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角度看李泽厚、刘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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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角度看李泽厚、刘小枫
　　
　　
　　　　周年洋
　　
　　
　　　　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出生的中国知识分子，不管是从事纯理论研究还是从事实际操作的，他们的思考总要指向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中国最大的现实问题就是现代化问题，也即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制度在西方文明的挑战下失去维系社会的功能，面临唐德刚先生所说的“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的大转型”（第一次大转型是秦朝时的从封建制转到郡县制），这个大转型本身又意味着与世界接轨进入现代化。现代化的问题就成为了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思考的目标。由于这个问题伴随着社会的转型和已经现代化的西方国家的干扰，同时还伴随着后现代化的问题，这个问题就变得异常复杂，纠缠不清。同一个问题呈现阶段性的特点，打上不同时代的烙印。
　　
　　
　　　　对现代化的思考其实是几代知识分子的任务，那些从事“洋务运动”的知识分子、参与维新变法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康有为和梁启超、孙中山和国共两党中的中坚人物，无一不是在现代化这面旗帜下思考和行动。在海峡两岸革命思维主导下的上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之间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思考和行动显得尤其艰苦卓绝，令人动容。如大陆的顾准先生，几乎是那个年代的惟一一颗思想良心，在海峡彼岸的台湾则是另一批人比如雷震、殷海光等，这些人无疑是非常值得谈论的，但我作为上世纪60年代末出生的人，这些人生活的时期，我还没有出生，他们生活的环境对我来说很陌生，似乎离我比较远，缺乏那种亲切感。
　　
　　
　　　　而李泽厚、刘小枫和汪丁丁则不一样，我都是在他们的思想正在发生影响的时候，享受他们的思想成果。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生活的环境，虽然和我有些差异，但大体上是一样的。这样的一种亲切感和他们（主要是李泽厚和刘小枫）在我成长过程中所打下的印记，使我把他们三个人作为透视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化问题思考的典型。
　　
　　
　　
　　
　　
　　
　　　　李泽厚先生是1930年出生的人，他是“文革”以后惟一一个建立了自己一套思想体系的人，在1980年代那个思想启蒙的年代对广大的青年学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那个年代几乎所有文科大学生的书桌上都有他的书，他的思想影响还跨越了国界，他被法国国际哲学院吸收为院士，同为院士的还有国际哲学界鼎鼎有名的伽达默尔、利科、哈贝马斯、奎因、斯特劳森、戴维森等，此前还有一位中国哲学家入选那就是用西方哲学语言讲中国哲学的冯友兰先生。
　　
　　
　　
　　
　　
　　
　　　　刘小枫生于1956年，成名很早，他的一系列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谈论西方神学的文章和一本非常重要的书《拯救与逍遥》出版在那个思想激荡的年代，因为思维的视角极为独特，又契合当时对传统的强烈的反叛心理和文化上寻求出路的焦虑，在青年学子之中影响很大，而这种影响又是因为他在当时似乎是惟一能够在深层次的思想上可以与李泽厚思想进行抗衡的，就是李泽厚先生自己也认为刘小枫的路径对他是一个真正的挑战，甚至到了1994年李泽厚先生出版他和刘再复的对话集《告别革命》里还说要和刘小枫讨论神学这个进路问题，可见刘小枫的思路对李泽厚先生的思想的威胁。
　　
　　
　　
　　
　　
　　
