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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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再复：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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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再复，1941年出生于福建。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院所所长、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学评论》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89年出国后先后在芝加哥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卑诗大学、科罗拉多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和访问学者。

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1-2）

    1

    在将近整整一百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火炬家族中，竟没有一个中国作家的名字。要探究其原因，就得“知彼知己”――知彼：知道诺贝尔文学奖是怎么评出来的，受到那些因素制约；知己：知道中国现状和成就如何，在世界文坛占据什么样的位置。
    一提起诺贝尔文学奖，就不能不涉及到对中国文学的评价。差两年便是整整一百年的这一世界文学大奖，中国作家诗人为什么完全缺席？这不是一个容易说清的问题。１９６７年，瓜地马拉的作家阿斯图里亚斯在获奖演说中称赞瑞典文学院选择的获奖作家，已组成一个影响人类精神的家族，“这个家族就是高擎着光明火炬的诺贝尔家族”。可是，站立在拥有数千年文化历史土地上的中国作家，背后又是站立着１２亿同胞兄弟的中国作家，却没有一个进入这个火炬大家庭。诺贝尔文学奖自从１９０１年设立以来，直至１９９８年，在９８年中共颁发９１次，成为这一家族成员的共９５名(１９１４、１９１８、１９３５、１９４０、１９４３年因两次世界大战无法评奖；１９０４、１９０７、１９６６、１９７４年同时颁奖给两位作家)。这一火炬家族的作品本身就构成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史的一种框架或者说一大线索，可是，中国作家却徘徊在大家庭的门外和这一文学史的框架之外，未能参与世纪性的火炬游行与文学狂欢节，这是为什么？这是瑞典文学院的问题还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自身的问题？或者是语言翻译问题？还是批评尺度问题？这一切都涉及到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评价以及对许多著名作家诗人的评价，都不是简单回答得了的。

    ２

    踌躇之后还决定写，完全是因为我个人和瑞典的缘分和情谊，并由此也对瑞典文学院和“火炬家族”有所了解。我在１９９２年夏天，接受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系主任罗多弼教授和他的老师马悦然教授的邀请，前去担任客席教授一年。
    我和马悦然夫妇第一次见面是在１９８７年，北京。中国作家协会设宴欢迎他们，我算是一半主人一半客人。我们一见如故，顾不得寒暄就谈论中国文学。我暗暗吃惊马悦然对中国文学竟熟悉得如数家珍，从古到今都熟悉。这次见面后的第二年，即１９８８年秋天，我接到马悦然和瑞典文学院的正式邀请函，邀请我参加１２月１０日举行的五项诺贝尔奖的颁奖仪式。马悦然告诉我，这是瑞典文学院邀请的第一位中国作家，最好是穿中国服装，不要穿西装。此次我所以没有谦让，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并非作家，而瑞典文学院请我也一定是把我当作一个中国文学的评论者和研究者，一个有资格参加推荐的学人。邀请其他作家容易有过敏的反应，而我去反而自然一点。
    诺贝尔(１８４４年－１８９６)在逝世前一年的１８９５年１１月２７日立下了遗嘱，将他的全部财产，即当时的３１００万克朗(相等于现在的２亿３０００万美元)设立基金，用每年的利息授予一年来在物理、化学、医学、文学、和平等五个方面对人类社会做出卓越贡献的人。瑞典政府立即建立基金会，并决定在每年１２月１０日诺贝尔逝世纪念的这一天举行颁奖仪式。被邀请的客人一般都提前几天到达，我也提前了一个星期。在这几天中，我参观了斯德哥尔摩城，还特别踏雪去拜谒了诺贝尔墓地。几位瑞典朋友都说，诺贝尔的墓地不好找，他的墓碑和普通人的墓碑一样。幸而《人民日报》记者顾耀铭先生记得墓地所在，就带我去寻找。诺贝尔虽然名布四海，墓地却很小，他终生未婚，只和他的另外四位家人合葬在一片普通的公墓里，墓碑上没有一个字记载他的功勋。站在雪地里，面对简单得让人难以置信的碑石，我心中升起了敬意。这位被称为炸药大王(发明８５种火药)的科学家，生前做着和平梦，死后还继续着和平梦。他不仅具有科学天才，而且喜欢文学，常常诵读着雪莱的诗，特别赞赏“人类皆兄弟”的句子，他大约不知道我国古圣人孔夫子也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名言，也达到一种大情怀与大境界，可见，全世界的人性是相通的，诺贝尔设立国际奖金，并非乌托邦。
    发奖前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是听取获奖者的演说。到了斯德哥尔摩，才知道诺贝尔物理奖与化学奖由皇家科学院评定，医学和生物学奖由瑞典皇家卡洛琳学院评定。负责评定文学奖的瑞典文学院并没有“皇家”二字挂在名称上，但和王宫一起坐落在斯德哥尔摩的老城岛上。文学院成立于１７８６年，是当时崇尚法国文化的国王古斯塔夫三世摹仿法兰西学院的模式建立的。只设１８名终身制的院士，在院内的会议厅内，每个院士都有一把固定的交椅。１８９６年，文学院接受了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任务。三家研究院分别举行获奖演说。我自然是去听取埃及获奖作家马哈福兹的演讲，可惜这位“阿拉伯当代小说的旗手”因年迈未能亲自到会，讲稿由他人代读，而几天后的领奖则由他的两个女儿代表。
    １２月１０日下午，斯德哥尔摩音乐厅里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奏起莫扎特的《Ｄ大调进行曲》，颁奖仪式隆重开幕。主客人全部穿上礼服，台下的前几排是内阁首相和全部大臣及获奖者的亲属，而台上的格局则特别有意思。主席台的中间是三个学院的全部评选委员，他们前面的左侧是获奖者，右侧是国王、王后和王室主要成员，看到台上的结构，我就感觉到结构的象征意蕴：在精神价值创造的领域里，国王并不把自己放在中心地位上。被放在文化金字塔塔尖位置上的是评选委员们所代表的知识分子。国王的风度很好，脸上总是带着微笑，他把奖品(一份写着获奖评语的证书，一枚带有诺贝尔头像和铭文的金质奖章和奖金)一一授予获奖者。马哈福兹的两个女儿领奖时激动而谦卑地站着，国王把奖品提到她们面前时谁都不敢先伸出手。颁奖完毕之后，便是国王的盛宴和会后的狂欢节。在宾客开始欢舞时，我走到大厅阳台上，看到斯德哥尔摩满城灯火辉煌，如同白昼，我意识到：人类精英的天才创造在这里赢得了天地间最高的敬意。
    参加了这次颁奖仪式之后，一种使命感开始在我心中觉醒：我应当履行一个中国文学研究者的责任，好好推荐祖国的几位诗人与作家。不管是谁，不管他们是身处内地还是身处台湾或香港，只要他们确实高擎着人类光明的火炬，而且具有不同凡响的创造业绩。
    后来，我又有机会再度来到瑞典，而且是整整一年。因为时间从容，我参观了几次瑞典文学院，观赏了室内的大书库。书籍层层叠叠，共有二十多万种。我特别留心翻译成英文或瑞典文的中国文学作品，但是找来找去，只有寥寥几本。院楼内静得出奇，每次到那里只见到两个人，一个是评选机构的秘书，一个是图书管理员(据说还有一个只上半天班的工作人员)。经秘书的热情介绍，我对瑞典文学院的结构和评选规则、程序有了了解。
    文学院共十八名院士，从院士中又选出五名组成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审议世界各处提出的候选人的名单。这些名单是世界各地具有推荐资格的推荐人提出的，有的则是上一届留下来的名字。按照诺贝尔文学奖章程的规定，下列四种人具有推荐资格：(１)历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２)各国科学院院士或相当于院士资格的人；(３)各国高等学府中的语言和文学的正教授；(４)各国作家协会的主席和副主席(不包括理事、会员)；推荐必须提交正式推荐书并附被推荐者的原著或译本，由个人签署，不接受团体的推荐，推荐书必须在每年２月１日午夜前送达瑞典文学院，逾时则算作下一年度推荐。候选人名单每年少则几十名，多则一百多名。委员会先对名单进行筛选，减到１５名，然后再继续讨论继续筛选，到了５月底，便减缩到只剩下５名。从６月开始，院士们便进入暑期阅读，审看最后五名候选人的作品，到了９月，假期结束，院士们便以书面形式报告自己选择的人选及其理由。这之后，每星期四晚上进行讨论、辩论、投票，直到人选中有一名候选人获得９票以上。如果一直无人达到９票以上，可考虑颁给两人或延期至下一年。我在斯德哥尔摩的时候，星期四晚上马悦然的夫人陈宁祖大姐最有闲空，她总是邀我的妻子陈菲亚去逛商场，因为这个时候，马悦然和他的同事们正在辩论得热火朝天。
    到了十月初，院士们进行无记名投票，最后执行主席挥动木槌在会议桌上重重地敲了一下，即决定谁是该年获奖者，院士们才松了一口气。整个过程严格保密，不仅谁得诺贝尔奖不知道，即使进入前五名的名单和其他提名名单也保密得严严实实的。我在瑞典这一年，后来赢得了诺贝尔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也到斯大东亚学院访问讲演，而马悦然夫妇却从未泄漏过他可能获奖的任何信息。嘴严，这是瑞典评审院士们的共同特点。尽管新闻媒介千方百计地想套出消息，但总是难以攻破。１９７６年之前负责评审的研究院与瑞典报刊有个默契，评审结果可在公布前４８小时通知他们，以让他们作准备，但不得泄漏。但是，１９７６年却有一家电台透露了文学奖得主乃是索尔·贝娄的消息，瑞典各家报刊自然像着了魔似地加以传播。此事激怒了文学院，现在新闻界再也别想得到４８小时的优先权了。不过新闻记者的本领往往是人们难以预料的。例如，有的记者竟然从瑞典文学院的书架上发现哪位作家的书籍全被借空而猜出获奖对象，但也只是猜测而已。瑞典文学院和皇家科学院保密的严肃性，毕竟经受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考验。
    因为瑞典文学院的１８名院士担负如此重要的工作，而且作业时又极为保密，我便产生一种好奇心，想看看他们。恰好我到达瑞典的那一年(１９９２)，文学院吸收了女诗人卡特琳娜·弗罗斯特森为院士。此时卡特琳娜年仅４２岁，属于“新鲜血液”。瑞典的朋友告诉我，她是个现代派诗人。接纳这么年轻的女性作家为院士，这在瑞典是件大事。因此，文学院公开举行投票选举仪式，并邀请国王、王后光临。此外，他们还邀请大约两百名各界人士列席观赏。我很荣幸也被邀请出席了仪式。
    会议厅灯火通明。厅堂正中间摆着长方形的古雅的会议桌，桌子两旁摆着椅子，座位空着。国王、王后和客人们分别坐在桌子的两侧，中间空着一条小道，等着院士们从另一间房子走过来就座。时间到了，我发现正好轮到担任执行主席的马悦然走在前边，接着就是卡特琳娜，后面便是每一年都在决定谁获诺贝尔奖的院士们，一个跟着一个地从我们眼前走过，然后进入会议桌。院士多数是些老年人，如果不算这位女新秀，平均年龄恐怕在７０岁左右。有两三位特别老的，但没有一个显得疲惫。坐在我身边的罗多弼教授小声告诉我，这些院士有一半是教授学者，一半是作家诗人，但都懂得三、四国文字。毫无疑问，他们是无私而可信任的。道义倾向可能有，然而，即使有，也是向善的。例如授予俄国作家的五名有布宁(１９３３)、帕斯捷尔纳克(１９５８)、萧洛霍夫(１９６５)、索仁尼辛(１９７０)、布罗斯基(１９８７)，这五人中有一个被苏联政府所认可的萧洛霍夫，其他四个人则是苏联政府的“异端”，三位流亡海外，一位拒绝流亡但也自我放逐于革命王国之外。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这种倾向后来被历史证明，他们的选择没有错。不管怎么说，文学批评家，尤其是像瑞典文学院这一大文学批评群体，其心灵之中蕴含起码的人类良知是完全必要的。
    院士们如何把握这种道义倾向，并非易事。我到瑞典时，才知道院士们为如何把握分寸这一倾向而发生争论以至三名院士辞职。辞职的原因是１９８９年印裔英国作家萨尔曼·鲁西迪的《撒旦诗篇》激怒了伊朗的宗教领袖霍梅尼。霍梅尼以鲁西迪亵渎《可兰经》之罪对他下了追杀令，从而震动了全世界。一向维护作家尊严与创作自由的瑞典作家纷纷表示抗议，有些人还建议瑞典文学院也发表抗议声明。可以肯定，瑞典文学院的道义倾向是和鲁西迪站在一边，但是，这种倾向要不要表现为直接对抗，以文学院的名义发表抗议声明却值得考虑，这就是个分寸问题。文学院内进行辩论，最后的结局是文学院以不干预政治为理由而拒绝发表抗议声明，而另一个结局是三名院士在此时宣布退出文学院。这三位院士虽然已经退出，但按终身制的规定只能等到他们去世之后才能补上新人，因此，从１９８９年之后，文学院便空下三个席位。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举世瞩目的文学评奖机构，它的工作是何等复杂艰难，文学毕竟不是存在于象牙塔之中，它处在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当世界发生了影响人类命运的大事件时，要求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应当“心如古井”，只埋头地阅读小说诗歌本文，似乎不大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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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中国作家是林语堂
2010年09月30日

