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与疾病

教师之友网

摄影该如何面对疾病作者： 来源：中国摄影网 发布时间：2010年05月13日
　　
　　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即将到来，社会各界对艾滋病患者的关爱行动与日俱增，作为给这个特殊群体以关爱和力量的重要手段之一，摄影自然参与其中。
　　反观新时期纪实摄影发展历程，我们惊奇地发现：关于疾病的影像竟成为不少人的“成名”题材：从艾滋病、麻疯病、白血病到孤独症、精神病，中国摄影师用镜头增加着公众对这些病痛的了解和正确认识，也确实帮助一些经历着病痛的人们获得更多的社会援助。
　　当时光流转至21世纪，当我们的社会对于灾情、疫情的传播更加透明化、公开化，当影像给予公众的感染力愈发增加，摄影之于疾病，除了摄影者以“或悲切或激扬或平静的眼光”拍摄之外，还可以成为一种隐喻的力量、成为一种激励的力量促病痛者前行。
　　勇敢地面对：还病痛一份真实
　　印象最深的，是2003年初非典暴发期间，许多摄影师请缨上一线去记录抗击疫情的战斗。我们不否认其中些微的功利因素，但这种勇往直前的态度、决心以及后来的结果证明，摄影人没有为这段历史留下空白，《SARS病房》等作品已成为一个时期的经典。
　　再向上溯，单广东一省，圈内公开亮过相且颇有名气的麻风病题材作品，就有杨延康、陈远忠、余海波、王凡四人的“W小组”和秦军校、李洁军等拍摄。曾有观众看了麻风病的照片后，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坐在轮椅上的麻风病人是凄美的，这是我印象最深的照片，是能挂在墙上不掉下来的照片，以至于我被盘桓在这个画面中，无话可说。好的照片能改变人的价值观。”
　　摄影师们也在用平实而富于思考的语言表述着自己的想法，拍过《精神病人》的摄影师袁冬平的初衷是：“只希望我的照片能引起人们对精神病院和精神病人以应有的了解和关注。……人们怎么才能公正地对待精神病患者———我们的兄弟姐妹们?”
　　拍摄《孤独症》的王景春在手记里写道：“在持续一年的断断续续的拍摄过程中，家长们常常会问，‘什么时候能够见报?’我知道，他们都企盼‘见报’能对他们有所帮助。作为一个摄影师，我常常要面临这样的尴尬。令我羞愧的是，我不是一个社会工作者，我能给他们的帮助也是极其有限的。”
　　摄影评论者孙京涛，在一项名为《疾病》的专题影展前言中写道：“我们真得感谢那些用相机面对疾病的摄影师，他们带给我们一面面回望生命的镜子。由此生发出来的那份坚强，辅佐你穿过病痛的浓雾，去面对最真实的生命，这就是摄影师工作的价值。”
　　如今，不光是摄影师，即便是那些正经历痛苦的人们也开始以摄影的方式勇敢地面对疾病。近日，北京的中山公园里正在举办《我们的声音———北京HIV感染者照片之声图片展》，展出由北京艾滋病感染者用相机自己记录的真实的生活和工作场景。策划者说：“面对社会上仍然存在的歧视现象，我们想以这种方式向社会展示我们的生活和工作能力。”
　　仁慈地面对：爱在镜头中回望
　　数日以来，一条出版界的消息颇受媒体关注：云南出版集团完成了一次作家、摄影家和出版工作者共同献爱心的创举，他们“以爱的名义”，邀请全国34位作家和 100位摄影家捐赠版权，结集出版《爱──在叙述中聆听》、《爱──在镜头中回望》两本图书，向港、澳、台及美国、法国、德国的权威出版机构捐赠两本图书的版权。该集团承诺，所有出版利润都将捐赠给艾滋病救助机构，希望唤起社会对艾滋病的高度重视，给艾滋病受害者切实的关怀和帮助。
　　这100位摄影家大多是圈内名人，他们捐献的作品可能没有任何关于病痛的流露，但却都充满了“爱”的情怀。中国文联副主席、云南省委副书记丹增如是评价：这里的每一幅照片，无不展现摄影家的爱意。从其中，我们可以读到温馨与和谐，读到幸福和甜美……相信每一个读者都会得到爱的熏陶，受到爱的感染，心灵会得到一次洗礼。
　　这些捐作品的摄影家每人还用一句话阐明了自己对“爱”的理解：捐出《母爱》的摄影师于志新说，“愿人间的关爱充满世界每个角落”;中国摄协顾问吕厚民说， “人间的爱可以穿透一切”;云南摄影师徐晋燕说，“摄影的对象是镜头前的事物和人。只要你有一颗爱人类的心，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以成为摄影师的题材。”
　　相信，这些充满“爱”的作品一定会让那些艾滋病毒的受害者感受到关心与力量，在读后长久地在“爱”的镜头中回味、回望……
　　“时尚”地面对：裸露的力量
　　近日，《时尚健康》杂志的一期封面成为“八卦”新闻主角。这期封面用的是钟丽缇、李冰冰、邬君梅等三位女星的“裸照”。当然，此举并非娱乐圈的“搏出位”，而是为“粉红丝带乳腺癌防治运动”的一次“勇敢献身”。
　　固然，以这样的方式唤起人们对折磨女性的乳腺癌的关爱，引起争议是早已料到的，或许策划者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轰动效应”，而别出心裁地用了流行文化中最敏感的一种方式。其实，同样的“轰动”去年此时也发生过，那是在红门画廊举办的一次以“美丽、健康和乳房”为主题的摄影展。在长达一星期的展览之后，38张照片被出售，2万多美元的收益全部捐赠给“乳腺癌教育基地”。
　　作为“粉红丝带”运动的创办人，雅诗兰黛集团的副总裁伊芙琳·兰黛夫人是这些活动的“主谋”。她不仅策划以摄影为手段的活动，而且身体力行地拍摄同类题材的作品，至今已在世界各地举办了30多次摄影展览，其作品被多家博物馆和私人收藏，所获收益全部捐赠给乳腺癌研究基金会———这是她最热衷的。
　　“自然滋养了我们;抚慰着我们的精神和灵魂。当我想帮助某人———甚至只是帮我自己———寻找到宁静的时候，我的目标就达到了。”伊芙琳·兰黛夫人解释道。她在摄影中探索的治愈和复原的主题，同样也表现的是对乳腺癌研究的努力。
　　了解了这样“时髦”的展示方式和活动策划者的苦心，我们便会不由地对此举生出敬意。毕竟，这是一种乐观的态度，一份关爱的苦心。
　　当然，在摄影界对于疾病的关注和关爱外，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还有人将镜头伸到病人鼻子底下去揭露人家脸上的伤疤，还有人以所谓的“视觉冲击力”把最刺激的病痛张扬给公众，甚至有人在非典疫情最严重之时盼着“死人”，因为在他的心里，“只有死人的照片才可能搏大奖”。
　　杨延康以“悲悯”作为自己麻风病专题作品的标题，他在观看一位小有名气的青年摄影师的作品时一再强调“把17毫米的广角扔掉”———这或许才是摄影面对疾病时最基本的正确态度吧。

