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谈文学与公众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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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子东谈文学与公众人物2011年12月26日来源：新京报


　　许子东 浙江天台人，在上海出生，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1998年又毕业于香港大学中文系，哲学博士研究生。现居于香港，担任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并于2008年起出任系主任一职。
　　近日，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主任，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嘉宾许子东，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三卷本的“许子东讲稿”：《重读“文革”》《张爱玲·郁达夫·香港文学》《越界言论》。趁着许子东到北大和人大讲座的机会，本报记者就其人生经历，文学研究，以及学者上电视等问题专访了他。
　　说“文革” “文革”对我们的影响非常深
　　新京报：许老师好，听说上山下乡对你有很大的影响，能否具体谈谈你对这个运动的看法？
　　许子东：直到今天，我都觉得，上山下乡不是一个折磨，其实全世界都有上山下乡，今天美国还有一种叫和平队，就是让大学生到很穷的非洲国家去生活两年，城市里的人到一个跟他以前很不一样的生活环境去生活，是非常有好处的。以我的经历，以及我对现在世界的看法，我不会觉得，上山下乡是一个折磨，但是，坏就坏在它是全民迁徙运动，它是当时政治转移的策略。
　　上山下乡如果是自愿，到今天也还是一个伟大的事情，会让人毕生受用。
　　新京报：那么，上山下乡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你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能否谈谈你对农民工的看法？
　　许子东：比如，如何看待农民的职业道德问题。今天的社会，很多人都把职业道德的普遍丧失归结为社会转型。他们认为，几亿没有职业没有职业的农民工进城，来了以后不懂规矩，什么事情都不照规矩做，好像农民是不适合现代社会的。我觉得，这个看法是错误的。
　　农民在干农活的时候，他当然有他自己的职业道德。修鞋的人，修钟表的人，刷油漆的人，都有一个自己行业的行规以及它的职业要求，他们都会从中得到职业尊严。现在这个社会，如果这些尊严都没有，以为谁赚钱多就有尊严的话，那这个社会就会从根基上垮掉。
　　做学术 研究张爱玲很“有缘”
　　新京报：上世纪80年代的研究者，很注重对于作家的研究，你研究郁达夫，也是这样吧？
　　许子东：我那个时候做郁达夫，等于是一个作家论，不是一开始就写几个趋势，几大特点，什么潮流，什么现象，这种大题目我们还不会。作家论的研究基础，对我后来一直有用。你仔细地读过一个作家的所有东西，然后你读他同时代的作家，然后又读五四的很多东西，这样做过以后，整个学科你就很熟悉了。其实，当初我们这一批人都是先做作家论的，陈平原做林语堂，钱理群做周作人……当时我们这一批做现代文学的人出来的时候，主要还是知人论世。但是这个基础也不错。今天的很多学生做的都是很时髦的题目，但是完全没有作家论的一点基础，其实也不太好。
　　新京报：你后来做张爱玲研究，又是一个什么契机？
　　许子东：契机是我1989年后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博士。其间有一个中国现代文学与女性主义的讨论课，一半是讨论张爱玲。因为校区的停车费很贵，我老停在离学校比较远的一个免费停车的十字路口，过了几年后来发现，居然是张爱玲最后住的地方，她去的邮局和复印店和我一样。后来我问负责料理张爱玲后事，把骨灰撒入大海的南加州大学教授张错，他说你碰到她也不认识，你很可能已经碰到她了，她就穿着中国产的2.99美元的拖鞋，碰到她你也认不出来。我没想到她苦得要命，她租房子连两个月的租金都付不起。
　　就在那个时候，我开始写她的论文，同时讲上海小市民社会。此时，两岸三地的张爱玲热还没有完全开始，台湾已经有一点苗头。张爱玲在大陆比较受注意，基本上是在她去世以后。后来，我经过陈子善的考证知道，我在上海原来住的房子居然和她的房子在同一条弄堂，都在南京西路，她是在那里看解放军进城的。我讲给人家听人家都不相信，说我在炒作我的房子。
　　上电视 知识分子走近公众是趋势
　　新京报：在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公共化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吗？
　　许子东：是，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阻挡。第一是因为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所以，整个社会形态的改变已经非常巨大。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的表达渠道肯定会越来越多。另外一方面，知识分子本身的社会地位变化很快，数量也变得很多，所以，知识分子对权力的依赖性会逐渐减少，对于社会的依赖性会变大，这会促使知识分子更多的想到，你是一个社会成员。这在经济上都会反映出来，你更多的不是依靠你的级别，而是依靠其他的事情。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道理，还是经济改变了这个世界。
　　新京报：总体你对这个趋势是持肯定态度吗？
　　许子东：我也注意到很多令人不安，值得忧虑的现象，到目前为止，知识分子参与公众传媒的负面例子很多。尤其是对于现在在学院里读书的学子来说，他们会看到很多负面的例子，这也就使得很多非常好的学者不屑于介入这一摊，他觉得，我怎么能跟谁谁一样呢？谁谁有几十万的粉丝，开玩笑，他是什么东西？他的文章是什么东西？很多很好的学者，不敢兼济天下，只求独善其身。
　　我写了一篇文章评梁文道，大意是说知识分子走向公众，不一定就是堕落——堕落这个词或许用重了，也不一定就不能再做知识分子。我觉得，在梁文道身上看出，还是一个比较正面的态度和现象。
　　■ 记者手记
　　越界：许子东的电视之路
　　2000年，梁文道给许子东打电话，说“三人行”想访问他一次，话题随意，许子东答应了。
　　这期节目是和窦文涛及女嘉宾郑佩芳一起谈话。节目录完以后，窦文涛说我们正在附近茶餐厅一起吃午饭，问许子东以后可不可以再来。许子东说，要先问问学校，应该可以吧。就这样，许子东由大学教授越界成了电视台常任嘉宾，一做就是十多年。
　　刚开始，许子东的同行朋友都劝他不要上电视，上电视就把一个读书人的缺点放大。在许子东看来，“事在人为，电视跟报纸，跟出版都是一个媒体，媒体还是由你说话的人来决定，专栏可以很无聊，但是别忘了，《申报·自由谈》上，鲁迅写的也是专栏。我们很难说如果鲁迅活在今天他会不会用博客。你们不能因为一两个人上了电视以后形象不好，所以读书人全部都却步。”
　　时间久了以后，朋友们对于许子东上电视之举大为改观，许子东就拉他们“下水“，葛兆光、汪晖、陈平原等等都跟着许子东一起“堕落”，而李欧梵、白先勇等人，根本就没觉得上电视有何不妥。许子东说，“读书人想借传媒说话，传媒也会改造你。我们做传媒的人不仅要警惕不要媚上，而且更要警惕不要媚世。”（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