　　　　汪丁丁出生于1953年，年龄稍长于刘小枫，但文章和著作发生的影响在1990年代以后，经济学逐渐在社会科学里成为显学的时期，他的横扫各门学科藩篱的高屋建瓴和气势，逐渐在1990年代末期赢得了大家的眼球注意力，而他的真正让大家无法忽视的思考在于他在综合李泽厚和刘小枫的思路。李的思路是通过对康德哲学的研究，让马克思“康德化”，借着康德讲出自己的哲学思想，又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即思想史的过程中，阐发着“乐感文化”和“实用理性”这类自己的思想，目的在于让马克思“中国化”，这两方面综合为一块就是关于中国如何现代化的思路。总体上讲还是在马克思、还是在中国传统的思路里讲述一些新的思想。而刘小枫则不同，他在那本著作中矫枉过正，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而让中国人走向一条西方式的信仰救赎之路，激起许多文化圈内人的强烈的批判，我认为刘小枫引进的这个人生的精神纬度是很有价值的，在后面我会详细叙说。而汪丁丁讲究“对话的逻格斯”，推崇哈耶克那种尊重传统基础的演进理性，我以为他在综合李和刘的思路，而且在我今日的思想水平下，我认为汪丁丁找到的是一条有生命力的道路，这条通向现代化的道路更具建设性，更富操作性，同时由于他的现代气质，他似乎是一个非常合格的时代精神的表达者。
　　
　　
　　　　从是否进入了现代化这个角度讲，李泽厚先生明显是一个站在现代化门槛外面的人，他的诸多思考是一个前现代化的人的思考，那些很有力度和精辟的思考慢慢地失去了思想的影响力而变为了高水准的学术沉淀。在美国这个现代社会里呆了几年后，他的敏锐的神经感受到了一些新东西，他新近的一些思考很有一些现代意味，比如情爱多元化，还有一些思想则极有现实的实用价值，比如“十六字箴言”（发展经济，建立法治，开放舆论，重视教育，又说，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和政治民主）。刘小枫则是一个站在现代化门槛上的人，有太迫切的心情要进去，希望即刻脱掉身上那身旧衣装，以一个全新的面貌迎接一个新社会。汪丁丁则是一个在现代社会里面的人，甚至生活在其中很久了，已经对现代社会产生了厌恶，在追求后现代社会的风景。他是一个从现代社会里反顾自己故园的一个人。汪丁丁先生离开母国，穿梭于东西方之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总在流浪漂泊之中”，这种随时的空间大转移，敏锐化了汪先生的神经，极大地开发了汪先生的思维，对他打通东西方文化非常有帮助。这种生存状态似乎暗合现代人内心的期待。这样汪丁丁先生便有极为强烈的现代情绪，比如他总是存在主义地强调我们是一种没有得到自己同意而被抛入到社会历史中的存在，不得不存在是我们的一种宿命，我们只能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属于我们的文化，个人的文化，这个过程就是一个知识过程和人生体悟的过程。个人创造的历史，由于其中的新经验通过对话扩展到更广阔的人群，从而丰富了人类文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之路或许就这么走出来了，当然那是一个演进过程也是一个试错过程。
　　
　　
　　　　从我个人读他们著作的角度来看，我读李泽厚先生的著作最早，那是1985年，我只有16岁，还是乳臭未干的少年，心灵就像休谟所说的是一张白纸，是可以随意描画的年龄。他的书很艰深，我似懂非懂地读着，自己没有的文章就抄下来，一边抄一边加深理解，积年累月地一天天浸泡着、熏陶着。我不敢说我全部懂了他的思想，但我的心灵被开启了，他的思想塑造我的思考方式。对于李泽厚的理解是一个逐渐的过程，他的中国现代化的思路，我近段才领悟出来。读刘小枫的书是1992年，有了李泽厚的思想做基础，加之他的言说的激情和激烈，当时我很快理解了也接受了他的思路。但今天我就有了保留，因为汪丁丁又在我的知识结构增添了许多至关重要的新思想，那就是关于关于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我服膺他所推崇的哈耶克的看法，在原有基础上演进，在认同传统的基础上现代化，而不是彻底反传统者的那种建在沙滩上的大厦，那是根本立不起来的。读汪丁丁的书很迟，也就是2001年的9月份吧，因为以前的知识积累和生活经历，虽然他被许多人误解为晦涩和故作高深，但他激活了我曾有的知识储备，使我一下子领悟了传统与现代化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也使我喜欢上了汪丁丁，成为了汪丁丁思想的推崇者和热心传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