人民网

人民网斯德哥尔摩2月28日电(记者陈雪霏)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教授28日透露,根据他获得50年前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情况看,五十年前真正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中国作家是林语堂（1895-1976）。
马教授是在瑞典的中文报纸《北欧时报》编辑记者斯德哥尔摩聚会时透露这一消息的。
根据诺贝尔奖提名规则的规定，提名情况要保密50年。
据透露，提名林语堂的不是别人，而是因描写中国南方小镇的长篇三部曲《大地》的美国著名女作家塞珍珠（PEARL BUCK 1892-1973）。塞珍珠于193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她对林语堂的提名没有成功的原因据说是因为林的作品是用英语写的。林的代表作之一是《京华烟云》，在西方影响广泛。
早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瑞典探险家斯万赫定曾让汉学家高本汉推荐一位中国作家参与诺奖评审，结果高本汉找到诗人作家刘半农（1891-1934），刘半农去问鲁迅愿不愿意问顶诺贝尔奖，鲁迅当时谦虚地说自己还不够格。
说到林语堂，也和马悦然教授学习汉语有关。马悦然读了林语堂的书，于是开始对汉学着迷。他又自学了道德经，而后成了高本汉的弟子，著名汉学家，诺奖评委。
塞珍珠把《水浒传》翻译成英文，马悦然把它翻译成了瑞典文。
本文原发表在2010年03月01日人民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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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结束 210位作家入围2012年03月01日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王胡



自从有了互联网，尤其是年轻外向的彼得·恩隆德接任瑞典学院常任秘书以来，世界上最神秘的文学机构开始有了几道细如蛛丝的缝隙。
上周，恩常秘在其blog上透露，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工作已经结束，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210位作家入围，其中多达46人为首次获得提名。
恩常秘说，今年是颇不寻常的一年，因为往届的诺贝尔奖得主们行使其提名权的热情空前高涨。
除了往届得主，瑞典学院院士、世界范围内的部分语言和文学教授，以及国家级的作家协会也有提名权。
提名结束之后，诺贝尔委员会将进入密室磋商，到今年4月，这210人中的190人将被否决，剩下20人接受复评，再毙掉其中15人，仅余五位，供委员们最后秘密投票，而后于10月初择定最终的大奖得主。
根据评奖规程，前期和中期的切磋过程要等到50年后才会对外公布，而最后的投票详情将永远保密。
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瑞典大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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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果真快到中国了吗？

张放

怎么回事呢，怎么总有人年年把“诺贝尔文学奖”拿来当成小刀，往国人心口上就那么凶狠地一小捅呢？怎么一进入九、十月份，就得来那么一下子？不弄就不舒服是吧？国人自上年就没消停的心绪，刚开始慢慢变得有些平静，没办法会注定被一些超级博文的题目给弄得再起波澜。

唉，怎么办呢？国人总是这么敏感，这么关注，这么蔑视，又这么暗中高看“诺贝尔文学奖”？究竟它真的是“狼来了”，离中国人真的近了，还是仍属黄梁美梦一场？唉，真是成也博客，坏也博客。因为就有不少“博人”（bloggers）们，天天帮着中国那些“作家”“诗人”们在那里“博起”，惦记着这永远得不到手，永远进不了口，永远像刀一样悬着不落的“诺贝尔文学奖”。一天不得，看来一天也不能消停。是不是得了病了？看着有点像。这些博人们在自己的博园里，高谈阔论着马上要得的“诺贝尔文学奖”，真是“发乎情”的事情啊。至于能不能“发了情”，再止于理，我估计机会不大。因为，“诺贝尔文学奖”已经变成了1984年以前的百年里的中国人，一直梦想“奥运金牌”，想出病了，不彻底玩个“北京奥运会”，恐怕真是没有什么好办法治。那么，今年一些又“发了情”（一直错用孔子老先生的话，罪过，罪过！），又“梦了想”的“博人们”，在这儿神算诺贝尔文学奖发给中国人的可能性机率，又多出了多少呢？

多多少还是少多少，咱们都得冷静地回去，仔细分析一下人家洋人的规定才能得知。这东西就像奥运会规则一样，来不得一点掺假的事情。所谓Fair Play吧。什么都得玩个fair，累不累呢？真累。不过，如果真按规则来，得了奖后的喜悦，也真不是吹的，真能让举国上下欢腾啊。大家也不是没看见，那“北京奥运会”不就是这个原因，才让国人深感骄傲的吗？

好吧，那就再重温一下“诺贝尔文学奖”官方发布的最具权威意义的提名者资格认定内容，及提名全过程吧。冷冰冰的规则，但却fair enough。凡对此感兴趣的人，都可以按“看照妖镜”的原则办事，照镜子瞅瞅，我们弄出来的提名人，及提名过程，跟“诺贝尔文学奖”官方所说的，是完全吻合，还是有些出入，或还是有很大的出入，或根本不着边？

假如是“完全吻合”，好啊，那就可以痛下结论：“诺贝尔文学奖”果真离中国人十分近了；如果“有些出入”，那就只能说成是“离中国人近了”（注意是“近了”，不是“十分近了”）；但假如还有“很大出入”，则结论绝对不应该是“诺贝尔文学奖离国人近了”。如果“根本不着边”，则完全说明是存在着“别有用心”的人，可能是为了一点点的点击率罢。

下面是“那奖”具体提名流程：
一、关于提名者资格的认定。也就是说，究竟谁有资格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不多，共四种人（还好，不是“三种人”。呵呵。）

1、  瑞典皇家学院成员，或其他构建及目的与之类似的学院，研究院和社会团体里的成员；
2、  大学及大学学院里文学及语言学教授
3、  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得主
4、  代表其文学创作水准的作家性质的社会团体主席（用中国人能理解的简单的话说，就是“作协主席”。）

（为看上去绝对权威起见，在下把英文原文也一同附在这里___下同）
The right to submit proposals for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shall, by statute, be enjoyed by:

1、   Members of the Swedish Academy and of other academies, institutions and societies which are similar to it in construction and purpose;

2、   Professors of literature and of linguistics at universities and university colleges;

3、   Previous Nobel Prize Laureates in Literature;

4、   Presidents of those societies of authors that are representative of the literary production in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二、谁有资格获得？

谁有资格呢？

首先您得由符合资格认定的上述四种人提名，才有资格迈入被“看到了”的门槛。就是说，仅仅是“被看到了”，离得奖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提名者必须符合上述四种要求。否则就是胡扯，白白浪费感情。像有一年我们的大作家王蒙先生，就被一个根本没有资格的美国某华人团体给提了个名。结果，差点举国欢腾。后来，人家王蒙先生可能明白这道理，出来说了话，具体内容我不太记得，大概是说，这不算什么，就是被提名了一下，离获奖还有些距离。谦虚中带着一种期待。其实最重要一点他没说，那就是，那个团体没有资格做此事情。就是让大家高兴一下算了。

还有更扯的，就是“老舍得奖”的事情。他儿子好像很久以前就出来放出口风，说老舍差点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云云。记得我早在80年代，就听过这传闻。可今天您只要到诺贝尔的官方网站上，仔细一分析，就会发现，老舍的儿子也够能瞎掰的。人家洋人是把诺贝尔奖的事情给法律化了。人家明文规定，每年到底是什么人提名了什么人，意见是什么，谁因为什么得奖，因为什么没得到，所有一切所谓中国人最喜欢看最喜欢听的“内幕”，统统要在50年后解密。我算了一下，按老舍儿子所说其父亲得奖的时间算，那年是1968年。他说，那年的文学奖最初是其父老舍胜出，但此后发现老舍早已在1966年去世，才重新选出日本的川端康成获奖。呵呵，诸位您看呢？1968年到2018年底才满50个年头啊。也就是说，我们还得挨到2018的年底，才能知道事情的真相。如果您早就从什么地方得到了所谓的内幕，估计您是见到“违法”的人了。在西方，“违法”那是巨大的灾难。

再回到谁有资格得奖的话头上来，上述有资格的四种人有了资格也不算，还要接到诺贝尔委员会的邀请函后，才能提出自己看好的候选人的名单。原则上说，没有收到邀请函但仍属于上述四种人者，也可以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名单。但有一点毫不含糊：不能毛遂自荐。

这群洋人们啊，就会以他们那种糟粕文化来戕害我们得奖的机会。本来，我们很多人都认为我们新上任的作协女主席的作品就很够格啊，但没有办法，她不能“自我推荐”自己的作品，怎么就没有人出来帮着推荐一下下呢。另外，那此混帐洋人们，怎么就不懂得吸收我们中国文化精髓中的一点点呢？比如我们最精髓之处的“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举贤不避亲”，“举亲不避闲”，都多好啊。现在的几乎所有在中国搞的奖项，哪一样不都是按我们这四大“举”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啊。搞什么铁一样不能动的原则，还把它给法律化。唉，真是没文化，目光如鼠啊。

最后，没办法，我还得把“谁有资格获奖”的原文给附加在下面。

Who is eligible for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The candidates eligible for the Literature Prize are those nominated by qualified persons who have received an invitation from the Nobel Committee to submit names for consideration. Other persons who are qualified to nominate but have not received invitations may also submit nominations. No one can nominate himself or herself.

