词，那就是‘中国’。”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人民英勇顽强的牺牲精神和遭受野蛮侵略的苦难，已经引起了世界人民包括英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这些因素融汇在一起，终于促使英国当局开始对中国采取一种比较友好和积极的态度。英国政府领袖曾一再向顾维钧表示：“为了解决战后必定出现的许多问题，两国间的密切合作不仅是双方的愿望，也是十分必要的。”
　　力邀宋美龄赴英国做国事访问，正是英国政府希望与盟邦中国加强友谊关系的一种姿态和行动。宋美龄应罗斯福总统邀请访问美国，美国政府已给了宋美龄非常隆重的接待，而她在各处的演讲更是受到空前热烈的欢迎。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认为，不论从中国在同盟国中的地位这一角度考虑，还是从宋美龄在中国的地位来看，宋美龄出访英国，必将有助于增强中国对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但是宋美龄对于是否访英，却迟迟未作决定。因为宋美龄虽然喜欢英国文学，但对于日本侵华以来英国的表现一直让人失望，所以对英国人没有信心。这基于很多种事实：
　　英国的远东战略是维护其既得利益。英帝国是日不落帝国，是世界最大的殖民者，向来宣称它是为了宗主国的利益而决不是为了殖民地的利益而建立的。维护既得利益是其全球战略的主要目标。九一八事变前后，正逢英国的经济危机，财政大臣张伯伦警告政府，“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们在财政上经济上比军事上更不具备在远东进行一场大的战争的能力。”英国害怕战争将导致他们“在远东的贸易和影响”消失。所以，在解决远东问题过程中，始终坚持避战求和，采取姑息日本侵略的绥靖政策。为此，外交大臣西蒙做过扼要的说明：
　　政策——对日和解。
　　对中国——不要只是依靠别国，尽你们自己的责任，不要寻求转向盟军。
　　对日本——我们不想制裁。
　　1931年9月21日，南京政府向国联提出起诉，要求国联采取行动制止日本侵略。英国操纵国联连续通过两个决议，对日本军侵略行为未作任何谴责，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同时向中日双方呼吁停止冲突、撤退军队，把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置于同一位置。
　　七七事变，日本撕毁九国公约，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改变了远东的国际格局，与大英帝国在远东既定政策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但由于德国法西斯上台，欧战一触即发，英国把战略重点放在欧洲，只好在远东利益问题上寻求美国的帮助与支持，“同美国完全一致，走得一样远，既不能在前面，也不落在后面。”当时美国已明确宣布不愿制裁日本，张伯伦政府就寄希望于日、英妥协，以牺牲中国利益来缓和英日矛盾。英、日签订的《战时中国关税抵付外债办法协定》、《有田——克莱琪协定》即是典型表现。
　　由于日本的目标是独占中国，所以尽管张伯伦政府煞费苦心，无异于与虎谋皮。11月3日，日军占领武汉和广州后，近卫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公开表明日本独霸中国的决心，英国当局才如梦初醒，态度趋向强硬，开始采取一些措施对付日本。
　　1938年11月16日，英副外交大臣巴特勒宣布，英国正在研究对中国提供贷款，修筑滇缅公路。第二年3月8日，英财政大臣宣布，将由英国的汇丰、麦加利银行同中国的国家银行共同设立1000万英镑的外汇平准基金，促进英国对华贸易和投资，这对于日本要“设法造成法币的崩溃……在财政上使中国中央政府自行消灭”的阴谋是个很大打击。英国还加强同法、美的军事联系，三国在新加坡举行关于远东防务问题的对策会议。
　　1939年欧战爆发后，德国法西斯横扫欧洲，为避免两线作战，英国继续对日本谋求妥协，一再退让。1940年6月，法国败降，英国远征军损失惨重。日本利用英国困境，胁迫英国关闭滇缅路，以切断中国外援，动摇中国抗战信心，解决中国问题。新任首相丘吉尔认为：“在目前新形势下，我们不应该为了声望而招致日本的敌对。”7月7日，英、日签订了封路协定，关闭滇缅路3个月。
