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飞：作为摄影师的思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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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飞：作为摄影师的思想者 来源：中国摄影报 作者： 孙慨 发布时间：2010-03-19

生于1912年的沙飞，其摄影始于1932年，终于1950年。迄至今年的3月4日，沙飞离世恰已60年。作为“中国革命摄影的奠基人”之一，沙飞与他同时代的诸多摄影人相比，这一称号包含着他在个人经历上的独特性以及他以摄影服务于革命政治斗争时的特殊贡献，尤其于后者，他堪称那一时代摄影人群体的代表。在年限上，他的摄影生涯恰好横跨了20世纪30和40年代这段历史，而在题材上，他的摄影也可以抗战为界，划分为三个阶段：抗战前的中国、抗战中的中国和抗战结束后解放战争中的中国。 　　然而，就沙飞和沙飞的摄影而言，他的价值又何止仅限于此。 　　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是摄影术传到中国后，摄影在形态呈现和功能体现上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其原因首先端赖于摄影术和照相机的推广，其次是中国现实的剧烈动荡和社会生活的变化不定，后者为摄影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此同时，摄影人基于摄影特性所展开的对摄影意义和价值的追求，仍然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中，沙飞则是他摄影生涯中自始至终的追求者。 思想者的摄影 　　处于动荡社会中的人们，命运多是被动而难以自主的，因此也具备了更多的偶然性。但以一个有思想的人而非仅为肉身者的标准来衡量，蕴藏于不同生命个体中的主观欲求始终是支配其命运的根本。从这一角度看，此种人的命运又是必然的。 初涉摄影，看到几幅“好的新闻照片” 　　1931年，20岁的沙飞已经在汕头电台谋取了一份足以养家的工作。当时他对摄影产生兴趣有着怎样的偶然性，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对摄影的爱好到底有着怎样的欲求，我们却很快从他随后的摄影实践中得到了明确答案。 　　身处广东这一较早沟通海内外的前沿省份，他有机会阅读到来自国外的书刊杂志，这或许使沙飞有了认识摄影的偶然机会。这一点也可以从与他同时期的几位杰出摄影者郑景康、石少华和邹健东等人都来自于广东，都因为在早年有过接触和从事摄影的经历中，得到印证。当然，“从国外的摄影杂志上看到几幅好的新闻照片”的人，肯定不止沙飞一人，但他看到的那几幅所谓的“好的新闻照片”，其实就是完全有别于当时布满中国各类画报上的山水风景、美女花鸟的“艺术”摄影，而是直面现实社会和民众生活的纪实主义摄影。他在照片中读到了一种思想，感受到了照片给予自己、并认为也能够给予他人的力量。这种偶然的观看触及了他潜在于心的激情，或许是某种向往。有了这种向往，电台稳定的收入和安逸的工作已经变得不再重要，甚至家人的反对和离婚的威胁都已不能成为阻止他去追寻摄影梦想的障碍。 　　似乎，一颗关注社会并渴望融入社会、以一己之力参与社会改造的心，原本就潜伏于这个20岁的青年胸中。他只是在等待“几幅好的新闻照片”的激发，在寻求相机这个工具、期待摄影这个途径。他在寻找一个机会或者说一种武器。于是，饥饿中挣扎的人力车夫、流离失所的灾民、呼号求乞的盲人、被奴役的女佣、瘦骨伶仃的流浪儿童、衣衫褴褛的穷苦母亲、怀抱中啼哭的婴儿……这些属于那一时代所特有的景象，渐渐成为他镜头的目标。