真是冷冰冰的，一点都不好玩，凑合着看吧。最后，究竟中国人离“那奖”远了还是近了，您自己看，发乎情还是止于理，您随便。自摸个结论罢。

________________
另附一个权威的看图说话的东西，是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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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文学奖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差别

张放

(新浪读书独家约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我是学洋文出身的，所以，当新浪读书编辑希望我就茅盾文学奖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时，我首先想到的，不是预测今年茅盾文学奖会“花”落谁家，因为我真的不太关心究竟谁会得这个并不具有什么影响力的奖项，或者说不关注谁会得到这个对我而言，一点没有什么影响力的奖项。所以，我也就不会太有心情，把全部入围的作品都拿来一看，尽管侯小强那边弄了一个网站，可以把全部作品都免费地读。可那我也不想读。因为，我是有过很多“吃苍蝇”一样的阅读不快经历的。我于是总担心，如果真把全部入围作品给读上一遍，一准会再次出现至少一部作品或一部作品的部分文字内容，让我再有“吃苍蝇”的感觉。

说实在的，这跟我看国产电视连续剧的感觉，非常相似。因为电视不比阅读，面对电视，人总有一种被动性，或者家里别人看时，也就自觉不自觉地会看上几眼。但有时，就这几眼，也会让我感到“巨恶”（极大的恶心感）。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不是从头开看，当不当正不正地直接看，立马就会发现很多国产电视连续剧中的内容，是多么没有“生活逻辑”，或者说，就一“瞎掰”，胡编滥造。记得有一次随家人一起看了几眼叫什么《奋斗》的连续剧，恰巧看到一对新人办婚礼。女男主角就不出来，在屋子里讨论究竟新娘婚前好友到底来还是不来参加婚礼的事情。最滑稽也最瞎编的场面出现了，外面规规矩矩地坐着十好几桌的来宾，一眼看上去，就知道都是演员在演戏，个个使用着筷子，有节奏地敲着餐桌，一起不愉快地喊着男女主角的名字，叫他们快快出来。这种事在生活中，可能发生吗？不整个一胡编吗？也就是说，“生活逻辑”不存在的事情，导演与编剧就在那里侮辱着观众的智慧，（如果观众们还有什么智慧的话，）看着看着，我就一下子又产生了一种“吃苍蝇”感觉，赶忙丢下那些无耻的只为拼凑剧情，不顾生活逻辑的电视连续剧，落荒而逃。

那么，茅盾文学奖的入围作品又怎么样呢？心里不是太有把握，至少我知道，并不是每部入围的作品，都个个震撼心灵的。因为我知道，一提这个奖项，我就不由自主地想到早年读过的几部获奖作品。“吃苍蝇”的感觉，立马本能地涌到喉咙口。

我不禁又要拿诺贝尔文学奖说事儿了。尽管有许多中国人写了无数文章，或公开批评，或冷嘲热讽。但都无济于事。因为，那奖项实在太厚重了。因为得了奖的作品，读起来就一定会使人有所收获。即便过了十几二十年甚至几十年，一想到曾经阅读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的感觉时，就仍然感到一阵阵麻酥酥的感觉，这感觉绝对不是“吃苍蝇”感，而是一种与心灵震撼相关联的感觉。

比如，读快一百年前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读八十来年前尤金·奥尼尔的剧作《天边外》，读六十多年前莫里亚克的《爱的荒原》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读五十多年前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读二十几年前马乐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或《百年孤独》，也包括读八年前高行健的《灵山》…… 这些诺贝尔文学奖作品里，哪一部给过我“吃苍蝇”的感觉？端起任何一部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哪一部不让人感到一种沉沉的重量感？

当然，会有人说，全世界就只那么一个诺贝尔文学奖。难道除了那个，我们中国就不能自己弄个有影响力的文学奖出来吗？此言正对吾意啊。就应该弄个有世界级水平的奖项出来，或者至少弄个跟Booker奖（也是全球比较瞩目的）相类似的奖项，好与现在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有个匹配不是。但不瞒诸位啊，这牛皮真不是吹的，火车也真不是推的。得拿真货啊。啥叫真货？就是简单地说，作品本身首先不要具备给我洗脑的功能，相反，你却必须具有一种文学意义上的功能：让我更深刻地了解人性，更深刻地受到心灵震动，更深刻地思考人类的命运。否则的话，那些入围作品，都只能从广泛意义上说，算个“出版物”罢了，与“茅盾文学奖”所承载的历史责任，或承载的巨大希望，好像关系不太大。

此外，说句题外话：我是真讨厌“跟风之作”的。几年前，我编辑出版了一本《红镜头》，结果呢，一下子就冒出来一大堆“镜头”，有“黑镜头”，“黄镜头”，这镜头，那镜头的。这几年，看到有人出版一本《给加西亚的信》，于是，一下子，就“信山信海”地出现了什么“加西亚的回信”，“再给加西亚的信”。有人出了本《执行》，于是后面猛然冒出一大堆什么“执行力”，“经理人执行力”等。有人从洋人那里弄来了本《谁动了我的奶酪》，好家伙，那段时间一去书店，满眼都是“奶酪”，什么“我动了谁的奶酪”，“谁敢动我的奶酪”。靠，就好像中国人就剩下这么一点儿创造力了。那四大发明都是怎么发明出来的啊？是不是也是靠跟风跟出来的呢？

最后再说一个跟风的东西吧，与这次的“茅盾文学奖”有关。人家有人出了个《狼图腾》，把狼给说到那个份上，受到读者的追捧，于是你一看，我也行啊，你写狼，我就写狗。你写蒙古，我就写西藏，也争取把它写到“图腾”的份上，于是，华丽而狡猾地一转身，弄出个《……獒》来。还居然要入围得茅盾文学奖，奇了怪了，出版业里盛行的却被我等人极端鄙视的“跟风之作”，居然会入围茅盾文学奖？呵，呵呵。哈哈哈。有意思，太有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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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的新观点带来新震撼

张放

常言道，远来的和尚好念经。一个叫顾彬的德国的家伙，这两年不断地给中国文化界带来新的“经文”，也同时，带来不小的震动。这次，他又放炮了。他说，金庸无法替代鲁迅，并说，100年后，如果德国人看中国人写的书的话，还是会看鲁迅的书，而不一定会读金庸。因为鲁迅是思想家，而金庸不是。他并且就写作手法坚定地下结论说，金庸的写作手法早已经在德国过时了。

面对中国有些学校开始在中学课本吸纳金庸而放弃鲁迅的趋势，顾彬的这番话，我以为，还是有让国人深刻思考的广大空间的。首先是在思考方面。

顾彬认为，“鲁迅是中国20世纪最能代表现代性的作家，金庸只是个传统的作家。”他接着说，“对我来说，金庸在写作上代表的是一种退步，”他理解为什么很多读者不愿意读鲁迅的作品，“因为鲁迅作品中的叙述者是一种不可靠的现代性的叙述者，读者不愿意在阅读的时候需要不停地思考‘叙述者的立场是什么’、‘主人公的立场是什么’、‘我自己的立场又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而金庸作品中的叙述者什么都告诉读者了，读者也不需要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

这，正是一个来自德国的学者对金庸与鲁迅的根本看法。显然，德国是个更倾向于产生思想家的地方，有黑格尔，康德，尼采，……。（尽管也会出现希特勒式的非理性人物。）顾彬显然被印上了这一非常鲜明的德国人思维的痕迹。至少他喜欢鲁迅，因为鲁迅常常会令他思考。金庸在顾彬的眼中却很不幸，并不具备这一功能。

当然，我们中国人会说，你德国人读与不读金庸与我们并无什么干系，我们还是喜欢读金庸，而反对读鲁迅，因为鲁迅总在催促我们思考问题。况且，我们中国这个地方不是德国，更不是一个习惯于产生思想家的地方。我们有一个孔子就够了，还要什么呢？或者我们还可以加上一句说，我们中国人根本就不喜欢思考，那是几个德国哲学家或什么地方的哲学家或思想家玩的把戏，我们要的是电视秀场，要的是太平盛世，要的是快男快女，要的是80后作品的不断的炒作，要的是频频“出彩”的杨二车娜姆。这些东西多么简单易懂，多么让人感到愉悦，又多么不让人伤脑筋，最重要的是，多么让我们不用思考！

因此，不出意外的话，顾彬的这一观点，也会像他发表的其他观点一样，可能会招致众多中国人的谩骂或攻击。

接着，顾彬并没有只提出这一观点了事，他继续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他提出一个更辛辣也更令人思考的问题。他认为，现在大部分中国学者看不懂鲁迅作品中深层次的意义，因为他们不懂外语，他们不会德语和日语。因此他们无法透过德国文化和日本文化来阅读鲁迅的作品。很明显，顾彬又捅到了我们很多学者或作家们的软肋上面。

