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克木先生治学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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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克木先生治学往事

今年正值著名学者金克木先生百年诞辰，本文忆述金先生的治学往事，以表怀念。 在我结识的许多老师中，有些并非我的任课老师，却深深地影响了我，令我终身铭记。金克木先生就是这样一位。 我于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学习。当时，许多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经出名的老一辈学者还健在。同学们在宿舍里聊天，常常就以这些老学者以及其他已故名流为话题——某某先生，学问如何高深，性情如何乖戾，有怎样的传奇故事等等。其实，刚读了几本书的大学生，对老先生们的学问实在乏力置评，往往只是津津乐道于那些道听途说的名人轶事。 金克木先生是北大东语系的著名教授，有着不凡的人生经历和卓著的学术造诣，当然也是我们聊天的对象。不过，使得金先生成为热议话题还有另一个原因——他是《读书》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当时，新创刊的《读书》提出“读书无禁区”的口号，刊载了大量引领时代新风的文章，在青年学生中影响极大。每期《读书》一到，都会在同学中争相传阅并引发议论。我读金先生的文章也是从《读书》开始的。金先生最初的几篇《读书》文章与“东方学”相关，我读了有些云里雾里。1981年6月，金先生发表《记〈菊与刀〉——兼谈比较文化和比较哲学》，文章着重介绍了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从事日本文化研究的背景和方法，以及《菊与刀》这项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的重大影响。当时，我对人类学一无所知，仅对文化有点朦胧的意识，读到这样的文章真有振聋发聩的感觉，顿时萌生了拜见金先生的想法。于是，我给金先生家里打了个电话，自我介绍以后，忐忑不安地提出拜访的请求，没想到金先生一口就爽快地答应了，还仔细地告诉我他家的地址和走法，让我当天下午就去。 出北大西校门，一路之隔是蔚秀园，历史上曾经是圆明园的一部分，几经沿革成了北京大学的宿舍区，文革后新建了一片公寓楼，金先生的住所在园子西北角那座楼的一楼。我上前敲门，开门的正是金先生——个子不高，头发灰白，戴着眼镜，身板不显强健，也并不老弱，双目有神，略带微笑，看着十分祥和，让我一下子放松了许多。落座后，没等我开口，金先生就开始了一连串的问话，从西语系的情况到英语专业的情况，从教师到学生，从课程设置到行政管理，尤其询问了我们这批“文革”后第一届同学的背景情况。金先生反应很快，问题一个接着一个，显得十分关注，而且问题也问得很在行。 交谈结束前的一段对话，给我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 “你写文章吗？发表过东西吗？”金先生一转话题，这样问我。 “有时也写，但没有正式发表过，只是在我们自己编的刊物上发表。 ”我这样答道，毫无底气。那时，我和班里的几位同学出一份不定期的油印刊物，取名 《缪斯》(Muse)。 “要写，一定要写。”金先生不容置疑地说，“不一定要写大块文章，有一点就写一点。也不一定要专门写，平时修课的作业，课程的报告，认真地做，就可以是好文章”。 金先生说得那么肯定。我以前从未这样想过，很兴奋，嗯嗯地说不出话来。 “写好了，就投出去。退稿也没什么了不起，可以再投嘛。写多了，就会有提高。 ” 我觉得他的每一句话都在鼓励我，很是感激，频频点头。 “从现在就开始。不要等！等什么呢？ ”金先生似乎在自言自语，“不要学黄季刚，总是等，等到最后，把时机都错过了”。 黄季刚？听起来不很陌生，但一下也想不起是谁，又不好意思问。告辞了金先生，我直奔图书馆，确认了“季刚”是黄侃的表字，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此前听说过黄侃是章太炎的高足，国学大师，曾经是北大校园里的“疯子”，因为坚持“五十以前不著书”而又卒于49岁，令世人抱憾不已。我身为一个默默无闻的后生学子，对黄季刚这样的大师是绝不敢望其项背的。如今，金先生用这位大师的例子激励我向学，我所受到的触动难以言表。 此后几年，我努力按金先生所说的做。写学士论文时用了一把力，在完成学业的同时，还将论文发表于《国外文学》。读硕士期间，我将一篇修课的作业发表在《北京大学校刊》上；又将另一篇课程报告修改后用于北大研究生论文竞赛，获一等奖；此外还有一些零碎的文章和译作先后发表。每每见到自己的文字被正式铅印出来，为之欣喜的同时都会唤起一份对金先生的感激之情。后来，这些都成了我与金先生见面时的谈资。 第二次拜访金先生应是在1982年春天，我已经上研究生。记得金先生在谈到翻译时讲了他年轻时的一次经历。有一次，他从长江上游某地坐船沿江而下去上海，随身带了一本外文小册子，利用在船上的几天时间进行翻译，等船行到上海，译稿也完成了大半，后来在上海把译稿卖了还解决了一段时间的生活费。 1985年我又去拜访了一次金先生，次年我就办手续去了美国。留美期间，我先后游学于几所高校的不同专业，学业延宕了较长的时间。一直很想给先生写封信或打个电话，几次三番，却始终没有做。原因很简单，心中有愧，还是在初来美国时发表过一篇论文，后来几年一直没有正式发表文章。不想则已，一旦想起，总觉得辜负了先生的期望。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因父亲年迈体衰，我频频回国。有一次回国时去北大朗润园拜访乐黛云和汤一介先生。闲聊中得知，金克木先生也已搬到朗润园，而且就住在与他们家同一个楼门的单元里。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个莫大的惊喜，我打算离开时去看一下金先生。然而，晚饭以后，乐汤二位先生说要出去散散步，跟我一起下楼。我不好意思让两位古稀老人陪我去造访另一位更加年迈的先生，于是，陪着乐汤二位先生在门前的荷塘边散了一会儿步，就告辞了。我想，下次再来专门拜访金先生。 2000年，我完成博士论文并通过答辩，为我的留学生涯画上一个句号。第二年，我应邀回国办学。回国后我才知道，金先生已于2000年8月离开了这个世界。想起此前“下次再来，专门拜访金先生”的打算，抱憾不已！ 回顾起来，距我最后一次见到金先生，至今已经过去27年了。然而，我心里十分明白，自从第一次见到金先生以后，先生的教诲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这些年来，我曾多次面对着年轻人洋溢着求知热情的双眼，复述着金先生那个“不要等”的故事；我也曾一再鼓励同学们努力做一篇好作业，并争取将自己辛劳的成果发表出去。时光荏苒，我越发感受到，当初金先生以黄季刚为例给我提出的忠告，实际上是在与我分享他几十年的为学之道。每念及此，我格外感到有负于先生的期望。(陈纳)

文章来源: 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