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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2 13:5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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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被下古莲的胚芽 ——论“新笔记小说”的语言策略 祝一勇 一 “新笔记小说”指的是八十年代中期出现的一批具有古代笔记体神韵的小说,如孙犁的《芸斋小说》,汪曾祺的《故里三陈》、《桥边小说三篇》、《故里杂里》、林斤澜的《矮凳桥小品》,李庆西的《人间笔记》,阿城的《遍地风流》,贾平凹的《商州初录》,何立伟的《小城无故事》,韩少功的《史遗三录》等均为佳作。这些小说体制短小,叙事简约,不重情节性、戏剧性,笔法散漫,然而常收意味无穷之效,深得“意境”、“韵味”、“空白”等中国传统美学之神髓。
文体,以往常被译为“风格”。老舍说:“我们常常谈到民族风格。我认为,民族风格主要表现在语言上。除了语言,还有什么别的地方可以表现它呢?” [1] (P34)“新笔记小说”作为一种新的小说文体样式,语言形式首先是一种标志。而既“简约”又有“韵味”,具有很强的审美性的语言,正是“新笔记小说”的显著特点。如李庆西认为“新笔记小说”“是叙述为主,行之简约,不尚雕饰”;[2](P328)费振钟、王干认为它“别有一种韵致,读者们(尤其文学素养、审美能力较高的读者)对‘笔记小说’语言的传神,描写的简约、形式的特征,很为倾心”,[3](P40)钟本康说“新笔记小说的语言,讲究质朴自然,浑然天成,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同时又重视时代性,富有节奏感、色彩感,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体现和结晶”。[4](P17)这些论述精当地指出了“新笔记小说”语言上的特质。
那么,“新笔记小说”的语言为何会有上述特点?其语言策略如何?
二 首先,“新笔记小说”的作者们非常重视语言,有着自己的小说语言观。他们以一种现代眼光来看待小说语言,超越了传统小说关于语言的认识,将语言上升到小文字游戏说本体的高度,使对语言的操作成为小说本身的目的。汪曾祺所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则充分体现了这一丰富的内涵。
传统文论中对语言的认识,“给人印象最深的恐怕是‘工具’和‘装饰’的观念,所谓‘辞达而已矣’,是说语言乃载道达意的工具;所谓‘情欲信,辞欲巧’乃思想,内容的装饰。” [5](P99)人们总视语言为二等,归于“技巧、形式”一类,居于“内容”的附属地位。传统的小说语言总是以“达意”为目的,总是为了表达一定的思想观点、哲学观点、人生观点等而已。
如何理解“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呢?汪曾祺在《关于小说语言(札记)》中作了较集中的描述。他认为“语言是本质的东西”。因为“语言不只是技巧,不只是形式。小说的语言不是纯粹外部的东西。语言和内容是同时存在的,不可剥离的。”为此,他专门引用了闻一多对《庄子》一书评价作为说明:“他的文学不仅是表现思想的工具,似乎也是一种目的”这种说法否认了“内容”和“形式”的二元对立,指出了语言本身就是目的,决不是“达意”的工具。他还认为:“小说作者的语言是他的人格的一部分。语言体现作者对生活的存在。”因此,“什么是接近一个作家的可靠的途径?——语言。” [6](P1)
“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还有一层涵义是“搞文字游戏”。汪曾祺在评价〈林斤澜的矮凳桥〉中说:“斤澜近年小说还有一个特点,是搞文字游戏。文字游戏大家都认为是一个贬词。为什么呢?没有道理。斤澜常常凭借语言来构思。” [7](P357)何立伟也说:“中国历代的文人多有文字游戏癖,若不从消极处看,实在也就算不得什么坏事情。古典律诗中的平仄对仗,很难说不是于严肃与严格处,含得有若干的游戏的成分。这样游戏的结果,也就成就了汉文字的种种的形式美与表现力,实在近于一种语言的实验。” [8](P39)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曾提出“语言游戏”的说法。他认为,“每个符号本身都是没有生命的。什么东西赋予它的生命?通过使用它才获得生命”。[9](P344)语言只有在词句的综合搭配中才能获得生命,在词句的运用中才能创造无限的意义。