他不无恶毒地以尼采举例：“鲁迅读过尼采的德文原著，他的作品中有很重的尼采的痕迹。所以有人把鲁迅比喻成‘中国的尼采’。尼采是一个伟大的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思想家。”顾彬在此显然强调的并不是鲁迅是不是中国的尼采，而是更偏重地提出，鲁迅是个思考者，而且是个“非常可怕的”思想家。如果看他在接受《德国之声》记者的采访内容，我们就不难得出结论，他对当今的众多中国作家相当不以为然，他甚至对中国很多作家三个月内就能出版一本书的速度，感到害怕，因为那样的作品中，很难有什么深度思考的痕迹在里面。他的参照值又是那个可恶的喜欢思考的德国。

顾彬感慨地说，在德国，一个中等水平的作家，一年充其量只能创作出100页左右的东西出来。也就是说，如果是一本350页左右的书，至少要花上三年半以上的时间，才能算基本完成。这三年半，作家要耐得住寂寞，吃得了辛苦。作者要不断地修改，加工润色，更要不断地思考。这样，也才刚刚够得上一个所谓的“中等水平的作家”的要求。更不会有人轻易就把“著名”“闻名”等字眼冠以这些人的头上。

显然，在一个年经济增长率为10%左右的中国，这种写作速度就非常落伍了，这种写作态度也因之令一些焦急的读者不满意，也更不符合“时代的要求”。况且，我们真有那么多可以让作家们思考的事情吗？或者说，真有经过鲁迅那种思考才能发表的作品吗？。所以，当顾彬称赞鲁迅说，“对我来说，鲁迅也是一个非常可怕危险的思想家。”时，我们很多人其实并不懂得顾彬在说些什么，也就是一件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我们可以勿论顾彬对鲁迅和金庸的评价正确与否，更不去谈论中国作家还有没有可能写出类似鲁迅那样的作品，也不说鲁迅催人思考的写作技能。单说顾彬评论中国的大部分学者（或作家）的外语水平的观点，我看，就非常有见地。

君不见，现在还有一些所谓的学者或作家，还仍然以读不上来26个英语字母，为一骄傲幸事；这些人还仍然承袭着中国文人骨子里的那股酸臭劲，硬在不懂的地方装潇洒，楞把“不会外语”当理说。其实，顾彬所说的关于中国学者或作家们不懂外语，却还要装的事情，早在80年代就已经露出端倪。那时有个所谓写西藏的作家，也是连26个英文字母也读不上来的人，居然白纸黑字地赞扬起英国小说家毛姆来。他念念有词地说，读毛姆的作品（事实上是翻译作品），才感受到毛姆写人物的对白之精彩，是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说句实在话，连26个字母都背不下来的人，单凭翻译作品，竟这样大胆评价毛姆，尤其是评价毛姆对白写得好与不好，只让我等之人当时感到一阵阵惊愕。现在感到的，除了惊愕以外，更多的是一种无奈的悲哀或者说某种黑色幽默罢了。

他的这种评论是廉价的，也是不负责任的，也会令人不禁发问，连26个字母都不会的人，或者说都懒着学会的人，在并没有能力读懂原文的前提下，评价一个具有思想家气质的作家的作品，会有什么真正意义的建树吗？实际上，读原著与读译文的感受之差异，任何有读原文作品经验的人都会有同样感受：有时那种差异之大，真让人连呼吸都感到了困难。正如顾彬上面所说的那样，如果连原文都“看不懂……的学者”，他“又怎么能比较出……和……之间的相似性”或特殊性呢？

鲁迅是研究过外语并在外语方面有相当造诣之人。他的作品也因为深受德国哲学家原文的影响，而更具有让人思考的能力。这一点我们不能不一再强调。反观我们的一些作家甚至包括研究鲁迅的人，又有几个能称得上哪怕是个“会点儿外语”的人才呢？难道这些人也要步那个80年代写西藏者后尘，要好生评论一番什么什么伟大作家的（翻译）作品有多么伟大么？

当然，一个极受到德国学者吹捧的鲁迅，到底有没有可能被金庸所替代，并不是顾彬之流所能决定的，不过，至少顾彬所提出来的观点，还是应该值得我们好好思考的。尽管顾彬一再强调的是，“一个学者不应代表主流。他应该是少数的。”如果有很多中国人都同意他的观点，那只会让他觉得自己有问题了。

他的观点诚然有可能不代表多数，但他的观点到底有没有问题，或者说有没有可能被国人所接受，则又成为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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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谁更有诺奖相？

张放

在我们一些文化人的心中，有两个痛，却令我们不快乐着：一个是奥斯卡奖，这里不论；另个则是诺贝尔文学奖。

此诺奖奖牌为含金量最重的文化人的奖牌？
这两个奖最大特点就是每年颁发一次（呵呵，废话？），之所以被我认定为有特点，是因为一到颁发时刻，人们心态就会起很大的变化。中国国力正在逐渐增强，四年一次的奥运会也在近十几二十年由金牌零的突破至大面积丰收后于2008年，莅临我们自家门口。很多人在媒体的一再暗示下，开始意识到我们中国人应该在世界的各个奖项中，都拿冠军，或至少不应该空缺中国人的名字。当年复一年地眼看着诺奖与中国人无缘，很多人开始产生焦虑感，怨言不绝于耳，更有人不堪忍受这个世界级大奖与我们无缘。

自1901年开始第一次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给一个法国诗人开始至今，连个花瓣也没有落到我们中国人身上。（2000年的不算，因为那人已经入了法国籍，并不被官方承认。）于是“吃不着葡萄嫌葡萄酸”的心理自然产生，于是就听有很多文化人自圆其说地解释，此奖得与不得都无所谓。但谁都明白，那绝对是最辉煌最伟大的奖项。试想如果去年此奖没有落到那个土耳其人身上，他的那本叫什么《红》的书，能得到最讲求市场效应的中国人的吹捧么？连翻译者都极难找的情况下，勉强把那本《红》推了出来，还不就因为此作者与诺奖结缘？中国文化人们也只能挨着煎熬，尝着苦楚，嘴上却还很硬，毕竟还得要个脸面。

不过，如果说我们中国作家中究竟谁应该得到此奖，或者说谁更具有诺奖相，每个读些书的人的心中，都有个自己的排行榜，而且都会说出来自认为最充分得奖的理由的，似乎也感觉一定有说服力的。

从1901年到今天已经过去106年，诺贝尔文学奖总得奖人数为103人。其中亚洲人只占四个。一个是印度人泰戈尔于1913年获得，一个是日本人川端康成，1968年得此奖。另外一个是日本人大江健三郎，1994年得此奖（网友提醒的。呵呵。不好意思。谢谢了。见下面二楼评论。__博主注）。另外一个就是入法国籍的华人于2000年得到的。从1901年到1913年，是13年的时间。再从1913年到1968年过了55年，瑞典人将目光投向了亚洲人。又从1968年到1994年经历了26年的时间，将此奖颁给了另个日本人。之后于2000年，再将目光聚焦亚洲，给了一个法国籍的中国人。如果还要争取的话，恐怕得等上一些时间了。另外，诺奖有个规定，不颁发给故去的作家。（尽管历史上，一共颁发过两次。）于是，作为一个作家，或者自我感觉不错的有可能获得提名的作家，不但要把作品写到令洋人服膺的程度，还得把洪昭光的书读好，得一直坐在健康列车上，不能中途下车。

那么，为什么中国作家这么难以受到那十几个瑞典评委们的青睐呢？中国作家的作品真的如德国汉学家所说的那样糟糕吗？这里，我不去参与辩论。我只想从中译英翻译角度层面，分析一下为什么中国作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有诺奖相的问题。

刘心武不懂外语，但有一次跟我聊天中，却说过一段很有道理的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所有作品在翻译成外语时，都存在一个“符码”问题。我后来仔细地思来索去，的确很认同他的这个“符码”理念。

汉字本身的表达，产生出自有的一种内涵与外延。读者在读到一个“汉字”时，脑中产生出一种或大或小的意义，对这种大小程度的把握，是中国人自幼学习与培养的一种自然而然的把握，其中中国人几千年积淀的集体无意识也起更重要的作用。此外，经过多少年的特定环境的耳濡目染，使读者能以最准确的概念理解其中的意思。简言之，作家们知道用什么样的字眼可以使读者准确地产生怎样的心理感受。
当被翻译成英语后，这种或大或小的内涵与外延的范围的把握，成了外国读者（包括那十几位评委）理解作品的唯一手段。倘若被翻译或转述到正好程度，那就有可能使洋读者产生与中国读者一样的共鸣。不过，更多时候，却必须对一些字眼或句子或段落进行最详细的解释，才有可能期待外国读者大小正好地把握与理解原文的意思。有时，即便做了这些解释性的工作，也未见得到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彻底理解。

在符码这一问题上，旅美华人作家哈金则来得聪明些。他的一些作品很好地处理了这个“符码”问题。比如在描述中国现当代历史时期的一些人物时，他不是用可能更准确但却更容易引起“阅读反感”的词来打扰读者的顺畅阅读过程，而是简单地使用了“红卫兵”等已经被外国读者非常理解的词，替代现当代史上一些作恶多端的人，这样，就可以不再宥于解释困扰外国读者的中国各历史时期的专有名词上面，又极大地提高了读者阅读兴趣，可谓一举多得。现在看来，这一点对于哈金在美国用英语写作并获得巨大成果起到了很大成效。至少可以说，他的作品没有破坏掉人们阅读的快感。作为一个小说阅读者，最不能忍受的就是，一面看情节紧凑的小说故事，一面却被强行要求到每页的天头地角去读过多的背景或名词解释，况且有些东西即便解释给老外，也几乎是等于对“洋牛”弹琴。

1997诺奖证书


2000年时颁发的诺奖证书

但纵观现在翻译界状况，却令人心寒。英译中翻译人才已经不是很多，这里我指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翻译人才，而不是只翻译合同、简单口译或电子邮件等。至于像杨宪益老先生那样的中译英人才，则可说是凤毛麟角。最有可能的是，我们寄希望于一些老外汉学家们。但问题是，很多老外“汉学家”们，还只徘徊于深刻认识汉字与汉文化的更深层次的门外，只识皮毛，不得要领的阶段。

如何使中国的活着的大作家们走向世界，获得诺奖，其实，根本不是作家们的问题。说句公道话，高行健的获奖作品与中国很多大作家们的作品相比，并没有什么太过特殊之点，也无明显傲人之处。不过是因为他的作品被更传神地翻译给了瑞典人，使他成为第一个华人获奖。中国作家们目前应该做的，不是唉声叹气，而似乎更应该细心培养几个真能把自己作品翻译出去的大翻译家，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么。呵呵。

