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唱指挥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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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指挥现状分析 　2011年11月20日　 作者：徐玲　　

“直到我们成为一个伟大的和谐的音响，我可以说，整个世界更美好了。” 　　为了伟大的和谐音响 　　——合唱指挥现状分析 　　■徐玲   　　“只为我们自己歌唱是没有价值的，两个人一起唱会更好，逐渐地越来越多，成为上千人一起唱，直到我们成为一个伟大的和谐的音响，我可以说，整个世界更美好了。”匈牙利音乐“教父”柯达依·左尔坦曾这样说。 　　合唱的艺术之美，可见一斑。 　　今年是建党90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的“唱红歌”活动，无疑对合唱事业的发展有积极作用。而与此同时，“合唱指挥”人才匮乏问题突出。在我国，“合唱指挥”人才的匮乏与需求正逐渐形成一个巨大反差。客观地分析从事“合唱指挥”专业人员的现状，有的放矢地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这样，才会对中国的合唱事业稳步前行提供有力保障。 　　谁来引领大家的歌唱 　　合唱指挥人才匮乏 　　新中国培养出的第一位女指挥家郑小瑛，是以合唱指挥“起家”的。1955年2月，来华苏联合唱指挥杜马舍夫提出办一个指挥培训班，帮助中国培养合唱指挥人才，条件是他自己选择学生。他挑中了“匆匆应考”的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二年级“三好学生”郑小瑛。正是这个培训班，将郑小瑛带上了指挥家的道路。1962年，郑小瑛在克里姆林宫剧院指挥第一场歌剧，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交响乐女指挥。上世纪70年代末，她执棒用汉语演唱的法国歌剧《卡门》，被西方媒体称赞为“世界最佳女指挥”。 　　时代变迁，音乐发展再也没有建国初那种举国上下热火朝天的氛围了，像郑小瑛这样的指挥家也少之又少。 　　拿合唱来说，目前我国专业合唱团为数不多，且有越来越少之势，许多城市的合唱团均以业余合唱团为主。这些合唱团的指挥多是从高校或专业团体聘请的兼职指挥，且受资金等因素限制，多数是为某场演出或某个赛事而临时聘请的，真正拥有优秀合唱指挥的团队却不多。指挥家、上海音协合唱委员会理事长、中国合唱协会常务理事萧白曾在《合唱通讯》第22期《关于提高上海合唱艺术水平的十点建议》一文中谈道：“这些合唱团（指上海的近百支业余合唱团）在发展中遇到的最大问题便是缺少高水平的合唱指挥……”上海况且如此，中小城市就可想而知了。 　　目前在全国的专业音乐院校中，除少数几所拥有1至3名专职的合唱指挥教师外，多数音乐院校、师范院校和综合大学的音乐系，最多也不过拥有一名专职或兼职的合唱指挥教师。而那些还没有开办音乐专业或音乐教育专业的高校，目前还远不能达到平均一所大学拥有一名受过系统训练的专职合唱指挥教师的条件。由此看来，目前各类高校的专职合唱指挥教师的匮乏已是相当严峻的现实问题。 　　从目前盛行于世界的四大音乐教学法，即达尔克洛兹、柯达伊、奥尔夫、日本铃木教学法来看，在教学过程中都将合唱纳入重要的地位，在日本及西欧一些国家，中小学的音乐课其实就是合唱课。但我国近年来，为中小学培养音乐师资的音乐院校，在合唱与指挥类课程的安排上普遍存在课程门类不全、课时量少、教学内容不全、教学质量低的状况。教师们在合唱排练中经常出现一些概念性错误，例如，有的教师既不知道童声与成人的音域有何区别，也不知道合唱中各个声部的基本排列方位，在合唱学理论与合唱训练方法方面知之甚少。 　　校外教育机构中合唱指挥专业教师数量缺口非常大，也影响了校外教育活动场所对中小学生合唱训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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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团均唱《祖国颂》、《雨后彩虹》　　合唱艺术缺乏内在魅力
