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 愤怒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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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贤治 愤怒的学术2010-05-23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2006年摄于埃及林贤治（方迎忠）“（林贤治）一如一位当事者，时刻在以反抗的姿态发出峻切、急迫和呼号的声音，这种声音在专业化、物质主义的二十世纪末，听起来很有点唐吉诃德的味道”
本刊记者 黄广明 实习记者 吴瑶
“你是什么家庭出身？”初次见面不久，林贤治问我。
“什么家庭出身？”
“就是你的家庭成分？”
我想了一会，“好像是中农。”作为一个“70后”，我依稀记得上小学时填过的表格上有“家庭成分”这么一栏，这个问题，已经与我绝缘20多年。
听到答案，林贤治好像略显失望。显然，我的家庭成分太好了（比中农更好的是下农、贫农），不在他最近所编的一本“黑五类”子女回忆录之列。1949后的30年，是“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苦大仇深的历史。“文革”结束后各种文字资料已有所表达，但另一个关联群体“黑五类”的子女，据估计涉及1亿多人，他们的遭遇，则鲜有人提及。其实，这个“生而有罪”的庞大群体，从小在歧视和屈辱中长大，命运的多舛丝毫不逊于他们的父辈。
这样一本色调有些“灰暗”的书，出版并不容易。6年前已经编讫，今日方才面世，“黑五类子女”一词不见于封面，而变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是伟大领袖给他们出路后的说法。
编书与审稿，是62岁的花城出版社编辑林贤治分内的工作，但是他“主要精力与兴趣还在于写东西”。他治学兴趣的广泛和自由，使得用三言两语介绍其学术并非易事。他也不愿意“学术”一词用在他身上，更反对别人称他为学者。对他而言，最恰当的介绍就是一个阅读者和写作者。他的兴趣重点是鲁迅研究、知识分子研究、文化批评和思想史。
“细究起来，我从来未曾写过那类结构缜密作风谨严的论文，所有不分行的文字，都可以归于随笔的。”就是这些“随笔”，让从未上过大学的林贤治赢得学界与文化圈的尊重，同时，还有批评、攻击与谩骂。
野马思想者
作为一个文学批评者，林贤治的文字以不留情面、饱含道德激情乃至“偏激”著称，不少“公认”的“名家”、“大家”在他笔下，都显现出了平庸、怯懦、不堪甚至猥琐的一面。他在《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一文中，称刘白羽、杨朔的散文是“盲目乐观的宣传说教”，张中行的散文体现出严重的“小民意识”，杨绛只是“寻找安全感”，王蒙“最大的艺术是调和的艺术”，贾平凹已是“不可能存在对抗的名士化了的专业作家”，张承志深怀“红卫兵情结”与强烈的“称霸意识和统一思想”，余秋雨则是沉溺在“死文化”中表现出“恶俗的才子气”……在他看来秦牧并非史家所艳称的“散文大家”，而是“一个思想贫乏而语言平庸的作家”，他获得与其水准不相符的地位是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有两个死结：一是降低了标准，一是放大了成就”。
与诗人、北大副教授臧棣的论战体现了林贤治将私交与治学分开的态度。在写作《新诗：喧闹而空寂的九十年代》时，涉及到对臧棣的批评，林贤治犹豫再三。他与臧棣在私人场合见过面，而且臧棣对他友善，“有绅士风度”，他怕伤害臧棣，但他还是写了。文章引起臧棣的反驳，显然他很生气，驳文对林充满了“泼污水”、“心智有限”、“罗织功夫确像是从文革历练过来的”等描述。
如果臧棣知道林贤治对关系相近、理念相通的朋友也毫不客气，他可能会更心平气和一些。学者丁东曾谈到，林贤治虽然尊重自己的朋友邵燕祥，却说邵的文章“绕弯子的话太多，有三分之二是废话，应该删掉”。
正是丁东，把林贤治列为中国当代“野马思想家”的代表人物。“如果把中国思想界比喻为一个驯马场，真正的活力往往来自场外的野马”，“具有野马基因的思想选手与自然界的野马同样稀罕”。
林贤治对“学者”的称号颇为鄙夷，多次跟朋友说，不要迷信“学者”，也不要当什么“学者”。他已被贴上了“反对学院派”、“反对学术规范”，甚至“反对大学体制”的标签。对此，林贤治说，“大学的存在是合理和必要的，知识本身有它的相关性和系统性。问题是大学成立以来所形成的某种体制，所谓的学术规范，如果建立在剥夺学生的自由思想之上；如果一个学校风气保守，没有任何创新意识，是容留旧思想，甚至是僵化的意识形态的栖居地，这种地方是值得质疑的。很多西方思想家也都对大学教育体制和作风提出质疑。”
在有关知识分子的文章中，他多次使用“异类”一词，毫无疑问，他本身就是一个异类知识分子。
在联系采访的时候，我基本上就已断定，林贤治可能是我所遇到过的普通话说得最差的知识分子了。他说的不是标准的“广州普通话”，而是更加难懂的“广东地方普通话”，我猜想他打字一定不是用汉语拼音。后来得知，他至今不用电脑写作，还是手写，不会上网，基本不用手机，不参加学术圈的聚会，跟学者们没有往来。
“3个人以上的聚会我基本不参加，包括学术会议。参加活动所得有限，甚至一无所获、损失极大。学术会议并不能给人带来什么，无非借机彼此捧场，互相抚摸一下罢了。而且我对学术界经常使用的‘‘商榷’这个字眼也觉得讨厌——写文章和某某商榷，我觉得基本上没什么商榷可言，一个成熟的人定型的思想观念，不是那么容易通过一两回商榷解决问题的，实际上就是单方面的发言。”
林贤治认为自由思想区分了知识分子与一般学者。学者最大的资本是拥有知识，是大量书籍尤其是经典和教条的嚼食者，是恪守“学术规范”、以“价值中立为最高准则的人，因而其著述基本上是来自书本的枯燥的排泄物”。而真正的知识分子，除了具有相当的专业知识外，还关心专业外的现实社会，并且以自己的理想价值，设法干预、批判、改造社会。
在《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一文最后，他发出呼喊——
“自由之门敞开着。让那些害怕和痛恨自由的人们，空心人，谄媚者，僭妄者，蒙面贼，势利之徒和庸碌之辈留在门外，让他们围绕着他们制造的赝品跳舞吧，让他们麇集在文字的垃圾堆上扬声歌唱！让他们走开！不要让他们玷污了真正的文学！这是为前进着的人类自身所要求于我们的，不仅仅文学而已。”
这样的文字，是散文，是论文，还是广场宣言，都已不重要，林贤治表达了他所想要表达的。研究者李静说，林贤治的作品，通常会让人感受到其中强烈的感情色彩和鲜明的道德立场，1990年代以来，他备受瞩目的文化批评《胡风集团案：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五四之魂》以及《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新诗：喧闹而空寂的九十年代》也因此毁誉参半。“毁”者从知识的角度指出其观点和论证有“学理缺陷”；“誉”者认为他的写作终于显现出缺席已久的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和道义力量。无论是毁是誉，林贤治的知识分子研究在当下中国知识界的重要性则是公认的，因为他常常触碰到历史的痛处。
一个农民和他的鲁迅
