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钟叔河致孝昌刘国琼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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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钟叔河致孝昌刘国琼札


国琼先生：
      大著收到已久，但最近才奉读一过，感佩才情。版式插图，亦相得益彰，感可喜也。书中数次提及贱名，具见关怀，尤深感激。
       何今年八十，日暮途远，于外间已少有联系了，仍寄上小书一本，聊充报琼。
        专此即候
文祺
                                                  钟叔河
                                                           十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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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叔河：拥有自由的心境最重要[zt]


    由于编辑出版学专业的缘故，在罗灵山、吴泽顺两位老师的指导下，6年前从图书馆找到了《文艺湘军百家文库•钟叔河卷》，这大概是我大学里读的第一本“课外书”吧。读了几篇之后，便被它们深深地吸引了，其文以质朴的笔调、广博的内容和深邃的识见吸引着我，越读到后面越觉得爱不释手，于是又开始搜集钟叔河先生其它的集子，如《念楼学短》、《学其短》、《偶然集》、《天窗》、《念楼集》、《书前书后》和《钟叔河序跋》等；以及其编辑之作如《走向世界丛书》、周作人系列和曾国藩家书等；其史学专著如《走向世界》、《从东方到西方》和《中国本身拥有力量》等。从01年开始一直读到如今，书越读的多越觉得不好下笔，尤其是发现钟叔河先生的“博大而深入”之后，越觉得自己像不谙世事的孩童，只是以蠡测海罢了。先生的书我是一本一本地去读，每读至精彩处，则随笔记下感想，尽管我深知读解得不正确、不到位，因为我远没有到达那个境界，有时候可能还会产生误读误解，然而只要是我的真实感受，我都会随时记之。总体感觉是有营养，读来让人回味不已。许多文章都百读不厌，我于是推荐给室友读，室友读了推荐给同学们读，就这样，在我的周围，大家喜欢上了钟叔河先生的文章，不光是文，而且喜欢上这个倔强的有点可爱的老头。
    钟先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0年被判刑十年，历时9年，始放出来，平反之后做了几年岳麓书社的总编辑，后来编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最有影响的一套丛书-----《走向世界丛书》，因此钟先生得了出版界的最高奖“韬奋奖”。用他老人家的话说是洗厕所洗的好，所以得了个“掏粪”奖，如此诙谐幽默，使我对他更加喜欢。也是偶然中的偶然，读大二时，我在一次调查中发现岳麓书社出的四大名著最便宜。后来我才知道，“花最少的钱，买最好的书”是在钟先生主持出版社时明确提出来的经营理念。时至今日，岳麓书社的书在全国出版社中的定价仍是最低的。而今，这个老人自称生活在念楼之上，借温书和理书为唯一的乐趣。那么，钟先生现在还好吗？他是怎么读书和编书的呢？所有的这一切都深深地吸引着我。
    此次拜访之前我曾打过三次电话给钟先生，钟先生每次都说“时间不允许”，他一再解释说“妻子朱纯的身体不好，已经是癌症晚期，家里不方便接待客人。很对不起你。”这次拜访之前我又打电话，可是这个号码已经不存在了。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是不是朱奶奶已经走了，所以不再用这个号码了。后来在钟先生那里也证实了我这个猜想。后来辗转问人，我才得知钟先生现在的号码。我有点紧张地拨通电话，说明来意，不料，先生欣然同意第二天见面。
    既然是新年去拜访，也必须准备点礼物。我从先生的书中得知他老人家很喜欢吃笋。我就在老家的山上挖了半天，终于得了几斤笋，挑了几根模样还算俊俏的捎来了。老妈要我带上一些邵阳特产猪血粑和糍粑。我就带了这些“礼品”，上午9点半时，与我同学唐国平敲开了钟叔河先生家的门。
    开门的是位五六十岁的妇女，钟先生一边问为什么门铃没响，是不是没电了，一边招呼着我们入坐，忙着吩咐那阿姨泡茶，阿姨进厨房忙去了。我们刚坐下，阿姨就对钟先生说确实是没有电了，不能烧水泡茶了。钟先生忙向我们道歉说，“请等会，我打个电话，叫电工来看一下，因为家里小保姆回家去了，自己一点家务都不会，所以请了楼上的邻居来帮忙。”于是钟先生忙塞给我们两个苹果，叫我们吃水果。
    一落坐，先生就和我们谈起他的夫人朱纯先生。先生深情地说：“朱纯的离去，使我感到不是一般的难过，我们结婚已有五十四年，我们的感情不比一般的夫妻，谢谢你们对她的关心，她走前，要我们不要办丧事，不要设灵堂，我们遵她的遗嘱办。她走后，我写了一则哀启。说着把一份递给我们。钟先生继续道：“朱纯能文，但无意为文，留下一本《悲欣小集》，自印了300册，已经全部送出去了，不好意思，你们就没有了。”
    “朱奶奶吃了不少亏，一言难尽，奶奶的离世，我们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隐隐的哀痛。她的文章我们很喜欢，风格似杨绛先生。”我插话道。
    “你们喜欢读谁的文章，古人喜欢读谁的，近人喜欢读哪个？”钟先生接着我的话头就问。
    “说实话，我们没有系统地读过那个古人的文章，只是觉得朱东润先生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的确很耐读。于今人当中，只系统读过您的文章，通过您，我们学到很多东西，尤其是我们也喜欢上了周作人的文章”，我老老实实地回答。并随手把我搜集来的钟先生的作品摆在案几上，请他给我签名留念。
    “无论喜欢读哪个作家都没有错，即使是喜欢读一个大众认为格调‘低’的作家，也并不代表你的境界、品位就低。我于古人之中，独喜欢张岱张宗子，近人则只有周作人。”钟先生生怕我们不理解，他继续说道：“就像我们吃菜一样，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口味，你喜欢这一道菜，我喜欢那一道菜，不能依据喜欢吃什么菜去评判一个人，是不是？”
    “是不是您一贯主张的‘人归人，文归文’呢？”
    “是的。张岱的《琅嬛文集》、《陶庵梦忆》，可称绝代散文，周作人的文章是近人中最好的了。你们读书一定要广博，由博返约，尽量做到文史哲都打通，学理工农医的也应读点古代作品。随便举个例子，比如研究唐代农业生产的，在陆龟蒙和皮日休的诗中便有很多关于捕鱼和渔具的描述，可作为研究农业史的重要资料。只可惜现在的年青人都不读书了，搞管理的人也不读书了，闹出很多笑话来”。
    “愿闻其详。”我说。
