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二○○四年度文学评论家奖] 「授奖辞」 李敬泽的文字温婉细腻,圆融通透。他的写作赓续着中国文学批评的悠久传统,也浸润着深刻的现代意识。他精微、准确、锐利的艺术感觉,检索、批点文学现场的阅读耐心,睿智、灵动、富有创见的话语风度,充分展现了批评所独具的功能和风采。他对文学生活的敏锐观察,对文学实践的积极参与,以及对众多作家所面对的写作难题的精辟解答,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代文学的基本格局,并为重建批评与写作的对话关系树立了一个典范。他出版于二○○四年度的《见证一千零一夜》、《文学:行动与联想》等著作,生动、练达地注解了文学与时代的亲密关系,并通过自身丰富的生命感悟和内心争辩,呼应着一种独立而有精神体温的批评风范。 李敬泽简介 男,1964年出生于天津,祖籍山西芮城。少时随父母先后迁居保定、石家庄,1980年由石家庄市第二中学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作家协会《小说选刊》杂志社任编辑,1990年《小说选刊》停刊,调入《人民文学》杂志社至今,现任《人民文学》副主编。作为资深小说编辑,编发了大量有影响的中短篇小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从事文学批评写作,侧重分析当下文学现象、推介文学新人,2000年获中华文学基金会首届“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近年开始散文、随笔写作。著有《颜色的名字》,《纸现场》、《河边的日子》、《看来看去和秘密交流》、《通往故乡的道路》、《冰凉的享乐》、《读无尽岁月》、《见证一千零一夜》等多部文集,与人合著《集体作业——实验文学的理论与实践》。 李敬泽自2001年8月至2003年12月在《南方周末》上开有《新作观止》专栏,不为作品所囿,行文中充满了睿智的生发,不仅在批评家中独树一帜,也成为一位进入大众视野的文艺批评家。
最重要的是要对自己忠实 记者:现在,常常听到评论界说散文已死、小说已死、文学批评已死,你同意这种说法吗?如果此话成立,那么,它们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作用如何?
李敬泽:我从不认为小说、散文、批评已死。真正奇怪的不是“文学之死”,而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兴致勃勃地谈论它的衰弱和死亡,这几乎成了一件“公开宣扬的谋杀案”。事实上文学不会死,那些宣布死亡的“医生”不过是告诉我们,他已经丧失对文学的信念,他已经对文学在人类生活中体现和维护的那些重要价值丧失了信念。
中国人现在热衷于相信什么什么已死,是因为我们相信变化,相信变化本身就是价值、就是好,所以如果什么死掉了,那么肯定会有更好的东西出来。但一个人如果天天变、总在变,他就谁也不是、什么也干不成,一种文化如果只有变的向度,没有不变的向度,它可能很热闹,忙忙碌碌,但只开花不结果没有创造力。
文学在人类精神版图上的位置一直是不断漂移的,至少从“五四”开始,文学对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曾经起到中心性的作用,“五四”也是一场文学革命,文学曾经被认为事关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现在,这种位置可能确实漂移了,但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也许,我们的文学能够从这种漂移中、从新的位置上获得新的原创性力量。
文学的命运固然受时代大势的影响,但最终取决于作家的创造。乾隆年间的小说如果没有曹雪芹就是一片空白,那不是个小说的时代,但曹雪芹做了他能做的事,重新界定了他的时代。反过来,现在的文学家差不多就像鲁迅说的那样,住上了洋楼,吃上了面包,过上了好日子,你还要哀叹你写诗没赶上盛唐,写小说没赶上十九世纪,那你就无药可救了。
记者:你认为什么是一个文艺批评家的职业操守?
李敬泽:你问这个问题时是不是以为我会首先说是公正?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对自己忠实,忠实于本心,忠实于自身的艺术趣味和信念。
批评家不是领导或法官,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公正,在文学分析、判断和欣赏的领域里无法寻求类似自然法的公正。文学批评是从批评者的思想立场、生命体验、知识背景出发的,他与其赌咒发誓地让人相信他的公正,不如让人相信他的偏见是真诚的。
我肯定不是学院派批评家 记者:学院派文艺批评家和非学院派文艺批评家有何分野?各有什么出色的代表人物?