这些影像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也许并不是很好的、讲究的，但在当时，在摄影普遍地“为艺术而艺术”、“稍有政治见解的作品，不但不易被报刊所选用，甚至摄影者还会遭到迫害和残杀”的情况下，这些作品的意义不容忽视。作为一个敢于表达个人思想和见解的人，沙飞不仅勇敢地拍摄了这些直面社会的影像，还在标题上清晰地阐明了作为拍摄者的观点：《码头工人》《辛苦为谁忙》《生命的叫喊》《乌云遮不住太阳》。他的旨趣，就如同他在1936年举行摄影个展时所写《写在展出之前》的文章中所说：“现时世界中，多数人正给疯狂的侵略主义所淫杀、践踏、奴役！这个不合理的社会，是人类最大的耻辱，而艺术的任务，就是要帮助人类去理解自己、改造社会、恢复自由。因此，从事艺术的工作者——尤其是摄影的人，就不应该自囚于玻璃棚里，自我陶醉，而必须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去寻找现实的题材。” 抗战前实践，从风格到技艺的定型 　　在抗战前的第一阶段摄影实践中，《南澳岛——日人南进的一个目标》专题和有关鲁迅的系列照片，是沙飞通过摄影表达个人见解，参与维护国家利益、张扬民族精神的代表作品。前者表达了危难国家中一个青年强烈的民族自觉和责任意识。在那一年代，中国灾难频仍，但最大的灾难莫过于民族的危亡。23岁的沙飞在初涉摄影时就是以表达思想为理想，而不是以跻身“艺术”为目的。他要用相机记录重要的信息，并告知于更多必须知晓这些信息的人们，他要唤醒被苦难和不幸压榨得几乎已经丧失了思考能力和防范、自救意识的大众。因此，他的摄影并不是像那个年代的无数同行那样将作品限于狭小群体的把玩。他像一个思想者在关键时刻总是竭尽所能将自己的想法与观点迅速传递给最需要的人们那样，努力将这些作品投寄于进步刊物发表并通过展览予以广泛传播。他希望通过照片使处于国家危难中的民众，都能拥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清醒的意识。而极其偶然地遇见鲁迅并不失时机地在鲁迅生命最后时刻拍下一组他与爱好木刻的青年的谈话照片，在鲁迅逝世后又立即拍下他的遗容并勇敢地将其发表、传播，则可视为早年的沙飞与那一时代的激进思想相印合的不凡之举，更是他与鲁迅这个以思想启蒙大众的民族先知幸运相遇之后，他的自我理想与价值被确定并开始得以施展的重要契机。 　　沙飞从一个自觉地以相机干预社会和国家问题的业余摄影爱好者，到努力成为一个以影像阐述思想、引领思想的摄影记者，既是艰难时事给予他的触动，又是个人意志渴望表达的结果。事实上，沙飞在1936年拍摄的鲁迅，不仅在当年是激进思想和引领大众改造旧世界的一个精神符号，即便在今天，鲁迅先生那清瘦的脸庞，冷峻的双眸，沉醉于思考之中的睿智，与青年交谈时的和蔼、平易，都已经成为鲁迅留存于后人的种种文化与思想遗产的象征——一幅精神的图腾。 　　这一阶段的沙飞，不仅在摄影风格上完全脱离于风花雪月的唯美时尚，专注于现实的社会问题和大众的生存处境，而且在技艺上也开始了不干涉拍摄对象、讲究抓取真实的现场瞬间。他在最初就具备了影像真实的基本自律。 八年抗战，摄影社会改造的具体延伸 　　1937年参加八路军是沙飞人生十分重要的新起点。公认的看法是：他的摄影成就，也主要始于这次转折并集中在这一阶段。 　　投身于革命的沙飞，成了战争中的一员，而战争中的摄影，自然就具备了工具之上的武器功能。置身于国家危亡和民族灾难中，沙飞在早期萌生的以摄影作用于社会改造的思想得到了延伸，理想也从宽泛和朦胧的状态渐渐过渡到具体和清晰的目标之中。他在1939年为吴印咸的摄影著作所作的序言中这样表达：“在这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的过程中，一切都必须为抗战建国服务”。像他同时代的诸多同行一样，沙飞在这一时期的摄影，大量的是宣传、动员、政治学习、主要指战员纪念照式留影、练兵、改造俘虏或者战争结束后的胜利景象。此外，还有后方生产、拥军等画面。真正拍自战场的激烈、险恶和撼人心魄的影像，并不多见。摄影和摄影者的角色，更多地被赋予了政治教化的功能，而不是记录历史的职责。 