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摄影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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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雷茂奎学术思想

    雷茂奎：1934年生，陕西大荔人。中共党员。1957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历任新疆大学中文系教师、图书馆馆长，新疆艺术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教授。中共新疆第四次党代会代表，中国作家协会新疆分会第四届理事。
    1986年、1992年曾应邀赴美和哈萨克斯坦等国讲学，英国国际传记中心曾授予其20世纪成就奖，美国国际传记中心曾授予其终身成就奖，并推选其为1996年-1997年世界文化名人。1957年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专著《西部文学散论》、《影戏论评》、《丝绸之路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合作)、《〈人间词话〉“境界”说辨识》、《王昭君艺术形象浅识》、《维吾尔情歌初探》等。
        11月16日，雪后的乌鲁木齐比以往冷了许多，但参加德汇心文化俱乐部第十二期活动的嘉宾依然如期而至。这次活动是德汇心文化俱乐部自成立以来，首次为个人举办研讨会——“雷茂奎学术思想主题研讨会”。
        77岁的雷茂奎消瘦了很多，一场病后，他的腿脚不太灵便，只得拐杖助行。但他仍然坚持写作，就是这样一股激情，使他坚持在学术的田地里劳作、耕耘，写了300多篇理论文章，出了18本书。
这位多年笔耕不辍的老人，究竟出了哪些成就？有哪些精神值得我们学习的？看看嘉宾们怎么评说。

新疆文艺研究领域的先行者和开拓者

        新疆著名评论家陈柏中以雷茂奎的文学评论为主，谈了自己的总体印象。他说雷茂奎是新疆文艺研究领域的先行者和开拓者。他总结出了雷茂奎在新疆文艺研究领域中创造的多个第一。“他第一个对新疆汉语文学的第一代如刘肖无、王玉胡等进行了综合性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独立见解；他在新疆乃至在全国第一个提出了传统的戏曲艺术是世界戏剧三大表演体系之一，并作了全面的有说服力的论述，为争取中国戏曲在世界戏剧表演中的地位作了长期的独立的研究；他第一个在新疆开设了‘摄影艺术概论’的专题课，以大文化的视野，对新兴的摄影艺术理论，特别是对新疆有成就的摄影艺术家进行了全方位的评论和研究；他最早对维吾尔族情歌进行了全面的美学分析，并与人合作完成了学术专著《丝绸之路民族民间文学研究》。他还是新疆第一个当代文学教学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周政保等著名评论家就是他最早的研究生，他也是最早支持和倡导‘新边塞诗’流派的理论家之一，并主持召开了‘新边塞诗’学术讨论会，编选了第一部《边塞新诗选》。”
        新疆师范大学教授夏冠洲以《试论雷茂奎的戏曲艺术研究》为题，从“弘扬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准确把握戏曲艺术的特征”、“破解中国戏曲美学的命题”、“张揭中国戏剧理论体系的鲜明旗帜”四个方面，对雷茂奎的学术成果作了初步探讨。

中国摄影探索者，新疆摄影引路人

        自治区人民政府参事、新疆摄影协会理论研究会副主席马秦从雷茂奎的摄影理论出发，谈了自己的一些感悟。他从雷茂奎2009年8月出版的摄影理论专著 《摄影文化与摄影家研究》一书出发，称雷茂奎是中国摄影的探索者，是新疆摄影的引路人。马秦也总结出了雷茂奎在学术中创下的几个第一。“他第一个提出摄影理论必须站在大文化视野的高度才能不断深入开拓。第一个提出‘中国民族化的摄影流派——意境摄影已经形成’的论断。第一个提出摄影最本质的特征是纪实，纪实的重要对象应当是社会人生，摄影应回归‘以人为本’的主流位置的鲜明观点。第一个系统阐述了摄影与文学艺术、绘画艺术、雕塑艺术、建筑艺术、音乐艺术、舞蹈艺术、戏剧艺术、电影艺术、工艺美术等不同门类艺术在创作特征、创作规律上的异同与交融，倡导摄影向姐妹艺术学习和借鉴，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丰富自己。第一个认同‘大约在公元3世纪中国的龟兹洞窟中就有大量纯正高雅的裸体绘画艺术’的论点，否定了‘中国正统绘画中没有严格意义的裸体艺术’的论点。”
        自治区摄影家协会理论研究会名誉会长樊矫健、大众摄影总经理杨文明也谈到了雷老的理论对摄影界的指导作用，雷老认为摄影应该反映现实生活，为社会建设、人民的道德精神力量添砖加瓦。