    “比如说杜甫江阁，杜甫诗中的‘江阁’乃是泛指，如今却偏要‘落实’在一处，还要修得那么高大雄伟 ，没有必要这样。我们的时务学堂，应该好好地修复保存下去，借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陈宝箴、陈三立、蔡锷、熊希龄、范源濂和杨树达诸人的大名，岂不可以大大提高湖南和长沙的知名度，也不必再和庐山去争朱熹，和成都去争杜甫了。”
    “您读书是怎么读的呢，您主张我们年青人怎么读书呢？”我问。
    “我们那个时候读书的人也只是少数，我真正读书的时间也不多，都是挤出来的，我喜欢古人的野史笔记之类，读文化史思想史方面的资料，也曾经读过二十四史。我们这一代人是没用的一代人，连朱正和我这样人都很少，可见这一代人之没用，所以没有什么值得研究的，包括我在内。要研究还是研究前人。我主张你们读好书，读经典，读书时不能满足于看今人的解释，要有希腊人的怀疑精神，要有追根溯源的勇气和毅力。”钟老前辈始终很坦诚地微笑着，中间似乎偶尔流露出“无可奈何花落去”之意，事实上仍是很自谦地自豪着。先生说话没有什么架子，这样更显得他的亲切自然。于是，我的胆子也越来越大起来。
    “您早年撰写的《关于民主、自由……48条》到底是怎么回事？”
    “哈哈哈……”先生大笑过后，有些哭笑不得地说：“这是人家要整我，编印出一本《继续揭发批判钟叔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搜集列出了我在大鸣大放时对‘民主、自由’等问题发表的意见一共有48条，当时有人说我‘错就错在有思想’，这是他们搞的。但这些确实是我的意见，我的思想，所以当时和后来我都承认了，现在仍然承认。”
    “您认为现在自由吗？”
    “现在自由多了。听说前不久出来了一套新说法，就是‘老人新办法，新人老办法’。老人新办法，就是给一些老同志留点自由发表意见的空间；‘新人老办法’指对我们这些普通人，一旦发现问题，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其实讲到自由，最重要的是心境的自由，像庄子那样的心灵自由自在，所以他能写出《逍遥游》和《庖丁解牛》来，拥有自由的心境最重要。”
    “您说的是不是指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
    “是的。知识分子的英文本义，是参与社会文化活动具有独立人格的思想者，不是我们心目中的读书人、士大夫，中国的士大夫是一些依附于统治阶段的读书人。现代知识分子应该是自食其力的，是心境自由的。你们要做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既要融入社会，又要保持独立人格，这才是你们应该做的。”说到这里，钟先生配上了手势语，双手张开在空中画了一圈，又回到胸口前面。意思是心境最重要。
    我趁机看了一下表，已经11:30了，拜访应该到此为止了。恰逢钟先生的女儿回来了，先生过去轻声的吩咐道：“多下点米，有师大的两位同学来了。”这时刚才那位阿姨也道别说回家去做饭了。我想起身离去，却看到我让钟先生签名的书还搁在那里，又不好催他老人家快点签名。心里想，“按常礼，第一次登门拜访，是不应该留在这里吃饭的啊！”
    钟先生回坐后说：“你们坐，莫管其它的，我们继续谈。”
    “您对10位博士联名抵制过圣诞节怎么看？”我突然掉转话题。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信仰。我不信佛教，不信儒（教），也不信基督和伊斯兰教。我对过中国的传统节目都没有特别的兴趣，更谈不上过西方的节日了。抵制圣诞节有点可笑，大家都很信观音菩萨，以前不也是外国的吗？对一种文明，我们不能轻易去抵制和否认，也不要轻易去顶礼膜拜。
    “话说回来，我并没有失去信心。前人的事迹我们可以作为借鉴。后人的智慧总会超过前人，历史总是前进的，人类文明也总是进步的。”
    “您对易中天、于丹现象怎么看？您对当下10博士抵制于丹又怎么看？”
    “他们‘讲’的我听得少，不过也听过一点，觉得有些地方讲的还蛮好的，在荧屏上出现，至少比超女强多了。会带动一批人去读传统的东西，这样未尝不可。我们有些人对待他们比较苛刻，我看没有必要，可以宽容一点嘛。于丹他们本人也要听听不同的声音，和而不同嘛，如果自己讲错了还采取为自己开脱的态度，那就不好了。象余秋雨，其实他的散文写的也好，可是有人提出批评的时候，他不接受，硬是要对‘致仕’坚持己见；刘心武也硬是要将‘江湖夜雨十年灯’说成是自己‘梦中所得’的‘佳句’，那反而不好……讲错了就承认嘛，这是大家可以理解的。人都有疏忽的地方。我便曾经把刘长卿的《长沙过贾谊宅》写成是刘梦得的了。中国的文人对于同类向来很苛刻，对古人也苛刻，没有设身处地的为他人想想。至于李敖说什么白话文中没有人超过他，那就不是苛刻，而是狂妄了。评文章没有统一的标准，不象赛跑用时间计算，跳远用长度计算。好吧，我们先吃饭吧！”
    于是，钟老前辈、钟阿姨、我和国平四人围成一桌。菜摆的很丰富，有小炒猪心、酸辣椒蒸鱼、冬瓜炖排骨、干牛肉、红菜台、两盘白糖煎糍粑，还有一瓶用来下饭的腊八豆。菜的味道很好，尤其是冬瓜炖排骨，以前也经常吃，但说心里话，这汤炖的的确很好吃，用国平的话说就是，“从没有吃过这么美味的汤，还有那炖得恰到好处的冬瓜，烂又不十分烂，入口即融，却又似于有点咀嚼感，多喝也不腻。”那鱼也弄得特别好吃，肉很细嫩，不像我们平常在家里吃的鱼，我一连吃了很多。我心里想，以前在书上看到先生用白豆腐煮黄鸭叫，读来让人垂涎欲滴，又被俞润泉称为美食家，果然名副其实。钟先生帮我们夹了两次菜，嘴上不停地说：“我们家吃饭是很自由的啊！随便吃吧，想吃快就吃快点，想慢就慢点。”
    钟先生吃得不多，但较快，刚吃完，就有电话来，便起身去接电话了。我们陪着阿姨继续吃。来电话的不知是谁，说的是去看脑萎缩的病，大约是问钟先生认不认得什么熟人。先生很热心地和那边解释，先谈哪家医院较好，找哪些医生，挂什么号，价格多少，服务态度如何等等，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作说明，反复强调这个病不可怕，要耐心……先生大声地对着手机说话，边说边在房中走来走去，通话大约持续有半个小时，显得非常热心细致。钟阿姨见后，笑着对我们说：“人都是有毛病的，最好不要搞个人崇拜。中国就是喜欢搞崇拜，很谢谢你们喜欢读他的文章。”
    吃完饭，阿姨回房休息去了。钟先生为我带来的每本书都签了名，其在《偶然集》的前面题曰：
            邓高红同学愿读吾书，为题陆放翁句赠之
            万卷虽多当具眼
   其在《知堂谈吃》的前面借周作人句题曰：
            依然有味是青灯
   最有意思的是其在《学其短》的前面题曰：
            琅玕珍重付春君，
            绝塞荒寒寄此身。
            竹简未枯心未烂，
            千年谁与再招魂。
    这是知堂老人在68年前翻阅《流沙坠简》时，见到“居延汉简”的摄影，所题的诗句。钟先生说“在他的七绝中，这是写得最好的一首”。这一枚汉简，系民国十九年在西北沙漠中汉代居延境内出土，原件现存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上全文为：