“我大约是一个好事之徒，从小受到乡民蛮气的传染，”林贤治在《时代或文学的肖像》序言中说，“后来却多出几次政治运动的威吓，无论如何，早已失去了平和之气。”
1948年，他出生在广东阳江南海边的一个村庄，父亲是乡村医生，曾做过私塾先生。在一个重视文化的家庭，作为独子，他身上寄托了父亲做读书人的理想。他至今记得，每年春节家中贴的都是同一副对子：“荆树有花兄弟乐，书田无税子孙耕”。还在孩童之时，家中就宛若一个小图书馆，有几百册的书和连环画，这在乡村环境中是不多见的。在父亲的要求下，他的童年，少了一般孩童的玩耍嬉闹，多了读书与用功。
父亲给他看的多是辞书和经典，而他稍长后买的小说、新诗、苏联的斯基之类，对父亲就是一个陌生的世界了。在“文革”前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中，林贤治得以接受部分五四文学和西方文学，其中人道主义的熏陶，他视为早年最宝贵的精神资源，也奠定了他一生思想的基调。
林贤治的成长经历伴随着国家的极左年代，爱读书的优点，也孕育了他的早熟与独立思想，让他少年时代就备受打击。他高一时就写文章批判郭沫若的投机主义成分。他认为郭对政治领袖的阿谀和吹捧太肉麻。
1965年本应是他从阳江一中毕业的一年，但他却连毕业证都没拿到，更不用谈考大学了。那时他已因为思想言论问题受到了学校批判，长达一个半学期。“对于一个青年来说，整套整人的威胁恐吓，让你感觉恐惧。每周向学校干事汇报情况，想从你这里去挖老师的根源。”
离开学校第二年，林贤治就回乡下老家结了婚，那时他刚刚19岁，妻子郑慧洁是他的高中同学。生儿育女，种了6年田，又做了10年乡村医生。“文革”开始后，家庭出身为中上农的林家也开始频遭噩运。父亲两次被打成反革命，林贤治自己也因为高中时写的文章，被批斗为小邓拓、牛鬼蛇神。“整个大队停工斗我，敲锣打鼓把我送出来，这是他们的盛典。几个月后我听到锣鼓声都会恐惧，对部队和军人长期有种恐惧感。”
“有段时间他精神压力很大，只希望可以安安静静没人打扰，做一个农民。”妻子郑慧洁回忆说。在这种艰难时世中，农民林贤治也放不下书，赚的一点钱都用来买书、订报。“其他人就说我享不了福，我说你们老公天天喝酒抽烟，我老公看书就不行了吗？”
这个时期，鲁迅给困厄的林贤治带来了希望。鲁迅的作品，几乎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惟一能公开发行的思想和文学作品。“在人生中遇到挫折、失败、痛苦，你是受侮辱者、受损害者，会更好地理解鲁迅。”
那时，鲁迅的作品对他起到了疗伤的作用。第二次与鲁迅紧密接触，是在人生再次陷入危机之时。
1980年，创刊不久的《花城》杂志负责人发现林贤治是个写作人才，将他借调到广州。这时林贤治30出头，农民进城，又工作在自己喜爱的领域，虽然只能住在旧城区又旧又黑的小屋中，心情还是很愉快。但不出两年，“清理精神污染”运动，以及随后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他惹火上身，所写的几篇诗论，以及他为戴厚英的《人啊人》作的辩护，都成为罪证。非但自己准备出版的诗集《骆驼和星》搁置了下来，连工作也差点丢掉。
“他那个时候一方面精神上很苦闷，一方面还需要负担起他在乡下的家庭，这对他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林贤治多年好友、广东人民出版社编辑沈展云说，“他于鲁迅的研究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可以说，鲁迅是他赖以顶住这些压力、顶住这些批判的精神支柱。”“文革”时候的阅读经验让林贤治知道读鲁迅可以解决自己的思想问题，可以战胜自己的苦闷。在那间他称为“鸽堡”的小屋中，他开始写作《人间鲁迅》，80万字写了将近5年，1989年才写完。
在任何场合，他都不掩饰对鲁迅的偏爱，以至有人说他是“唯鲁派”。“对于鲁迅，存在很多偏见，甚至是无知，譬如说他只会仇恨、骂人就是其中之一。连所谓的‘学者’都一个劲这么说，真是可悲得很。”林贤治说，鲁迅讲得非常明确，能憎才能爱。这个世界在我们面对它时，已经是向强势倾斜的。鲁迅爱人类，他就必定会对强势的剥夺者、统治者，表达内心的憎恨。“鲁迅的爱隐藏在憎和仇恨的背面，他是通过仇恨、通过复仇去表达他的爱，这可以说是鲁迅特有的一种思想形态。”
“官方意识形态塑造下的鲁迅，我认为不是真正的鲁迅。”林贤治说，鲁迅自由的反抗精神，意识形态不会强调，反而强调鲁迅的“爱国主义精神”，这在鲁迅的作品中并不是主要方面。即便说“爱国”，他也是在强调“大众”，而非政府，但又反对“合群的爱国自大”。“宣扬鲁迅的爱国主义，往往把鲁迅作为自由反抗个体的主要面给掩盖了。”
另一个林贤治
坐在林贤治身后的同事、“70后”胡雅莉向我们描述她眼中的林贤治——
他对电器这类东西非常不在行，开空调我们教了他好几次，他不确定：为什么我按一下它不开，按两下三下它就关掉了；
电脑他一点都不会，我平时代他收发，但是他非常不愿意麻烦别人，觉得很过意不去，事实上他对我的帮助远远多过我对他的帮助。他有时候说还是学一下电脑吧，他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开机的时候不要点一下“开始”，而关机要点“开始”；
林老师有时会害羞，会不好意思，他有一面是非常天真的。他比较欣赏布什，因为布什身上有孩子气的东西。他身上也有这种孩子气。不了解他的人问我们会不会有压力，我们办公室的人觉得一点都没有。他比我身边的成年人都更有童稚的感觉；
他有时候挺矛盾的，比较容易被人误解。比如看登出来的有关他的文章，他会说：“诶，原来我当时那样说的呀。”事后有点不好意思。我经常和林老师争执，怎么想就怎么说，虽然我们的见识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他非常尊重我们的想法；
他的洞察力让你觉得非常可怕，但他又非常不在乎，非常天真。生活中，他很包容人性中那些懦弱、渺小的部分，最不包容的是制度、社会中丑恶的一面。文字、访谈中的林贤治和生活中的林贤治是不同的，他实在是太丰富了；
他每信必复，有时很痛苦，收到的信大都没什么实际内容，他都会很诚恳地回信，每天下午都要抽一部分时间。来信很多，甚至还有求助的，他帮素不相识的人找过工作；
好友沈展云眼中的林贤治——
他的生活非常简单而有规律，基本上三言两语就能概括。每天下午都准时上班，下班时要么最后一个走，要么去逛书店。逛完书店回家，吃完饭就开始看书写作，写到差不多天亮或者半夜，基本上一年365天都这样。他不会主动去找朋友，我和他几十年朋友了我家他都没来过。他家里床前也好，四壁也好，什么地方都是书。除了很多的书，没有什么会让你觉得惊艳；
他心中有一股不平之气，一直以来他写作也好、编书也好，都非常关注与国家命运有关的事，对知识分子责任的体认非常突出，认为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尤其要有担当，而且对时代的进步——中国融入世界潮流，接纳吸收普世价值等，应该有所贡献。如果要一句话概括他这几十年，大概可以简短地说成，几十年以来他都带着一种对国家、国民的焦虑来写文章和编书。
他一定要用笔来写字，没有笔的话他就无法创作了，而且必须是钢笔。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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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贤治 将纯粹的偏激坚持到底