教师之友网

杨莉莉：摄影有“病” 来源：雅昌艺术网

摄影对于疾病本身及其治疗预防的表达和处理能力，在传统纪实摄影中力量式微，在当代艺术的执行中重焕活力。    哲学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的知名著作有《论摄影》，还有《疾病的隐喻》，可以设想，摄影和疾病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似乎是视觉震惊和社会偏见之间的纠葛。尤金•史密斯(W.Eugene Smith，1918-1978)的《水俣病》是这种纠葛的最好注释者，这家伙跑到日本水俣市，去拍摄那些因工业废水排放海里而导致食用海产品致残、死亡的婴儿和成人，尤金史密斯的黑镜头成为日本反"四公害"运动的影响标签之一，视觉上的震惊转化为环保民主运动。 尤金•史密斯（W.Eugene Smith）《水俣病》系列     摄影作为一个视觉构建媒介，对能够彰显与健康体态或情绪的差异性的疾病具有较强视觉冲击力的记录效果，它既可以让视觉震惊成为社会进步的工具，也可以变成一种影像侵犯。比如很多摄影师去拍精神病患者、麻风病人、性病中的妓女，无论他们拍出来的状态是什么，他们的方式都不是让人很喜欢，很自然。因为被摄的人没有力气去约束镜头，丧失了干预力，这让摄影师觉得很爽。我在美术学院摄影系读本科的时候，也东施效颦过，跑到康宁医院准备尽兴拍摄一番。尽管我获得了护士的许可，有一些患者用傻笑来对待我的拍摄，但我怀疑有一些明白人躲在康宁医院里面，他们挥舞着拳头表示愤怒。我非常不走运，这不是一个纯粹的康宁医院，我的镜头被干预了，我只好灰溜溜地跑掉了，而且还内疚了半天。     这可能是我最早遭遇摄影和疾病的思考体验，我有的时候会问自己，摄影到底是增加痛苦呢还是减少痛苦?就算是尤金•史密斯，他的相片如果出现在抗议队伍父亲们的标语牌上面，也许是正面的。但如果出现因水俣病丧失女儿的母亲视线里，它只能在这个阳光昏暗的枯坐的下午变成母亲凝固的记忆。于是，一个念头浮出来了，我想--     摄影可以疗伤吗?