            奉谨以琅玕一致问春君幸毋相忘
    先生题完之后，时间已经下午到了1点10分了，先生显得有点累了。我们便提出告辞，钟先生起身送我们到门口，然后很直率地说：“欢迎你们以后再来，但不要经常，太频繁了也不好，有问题我们可以多交流，可以给我打电话，也可以给我写信。”
    几个小时的交往，虽不能说深入了解钟先生，但凭直觉而言，钟先生人很好，他有着常人的直率、真诚和热心，而且处处体现出毕生追求民主、自由的思想，并且老而弥坚，根本不是梁漱溟所说的，一个人年老，思想就会变成保守的。出门的时候，我用孟子一句话概括了此次拜访：“观于沧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事实如此，我还能说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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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有钟叔河

◎朱晓剑   下午，在旧书摊闲逛，无意间看见一册《侠隐记》，译述伍光建，茅盾校注的。不记得在什么地方看到介绍《侠隐记》了，说是极好的本子。这次遇见犹如艳遇一般，不可多得。回来翻阅一下，不想居然是钟叔河先生编辑的书，更是意外的惊喜了。钟叔河是自己颇为敬佩的出版人，思想通达，文笔亦好。他在读书界早已享有盛名，更何况经他手做出来的书都颇有分量。   记得最早是在杂志上读到钟叔河先生的短文，十分喜爱，短却分量足，比时下许多灌水的文字好得多。于是，留心买他的书，《中国本身拥有力量》我买的是最初的版本，读来甚觉有味。值得说一说的是买《念楼学短》的经历。书刚上市时，在书店看了部分内容，十分喜欢，但一看价格38元，还是考虑了一下。因那时经济不大宽裕，就常常跑去书店看书，每次去书店总要跑到陈列《念楼学短》的位置看一看，书依然在那，便很放心地走了。差不多等了大半年，我再去书店，走到老地方，《念楼学短》却不见了。不免诧异，去服务台查询，说是刚卖完，还有一册，却不知所踪，营业员说可能是没有了。我懊恼地走了，要是早一天把它买下来就不必这样了。   那年春节，从安徽老家回成都，到郑州专门停了一下，去书市看一看，不得，又去了几个地方，还是没有，只好怅然而返。回到成都，依然不死心，没事总要去书店转一转，也许奇迹会出现的。我的运气似乎不那么好，每次去总是找不见《念楼学短》，有些气馁了，只好等着这书再版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去书店，却十分意外地遇到了《念楼学短》。那种惊喜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赶紧去付钱，生怕从此失去了似的。   当然，我算不得是钟叔河先生的“粉丝”，尽管陆续买了一些他编著的书。在我看来，他对于传统文化的热爱比那些提倡国学的人做的要多。其实，他的那些短文章原本是用来教他孙子辈的“教材”，不在于读古文的“今译”，“而是读之有感，想做点自己的文章”，体现的是钟叔河式的读书方式和他对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   关于作短文，钟叔河先生说：“自己没本事写长也怕看长文当然是最初的原因，但过眼稍多，便觉得看文亦犹看人，身材长相毕竟不重要，吸引力还在思想、气质和趣味上。”这话我也深以为然。至于他编著的《周作人儿童杂事诗笺释》和《周作人文类编》，可以说和止庵的《周作人文集》相得益彰，我也是以前在书店遇到未买后来在旧书铺买回来的。   （作者系知名学者，其博客名列天涯博客2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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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叔河：买旧书

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在光绪年间。湖南三味堂刻魏源《元史新编》，也在光绪年间。1948年寒假中某一天，我在南阳街旧书店中随意乱翻，偶尔在书牌上发现了三味堂，从而知道了“三味”乃是一个典故，并非只在绍兴才有用的。寻求这种发现的快乐，便是我从小喜进旧书店的一个理由，虽然那时读不懂（现在也读不懂）元史。 五十多年前，长沙的旧书店差不多占满了整个一条南阳街。那时习惯将刻本线装书叫做旧书，以别于铅印洋装（平装、精装）的新书。学生当然以读新书为主，但有时看看旧书的亦不罕见，教本和讲义也常有线装的。1948年冬我正耽读巴金译的克鲁泡特金和罗稷南译的狄更斯，但仍常去旧书店。叶德辉在长沙刻的《四唐人集》十分精美，其中的《李贺歌诗编》尤为我的最爱，却无力购买。有次侥幸碰到了一部也是“长沙叶氏”刻的《双梅影暗丛书》，因为卷首残破，四本的售价只有银圆一角（一碗寒菌面的价钱），便立刻将其买下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头几年，是旧书最不值钱的时候。土改中农民分“胜利果实”，最没有人要的便是地主家的书，只能集中起来用人力车或木船送到长沙城里卖给纸厂做原料。街头小贩担头挂一本线装书，一页页地撕下来给顾客包油条或葱油粑粑，成了早晨出门习见的风景。这真是有心人搜求旧书的大好时机，可惜我那时正因为爱看旧书不积极学习猴子变人大受批评，年年鉴定都背上一个大包袱，正所谓有这个贼心没这个贼胆，眼睁睁错过了机会。 1957年后被赶出报社“自谋生活”，反而又有了逛旧书店的“自由”，当然这得在干完劳动挣得日食之后。这时的古旧书店，经过“全行业改造”，已经成为新华书店下属的门市部，全长沙市只剩下黄兴南路一处，而且线装刻本是一年比一年少了。但民国时期以至晚清的石印、铅印本还相当多，我所读的胡适和周作人的书，便差不多全是从这里的架子上找得的，平均人民币两角到三角钱一本。我初到街道工厂拖板车时，月工资只有二十八元，拿出两三角钱并不容易。后来学会了绘图做模型，收入才逐渐增加，两元四角钱十本的《四部丛刊》白纸本《高太史大全集》才能买得。 最值得一说的是买下“民国二十五年八月初版”饶述一译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事。时为1961年秋天，正在“苦日子”里。当我在古旧书店架上发现了这本久闻其名的书时，却被旁边另一位顾客先伸手拿着。一时急中生智，也顾不得许多，便一把从他手中将书夺了过来。他勃然变色，欲和我理论，我却以和颜悦色对之，一面迅速走向柜台问店员道：“你们收购旧书，不看证件的么？” “怎么不看，大人凭工作证，居民凭户口本，学生凭学生证。”（其实我早就从张贴在店堂里的告白上看到了，乃是明知故问。） “学生怎么能拿书来卖，还不是偷了自己家里的书。这本书便是我儿子偷出来卖的，我要收回。” “这不行。对店里有意见可以提，书不能带走，——你也应该教育自己的小孩子呀！” “好罢，意见请你向店领导转达。