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不可言之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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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不可言之无物

2011年11月07日
来源：光明日报 纳张元、熊元义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正常开展很难。有些作家坚决抵制文学批评，甚至还提出了一套抵制文学批评的所谓“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些作家在抵制文艺批评时提出：在文学创作上，“没有应当怎样不应当怎样的模式，谁也不能强求谁。”他们强调了文学的创作自由，但却忽视了作家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在这种抱残守缺不思进取的氛围里，有些文学批评不是追求真理，而是迎合狭隘需要，不但在否定文学作品的缺陷时空说泛论，而且在肯定文学作品的成就时言过其实。这些文学批评不能不说是一种言之无物的文学批评。
　　这种言之无物的文学批评脱离所批评的对象，重视“怎么说”，而忽视“说什么”。有人指责中国当代有些文学批评没有在借文学对现实说“是”的同时揭示文学对现实所说的“不”，而是对于现实现在只说“是”。这种指责是站不住脚的。其实，文学批评既可以只说“是”，也可以只说“不”。我们不能抽象地规定文学批评说“是”与“不”。文学批评是说“是”，还是说“不”，不取决于文学批评自身，而取决于文学批评所批评的对象。如果批评对象值得说“是”，批评主体就应该说“是”；如果批评对象不值得说“是”，批评主体就应该说“不”。这才是实事求是的。这种重视“怎么说”而忽视“说什么”的文学批评理论助长了言之无物的文学批评的泛滥。
　　而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摈弃这种言之无物的文学批评，就是追求真理。文学批评只有真理在握，才能理直气壮，才能冲破人情关系和利益关系的束缚。正如19世纪俄国大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所指出的：“自尊心受到凌辱，还可以忍受，如果问题仅仅在此，我还有默尔而息的雅量；可是真理和人的尊严遭受凌辱，是不能够忍受的；在宗教的阴庇和鞭笞的保护下，把谎言和不义当作真理和美德来宣扬，是不能够缄默的。”(《外国文学评论选》下册，易漱泉等编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中国当代文学批评非常缺乏别林斯基这种追求真理的文学批评。
　　而文学批评追求真理首先是在前人正确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前进，而不是各说各话。否则，文学批评就既不可能公正地对待前人的文学批评成果，也不可能正确地认识自己的历史价值。在文学史上，一些文学作品作为经典被接受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被逐渐发现和发掘出来的。中国近现代文艺批评界对中国古典悲剧的发现和认识无疑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1904年，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引进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悲剧理论解剖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红楼梦》，认为“《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但是，王国维认为在中国文学中，具有厌世解脱精神的作品，只有《红楼梦》和《桃花扇》。1912年，王国维虽然没有完全摆脱西方悲剧理论的影响，但对中国悲剧无疑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发现了不少中国悲剧的存在。在《宋元戏曲史》一书中，王国维在把握元杂剧的基础上深刻地指出：“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就其存者言之：如《汉宫秋》《梧桐雨》《西蜀梦》《火烧介子推》《张千替杀妻》等，初无所谓先离后合，始困终亨之事也。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与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对中国悲剧的认识相比，这种对中国悲剧的进一步发现无疑是相当大的进步。然而，后来不少人不但没有在王国维所达到的这种高峰上继续前进，反而倒退到王国维起步的地方之前，不断地拾起否定中国悲剧存在的虚无论调。因此，文学批评如果没有沿着前人开拓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就不可能真正地把握真理，就不可能言之有物。其次，文学批评追求真理是在捍卫文学的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前进，不是在中断这种优秀的文学传统的基础上的盲目折腾。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潮流的确涌现了不少具有世界地位和世界影响的大作家大作品。但是，如果没有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一批大文学批评家的推波助澜，这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潮流就不可能汹涌澎湃，浩浩荡荡。这些文学批评家虽然前后出现，但是他们在文学思想上却是一脉相承的，就是不断冲破当时黑暗世界的禁锢。杜勃罗留波夫深刻地描绘了19世纪俄国社会，认为“在这个黑暗世界里，没有神圣，没有纯洁，也没有真理；统治着这个世界的是野蛮的、疯狂的、偏执的专横顽固，它把一切正直和公平的意识都从这个世界里驱逐出去了。……在这个人类底尊严、个性底自由、对爱情和幸福底信仰、正直劳动底神圣都被专横顽固粉碎成尘埃，都被赤裸裸地践踏的地方，这样的意识是不可能存在的。”(《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88页。)以至于这个黑暗王国里的“每一个受尽压抑的个性，只要稍微从别人的压迫底下解脱一点出来，他自己就会努力去压迫别人。”(《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1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29页。)在这个黑暗世界里，新生的力量沸腾着，要冲出来，但被沉重的压迫紧压着，找不到出路，结果只引起了阴郁、苦闷、冷淡。但是，俄国进步文学却不顾鞑靼式的审查制度显示出生命和进步的运动。大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高度肯定了这种俄国进步文学。杜勃罗留波夫则在别林斯基这种肯定的基础上提出了衡量作家或者个别作品价值的尺度，就是“他们究竟把某一时代，某一民族的(自然)追求表现到什么程度。”(《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2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58页。)认为俄国作家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杰出就在于他挖掘和表现了与当时俄国人民生活的新阶段相呼应的性格。这种俄罗斯的坚强性格和任何专横顽固的原则都是势不两立的，“他是意志集中而坚决的，百折不回地坚信对(自然的)真实的敏感，对(新的理想)满怀着信仰，乐于自我牺牲(，就是说，与其在他所反对的原则底下生活，他就宁使毁灭)。”(《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1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401页。)俄国进步文学正是在这些大批评家的不断推动下向前发展的。而中国当代有些文学批评却没有在捍卫文学的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前进，而是在断裂中反复和“折腾”。这种文学批评既不可能在文学多样化发展中把握文学发展方向，也不可能充分发挥进步文学的引领作用，必然在引领多样化的文学的科学发展上“失语”和言之无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