折元立身(Tatsumi Orimoto)，Art MAMA     琼•史宾斯(Jo Spence,1934-1992)玩过摄影治疗法，这谁都知道，琼史宾斯是英国女摄影家，她患乳腺癌而用摄影自拍的方式使自己接受病患的存在，治疗心理创伤。另外一个有趣的案例是日本当代艺术家折元立身(Tatsumi Orimoto，1946-)，他做了一个叫"艺术妈妈/art mama"系列作品。折元立身的母亲在他年幼时就支持他学习艺术，并一直坚持工作到75岁来为他提供资助。后来母亲得了阿兹海默症无人照顾，折元立身从海外回到日本照顾母亲的医疗起居。阿兹海默症是一种持续性神经功能障碍，病因不明，也无有效的治疗方法，病情严重的患者会严重健忘，无法自理生活和进行正常的情感交流，行为能力逐步跌到婴儿的状态。这个系列中有一个叫"轮胎交流"的摄影作品：他的妈妈和邻居一些老人每人脖子上套了一个废旧轮胎。这挺伤感的，废旧轮胎是垃圾，但又不是普通的垃圾，它不能直接放到垃圾桶里面，它有专门的回收站，孩子也许是她们的回收站，也许不是，会丢弃她们。孩子们使用了一辈子的轮胎，走完了自己最重要的人生历程，在中年的时候会问自己：这些老轮胎我们该怎么处理?     摄影和疾病的思考并不仅仅只有震惊、伤感、偏见、治疗等等，我的朋友，美国女摄影家劳丽•图麦尔(Laurie Tümer，1951-)做出了很特别的尝试。她是一个过敏体质患者，源于摄影家本人使用杀虫剂严重过敏。如果按照一般套路，图麦尔会拍自己的"伤痕"，或者是别人的"伤痕"，比如找一些帕金森症患者，帕金森症发病与杀虫剂是高度相关的。大家不都是这么干的吗?     图麦尔想，我干嘛老是去拍杀虫剂的受害体，而不是直接对准杀虫剂呢?这有点像中国古老的禅机，幡动的姿态是为了显示风动。图麦尔会说，我直接去捕捉风!科学的手段，艺术的姿态!     图麦尔借鉴了一个专门研究农业杀虫剂残留危害问题的科学家的研究方法，将荧光粉作为杀虫剂的模拟替代品喷洒在日常生活环境中，在全黑环境中以紫外线灯照明拍摄，记录蓝光下发光的荧光粉图像，以提醒观众杀虫剂的残留危害问题。图麦尔设计了一个巧妙的展示方式来表现杀虫剂的存在，对经荧光粉处理过的物品或场景进行两次拍摄，一次是自然光下，一次是紫外光下，然后使用立体影像的技术将两张照片合成一起，观者稍微移动视线，两张图像即可交替呈现。     这个名叫《灼热的证据》的系列作品在美国科学界比在艺术界更有名，它们既在画廊出售也同时也是科学研究的文献，除了2007年的美国生态农业研讨大会邀请图麦尔发言之外，一位加拿大医学博士在乡村儿童杀虫剂中毒研究中使用这组作品，美国环保署也将她的作品用于农田保护计划的文献中。摄影对于疾病本身及其治疗预防的表达和处理能力，在传统纪实摄影中力量式微，在当代艺术的执行中重焕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