认真严谨、平易近人的学术评论家

        著名画家哈孜·艾买提、新疆人民出版社原党委书记李维青等人的发言，则把学术上认真严谨，生活中平易近人的雷茂奎清晰地展现在大家面前。
        哈孜·艾买提说，现在不少评论家为了一已之利，在评论作品时胡说八道，甚至有些莫名其妙，比如评论一副画，什么好的词汇都往上用……一直以来，党和政府都非常重视文化，而雷茂奎在文化传承和理论研究方面为我们作出了表率。
        新疆文联原副主席王仲明发言说，我们要很好学习雷老师的几个精神，一是长期坚持不懈的事业精神，今年77岁了，还在坚持创作；二是学术研究过程中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科学精神，文学评论、理论研究也好，不看文章就能写出长篇大论的人大有人在，比如450万字的长篇小说《你在高原》，而文学评论的作者竟写成《心在高原》，而雷老师写评论，除了收集资料，研读文章外，甚至还与作者讨论；三是学术理论研究的创新精神；雷老师虽然年纪较大，但是思想都是很新的。
        新疆人民出版社原党委书记李维青说，雷老师的学术思想，是对我们人生道路的思考指点。雷老师的思学、思考、思论贯穿整个人生，也经成为他生活必需的一部分。雷老师学识之所以这么丰富，这与他的思学有关系，他一直把学习作为自己的第一需要。学习了，思考了，所以才有这么多的论著。

老当益壮、奉献型的新疆文化人

        孟驰北说，作为雷茂奎的老朋友，听大家发言的过程，是他对雷茂奎重新认识的过程，他说：“雷茂奎在戏曲理论上提出了与斯坦尼拉夫斯基和布来斯特两人在戏剧理论体系相并列的中国戏曲理论体系，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孟驰北接着说：“中国人几千年来一直在认识上有一个很大的误区，那就是把生命和生理混为一谈，认为一个人在生理上衰老了，他的生命也就完了。对其他生物来说，是这样的，但对人来说，却恰恰相反，一个人在生理上走向衰老时，他的生命正在走向成熟，因为人的智力在老年时才达到成熟。生理的衰老不等于生命的衰老。雷茂奎就是这样，作为生理主体的他，的确老了，但作为生命主体的他还没有老。一个人到了老年，说好听点是消费型，说难听点就是寄生型。如果我们把纯消费型变成创造型，把寄生型变成奉献型，对我们的社会是有益的，今天，我们要学习雷茂奎，老有所为，老有作为。但丁在《宴园篇》里提出了柏拉图式的衰老，他用了两句话来解释，他说柏拉图活到了81岁，但他的生命力非常旺盛，柏拉图式的衰老在欧洲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中国有个成语叫老当益壮，老就是生理上的老，壮就是生命的壮，这不仅仅是个文学语言，也是一个科学语言。”
         在大家发言的过程中，雷茂奎先生一直认真地聆听着、记录着。“如果老天再给我十年时间，我还要写出三本书。”双眼含泪、面容削瘦的雷老字字铿锵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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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新中国摄影史更为紧迫http://www.dili360.com 2011-05-31
中国摄影报

