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路：请于丹来做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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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路：请于丹来做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如何？

作者：林路


      据报道，备受全国摄影界瞩目，自1957年创办至今已走过53年历程的全国摄影艺术展览，今年在宜春第四届明月山月亮文化节期间作为重头活动之一推出，演绎出一曲“中秋月清辉洒人间，摄影展光华照华夏”的天上人间相得益彰的和谐乐章。我所感兴趣的， 不是颁奖晚会上全国影展收藏作品荣誉获得者乘坐花团锦簇的“花车”，依次在数万名观众注视下绕场一周的做秀，也不是现场孔明灯的奔月之势，是否能真的预示着中国摄影事业更加蒸蒸日上、繁荣兴旺！而是在颁奖现场，居然还播放了国内著名文化学者、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于丹教授对全国影展作品的精彩点评。据媒体报道，此间于丹来到宜春，观看了全国影展的入选作品，并即兴对部分作品进行解读分析，就摄影的文化价值、社会意义等发表感言。而且，这位文化超级秀的始作俑者之一，还“对部分作品进行点评和解析，从文化、艺术和传播的角度，对摄影提出新见解”。真的是让中国摄影无尚荣光！
      记得著名作家、评论家李悦先生曾经这样说：“当李宇春以中性品质夺得超级女声的魁首，于丹也用优秀的口才获得了‘文化超女’的桂冠，她们各自征服了数以百万计的粉丝。这时知识已经沦落成广告标语和信息号码，以致粉丝们误以为坐在电视机前就能轻松掌握它们，并且自如地解读古老文化和身边纷繁复杂的世界。他们与电视、报刊等媒介亲密合作，将于丹创造为神——这与李宇春被造神的过程同出一辙。”
      其实中国摄影家协会正是需要这样的“造神”，需要这样一种以“主旋律”的强势演出愚弄中国摄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于丹的出现，也许是“强强联手”、“一拍即合”，将超级秀演绎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
      中国摄影家协会骄傲地宣称：全国影展“是历史最悠久、品牌最响亮、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全国性综合摄影展览，是中国摄影事业发展的检阅场，全国摄影人比拼摄影水平的试金石”。然而这样一种做秀的姿态，不仅想掩盖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心虚，拉大了中国摄影和世界摄影的差距，蒙蔽了无数对中国摄影还怀着梦想的摄影发烧友，更是一种让思想自由置于死地的阴谋！
     于丹认为：“全国影展以细致的分类，呈现出一种多元化态势，用优秀的作品为我们这个时代做了一本影集。”所谓“细致的分类”，出自中国摄影家协会在2004年第七届全国理论研讨会上为纪录、艺术、商业等分类评价系统中的类别做出的定义——然而人们是否想过，这样的定义真的是这次理论年会的原创？还是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摄影报刊上，就已经介绍过一位前苏联摄影理论家卡甘在上世纪60年代做出的摄影分类体系——他将摄影分为：技术性摄影（相当于商业摄影）、交流性摄影（相当于艺术摄影）以及报道性摄影（相当于纪录摄影）三大类，并且对其进行了明确的界定。比较一下，这两个体系有什么不同？卡甘的定义却足足早了40年！而且，凭借“细致的分类”就可以定位“多元化态势”，靠“细致的分类”就能为我们这个时代做一本影集，这和小学生的智商相去何几？
      谈及自己对于摄影的理解时，于丹说：“摄影就是用第三只眼睛看世界的一种方式。照相机对于今天的生活来说不算奢侈品，但摄影的那种宁静和欢欣的心情，才是真正的奢侈品。家家户户都不缺少摄影镜头，我们缺少的或许是镜头后面发现的眼睛。如果我们的眼睛能够天真而明亮，我们的心情能够柔软而关心，或者深沉而悲悯，那么，透过影像的表象，我们总能看见其背后的理由，总能找到一种诠释的依据，总能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个性表达。”
      翻开任何一本摄影教材，这样一种所谓的“第三只眼睛”、“镜头后面发现的眼睛”等等说法，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都已经没有新鲜感了，放在今天说出，而且是以专家的口吻说出，是否也有点弱智？
      其实关键还不在这里，也正如李悦先生所说：“于丹是让人们安于苦行，退回内心，不关注社会、国家和民族的发展， 不去抨击假、恶、丑现象……她是在用心灵的自我安慰来消解对现实的理性认识；用曲解《论语》来掩饰生活的真象；用返回心灵的逃世方式来躲避对生存重荷的承担。”这就对了，正和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导向完全一致，难怪会一拍即合！而且这一刻突发奇想：邀请于丹来做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如何？比起高级摄影发烧友当主席，文化层次总该高出不少了吧？
   这里我不是说国展的作品有多差，一些优秀摄影家的获奖作品的确不失锋芒和大气。但是一旦沦落到了这样一种盛世宣传模式的超级秀地步，结果只能是彻底地被庸俗化了，我想也不是大多数摄影家所愿意看到的结果。尤其是这样一种导向的恶劣，真的应该小心才是。比如看到艺术类金质收藏作品《印象青藏高原》后，于丹直抒胸臆：“那是一个永恒的命题，那样一种鲜艳浓郁的色彩和高原上的风景，对于我们生活的喧嚣都市来说，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是一种纯粹的空灵。”如此的矫揉造作，如此的中学生作文（欺负中国摄影界不学无术？），我想摄影家袁学军先生一定会一笑了之的。（下面是袁学军先生的作品，请大家自己解读一下，就可以明白于丹对摄影的多么无知！）
  
   其实，“于丹说《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 学者曾宪东认为，这是完全错误地把握或者误读歪曲孔子的基本思想和中心思想，“怎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根本不是《论语》的真谛，也不是孔子或者儒家的真谛。只有老子和庄子才倡导人们退到山林里过那种“心灵快乐”的生活。《论语》的真谛是“忧”，从消极意义上讲，主要是忧君。儒家时时刻刻都在替封建的专制国家发愁，替那个高高在上的皇帝发愁；从积极意义上讲，是一种忧患。范仲淹是一代大儒，他把孔子的这种忧患意识总结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儒家的心灵是充满忧患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心中永远充满了忧愁，哪里还快乐得起来呢？
  所以，中国摄影也绝没有理由高兴得太早，中国摄影的忧患意识应该远远重要于歌功颂德的快乐，中国摄影家也远没到了可以心安理得坐着花车周游世界的时候。静下心来多做一点实事，而不是将纳税人的钱大把大把地胡乱挥霍，是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