李敬泽:我肯定不是学院派,有一次我看见一个教授的讲稿,大意是说李敬泽那样的批评看过就算了,没有什么学术价值,我觉得他说得对,我那样的文章绝对是看看就算了,没法儿拿去评职称。
从1984年到现在21年了,我一直从事编辑工作,一直身处活生生的文学生活,和活生生的写作、活生生的阅读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文学对我来说,不是学理不是知识谱系,是活的经验,是身在山中,这让我偏重于感受的、具体的,当然也是零散的、即时的,我想我不过是个读者,但我希望是个好的读者,有经验有见识,更理解作者也更理解这个时代的其他读者。
2001年在《南方周末》开《新作观止》专栏,这等于是要做一种自觉的媒体批评。在大众媒体上写一个版谈文学,面对的是各种各样不同的读者,知识背景差异很大,在那上面,你也没法儿做一个学院派,这个专栏写了两年半,编辑马莉苦口婆心地教导我要让读者知道你说什么,对我而言,这是一个珍贵的经历,实际上是寻求一个文学的专业立场与公众经验的接合点。
文学这件事,我们自己觉得是一门学问或者一门精深的艺术,但是大众不这么看,一个人你说他不懂经济学不懂哲学不懂交响乐他都没意见,但你说他不懂文学他就很恼火:文学我还不懂吗?他是有道理的,因为文学毕竟是我们最基本的文化经验,你很难把它完全封闭起来,变成一个专业特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批评如何与社会、与公众对话一直是文学批评界的焦虑所在。
我好像一直在自我辩解,说学院派的坏话。实际上恰恰相反,固然我们急需面对公众的批评,但另一方面,我也觉得我们的学院派还不够“学院”。所谓学院派,就是强调学理,批评自身具有独立性,有它自己的知识谱系,未必与当下的文学实践有多么密切的关系。西方有很多好的学院派批评,极具理论魅力,实际上就是创作。当然,这对批评家的理论素养和说话的能力是个很大的考验。
有人批评学院派高深,我认为它的问题恰恰是不够高深,我们在国际学术贸易中基本上是个逆差国家,理论都是靠进口。只有少数人能够从本土经验出发,建立起某种创造性的理论框架,比如陈思和、陈晓明、郜元宝等人,这方面都做得很出色。
记者:此次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还有张大春等人的文艺批评入选了;对于张大春、宇文所安这种很个人化、很风格化的文艺理论或批评,你怎么看待?
李敬泽:这样的批评应该就是非学院派的。张大春比较个人化,比较才子气,把文艺批评和个人体验、专业知识很好地结合起来,深入浅出,我也很喜欢。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回到我们中国古典的批评传统,强调审美感受,强调批评家个人的在场,当然,还得把文章写好。
我对小说的“好看”抱有警觉 记者: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代有一代的文学,你认为什么是这几年最有生命力的文学体裁?有没有什么新的体裁会很有后劲?
李敬泽:毫无疑问是小说。至于新的体裁,在文学范围里我看不出来。小说的盛世已经持续了三四百年,这对我们这些变化和死亡的信奉者来说是够老的了,但以文学史的尺度衡量并不长。
记者:作为批评家,什么是你的标准?
李敬泽:我知道你一定会问这个问题,我一直在警惕地等待着,因为我最怕回答我的标准是什么。
我内心当然有标准,但很难简明地一条一条地列出。批评家并不是质检员,我们面对的,恰恰是人类精神生活中最捉摸不定的领域,文学是做中餐,每个厨师做出来都会不一样,因为他有自己的口味,所以没法像做汉堡包一样标准化,批评家的背后是已知的经典,他的面前却永远是广大的活跃着的未知。文学批评,就是从已知出发走向未知的冒险,他手里没有确定的地图。
记者:很多读书人说,好小说就是“好看的小说”,你认可吗?
