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出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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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出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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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昌文：理想的出版社，应该有两套班子。一是畅销书，代表眼前利益；二是品牌书，代表长远的利益。这两部分都应该被重视，根据编辑才能分配工作。
　　■薛德震：出版人是时代造就的。现在的时代对出版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出版人潜下心来，要坐得冷板凳，不但做畅销书，还要做常销书。
　　■黄国荣：首先把这项工作当作毕生的事业；第二，必须要具备出版经验，具备专业知识；第三，必须要有经营实践经验；第四，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市场意识；第五，有雄厚的资金实力。
　　编者按：出版界的繁荣有目共睹。但是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出版物越来越多，能称得上好书的屈指可数；做出版的人越来越多，真正意义上的出版家又有几人？记者踏访老一辈的出版人以及新锐出版人，目的是希望在出版界多多树立一些领军人物，使我们的图书精品真正灿若繁星。
　　
■以史为镜

　　谈出版人，首先涉及出版人的定义。其原义是PUBLISHER或BOOKMARKER，这种意思跟西方人观念一致，即以赢利为目的的出版人。通常的，在国外还有书商的概念——宽泛的意义，所有的介入出版的人，都是出版人。而我们现在锁定的出版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这个标准足以跟普通的出版者或者以赢利为目的的出版人彻底分开。他们起码具备三个方面的因素：出版物具有认知度；有一定的业绩和影响；有清晰的出版主线或宏伟的蓝图，富有使命感。在我国的出版史上，这样的人才并不少见。
　　张元济先生是我国近代史上蜚声士林的学者和出版家。他做出版的目的是开启民智，“事关国脉，士与有责。”他的宗旨是，以新式教材来推动中国的新式学术和新式教育，也因为他的宗旨，最终使商务印书馆由一个印刷作坊而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几乎占据中国出版业的半壁江山。
　　1919年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张元济提出了“喜新厌旧主义”，即编辑不能因循守旧，而应与新文化合拍，以适应时代的发展。编辑不应仅局限于顺应潮流，更应有超前的意识。1902年清廷发布新学堂章程后，各地新式学堂纷纷创办，而他们使用的教材仍是文言古文。张元济以编辑家敏锐的眼光，看到新式教科书将是时代所需，立即与高梦旦、蔡元培一道编写了《最新教科书》，风行全国。直至1906年，清政府学部才公布第一批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在公布的102种书目中，商务版占54种。
　　张元济认为，图书质量是衡量编辑人员水平的重要标准。他在编辑活动中，把图书质量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由他组织编纂的《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丛书集成初稿》四大丛书，在我国文献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编校质量的精良，为世人所称道。张元济对图书质量的精益求精，使得商务印书馆在近代出版业的激烈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名记者、名政论家和出版家邹韬奋，20世纪30年代创办了生活书店并主编《大众生活》周刊，影响曾及全国。邹韬奋当年办生活书店，其门市部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好书皆备，备书皆好。”正是靠着为读者找好书，为好书找读者的精神，生活书店成了中国出版史上的金字招牌。
　　原三联书店总经理沈昌文与出版结缘，主要是出于爱好和兴趣，后来介入这个行当，出版成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成为终生伙伴。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出版家是人民出版社的曾彦修、王子野、陈原等人，他曾经为他们当过秘书。当年对他印象最深的有三点：一是“以文会友，编辑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修养，在这基础上与作家交朋友，成为作者的知音；二，作家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编辑必须尊重作家，了解他们的甘苦；三，学术观点上尊重作者的主张。不随便改动稿件，保持作家风格。所有这些，使沈昌文感觉一生受益无穷。