解放战争，心理嬗变和灵魂煎熬 　　从抗战结束到生命陨落的国共内战时期，沙飞在这一阶段的摄影可谓是平淡和重复的，是具备了标准而缺失了更多自主性的规范性摄影。因此这是一个完全有别于他在前两个时期的新阶段，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有别于前两个时期的反向。强大而充满了民族仇恨的外敌被消灭了，而内战中的敌人，无论在情感上还是道德上，都不可同日而语。除此，随着国家统治权争夺导致的对立政党领导者对自己队伍进行的训导的发展，让作为知识分子和思想者的沙飞，处于一种新的历史境遇。他要改变的不仅是工作职责和政治身份，还必须和其他人一样改造自身思想——从不适应到困惑、矛盾，到被迫就范、归队，并最终成为领导者和规训他人的角色。这在别人来说，可能只是一场经历、一次难忘的心灵改造，但在一个始终在寻求理想并将摄影作为改造现实利器的思想者而言，这是一场痛苦的心理嬗变和灵魂煎熬。 　　就沙飞而言，这一时期的摄影所表现的只是来自于严格指定的题材和为主要领导留念式的合影，个人的思想和感受、见解与认识，都被压抑着，被严格地限制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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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师的思想

　　沙飞的思想，存在于摄影的武器论这一表象，和一个知识分子悲悯济世的内在情怀这样两种双重内涵。
　　摄影的工具特性，几乎与生俱来；然而，作为武器出现的摄影，起源于战争。
　　摄影武器论的出现，是摄影客观记录现实世界这一本质属性的异化，也是其还原真实的价值延伸，是特定环境下矛盾对立双方在真枪实弹对弈之外的舆论和意识形态之争，但在本质上，它还是一种有别于正常舆论生产的宣传策略。因而，在摄影的社会功能中，作为武器的摄影具有特别的意义。
　　在沙飞的思想中，摄影武器论是极其重要的内容。这一观点起源于他作为战争和革命事业中一员之前，但成熟于严酷的战争环境中。值得深思的是，摄影的武器论观点，在沙飞的摄影实践和摄影思想中，以他个人加入革命、参与战争为时间界限，发生了一次双向倒流的逆变。

　　在传媒业并不发达的时代和家学并无渊源的条件下，仅有中学文化的沙飞在初涉摄影时就提出利用摄影去改造社会这一观点，既非学识理念上的升华，也不是天才式的先知先觉，而是基于当时“多数人正给疯狂的侵略主义所淫杀、践踏、奴役”的不合理社会，基于当时充满矛盾与不公的现实世界给予一个正直青年的入世激情。这种激情又赋予了一个年轻的生命以超越私利的理想和信念。除此之外，因为他不满于摄影在当时普遍地以“艺术”的方式寻求自我陶醉为旨趣的现状。他渴望改变这个多数人都深感痛苦的世界，他意识到，首先应该改变的是自己所热爱的摄影——它的存在方式与功能、用途，并以改变了的摄影介入于亟需改造的社会。公允地说，他萌生以摄影参与社会改造的想法，既是个人兴趣与志向的所在，更有借助摄影实现个人抱负、获取个人价值的渴望所致。而客观上，这种愿望和追求支配了他的摄影，不仅使他的摄影实践获得一种十分明确地参与社会改造的力量，也渐渐地形成了他摄影武器论的雏形——摄影，应当作为能够改变现实世界的面貌、改变现实社会中人的思想和情感的工具存在，而不是成为仅仅满足于个人的闲情逸致或有闲阶层别致生活的一个玩物出现。

　　作为一个影像思想者，沙飞个人经历、性格秉赋上的种种偶然，以及身处的那个社会与时代中的种种必然，发生着联系、碰撞和契合，进而分别在实践和思想这两端展开了延伸、递进。