　　自从第八届全国摄影理论研讨会提出编纂“中国摄影通史”并号召全国摄影人参与著史、录史工作以后，摄影史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摄影理论界乃至摄影界的“显学”之一，近年来产生了不少优秀的摄影史研究成果，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对于中国革命摄影史的研究成果更是集中涌现。
　　在以“新中国影像记录60年”为中心议题的第九届全国摄影理论研讨会上，不少与会代表认为，抢救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的影像史料，比挖掘清末民初的摄影史料更为紧迫。其理由是，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之初，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摄影发展历程中的许多摄影家和当事人已进入垂垂暮年，对他们的丰富经历和影像财富进行梳理的任务十分紧迫。随着从革命战争年代走来的摄影家逐渐离世，新中国成立之初成长起来的一大批摄影人成为我们首先需要充分研究的新的对象。还有一个背景是，中国的革命摄影史乃至清末和民国的摄影史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近两年来又不断有新成果问世，相比之下，新中国的摄影史研究尚属空白。
　　与会代表的这个提议着实重要。如何看待和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的摄影事业发展，如何归纳总结这个中国摄影史上事业发展最快、成就最明显、技术进步最可观、队伍扩大最多的年代的摄影进程，进而进行相应研究，在目前尚没有更多人介入。不少研究者的眼光还放在民国时期或者红色年代的摄影史料中。相对于从史料到史料的研究，对当事人进行口述式采访，对摄影家的作品在其协助下进行收集整理出版研究，取得成果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前者。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集中了中国摄影进程中大部分的作品，是中国摄影最为活跃的时期，把这段时期的摄影历史研究透彻，才能让中国的摄影史料更为完整。
　　我们欣喜地看到，部分学者及一批高等院校的摄影学子等已着手这方面的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如果有更多的人介入，新中国的摄影史料的收集整理一定会积累更多的财富，一定会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
　　研究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的摄影史，就是研究许多摄影人当下的亲身经历，有利于我们从前人的智慧和成就中获得更多财富，也利于在未来道路上步伐更稳健。此举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摄影文化也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来源：《中国摄影报》2009年第103期 作者：宗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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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摄影史研究

  中央美术学院    陈申  沈阳

  摄影史是一门人文学科，目前这门学科的建立在我国摄影教育领域处于初级水平。摄影史是对中国摄影术传入及以后时期的摄影家、摄影事件、照相材料进步使用及发展特征等诸方面的研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逐步建立完善的摄影艺术领域的新学科，它不仅是艺术史领域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是自然科技史边缘字学科，中国摄影史研究范围主要包括：