李敬泽:“好看”如今成了我们文化中覆盖性的价值,有时开作品研讨会,每个人都会说,不错,这个小说好看,要我说好看与否根本用不着开会讨论。
当然,没有人会反对好看,我也不反对,但文学有多种价值向度,好看只是其中一种,而且是最不需要批评家参与的一种,读者自己就能判断是否好看。现在的问题是,好看变成了霸权,它侵夺、遮蔽了其他的价值,这恰恰是批评家应该警觉的地方,他的职责就是维护和阐发那些被遮蔽的价值,而不是去做“好看”的广告。
我对“好看”本身也抱有警觉。究竟什么是“好看”?很多作家很焦虑,拼命想好看,拼命的结果就是取消认识的和表现的难度。
记者:有一个记者,她本身并不写作,但常买小说看。她说,报纸和媒体报道的事实都是表象的生活,在小说里才可以看到别人和这个社会的真相。虚构的小说为什么会有这种效果?
李敬泽:这种说法很准确。米兰·昆德拉对小说的评价至高,他说,“小说是公民社会的基石。”他的意思是:小说,可以使人穿越经验的藩篱,穿越那些阻挡我们真正了解他人的表象,小说家的工作,就是告诉你,你心里的脚本太简单,让我来说出这个故事,人生还有其他的脚本,还有其他的叙事可能。
不可把文化断层轻率地神圣化 记者:在谈少年作家的时候,你谈到了文化断层的问题。为什么这几年这种现象才凸显呢,难道前些年没有这种文化断层么?
李敬泽:在现代文化里,文化的断层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前现代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儒家和传统的权威始终存在,体现为老师、长辈对下一代的文化权威,毋庸置疑,无可争辩,关于人生、关于现在和未来,所有的说法都是师长教导给你的,你不听不行。
现代就不同了。“五四”就是一个断裂口,就是打倒传统权威,问题一下子倒转过来,不再是师长怎么教育孩子,而是孩子找到了真理,倒过来要教育师长。所以,断裂不是一个新的问题,这问题至少存在了一百年。
但现在的断裂仍然有其特殊性:没有老式的、我们熟悉的断裂,现在的断裂的依据、它的合法性,来源于一种经验的断裂、甚至消费的断裂:“我是听周杰伦长大的,你是听邓丽君罗大佑的”,“我是穿耐克的,你是穿解放鞋的”。
这种断裂也有它很真实的一面,人毕竟是生活在经验当中而不总是面对历史的。真正成问题的不是有断层,而是我们把这种断层轻率地神圣化和历史化,新的和变的就是好的,没有什么可商量。
记者:现在的出版比以前容易多了,纯文学期刊在其中起什么作用?与十几二十年前还一样吗?纯文学期刊与出版界关系如何?
李敬泽:纯文学期刊的市场地位是下降了,它们不再居于文学市场的中心地位。上世纪80年代,一本文学刊物的发行量也许上百万份,它们足以影响我们的文学生活的议程和走向。现在这种日子不会再有了。但文学期刊仍有其重要作用,比如保持一个丰富而完整的文学生态,目前,长篇小说的出版要容易一些,中篇、短篇小说则很难出版,文学期刊大多以中、短篇为主,也算是维持生态平衡。另外,文学期刊也仍然是小说作者一个很重要的训练和成长的场所。
文学评论可以忠实于自己的判断 记者:作为《人民文学》副主编,你的个人趣味和杂志操作之间是否会存在不一致的地方?
