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比政治更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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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比政治更永久

《中国文化》创刊词

刘梦溪

  

   

   【内容提要】

      文化比政治更永久，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只求其是，不标其异。

    新，固然是人心所想往；旧，亦为人情所依恋。关键是一切从学术

    出发，提倡独立的自由的学术研究。自由才能独立。即使物境不自

    由，学者的心境也应获得自由。为学之道，尚同比求异更重要而且

    深刻得多。

      

与学界一片走向世界的滔滔声不同，我们想为了走向世界，首先

还须回到中国。明白从哪里来，才知道向哪里去。文化危机的克服

与文化重建是迫临眉睫的当务之急。如果世界同时也能够走向中国，

     则是我们的私心所愿 。

    《中国文化》没有在我国近年兴起的文化热的高潮中与读者见面，而是当文化热开始冷却，一般读者对开口闭口大谈文化已感觉倦怠的情势下创刊，也许反而是恰逢其时。因为深入的学术研究不需要热，甚至需要冷，学者的创造力量和人格力量，不仅需要独立而且常常以孤独为伴侣。
   
    创办《中国文化》的宗旨是：深入地创造性地研究中国文化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并在当今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通过不同文化系统的参证比较，探讨中华文化的特质和整合规律，促进文化复兴，推动现代化的进程。选题范围包括中国文化史、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文化学理论、宗教文化、民俗文化、文化地理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以及对艺术与文学的分学科研究和综合研究。着眼点在学术，即主要对文化现象作学术研究。艺术各学科与文化的关系、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的关系、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撞击和融合、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的文化发展战略，将作为重点研究课题。

    《中国文化》系综合性学术专刊，总的以发表高水准的学术论文为主，同时也配以随笔、札记、书评；形式力求多样，提倡文体革新。明白晓畅的白话文和典雅雍容的文言文，均所欢迎。如果遇有确实不同凡俗而又饶有文化韵致的小说或诗歌，也考虑予以选登。

    自创刊号开始，将陆续开辟中国文化发生学、中国的文化圈、专学研究、文史新篇、文化与传统、文化哲学、文学的文化学阐释、宗教与民俗、现代文化现象、古典新义、序跋与书评、学苑撷英，以及文化名人专访和学者答问等专栏，为慎思明辨的研究者提供充分的用武之地。并通过文字和图版，摘要报道我国学术界一定时期文化研究的新成果，包括最新的地下发掘，做到图文并茂，使刊物既有学术价值，又有历史文献的价值。

    特别对具有中国学术特点的一些专学和绝学，如甲骨学、敦煌学、西夏学、周易学、许学、选学等等，以及为时尚淹没的学科和被冷落的学者，本刊将给予格外的重视。经过深入研究，观点上有创见的文章固所欢迎，学者们发现的新材料和拓展的新领域，同样会引起我们浓厚的兴趣。既重独断之学，也重考索之功。
   
    本刊确认文化比政治更永久，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只求其是，不标其异。新，固然是人心所想往；旧，亦为人情所依恋。关键是一切从学术出发，提倡独立的自由的学术研究，自由才能独立。即使物境不自由，学者的心境也应获得自由。为学之道，尚同比求异更重要而且深刻得多。诚如当代学术泰斗钱锺书先生所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这就要求学术认知不唯上、不唯书、不泥古、不趋时，既不作传统观念的奴隶，又不作流行观念的牺牲品。贺麟教授1940年在《五伦观念的新检讨》一文中提出的：“必定要旧中之新，有历史有渊源的新，才是真正的新。那种表面上五花八门，欺世骇俗，竞奇斗异的新，只是一时的时髦，并不是真正的新。”至今仍是不刊之论。

    陈寅恪先生1933年在审查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的报告中阐释的：“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同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论已为近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事实所验证。

    因此我们主张，在学术上应特别重视中国传统，在广为汲纳国外的各种新观念、新学说、新方法的同时，刻刻不忘本民族的历史地位；在方法上，提倡从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入手，反对“狗比猫大，牛比羊大”一类抽象比较，主张宏观与微观结合、思辩与实证结合、新学与朴学结合。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中国文化》的优势，在于少，每年只出两卷；《中国文化》的特点，在于专，重视专门之学。与学界一片走向世界的滔滔声不同，我们想为了走向世界，首先还须回到中国。明白从哪里来，才知道向哪里去。文化危机的克服和文化重建是迫临眉睫的当务之急。如果世界同时也能够走向中国，则是我们的私心所愿，创办本刊的目的即在于此。

    创刊在即，意绪怦怦，瞻彼前修，既恂且惊，不求闻达，但求友声。热切希望海内外学术界诸同道给我们以心援笔援，共同耕耘好《中国文化》这块新地！

1988年12月15日本刊主编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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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默动静，贞夫一也”