我更建议一些大牌作家们，将自己的作品用真正的“符码”翻译给老外，或者至少像哈金那样，用“更符合老外思维方式”的形式，把自己的作品介绍出去。这其中必须包含翻译家的费尽心思和绞尽脑汁。

假如这样，我想，中国很多作家可能会一下子具有了诺奖相。不过，这得需要不短的时间。只是每年颁奖时刻，我们还必须面对众多的负面评论，还得给自己找出自圆其说的借口，再默默地等待着下一年此时此刻的来临。

附：从1901年到2006年得此奖的总奖金数为：1901年为15万；1913年泰戈尔得奖金14万3；1968年川端康成得了35万；1994年的大江健三郎得了7百万，2000年高行健得了9百万。到了2006年已经高达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一千多万人民币。关键不是钱，而是成为100多位诺奖获得者的小小俱乐部中的一员了。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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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岁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

马悦然：我的任务不是给中文作家弄到奖

马悦然在瑞典学院 陈文芬/摄

　　□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
　　托马斯是一位顶大的好诗人
　　羊城晚报：今年瑞典的托马斯·特兰斯特勒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评奖过程中有什么争议或其他值得一说的“内幕”？
　　马悦然：我不回答关于所谓内幕的问题。但是托马斯真的是一位顶大的好诗人。我早在1983年翻译过他的《狂暴的广场》诗集，又有《蓝房子》散文诗集英译，最近即将要在台湾出版《悲伤的凤尾船》、《巨大的谜语》中文译本，是他中风以后的两部作品，合成一本集子，取其一名《巨大的谜语》。他的诗作更加凝练，也使用俳句的格律，这样的格律在中文的翻译，我很感兴趣，2004年《巨大的谜语》刚出版时，我带着书到台湾旅行，找我妻子文芬，又碰巧遇上台湾选举领导人以后的游行，我们避到宜兰去，很快就翻译出中文俳句。托马斯的得奖，使我想到翻译他的作品是很愉快的事情。
　　羊城晚报：托马斯·特兰斯特勒默的诗在中国有多个译者，包括北岛、李笠、董继平、黄灿然等，您认为谁比较好地翻译了原作？
　　马悦然：我没有读过黄先生的译文。我认为董继平的译文，使用了最好的英文译者Robin Fulton的译文，远远地超过其余的翻译家的译文。
　　羊城晚报：在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结果出来后，有人说他事先准确预言特兰斯特勒默获奖，并由此质疑评选有“内定”的嫌疑。您如何回应这种质疑？
　　马悦然：谁都会猜，谁都会有猜中的时候。“内定”之说是无稽的。（我当然也知道质疑诺奖“内定”的这个人，还发布消息诬陷我收取翻译订金、赌钱被瑞典警察逮捕，我相信中国人有许多有品德有良知的人，不会相信这个无聊的谣言。我这样的信念来自最近半年许多中国朋友在网络表达意见、写信给我表达支持，在此我表达感谢）。瑞典的媒体有时很会猜。如同许多报导已经陈述了托马斯的名字这么多年来，一直是人们猜测的对象。瑞典的文化记者因为每年都猜托马斯得奖，有一群他非常忠心的粉丝，会在等候宣布时，固定到他家门口安静地等待，要是宣布不是他得奖，大家就默默地一起走到他家楼上的顶楼，开一瓶香槟酒来喝。希望他明年会得奖。这是我听说的一个故事了。
　　好的作品需要好的翻译
　　羊城晚报：您在1985年当选瑞典学院（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院士，18名院士中，是否只有您精通中文？如果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中没有懂中文的人，中国作家就完全没有可能获诺贝尔文学奖了？
　　马悦然：我当瑞典学院院士有很多工作要做，我的任务不仅是给中文作家弄到诺贝尔文学奖。世界上的语言很多，可能多到几千种吧。要求瑞典学院的院士们必得学会几千种语言，为的是比较公平地颁发诺贝尔文学奖，是不是有一点太过分？瑞典学院的院士可以掌握欧洲德文、法文、英文、西班牙语等几种主要语言，对于院士不懂的语言，也会请其他语言的文学专家翻译，或者做评论。比如1968年日本川端康成得奖以前，不仅是邀请专人翻译，也经过日语文学专家评论、研究长达八年的时间。这些为了语言译本的专业问题，确实花费漫长的时间去准备，但这样的准备工作是必须的。
　　我要再度说明，并不是由我翻译的中文作家才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不是必须要翻译成瑞典语，才能得奖。我的同事们他们可以同时阅读中文作家好几种不同语言的译本，只要是中文作家出版上述的几种语言译文，瑞典学院的图书馆一定购买，每周四开会以前摆好在图书馆房间里，我们很方便立即拿回去阅读。
　　我多次强调好的文学作品需要好的翻译，而且翻译家必须要有好的文学修养，向作者与读者负双重的责任；这样的文学价值特别会彰显在我们的工作里头，如果每位翻译家能秉持这样的信念，忠实呈现中文作家（或者各种语言的作家）作品的价值，今天的世界文学就会更进步了；我还想借这个机会说明，现代中文作品的翻译一直到这几十年才开始有比较多的译文跟译本的出现，杰出的翻译家还是太少了。瑞典从事翻译现代中文作品的专家只有陈安娜和我两个人。   
　　中国作家未能获奖问题在于译本
　　羊城晚报：目前身处大陆的中国作家（2000年获奖者高行健在海外）一直未有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您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去补救？
　　马悦然：我更愿用“中文作家”这个名称。你应该知道，中国的文学发展从1942年一直到现在受到什么样的制约。反右派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有多少作家与诗人受迫害?反精神污染运动对中国现代化的诗歌有什么影响?不能看高的小说和戏剧对中国文学发展会有什么影响?真正的问题还是在译本，只要好的译本足够充分，那就是时候到了。
　　羊城晚报：您认为中国文学有没有过比较好的或最好的时期？
　　马悦然：我在这儿不谈我自己非常欣赏的中国古代文学，只谈二十世纪的文学。1920和1930年代是中文诗歌，尤其是短诗的黄金时代。1930年代也出了比较多的很好的小说和个别的很好的戏剧，像夏衍的《上海屋檐下》和李健吾的戏剧。这些戏剧据我看比曹禺的作品好得多。1970年代末出来的朦胧诗人的诗我很欣赏。1980年代中叶也出了一些我很欣赏的小说。
　　羊城晚报：茅盾文学奖是中国长篇小说的官方最高奖，鲁迅文学奖是包括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等的官方最高奖项，您对它们有何评价？
　　马悦然：对中国官方的奖我的认识不够。   
　　沈从文若在世肯定获奖
　　羊城晚报：您从1948年起即与中国结缘，中国老一辈作家中您与谁有较深的交情？据说鲁迅、沈从文等人曾经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
　　马悦然：我跟老一辈的中国作家交情最深的是艾青和老舍。鲁迅的情况纯粹是他的译文跟译本出版非常晚才出现。一直有谣言说鲁迅拒绝提名，瑞典学院因此不给他奖，这个说法完全违反常理。鲁迅自己不肯提名，据鲁迅所留下的文字可能是真的，但瑞典学院从来不问任何一名作家愿不愿意接受提名；我已经破例说过，如果沈从文1988年5月没有去世，肯定能得奖，我这有点违反了诺奖守密的原则了。但我的同事们完全理解我为什么愿意说出来。
　　羊城晚报：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在微博上称，您接受60万美金“翻译定金”，就此事您曾经给清华大学及其他相关部门发函件，如今有何进展？此事对您有何影响？
　　马悦然：你提的这件事我一点都不挂在心上。像李希光那样的人对我有什么看法我一点都不在乎。如我预期，我不曾得过清华大学任何人给我一封回信或任何口信。
　　羊城晚报：最近有无准备什么时候到中国大陆访问或探访朋友？
　　马悦然：我大陆的朋友们不少，但我最近不会到大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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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获诺奖，中国作家像乞丐想娶公主                                        古清生

我觉得，讨论中国文学要不要诺贝尔奖没有意义，这就像一群乞丐坐在公园的草坪上讨论明日能否娶到公主，如此的遥距，不如回去努力地劳作，把这样的距离缩短，或许下一代人就有了机会。中国文学现在的问题是，作家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表述什么，读者不知道作家都写了些什么，这样的境况，如何去优秀作家如云的世界文坛角逐？
不论是自谓大师的余秋雨，还是江湖游侠余华，这些在中国图书卖场极具号召力的作家，拿起作品来抖一抖，其份量都不够让世界仰目，中国没有可以让人集体仰目的作家及作品，就不会有让世界仰目的作家与作品。或许，史铁生的作品较之接近，但是史铁生近期的写作似也少了过去的执著与从容。不必归咎于时代，亦不必归咎于历史，作家本来就是应该站在历史桥头堡上的巨人。然而，中国作家中没有巨人，只有侏儒。
在2008年的这个十月展望中国文学，遍地遗憾，一个世纪的文学欠收，中国文学没法子去世界展销。在中国文学的历史承传方面，中国作家丢掉了良好的文化传统与文字表现，在世界文学横的比较方面，中国作家严重缺乏超凡的眼界卓识，亦无惊美于世人的审美逸趣的文本，在如此严峻的事实面前，调侃或贬低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堪称贻笑大方。梳理一下当今还活着的中国作家，搁下诺贝尔文学奖不论，能否对应上中国人自己的心灵尺度？这可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设若自己都没有谱，自己都不满意，何来令全世界瞩目？
在中国文学的贫瘠的土壤上，庄稼作物生长得十分艰难，中国文学的农夫们，谁人是世界上最智慧与勤劳的文学农夫？中国作家内心怯弱，又狡猾过人。我记得韩石山先生的一句话，读当代中国文学从来不用词典。此话甚以为是，当代中国作家的人生体验及信息拥有量不及读者，这恐怕是中国文学的致命缺陷。在当代这个世界，世界充满了困惑，作为文学人的作家，无法洞明一些世事，对历史则完全是一种趟浑水的态度，你自己的意志之灯都不能将自己的心灵照亮，何以成为世界文学的灯塔？
即便是有一缕清流也罢，我们可以认为，你的清纯保留世界的原生态，那遥远而美丽的世界，映照当代人的灵魂，以构成现世的精神的家园。可是，这样的一缕清流也无，大气磅礴的时代洪流，那是不敢企望了。故此，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日，不如成为中国文学的反省日，中国文学有什么可以奉献于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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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
文/傅光明