　　英国虽然以封路讨好日本，以求得一时苛安，但日军南进的脚步踏碎了它的梦幻。1940年9月23日，日本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与英美争夺亚洲殖民地的迹象日趋明朗。27日，德意日在柏林正式签订三国同盟。英日战争危机逼近。英国才感到“绥靖政策之在东亚，亦不能收到理想之效果。”在美国远东政策影响下，在无力面对日本挑战的情况下，英国决定借助中国的抗战力量来遏制日本的进攻，以保持英国在亚洲的力量均势。于是英国拒绝了日本提出的延长关闭滇缅路的要求，于10月18日重新开放。之后，又派了不少将士来中国学习游击战。1941年1月，英国政府任命丹尼斯少将为驻重庆陆军武官，开始和中国酝酿建立中英军事同盟。
　　1941年1月成立了“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由商震、林蔚挂帅，赴缅甸、印度、马来西亚等国做了3个月的实地考察，以共同商定保全缅甸的军事计划。5、6月，中国方面根据考察情况提交了洋洋30余万言的报告书，拟定了中、英、缅共同防御计划草案。然而，英国却不重视这个考察报告。不久，中国军方向英方提出《中英共同防御意见书》，同样未采纳。此后半年多，英国既未对中英共同防御着手准备，亦不同意中国军队入缅布防。这是因为英国军事当局认为以大英帝国的招牌，以英国的雄厚的力量，日寇断不敢轻易挑衅，它们决不会在马来半岛和缅甸遭到地面进攻。即使日本要截断滇缅路，肯定是从中缅或中老(挝)边境，而不会是经过缅甸。相反的是，英国视中国为“长期威胁其殖民主义政策的民族主义国家”，防范着中国势力进入它的殖民地缅甸，担心中国进入缅甸后赖着不离开，故千方百计反对中国军队入缅布防，强调中国军队只能在中老、中缅边境上布防。由于英国的虚荣、固执，中英军事合作问题被束之高阁，坐失良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应付危机，经蒋介石提议，征得美国总统罗斯福同意，1941年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在重庆蒋介石官邸举行联合军事会议，史称“东亚军事会议”。
　　宋美龄出席会议，亲眼目睹了蒋介石与英国代表驻印度总司令韦维尔的争执过程。蒋介石为维护盟国利益，提出“如果英国需要，我国可派80000人入缅作战。”韦维尔却傲慢地答称：“如果由贵国军队解放缅甸，实在是英国人的耻辱。”明确表示：“我们只请中国能惠允拨借美援物资就可以了”，并表示：英国向中国所借的物资“亟盼紧要关头过去之后，我方即能如数偿还”，避免给中国留下“来此乞援之印象”。韦维尔的无理与言语中对中国的轻蔑让宋美龄气愤，她发言中指出：“请注意中国的地位！”史汀生也因此批评韦维尔“过于武断，不讲方法，还以旧日的英国方式对待中国。”
　　罗斯福也竭力劝诫丘吉尔不要过于轻视中国的作用。他对丘吉尔说：“如果人口众多的中国走上日本近一个世纪来所走的道路，并拥有现代化武器，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他要求丘吉尔抛弃殖民帝国的陈见，如果要中国在未来发挥大国的作用，现在就必须像对待大国一样对待它。丘吉尔不以为然地回答说：“我出任英国首相不是为了主持大英帝国的葬礼。”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远东部队在日本的攻击下一筹莫展，英国海军远东舰队全军覆没，缅甸、印度均告急。英国向中国请援。中国在世界人民、世界反法西斯战场最需要的时候，没有退缩，派出的第一支远征军，10万中国官兵依靠简陋武器、在供养极差的情况下英勇作战，在面临绝境、在惨绝人寰的情况奋勇求生，同古战役与仁安羌战役，曾轰动英伦之岛，戴安澜将军英勇捐躯，孙立人将军获得英国皇家勋章。而英国一直表现得极端自私自利，当中国远征军攻至缅甸仰光附近，就赶紧后撤。在整个缅甸保卫战中，英军没有作任何战略配合，甚至不向中国军队提供关于缅甸的任何信息，一心只想在中国军队掩护下逃往印度。中国远征军的失败自有英军的“功劳”。
　　5月10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广播演说中，大大赞扬美、苏在各战场中所起的作用，唯独对中国抗战，对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场中所做的努力包括为援助英军所做出的牺牲，只字不提。这就激怒了蒋介石。他指责说：“英人对我缅甸军队一切不顾，至丘吉尔的态度对我等于唾弃，以怨报德，徒有势利，而无信义！”
