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需要一种道德精神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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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需要一种道德精神的重建
杜卫东
来源：中国青年报  

　　中国青年报：前不久“富士康十二跳”引发公众对青年自杀问题的关注，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纪实作品从青年心理救助角度进行疏导与解惑。你在上世纪90年代即关注青年自杀现象，及第三者、艾滋病、保姆与农民工、外企中的文化冲突等社会问题，并在公众视野中成就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杜卫东。世易时移，你当年对它们的深入探究和全景呈现，对当下有什么意义？
　　杜卫东：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审视：一是今天的中国是从昨天走过来的，没有昨天的蹒跚，就不会有今天的从容。比如，张扬个性已经成了当下青年的一面旗帜，但是，它曾经突破了怎样的文化束缚、在稳固内向的民族心态链条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从而引发了一场全新的社会变革与观念更新！我早期的纪实文学《OK中国》或许能给读者一个形象化的诠释。二是我的纪实基本上同步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这批作品直面的许多社会问题至今仍未解决。前不久，富士康发生了震惊国人的“十二跳”，引发这一系列悲剧的社会文化与心理原因是什么？迄今为止，我还很少看到以青年自杀为主题的作品比我文集中的《昨夜星辰·当代大学生自杀档案》更为深邃与雄辩。这部7万多字的纪实不仅呈现了不同类型的青年自杀个案，并对如何建立社会救助机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可惜，这些建议甚至不如掉进深潭里的一枚石子，因为它连一个涟漪也没有激起！事实上，时下的社会，因为竞争激烈，生活节奏加快、价值体系的崩解和迅猛的社会转型，已经引发普遍的心理焦虑。一个社会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向有自杀倾向的人施以必要的心理救援，将是一个重要的文明标尺。
　　中国青年报：公众在你的纪实作品中看见了中国社会大转型时期，价值观、情感观、金钱观、文化观的10年流变。但是你的思考会不会有一种在网络时代的隔膜感和过时感？
　　杜卫东：我已经不写纪实了，但这并不妨碍继续关注世事的渐进与演变。我以为当下的中国最需要一种道德精神的重建。因为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同时，我们看到了太多的精神沦陷与信仰缺失。其实，人类有一种共通的、永恒的情感，它超越了地域、阶级、宗教和意识形态，那就是同情、悲悯、慈爱、善良、宽容、廉洁、真实、美好。而这些终极的价值标准的传递与彰显，恰恰是文化与生俱来的责任与使命，也是一个有道义感的作家的理想与追求。网络时代改变的是人们的阅读方式、沟通方式，甚至是生活方式，但是改变不了我们所面临的人生基本问题与精神困惑。因此，这些思考不但无所谓过时，而且更加重要和必要。
　　中国青年报：你刀刀见血的杂文所呈现的社会参与意识，源于什么道德理念？
　　杜卫东：我写的最好的杂文你没有提：《创立用词学刍议》、《门第、血统与成才》、《金宗河辞职有感》、《假如他不是市委书记》、《“无冕之王”的醋兴》、《摆不平》、《“武大郎开店”之我见》等。我以为这些写于30年前的杂文今天读来仍酣畅淋漓，绝无过时之感，说明作品所抨击的社会时弊仍未消除，仍需以笔为旗。
　　杂文可以洞见人心：我是一个口无遮拦、嫉恶如仇的人。我深深地热爱生养我的这片土地，爱之深则痛之切。凡见到有损民主、法制与公正的社会时弊，便如块垒在胸。针砭时弊，是为了激浊扬清。对落后文化的揭示与批判，是为了先进文化建构、文明程度提升。
　　中国青年报：你的文集180万字，涵盖杂文、散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评论等多种体裁，“叙事凝重而蕴含诗性，语言灵动而饱含深意”，承载了一个时代的风云万里。但你任《小说选刊》主编之后，这些文学功力和社会学识是否也跟着角色转化？请简要概括你任《小说选刊》主编后的文学主张。
　　杜卫东：我出任《小说选刊》主编时，一些人认定我根本不懂小说。所谓懂不懂，就是有无能力判断一篇小说的优劣。我记得一位听众曾问一位音乐大师：什么样的音乐才是好的音乐？这位大师只回答了两个字：好听。其实，改动一个字，这个判断同样适用于小说：好看。没有必要硬把小说说得那么玄虚高妙，如同非要把“饼干”叫成“曲奇”。05、06年《小说选刊》的第一期曾刊发过两篇我答中国作家网的记者问，系统阐释了《小说选刊》的文学主张，让我简单概括，六个字足矣：有益、好看、感人。在履行《小说选刊》主编职责时，我也力践于行：对那种背对现实、面向自我、一味玩弄技巧、忽视作品精神向度的作品，坚决排斥不选；对具有现实观照与人文情怀的小说佳作，则不吝版面。同时还以一种多元的眼光观照文化，关注艺术上有坚守、有独创性，内容丰赡，主旨宏远的作品。所幸的是，我任《小说选刊》主编实行改版以后，《小说选刊》结束了印数连年下滑的局面，实际发行量已经接近复刊以来的历史最高点。这说明所坚持和弘扬的主张是正确和有价值的。
2010-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