    一
    对一些具有浓重诺贝尔文学奖情结的中国作家来说，每年底的诺奖揭晓都是一种精神煎熬。其实，期盼中国作家荣登诺贝尔文学奖奖台，远非许多中国作家的梦，它也让那些把此奖项与国家荣誉链接在一起的国人，魂牵梦绕了许久。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关于中国作家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的报道屡见媒体，并不时掀起争议。

    诚然，中国作家有这样一份情结是可以理解的。单单看一下我们的邻居，早有印度的诗人泰戈尔在1913年获此殊荣。1968年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获奖。1994年，该奖再次垂青日本，大江健三郎登顶。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有两位日本作家获奖，这会让许多对日本充满矛盾情感的国人心里超不爽。若从被称为新时期文学发端的1978年算起，至今也整整过去了30年，虽然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话题炒做得沸沸扬扬，比如某机构提名谁谁为诺奖候选人了；哪个国际著名大权威发话说谁谁是最有可能获奖的了；还是鲁迅最牛，人家早早的连提名都拒绝了；最遗憾的是老舍，本来（1966年？或1968年？）可以获奖，结果投身太平湖，让日本人拣了个便宜；1988年，若沈从文不在诺奖揭盖儿前驾鹤西行，那年就非他莫属了……

    今天回想，觉得有两件事最有意思。第一件事发生在2000年，国人的诺奖情结那时已达到一个高潮，许多人已在心里估算，从1901年颁发首届诺奖，到世纪末，正好百年，坐庄也该论到自家了。据不知是否可靠的口述版本，有些媒体已经像下赌注一样，准备好了谁谁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专题特写报道，只要谜底揭开，正中下怀，便可以普天同庆，并可把此作为献给新世纪的一份厚礼。结果，也许除了不感意外的瑞典学院的那几个院士，或许还有极少数的知情者，所有人都发出惊叹。这其实也是诺奖百年的最大特点之一，充满了神秘感，即除了瑞典学院的院士（而他们要金口紧闭缄默不语50年，直到当年的评奖档案解密），没有谁会提前知道花落谁家，包括获奖者本人，像已88岁高龄的2007年诺奖最新得主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得知自己获奖时正在街上。照此理推论，2000年诺奖得主、已经加入法国籍的华人作家高行健应事先并不知晓他会获奖（也许得到过暗示就未可知了）。但从他获奖之后的客观效果来看，倒好像是那几位瑞典院士故意跟中国人玩了把“黑色幽默”：你们不是盼了100年吗？那我们就给一个中国人，但他代表法国！也不知在第一时间听到这个消息的中国作家，心里是否瞬间泛起了“难言之隐”的五味，岂可“一洗了之”。

    第二件事同样发生在2000年，即台湾作家李敖的历史小说《北京法源寺》，借获诺奖“提名”之威，一时令洛阳纸贵。结果，除了李敖赚得不菲的人民币版税，什么也没有发生。事后很久，有一家媒体这样写到：“作者宣称此作品被提名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不过，由于提名诺奖的门槛很低，只要大学副教授就可以提名任何作家了，因此诺奖从不公布每年有哪些作家被提名，所以这种说法的真伪可能永远也无法得到检验。”

    这就引出了“提名”的话题。到底谁有资格提名，谁又有资格被提名呢？光我就零零碎碎地听到一些关于中国作家谁谁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情况，鲁迅、林语堂、老舍、沈从文、巴金、王蒙、李敖、余华、莫言，也许还不止如此。

    前瑞典学院院长埃斯普马克数年前曾在北京大学就诺贝尔文学奖做过一次演讲，关于提名，他说，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有提名权。有四组人可以提名，第一组是瑞典学院的委员们，还有一些其他相关的学院的相关委员们。第二组是最大的一组，世界上所有大学里面的语言学和文学教授。第三组是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提名。第四是各个国家学会的主席，他们是作家的代表，有资格提名。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任何与诺奖有关的事情，都有50年的保密期，如果你提名了某人，这件事情绝对不能泄露，50年以后才可以再说。

    因此，依照此说，近些年关于巴金获提名，王蒙获提名，李敖获提名，等等，都是在提名以后马上在媒体公布。看来这是有违诺奖评选规范的。

    只要稍加留意，我们便可从这位前院长的演讲中了解到诺奖评选的年度工作程序：每年的2月1日提名工作结束，每年都接到无数的提名，抛去重复的，大概每年会有200个不同的候选人。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5个人）会准备好这200个人的资料，向瑞典学院的全体院士汇报。进入4月份，200人的大名单会缩减为15人的名单。到5月份，剩下最后5个候选人。最后以投票来决定诺奖得主。瑞典学院有18位院士，每次投票必须有超过12位的委员，投票才算有效。而只有得到超半数的票，12人投票要超过8票，这个人才能得奖。

    请注意，这里同时出现了两个机构，一个是5人的“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一个是18人的“瑞典学院”。瑞典学院成立于1787年，它不叫“瑞典皇家学院”，而是独立的“瑞典学院”，诺贝尔奖其他的奖项都是由瑞典皇家学院评选颁发，唯独文学奖由瑞典学院来操作。我也曾像许多人一样，曾误以为诺贝尔文学奖当然是由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来决定，其实非也。诺贝尔委员会与瑞典学院根本就是两码事，这个机构的5个人，其主要任务就是准备很多材料，而这些材料是为瑞典学院讨论用的，他们并没有决定权。换言之，决定权只在瑞典学院。

    搞清楚诺奖的评选程序，便可以对中国作家的诺奖情缘做一番梳理。先说鲁迅，这段话几乎是谈到鲁迅与诺奖时的恒定版本——“鲁迅是第一位受外国人关注并有可能获得诺奖提名的作家。1927年，来自诺贝尔故乡的探测学家斯文·海定到我国考察时，在上海了解了鲁迅的文学成就以及他在中国文学上的巨大影响，与刘半农商量准备推荐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被鲁迅婉言谢绝。”由以上程序，我马上想到这样三个问题：第一，这位探测学家是否具备提名的资格？第二，若他没有资格，鲁迅拒绝提名本身，面对的就是空穴来风。第三，即便获得提名，也是200人之一，并没有什么太值得炫耀的。

    因此，重要的已经不是讨论鲁迅的拒绝提名，而是他对于诺奖的态度，这就引出了鲁迅在1927年9月25日就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事写给台静农的那封著名的信。

    静农兄：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可笑。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学，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我以为，鲁迅当时对诺奖的态度，对今天还做着诺奖白日梦的中国作家来说，也不失一针清醒剂。一，鲁迅认为诺奖确实是有水平的，它不是靠侥幸可以得到；二，拿诺奖衡量当时中国的文学状况，鲁迅自认中国还有距离；三，鲁迅是以一颗平常心观之，即世界上优秀作家多的是，而诺奖不可能颁给所有的优秀作家。

    这其实也是瑞典学院中因唯一懂中文而被国人格外看重甚至想要倚重的马悦然曾经表达过的一种态度，他说：“我想告诉中国的作家们，不要把这个奖看的太重要了。它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的，它不是‘世界的中心’。我们选出了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但不能说这个人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作家。我们只是认为这个人写的东西是个很好的作品，仅此而已。现在这个世界上有500个作家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每年只能发一个。”

    关于林语堂获得诺奖提名，我从相关材料中了解到是四次。第一次是1944年，这使他成为第一个被推举预选的中国作家；林语堂用英文写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出版后，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仅在美国就卖了10多万部，被国外评论界誉为“中国现代的《红楼梦》”。他的《生活的艺术》也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仅在美国就重印了40版，被列为当年畅销书之一。林语堂的书是直接用英文写的，不存在翻译问题，而且畅销，影响大，也仅是获得提名。第二次是1972年；第三次是1973年；第四次是1975年被国际笔会举荐为诺奖候选人。我注意到，媒体报道常慨叹出这样一句话，“由于种种原因，他仍无缘入选。”所谓种种原因，又给人留下了诸多神秘感。其实，清楚了诺奖的评选程序，也就没那么多神秘可言了。因为，即便获提名，也只是200人中的一个而已。

    除了下面将要单独描述的老舍与沈从文，其他一些见诸媒体的获得过提名的中国作家还有巴金、王蒙、北岛。若从网上搜索，很容易就能找到以下三份报道：

    一，美国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打的旗号是“美国”，其实是在美的华人组成的一个提名机构，它提的名如被瑞典学院接受，也是最初的那200人大名单——笔者）曾推选中国著名作家巴金角逐公元２００１年诺贝尔文学奖，称赞巴金“为中国当代最为杰出的作家和思想家，他的文学创作奠定了享誉世界崇高声望和国际文化界尊崇的优异基础，他对人性和人类尊严的执着探讨和神圣理解，已经被载入了当代中国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史册”。

    二，美国一文学团体曾提名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王蒙参加２０００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称其“是中国当代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伟大作家、文艺理论家和思想家，他的巨大的文学成就和人格造就了他成为一代文化大家和享誉世界的伟大作家”。

    三，北岛，本名赵振开，１９４９年出生，１９７８年同诗人芒克创办民间诗歌刊物《今天》。１９９０年旅居美国，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的诗刺穿了乌托邦的虚伪，呈现出了世界的本来面目。一句“我不相信”的呐喊，震醒了茫茫黑夜酣睡的人们。


如前所述，只有关于老舍与诺奖的情缘留下了似乎完整到无懈可击的“史料”，然而却是破绽百出。
    我最先看到的是这样一段不容质疑的描述：“1966年8月24日这张日历，在整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沉重的。随着韶光流逝，它的重量正越来越被人们掂出来。不仅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一个作家之死在国内严密封锁消息，甚至焚尸扬灰的情况下，却引发了国际性的悼念热潮；而且今天我们才知道：就在老舍愤而跳入北京德胜门西边豁口外太平湖的那一刻，国外在对他的境遇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正准备授予他一项威望很高的国际性的文学奖，只是在最后核实被授奖人是否健在时，才得知他不幸逝世的消息！于是，这项文学奖授给了另一位健在的同样杰出的亚洲作家了。而这项国际性的文学奖的荣誉，正式逐步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家们至今仍衷心向往的……”

    这是老舍研究者宋永毅在他出版于1988年的《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一书，在《气节和风骨：一种古典人格美的完成》一节论及老舍之死时开篇的一段话，里边提及的那项没有点名的“国际性的文学奖”，不言自明指的是诺贝尔文学奖。

    类似的文字，远不止这一篇。至少我还看到另一位老舍研究专家关纪新，在他2003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的《老舍评传》里，也有一段十分明确的描述：“在神州大地邪火攻心的整整十年间，世界忧心如焚地关切着中国，也关切着老舍。诺贝尔奖的评奖委员们曾经动议，要向老舍颁发他们的文学大奖，结果是经过了一番艰难的核实证明老舍已不在人世之后，不得不撤消了该奖，这项全球瞩目的奖励，从来只授予在世者。”