　　文章摘自《宋美龄的外交生涯》
　　作者：阳雨,张小舟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本书简介：宋美龄在中国抗战的艰难岁月，利用自己“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站在民族救亡的风口浪尖上努力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尽管她不是职业外交家却为她赢得了极大的外交成就，她为她造就了难得的人生辉煌。……[连载内容]

1943年宋美龄访问美国洛杉矶发表演讲
　　当宋美龄风靡美国受到热烈欢迎时，英国也向宋美龄发出了邀请。英国外相艾登向顾维钧保证，一定用最庄重堂皇的仪式来接待宋美龄。
　　一向矜持的英国绅士为何也仿照美国人做起了宋美龄的发烧友？
　　这有其缘由。时至1943年，英国政府对于继续纵容日本为所欲为，将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开始清醒起来。他们已经认识到，即使单纯从英国的利害关系考虑，其恶果也是不容忽视的。丘吉尔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就致电罗斯福，表示“中国如果崩溃，将大大增加英美共同的危机。”而且他们也感到了华盛顿“要求它对中国采取更积极的态度和更有助益的政策之压力”。在阿卡迪亚会议期间，丘吉尔写信给韦维尔时说：“我必须向你解释美国的观点。在许多美国人的头脑中，中国和大英帝国一样重要。”“如果要把我在美国学到的东西归结为一个词，那就是‘中国’。”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人民英勇顽强的牺牲精神和遭受野蛮侵略的苦难，已经引起了世界人民包括英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这些因素融汇在一起，终于促使英国当局开始对中国采取一种比较友好和积极的态度。英国政府领袖曾一再向顾维钧表示：“为了解决战后必定出现的许多问题，两国间的密切合作不仅是双方的愿望，也是十分必要的。”
　　力邀宋美龄赴英国做国事访问，正是英国政府希望与盟邦中国加强友谊关系的一种姿态和行动。宋美龄应罗斯福总统邀请访问美国，美国政府已给了宋美龄非常隆重的接待，而她在各处的演讲更是受到空前热烈的欢迎。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认为，不论从中国在同盟国中的地位这一角度考虑，还是从宋美龄在中国的地位来看，宋美龄出访英国，必将有助于增强中国对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但是宋美龄对于是否访英，却迟迟未作决定。因为宋美龄虽然喜欢英国文学，但对于日本侵华以来英国的表现一直让人失望，所以对英国人没有信心。这基于很多种事实：
　　英国的远东战略是维护其既得利益。英帝国是日不落帝国，是世界最大的殖民者，向来宣称它是为了宗主国的利益而决不是为了殖民地的利益而建立的。维护既得利益是其全球战略的主要目标。九一八事变前后，正逢英国的经济危机，财政大臣张伯伦警告政府，“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们在财政上经济上比军事上更不具备在远东进行一场大的战争的能力。”英国害怕战争将导致他们“在远东的贸易和影响”消失。所以，在解决远东问题过程中，始终坚持避战求和，采取姑息日本侵略的绥靖政策。为此，外交大臣西蒙做过扼要的说明：
　　政策——对日和解。
　　对中国——不要只是依靠别国，尽你们自己的责任，不要寻求转向盟军。
　　对日本——我们不想制裁。
　　1931年9月21日，南京政府向国联提出起诉，要求国联采取行动制止日本侵略。英国操纵国联连续通过两个决议，对日本军侵略行为未作任何谴责，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同时向中日双方呼吁停止冲突、撤退军队，把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置于同一位置。
