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的翻译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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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的翻译思想 [zt]

余光中首先是一位诗人和散文家。作为诗人,余光中发表了千余篇诗作,涉猎题材十分丰富,作品质量足可称道;作为散文家,他散文的写景、叙事、抒情无不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余光中至今已出版诗集21种,散文集11种,其诗集《莲的联想》1971年由德国学者译成德文出版,另有不少诗文被译成外文在海外出版。 　　余光中还是一位评论家、翻译家。他的评论别具一格,不仅言之有物,文采出众,而且说理之余不乏情趣,妙喻奇想信手拈来,篇篇动人。至于翻译方面,余光中从大学时代开始尝试翻译拜伦、雪莱的诗歌,至今已出版翻译集13种,其中既有中译英的中国现代诗,也有英译中的英美诗歌、小说、戏剧,真可谓洋洋大观。 　　一生浸淫于中英两种语言,余光中“对于翻译问题自具卓识”。他的有关论述,虽然多是以译序、译评的形式发表出来的,但涉及范围非常之广,覆盖了翻译研究的许多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论述不是空洞的形而上的讨论,而是结合余光中本人的翻译实践提出来的,因此自有一种说服人的力量。本文尝试对这些见解作分析、归纳和讨论。 　　一、译文的语言 　　J•C•Catford在他那本著名的A linguistic TheoryofTranslation中曾给翻译下过定义:“Translation may be defined as follow: The replacement of textual material in one Language(SL) by equivalent textual material in another language(TL)”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Fugene A.Nida则认为:“Translating consists in t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 language message,first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ly in terms of style.”这些定义科学与否,这里姑且不论。但有一点毫无疑问,即翻译是一项从源语到译语的语言活动。原文语言及语言中承载的信息是翻译活动的“根”,译文语言及语言中包容的信息是翻译活动的“果”,译文语言质量如何,直接影响着翻译作品的质量。 　　作为一个翻译家,余光中既有中译英、也有英译中的作品。但其译论,见诸出版物的,大多是针对英译中而言。在其译论中,余光中的态度是明确的:译文的语言必须地道,坚决反对翻译体;如果不得已西化,则必须“西而化之”。 　　反对翻译体,并不是什么新主张。早在1906年,周桂笙在《译书交通公会序》中便有“译自西文者,则不免佶屈聱牙之病”,此处的“佶屈聱牙”指的就是翻译体。余光中的独到贡献在于:他在自己翻译和阅读实践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翻译体的常见形式,使译者有所知,有所避。在《从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一文里,他详细地列出了翻译体的种种“症状”,如“滥用代名词”、“‘和’字包办并列、对立关系”、“‘关于’、‘有关’之类的介系词越用越多”、“‘作出’一语日渐猖獗”、“冗长杂凑片语取代单纯明确的动词”、“‘们’字滥用”、“‘的,的’成灾”、“动词和受词相隔太远”等等,每一种症状均给出了具体的例子,讨论了改进方法,读后让人大开眼界。翻译体的出现,明显是中文西化的结果。在余光中看来,中文西化,并非毫无正面价值,如果“译者功力高强,精通截长补短化淤解滞之道,……能用无曲不达的中文去诱补不肯就范的英文。这样的译文在中西之间折冲樽俎,能不辱中文的使命,且带回俯首就擒的西文”,便能成就“西而化之”的好文章。 　　在译文语言方面,余光中另一独到贡献在于:提倡“文白相辅”,“白以为常、文以应变”。这是因为“白话的贫乏和单调,一旦面临翻译,立刻暴露无余”,所以“同样译一篇英文作品,‘新文艺’出身的译者和较有古典文学修养的译者,换句话说,纯用白话的译者和‘文白相辅’的译者,其间的距离可能很大。往往前者单调而局促,后者丰富而自由。”为了证明“文白相辅”的优越性,他还以钱钟书在《谈艺录》中的一段文字为例:“拜伦致其情妇书曰:‘此间百凡如故,我仍留而君已去耳。行行生别离,去者不如留者神伤之甚也’。”余光中认为,“这一句情话,语淡情深,若用白话文来译,无非‘一切如常,只是你走了,而我仍在此。两人分手,远行的人总不如留下的人这么受苦’。文白对比,白话译文更觉其语淡情浅,不像文言译文这么意远情浓”，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二、文学翻译的本质 　　余光中是一名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论基本上只涉及文学的翻译。在他看来,文学翻译“也是一种创作,至少是一种‘有限的创作’”。作家在创作时,将自己的经验“翻译”成文字;译者在翻译时,也要将一种经验变成文字,但那种经验已经被人转化成文字,而文字化了的经验已具有清晰的面貌和确定的涵义,不容译者擅自变更。译者的创造性所以有限,是因为一方面他要将那种精确的经验“传真”过来,另一方面,在可能的范围内,还要保留那种经验赖以表现的原文。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翻译“似乎比创作更繁复些”。