图片由本人提供

2010年11月8日，林贤治获得第一届在场主义散文奖，2010年他还出版了《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和《纸上的声音》。     爱自由，爱散文写作，爱批评意识     爱鲁迅，不爱王元化、巴金、李慎之     我是民间最高单项奖金获得者，     我不是因为奖金而写作     我和他们不一样，这是庶民的胜利     我是林贤治     自由就是我尚未愈合的伤口，我还认为我偏激得不够呢     当今的中国作家，能同时在文学界和学术界都产生影响的不多，在这方面，林贤治可以说是一个例外。他不仅通过他的散文作品以及对中国当代散文、当代诗歌独具时间穿透力的评论，在文学界产生影响，同时还将他的影响力传导至壁垒森严的中国学术界，而这是由他的思想评论和思想史论方面的著述，如《五四之魂》、《午夜的幽光》、《沉思与反抗》、《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鲁迅的最后十年》等来积淀和达成的。虽然今年林贤治因为散文随笔集《旷代的忧伤》收获了30万元奖金，但客观而论，他的主要成就并不在散文写作上，而是在思想评论和思想史论方面。所以，在我眼里，林贤治的主要价值身份不是一位散文作家，而是一位评论家和学者。     说起林贤治，人们总爱用到“偏激”这个词；在对林贤治的有关评论和访谈中，我们也往往会读到“偏激”这个词———甚至林贤治自己也乐于承认自己的偏激。在回答记者采访时，林贤治坦然承认：“我绝对是偏激的，说我偏激是说出了我的特点，我一点都不觉得被伤害。胡适也曾说过自己喜欢走极端，偏激是指人的精神、情感世界的严重倾斜，我是一个失衡的人，没有获得平衡，越失衡就越倾斜，越偏激。”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林贤治也说：“文学是一种精神创造物，带有我个人的喜恶，极端就叫偏激，我还认为我偏激得不够呢。”同时自称是个“偏执不平和的人”。自己承认自己偏激，并视偏激为自己的特点，还认为自己偏激得不够，这在我认识的中国作家和学者中是很少见的。“偏激”似乎已成为林贤治风格的一个标识性符号。     林贤治的“偏激”，首先———也特别表现在他对鲁迅的态度上。我们知道，林贤治是一位鲁迅研究学者，但是他和其他的鲁迅研究者不同，他的鲁迅研究，是以无保留的热爱、捍卫和崇敬鲁迅为前提的。     关于林贤治对鲁迅的这种偏激的爱，我曾和林贤治交流过。我说，听说有人称你是“鲁迅凡是派”，在你眼里，凡是鲁迅写的、鲁迅说的一定是正确的。你怎么看？林贤治说：“我知道，据说是上海的一位姓朱的评论家最先说的。当然，鲁迅也不是完人，他也有他的问题。但是，如果一定要我在中国的作家中找一个缺点最少的，最伟大的，那只有鲁迅，这个人非鲁迅莫属。”     据我了解，林贤治对鲁迅的崇拜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结缘于林贤治生命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上个世纪80年代初，林贤治因为“清污运动”蒙受打击，迷茫抑郁中的林贤治开始重读鲁迅，并准备为鲁迅写传《人间鲁迅》。正是在重读鲁迅和为鲁迅作传的过程中，林贤治通过鲁迅校正了人生的路标，重新找到了自己写作的方向。可以说，是鲁迅改变了林贤治的命运。因此，林贤治是怀着一种感激的心情热爱鲁迅的，感谢这位大先生拯救了他的灵魂，在他堕落时给了他上升的希望和自救的力量。这种心怀感激的热爱必然是无保留的，无条件的，也就必然是偏激的。这种偏激使林贤治将他对鲁迅的热爱上升为一种鲁迅崇拜，并自觉地担负起守护鲁迅遗产、捍卫鲁迅光辉形象的责任。在林贤治眼里，确实是“凡是鲁迅写的、鲁迅说的一定是正确的”。容不得任何人批评鲁迅，说鲁迅一句坏话。所以才有了林贤治是“鲁迅凡是派”的说法。我想对这一点，林贤治自己内心恐怕也是默认的。     下面，让我们再看林贤治为人的偏激。     一次在我和林贤治通电话时，当我说到因为辞去公职以后没有固定收入，被许多琐事、杂事分散精力，不能专心写作时，林贤治在电话的那头说：“周伦佑，你还是专心写诗吧。理论是苍白的。你的所有文字中，还是诗最好。创作高于理论。”我说：“我知道你的建议是对的，我也想专心写诗，我还有许多创作计划没有完成。但我要养家糊口啊！”林贤治在电话那头说，“要什么家庭！”我又说：“我不能不尽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啊！”林贤治又在电话中说：“要什么婚姻！”我夫人周亚琴在旁边听到后哈哈大笑，说：“林贤治真的太纯粹、太不世故了。那你叫他把工作辞了，把婚离了试试看！”     林贤治的本意并不是真的希望我把婚离了，把家庭抛弃了，而是希望我抛开一切羁绊和干扰，专心诗歌写作。这种为了诗歌和学术可以抛开家庭和婚姻的彻底的想法，其表达却不自觉地带上了某种容易让人误读的偏激。也许，这就是林贤治表达思想的方式。     在去年11月份的“在场主义散文奖”颁奖仪式上，获提名奖的散文作家周晓枫曾说到一件事：大概十年前，一次她和林贤治通电话，林贤治问她为什么写作，它随口说了一句“写着玩呗”。林贤治一句话没说，立即挂断了电话，从此再没有联系。这种待人接物的方式，在一般人眼里，确实是不近人情的，颇为偏执的。     被别人目为“偏激”，而自己也自认偏激但坚持偏激到底的人，是需要底气、勇气和实力的。林贤治就是这样的人。     从文学史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天才作家一般都是偏执的，或者说，一个作家的“天才性”中，往往就包含着某种“偏执性”；这种“偏执性”也就是茨威格所说的“魔鬼性”。如果按照此种观点，我是不是可以判定偏执的林贤治是一个天才作家呢？或者说，林贤治的“偏激”是其生命中的某种“魔鬼性”（即天才性）的表现呢？一般而言，天才作家（包括哲学家）往往不关心别人的思想，也不会热心于阅读其他作家的作品，他只专注于自己思想的自由表达，也就是说，天才作家的写作是原创性的、无所借鉴的、天马行空的，旁若无人的，不顾一切的，甚至是反时代的。而林贤治的写作建基于阅读，可以说，大量的阅读是林贤治写作的基础。他的几乎所有作品（思想随笔、思想评论、思想史论、人物传记）基本上都是从阅读、从他阅读的特定思想资源中来的。其写作动机是基于当下现实，为当下而写作的；并且，他每写一篇作品，都要考虑到能在正式刊物上发表。这一切，在作家类型的认定上，都说明林贤治不是一个天才作家。但同时，他的激烈、不妥协、对主流的拒绝、独立性、漠视人情世故，以及那些偏激的表现，又都证明着林贤治对这个时代平庸的抗拒，以及对当代中国平庸的学术界和批评界的蝇营狗苟现状的拨乱反正。这种种特质，无疑又表现出了某种超越世俗的天才性。由此，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林贤治不是一个天才作家；但作为作家的林贤治，其身上是具有某种魔鬼性（即天才性）的。他为人为文的种种偏激，正是这种内在于其生命而他不自觉的某种魔鬼性（即天才性）的表现。     林贤治身上表现出的种种“偏激”，从根本上看，是因为他太执着，太严肃，太认定，太以自己的标准为标准。对于此种意义上的“偏激”，也可以替换以“极端”、“激烈”、“彻底”、“不苟且”，“不妥协”这些词汇；同时，不可避免地也包含某种“专断”和“片面性”在里面。所以，我将林贤治的偏激理解为“偏激的纯粹，或纯粹的偏激”。但是不管怎样，置身于一个颓败的时代，面对中国体制学人的苟且偷安和无可救药，林贤治的偏激和他偏激的声音，对于当下的中国思想界无疑是有某种警示意义的。     □周伦佑（诗人、西南大学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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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林贤治   范美忠   应该说，我知道林贤治是比较晚了，一方面是我在大学时候坚决不看当代人写的书，只关心古典文学，因此对当代文坛比较隔膜；其次是因为我有三年时间是呆在一个偏僻的小城市教书，信息自然不太灵通。最初知道林是因为《人间鲁迅》，当然，并不是说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他的书他的文章有多好，而是作为一个鲁迅崇拜者，只要看见与鲁迅有关的书我就要翻翻，而买《人间鲁迅》也很偶然，因为一个书店打七折，我觉得还算便宜，所以就买了。看了之后也不觉得特别好，或许是因为他太喜欢鲁迅了，这一方面导致他能够从个人体验的角度接近鲁迅，同时也导致对鲁迅太过美化的毛病，传记在很多时候都很难避免这个毛病，陆健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以及坊间流传的胡适和钱钟书的传记也同样如此，不独鲁迅传记而然。有人说曹聚仁和王晓明的鲁迅传比较好，我不这么看，他两个人都声称要把鲁迅当作一个普通人来写，好象还原了真相，但鲁迅虽然不是神，但也决不是普通人，他两个根本没有进入鲁迅的精神世界，因此所作也就难免失败，相比较而言，还是林著为佳，当然理想的传记还没出来，至于阐释鲁迅生命哲学的著作，个人以为王乾坤的《鲁迅的生命哲学》最好，而钱理群写的与鲁迅有关的东西就我看过的而言，皆不堪卒读，而李欧梵的《铁屋子里的呐喊》不失为难得的佳作，这里扯得远了。   　　   除了《人间鲁迅》外，我当时还买过他主编的《流亡者译丛》中的诗歌卷《午夜的孩子》。对他的了解仅此而已。后来又听余杰吹嘘当代中国文坛杂文写得最好的三个人除了他之外还有摩罗和林闲治。而号称学术界中场的丁冬则对林做了一个专访，似乎是把林和余杰，谢泳并称为中国当前思想界的三匹黑马。   　　   到了广州之后，又买了林写的《自制的海图》来看，其中收录《五四十年》和《五十年来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虽然我并不是学院派，但毕竟受过一定的学院训练，因此对没有经过特别扎实研究的《五四十年》并不太欣赏，在海内外一片质疑和反思五四激进思潮的背景下，林和袁伟时，邓晓芒等恐怕算少有的坚决捍卫五四的不多几个有名的人了。   　　   而真正让我叹服的是林对散文的批评，文中对张承志，余秋雨，贾平凹和王蒙的批评可谓洞烛幽微，剥皮见骨，林真是目光如炬，确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虽然其中对王晓波和筱敏的批评是我所不能同意的，而对刘亮程的批评则不如摩罗。（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就小说而论，学院派我比较服胡河清和邓晓芒，而作家当中我最喜欢马原的《阅读大师》，格非和残雪的感觉也挺好，不太喜欢余华的文学批评。）后来又买了他编的《读书之旅》从书中的两本。又看了他的《夜读遇罗克》，总的感觉是林不光编书很严谨，写东西也很严谨，不多不滥，这跟余杰的大量产出劣质文章形成鲜明对照（跟好多人不一样，我觉得余杰有些文章是不错的，对他也并无恶感，唯一感到遗憾的写东西太不严谨，不能保证质量）。   　　   但我在一段时间内并没有主动去见他，倒不是因为怕名人架子大，而是因为自己虽然读书不多，水平一般，但也挺傲气，不太喜欢访名人，何况自己在百年来中国文学家中只服一个鲁迅，而学者只服一个王国维。但我在广州的好几个朋友都跟林熟识，其中一个朋友打印了我最初的两篇文章《点评论北大历史系诸先生》和《驳谢有顺‘十部作品，五个问题’》给他看，也许是因为我对学院派知识分子的批评以及当代文坛的看法印证了林的看法，所以他很高兴，表示愿意见我。我在给他的电话中说：“我读书不多，文章不好！”他说：“你读书也挺多的，而且文风的活泼是我学不来的！”   原来我知道他在花城作编辑，后来发现他居然已经调动到了广州日报编书，倒是跟我同一个单位。因此，在一个周五下午我就去拜访他，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身材中等，但有点瘦，头发比较长，挺乱，有点不修蝙蝠，并且有着饱满的激情和不羁的野性。因为我们都很喜欢鲁迅，所以一坐下来我就从这个话题开始，刚好前一期书屋上发了三篇贬低鲁迅的文章，其中两篇分别是李慎之的《鲁迅与胡适》和朱大可的《殖民地仇恨政治学的崛起》，我就问他怎么看，他问我怎么看，我说我本来想写文章反驳李慎之，可惜我对胡适的很多具体事情不了解也不想了解，因为这个人没有人格魅力，文章又差，思想又肤浅，接着我说了一大通自己的看法，林没有吱声。只是把他写的《也谈鲁迅与胡适》的打印稿给我，他说：“《书屋》的编辑周实和王平已经被撤换了，文章发不了！”我说：“那我给你打印到电脑上，发到网上吧！”但我比较懒，始终没有打印，而《书屋》后来也终于发了他那篇文章。谈到朱大可，他说：“当时他写《流氓的精神分析》的时候，我觉得他还不错，现在他自己也成了流氓了！”这其实是我不赞同的，贬鲁迅并非不可以，在自由的社会，没有人是不可以亵渎的，当然，文章要讲究基本的逻辑。在谈到余杰的时候，他说：“余杰也还不错，虽然浅，但还说些真话，有的文章也还可以，只是好名作秀，文人多有此毛病，余杰和摩罗等签名售书，想当文化明星，而且他谈思想的书却把女孩子的情书附上，我说了他，他不高兴，以前老给我寄书，现在不寄了！