　　七七事变，日本撕毁九国公约，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改变了远东的国际格局，与大英帝国在远东既定政策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但由于德国法西斯上台，欧战一触即发，英国把战略重点放在欧洲，只好在远东利益问题上寻求美国的帮助与支持，“同美国完全一致，走得一样远，既不能在前面，也不落在后面。”当时美国已明确宣布不愿制裁日本，张伯伦政府就寄希望于日、英妥协，以牺牲中国利益来缓和英日矛盾。英、日签订的《战时中国关税抵付外债办法协定》、《有田——克莱琪协定》即是典型表现。
　　由于日本的目标是独占中国，所以尽管张伯伦政府煞费苦心，无异于与虎谋皮。11月3日，日军占领武汉和广州后，近卫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公开表明日本独霸中国的决心，英国当局才如梦初醒，态度趋向强硬，开始采取一些措施对付日本。
　　1938年11月16日，英副外交大臣巴特勒宣布，英国正在研究对中国提供贷款，修筑滇缅公路。第二年3月8日，英财政大臣宣布，将由英国的汇丰、麦加利银行同中国的国家银行共同设立1000万英镑的外汇平准基金，促进英国对华贸易和投资，这对于日本要“设法造成法币的崩溃……在财政上使中国中央政府自行消灭”的阴谋是个很大打击。英国还加强同法、美的军事联系，三国在新加坡举行关于远东防务问题的对策会议。
　　1939年欧战爆发后，德国法西斯横扫欧洲，为避免两线作战，英国继续对日本谋求妥协，一再退让。1940年6月，法国败降，英国远征军损失惨重。日本利用英国困境，胁迫英国关闭滇缅路，以切断中国外援，动摇中国抗战信心，解决中国问题。新任首相丘吉尔认为：“在目前新形势下，我们不应该为了声望而招致日本的敌对。”7月7日，英、日签订了封路协定，关闭滇缅路3个月。
　　英国虽然以封路讨好日本，以求得一时苛安，但日军南进的脚步踏碎了它的梦幻。1940年9月23日，日本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与英美争夺亚洲殖民地的迹象日趋明朗。27日，德意日在柏林正式签订三国同盟。英日战争危机逼近。英国才感到“绥靖政策之在东亚，亦不能收到理想之效果。”在美国远东政策影响下，在无力面对日本挑战的情况下，英国决定借助中国的抗战力量来遏制日本的进攻，以保持英国在亚洲的力量均势。于是英国拒绝了日本提出的延长关闭滇缅路的要求，于10月18日重新开放。之后，又派了不少将士来中国学习游击战。1941年1月，英国政府任命丹尼斯少将为驻重庆陆军武官，开始和中国酝酿建立中英军事同盟。
　　1941年1月成立了“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由商震、林蔚挂帅，赴缅甸、印度、马来西亚等国做了3个月的实地考察，以共同商定保全缅甸的军事计划。5、6月，中国方面根据考察情况提交了洋洋30余万言的报告书，拟定了中、英、缅共同防御计划草案。然而，英国却不重视这个考察报告。不久，中国军方向英方提出《中英共同防御意见书》，同样未采纳。此后半年多，英国既未对中英共同防御着手准备，亦不同意中国军队入缅布防。这是因为英国军事当局认为以大英帝国的招牌，以英国的雄厚的力量，日寇断不敢轻易挑衅，它们决不会在马来半岛和缅甸遭到地面进攻。即使日本要截断滇缅路，肯定是从中缅或中老(挝)边境，而不会是经过缅甸。相反的是，英国视中国为“长期威胁其殖民主义政策的民族主义国家”，防范着中国势力进入它的殖民地缅甸，担心中国进入缅甸后赖着不离开，故千方百计反对中国军队入缅布防，强调中国军队只能在中老、中缅边境上布防。由于英国的虚荣、固执，中英军事合作问题被束之高阁，坐失良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应付危机，经蒋介石提议，征得美国总统罗斯福同意，1941年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在重庆蒋介石官邸举行联合军事会议，史称“东亚军事会议”。
　　宋美龄出席会议，亲眼目睹了蒋介石与英国代表驻印度总司令韦维尔的争执过程。蒋介石为维护盟国利益，提出“如果英国需要，我国可派80000人入缅作战。”韦维尔却傲慢地答称：“如果由贵国军队解放缅甸，实在是英国人的耻辱。”明确表示：“我们只请中国能惠允拨借美援物资就可以了”，并表示：英国向中国所借的物资“亟盼紧要关头过去之后，我方即能如数偿还”，避免给中国留下“来此乞援之印象”。韦维尔的无理与言语中对中国的轻蔑让宋美龄气愤，她发言中指出：“请注意中国的地位！”史汀生也因此批评韦维尔“过于武断，不讲方法，还以旧日的英国方式对待中国。”
