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当代摄影的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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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中国当代摄影的制度创新

2011年04月07日  作者：顾铮   来源：瑞象视点

　　今天的中国摄影界，已经有了像广东美术馆那样的官方艺术机构对于摄影的隆重礼遇(以已经举办了三届的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为证)，也有了像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这样的以艺术家一己热情与想象所创出的独立艺术空间。此外，像沙飞摄影奖、侯登科纪实摄影奖等，也为突破摄影家协会提倡的单调美学原则提供了另外的艺术上的承认制度与奖励空间。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的前卫摄影家们一路走来的反制度实践的最新成果。这些成果，有时是现有制度中的创新，有时是现有制度之外的制度创造，它们与现在已经普遍铺开的市场机制所要求的多元化要求相呼应，形成了一系列新的制度空间，为艺术的生产提供了新的空间与想象。这表明，中国当代摄影的发展，其实践不仅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而且也开始具备从制度层面思考其发展的其它可能性。

　

　第三届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海报

　　所谓“制度”，尤其是文化制度，是权力对于文化的建制构成与掌控。而各种文化样式，它们当然具有各自不同的媒介特性，而且这种媒介特性为它们相互区别、相对独立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同时，它们也具有从自身传统与媒介特性出发，反叛、超越甚至颠覆笼罩其上的制度并创出新制度的冲动与潜能。制度，当然要规范文化与社会的互动形式，提炼、整合出具有制度形式的系统与运作规范，将文化的生产方式与过程加以具体化、形式化。通过这样的方式，最初的创立制度性的权威的目标，最终转化为依赖具有权威性的制度来控制文化的生产。
　　具体到摄影这个文化样式，有各种结社性质的协会(既有属于身份确认的摄影家协会，也有按照某种艺术追求的比如什么什么摄影协会等)，有传播体制(摄影出版社、杂志、网站)，活动(节庆、展览形式如双年展)、有美术馆、博物馆、艺术中心、画廊、图片经纪社、基金会、拍卖行、策展人、批评家、摄影比赛与摄影奖项等的艺术制度、同时也包括了观众与收藏家等参与艺术的人群。甚至还可以包括摄影文化政策这样的东西。这是一个全套构成，配套齐全，构成了可称之为摄影制度的制度，并且按照某种政治文化与经济的逻辑运行，缺一不可。
　　而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从权力掌控的角度讲，中国的摄影也已经具备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制度体系。当然，这个制度，有其历史的延续性，今天在这里主要讨论的，是1949年以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对于中国摄影的影响、作用。作为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列宁主义政党，中共在1949年建政后，秉承列宁党的原则，从全面介入社会生活与全面控制的高度，设计了(也袭用了苏共主要在斯大林时代设计规划)的一系列严密的文艺制度。这个文艺制度的原理，可以以列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为理论基础。列宁在《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中说：“文学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打倒无党性的文学!打倒超人的文学家。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段话所强调的党性原则、组织原则，其实始终贯彻于中国建国后的文艺制度设计与建设的全过程。即使到了今天，主流意识形态的文艺思路，其实整体上仍然没有越出这个框架。
　　根据这个原则设计的文艺制度，将所有的资源集中于执政党手中，并经过严明的赏罚制度将资源加以重新分配，从而确保意识形态控制所需的人力资源的优势集中与最大化。在一元化的社会制度下，这可能是最有效的一种控制文艺生产的方式。但这种制度本身内包了一系列的矛盾，如个人主义与组织意志、意识形态控制与文化生产的自身规律、创作与自由、一元与多元等。这些矛盾，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里，可能只是因为更大的外部力量的存在而被强行地压制下去无从显现。但一旦社会控制出现松动，这些矛盾就会伴随其它矛盾的出现而及时浮现。
　　1992年，我认为是一个讨论艺术制度的关键的年份。中国重新启动暂时停顿的改革步伐，但这次更明确了市场经济的合法性。改革开放，其实只是在经济领域里迅猛展开。一时间，所有的社会能量与热情全部集中到经济领域，形成了全民下海的经济大潮。这当然为因为八九政治风波已经停滞不前的局面引进了活力，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时作为一种想像与实践，同时对于以前的单一的意识形态形成了威胁，它所获得的合法性同时转变、构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在不经意之间，也为包括中国当代摄影在内的中国当代艺术生产打开了另外的空间，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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