    有意思的是，几乎从没有人去怀疑在这样的“历史叙述”中存在着一个根本无法解释的矛盾，即老舍去世是在1966年，而“另一位健在的同样杰出的亚洲作家”——川端康成获奖是在1968年。我的推想是，第一，绝没有可能把1966年“原本”要授给老舍的诺奖给川端康成保留两年。第二，1968年授给川端康成的诺奖，是否“原本”要授予老舍？

    我曾向老舍之子舒乙核实，他清晰地记得，是前日本老舍研究会会长藤井荣三郎，曾于1978年受该会委派，专程到北京，向老舍的家人通报：1968年，川端康成获得诺奖从瑞典载誉回到日本以后，受到盛大的欢迎。据参加庆典活动的瑞典驻日本大使披露，当年的诺奖原是要授予中国的文豪老舍，后经查此人已经去世。而诺奖只授予在世的人，于是授给了川端康成。

    这个说法至少在提及老舍差点获奖的年代上是不矛盾的。

    还是在2000年，诺奖揭晓前，有媒体对舒乙的演讲报道：“舒乙说，中国作为文学大国，始终没有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原因除了政治偏见以外，还因为中国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外文的太少，在交流上存在着技术上的难题。而老舍当时在中国作家中恰恰是作品被译介最多的，连瑞典文的也有。另外，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程序也很复杂，先是由国际著名学者进行提名，被提名者可能有几百人，然后层层筛选，最后剩下5位候选人，再由评选委员秘密投票，得票最多的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老舍在1968年被提名，到了最后5名还有他；秘密投票结果，第一名就是老舍。

    “但是在1968年，中国已经进入了‘文革’高峰。各国谣传老舍已经去世，瑞典就派驻华大使去寻访老舍下落，又发动其它国家进行联合调查，中国官方当时对此没有答复（编者注：老舍死于1966年8月24日），瑞典方面断定老舍已经去世。由于诺贝尔奖一般不颁给已故之人，所以评选委员会决定在剩下的4个人中重新进行评选，条件之一，最好是给一个东方人。结果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成了日本的川端康成。

    “‘文革把一切都化为乌有！’舒乙感慨，沉默，稍后介绍说，这个悲哀的事实是在当年庆祝川端康成获奖宴会上，由瑞典大使透露出来的。舒乙同时列举出两个证人：一个是瑞典大使馆文化参赞。另一个是已故作家萧乾的夫人文洁若。萧乾夫妇曾经到过瑞典，证实过此事，文洁若将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此有所记录。”

    有意思的是，这家媒体在向文洁若求证以后，发表了题为《文洁若对老舍曾获诺贝尔奖不予证实》的报道，原文是：“前几天舒乙在一次演讲中提到，老舍先生获得了196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但因为他已过世所以奖就给了川端康成，他说文洁若了解情况。当记者向文洁若求证时，她说：‘这件事是挪威人伊丽莎白·艾笛和萧乾谈话时透露的，后来我告诉了老舍的家人。不过西方人是成心的，人一死就说要给奖，沈从文不也是这样吗？要说真想颁奖，为什么不给还在世的巴金呢？’”

    更有意思的是，文洁若大概已经忘记她确曾写文记述过此事。她在文中写到：1980年，挪威汉学家伊利莎白·艾笛因研究萧乾的小说《梦之谷》，开始与萧乾通信。1981年秋，为了研究“易卜生与中国”，专程访华，到当时还在天坛南门附近居住的萧乾家拜访。“记得她是用英文这么说的：‘那一年，本来已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然而查明老舍确实已于八月间去世，而按照规定，诺贝尔文学奖是只颁给仍在世的人的，所以就给了另外一个人。’”而且，文洁若“情不自禁”地很快将此事告诉了当时与她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且办公室与她“只隔一个门”的舒济，还“给她写了一份不足四百字的书面材料。”

    另外，文洁若推断，“我不相信直到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才得悉老舍的死讯。当艾笛女士向萧乾透露‘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那番话时，我认为她所说‘那一年’，指的是1966年。”我想，这至少是在年代上把老舍死的“那一年”与川端康成获奖的“那一年”混为一谈的始作俑者之一。[笔者按：此文还用日文发表在2001年8月号的日文版《人民中国》上。]

    最有意思的是，发表文洁若此篇文章的2000年第11月号香港《明报月刊》，在文尾特别加了一个“编按”：“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讲师陈迈平及本刊驻瑞典特约记者傅正明曾致电文中所提到的关键人物挪威汉学家艾笛女士求证。艾笛女士回复从没有跟萧乾和文洁若谈到老舍，她谈的是沈从文。”

    就这样，众口难调的口述版本出现了，几乎所有的“口述”当事人都矢口否认自己如此“说过”，甚至使曾做如此说有了编故事之嫌。

    为此，我专门请日本友人向这个“说法”的源头藤井荣三郎求证。藤井先生在回信中说（着重线为藤井先生所加）：“从《日本文艺杂志》上见到原本考虑授予老舍的诺贝尔文学奖可惜又失去的消息，并把这些告诉舒乙先生和老舍夫人的，确实是我。当时他们听了也感到吃惊，我想这些您也许不清楚。可是，时间上并非“1978年或79年”，而是1981年4月。清楚地记得那是我第一次访问北京的时候。拜访舒家，是在滞留北京的那几日，……在同（舒乙、胡絜青）两位畅谈中，我记得向他们说起，‘日本文艺杂志载，日本国际笔会的一位作家谈到，川端康成获奖后，他从瑞典大使馆的朋友的电话里得知，原本获奖者是考虑到老舍先生的，可是因为文革，对中国的印象很差，加之老舍本人已经去世，于是该奖授予了川端。这个笔会的人说，川端先生是非常杰出的作家，但作为人道主义的受奖者来说，还是老舍先生更为合适。’

    不记得我向舒乙先生说过（诺奖）筛选获奖者的经过，因为那杂志的文章上，在‘秘密投票’方面，有没有记述方面的详细说明，我全然没有印象。

    ……总之没有把杂志名称、刊行月号和作者名字记录下来，是个大失误。在1981年和舒乙先生、胡絜青先生会面数年后，忽然舒乙先生向我打听杂志名和作者名。本当把杂志邮寄过去，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了。那时我的书斋曾做过一次大扫除，清理过一些没用的杂志，也许当时就把那本杂志错误地归入无用的书籍和杂志当中了。但是，不管怎样，关于老舍和诺贝尔奖的文章曾刊载于《文艺杂志》上，这件事情是不会错的。说实在的，收到舒乙先生的信，我连忙跑到中之岛图书馆，查找川端先生获奖后一年以内出版的杂志，在《文学界》等杂志的目录中，寻找可能的文艺消息、短篇随笔，可是我无法确认是哪个人。以上，只能向您做一些不是很确切的答复，实在是抱歉。……”

    不知写完信的藤井先生是否尚觉言有未尽，又特意在信尾补上一段“附记”：“我向舒乙先生说‘这件事，在日本老舍研究会大家都知道。’当然不是在1981年我们初次见面时说的，应是两年后在名古屋老舍研究会成立（12月），我出任关西地区常任委员的时候，而1981年我是不可能这么说的。从那以后又经过了几年，在老舍研究会的闲聊中，也曾和几个人提起前述那本杂志，谈过老舍和诺奖的事情。也许您知道，我是惦记着这桩事的。总之，真想找到那篇文章！”

    从藤井的信中看，他的“记忆”与舒乙的“记忆”在一些细节上，有不吻合的地方：一是时间，舒乙记得他们的会面是1978或1979年，而藤井记得是在1981年。这是次要的；二是内容，出入就更大了。关键有两点：一，藤井“不记得”他向舒乙说过诺奖筛选获奖者及“秘密投票”方面的经过。二，藤井只“记得”他向舒家说的是：他是从“日本文艺杂志”看到，是“日本国际笔会的一位作家”从瑞典驻日本“大使馆的朋友的电话里得知”老舍与诺奖的事，而非在庆祝川端康成获奖的仪式上由瑞典驻日大使亲口说出。

    这未免有点儿让人“尴尬”。其实，在此之前，已经有了另一个“尴尬”，即瑞典学院院士，担任过某届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执行主席的马悦然，在刊登文洁若《老舍差点获诺奖？》的那期《明报月刊》，同期发表了《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在马悦然的“记忆”里，老舍是他及妻子“当年的亲密知交。”并由于1966年时他还不是瑞典学院院士，故而可以就其所知，公开诺奖中关于老舍的事情。“老舍确实曾被几位法国汉学家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提名者中的保·贝第（Paul Bady）曾经就老舍的一部著作写过论文。我曾数次被法国友人揪住，寻求我对老舍候选人资格的支持。那时我对这个奖的候选人，则心中另有所重。此外，我觉得老舍作品的翻译质量不足以代表他小说的真实水平。就我所知，那时他仅有的被译成英文的作品是《骆驼祥子》和《离婚》。在英译《骆驼祥子》中介绍的幸福结局全然诋毁了小说的本意。我断定老舍因而不可能进入候选人的终审名单。事实果然如此。”

    由此，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马悦然和艾笛女士说她“从没有跟萧乾和文洁若谈到老舍，她谈的是沈从文。”的“记忆”取得了一致；而舒济、舒乙的“记忆”，又与文洁若“不予证实”前的“记忆”相吻合。只可惜那位当年瑞典驻日本大使，没有提供任何“口述”或文献的佐证（藤井先生的信未证实有瑞典驻大使如是说）。看来那唯一的历史真实，即到底1966年或1968年老舍是否进入了当年诺奖的最后5人终审名单，只有等到2016年或2018年老舍去世50周年或川端康成获诺奖50周年之际，诺奖评选档案揭秘的那一天，这段由“口传”遗留的“历史”公案才能真正大白于天下。也只有到“那一天”，一切谁是谁非无休止的争论，才能真正就此打住。不过，就老舍是否差点获诺奖这件事来说，我想，等到真相揭开的“那一天”，实情有可能是，它作为“过去的真实”根本就没有存在过，而一直是个“神话”。而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愿意相信“神话”，甚至希望它永远都不要被打破。

     马悦然无疑在中国作家与诺奖的情结中，扮演了一个极富意味的角色。他的话常常“一言九鼎”，并时常掀起波澜与争议。近二三十年来，经他嘴里说出的某某将是“最有希望获得诺奖的中国人之一”远不止一次。结果诺奖还是一次次地与中国作家无缘。