戊子岁尾雅集开场语

刘梦溪

背景
    2008年11月30日，中国文化研究所“戊子岁尾雅集”在国际俱乐部饭店举行，杨振宁、何兆武、戴逸、冯其庸、汤一介、乐黛云、李泽厚、李学勤、王蒙、范曾、余敦康、李希凡、严家炎、陈平原、沈昌文、董秀玉、于丹等师友与会，并分别作了讲话。文化部副部长兼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莅临并讲了话。本所全体人员与会。中华读书报、文汇报、中国文化报、北京大学学报的友人与会。主题是中国文化研究所和中国文化杂志创立20周年。
    会场清幽雅静，自由交谈论道，享受西点美食，并插以抽签抓彩，范曾先生准备“至乐”、“大乐”、“快乐”三个阶次的书画奖，伴以古琴家吴钊先生的《忆故人》和《阳关三叠》。老友叙旧，或抵掌以谈，或拈花而笑，欢声笑语，乐何如之。上午不知何时而始，下午不知何时而终。会上发言及互动情形兹据录音整理成文字。漶漫自在如初始，老友叙旧岂云工。

开场语
    《中国文化》杂志，我们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已经二十年了。没有想开会。所内同仁觉得不妨有一个会。可是我对值不值得不无怀疑。开会说什么呢？一次文化部请来一些专家研究艺术和文学工作者的荣誉称号问题。京剧名家杜近芳发言，开头第一句是：“盘古开天地，领导不容易。”那么如果我们开一个什么会，倘若有人说“‘文化’二十年，如何不容易”，我们情何以堪？还是没打定主意开或者不开。前两天知道李泽厚要返回美国，我想，要么就开吧。所以今天大家就来这里了。名称叫“戊子岁尾雅集”，请柬来不及事先寄呈，各位的座位上放有一份。

    《中国文化》创刊的时候，也开了一个会，二十年前，在王府井中华书局的会议室。李泽厚也参加了，当时还有金观涛和刘青峰。我记得李泽厚有一句名言，他说，“我很赞同创办这个刊物，金观涛要走向未来，刘梦溪要走向过去，我都高兴，都赞成”。你这话也许有很深的含义。我是有点要“走向过去”，我在创刊词里写，要了解今天，了解未来，需要了解过去。当时是八十年代末，大家都要走向世界，所以我说，如果世界也能走向我们，也是我们的私心所愿。二十年过去了，虽然不能说，现在的世界已开始走向中国，但是中国越来越引起世界的瞩目，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我们今天，说什么呢？我不知道说什么。我想，还是把它当做一个自由的朋友间的聚会吧。因此，我们请的都是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朋友，梦溪本人的朋友，或者说，大家都是中国文化的朋友。在座的各位都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创办，以及《中国文化》杂志的创办，有这样那样的渊源，文化的渊源，或者其它什么渊源。

    我个人首先需要感谢王蒙。中国文化研究所和《中国文化》的创办，你是有力量的支持者。当时王蒙是文化部长，李希凡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常务副院长，他们两个把我从一个地方调到这里来，支持我筹建文化研究所，然后再办《中国文化》杂志。在座的很多是《中国文化》的学术编委，感谢你们尽到了编委的责任，不仅当编委，还把你们最好的文章给《中国文化》发表。像李学勤先生，只要我一个电话，他很快就能把一篇新作寄来。何兆武先生，今天在这里，你的年纪可能是最长的，周岁八十七岁，虚岁八十八岁。可是你看，他的身体很好，他最近写的《上学记》，成为一本畅销书，我们也期待你的《上班记》什么时候让我们看到。戴逸先生是我尊敬的老师，清史专家，你也经常在我们刊物上发表文章，我想不到戴先生还曾经写过关于清代书法的文章。

   我还要感谢许多人。汤一介先生和乐黛云先生是我很亲切的朋友，从七十年代末开始，每次去北大看他们，总能从他们身上看到一种学术的氛围，使我念书问学不敢懈怠。我还要介绍范曾教授。我原来不认识他。但是我近二十年一直研究陈寅恪，陈寅恪的祖父是1895到1898年的湖南巡抚，他的父亲陈三立是晚清的大诗人。我在研究义宁之学的过程中，认识了范家，范肯堂范伯子，他和陈三立一样，是晚清同光体的代表人物，他们又是儿女亲家。范肯堂的女儿嫁给了陈三立的长子陈师曾。陈宝箴戊戌被处分以后，1900年在南昌去世，墓志铭是范伯子写的。因此，范伯子的诗，范家跟陈家的关系，我很留意。后来知道，大名鼎鼎的范曾教授，就是范伯子的曾孙。从此，我就认识了范曾先生。而且事有凑巧，他还正式调到了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天下竟有这样无巧不成书的事情，我也很感谢范先生。