　　原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薛德震自1947年进入华中新华书店至今，从事出版业已有55年的历史。说起老一辈的出版家鲁迅、邹韬奋、茅盾、叶圣陶、胡愈之、张元济，以及一批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开拓者胡绳、陈翰伯、王子野、曾彦修、王益等人，薛德震油然有一种崇敬之感，认为这些出版家共同的特点就是事业心很强。他们中不少人是大学者、大作家，学贯中西，不计官职大小高低，他们站在时代的前列，以留下值得人们称道的精品图书、为中国的出版史做出贡献作为唯一的追求。现在有取消出版社的行政级别一说，薛德震先生认为这种导向是正确的。出版人的价值不能以官职高低大小来衡量，而应体现在：他主持出版的图书能够在读者、学者们的书橱里长期地占有一席之地，成为人们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秘书长黄国荣当年调至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时，连码洋、实洋都不懂。本来想搞创作，没想到从事发行，黄国荣有点想不通。领导对他说：没有卖书的就没有作家。黄国荣明白了：出版实际是在扶植作家，没有出版就没有作家。艺术、文学、知识必须通过图书载体才能流传于世，才能传播开来。他说：“我理解了老一辈出版家，包括叶圣陶、邹韬奋，他们做的都是繁荣民族文化、繁荣民族文学这样的工作，所以他们应该是新文化新出版的创始人；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人才和领军人物，中国出版行业才有了新的发展。”
　　出版人的心态，通常两种，一是情结，一是使命。兴趣是宽泛的定义，而情结是纯个人化的东西，是化解不开的感情纠葛，从初解人生哲理到对世界的关切、对人类命运的思考，涉及到很多方面。“光明书架”总策划人严平的心中，就有一个深深的情结。他理解的“出版人”，必须集学人和出版人于一身，同学人一起发现真谛，推动学说，启迪众生。如此，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人类的进步。“比如商务印书馆过去只是一家小印刷作坊，但是张元济主持商务数十年，就使其发展成中国最大的出版社。而在这半壁江山中，有很多是学术书、教育类书，张元济由此来实现他宏大智民之梦，我时常感叹，这种风光何时再现！出版界何时再有这种奇人妙才！我觉得有情结有使命不是偏执，作为出版人，除去应有的商业目的，都应以重整或宏扬文化为已任，其宗旨，应为宋儒张横渠先生所言：为天地利心为生民利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现代的出版业，至少可以为往圣继绝学。又如张元济所说，出版，事关国脉，士与有责。想到这一层，情结可能还不仅仅是情结，而是不可推卸的使命。出版人的使命就是出书、出好书。”大家比较欣赏莱恩，他的平装本《革命》，震动了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整个书业甚至世界书业。一般的人会想，他那几千万册的销量会令他一夜暴富，赚进大把英磅。但严平觉得他更大的成功，他的彪炳史册之处，在于他将文化经典以更加廉价的方式（但绝非廉价文化）送到了千家万户。这无疑应该算是义举。
　　
■现状分析

　　目前我国的出版人是什么状况呢？我国的出版业发展究竟如何？英国DK出版公司的克莱尔．理斯特说：“在认识到出版不仅仅是商业，它还负有很大的责任，特别是对那些年轻的读者之后，我对出版业不紧不慢的动作方式也就理解了。”然而，作为一个行业，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传播手段，它存在的问题仍令每一位出版人士深思。
　　沈昌文：我们必须肯定现在的局面。过去没有引进商品经济的办法，出版了不少书，但是少有竞争，没有营销，死气沉沉。现在改观了，首先是值得高兴的。比如名著，过去只有一个版本、由一家出版社出版，现在重译的比较多，至少有四五个译本。多些译本才有选择的余地，不好的会被淘汰，同时我们可以了解到不同风格的译作，所以我们还是欢迎有更多的译本出来。改观带来不少问题，这是正常的。难免有鱼龙混杂，这些问题应该引起重视，不是放任自流，但不必太过虑。历史会沉淀的，有些问题终究是会解决的，随着发展进程的推进，会慢慢地淘汰。我们肯定会出现一些好的出版家，肯定会涌现像张元济那样的人物。
　　戴文葆：目前出版界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出版理念不清。过去老一辈的出版人，出版图书就是为了弘扬学术、发展学术、普及知识，比如张元济、邹韬奋、胡愈之。现在的出版，首先看订数，如果你对订数没有把握，很可能选题就不被通过。我们不是不需要订数，不是不需要利润，否则不能扩大规模。但是对出版人来说，为什么出版，怎么出版，出版为了谁，必须明确。这些年我们不断地评选优秀出版社、优秀出版物，都是在推动产生优秀的出版人。我们必须对读者负责，不能为了赚钱走歪门邪道，首先，出版人必须从学术、文化上着眼；二是在加工整理上对读者负责，同时作者也要为读者负责；三，印刷工作要做好。我们要出版不同层次的出版物，丰富人的生活，把有情趣的、有知识的作品介绍给读者。
　　薛德震：目前出版界存在严重的跟风现象。这是人们心理浮躁的一种表现，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做一些过眼烟云的出版物。过去出版社是事业单位，经济效益没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一心只想出版好书争取更大的社会效益。现在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出版社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是一种很大的进步。现在出版社为求生存，必须追求两个效益，这就给出版社增加了压力。怎样摆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怎样才能把文化价值、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是出版界需要重视的新课题。目前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的发展都在加速，出版业应该涌现出更多、更好的人才。在体制转轨期间，出现一些跟风的问题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不能以偏概全。出版人是时代造就的，还是有不少年轻有为的出版家在成长，他们的出版理念具有现代意识和超前意识，能够与时俱进。现在的时代对出版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出版人潜下心来，要坐得冷板凳，不但做畅销书，还要做常销书。