　　我国合唱指挥的人才培养渠道过少，客观上制约了合唱艺术的发展。中国的合唱指挥专业办学历史不长，缺乏较为完善的教育体系，专业音乐院校中开设合唱指挥专业的严重不足，设置合唱指挥主修方向的高校寥寥无几。中国的专业音乐院校从20世纪初开始建立，主要借鉴的是西欧和苏联的音乐教育体系，这在作曲技术理论、西洋乐器演奏、美声唱法表演等方面为我国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教学参考模式。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音乐界留学归国指挥家的增多，音乐院校指挥专业也逐渐开办起来，但其中多为乐队指挥。我国的合唱指挥专业办学历史相对较短，与音乐其他门类相比，基础十分薄弱，使中国的合唱艺术在较长时间内成了群众歌咏的代名词，因此大大降低了对该专业的认同率。
　　在现今的大部分业余合唱团中，指挥的工作大都是教歌，而不是排练作品。许多合唱队员没有音准概念，更没有和声、复调的知识，就连最起码的识谱也有困难。许多合唱团只能停留在大齐唱的水平上，合唱队员无法体会到合唱艺术的真正魅力。
　　合唱艺术要发展，就必须有新的作品。而现今我国合唱艺术的现状是，一方面，指挥家抱怨没有新作品，曾经在一次大型合唱比赛中出现了数个合唱团唱《祖国颂》、《雨后彩虹》的尴尬局面；而另一方面，作曲家的新作品得不到上演。当然，我们需要的是优秀的当代合唱作品，但作品是否优秀是需要经过检验的。真希望能多几个像瞿希贤先生这样把自己一生都奉献给合唱事业的作曲家，为我们的时代讴歌。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贵州民族学院副教授）
　　《中国教育报》2011年11月20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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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皆可为合唱指挥 　　对待合唱指挥有误区 　　目前，社会上对合唱艺术及合唱指挥的认识存在诸多误区。 　　误区之一：认为群众歌咏活动等于合唱艺术的全部内涵，忽视了合唱艺术所具有的专业性。音乐家华格纳在《指挥的艺术》中写道：“指挥家的全部责任，就是要指挥出每一个作品的准确速度。”由于我国的合唱艺术与西方一些国家相比，其发展历史较短，仅有百余年的历史，且通常以群众歌咏为主要表现形式，因此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便形成一种误区，认为群众歌咏活动即等于合唱艺术的全部内涵，甚至连许多业内人士也不乏如此看法，这是十分狭隘和错误的。 　　毋庸置疑，中国的群众歌咏的确是中国特定的政治、历史和文化的产物，它的确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合唱事业发展的基础，然而它只是合唱艺术的表现形式之一，而绝不是全部。其实，合唱艺术在创作体裁上既有大型的清唱剧或康塔塔，也有单三部或复三部等；在题材内容上既有宗教也有民谣等；在创作技法上既有古典或浪漫派，也有现代派。此外，二者在音乐表现形式、演唱风格等方面均各不相同，绝对不可一概而论。 　　误区之二：认为合唱指挥谁都能胜任。事实上，合唱指挥工作对于人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一个优秀的合唱指挥不仅需要扎实的作曲理论基础、娴熟的指挥技法、灵活多样的合唱训练手段，还需要熟悉中西方音乐史、了解声乐演唱技巧，此外还应具备坚忍不拔的毅力和一个领导者的素质和能力。 　　误区之三：认为乐队指挥比合唱指挥的水平高。因为器乐作品通常篇幅较长，且各类乐器的性能及音色比较繁杂，表现力也很丰富，而合唱作品的篇幅通常相对较短，且音色为单一的人声。从事乐队指挥工作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不可能信手拈来。同样，高难度的合唱作品也并非人人都能很好地胜任。但合唱作品中也有像贝多芬《第九（合唱）交响曲》、拉赫玛尼诺夫的康塔塔《钟》、奥尔夫的《博依伦之歌》、黄自的《长恨歌》、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等大篇幅巨作，要想很好地完成这些合唱作品，指挥者需要在具备乐队指挥全部素质的情况下，对合唱训练学了如指掌，此外还要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和歌词处理能力。 　　乐队指挥与合唱指挥，理应是指挥专业的两个不同的纵深方向，二者如同一棵树上的两个树枝，本身并无高低贵贱之别。笔者认为，衡量指挥水平的高低，既不能依据作品的篇幅长短，也不能仅看作品的难易程度，更不能简单地看排练对象是乐队还是合唱队，而是应把指挥者完成音乐作品的质量作为最主要的衡量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