其次,“新笔记小说”的作者们大多具备较深的古典文学的修养和功底,如孙犁、汪曾祺、林斤澜、阿城、贾平凹、何立伟、韩少功等,他们对文言传统的价值有着清醒的认识,对提高汉语的表现功能有着较强的自觉意识。他们学习古典汉语的写作表现在多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有两点:
一是学习文言本身。活用文言词汇、化用文言语气,模拟文言简练干净的叙事语法,在现代汉语和文言之间建立了一种内在的联系,形成了一种文白夹杂的灵活的句式,体现了古汉语简洁的特点,形成了“简约”的文风,也给读者造成了“陌生化”的文体效果;
文白夹杂的句式有一些显著外在特征。句中单音节的词比重增大,尤其是动词的使用上;语法结构相对显得松散、自由、灵活;大量虚词的运用;实词的活用;对古典诗词技巧的借鉴等等。
先请看以下例段:
杨某寡言,然常有奇论。邻人有小儿,三岁能算,五岁善书画,村民誉之为神童,百般喜爱。杨某目其果能背诵花鼓唱词如流,不觉惊惧失色,目瞪口呆,倒退两步,说这等聪明如此了得?将来必坐班房。小儿父母闻其言笑而不怒。
(韩少功《遗史三录·猎户》) 口不再干,只懒懒的乏,便靠了墙斜倚着。看婆婆铰,听老者蹲着咳,还听狗狺狺的。鸡大约是养出了蛋,紧着叫,将感激寄托出去,在那林上。
(阿城《遍地风流·茂林》) 第一例段中打点部分均为单音节词,几乎都为动词,或者有词类活用现象,如“杨某目能背诵花鼓唱词如流”中“目”是名词作动词,打“__”符号的词均为单音节的虚词,使用频率也很高,这与现代汉语中以双音节词为主有很大的区别。单音节词的运用,在形式上就很精简,省俭了笔墨,加上每一单句内很少有修饰成分,少华丽词藻的形容词、少定语的铺张和限定,大多只有句子的骨干,因而多短句。在短句中,名词、动词较重要。如“杨某寡言”、“目瞪口呆,倒退两步”。“汉语中的所谓动词则倾向于回到现象本身——而现象本身正是没有时间性的,时间的观念只是人加诸于现象之上的。”而回到现象本身是一种“纯粹的行动与状态”,“较长的诗句很易流于解说。中国旧诗里情境与读者直接交往,读者参与了作品的创造”,由于句中“没有插入任何知性的文字说明,使得这些精短的中国旧诗既繁复又简单。”[10](P247-250)叶维廉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简约”的内涵,不光是文字的简洁,还有内涵上的丰富,这“繁富又简单”还体现在句法、语法的灵活自由的运用上。
第二例段中句法比较灵活,有些句子超出了现代汉语句子语法常规,如“只懒懒的乏”,“还听狗狺狺的”,“将感激寄托出去,在那林上。”在这些违反语法常规的句子中,可以感受到创作主体很强的主观情绪,有丰富的内涵。有语言学家说:“汉语是一种非形态语言,由于语词及其结合不受形态成分的制约,汉语语词单位的大小和性质往往无一定规,有常有变,可常可变,随上下文的声气,逻辑环境而加以自由运用。语素粒子的随意碰撞可以组成丰富的词汇,词组块的随意堆迭、包孕,可以形成千变万化的句子格局。汉语这种富有弹性的组织方略,为主体意识的驰聘,意象的组合提供了充分的余地”。[①](P135)
这种句法变化的例子还有许多。如何立伟说:“譬如《小城无故事》中,‘噼哩啪啦地鼓几片掌声’,摆成‘鼓几片掌声噼哩啪啦,’文字于是就起伏了一种韵律感。又如‘城外是山,天一断黑,就要把城门关上。’合成‘天一断黑,就要把无数座青山关在城门外头’,使语言因此更具信息的密度,同时窃以为把话也就说得含蓄,有反刍的意味了。实词的推敲可以鲜人耳目,虚词的布设又添荡气回肠,忽张忽驰的音节节奏,使情绪的流泻如溪穿涧石,妙用的断句,就叫语气有了顿挫抑扬,而对某种语法规范的冲决,便得到了感觉芬芳的释放。”[8](P39)
另外,古典诗词技巧的借鉴也很突出。
其一是炼字、炼句之法的运用。古人写诗讲究炼字,即追求用字准确,以达到在精警中流露神韵。杜甫就是一个典型,他有“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之诗句。“新笔记小说”中也有许多精彩例句,如:
眼睛遇着了,脸一短,肉横着默默一笑,即复原。
(阿城《遍地风流·峡谷》) 只见他把锥子放在头发里“光”两下,一锥子扎过鞋帮鞋底,两根用猪鬃引着的蜡线对穿过去,噌——噌,两把就绱了一针。
(汪曾祺《晚饭花·三姊妺出嫁》) 这凉棚主人,因为背驼如锅,人就称他箫七罗锅。刨一个精光脑壳同日头比亮,又坐竹围椅。