1、对西方摄影史一般认识的认识；

2、对中国古代科技史中关于摄影史前史内容的研究；

3、对摄影技术传入中国过程的有关文献研究和早期历史图片的研究；

4、对中国图片摄影的历史发展进程的研究；

5、对历史照片的收集与研究等方面。

首先是对于西方摄影史一般知识的认识。摄影技术的发明是通过各国科学家、艺术家的共同努力，在近代科学技术研究的成果基础上，在19世纪上半叶由法国人达盖尔（L?Daguerre）和尼普斯（N?Niepce）研究成功，并由法国政府于1839年8月19日公布于众。
中国人对摄影术发明的记述，最早见于1911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白话小说《上下古今谈》，一名为《无量数世界变相》该书共分四卷，章回体。第八章题目是《望远镜先登荷兰市，写真术创始协南城》。小说作者为吴敬恒（号稚晖留学法国学习照相制版）。以庚子事变为背景，描述一个旧官僚的眷属乘船南下避难，在船上听水手讲外国新奇事件书中的人物。继英问水手老郭“你且说说那法国的倪浦士（即尼普斯），他究竟怎样作起照相”。于是老郭先描述了照相器具，并说尼普斯使用的照相机，“在法国协隆府的博物院里，当作无价之宝”。“道光七年（1827），才做了第一张照片”。他有一个朋友，也是法兰西人，叫做陶久礼?达盖尔。把倪浦士的法子，略略变换，叫药粉的变色。变得快了一点，第一个能照活人，道光19年（1939）取得官府的专利。同时早有一位英国人已经想了把药粉涂在玻璃上的法子出来。跟守道光21年又有一位英国人早在中国嘉庆10年光景，英国有位化学先生，他查考得用银粉混了一种海草熬出新的东西……作者通过水手之口，讲述尼埃普斯和达盖尔发明摄影术的经过。这种形式，通俗新颖，寓科学于情趣之中。
《照相发明弹词》，属名义水。作者在开篇中声称：“我国自与西洋通商以来，各样技术无不遍传内地，其中以照相一法为盛。因其用途最广，所以通告最远。但是用照片的人，多只羡其法之妙，卻不晓得发明是何人，今日课余无事，不免将法国称解兒发明照像的原委，细述一番。（《小说月报》，1916年第七卷第6号。“答解兒”即达盖尔。）记述了西方摄影术的发明过程。
  广东为摄影术最先传入地区，历史上照相业发达。1922年，广州摄影工会编辑印刷的《摄影杂志》第一期刊登了《摄影术略史》。
  梁启超则在本世纪初撰写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提出了中国清代数学家、广东人邹伯奇于1844年写成的《摄影之器记》及《格术补》二篇有关光学和“摄影之器”研究的文章，这是对中国摄影史人物的早期文字记载。      
五四运动前后，先后有一批知识分子留洋回国。
1939年上海良友画报出版专刊“纪念摄影术发明100周年”。
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国图片摄影史研究进入到史料探索、收集阶段。1960年在中国摄影学会（即中国摄影家协会前身）主办的《大众摄影》杂志上，陆续发表了吴群（1923-1995年，广东新会人，曾任中国摄影学会秘书长，《大众摄影》主编、后任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首先涉足于摄影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对于中国摄影史的研究文章6篇，为：《我国早期出版的“摄影杂志”》、《清末获银牌奖的“实用映相学”》、《早期流行的“分身像”和“化装像”》、《我国最早出版的摄影画报》、《辛亥革命时期的摄影出版物》、《上海地下党报的摄影工作》，引起了摄影理论界的兴趣。1957年，彭永祥在《新闻摄影》（新华社摄影部）编《中国摄影术发展史》辑录连载。  
根据广州博物馆馆藏的历史照片，1962年中国摄影学会汇同中国摄影学会广东分会对广东省南海县邹伯奇故居、新会县等地进行考察，发现了邹伯奇用“湿版玻璃黑衬法”工艺摄制的原版照片及木制三脚架等摄影器具，同时发现的还有19世纪中叶拍摄的“老妪像”和“罗以礼像”。同年，中国摄影学会广东分会编印了《邹伯奇摄影史料初探》（梁恒心）；《关于清代摄影家邹伯奇的初步研究报告》（钟信），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初步认定广东省是摄影术传入中国的最早出现的地区。
20世纪60年代中期，曾为上海“华社”发起人，后定居台湾的摄影家郎静山（1892-1995）发表了题为《中国摄影史》的长篇文章，根据作者见闻着重回忆了中国二、三十年代的摄影社团活动情况，具有史料价值。在这一时期日本学者编著的《日本现代摄影史》一书中，提到了中国早期银版摄影师罗森于19世纪50年代到日本一些地区摄影活动的情况。以上的发现为中国图片摄影史的研究的深入开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摄影家协会恢复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摄影理论研究工作的展开，中国图片摄影史研究进入了新阶段，使一些摄影理论工作者陆续转入了中国摄影史的研究，形成了较浓郁的学术气氛。中国摄影家协会理论研究部于1981年创办了《中国摄影史料》内部刊物，由胡志川（1933-1996）负责编辑工作。至1983年共出版6期，刊登文章50余篇。全文刊登了《半农谈影》（刘半农），其中《清代摄影美学》（蒋齐生）、《中国工农红军的摄影工作》（吴群）、《春风第一枝—试论光社与摄影艺术的发展》（胡志川）、《清代摄影史料琐辑》（陈申）、《北京早期照相馆史料初探》（陈申）等研究文章，为日后《中国摄影史》的编著工作提供了史料文献和凝聚作者必要的准备条件。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除了对以往发现的史料归纳研究外，更为突出地表现在研究者对中国摄影史上重大问题的共识。