李敬泽:肯定会有差异的。编杂志的时候,我从来不认为这本杂志要反映我的喜好和趣味,这不可能也不应该。一本杂志有其自身的生命和传统,它有自己的市场和读者,你得根据这个去工作。尤其是《人民文学》,它是1949年10月创刊的,与共和国同龄,有深厚的历史和自身的文学传承,后来的编者必须体认和尊重。当然,不可能说我的审美判断对编辑工作完全没有影响,但在工作的时候,我时刻提醒自己,不要任性,杂志是“公器”,不是一个让你任性的地方。而作为批评家的时候,我可以忠实于我自己的判断,甚至可以任性。
记者:你在《南方周末》上也开了专栏,你如何看待专栏写作?写作与媒体如何摆正关系?你如何评介一些以专栏写作为主业的作家?
李敬泽:现在这么多媒体,每天都有那么多版,简直是吃字怪兽,总得有东西把它喂饱吧,这就是“话语消费”,我们把这些文字源源不断地提供给消费者。在一个市民生活比较丰盛的时代里,专栏写作或者消费性的写作就特别发达,我觉得这很正常。我不同意说这些东西就没有价值,好像只有写出个大东西才算没白活,刚才你问到这个时代最有生命力的体裁是什么,我不假思索就说是小说,现在我修正一下,除了小说,应该还有那些专栏写作,从活力的角度说,专栏写作可能还潜藏着更丰富多端的可能性,毕竟小说太重了,一个巨大而雄伟的传统压着它,写专栏要轻松得多。
当然,那么多专栏,好的肯定是少数,小品文也好、杂文随笔也好,问题在于写作者除了消费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志向,袁中道、张岱写的都是小品文,鲁迅写的也是杂文随笔,谁能否认他们的价值和成就?
记者:你心目中的读者群是怎么样的?
李敬泽:作为一个批评家,我想象中的读者是那些热爱着文学的人们、有文学情怀的人们。
记者:你较欣赏哪些作家?
李敬泽:就艺术水平而言,小说处于现代以来成就最高的时期,像莫言、王安忆、刘震云、阎连科等人都非常出色。上世纪90年代以后,新生代作家大规模出现,比较出众的有毕飞宇、李洱、鬼子、东西、须一瓜、魏微、叶弥、戴来等人。
记者:你为何会走向文学批评这条道路?
李敬泽:原本是因为有闲吧,做编辑工作,每周一、三、五上班,剩下大把的时间总得干点什么。这个批评家基本上是被朋友们逼出来的,我至今比较喜欢写专栏,因为答应了就得负责任,按时交稿子,责任心我还是有的,这样就迫使自己去做一点事,否则可能什么也不做了。所以还是要感谢那些逼我努力的朋友们。
■获奖作品简介
《见证一千零一夜》 《见证一千零一夜》
新世界出版社 2004年4月出版
责任编辑:钟振奋 陈洁
《见证一千零一夜——21世纪初的文学生活》是一本文学批评集,也是作者在《南方周末》每月一次的专栏《新作观止》的结集。书名取自《一千零一夜》:在古阿拉伯一个又一个夜晚,少女山鲁佐德向妹妹讲述一个又一个故事,残暴的国王在旁倾听;山鲁佐德必须让她的叙述穿过夜晚,穿过即将来临的白昼,否则,她将死去。在批评家看来,小说家或作家都是山鲁佐德,他们和她一样,以言说和书写战胜残暴的时间,战胜内心的恐惧,战胜死亡,人的生命和生活由此得到维护和肯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始终面对他们的时代、他们的读者,如临深渊而镇定自若。
李敬泽将自己想象为“一千零一夜”的见证者,他注视着那些小说家、诗人和散文家,倾听他们的讲述。“这本书首先记录了我一个人的文学生活,由此,我希望为中国人在这世纪之初的文学生活提供一份旁证。”他这样说。但是,这位批评家尽力做一个耐心的、审慎的见证者,希望这种观察能够具有一种知识价值。李敬泽在此书里,不但体现出强大的鉴赏能力,还散发着阅读的乐趣;不仅表现出批评的深刻、深厚和温婉,还让读者一同领受了写作的激情、快乐和畅快。他的批评文字气韵流贯、神采怡然。
《文学:行动与联想》是李敬泽在2004年度出版的另一部批评短论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