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他还提供了一幅图解(图略)。 　　直截了当的话语和清晰的图解不仅形象地阐明了文学翻译的本质,而且指出了文学翻译的困 难所在。正因为翻译和创作有上述本质上的异同,很自然地,“一位作家如果兼事翻译,则他的译文体,多多少少会受自己原来创作文体的影响。反之,一位作家如果在某类译文体中沉浸日久,则他的文体也不免要接受那种译文体的影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清雅的中国古典诗,一到庞德的笔底,就具有了意象派自由诗那种白描的调调儿;而余光中自己在受邀翻译狄瑾荪作品的那段时间,自己创作的诗歌也采用起狄瑾荪那种歌谣体来。 　　正是因为翻译是一种“有限的创作”,所以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不折不扣是一门艺术。余光中将翻译比作婚姻,他认为,作为一项艺术活动,翻译需要的是两相妥协。他说:“譬如英文译成中文,既不许西风压倒东风,变成洋腔洋调的中文,也不许东风压倒西风,变成油腔滑调的中文,则东西之间势必相互妥协,以求‘两全之计’。至于妥协到什么程度,以及哪一方应该多让一步,神而明之,变通之道,就要看每一位译者自己的修养了。”妥协和变通,意味着要不断地在直译和意译间作动态的取舍,力求做到忠实和通顺的完美结合。在余光中看来,翻译 应最大限度地保留原作的风貌,既“传真”又“创造”,既忠实又变通。真有灵感的译文,应像投胎重生的灵魂一般,令人觉得是一种再创造。但“再创造”决不是任意增删胡乱篡改原文原意,更不是过度意译。余光中非常不赞成庞德的“假李白之名,抒庞德之情”的偷天换日式的“意译”。相比之下,他本人的翻译,则非常认真而审慎,对此,金圣华女士有着中肯的评价:“余光中的翻译,一丝不苟,严谨审慎,短如一首诗,长至三十万言的宏篇巨构,都体现出自己服膺的原则与信念”,是真正的“学者之译”。 　　三、译者的素质 　　在翻译的过程中,避免翻译体也好,妥协变通也罢,其实背后都暗含着对译者高素质的要求。引用余光中的话就是:“译者其实是不写论文的学者,没有创作的作家。也就是说,译者必定相当饱学,也必定擅于运用语文,并且不止一种,而是两种以上:其一,他要能尽窥其妙;其二,他要能运用自如。造就一位译者,实非易事,所以译者虽然满街走,真正够格的译家并不多见。” 　　这里,余光中提出了合格译者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如学者之饱学;如作家之擅于运用语文。后一个条件易于理解,因为不擅于运用语文,如何能用最精当的语言再现原语承载的信息及原语风格?而译者当如学者之饱学,这是因为译者必须要有学问:“例如翻译莎士比亚,在某些场合,遇 到brave,不译‘勇敢’,而译‘美好’;同样地,turtle不译‘乌龟’,而译‘斑鸠’,crab不译‘螃蟹’,而译‘酸苹果’,学问便在其中了。”换句话说,没有学问,连正确理解原文都有困难,如何能够完美地翻译? 其实,关于译者应该具备哪些素质,古今中外已有很多论述。比较有影响的如吕叔湘在《翻译工作和杂学》一文中提到的译者必须具备各种各样的“杂学”,指的就是余光中所说的“学问”。Eugene A. Nide在“Fortruly successful translating biculturalism is even more important than bilingualism”中所说的“biculturalism”、“bilingualism”也是对译者的要求。Peter Newmark在Atextbookof Translation一书中曾绘图说明影响翻译过程与翻译作品质量的各种因素(主要包括:SL writer,SL norms,SL cuture,SL setting and traditions,TL relationship,TL norms,TL culture, TL setting and tradition,The truth)。其实无论有多少种因素,最关键的还是“译者”,因为所有其他的因素都必须通过译者这个中介和主体发挥作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余光中的话语仍有其提醒的价值。 　　四、结语 　　余光中是一位翻译实践家,翻译理论的建构并非其着眼点。多年来,他所发表的有关翻译的方方面面的看法,都是与其翻译实践紧密联系的,对翻译实践的开展具有明显的指导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内地的翻译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翻译理论研究走出了感想式、经验介绍式的窠臼,开始尝试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文艺学思想和新的哲学观、研究方法来考察翻译活动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翻译研究界同港、澳及国外学术界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成果正日渐丰富。但遗憾的是,由于政治的原因,内地翻译界同台湾学术界的学术合作却开展得并不理想,台湾读者不熟悉内地的翻译作品,内地读者不了解台湾的翻译理论研究进展。余光中是台湾岛内领军式文学家,他的翻译作品数量多且质量可靠,他的译评读者众且影响大,介绍、研究余光中的翻译观,应是内地、台湾在翻译理论研究方面进行学术合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于内地、台湾两地的翻译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略） 　　原载《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7卷第4期，200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