”大约聊了一两个小时吧，我告辞的时候他送了我一本《娜拉：出走或归来》，我回去就看完了，感觉行文类似《野草》风格，相当不错，当然，比鲁迅远远不及，他自己也说：“鲁迅走得太远了，我们没法跟上他！”跟鲁迅一比，很多很不错的人都显得比较差，大师就是大师，没办法！毕竟，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五百年一出的超级天才！   　　   后来因为商谈一些事情，还因为其它一些事情，我跟林有过多次接触，感觉他确实是一个高度理想主义的的人，不好名，不作秀，没有功利心，以至于有朋友说他：“你编的书虽然好，可惜赚不了钱！”他编的书有的可能也赚了些钱，但他编书的时候却决不是从经济效益出发。当然，由于对权力的戒心，他不信任政府，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其实我也不信任政府，但没政府不行，而我考虑的就是应该限制政府的权力。再比如关于暴力问题，我说无论如何我是个非暴力主义者，生命必须尊重。而他则认为：“没有办法的时候也许只有依靠暴力。”   　　   他的严谨的写作态度在当代中国文坛恐怕也是不多见的。比如他一直想写《王实味传》，但他说：“我收集材料已经六年了，但还是感觉材料不够！”我则劝他：“你还是写吧，要说准备充分，你也许永远也不会觉得准备充分，毕竟，不太可能写出完美的文章完美的书！”   　　   当然，林也有他偏激的地方，真诚的偏激！比如对胡适的评价，虽然我也觉得胡适仅仅把自由主义当招牌，没有一种发自生命内在的自由主义激情，而且其生平所为有的似乎也违背了自由主义宗旨，但说他是庭臣终究贬抑太过，虽然胡适文章差，但终身坚持自由主义理念，毕竟是我辈中人。还有谈到中国现代诗，他因为编写《自由的诗篇》，萌生了写《五十年来诗歌》的想法，他询问我和另一个写诗的朋友对中国现代诗歌的看法，关于当代诗歌，我们没有什么分歧，而现代诗歌，我认为穆旦第一，冯至第二，他则认为艾青最好。他说穆冯二位只关注自己。确实如此，尤其冯至，但诗歌关注内心有什么不对呢？显然，由于他强烈的社会和底层关怀，以及对土地的情感和苦难的怜悯，他看待诗歌不完全是从审美的视角。而他对臧棣为首的一帮人尤其不满，认为他们简直是堕落，而谈到盘峰诗会，他则认为，由官方出面来召集和裁决诗歌方面的分歧，完全是诗歌的耻辱。   　　   由于他对鲁迅太过偏爱，以至于我们只要说鲁迅的不是，他就怫然不悦！比如我一个朋友说：“鲁迅没有建设！”他就很不高兴地说：“你不能要求他所没有的东西。你为什么不说他在医学方面没有贡献呢？每个人以他自己的方式完成他的一生！”而我则谈到：“从文学的角度看，杂文确实没太大价值，而鲁迅没写长篇是多么的遗憾！倒不是我认为他没能力写，而是如果他写出来该是多么精彩！”结果他又不高兴：“你没必要拿那些文体的套子来套，离开了社会和人的关怀，文学还有什么价值呢？”我觉得自己对鲁迅的崇拜已经够狂热的了，跟他比，我还算理性得多。   　　   林对学院派知识分子或者说体制内的知识分子都比较敌视，他说他们是策士，投靠权力捞好处。我一个朋友写了一篇《政治稳定的四种类型》给他看，他立即指责：“你脑子里有帮忙的策士心态！只有统治者才需要稳定，老百姓不关心稳定！”其实我觉得他错了，根据我大学毕业后几年的经验，我发觉最怕乱的倒是知识分子和小老百姓，知识分子一方面渴望自由，一方面又害怕自由，唉，自由主义者，你有勇气面对自由吗？你能够向中国的普通民众讲清楚自由与秩序的关系，自由与无政府主义与动乱的区别吗？讲清楚这些简单的道理却正是启蒙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情。   　　   我后来还从林那儿获得了《散文与人》，《记忆·一》，《时代与文学的肖像》三本赠书，遗憾的是，他早年的两本诗集，以及关于胡风案的石破天惊的长文我一直未能得窥全豹，而他自己也已经没有了。   　　   我想，在大众层面，林的名声不如作为文化明星的余杰，而他的书也没有作为流行文化的余杰的书卖得多，他的名声恐怕也不及占据北大位置“居高声自远”的钱理群，但在民间思想界在圈子内，在边缘知识人群体中，道德文章都让人服气的林的声望要高得多，而且批林的人也很少，可见，在做人方面，林也比余成功得多。而长期从事出版工作的他也很懂得策略，钻网有术！他是一个盗火者，是个思想，自由和正义的守夜人！在当代知识分子整体溃败的背景下，他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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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贤治：守望那一缕微光
2011年05月22日
来源：羊城晚报