　　反映在他的摄影实践中，无论是早期拍摄的南澳岛专题、零散的单幅照片、鲁迅系列影像，还是后来拍摄的抗战中的军民群像，甚至是摆拍而成但意图鲜明的《战斗在古长城》，都饱含着他明确的个人情感和思想倾向。不同的是，前期的影像更强烈，而后期的影像，更多地是将他自己所在政治集团的意志直接内化为个人抓取瞬间、取舍画面的立场。他努力使自己的照片成为附带有更多内涵也更有感召力的承载体，他更希望人们能够从他的影像之中获取到沁入其中的思想，能够感受到影像释放的力量。他深知广泛的传播之于影像价值的实现所具备的重要意义，因此，他不仅在十分艰苦的抗战岁月里与战友罗光达等人一起创办了八路军历史上第一份新闻摄影画报——《晋察冀画报》，而且依据战争环境特点，因陋就简地不断组织照片展览，同时积极致力于新的摄影队伍的培养。这样的摄影作为，即便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都堪称卓越。
　　作为思想者，他十分清楚摄影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尤其是在文化水准普遍不高的战士中，参与思想改造和精神重塑的作用，更明白在战争中，摄影作为信息和舆论的承载体也是决定输赢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他这样明确地阐述摄影在服务于政治意识形态时的工具和武器特性：“毫无疑问，它是一种负有报道新闻职责的重大政治任务的宣传工具，一种锐利的斗争武器”。这不是偶然的发现或者凭空想象，而是一个勤于思考的摄影实践者在特殊的战争状态下，基于人的严酷生存环境和摄影功能发挥所提炼出来的卓识。这也是摄影在险恶的政治斗争和血火交融的战场上展示出来的其中一种本质属性。
　　此外，一战以来受到重视、二战期间备受青睐的宣传战，也是沙飞摄影武器论得以成形的基础。沙飞将摄影喻作“锐利的斗争武器”，既要能够打击、伤害敌人，又必须能够维护和增强己方的力量。1939年抗战中的中国，日本侵略者在北平出版《北支》画报，竭力宣扬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而沙飞所在八路军主办的《晋察冀画报》也成了揭露敌人阴谋、瓦解敌军斗志、激励己方战士的思想阵地。沙飞自己拍摄的八路军在华北转战长城内外的照片，也是“在不同时间发表，照片说明文字是不同时间、地点”，原因只“为强化宣传抗日的效果。他选择适当的战役作为发表的时机，用心可谓良苦。”
　　当然，沙飞的摄影武器论，有着广义和狭义之分。
　　武器论观点的提出，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摄影具备着和枪炮一样的功能。在沙飞早期的拍摄中，他的作品和题材包括蕴含其中的思想，主要在于“改造”那个不公、不幸的社会，是广义的武器论。而经历了战争洗礼的沙飞，在1939年所提出的摄影武器论，则有着明显的“枪”的概念在其中。这有点类似于传播学者在一战以后的研究中所提出的“枪弹论”观点。“传播似乎可以将某些东西注入受众的脑子里，就像电流使电灯泡发光一样直截了当。”在这里，摄影不仅承载着信息和思想，还可能将原先完全敌对方人们的情感和意志规束、统一到服务于己方所追求的目标中。
　　对于具备思想能力的生命而言，争夺思想就是争夺生命，反之，剥夺思想也就等于剥夺生命。这一定理发生在战争状态下，就造成了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或者此长彼消。摄影，具备了枪所具备的同等功能，有时甚至比真实的枪更具震撼力、杀伤力。
征服与说服，在方式上有时并不能明显分割，但在意图和性质上却是二者区别的根本所在。就沙飞而言，他在早期以摄影改造社会的武器论的产生，是模糊和朦胧的，然而却是广义的；而在抗战时期明确提出的武器论观点，却是狭义的，并且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因此，值得区分的是：狭义的武器论，作为枪的一种形式存在，是针对明确目标，通过直接的情感和意志灌输以征服对手为目的，体现其宣传价值；而广义的武器论，作为非枪的角色存在，是以更为长期、曲折和貌似非强加的说服为手段，以展示其远甚于枪炮的独特力量。