　　罗斯福也竭力劝诫丘吉尔不要过于轻视中国的作用。他对丘吉尔说：“如果人口众多的中国走上日本近一个世纪来所走的道路，并拥有现代化武器，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他要求丘吉尔抛弃殖民帝国的陈见，如果要中国在未来发挥大国的作用，现在就必须像对待大国一样对待它。丘吉尔不以为然地回答说：“我出任英国首相不是为了主持大英帝国的葬礼。”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远东部队在日本的攻击下一筹莫展，英国海军远东舰队全军覆没，缅甸、印度均告急。英国向中国请援。中国在世界人民、世界反法西斯战场最需要的时候，没有退缩，派出的第一支远征军，10万中国官兵依靠简陋武器、在供养极差的情况下英勇作战，在面临绝境、在惨绝人寰的情况奋勇求生，同古战役与仁安羌战役，曾轰动英伦之岛，戴安澜将军英勇捐躯，孙立人将军获得英国皇家勋章。而英国一直表现得极端自私自利，当中国远征军攻至缅甸仰光附近，就赶紧后撤。在整个缅甸保卫战中，英军没有作任何战略配合，甚至不向中国军队提供关于缅甸的任何信息，一心只想在中国军队掩护下逃往印度。中国远征军的失败自有英军的“功劳”。
　　5月10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广播演说中，大大赞扬美、苏在各战场中所起的作用，唯独对中国抗战，对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场中所做的努力包括为援助英军所做出的牺牲，只字不提。这就激怒了蒋介石。他指责说：“英人对我缅甸军队一切不顾，至丘吉尔的态度对我等于唾弃，以怨报德，徒有势利，而无信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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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1887.10.31—1975.4.5），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国民党当政时期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1908年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1924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后兼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西安事变后接受抗日主张。1948年召开国民大会当选“总统”，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同年败退台湾后，历任“总统”及国民党总裁，1975年4月5日于台北去世。
http://baike.baidu.com/view/597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973.htm

蒋中正在14岁时，经媒妁之言，娶同村毛福梅（1882年－1939年）为妻。蒋中正与毛福梅生有一子经国。

　　蒋中正与毛福梅分居后，在1911年迎娶姚冶诚为妾，姚冶诚原是一个妓女，和蒋同居，但蒋家没有承认，婚后也没有生育子女，但若干年后收养了蒋介石在日本所生的儿子蒋纬国。姚后来随蒋纬国到台湾养老。

　　蒋中正在1919年结识陈洁如（1905年－1971年），经张静江及孙中山的介绍，他与陈洁如在1921年12月5日结婚。当时蒋介石34岁，陈洁如15岁。陈也未能为蒋生儿育女，但陈收养了一位华侨的女儿，取名瑶光，小名陪陪。《陈洁如回忆录》指出蒋得过梅毒并传给自己。

　　1927年，蒋中正登报声明与几位前妻脱离关系，随后于1927年12月1日与宋美龄（1897年—2003年）于上海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