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八十年代是中国命运分水岭 现时代诡异超过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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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八十年代是中国命运分水岭 现时代诡异超过五四2011年10月23日

来源：新京报 作者：吴虹飞




格非：作家，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作品有《欲望的旗帜》、《人面桃花》、《山河入梦》等。最近出版新小说《春尽江南》。
蓝旗营万圣书园的咖啡馆，是格非最喜欢的去处之一。灯光昏暗，众人默默，花白头发的教授格非，态度可亲，声音清朗，就仿佛面前的数名晚辈都是他的学生：我的书，是写给失败者看的。
格非系江苏丹徒人氏，赴京十余年，潜心教书，默默写作。他外圆内方，平心静气，与学生亦师亦友，倒也相安无事。他推崇老庄，崇尚“避世”，生活简朴：抽软盒烟，不常喝酒，穿衣只求干净整齐，不事奢侈。年近知天命，背着一个黑色双肩运动包，包里放着一个水杯——和清华的学生一样。
“勇于做一个失败者是很了不起的”
他的“桃花源”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和《春尽江南》，得以在这十余年间完成。
《春尽江南》的男主人公端午，是一个八十年代的著名诗人，九十年代初回到家乡鹤浦，结婚，生子，在地方志办公室里无聊度日，搞搞婚外恋，偶尔不尴不尬地出席诗歌聚会，妻子庞家玉从崇拜诗人的少女蜕变成雷厉风行的律师，从平头夫妻，变成了有车有房的城市中产阶级，渐入中年。
格非用平缓的语句，书写夫妻二人及其周边一群人近二十年的生活与内心，以及时代的穷途末路，人性畸变，知识分子的失败和尴尬，爱人之间的疏离与背叛。
或许可以一言以蔽之：爱和美正在逐渐消亡。你会看到他在向各种文本致敬：向诗人朋友致敬，向《日瓦戈医生》致敬，向《包法利夫人》致敬，向《红楼梦》致敬。
格非是一个有趣的人。和他喜欢的音乐合拍，他在小说结尾处饶有兴致地，花了一个月时间，首次写了一首诗，长长短短的六十行，平心而论，还真写得有那么点意思——排在书的最后，像是电影的字幕。
少白头的教授格非，曾经在80年代令无数文学青年推崇的所谓“先锋作家”格非，制造迷离的梦境，最终没有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商业的宠臣，他在幽雅的大学里度过他的大部分时光，甚至由于其通达的个性和才能，官拜系主任，最后推辞掉了。格非并不推崇成功学。
他曾经在诸多场合谈及“失败”：“文学就是失败者的事业，失败是文学的前提。过去，我们会赋予失败者其他的价值，今天，失败者是彻底的失败，被看做是耻辱的标志。”
他说，“一个人勇于做一个失败者是很了不起的。这不是悲观，恰恰是勇气。”
“时代的诡异性超过五四”
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也许是中国命运的分水岭，很难说变得更好或者更差，可能真的越来越富裕，却也越发接近末世的动物性狂欢。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并未能完全替换1949年之后近三十年激发的残忍的动物性，新世纪迅猛来临，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大面积降临，纸醉金迷，歌舞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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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和天真不被需要
吴虹飞：你在很多次访谈里提到，让老实人活下去很重要。我感觉，这个社会不大允许老实人、诚实的人活得好些。
格非：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文学作品里，出现最多的不是老实人，而是狡猾的人。到18世纪以后欧洲文学里出现了对诚实的人、老实人的寻找， “老实人”的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文学讨论的重要问题。当年歌德、托尔斯泰等都谈到这个主题：诚实的人在这个社会上能不能存在？如果一个社会给予诚实的人很好的报答，这个社会才是健康的。
在现实里，老实人没有了，就会出现唐吉诃德这样的老实人的极端，老实到了愚昧的地步。所以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他说一定要写一个全法国最老实的人，就是包法利，不懂爱情，勤勤恳恳给别人治病，不说假话，一辈子倒霉，他的老婆与人偷情，被人玩弄，最后吃砒霜自杀，包法利本人则靠在一棵枣树上死了。在法国那样一个资产阶级尔虞我诈的社会里，他的对手是谁？是爱玛这样喜欢幻想的，天真的人，不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一个是老实人，一个是天真的人，两个人都会被吃掉的，这是社会最不需要的两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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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虹飞：幸福大街乐队主唱。著有《小龙房间里的鱼》、《阿飞姑娘的双重生活》等。
好的东西都是女性化的
吴虹飞：三部小说结尾，都涉及了死亡。陆秀米的死，姚佩佩的死，还有庞家玉。