这本书就按你们的标价，一块钱，由我买回去，算是我没有教育儿子的报应好了。不过你们也确实不该收购小学生拿出来的书，是吗？” 店员原以为我要强行拿走书，作好了应战的准备；结果却是我按标价买走这本书，店里无丝毫损失，自然毫无异议表示赞成，立刻收款开发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便属于我了。 先伸手拿书的那位顾客站在一旁，居然未插一言（也许他本来无意购买，只是随便看看；也许他比我还穷，连一块钱也拿不出来），到这时便废然离去了。 这件事我一直在友人中夸口，以为是自己买旧书的一次奇遇和“战绩”。二十多年之后，我在岳麓书社工作时，因为岳麓是古籍出版社不便出新译本，便将此书拿给湖南人民出版社去出（索要的“报酬”是给我一百本书送人），结果酿成滔天大祸，连累好人受处分。有位从旁听过我夸口的老同事，便写材料举报我，标题是“如此总编辑，如此巧取豪夺的专家”，以为可以把我推到枪口上去，结果却失算了。因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毕竟是公认的世界文学名著，并非淫秽读物，出版社错只错在“不听招呼”，又扩大了发行范围。而买书时的我也不过是街道工厂一搬运工，并非甚么总编辑和专家，“巧取”则有之，“豪夺”则根本谈不上也。 如今我仍然不是甚么专家，总编辑更早就没有当了，不过旧书有时还是要去看一看，翻一翻的。古旧书店早已名存实亡，古旧书便散到了清水塘、宝南街等处的地摊上。二十多年来陆续拣得的，有《梅欧阁诗录》，是张謇在南通开更俗剧场，建梅欧阁，请梅兰芳欧阳予倩前往演出的纪念诗集，线装白棉纸本，卷首有照片十九帧，非卖品，以一元五角购得。有《杜氏家祠落成纪念册》，是民国二十年杜月笙在浦东高桥修祠堂举行盛大庆典时，由上海中国仿古印书局承印，赠给来宾作纪念的，线装上下二册，由杨度编辑（名义是“文书处主任”），章士钊为作后记（题作《杜祠观礼记》），有蒋中正、于右任等多人题词，价三元。还有一册“光绪十一年乙酉八月刊刻”的《杨忠愍公集》，为其中张宜人“请代夫死”的奏疏所感动，以为这是从另一角度对专制政治残酷黑暗的揭露，花二元四角钱买了下来。本亦只以普通旧线装书视之，可是今年五月十三日报纸上登出了准备申报《世界记忆名录》的“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单”，上列第十项“明代谏臣杨继盛遗书及后人题词”，正是区区此本。虽然那该是真迹，此只是刻本，但一百一十八年前的刻本，在今天也弥足珍贵了。 我所拣得的旧书都很便宜，但也有贵的，而且是越来越贵了。一月前在清水塘地摊上，见有《新湖南报反右斗争专刊》合订本一册，第一期便是蓝岗揭露唐荫荪、钟叔河“同人报右派集团”的材料，薄薄十几页索价高达五十元，几经讨价还价，才以二十五元得之。假如没有自己这三个字（还有朱纯的两个字）在上头，我还真的舍不得当这一回二百五呢！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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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叔河：启蒙的作用看似很慢，实际很快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08年05月27日

在钟先生的寓所，我们的谈话从上午9点开始，下午6点钟结束，钟先生的口才好，在出版业是有名的，在谈话中，我几乎很难插上话，尽管我是带着几十个问题去的。在晚上的饭局上亦然，听钟先生说故事，成为入座者共同的乐趣。 　　当天的访问中，我们的谈话被两个电话打断，我们谈话的地点，也随时在客厅和书房之间变换，钟先生很自如地在客厅、书房的抽屉、书柜中找出80年代的照片、剪报给我看，照片和剪报都有些泛黄，但是依然平整如新。 　　钟先生说，他一般不接受采访，有高血压，话说多了，对身体不好，并且，他也不愿意谈一些东西，说了，心情会很阴郁。不过，在当天的采访中，他依然说了很多，除了谈《走向世界丛书》，其中很大一部分谈话也涉猎新近发生之事，他说，“我说的，也不一定接近真相，老年痴呆症来得比较快，我想还是赶紧说一些。” 　　                           为了写叙论，我给自己取了很多名字 　　南方都市报：1979年，你从茶陵劳改队回到长沙，当时已经是几月份了？ 　　钟叔河：3月，当时，朱正和我的女儿还有家人到火车站接我，我穿上了劳改时的衣服照了相，当时并不用穿那么厚的衣服，我是特意穿上的。回到长沙后，我原来是在《湖南日报》被划的右派，按照规定，改正后是应该回原来的单位，但是，我不愿意回报社，我本来就不喜欢办报纸。那个时候办地方报纸，没有什么空间给编辑、记者个人，报纸就是报道一些农业生产，没什么意思，我对编副刊也没什么兴趣。当时划成右派，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想离开《湖南日报》，想自己办一份不是机关报的报纸，但实际上在当时办一份非党的报纸是很难的，湖南解放前只有一张报纸叫做《民主报》，我的老伴就是在那里面。《民主报》创刊比《湖南日报》还早，但是后来就办不下去了，有些调到报社，有些调到民盟机关，我老婆就是那样来的，她调到了《湖南日报》。改正后，我就更不想回《湖南日报》了。 　　南方都市报：当时一心想进出版社？ 　　钟叔河：也不是，我准备到机械工业部门去当一个工程师。因为我被《湖南日报》开除的时候只有28岁，后来为了生活，我就学会了机械制图。我以前也学了机械的功课，机械是由很多零件凑成的，要尽量地用标准零件。关于这方面我读了好多书，我希望能够成为一个熟练的机械工程师，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养家。我这个人搞文化工作，办报纸，很容易引火烧身，容易出问题，我不容易接受某些观点。不过后来也没去成，他们还是认为我做文字工作好，正好朱正举荐我去湖南人民出版社。 　　南方都市报：当时你进出版社后，是什么职务？ 　　钟叔河：我划右派之前是一个编辑，到出版社了，还是恢复为一个编辑。刚进出版社时，还要写一篇作文参加考试，所有人都要考试。这个很有意思，看我作文的人，现在就住在我的楼上。这些我可以接受，一言难尽。到这里来，就有人不欢迎我。他们反对我的理由就是说这个人有思想，不好驾驭———这让我很反感，人又不是牛马，为什么要驾驭？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你如果不懂，我是不大愿意接受你瞎指挥的。后来我也学乖了，我可以不作声，但是我不会照你的做。 　　南方都市报：进出版社是什么时候？ 　　钟叔河：大概是1979年10月。我当时从牢里出来后，我不接受他们的处理。当时1979年右派叫做“改正”，坐牢的问题叫做“平反”。坐牢放出来，原先是作为错判放出来的，撤销原判、予以释放。我不同意，我说，你们错误了，要平反，并且要补发工资，要向我纠正错误，这是个错案。落实了政策，我就不怕你了，我就据理力争。抓我是1970年，《湖南日报》把我开除是1957年，1970年我在街道工厂绘图，拿57元工资，我原来是报社是拿80多元，当时社会上物价没有很大的变动。