    当然，还有王文章院长，他现在是文化部的副部长。可是我叫部长非常不习惯，我可能永远叫你文章院长，而且平时我们说话，我就叫他文章。就像李希凡，我总是叫希凡，没有办法。幸亏你官当得还不够大，如果你当了国家主席，我可能还叫你希凡。最近八年来，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我们的刊物，能有今天的样子，得力于文章的支持。他对我们很宽谅。他了解我们研究所在学术上的一些特点。在艺术研究院的背景下，有我们这样的结构，全国没有第二家。我们叫中国文化研究所，可是有法学家，你们了解的，是梁治平先生。有政治学家刘军宁先生。法学和政治学可以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一个所，可能是一个有趣的值得思考的问题。这反映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术胸怀。因此，我不能不感谢文章院长。

    我也很感谢李泽厚，他是我私下的朋友，我们经常通电话。一通电话，我们讲的总是和学术相关的问题。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当我写《中国现代学术要略》的时候，他说讲中国学术史，其实是学术思想史。有一次，好像是讨论施琅大将军，涉及到一个道德取向的评价问题，他在海外有一个言论，说道德理性具有绝对价值。这个概念是康德的，但也不是谁一下子就能说得出来。否则我们就没法评价岳飞、文天祥、郑成功这些历史鼎革时期的人物。一些道德节操，道德理性，不是一下子会成为过去，而具有某种永恒性。

    我也感谢平原，你现在是北大中文系的掌门，是严家炎先生之后的又之又之又之。你是《中国文化》的经常的作者。在学术理念上，我们有针芥之合。欢迎你的到来。感谢严家炎先生，他是我们的好友，好友好到我们现在共住一个小区。严先生的太太，是卢晓蓉，她的散文写的极佳，很快就能写一篇文章。她出身名门，是卢作孚的孙女，我很少看到一个年龄比较轻的现代女性所保持的传统美德，能跟我们的晓蓉相比。

    我当然还要感谢沈昌文和董秀玉两位。他们两位是三联书店的老板，是《中国文化》最早的出版者，《中国文化》跟香港的联系，跟台湾的联系，变成三地同时出版，都是沈公和秀玉的功劳。后来我们成立独立的杂志社，自己出版了。但草创之功，我们不敢忘记。他们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研究所只要有活动，他们都会来参加。陈祖芬，我的太太，我也很感谢。刊物早期，她用自己的笔和健康换来了有识之士对这个刊物的支持。

    吴钊先生，我们音研所的教授，他的古琴演奏，鲜有其匹。古琴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就是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申报的。我们音研所收藏古琴的数量和质量中国第一。我们请吴钊来，一是感谢他，二是今天大家会有幸欣赏他的演奏。今天这样的场合，如果听他演奏《阳关三叠》、《忆故人》，我们只能物我两忘了。

    我也感谢过去不认识的一位朋友，张伟仁教授，他是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的教授，现在客座北大，他是我们梁治平先生的朋友。我们欢迎你。还有哪位朋友我没有介绍到？噢，李晨光先生，中华书局汉学编辑室的主任，我们即将出版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由中华出，晨光负责，谢谢你。

    我们今天是一次比较随意的聚会，没有请电视台，没有请记者，但是我们请了三位报刊的朋友，他们不是作为媒体有任务来的，而是作为朋友来的。一位是中国文化报的徐涟，她北大哲学系毕业。我可以透露一个秘密吗？她是我们王文章院长的太太。还有一位是文汇报驻京的记者，江胜信，也欢迎你。还有一位是中华读书报的，文章写得很好的陈香。你们三位，如果觉得有趣，愿意写点小文字，我不反对，不写，我们高兴的程度无减无增。还有《北京大学学报》的副主编郑园，你的到来，我们也很高兴。

    还有，我们的于丹又回到了我们研究所。她在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之后，一开始分配到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六年之后，她去了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后来，她走上了现在这样一条学术道路。我为她高兴。旬日之间，她把中国儒家的第一部经典，送到千家万户。当许多民众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忘记了儒学的基本文本经典的时候，她的《论语心得》是一本适时的书。这个贡献是开创性的。于丹今天来，我特别高兴。

    我们文化所的人，不一一介绍了，大家慢慢认识。现在编《中国文化》是两个人，一个是胡振宇先生，他是甲骨学家胡厚宣先生的公子，是编辑部主任。还有一个是秦燕春，她是前年来我们研究所的，陈平原的博士。我也许还漏掉了谁。但没有关系。请大家来，发言是次要的，“语默动静，贞夫一也”。动也可以，静也可以，说话可以，沉默也可以。那个“一”，是我们的中国文化，是我们共同感悟的道。更主要的，这个环境很好，等会儿，我们这里有标准很高的西餐。乐黛云先生因为腿不方便，什么活动都拒绝了，今天能来，真的不容易。是经过我跟汤先生两个人的努力，她才肯来。因此我感谢乐先生的同时，也感谢汤先生。

    现在我已经“理屈词穷”，没有话好说了。请大家随意说点什么，什么都可以，不说也可以。已故的王瑶先生讲，“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还要说”。本着王先生这句话，大家索性不说白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