以思想文化类随笔产生影响力的林贤治，被文化界冠以“民间思想者”称号。他是学者、诗人，也是著名的出版家。他以清醒的思考和尖锐的批判发出与这个时代主流舆论不同的声音，也以特立独行、贴近平民的姿态介入社会，表达他的在场。
林贤治
1948年生，广东阳江人。诗人、学者。在他的写作中，文学和思想批评类的文章最有影响。他的《五四之魂》与《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曾传诵一时。他早年写作的《人间鲁迅》，以及《鲁迅的最后十年》都曾引起广泛争论。
林宋瑜
广东汕头人，现居广州。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UTS）博士；长期在各大文学报刊发表散文、小说及文学评论，已出版《暗影地带》、《女子修养学堂》、《蓝思想》、《文学妇女：角色与声音》等著作七部。
知识分子的幸福在于自由
林宋瑜：你对乡土的那种感情带有鲜明的平民意识和人道主义色彩。这种基调决定了你所关注的重心更多是关于“自由、漂泊、革命、反抗”等知识分子话题。所以你这种平民立场农民也不一定理解。在我看来你这种立场实际上更是一种精英立场。
林贤治：我的看法是：当我在书中作客观描述时，知识分子、文化人应该具有超前意识，起启蒙的作用，要比一般民众要求更严格、看得更深远。像这种态度，你可以用精英立场来概括。但“精英”这个词我很少使用，坦率点说，我对这个词几乎是讨厌的。因为精英知识分子他可以进行社会批判，却往往无法面对自己的问题，批判自己。
林宋瑜：现在知识分子真的是缺席了。你有没有注意到，现在互联网上连社会热点话题往往也是一般的网友发起的。但现在知识分子起不了带领与启蒙的作用。
林贤治：这里有两点，一是关乎社会命运的大问题，如果你是所谓精英，是知识分子，你应该表态。因为你在这些大事件上容易产生影响力，有更大的话语权。另一点是，如果你是所谓的精英，你应该比一般人更能在更高、更深层次上发掘出一些东西，帮助人们进一步思考。那种更深层面的东西需要专业知识的支援。我经常把知识分子与学者分开，就是看他的专业知识有没有与他的公共立场联系起来。有没有平民立场、人文立场。你的专业知识必须与这个态度结合起来。如果仅仅体现你的专业知识而没有你的社会态度，你就仅仅是一个技术型学者。
林宋瑜：有时候他的专业知识还起反作用呢。现在所谓专家出来，就被人扔“石头“，称为“砖家”。
林贤治：就是因为他没有立场，甚至是错误的、反动的立场。
林宋瑜：这也就涉及你所说的知识分子人格问题。就像你那篇《娜拉，出走或归来》，里面谈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批知识分子，谈到思想与革命的问题。而归根结底，是关于人格问题，尤其是知识分子人格。纪念五四的青年节刚刚过，你对今天的青年们有什么忠告？
林贤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五四的意义要与青年的现状联系起来说。在五四时期，像自由、民主、科学、人权这些概念，是从西方过来的，但它们是有普世意义的。当时提出个性解放、价值重估、偶像破坏等等口号，有那么一种普遍的精神高扬的状态。而今天这种自由民主的理想在我们这一代青年中明显地变得淡薄了。我们谈到社会理想，整个跳不出意识形态的范围。包括当年9·11事件发生时，一些大学生居然为此庆祝；最近对抓到本·拉登这件事的反应，凤凰网的调查数据显示，居然有60%左右的人感到失落、伤感。其实我们缺乏人道主义的教育。生命、生存、自由、财产、幸福这些都很重要。我最近为《凤凰周刊》写了一篇书评，题为：“美国：幸福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说“幸福”呢？就因为美国知识分子可以自由批判，包括批判政府。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阿伦特在她的名著《论革命》中，注意到美国《独立宣言》中说的“生命、自由、幸福”，以“幸福”一词代替欧洲流行说的“个人财产”。她阐释说，拥有多少个人财产，不是物质意义的，而是作为一个公民参与政治的权利得到保障，他才是幸福的。
林宋瑜：所以，你的家园也是指精神的家园。
林贤治：是的。我们目送过去乡村中纯朴的东西在消失。“无可奈何花落去”，却不见“似曾相识燕归来”。其实与农业文明相联系的许多价值，我认为不是负面的，过时的，可替代的；而是人类最基本的，与大地相始终的。
只能在记忆中皈依故乡
林宋瑜：刚拜读你的新书《孤独的异邦人》。这个集子许多文章与你过往的犀利风格不同，它们有一种温情脉脉的调子。不少篇章是关于“故乡”及“故人”的回忆。你无论作为一个著者还是编者，记忆都是很重要的范畴，它跟你的历史、现实、心态有很大关系。你如何解读它与写作者那种类似血缘的关联？
林贤治：有人说过，文学就是记忆的产物。“记忆”既是指集体记忆，即大的记忆，历史的记忆；也包括私人的记忆。其实“记忆”是最富有人文色彩的东西。我是不看科幻小说的，觉得没意思。当然这也跟我缺乏好奇心和想象力有关吧。总之，我对过去是一个特别在乎的人。
林宋瑜：所以你很恋旧。
林贤治：你会发现鲁迅也是很恋旧的。你可以看他两个东西，一个是《呐喊》自序，一个是《坟》的后记。生活中除了那些让我们关注的东西之外，还有他放不下的东西。记忆就是历史，历史其实是构成现实的基本部分。这里有理性的判断，也有情感的牵系；情感很重要，对文学写作者来说尤其如此。这份记忆的东西是他写作的内驱力，使他非写不可。
林宋瑜：说说乡村记忆跟你的关系吧。
林贤治：近些年来，我每年回乡一次，但都是过客一般地来去匆匆。我希望能够在出生地呆上至少一年，找我梦中的东西。在乡下，过去记忆中许多美好的东西，现在被破坏了。媒体有人用“沦陷”来形容乡村，就是说的那种变成破败的、没落的、凋敝的景象。
林宋瑜：整个乡村荒芜化了，景色也变化了。但另一方面看，现在中国是在城市化过程中，西方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虽然不太一样。
林贤治：我觉得与体制、政策大有关系。现代化进程对不同国家来说会有不少差别，但趋向大体是一致的。我们是后发的国家，即所谓“发展中国家”，人家的一些经验教训我们是可以借鉴的。譬如，美国的卡蕾所写的《寂静的春天》，对于美国的环境保护就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影响了美国政府制订了对农药使用的政策法规。我们目前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
林宋瑜：小时候我常常到外婆家去，就是乡下。那时的农村小河小溪很清澈，农民从那里取水喝。现在根本就不可能了，洗衣服都不行。
林贤治：每次回到老家乡下，都不免心生感慨。不但没有美好的建设，反而从环境保护到伦理道德、人际关系都受到很大破坏。我说乡村记忆对我个人来说很重要，是因为不但能给我心灵以慰藉，而且精神上对故乡的皈依决定了我写作时采取什么立场、对社会的事物的态度，包括对我个人修身方面的要求。
徘徊在群体意识外的“异邦人”
林宋瑜：其实商业社会也有它的商业伦理道德和商业精神的。在西方那种非常成熟的商业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都是冷冰冰的金钱关系。我们这个总是谈人情的社会，现在反而样样谈钱。所以你的根、你的故乡已经失去了，你已经真正成为孤独的异邦人了。你这个“异邦人”的词也是有双重意义的。
林贤治：确是这样的。这个时代，人的关系变得非常脆弱，情感非常淡薄。人们不太关心道德、伦理这样的问题。拜金主义与权力崇拜一样可怕，而且，通过交易消灭个性，那种趋同特别厉害。
林宋瑜：中国这个民族本身也是特别强调群体意识的。反正你不符合主流的方向，你就要被质疑。我们的文化传统并不尊重个人价值。除了政治体制，民族性也有很大的关系。
林贤治：所以集体主义还是有它的根源和土壤的。五四的资源已经流失了。五四运动刚刚过去，党派的观念就进来了，集体主义被强调了，个人的空间就渐渐被挤掉，变得狭小甚至没有了。
林宋瑜：互联网的发展对人与人的交流方式也有很大改变，很多变成事务性、表态性的，情感的成分就很单薄。
林贤治：互联网的意义正面大于负面。负面的东西，是指它主要是用来取得信息，全是即时性的，浅阅读、碎片化，不让你思考。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没有阅读，那些青年教育出来，就没有深度，他不懂得思考。一个不懂得思考的民族不可能成为伟大的民族。
文学处于低度主要因为缺乏精神性
林宋瑜：现在文化界也有一种声音，就是呼唤文学艺术批评重返八十年代的状态。我个人对八十年代是非常有感情的。那个时代正是我们上大学、上研究生的时代，那个十年，各种思潮都很活跃。作为当时的年轻人，受益匪浅。许多书刊都是那时候读的，吸收了许多养分。你呢？你是如何看待和评价八十年代的？
林贤治：我的看法略有不同。关于八十年代，我在几处引用了董乐山的看法：就是说这是第二次西风东渐。建国后我们一直处于封闭的状态，所以八十年代肯定比文革前十七年好很多。但我认为，在“后四人帮”时代，就是1979年、1980年，民气很盛，打破禁区，特别有创造力。当时朝野非常强调“思想解放运动”这个概念，而事实上思想解放运动很快就结束了。一方面固有的意识形态的框架下，不断的“反自由化”贯穿了整个八十年代，这使思想解放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的“打岔”。思想解放运动的主流本来是人道主义的，是人的解放，当时就有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的讨论。但知识分子自身“打岔”，将主流（思想解放运动）引到别的方面去了。后来的所谓美学热、文化热、寻根热就是由此引发的支流的支流，要到老祖宗那里寻找我们国民性什么的。这也有一定的意义，但它回避了现实政治，放弃了对于体制改革问题的思考。国民性问题不能光看老祖宗，主要看我们这代人的特性；就是说，“根”就在我们身上。作为一个立足于这个体制的人，现行体制对我们的影响肯定大于老祖宗对我们的影响。这个也是文化，是政治文化，可是“文化热”不讲政治。实质上，寻根文学就是把我们从当下的现实中引开。
林宋瑜：所以一些作家去写帝王将相的故事，就是回避当下的风险，话语风险。你说文学“达到前所未有的低度”可能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林贤治：在一个未经深化改革的体制里面，文学能好到哪里去！一个时代的文学要看综合的因素：体制的、队伍的、个人的；思维的、知识的、人性的；灵魂的、艺术的，等等。我们的文学就是缺乏精神性，没有思想深度，而且整个道德体系、语言体系都受到破坏了。
林宋瑜：作为出版人，我们都很关注这些问题。那么，这种状态下，出版人要如何做才不至于沦为劣质文化商品的流水线工人？
林贤治：我们立足于出版业，要根据自己的文化理想去做图书。编辑要有他的方位感，不是只看市场。我觉得真正的出版家是他领导市场、开辟市场。你要承认这个社会有不同的读者层次。现在许多编辑既缺乏专业知识，又缺乏文化理想。作为文化人，更重要的是你的文化理想如何，如何承担社会责任。其实这也同样关系到一个综合素质的问题。
林宋瑜：最终还是跟思想境界有关系。
林贤治：现在的小说我不愿意读。我编《文学中国》几乎编不下去，读那些小说很受罪的。现在人们追着看“90后”，一度以新生代自炫的“70后”已经被冷落了，遑论“50后”，更没有人关注经典。
不能告别的革命
林宋瑜：除了编辑工作，你的写作计划呢？我对你的关于革命，关于巴金的写作，很感兴趣。特别是从巴金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开始的生命历程这个视角，我觉得很有意思。你将如何阐释“革命”二字？
林贤治：革命这个话题，我想说，这二十年来，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这个论调对中国知识界影响很大。作为知识界本身也憎恶革命，标榜改良。但现在不是我们憎厌与否的问题，而是革命在世界范围内是否终结的问题。
林宋瑜：今年是辛亥革命过去整整100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一百年前，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宣告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王朝的覆灭及君主专制制度的结束；9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意味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这两个革命事件，对于现代中国都是意义非常重大。你如何看待这两场革命？
林贤治：可以从比较政治学和比较史学的角度来看。这两场革命的政治资源、基本队伍、斗争目标和方式，从理论到实践都有很大的不同，但又都是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和二十世纪现实大地之上发生的。一百年的时间，是可以好好总结一下的。我对辛亥革命的兴趣在于把它与西方的革命进行比较，可以分成三个时段来观察。像法国大革命也可以有好多段，绵延数十年的历史。
林宋瑜：看来你要对李泽厚、刘再复说革命还是不能告别的。
林贤治：我反对这种论调，首先是因为他们说的不是事实。在世界范围内，革命至今还没有终结。你看看现在的中东。人类是从野蛮到文明。用马克思的说法，至今仍然处于前现代阶段，革命是无法避免的。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我们跳不出历史。
林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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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林贤治
真正的思想者，就其本质来说都是异端。
——林贤治《读顾准》
1