抓我的时候，我每个月是拿多少钱，就要按这个赔———当时我为此拿到了一笔钱，有几千块，不到一万块钱。 　　南方都市报：在1979年，你能感觉到一些变化吗？ 　　钟叔河：真正的变化，也不止发生在1979年，这个话说得长一点。判刑的时候，我判十年，朱正判三年，朱正就说，我这三年肯定要坐满，你是肯定不会坐满的，为什么呢，毛泽东活不到十年。这个话当时要是被传出去，是要被枪毙的。我在牢里面，感觉后来的气氛慢慢变得松了一些，慢慢地有些缓和了，当时也不是天天强调学政治，我已经感觉到有一阵风了，有一种新的气息，那种新的气息没有什么明显的标志，不过说明当时统治的严密程度开始缓和下来。我在林彪事件以后就有这个感觉，等到毛泽东一死，我们就知道一个时代结束了。 　　南方都市报：进出版社后，怎么会想着要做《走向世界丛书》？ 　　钟叔河：在监狱里，我和朱正就在思考一些问题，编《走向世界丛书》，我实际上是想纠正一些东西。中国的基本问题，就是中国的底子是封闭的，过去古代世界都是被分割成不同地区，古老文明都是独立发展起来的，文字都不同，语言也不同，当然也不排除偶然的接触，但偶然的接触是随机的，不是自觉的。现在埃及的文字已经不是金字塔上的那种，但是我们的文字三四千年变化并不大，说明我们中国的文明是孤立的文明，同样是划分为不同的地区，各自生长起来的文明。 　　中国文化有独特的性质，那就是我们的保守能力非常强。这是一把双刃剑，我们的文化因为内向，产生了很强的凝聚力，几千年以来，都是很顽固地拒绝外来的文化，而且本能地认为中国人优于外国人。当然，这几年不行了，有些人变成了崇洋媚外，就算是崇洋媚外，内心骨子里面还是阿Q的心理，“你算什么了，我们原来比你阔得多！” 　　文明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我们要学习别人的长处。日本人全盘唐化，自己没有文字，但也没有变成中国的殖民地，而且反过来还打你；后来他全盘西化，他不仅没有成为英美的殖民地，而且还打英美。这便是走向世界的结果。 　　南方都市报：中国文化的保守、封闭和内向，直接促使你编辑《走向世界丛书》？ 　　钟叔河：其实《走向世界丛书》，我所做的就是搜集中国人最早走到外国去留下的文字记载。中国人对外国的理解，比外国人来了解中国的时间和深度有天壤之别，利玛窦到中国来，他是有文化的人，他能学会汉语，但是中国人到外国去，绝大多数都是不懂外文的，是通过翻译了解的，只有极少数人懂英文，英文水平也很低，1840年鸦片战争后才开始出去一批人，他们对外国的看法也是很有成见的。刘锡鸿以为，外国人看书是反着看的。实际上文字有直行的，有横行的，你不能说以你的为标准。利玛窦拿第一张地图来看，中国皇帝便不能接受中国不是在世界的中心，因为欧美的地图都是以大西洋为中心。 　　我们所有问题的根源，包括我们坐牢，都是因为中国拒绝全球文明，拒绝接受自从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产业革命以后形成的人权观念、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像孟德斯鸠、卢梭的东西，这个东西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古代也有这种思想，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也有这样科学的思想，王充就提出“疾虚妄，究真实”，他主张“无鬼论”，他就说，你主张有鬼，就捉一个给我看看，这就比较接近欧洲的实证主义了。我并不是说中国的一切都不行，本人是中国人，黑头发黄皮肤，这是变不了的，但是，我们的问题就是出在太封闭、太故步自封了。 　　南方都市报：当时做这套丛书，遇到了一些怎样的阻力？ 　　钟叔河：明显讲反对出这个书的人还没有，有人只说不应做“丛书”，要做“丛刊”。后来又有人说不要出那么多，或者不要自己署名写文章。另外有些人要审稿，要瞎改，外行改起来很头痛。 　　不过也会有很多细小的限制，做《走向世界丛书》，出版社有所谓的选题和书号，书号是上面有规定的，出版社告诉我，有人便说一年最多出四本，你不可能一个人把书号占了。我当时在历史编辑室，一年可以出三十本书，有五个编辑，每个人只有六本，但是我认为丛书只出两本，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如果你一年只要我出四本，那我就不出嘛，我五年以后再出，五年也有二十本，我一起出嘛，他们就说我是在出难题。 　　我在《走向世界丛书》中，每本前面都有叙论，他们也不说反对你写文章，他们说，向来不主张编辑在出书时搭车发表自己的文章，我认为文言文写的这些，一般大学生还看不懂，如果不写一篇叙论，介绍书里面是怎么回事，读者面会大大缩小。有的读者也许就只看我前面的文章，为了我那篇文章买我的那本书，我想现在也会有些人只看了我前面的文章，所以我必须写叙论。写叙论时，不能用自己的名字发表，那我给自己取了很多名字，何守中倒过来念就是钟叔河，顾及世就是古籍室，后来这些书出版了，有很好的反应。他们就说，当初是很支持这些书出版的。我随他们怎么去说吧。 　　南方都市报：我了解到，你刚进去时，还是临时工？ 　　钟叔河：对。我“改正”是《湖南日报》帮我“改正”的，“改正”了，就要留在《湖南日报》里面工作。我觉得很奇怪，说：既然你们觉得我对你的工作那么重要，1957年怎么把我开除出去？我是最后一批改正的，你觉得我重要，那为什么直到最后才给我改正？由于我的档案关系没有转到出版社，出版社要我工作，但又不能正式给我开工资。不过，他们也知道只要我不去，迟早要转来的。 　　南方都市报：你进了出版社半年，就开始出版《走向世界丛书》，为什么那么快，当时是有一种紧迫性？ 　　钟叔河：也没有什么紧迫性，我进出版社了，就必须要做事，要出书。出什么书呢？我最想做的就是《走向世界丛书》。 　　                     钱锺书主动给我写序，要给我“壮一壮声势” 　　南方都市报：当时编《走向世界丛书》，就是你一个人做？ 　　钟叔河：当时我就是一个普通编辑，在我上面，还有副主任、主任、副社长和社长。当时还闹了一些笑话，我写文章，主任说要审稿，表示他做了工作。文章本来是通的，被他一改，反而不通了，我又重新把它改过来。但是碰到古文，我加了小标题，同时在后面有个框指出不能多出八个字，他最后改出十几个字。这几十年，我们就是把一些不能做事的人放到一些位置，掌握一定的权力，他不停地给能做事的人制造麻烦。 　　南方都市报：你之前没有编书的经历，一接触出版，就做这样的丛书，会不会有人怀疑你的能力？ 　　钟叔河：我没有编过书，但是编过报。发稿的技术问题都很好解决，我原来有个女同事就在出版社，她很熟悉技术问题，我跟她聊上两三个钟头，我就知道了。只要一个正常的人就很容易学会，并不需要很聪明，难就难在找到这些书，当时没有复印机，手抄就会有错字，我就要校对错字，我还要给古书加标点，在长沙查资料也很不方便。不过，我出了几本书后，在北京有一些影响，得到一些人的支持，到图书馆去也没有什么限制，原书有些是木刻本，有些是稿本，也有些是抄本。 　　南方都市报：我了解到，1980年你到北京去见过李锐，你和他聊起过《走向世界丛书》没有？ 　　