　　黄国荣：中国出版界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一，短期效应多，长远计划少；二，把出版工作当工作任务的人多，作为事业来对待的人少。出书不是从长远的民族文化的角度考虑，而是急功近利，没有事业心和责任感；三，考虑经济效益多，社会效益少，缺少文化积累意识。从出版人的角度，现在的根本的问题是，我们出版机制还没有完全与市场接轨，还没有找到完全与市场适应的机制，法制法规不健全。书商跟出版人的区别在于，书商只是做图书的生意，而出版人，是将出版视为繁荣民族文化视为出版事业全力以赴投入的。书商很多，真正的出版人很少，其中原因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优秀出版人少的原因是：一是体制问题，建国后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出版事业本身受到计划配置的制约发展受到限制；二，市场经济时间太短，没有真正适应市场经济的体制和相吻合的经验，缺少市场的锻炼。与国外的出版商相比，我们的经验不足，资金不足，体制还没有完全调整过来；三，缺少市场经济与市场接转的竞争体制，开放不统一，竞争无序。这种局面本身也限制了出版人的发展和出现。
　　
■明晰走向

　　任何一个出版人的运作成就，与时代有关。沈昌文认为，出版人应该具备的品质：一，有文化素养，必须高瞻远瞩，能够把握文化发展方向；二，必须具备营销能力。将来的出版家一定要具备两方面的能力。编辑要跟不同的作者打交道，应该包容，但不能被牵着鼻子走。要了解多种文体，了解不同作家。编辑未必是专家，但是要“横通。其次是吸收，兼容并蓄，然后形成自己的观念。第三，了解发展脉络，知道哪些会被淘汰，哪些前景广阔，缺一不可。要看清一个方向，不能人云亦云。第四，应该敬业，但千万别陷入细节。应该时时能跳出细节看问题。不单是出版，每个行业、每个学科都应如此。
　　沈昌文认为理想的出版社，应该有两套班子。一是畅销书，代表眼前利益；二是品牌书，代表长远的利益。这两部分都应该被重视，根据编辑才能分配工作。两套班子由两种性格的人组成，但都是优秀的人才，各有不同的成就。
　　外研社社长李朋义的出版理念是：出版＋教育＋信息化。他们早在1999年就提出“以教育出版为中心”的出版思路，不仅为我国的高等教育服务，而且要为基础教育服务；不仅要为校园教育服务，而且要为社会教育服务；不仅要为学龄教育服务，而且要为终生教育服务。2001年，他们实行了“出版人制度”，在原来编辑部和工作室的基础上成立了“事业部”，事业部的负责人即“出版人”，这是一支职业化的出版人队伍，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收入能高能低，全员聘任，尾数淘汰。出版人有独立的选题策划权、编辑管理权、市场营销权以及财权。实践证明，专业的策划人才是出版社发展的关键性人才。出版人制度的建立，为分支机构的成立打下了基础，促进了出版社的内涵发展：当分支机构的数量和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组建出版集团，实现出版社规模扩张。李朋义说：“创新是出版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灵魂和动力。出版的创新包括出版思想的创新、出版体制的创新、出版方式的创新和营销方式的创新等方面。在数字化技术快速发展的网络时代，电子出版、网络出版已越来越显示出传统出版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如何充分利用出版资源，将最新的出版思想和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都需要创新。”
　　黄国荣认为，作为真正的出版人，首先把这项工作当作毕生的事业；第二，必须要具备出版经验，具备专业知识；第三，必须要有经营实践经验；第四，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市场意识；五，有雄厚的资金实力。他始终如一的理念是，企业的形象靠品牌，出版社的生存也靠品牌，品牌是生命，是生存条件，也是发展动力和竞争实力。拥有品牌，出版社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光明书架”策划人之一张勇从事出版的时间并不长，从1995年至今，也不过六七年的时间，但是已经做了几本非常有影响的图书。先做了些经济类图书《风险投资操作指南》、《改制新途径》。最有影响的是痞子蔡的《雨衣》。张勇介入《雨衣》的整个营销过程，采取了地毯式的轰炸宣传，使这本当时不被出版商看好的图书一炮走红。这几年的出版经验，使张勇体会颇深。他认为好的出版人首先得是个杂家，具有广博的知识面，融会贯通，分析市场需要什么。成功的出版人不是跟踪市场而是引导市场，引导读者关注并刺激他们的消费欲望；其次，内地出版界和欧美、港台等地接触得少，应该有所比较，认识差距，逐步缩小差距。出版市场的繁荣，也同时反衬出版人心理的浮躁。优秀的出版人心态应该是平和的，不能太急功近利。另外，作为优秀出版人，必须明确出版概念和经营概念。
　　时代造英雄，竞争出人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无形中把出版推到国际市场前沿，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锻炼出版人的机会已经来临，我们竞争的对手不止是国内出版界，而是国际强有力的出版商。随着我们出版机制的调整、法制法规的健全以及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我们相信，不久会有相当一批成熟的、具有时代特色的出版人涌现，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发挥聪明才智，提高竞争能力和才干，在竞争中赢得自己的地位和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