真正的阅读，是一场灵魂的洗礼。

没有什么比麻木更令人痛苦，同时又更受人欢迎的了。麻木是灵魂的安慰剂与麻醉剂，是对大脑神经中枢的自行阉杀。施药的麻醉师，总该首先把敏锐的神经系统所产生的一切感觉除掉，于是任何形式的宰割，得以在惊人的平静中进行。麻木是幸福的，因为麻木意味着思想的避免，意味着由于思想而产生的一切痛苦、焦虑、惊怵、虚空的避免，并且往往可以心安理得的通过各种手腕，在造化的庇护下功成名就，或者竟快乐地去亲吻脖子上的绞绳。于是细腰蜂刺下的蜾蠃，盛宴上的醉虾，铁屋中的睡客，纷纷在无苦痛中作恬然状。

麻醉的目的，就在于消灭一切记忆，甚至把麻木当作一种记忆。历史是写出来的，然而历史的书写者，往往就是麻醉师，以及麻醉师治下的蜾蠃、醉虾、睡客们。二十四史成为“二十四姓帝王之家史”，就是因为二十四史本身就是二十四姓帝王的奴才侍从、弄臣走狗们写出来的。麻木是记忆的麻木，是精神的麻木。历史本身对于我们仅仅是坚硬的石头，然而里面却蕴含着无尽的精神、思想的璀璨火花。正是这种火花，把人从麻木中唤醒过来。历史学家柯林伍德说过：“历史学的价值就在于，他告诉我们人已经做过什么，因此就告诉我们人是什么。”人不能自行产生精神、勇气、冲决的力量，唤起精神和勇气需要复活历史感。只有以历史、历史上伟大的人和伟大的事迹为价值坐标，才能建立起自己的位置，通过自我确认获得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行动勇气。

这种自我确认的阅读就是灵魂的阅读，是启蒙意义的阅读。真正的阅读，能够使人从文字中获得一种生存的勇气、精神。对启蒙时代来说，最为根本匮乏的，还不是思想，而更是去直面、去思想、去追寻的勇气、力量。没有什么比怯懦、懒惰更能够拖住时代的步伐，因为怯懦和懒惰，人们丧失了追求真理与自由的勇气，把自己埋入“权威”、“习惯”的怀抱，以理性的自我泯灭为代价去换取生存的安全感。勇气是思想的动力、酵母，只有唤醒勇气，才能树立起一个强大的“我”，去思想、追寻。因此，阅读的意义便不止于学习前人的思想内容，而更在于唤起独立思考、独立创造的精神和勇气，从阅读中获得一种生命的力量，实现灵魂的自我就赎。每一次阅读中的震撼都是对灵魂的洗礼，通过这样的洗礼，读者走进了作者，消化了作者，同时确认了自我。读鲁迅，读林贤治，都是如此。

2

他的出发点是鲁迅。

谁把鲁迅单纯的视为研究对象，把鲁迅文章视为研究文本，谁必定无法真正理解鲁迅。研究意味着把对象视为观察客体，运用逻辑手段与叙述技巧对对象进行语言整合。然而当代知识分子与鲁迅的亲和力，从本质上来自一种宿命般的遭遇：当相似甚至相同的生存境遇那样惊心动魄的出现，痛苦、迷茫、彷徨、焦虑使我们不得不像追寻生命意义一样追寻某种光辉的价值坐标。鲁迅曾表现出来的那种超人的韧性，永不屈服的斗争精神和屹立不倒的独立人格，理所当然的进入我们的精神生活并且构建我们的精神生活。寻找鲁迅的过程，事实上就是灵魂自救的过程，也就是学习一种在一个无法承受的时代中永远坚持自我的独立精神的过程。同时，寻找鲁迅的过程，也就是学习一种真正的悲悯情怀的过程，即如何存在于一个混乱不堪的世界，以批判的方式抒发博爱的情怀，即使收到时代与社会再大的伤害，也仍然热爱这样的社会与人生，并且以批判去促使它改善与前进。

相似的生存境遇是林贤治进入鲁迅的精神世界的基础。他用一开始接触鲁迅，便是缘于一种危机感与孤独感。“从那种孤独感出发，精神上总得找一种排解的渠道，或者说找一根支柱。”（见《凝望一个伟大的生命》，出自《世纪之问——来自知识界的声音》）俄裔流亡思想家弗兰克曾经说过：“不要在地上寻找路标，这是一片无边的汪洋，这里进行着无意义的波浪运动和各种潮流的撞击——应当在精神的天空寻找指路明星，并向着它前进，不要管任何潮流，也许还要逆流而上。”每个人都必须构建他的精神支柱，寻找他的精神明星，惟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一个强大的自我。对他而言，阅读鲁迅，“是一种自我精神拯救的阅读行为”，目的就是“从他那里获得一种生存的勇气”。（出处同上）这就注定了他的遭遇鲁迅，是一种灵魂超越时空的遭遇。

对鲁迅，他的第一个观念，正如他早期所写的鲁迅传记的书名一样：“人间鲁迅”。这意味着把鲁迅从神龛上拉回人间来。他在接受李辉的采访时同样提到：“我首先是把鲁迅作为一个平凡的中国老头，他是富于思想的，很有独立人格的人，这样来看他；就像看我的某个老师，既是朋友，又是导师，如此去接近他，就变成心灵的接触了。”（出处同上）他的切入点就是：鲁迅首先是一个“人”，而不是在文革中被造出来的“神”；鲁迅首先是一个独立的“人”，而不是党派化、政治化了的“旗手”。他把鲁迅放到整个时代大环境中考察，以“人的存在”为鲁迅思想的基石，于是鲁迅思想之根破土而出。而且他不但阐释鲁迅，更是消化鲁迅、丰富鲁迅，大量在鲁迅那里出现的“原概念”，像权力与知识、“革命”、虚无等等都在他这里得到更加丰富的阐述。

写作是灵魂的事业。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字里行间跳动着作者的脉搏，流动着作者的血液，凸现了作者真实的灵魂。林贤治笔下的鲁迅，是一个完整、丰富的生命体。他的一切谈论鲁迅的文字，都可以让人们看到其背后支撑着一种深刻的体验，一种强烈的共鸣，一股汹涌的激情。我们完全可以感受他借鲁迅的酒杯，浇他自己心中的块垒的那种畅快淋漓的快感。正是这种体验、激情，使他去理解鲁迅、消化鲁迅，把鲁迅融入他的生命。于是那一切讨论鲁迅的文字全部都可以视为作者自己的生命体验的文字。同时，我们可以从他的文字中找到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精神坐标，找到一种勇气和精神的力量，从而去认识自己、确立自己。“鲁迅学”的发明，“鲁迅传统”的形成，就是要每个人都独立的接近鲁迅，融入鲁迅，而后消化鲁迅，丰富鲁迅。

他是鲁迅的追随者，也是鲁迅的成就者；鲁迅成就了他，他也成就了鲁迅。

3

关于历史，他说：“伟大的时代是有历史感的。惟有平庸的时代，人们才会只顾眼前的事务，像猪狗一样，为有限的施于感到幸福，从来没有想到把目光从食槽旁边移开，投向栅栏之外那绵延无尽的森林和原野。如果没有历史，我们在现实中将找不到判断事物的标准，以及通向未来的坐标；我们无法走动，更不会想到飞翔。如果没有历史，我们既意识不到自身的能力，也意识不到只身的局限。”