钟叔河：他也是支持，他不是专门搞文史，但是近代史也都是熟悉的，当时也没有展开谈这个事情，我当时主要是想找他将我的女儿从内蒙古调回到湖南。 　　南方都市报：当时在做《走向世界丛书》，最难的是什么？ 　　钟叔河：最难的是写叙论。写叙论需要把为什么要整理这些书的现实意义阐释出来。古代的中国是一个内向的国家，是一种内向的文化，这并不是近代才有的，是中国固有的本土文化，本身就有这么一面。当然她本身也有很多好的东西，因为我们过去的文化并不是漆黑一团的，我们有丰富的古典文学遗产，有丰富的古代思想，珍贵的思想，比如老子、庄子、孔子、孟子也有很多好的思想，好的教育思想，好的政治哲学，好的伦理哲学，这都是好的。我并不是对我们的传统文化采取虚无的态度。 　　但是到了“文革”期间，“四人帮”实行的就是文化专制主义，就把中国古代文化里面最不好的东西，把它发扬到极限；把好的、珍贵的东西贬低到极限，把美好的东西都作践了。我是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在“四人帮”的统治之下，开始觉得中国非得改革开放，不走向世界，是不行的。 　　南方都市报：当时的叙论，为什么没有找别人约写？ 　　钟叔河：我不太喜欢请别人写，在当时，也不太容易找到人来写这些文章。我做编辑，只编我要编的书，并且我编曾国藩、周作人的书，很多人都是反对的。别人的书，我怎么编，怎么加工，最后出来，就是我的编辑作品，我通过他来宣传我要宣传的思想，推动我要做的事业，我在想中国这个国家怎么办，不是什么大声疾呼，我认为中国还是要慢慢地启蒙，改变人的思想。这个好像很慢，实际上很快，我写一本书印一万册，可能会有五千个读者，有些人买书并不读，五千个读者中可能会有一千人读了后受到一些影响，可能会有几百人会介绍给别人看，我出的所有的书，曾国藩的也好，周作人的也好，我都指向一个方向，中国不能不改变，中国要改变。“四个现代化”，我是很反对的，四个现代化最重要的就是脑子的现代化，还有就是社会和政治制度的现代化。 　　南方都市报：《走向世界丛书》出来以后，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钟叔河：影响很大。首先的影响就是很多人都想看看这些书，陈原、范用、沈昌文和董秀玉他们都要看这个书，因为他们都要评论这个书。还有钱锺书也说，这个编者，如果他到北京来，我很愿意见见他。因为这个书很有意义，钱锺书为我的叙论集写了序，序的原稿还在我这里，有三封。短短的序，他写了三次，他让我提了意见，提了以后，他照改，他讲我的好话，都被我删掉了。杨绛说，这是钱锺书平生唯一一次主动写序。我离开后，有一封信是董秀玉转的，我当时忘记留下地址给他，我晕车，很不舒服，忘记留下地址。我并无意去争取他写序，是他自己讲，你写的这个叙论尤其有意思，希望印单行本。那时只出了几种，还印不了。我后来也没有给三联出，只给中华书局出了，他给我写了个序，壮一壮声势。 　　南方都市报：听说钱先生不仅写序，还多次写信对这套书提出意见，当时，他提了些什么意见？ 　　钟叔河：主要在外文译文方面提了些看法，因为我的外文不行，我在后记里写：“我的杯很小，但我以我的杯喝水。”我将这说成日本人写的，他告诉我，错了，这是法国诗人缪塞的诗。他还将法文原文写了出来，我根本不懂法文，英文我也不是很懂，只认得字母，我修了5年英文，但是早就丢了。 　　南方都市报：我看过朱正写了一篇文章说，1982年的春天，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召开第一次小组会议，你作为省级出版社的，参加这个会议是唯一的一个人。那么当时在这个会中有没有谈到《走向世界丛书》？ 　　钟叔河：那个时候，《走向世界丛书》是被一致肯定，列入了国家规划，当时我提的主要是新编曾国藩的大全集。至于《走向世界丛书》，几乎所有人都说好，说好的人包括钱锺书、陈原、萧乾在内的很多人，这套书在外面也有影响了，法国、英国都有翻译版，也是因为有这套书，很多人才知道有我这个人，国务院才找我去开会。 　　南方都市报：当时你趁着这个机会提出出版曾国藩的书的要求？ 　　钟叔河：是的。那时候我没有提周作人，周作人的书不属于古籍范围，不是会议讨论的内容。不过，在当时尽管有人称赞我的《走向世界丛书》，实际上有很大一批人没有认真地读过，甚至还没通读过我写的叙论。中国人就是这样，讲一本书写得好，没有人去认真看，讲一本书写得不好，也没有人认真去看。 　　南方都市报：你当时想过没有，这套丛书为什么在当时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钟叔河：这个问题要大家来讲。在没看到这些书之前，很多人不知道曾经有批人到过外国去，写了一些文字，这是第一批到外国去的精英，这本身是世人所感兴趣的事情。另外，由于中国长期封闭，不跟外国人来往，所以我们现在向外开放，在思想上要突破很多东西，突破自己的观念，看看前人是怎么突破，也是必要的。 　　所谓走向世界，就是走向外部世界，从改革开放的意义上看，先走出去的人的水平更高一点。中国的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内向的、向心力的、保守的文化，这种文化体系是强有力的，走向世界也是很艰难的。那么我们就要看看这些先行者当时是怎样突破这些难题的，他们突破了没有。也有些人到外国后，认为中国的礼教优于外国，还是反对和外国往来。一个长期封闭的国家，它的开放初期，走向世界的这帮人的体会，的确是很有意义的。我认为当时走出去的人，总体上比现在的人都深刻一些，现在的中国人的思想普遍是肤浅的，他们不大注意考虑两种文化和制度的不同，也不做比较和研究，或者是有意无意的回避。 　　南方都市报：原计划出100种的，但是实际只出版了36种，这会不会是在您的出版工作中比较遗憾的事情？ 　　钟叔河：我是1989年离开工作的，尽管现在出版社还是很肯定我，但是又绝不会让我去主持什么事情。最近还在讲，一个出版社只要有钟叔河这样的编辑，就可以把事情搞下去。但是，1989年以后为什么不要我干了呢？我从来没有出过坏书，国家也没有批评过我。 　　我这人还是比较狡猾的，出周作人都是打好了底子的，拿到了尚方宝剑，找不到岔子。最后，他们通过选举把我选下来了———总编辑要通过选举吗？教授需要通过学生选举吗？就这样，我离开了出版社。离开后，我现在的工资不低，在这栋楼里面，包括局长和编审，我的工资是最高的。我是1981年评的“正高”，那是终身的，那不是技术职务，是职称，我是离休干部，不受退休的影响，我住的房子很大。这方面我没有什么抱怨，只可惜丛书没有出齐。 　　南方都市报：后来有人提出继续出完剩下的64本？ 　　钟叔河：当时我计划出的100本，其他64本的资料我也都齐了，做好的已经记了标号，只要复印就行了，书在这里，还是会有人继续做的，如果没有人做，我会把书卖掉。有些是刻本抄本，不卖不行，因为家里的人没有搞这个的，他们也不重视这个东西，死掉了，可能要做废纸处理。 　　南方都市报：《走向世界丛书》马上就要重印了，有人说很难出现80年的红火局面，因为时代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你认为《走向世界丛书》在当下是否还有现实意义？ 　　