     事实上，仔细分析马悦然的话，是大可不必较真儿的，其字里行间也是很有些琢磨头儿的，就拿不远的最近一次来说，在曹乃谦的中短篇小说集《最后的村庄》出版以后，媒体报道，“在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看来，这样一个只读到高一、会唱要饭调的‘乡巴佬’，（指曹乃谦），是‘最有希望获得诺奖的中国人之一。’”

      我相信马悦然说的是真话，也是客气话，他说的是“之一”，又不是“唯一”。“之一”是西方人通行的词令，比如，西方的大学教授给学生写推荐信，通行的体例是“这是我所教过的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在我的印象中，马悦然从来就没说过“唯一”。而我们的新闻媒体为了炒做的噱头，却常常故意要将“之一”去掉。以这篇报道为例，记者明明已经在第一段文字写明了“之一”，却一定要在醒目的大题目标明“诺奖评委称其最有希望获奖。”

      然而，也许是对中国作家的诺奖情结深有所感，又因“对沈从文的钦佩和对他的回忆的深切尊敬”，马悦然“打破了严守秘密的规矩”。他证实：“沈从文曾被多个地区的专家学者提名为这个奖的候选人。他的名字被选入了1987年的候选人终审名单，1988年他再度进入当年的终审名单。学院中有强大力量支持的候选人资格。我个人确信，1988年如果他不辞世，他将在十月获得这项奖。”他认为，虽然沈从文到1950年代就不写作了，但《中国历代服饰研究》是一部非常有刺激性的、最精彩的一部长篇小说。沈从文没有文学家的自负清高，因为他是一个土包子，一个乡巴佬，他懂得下层人民的疾苦，懂得历史上人民生活的疾苦，所以他会写《边城》、《长河》那样伟大的小说。他即使不写小说，写服饰研究也很出色。在中国，要得诺贝尔文学奖，除了沈从文，有谁能得呢？

     也就是说，马悦然以1988年参评诺奖的瑞典学院院士身份，没等50年的保密期到，就公开透露，沈从文在1988年，成为5位最终候选人中的一位。哪怕他的生命能再支撑几个月，中国就将诞生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样，又一个意味深长的对比浮出水面，即1968年的老舍差点获奖可能只是无中生有，而沈从文在20年之后的1988年几乎获奖，则是货真价实的。

     不过，马悦然所说也并非“句句是真理”，仅举两个例子。第一个，鲁迅拒绝诺奖提名的信已经变成了白纸黑字的文献，马悦然以为此事只是口传，没有直接的证据。他说：“鲁迅是在1936年去世了，那个时候，1930年代根本就没有外边的人知道鲁迅是谁，也没听说过他的名字。《呐喊》、《彷徨》是1950年代才翻成外文，是杨宪益翻译的，翻译得很好，但是那个时候鲁迅已经不在了。”

     这显示出马悦然中国现代文学史常识的缺乏，鲁迅的作品最早被翻译成英文，是1936年8月英国乔治·Ｃ·哈拉普公司出版的由斯诺编选，萧乾和杨刚协助翻译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里面收录了《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等多篇作品。

     第二个，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出19卷本《老舍全集》的第15卷书信卷中，收录一封时间标明写于1956年至1957年间老舍致瑞典驻华使馆人员的短信，原文只有一句话：“‘I am not Cao Yu,I am Lao She,且不一一。’译为中文为‘我不是曹禺，我是老舍，且不一一。’”

     乍一看，这封信有点令人摸不着头脑，不知所云。编者的脚注为：“瑞典大使馆的两位年轻的女工作人员告诉该使馆文化参赞马悦然说，与她们住在同一胡同里的是剧作家曹禺，并要马悦然替她们用中文写一封信，邀请这位著名的邻居去喝茶。结果收到信的是住在灯市口丰富胡同19号的老舍。老舍用此简短的一句话，回复了她们。”

     是否可据此判断，当时担任驻华使馆文化参赞的马悦然，至少在他任职时，或准确到1956年至1957年间，他还没和老舍成为“当年的亲密知交”，否则应不会不知道住在丰富胡同19号的是老舍，而非曹禺。

最后一个话题，是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标准。瑞典学院前院长埃斯普马克坦承：“这只是文学院（不知是否翻译的缘故，此处说的是文学院，而又不是瑞典学院了——笔者）设立的大大小小奖项中的一个，因为它的历史最长，而且国际影响最大，其标准的确立也就更为谨慎。当年，炸药发明者诺贝尔在弥留之际写下遗嘱，规定文学奖应当‘授予在文学领域里写出富于理想主义倾向的最杰出作品的人’。
    “这个标准无疑是相当宽泛和含混的，各个时期的评委会委员们（此处也没有说是瑞典学院院士——笔者）自然对之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在开头的一二十年里，委员们在评选过程中往往显得谨慎有余而大胆不足，致使一些该得奖的优秀作家受到不应有的忽略，比如托尔斯泰、易卜生、卡夫卡、乔伊斯等。为此委员们曾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压力，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并试图弥补时为时已晚，因为根据诺贝尔的遗嘱，奖金不授给已经过世的作家。在其后的几十年里，委员会吸收了一些有着锐意创新思想的委员，尤其是一些既精通多种语言又有着深厚的文学造诣的著名学者，评奖的原则和标准也做了相应的调整。按照委员们的看法，有的作家之所以有着极高的知名度，并非因为他们真的写出了不朽的佳作，而是因为他们积极参加各种活动而把自己搞得声名赫赫，但实际上文学成就平平，对这样的作家诺贝尔奖是不能授予的。与其相反的是，有的作家虽没有什么名气，但写出的作品却有凝重的历史感和思想深度，艺术上又独树一帜，他们完全有可能被未来的读者和研究者发现，把奖金授给这些作家，一方面帮助他们成名，同时也体现了诺贝尔文学奖着眼于艺术探索和创新、着眼于未来理想这一原则。为此，我们把奖金授给了威廉·福克纳和写出了《荒原》的艾略特，尤其是前者在当时几乎鲜为人知，但现在却已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

    我以为，埃斯普马克的这段话十分中肯。除了说明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历史上确曾出现过有失公允的存在，与一些世界文豪级大师失之交臂，不无遗憾。同时，也表明，诺奖又确实独具慧眼地挖掘出一些世界大师级的文豪。

    当然，还有一点不能否认，这也是许多作家都指出过的，诺奖在某些历史时段，明显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使诺奖有失文学的纯粹性，也曾受指责成为了冷战时期的政治工具。

    我想今天中国的作家仍然可以拿鲁迅当年对诺奖的态度心平气和地对待诺奖。一，从总体上看，“诺奖确实是有水平的，它不是靠侥幸可以得到”；二，单从2000年以后这几年的诺奖得主来看，虽然中国不缺乏具有天赋写作才华的作家，但与奈保尔（2001年）比一比，与库切（2003年）比一比，与耶利内克（2004年）比一比，与哈罗德·品特（2005年）比一比，与奥罕·帕慕克（2006年）比一比，与多丽丝·莱辛（2007年）比一比，以当下中国文学之生态，是否存在距离？三，世界上优秀作家的确多的是，而诺奖不可能颁给所有的优秀作家。

    也正因为此，马悦然在客气地殷切希望中国的文学教授和批评家们多为瑞典学院推荐优秀候候选人的同时，也向中国作家提出了疑问：“难道我们的作家就是为了某种文学奖而写作的吗？现在有许多事等着我们去做，为什么非要瞄准某个奖项去写作呢？再说，诺贝尔文学奖也并非衡量一个作家优劣的唯一标准。”近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强调，“诺贝尔文学奖是颁发给作家，而不是给国家的。我想告诉中国的作家们，不要把这个奖看得太重要。它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得奖人并不是‘世界冠军’。”同时，他提到，中国作家在过去100多年里没有获奖，跟没有好的翻译有关。在瑞典只有两人翻译中文作品，一个是他，一个是他的学生陈安娜。他说，近百年来中国诞生了很多优秀的小说家、诗人，很多人完全有资格拿诺贝尔奖，或多或少因为翻译的原因，这些作品未能被西方接受。比如，像电视节目为收视率而迎合“大众”一样，为迎合美国读者“大众”的需求，《骆驼祥子》的美国译者，竟把小说原来最后一章的悲剧结局完全篡改，改成祥子跟小福子团圆了。“这样的翻译，怎么能让读者了解到作家的真实水平？”

    差不多有20多年了，诺贝尔文学奖在每个岁末揭晓后，都会有一些中国作家对于为什么把诺奖授予了某国的某某，感到有些不理解，不服气，不平衡。特别是从中文译本上看，甚至觉得自己完全具备了拿诺奖的水准。即便真的如此，也属正常，没必要气大伤身。别说中国作家，我们不是总喜欢拿美国人的话当权威么，今年诺奖揭晓后，已有美国评论家对诺奖不以为然，认为莱辛也就是个文学写作上的四流选手。这下，我们可以平衡了吗？

    早听说有的作家在为投马悦然的口味而创作，还有自以为高智商者研究历年得奖作品，试图从中寻出一些规律，如法效仿。这颇有些考托福、考研之前猜题赌注的意味了。据我所知，还有更甚者。恩师萧乾先生在世时，曾亲口告诉我（在这里，我也成了“口传者”）：有位还算挺知名的中国作家，给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美国著名汉学家寄去一部长篇小说。这位汉学家翻译的几部中国现代作家的小说影响很大。这位中国作家在信里说，我相信，如果您能将我的这部作品翻译成英文出版，我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我一旦获奖，奖金咱们可以平分。

    类似这样的诺奖情结就已属不健康，甚至带有明显病态的了！

    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一项国家荣誉，不错，它确是一项举世瞩目的国际性文学大奖，每到年终岁末，都牵动着各国文学界的神经，似乎对中国尤甚。毕竟在上个世纪的百年，诺奖榜上还没有写下中国作家的名字。至于提名，顶多也就是个精神自慰，明明被放了鸽子，还一厢情愿地抱憾终生，何况有的可能还纯属子虚乌有。

    总之，一句话，诺贝尔文学奖绝非国际认证的衡量文学的唯一标准，文学也不可能有唯一标准。中国作家不必心理负担过重，不必心里泛酸，更不必感到尴尬与难堪，甚至患上精神偏执。再简单不过的道理是，管人家诺奖怎么评和评谁，那是别人家的事，咱只眼瞧着自己，即便从宽泛的标准看，能否成为诺贝尔先生遗嘱中所说的“写出富于理想主义倾向的最杰出作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