历史是集体的记忆。然而历史却不得不由某些特定的人所书写、记载。从祖龙治下的土地浓烟四起，学者们精心撰述的竹简帛片被投进熊熊烈火，一群儒生陷于一坑，人们就已经知道“历史”还有可以写的，有不可以写的。即便是所谓真相，只要不予记载，岁月的洗涤，完全可以荡尽大脑的记忆，于是“历史”，便仿佛真的没有发生过一样。况且人的天性，是易遗忘，特别是伤痛，只要有愈合的趋势，便纷纷赶紧掩饰、遗忘，涂掉伤疤，唯恐让人看见，而不去追究那伤痛的来源，并且竟不怕伤痛的复发。数百年前主持“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人肉盛宴的屠夫们，现在正以千秋清官的模样在电视剧中大出风头。一首赤裸裸宣扬个人崇拜而且早在五十年代就被批判过的《东方红》，至今仍被留恋权威的奴才编进《走进新时代》，“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的歌声，肆虐大江南北。

密芝勒说过：“谁把思想局限于现在，谁就不能了结当今的现实。”历史是现实的坐标，记忆的丧失不啻于行为准则——乃至于良知的丧失。对历史的麻木、遗忘意味着对现实的背叛。所谓启蒙，第一步就必须唤醒沉睡的，甚至已经死亡的历史精神。唤醒记忆，呈现真相，展示常识，有时也能产生巨大的颠覆力量。因为历史是我们生存的根系。正如柯林伍德说的，“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在我认识”。当历史被遮蔽、歪曲、篡改、利用，人们既认识不到自己，也认识不了时代，既丧失了价值坐标，又失去了行为准则，于是往往用头走路而不自知。林贤治这样给历史下定义：“什么是历史？历史是与人类尊严密切相关的集体记忆。”作为一种记忆的历史带给我们的是真实，是被遮蔽的真相，同时更体现为一种逼人正视的力量。

这种真相的力量在林贤治的散文化的历史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的《五四之魂》、《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两篇精彩的长文，外加一部“个案研究”《胡风“集团”案：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从特定的角度展现了二十世纪中国的精神风貌和思想状况。

《五四之魂》开篇就是“重新发现历史”。事实上，这三篇以散文化的语言表述的中国现当代思想史，都是“重新发现的历史”，而且是他独立发现的历史。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本雅明在《文学史与文学》中曾经说到，“不是要把文学作品与它们产生的时代联系起来看，而是要与他们的产生，即它们被认识的时代——也就是我们的时代——联系起来看。这样，文学才能成为历史的机体。使文学成为历史的机体，而不是史学的素材库，乃是文学史的任务。”思想史也一样。思想史的任务，就在于使思想成为历史的机体，并与现实取得直接联系，使历史上的思想直接切入并且参与现实的思想和行动。林贤治在他的思想史言说中，始终贯注了对“人”的关怀，对独立、自由的追求与向往，甚至以独立自由作为一种价值判断标准。由于这一标准，他直接表明，“文学史就是自由史，自由精神的蒙难史和解放史。”与现实联系起来，历史成为时代的历史，思想成为时代的思想。

同时，历史是“我”所认识的历史，是“我”独立思考的历史。他在《自制的海图》的“题记”中就曾以航海喻此：“譬如航海，直到离开海岸，才发觉自己没带海图。当然，即使此前握有别人绘制的海图，只要意识到出航，我也未必使用。原因很简单，如果沿袭长期以来从不变易的航线，即使自以为独立驾驶，也无异于别人船上的一名乘客。”于是，他在寻找“关于我自己，到底身在何方”的问题答案的时候，便不得不自己制造一张海图出发去。这种勇气与独立性来自鲁迅，而正如鲁迅一样，林贤治也没有制造出一张海图来。航线依然是没有的，就如鲁迅说的，地上本没有路。有的只是一种背负虚无而傲然前行，背负绝望而毅然反抗的勇气，一种背负耻辱与苦难而奋力挽救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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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所匮乏的不止是思想，而更是精神。我们往往并非不知道是非的标准，而是知道之后有意识地放弃、抹杀；我们往往并非不知道什么是尊严与良知，而是面对尊严被蹂躏良知被践踏的时候我们丧失了捍卫乃至殉身的勇气；我们并非不知道什么是自由、权利，而是当自由、权利被剥夺的时候我们战战兢兢畏葸不前。常识本身就是伟大的思想，然而由于精神的匮乏，我们往往连面对常识、运用常识的勇气都没有。这个时代最大的贫乏就在于人们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贫乏，或者不敢面对自己的贫乏从而去追求、探索，去改善自己的贫乏。这样的时代需要火光！火光意味着光明、激情与力量。鲁迅的文字是这样的火光，一切情感，悲愤、苍凉、深沉、怜悯，一切的心理反应，虚无、焦虑、激昂、痛苦，全都化作冷静与热烈互见，嬉笑与怒骂兼有的文字，点燃了人们心中沉睡的火种，催活了人们心中深埋的芽梢。林贤治的文字也是这样的火光，透过他的文字，我们看到鲁迅，照亮我们自己；我们看到历史，确立我们自己；我们看到作者，审视我们自己。这样的文字给人不止是思想，更是一股刚健不屈的精神，一种苍凉义愤的斗志与锐气！

中国的老例，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

然而他却说：

“火是与小百姓的生存有关的，放火的当然也就不是秦始皇、希特勒一类名人的专利——

把火举起来吧！”

我听到石头撞击发出来的雄浑有力的声音。我看到石头撞击迸发出来的凌厉耀眼的光华！




2002年3月8日

教师之友网

　　书名：中国新诗五十年
　　作者：林贤治
　　字数：200千字
　　印张：19.75
　　页码：306
　　开本：16开
　　定价：35.00元
　　ISBN：978-7-5407-5304-7
　　中图分类号和汉语词表主题词：Ⅰ. ①中… Ⅱ. ①林… Ⅲ. ①诗歌史－中国－当代
　　Ⅳ. ①I207.209  诗歌史
　　读者对象：文学爱好者、历史爱好者、研究人员、知识分子
　　出版时间：2011年11月第一版

　　作者介绍

　　林贤治，诗人，学者。广东阳江人。著有诗集《骆驼和星》、《梦想或忧伤》；散文随笔集《平民的信使》、《旷代的忧伤》、《孤独的异邦人》；评论集《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守夜者札记》、《自制的海图》、《五四之魂》、《时代与文学的肖像》、《一个人的爱与死》、《午夜的幽光》、《纸上的声音》；自选集《娜拉：出走后归来》、《沉思与反抗》；传记《人间鲁迅》、《鲁迅的最后十年》、《漂泊者萧红》等。主编丛书丛刊多种。

　　内容简介

　　本书是林贤治先生的最新著作。作者以独立精神立论，系统梳理了建国以来五十年间新诗演变的历程。从中国当代史出发，史论结合，细致分析了当代新诗史上重要的诗歌现象、诸多写作群体及个人；其间随机穿插外国诗歌的状况，旨在打开视野，建立参照，有助于对中国新诗品质的评价。全书新见迭出，发人深省，文气流贯，别开生面，是了解中国当代诗歌史乃至当代精神状况的必读之作。

　　编辑推荐

　　1． 作者林贤治近年来活跃在国内知识界，以思想先锋、人格精神名重一时。在这部新作中，作者对当代中国诗歌的发展面貌作了全新的揭发和论述，大量每埋没的优秀诗人、作品和文学事件第一次进入了文学史的视野，大量的已知作家作品则被重新考量，作者思想深邃，观察敏锐，主张激烈，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当代文学乃至思想文化的总体面目。

　　2． 当代诗歌不仅属于文学的领域，而且是国家生活的一个层面，上自国家元首，下至黎民百姓，几乎都参与了诗歌创作，构成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学景观。作者以诗歌为切入点，由此恢复和反思当代的社会发展和精神历程，提出了很多精彩的分析和观点。

　　3． 本作的语言一以贯之的延续了作者深刻、尖锐而活跃多姿的特点。读此书，不啻于享受一场文字与思想的盛宴。

　　目录

　　一  导论：诗与诗人 ／1
　　二  效应史：匮乏、丧失与绵延 ／18
　　三  改造：从人格到语言 ／32
　　四  马。马体。中国马体 ／46
　　五  “战士诗人”为谁而战？ ／55
　　六  意境：一种新态美学 ／65
　　七  诗歌运动：从新民歌到天安门诗歌 ／75
　　八  新诗潮：结局或开始 ／84
　　九  北岛与《今天》 ／116
　　十  多多：沿着献祭的道路 ／139
　　十一  归来者的歌 ／151
　　十二  “溺水者”昌耀 ／171
　　十三  非政治化：媚雅与媚俗 ／185
　　十四  海子：在麦地与太阳之间 ／222
　　十五  变异：几个例子 ／232
　　十六  王寅：从隐逸地到风暴角 ／254
　　十七  周伦佑：红色写作 ／265
　　十八  喧闹而空寂的九十年代 ／275
　　十九  中国新诗向何处去 ／295