钟叔河：我认为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我刚才讲的，中国要走向世界，这个过程是远远没有完成的，还在走向世界的起步阶段。经济上好像与外面的交往很多了，甚至还很强势，但是我们中国的现代政治、哲学以及现代人文精神，我们还在外面，还没有融入。比如三权分立，普遍的民选，这是大家都公认的，我们中国人没有搞起来。再像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和三权分立，这是人类普遍接受的，我们也没有做到。所以说中国没有融入全球体系。 　　我说主张传播西方，学欧美，并不是说西方的就都好。很多制度并不全都来自外界。中国古代也有选举，议政、监察、弹劾等制度原来比欧洲还先进。李鸿章掌权，我可以上书，请求杀掉李鸿章，李鸿章不能找他麻烦的。可以上书言事，湖南人可以讲广东的事情，可以公开讲的，这就是言论自由。那时候考试是很严格的，如果徇私舞弊，是要杀头的。现在开后门却是公开的，这些就是现代化前的痕迹，官本位的遗留。中国在这些现象上，远远还没有现代化，还没有真正地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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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叔河与“走向世界丛书”
■杨小洲 http://www.gmw.cn 2009-07-01

新老两版“走向世界丛书”的封面标准样式

　　关于“走向世界丛书”背后的故事，可列多种。钱锺书当年托董秀玉（曾任三联书店总经理）传话给钟叔河，表达 愿意主动为此丛书写序一事，由张中行写进《钟叔河》一篇里，不过这大约要算局外人所谈，多写泛泛应酬之语，不能见出钟先生的真性本质。而与钟先生熟悉者如丁双平、曾德明，杨云辉、周实、王平等几位曾与其共事的编辑，则似乎与他太近，不易叙述。倘若要作些谈论，可从编辑与著文两方面着手，讲些钟先生略带传奇的故事，这里所说著文较容易看出个人风格，但要从编辑的作品找寻钟氏思想，需从其人生苦难中访得他的性格根源。毕竟要为中国近三十年出版史作论述，钟叔河在湖南“湘版书”一章里占有重要位置，或可成为一个章节也未可知。有掌故写作癖好的人，也能于此中择些逸闻趣事，姑且记作笔记谈资，聊补孤闻史乘。这其实颇值得一做，姑且用来见出湖湘文化的接续与特征。按《湖湘文库》里收入典籍多已在80年代出版，很可说明当年“湘版书”的意义。 　　80年代湖南出版“走向世界丛书”时所产生的影响，约略还能记得一些，不过那时我与文学及出版界无多联系，只大约听到一些情况，钟叔河的名字便是从这里闻知，那个时代意识形态留给人们的印象，还带有极左色彩。后来曾常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办公楼内睹得钟先生精力充沛的面貌，未料想得以与钟先生结识还在十余年之后。不过在湖南出版界关于钟先生的传闻颇多，而这些传闻若作归结，都会说及钟先生在出版方面的智慧，按湖南人的说法便是“灵泛”，这从“走向世界丛书”便可看出一些端倪。 　　其实说来这套书很有些“应时”，尤其在我们所说“思想解放”的初期，由这套书里所选择的晚清国人看世界的不同感受，表明对政局及现实的态度，用意在借旧人之笔说今日之况，将昏庸与明智展示给世人。稍作回顾当可知那个时代与今天的开放程度相差甚大。钟先生是个随遇而安又不屈于压制的人，他受过十多年冤屈，以卑微方式讨生存，待得时机便会以自己的方式反击，因此读钟先生所编辑的书籍，包括他编辑的周作人作品系列等，皆有寄托，其编辑思想伏有曲笔。常话所讲“言为心声”，编辑亦可藉所编之书阐释个人情怀，这与他写作文章直抒心意多有互补，倘若有人要作钟叔河研究，当勿忽视此现象。求安眠说到张中行那篇谈钟叔河的文章，似有些泛泛应酬之语，并不能看出钟叔河的特别和本质。要将“走向世界丛书”与钟叔河编“周作人作品系列”并列，大抵才算是钟先生编辑生涯的代表作，由此算来，可延续到今年新编订的《周作人散文全集》，正是钟先生完整的30年编辑经历。 　　关于“走向世界丛书”的编辑初衷，钟先生有文论及，他在《中国本身拥有力量》一文谈“编辑《走向世界丛书》的一点体会”，说：“1979年我恢复工作到出版社，就建议编这套丛书。”屈指算去，到今年整30年矣。钟先生在文中说：“研究人类文化史的人都知道，一种文化决不能靠排斥其他文化而得到真正的发展。有没有容纳外来成分的气魄，能不能吸收和消化新的分子而并不机械搬运、盲目崇洋，正是衡量一种文化有没有生命力的标准。到清朝末期，统治者的思想已经完全僵化，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危机。但是植根人民、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却没有和封建统治一样的老化和衰朽，仍然保持着它的活力。”这种行文的言辞巧妙，还在借喻的运用，让读者揣摩编辑意图：“由五千年历史陶铸而成的民族观念和爱国精神，渗透在中华儿女的血液中，不是几阵欧风美雨冲刷得了的。《西学东渐记》作者容闳的父母，送他到外国人那里读书，本来只是‘冀儿子能出人头地，得一翻译或洋务委员之优缺’。可是当美国教会提议资助他进大学，条件是‘须先具志愿书，毕业后愿充教士以传道’时，年轻的容闳立即断然拒绝。他说：‘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185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耶鲁大学，成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中国学生时，有不少人留他在美国工作。但他的考虑是：……为了‘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宁可牺牲个人的机会，回国来为自己的同胞服务。这样的爱国精神，在容闳以后第二代、第三代……的中国留学生中，不是一直屡见不鲜吗？”这些文字多能看到钟先生当年笔端意气风发，富含激情。与近年所作文章里那些风凉话相比，则别具性格，藉以可见钟先生性情发展和写作的风格变化。 　　从钟先生30年编辑图书来看，他对精装书颇多喜爱，经他编辑出版的书籍也以精装本为多。周作人系列皆以精装本为主，多可于市面上见到。又以“走向世界丛书”来说，钟先生自藏有两套精装本，一套平装本，单本则仅藏数册。这里不妨多说几句“走向世界丛书”精装本一事，此精装本是为参加在香港的图书展，交湖南新华印刷一厂特制一百套，按漆皮加护封及压型的设计工艺在当时皆属上乘，及至20多年后，今天所见此套丛书精装的硬纸板仍旧不凹凸不变形不脱胶。当年送往香港50套参展的书籍在展后交书店寄卖，据说多为国外图书馆购藏，少有流入坊间者。国内50套余则用于赠送给相关人士，多成私家藏书，似乎国内图书馆不曾入藏，又因此套精装丛书未曾进入书店流通，藏家的范围大约多在湖南、北京两地，这大约也正是受到喜爱版本的读者热情追捧的原由所在，因此这套80年代精装版“走向世界丛书”颇受关心，多有爱书者苦心搜求，称为湖南出版的品牌之作亦是受之当然。