1、对摄影术最早传入中国的时间、地域的确定。通过研究证明，中国摄影技术的传入与应用最早始于广东，现收藏在法国摄影博物馆的清代两广总督耆英像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照片实物，为1844年8月由法国人于勒?埃及尔（Jules Itier）拍摄，并在中国清代历史档案文献中有明确记载。
2、通过大量的史料证明：最早中国人使用的摄影术是在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人通过外交、贸易、传教等渠道传入中国，纠正了梁启超认为的中国早期摄影术“无所承而独创”（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说。
3、确定了中国摄影史研究的早期断代，即①史前阶段：公元前五世纪至1840年鸦片战争时期;②初创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③1919“五四”时期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中国摄影史发展的第二个重要时期。
1981年，为《中国摄影史》的写作，中国摄影家协会派吴群、胡志川、陈申专程赴上海搜集摄影史料，历时一个月。
中国摄影家协会于1982年10月成立了《中国摄影史》编写组，当时主持中国摄影家协会日常工作的秘书长陈昌谦负责，吴群为组长，邀请马运增、陈申、吴群、胡志川、顾棣、舒宗侨、彭永祥、钱章表，蒋齐生9位作者进行写作，并举行了多次学术讲座和交流。
1987年，《中国摄影史（1840-1973）》（马运增、陈申、胡志川、钱章表、彭永祥合著，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出版全书31万字，插图300余幅。由“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和“‘五四’运动至‘七七’事变时期”两大部分组成，比较全面详细论述了中国摄影史前期发展情况，该书的出版集中体现了20世纪60年代起至80年代中期中国图片摄影史研究成果。1991年台湾“摄影家出版社”根据原著并增加部分图片出版中文繁体字版。
《中国摄影史》（1937-1949）（蒋齐生、舒宗侨、顾棣合著，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该书分章论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及解放区、国统区及沦陷区的摄影发展情况。至此，历时10余年的《中国摄影史》的写作、出版工作完成。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中国摄影史研究工作开展，一些研究者还编著出版了《中国早期摄影作品选》（胡志川、陈申合著，中国摄影出版社1986年版）、《中国摄影发展历程》（吴群著，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中国摄影史话》（伍素心编著，辽宁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中国解放区摄影史略》（顾棣、方伟著）和《上海摄影史话》、《甘肃摄影史话》、《广东摄影学会史料专辑》（广东摄影家协会编辑出版1997）第一批有关摄影史研究的图录和专著。
中国图片摄影史研究成果的展现，不仅使该学科逐渐形成完善，在国际交流方面，同时促进了国际学术交流、摄影教育和摄影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一些大学的相关专业学科设置了“中国摄影史”课程。1998年到2000年中央美术学院与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昆士兰艺术学院联合举办的摄影硕士班，首次开设了“中外摄影史”课程。1989年举办的“世界摄影术发明150周年”纪念活动中，中国举行了摄影史学术交流和学术讲座。另一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古典照相机收藏，历史照片收藏和历史照片目录的编辑出版热潮在中国突起，推动了该学科研究边缘部分的拓展。
目前，中国图片摄影史学研究，不仅为摄影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摄影艺术这一世界性文化资产的一部分，其史学价值也同样为世界摄影史学界所重新认识，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外出版了一些摄影史专著中，相继补充了有关中国摄影史的重要内容，一些中国早期摄影家的名字和事迹不同程度地被载入。另一方面，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扩大，国外一些公私收藏者所庋藏的有关中国的历史照片逐渐公布于世。这一阶段出现了以下特点：1、断代下限时间不断向下推移的倾向；2、翻译出版了国外摄影史等各种著作；3、各种有历史老照片的出版物增多，在20世纪末形成高潮；4、国内各高校摄影专业开设摄影史课程着手解决培训师资问题；5、中国摄影史的技术发展史部分的研究已引起了自然科技史学者的注意。 使中国摄影史研究者能更多地见到，这种越来越广泛地国际学术研究上的相互补充和促进，使中国图片摄影史研究领域不断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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