　　书名：中国散文五十年
　　作者：林贤治
　　字数：120千字
　　印张：10
　　页码：160
　　开本：16开
　　定价：24.50元
　　ISBN：978-7-5407-5303-0
　　中图分类号和汉语词表主题词：Ⅰ. ①中… Ⅱ. ①林… Ⅲ. ①散文—文学史－中国－当代
　　Ⅳ. ①I207.67
　　读者对象：文学爱好者、历史爱好者、知识分子、研究者
    出版社：漓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年11月第1版

　　内容简介

　　本书是林贤治先生的最新著作。作者回顾五十年中国文学，从人类自由精神出发，以树木为喻，从根、干、枝叶等多个方面，探讨散文写作的特性，时代的不同体制、意识形态、“有活力的组织”对写作的影响，现实环境中作家的言说方式及价值选择等问题。书中论及多位有代表性的作家，臧否分明，印证了作者所坚持的美学原则，是一部极具特色的文学史著作。

　　编辑推荐

　　1． 作者林贤治近年来活跃在国内知识界，以思想先锋、人格精神名重一时。在这部新作中，作者对当代中国散文的发展面貌作了全新的揭发和论述，大量被埋没的优秀作家、作品和文学事件第一次进入了文学史的视野，大量的已知作家作品则被重新考量，作者思想深邃，观察敏锐，主张激烈，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当代文学乃至思想文化的总体面目。

　　2． 当代散文不仅属于文学的领域，而且是国家生活的一个层面。散文是当代精神、意识形态、社会舆论的重要载体。作者以散文为切入点，由此恢复和反思当代的社会发展和精神历程，提出了很多精彩的分析和观点。

　　3． 作者对一些当代名作家如王蒙、贾平凹、张承志、余秋雨等作的精彩而深刻的评论，一针见血，堪称当代绝妙好评。

　　4． 本作的语言一以贯之的延续了作者深刻、尖锐而活跃多姿的特点。读此书，不啻于享受一场文字与思想的盛宴。

　　目录

　　论散文精神（代序）／1
　　一  根／1
　　二  干／13
　　三  枝叶（上）／33
　　四  枝叶（中）／60
　　五  枝叶（下）／81
　　六  其他／113
　　散文与人类自由精神（代跋）／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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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文学处在
“前所未有的低度”
——对话林贤治
本刊记者 黄广明实 习记者吴瑶

人物周刊：你在文章《60年文学史如何书写》里对建国后的文学总体评价很低，原因是什么？你的好作品的标准是什么？
林贤治：我自设的标准是：一、自由感。这个作家有没有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政治自由、精神自由、写作心态的自由、形式探索的自由，必须是贯穿始终的；二、悲剧感。有没有爱、同情心、悲悯的生命气质。这个世界大到社会小到个人，本来便是充满悲剧的，可是我们没有悲剧感；第三、个人性。为什么我对余秋雨评价不高？其中包括他只是用通顺的书面语去演绎，没有个性。我就凭这3点的综合指数去衡量现在的作家，不管是所谓名人还是无名之辈。
我不赞成北大陈晓明教授说的当代文学“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羊城晚报》、《文学报》对我的采访中，我很明确地表明，当前文学创作是“前所未有的低度”。
首先是我们的文化体制、文艺体制、出版制度，是否鼓励好作品，是否能出版好作品？作协只是圈养作家，不管这些，也管不了这些。
还有我们整个创作队伍的素质。1970年代前我们几乎见不到现代派的作品，还不知道卡夫卡，这样一个国家怎么能在二三十年里产生伟大的文学家？我编《文学中国》选本从2003年开始，一年要找三五篇好一点的小说都很难，基本上是编故事，没有精神性可言，跟外国文学怎么比？
我们的语言也糟糕，多年的意识形态化破坏了我们的语言。一个文学家，首先看你的汉语是否纯净，先不说有无个性。我们在文学作品中会不时看到欠纯净的东西。这些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有什么理由说当前文学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人物周刊：苏童、余华、王安忆，对于这些著名作家的作品，你怎么看？
林贤治：苏童的语言还算不错，王安忆对市民生活形态的掌握不错。我看过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还有个别的中短篇，《兄弟》没看完，不能持很高评价。虽然他把苦难作为主题，但他不是悲悯，只不过把它作为主题去处理罢了。
人物周刊：你说，“文学史就是自由史，自由精神的蒙难史和解放史”，如何理解？
林贤治：作家是人类精神、情感、人性的体现者，在这方面应该是比较出色的。如果本人被禁锢，就不能指望通过作家个人体现人类的生存困境。对文学来说，自由与否是性命攸关的。
人物周刊：你批评了很多著名的学者和作家，担不担心别人说你靠骂人博名气？
林贤治：好像没有谁说过，他们怎么说也没问题。如果要把批评比作“骂”，那么关键是为什么骂，骂得对还是不对。鲁迅的文章里写过谩骂，写过“捧杀”与“骂杀”，其中提到，说一个卖笑的人是娼妓就不能算谩骂。正当的批评首先要求态度严肃，第二要有事实作依据。为什么需要知识分子？就是因为这个社会需要批评。
人物周刊：被你批评过的人，有没有回应、反驳？
林贤治：李慎之、王元化、王蒙都没有正面回应我。王元化在《九十年代日记》里说很奇怪为什么我会“骂”他。王蒙自传里也说我“骂”他。我为什么要批评他们？我觉得他们某些观念似是而非，他们的言论因为名人的身份可能影响整个舆情，所以我觉得有批评的必要。
王蒙在80年代提倡“费厄泼赖应该实行”，在90年代初提倡“快乐主义”，提倡“幽默”，放到当时具体的语境去看，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并非因为他是文化部长我才批判他。王元化在1987年以前是中共官员，但他的思想和言论我基本上可以接受。他抱着启蒙主义立场，编过“新启蒙”丛刊，但是到了90年代完全转向，包括呼应李泽厚他们“告别革命”的论调，把五四同“文革”相联系，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采取近于轻薄的态度，我不能接受。
人物周刊：你对当前的文学批评界什么看法？
林贤治：文学批评界公正的、真实的、有眼光的批评很少，有点名气的批评家都学院化了。这种批评往往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太喜欢抄袭专业术语，太局限于所谓的“学术性”；一个就是小圈子主义，存在利益驱动的问题。像一些经济学家往往为企业家利用，中国的批评家也往往被出版商所利用。各种座谈会、研讨会、评奖请他们出来，在大型场合，你可以看到大体上就那么几个人露脸，利益均沾。温情主义，替哥们儿说点好话，相比之下就太“小儿科”了。
总之，都没有着眼于整个文学界的健康发展。对此我没什么好讲，跟他们也不往来，我在“界”的外面，算是旁观者吧。
人物周刊：研究者李静曾用“泛道德”一词来概括你的批判方式，称，“林贤治的泛道德批判方式在有力地提醒良知存在的同时，也有简化问题的危险。”
林贤治：如果仅仅从道德出发去决定作品的好坏，那或者称得上是“泛道德主义”。但我是看重文本、看重艺术分析的，在这点上，我不承认我是泛道德主义。的确，我个人更看重精神。无论对民族文学，还是一个作家，我认为立场、精神状态是很重要的，大约因此给人一种印象，认为我是“泛道德”。
人物周刊：你看过“80后”作家的作品吗？有什么看法？
林贤治：粗略翻过，但不买。我对所谓新生代、“80后”之类评价不高。对文学的那种严肃、敬畏的程度，思想视野必要的开阔程度，对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的关注程度，我认为他们是普遍不够的，至少从作品来看是这样；第二就是他们的文学储备也是不够的。过高的评价对他们没有好处。
人物周刊：你看流行文学吗？
林贤治：基本不看。对金庸评价极低，认为这类武侠小说有害，至少害多于利。他小说中袭用陈腐的封建伦理观念，是成人的童话，而语言半文不白，并非纯正的文学语言。
人物周刊：很多人看金庸就是为了消遣，你不认为娱乐也是文学的一项功能吗？
林贤治：每个人对文学的取舍不同。像娱乐的东西，来得快，去得也快，而且是可以代替的。真正体现人类深度的还是悲剧的东西。
人物周刊：感觉你有精神洁癖——
林贤治：有洁癖，非常严重。
人物周刊：这种洁癖会不会令你不宽容？
林贤治：平时我不使用“宽容”这个词。在答李慎之那封信中，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宽容。宽容应该是强势者对弱势者的说法。假如我们之间是学术之争、笔墨之争，不存在强势和弱势，不存在实际手段的干预，根本就不存在“宽容”与否的问题。这种说法，有泛化、滥用的现象。其实，“宽容”应该主要是指政治、宗教思想的宽容与否。
人物周刊：你怎么理解幸福？你认为自己幸福吗？
林贤治：“幸福”在西方是一个哲学概念，但我们这里的知识界很少探讨这种问题。我自己同样很少思考，不过倒是常常绕到它的对面，反问是否“不幸”。所谓幸福，就是有满足感吧，是一种自我感觉，没有客观标准，所以有的人才可以知足常乐——这是老祖宗长期以来的一种意识形态，训导我们变成幸福的猪。我自觉现在得到的，与我的社会理想、我对自己的期许相比，还有很大距离，有的甚至相悖，所以我不能说我是幸福的。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