这回岳麓书社新版“走向世界丛书”付给钟先生编辑费20万，由湖南出版集团与岳麓书社共同支付，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则支付《周作人散文全集》编订费30余万。我颇赞同这样的酬劳，以这套书造成的影响，延续到今天依然受到读者的喜爱，亦值得有所报酬。 　　说到版本，新版“走向世界丛书”则采仿羊皮精装，封面热压凹凸书名，展卷握读，质感柔和，很有些古奥典雅的面貌，护封则依80年代的原样略作修改。此套新版又制作15套精装毛边本，印张折叠及纸边排版记录皆在，可留作珍藏之用。写到这里，另有则故事不妨借此一述。事由起于去年夏季，深圳爱书人王磊寄来几册钟先生所写与所编的书托我带去念楼请钟先生签名，其中有一册“走向世界丛书”精装本，此为王磊从香港旧书店里逐一由散册觅得，穷几年之力终至全套，期间多有曲折甚是不易。钟先生原本自己藏有两套精装“走向世界丛书”及一套平装十册本，但这精装本里有一册被人借去不还，未料想托来请签名的此册正与失去的同为一册，钟先生喜过之后便要留下此册以补其佚。虽为此乐助全帙，也忧彼由全致缺，所幸王磊漏夜告得消息：已从香港藏书朋友处求配允得此册，所失不虞也。隔天将此段事因告诉钟先生，请他题述于王磊书前扉页：“王磊君托杨小洲君携别本此册来索签名，因寒斋正缺，遂予‘截留’，事后方知王君为购得竟花去七千元的十分之一（据说全套十本又涨到九千元了），则我之截取已近乎拦路抢劫矣！此次又携来签名，故简述如上，亦可见书还是有人买有人读的也。忆及三十年前编书情形，轧成打油七句，录奉王杨二君，供一笑。走向世界谈何易，打个圈圈归了原，如今一本几百块，青灯照我卅年前。戌子六月念楼锺叔河”，于文字之外，这则故事亦可见到钟先生性情一面，令人思之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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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叔河的夫子自道

作为“被告密者”谈告密
文化大革命中，我被告密最多。平时在一起的人，被斗了，被抓了，就把我告出去了。他被别人当成猎物追，他就告诉别人，另一个目标比自己更重要，想减轻自己的问题。其实这是错误理解了当时的策略。“你坦白从宽多交待，可以从轻。”那是完全没有这么回事的。你交待的越多，你的罪越重。你检举别人，“他会跟你谈这些东西，你当时为什么没有报告？”但是有人没有这样清醒的头脑。我说“文化大革命是自己反自己”，“《红楼梦》、《史记》都烧掉，以后难得再印。”都有人告密。
体制不改变，这种检举、告密是经常会有的。现在它叫举报，举报贪污，那很好。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文化方面的问题也这样搞，那就问题大了。需要这样的人，就会有这样的人。这种人有几种，一种是出于本能:“这个东西登出来大逆不道，这是周作人的，怎么能出呢？”这个还可以原谅他，因为他有他的自由，有他发表意见的权利。另外还有一种人，就是恨钟叔河:“钟叔河看不起我，骂了我，现在钟要出周作人，我就要举报钟，攻击钟。”其实他并不了解周作人，他甚至完全没有看过周作人的书，不过是拿这个事情当棍子———这种人的品质就坏了。
《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14期推出了封面专题《曾国藩家族》（上图），提到上世纪80年代初，岳麓书社推出的30册《曾国藩全集》引起外电评议:“其重要性可以和中国发射一枚新的导弹或卫星相比。”随后，唐浩明的长篇小说《曾国藩》引发了一场波及社会各阶层的“曾国藩热”。这波热潮与钟叔河的努力推动密不可分，下图为钟叔河选辑的《曾国藩教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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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008年5月推出的“30年阅读史”系列专题，即以钟叔河主编、1980年开始陆续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开篇。 时隔近30年，装帧精美的岳麓书社新版《走向世界丛书》再次摆在了爱书人的面前。钟叔河在《再版序言》中说:“愿《走向世界丛书》能够引起更多读者的兴趣和思考，能够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起到更好的作用。”
出版理念 站在提供资料的立场
为了出《曾国藩全集》，我承担了很大压力，唐浩明现在是有名了，但当时还没有出名。我却已经搞了“走向世界丛书”，在全国有了一点影响。在湖南，我在1957年是个大右派，报纸上登头条的，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钟叔河，所以最初这个压力只能由我来承受。
《曾国藩家书》出版后，有人在《湖南日报》上登文章，《如此家书有何益？》，反对出这个书，并且向省委告状，说曾国藩是汉奸刽子手。我从不和个人论战，如果这样，这种论战就变成了一种个人之争。你只要在国际上，至少在全国范围内造成正面的影响，只要大家觉得这个书出得好，反对的声音自然就压下去了。你不要正面去驳它，那是没完没了的。
很快，内地、香港、美国的报纸都发表了评论，把湖南出新编《曾国藩全集》比成爆炸了一颗文化上的原子弹，出版曾国藩的书是大好事。省里面做官的人，省里面写文章的人，其实并不在乎这个事情本身的是非，只在乎中央是肯定还是否定这个事情，中央肯定了这个事，他就不会管。
后来有人说，“确定曾国藩这个选题，这是小事一桩嘛！曾国藩的书光绪年间就刻印了，民国时期到处印，这算什么呀！”现在看当然如此，但上世纪80年代初期呢？但他说他的，那没有关系，我也并不认为我提议、策划出一部书有多大功劳。做这个事情，当总编辑本来就有这个责任，派适当的人去当责编，去发稿，也是我份内应该做的，如果这个书还有缺点，我是总编辑，首先也是我的责任。
我也从来不认为别人发表文章反对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今天也许还有人不赞成出曾国藩的书，出周作人的书，这也没有关系。我们提倡自由，就不能只允许我要自由，别人不要自由，曾国藩的书和周作人的书一万年以后也会存在的，对曾国藩和周作人的评价各有各的，会发生争论，也是一万年以后还会存在的。我认为，评价曾国藩和周作人是一回事，提供完整的资料又是一回事。我一般不去读评论曾国藩或者周作人的文章，更不去参加争论，那样反而会妨碍出版。我总是站在提供资料的立场，这样别人打不倒我。你要反对他，你就得看他的书，你没有看他的书，讲的很多话就没有常识。这样立论最站得住脚。虽然我一直在出书，在出书方面我却没有触犯过任何条条，没有被抓过小辫子。
我认为，在出版政策上，如果觉得这个人倾向好，他的东西就发表，就尽量多给他出版；那个人的倾向不好，那就不准出他的书，有价值的东西也不出，这本身是一种反文化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