　　纵观沙飞一生的摄影实践，他是一个思想大于实践或重于实践的摄影者，或者说，摄影只是他表达个人思想的一种手段、一个载体。像布列松曾经提出摄影的“决定性瞬间”这一观点一样，思考的大脑给予他不一样的摄影体验，而长期和丰富的摄影实践又给予他新的思考。只是因为限于战争中的环境和自身的学术理论素养，沙飞就摄影的社会价值提出的武器论观点，是朴素的、经验性和浅表性的，但在摄影史层面上，却是较早的，在明确的意义上也许还是领先和开创性的。
沙飞的摄影武器论虽然缺乏细密的文字阐述，但在事实上，他的武器论观点已经对紧随其后的诸多战事中的摄影事件作出了恰当概括。就在沙飞提出摄影武器论的同时，二战中许多幅夺人心魄的战争影像经由传播所产生的特殊力量，已经开始不断地印证这一观点。以至于在二战临近结束的1945年，艾森豪威尔将军也承认，“在战争中，记者和军人的作用一样重要……从根本上说，是公众舆论赢得了战争。”

　　思想者是敏感的，更是痛苦的。

　　对于一个入世的思想者来说，外在的客观世界与他内在的精神世界始终保持着距离，维系这段距离的，是彼此相冲突的矛盾与渴望缩短距离、化解矛盾而产生的层出不穷的问题。问题的存在是他生存的基础，在与问题博弈的最终结果中，两种状况是普遍的，一是解决问题——其实是对困惑于己的问题作出更有利于自我存在的诠释，也可以说是顺应或者逃避；一是被问题所征服、淹没，也可以说是被问题所解决，包括作为个体的生命。
　　沙飞的悲剧，身体的、精神上的疾患是确切的，但又是表象的，而源自灵魂的、思想上的困惑和痛楚，才是根本性的。在加入革命前，他的思想是独立、自由和激进的。面对一个充满了灾难和不幸、穷困与不公的社会，他又是满腔热诚的，自信凭借个人的思想和能力，能够对社会的改造做出自己的贡献，个人也能够从中体现出存在的价值。他对自己的理想怀有一种强烈信念，义无反顾。抗战期间，民族深仇自然演化为个人爱憎，但进入到国共内战阶段，他在思想上失去了强有力的矛盾对立物，而问题的产生却更多地来源于自身所在阵营的内部。改造是思想蜕变的过程，对于思想者来说，这一过程比其他人显得愈加痛苦，但他必须适应并像其他革命者那样毫无二心地去面对。然而，这样的言行，这样的为人，或许是和他潜藏于胸的道德原则、精神追求和理想世界相背离的。他本能地希冀着逃避。在无法逃避时，他只能做一个生命的自裁者——枪杀日籍医生，只为给自己内心的问题，寻一个便于说服自己、也让他人觉得成立的理由。
　　置身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智识者，处于民族危亡和历史变局的夹缝中，大多经历着这样的心灵痛苦和精神改造过程。就摄影者而言，沙飞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一个代表。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为沙飞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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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拔河比赛  1940年三八妇女节 秧歌队在张家口和平印书馆前庆祝抗战胜利 1945年 战斗在古长城上（河北涞源浮图峪）  1938年纯 白求恩遗容 1944年2月，沙飞在阜平碳灰铺和平医院养伤。赵德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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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机枪手在战斗中成长　　 　　　　　　　　　　　　　　　人力车夫 1936年10月8日，中华全国木刻第二回流动展览会，鲁迅于爱好木刻的青年在一起 。（左起：鲁迅、黄新波、曹白、白危、陈烟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