(何立伟《小城无故事》) 在以上例段中,做记号的字运用是非常讲究的。“脸一短”中的“短”字,通过线条比例的具体变化,描述了脸上较抽象的表情变化,非常具有绘画的质感美。 “把锥子放在头发里‘光’两下,”句中不用“擦”字,也不用“磨”,而用“光”字,一方面说明锥子本来就锐利,另一方面“光”字显出“亮”来,也有色彩感。“刨一个精光脑壳同日头比亮”中的“刨”原指刨木头一类,这里代替“剃”,可见头被剃得象刨过的木板面一样光亮,这就是词语“移就”的用法。
炼字还常常炼叠字。既能表现出汉字的音韵美,如双声叠韵,又能把浓烈的感情氛围有效传达出来。如:
这时,索菲亚教室钟楼上的大大小小的钟,撞响了,丁丁咚咚,高高低低,嗡嗡脆脆,漂漂亮亮,响成一串。
(阿城《人间俗话·卖针的》) 观者皆捧腹。两人郝颜,默默对视俄顷,悻悻离去。
(傅晓红《新“世说”·喜结鸾凤》) 戴车匠踩动踏板,执刀就料,旋刀轻轻地吟叫着,吐出细细的木花。
(汪曾祺《故人往事·戴车匠》) 其二是旧诗词中对仗的使用。关于对仗,汪曾祺说:“中国语言还有一个世界各国语言没有的格式,是对仗。对仗,就是思想上,形象上,色彩上的联属和对比。我们总得承认联属和对比是一项美学法则。这在中国语言里发挥了极致。”[6](P9)
请看下列例子:
当中是一个颇大的院子,种着两棵柿子树。夏天一地浓阴,秋天满株黄柿。
(汪曾祺《故人往事·收字纸的老人》) 山是什么样子,城里的人不大理会,想象那是青的石,绿的水,石上有密密的林,水里有银银的鱼。
(贾平凹《商州初录·黑龙口》) 宋孝慈进来,收了雨伞,撂了行囊,缓缓转首,见半掩在纱帐中的母亲,婉婉约约,一双秋瞳,两黛青山。
(阿城《良娼》) 二是学习由文言孕育的叙事技法,如写意、白描、空白的艺术等。但这又不是单纯的“技法”学习,在这些技法的背后,实际上依托着古典的美学精神和原则,如以形写神、虚中见实,气韵生动等。这样做易使小说语言诗化,而不同于传统小说的散文化的语言,能增强语言本身的审美功能,让人感到有“韵致”。
所谓诗化小说的语言,是指把诗的语言元素移置到小说语言元素中,使原本只体现在诗歌中的意境美也波及到小说语言中来,会大大增强小说语言的表达力,使之也具有诗的氛围,有一种格外的“韵味”。达到这种效果,可以充分利用诗化语言本身具有的特点:即句与句间跨度较大,跳跃性强,往往超越一般逻辑,超越一般语法的句式。句子内部意象成分突出,每句的意义相对完整,独立性较强。如:
老白粗茶淡饭,怡然自得。化纸之后,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
(汪曾祺《故人往事·收字纸的老人》) 夜里隐隐听得有狗吠,有更鼓;有那月色溶在一起,沿青青石板路四处流。梦呢?或有或无,可有可无。
(何立伟《小城无故事》) 草原冻得黑黑的,天也黑得冷,没一个星星不哆嗦。就不看星星,省得心里冷。
(阿城《遍地风流·湖底》) 雨下得很精道,齐刷刷,松一阵,紧一阵,落到草房顶上,扑簌——扑簌,闷闷的,压得心里好沉。
(阿城《良娼》) 例一中几句话写得非常飘逸,寥寥几句就概括了人物数十年间的一种生活状态,显示了一个清贫但洁身自好老人的精神境界。这段话也充分体现了汪曾祺小说语言的一个特点,即“他较多地借鉴了文言系统中的写意手法,在创作中他很少追求对对象外部特点的精确再现,而主要依凭自己的感悟,写出对象一些主要特征,其余的则作为空白留给读者去体会。”[11](P253)
例二中狗吠声、更鼓声,月色、暮色,还有梦三者融在一起,虚实相间,精美又空灵,创造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意境,很有唐诗的韵味。何立伟曾说:“我喜欢古典诗词,尤爱许多的唐人的绝句。我认为短篇小说很值得借鉴它那瞬间的刺激而博取广阔意境且余响不绝的表现方式。……达到虚生实、无生有的境界。故空白问题其实不特涉及技巧,也于美学观念相关。”
这样诗化的小说语言一般并不着意写故事,写人物,而着重写意境,写印象,写感觉,注重物我同一。它往往需要借鉴较多的文言叙事技法。
当然,也有其他的方法。如利用超越理智,诉诸直觉的语言,直接罗列一些事物的表象加以组织。这些表象本身都很简单,容易被感知,可能只是意象的较小单元,但组织到一处后,就构成意蕴丰厚的复合意象群。如古诗中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若把它运用于小说语言,别有一番味道。如:
人们的眼睛一会儿睁大,一会儿咪细;人们的嘴一会儿张开,一会儿又合上;一阵阵叫喊,一阵阵掌声。——陶虎臣点着了焰火了。
(汪曾祺《岁寒三友》) 看见蓝天,大海,看见熟悉的海湾了。树,房子,海滩上活动的小人儿……三个渔人都哭了。
(王润滋《三个渔人》)