格非：死亡其实是忌讳，但也不得不面对。西方有一句名言，我们其实在准备死亡，在学习死亡。我觉得中国也这样，死是生的一部分。今天社会里面构成最大反省力量的就是死亡。如果死都不能让你反省的话，你说还有什么？
很多人都说我是悲观主义者。我觉得悲剧是人生的底子，人总是要死，要失败，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才会展开自己的生命和情感。
吴虹飞：三部书里面，对女性都非常同情。
格非：帕斯捷尔纳克发现，很多好的诗人、作家，身上都有女性化的特点。后来我也发现，比如说像卡夫卡，有很多女性化的，柔软的东西，托尔斯泰也是，眼里有很多女性的成分。曹雪芹当然更是。所以从文化、历史、现实的角度，我更偏爱女性化的东西。
如今难做正常人
吴虹飞：有没有觉得中国现在最严重的是道德沦陷？
格非：沦丧本身很可怕，更可怕的是沦丧后而不自知，还以为是一种道德，甚至是社会内在的机制希望你这么去发展。这个社会跟人、跟那些不好的东西，形成了某种合力，形成共谋了，比如我儿子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很简单，他每天看电视，听收音机，所有的东西，都把我儿子塑造成一个特定的人，叫做非人。
这个社会每时每刻都在塑造。社会需要扩大内需、扩大消费，它需要卖东西，需要你不断地去做这样的事情，需要把你变成一个简单的人，不假思索去消费。
我觉得，今天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是很不容易的，你是一个傻瓜，你被欺骗了，你根本不能反省，没有判断力，你能做正常的人吗，你做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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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代社会倡导的资本权力、商业化的社会规则，以及享乐主义，拼命地把人们塑造得简单化，把所有人变成消费者，迫使他们拼命地购买。”他是无奈的。
格非怀疑现代社会树立起来的种种生活方式，这些生活方式看似光彩夺目，实则只会加速世界崩溃。
“购房的经历，也很像一个人漫长的一生：迎合、顺从、犹豫、挣扎、抗争、忧心忡忡、未雨绸缪、凡事力求完美，不管你怎么折腾，到了最后，太平间或殡仪馆的化妆师，用不了几分钟，就会把你轻易打发掉……当然还有爱情。”
他非常喜欢鲁迅。“我们今天可能这个时代的诡异性，超过‘五四’时期。”
物欲造成人的畸变。真正的问题是不能被真正谈及的。在格非看来，即便是那些持有异见者，他们大多数人的结伴抱团，排除异己，和沾沾自喜的信息复制狂轰滥炸，也都仍然是一样的动物性狂欢。这也并非他们本身的过失。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一直在丧失感知爱和美的权利。
“这个社会什么都需要，唯独不需要敏感。”在《春尽江南》里，格非借主人公之口说。
“梦少了”
“《人面桃花》里面有很多的梦，《山河入梦》里面也有很多的梦，但是到了《春尽江南》——梦就少了。”
这三部曲历时十四年，他已经明显感到疲惫。“写《春尽江南》，有时候非常痛苦，情感刺激心脏，乱跳。”他现在已经不愿意谈论乌托邦，因为——“所有的老板都在谈乌托邦。”
“很多人跟我说，挣了一大笔钱，要到云南建一个乌托邦，其实是为自己安排一个娱乐的私人会所，非常恐怖！
“非常恐怖！”他又强调了一遍。忍不住要抽烟。
“很多人！特别是男人！”格非说，“任何事情都会做！一边批评这个时代，一边又在放纵自己。”
“我认识黑社会的人”。格非神秘地说。“有一天我正在打字，我的一个朋友说，今天我要去见一个黑社会，我就央求他带我去。”“作家要认识各种层次的人。”格非如此顺理成章地解释他的好奇心。“我发现，他们有整套的规则，他们研究规则，比我们很多的人要正派，要有原则，要纯洁、要勇敢得多。”
讲到了纯洁、善良这些意境高远的词。“跟那些老百姓打交道的时候，你发现他们更善良，他们维持着这个社会里道德的东西。而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制造各种规则，为了巧夺名目，他们实际上又不断地破坏这个社会规则”。
“还有没有乌托邦？”
“可能存在于日常中的一个个瞬间、灵感。”
——比如说？
“比如说，我听了一段美妙的曲子，写了几句好的句子。再比如，在食堂排队打饭，突然发现自己的餐卡不能在这个食堂用，但饭已经打好了。怎么办？这时候一个女学生说，老师我来帮你。我想了很久，到底要不要把钱还给她？八块钱，她会不会觉得很幼稚？最后我也没有还她，而是我们在食堂聊了一会天——之后也没再见——你觉得这样的事情其实挺好。”
格非喜欢读史，对晚明的历史更是如痴如醉。“那时比现在富裕，浮华、复杂、豪华得多。今天的人已经不可以想象了，那个时候的人怎么生活的？歌妓的吟唱、品茶，为了一点雪水，泉水，会去筑院子、造庄园，无数的游戏。”
“晚明文化发达，同时国破家亡，社会腐朽，同时有一种苍凉混杂在一起，浮靡肮脏，肮脏得有种美感。”
他在小说中安插了诸多历史信息，诗词歌赋。而他本身，似乎也更痴迷于跨越大幅时间的叙事。从描写民国时期的《人面桃花》，到描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山河入梦》，再到描写《春尽江南》的这二十年，他的三部曲，刻画出了整整一个世纪的人性。
他不打算去指责这个喧嚣的，聒噪的时代，去指责当权者，指责争名夺利的人群。环境污染，金融风暴，经济危机，出轨偷欢，爱的消亡，是所有的人一起将世界变成了这个样子，是全人类的欲望使然。用经验展现了现实中各种背叛，偷欢、谎言和欺瞒之后，格非意识到，即使是在苍凉的末世，即使是犯下再大的过错，仍然可以原谅和赎还，这让笼罩着悲观主义的作品多了些温暖色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