到处是坟头、野树、荒草、芦荻。草里有哈蟆、野兔子、大极了的蚂蚱、油葫芦、蟋蟀。早晨和黄昏,有许多白颈老鸦。
(汪曾祺《岁寒三友》) 这样的段落拆开来看,每一句都很平常,甚至俗,但合起来从整体看就极有一种韵味。在这样的段落中,词组、语句间语法关系较松散,有些词组、语句的位置甚至可以置换,表现的是一种直观的印象。德国语言学家洪堡德说:“在汉语的句子里,每个字排在哪儿要你斟酌,要你从各种不同的关系去考虑,然后才能往下读。由于思想联系是由这些关系产生的,因此这一纯粹的默想就代替了一部分语法。” [②] (p107)在这种整体的默想中,需要读者去参与,想象,完成画面,注入情感,从而感受到汉语言的活力和灵性,领会其中的诗性所在。
由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新笔记小说”的作者们在语言上是何等的苦心经营。他们通过向文言传统学习和借鉴,扩大了语言的表现力,在语言的“寻根”中找回汉语的那一份生气和活力,创造出了不同当时常见的小说语言,充分表现出小说语言的简约、含蓄且富于情趣、韵致的雅俗共济的风格,把文学的审美特征确实地落实到语言上。有人认为:“以汪曾祺、贾平凹、阿城为代表的对中国古典小说传统中的笔记小说文体的重新发现与改造”使“‘意境’这个中国传统文论的美学范畴从诗歌走向小说,并同‘典型’一起成为小说创作的最高美学范畴”[12](P386)。的确,当同期相当一部分现代汉语写作已在“欧化”或口语化的道路上渐渐牺牲了古典文学特有的诗情时,“新笔记小说”的语言策略就显得具有格外的文化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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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庆西.新笔记小说:寻根派也是先锋派[J].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编.小说文体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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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又平.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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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何立伟.美的语言和情调[J].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编.小说文体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9] 李国涛.汪曾祺小说文体描述[J].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编.小说文体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10]叶维廉.中国诗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2.
[11]张卫中.新时期小说的流变与中国传统文化〔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12]白烨.小说文体研究概述[J].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编.小说文体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作者简介〕祝一勇(1969-),湖北孝感人,湖北职业技术学院 讲师,文学硕士,主要研究现当代文学。
[①]转引自李陀.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兼谈毛文体[J].花城.1998,(5).
[②]转引自王又平.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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