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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教育原来在清华
《厦门晚报》每周有一个读书沙龙,我去过两次。一次是谈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一次是谈《家在清华》(史际平等编,山东画报出版社)。
负责读书沙龙的萧春雷先生,做事非常认真,每次都有记录。第一次的纪录我没有看,第二的纪录是美玲女士记的,她后来发给我,我稍微改了几处口误,删除了几处不宜公开说的话,现在放上来。
感谢春雷,感谢美玲。
这是一本编的书,作者是清华工科教授的后代,客观地说,这些后代不是以写文章为职业的,他们大部分在改革开放初期到美国去,从事电脑、会计、商业等工作。他们属于改革开放早期去美国的人,这些人大部分现在美国,一般说来还比较成功。
我愿意推荐大家读这本书,主要有三个考虑。
第一,对清华大学的历史多一些关注,对以后了解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了解知识分子的状况有一些帮助。知识分子主要活动的场所,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主要在大学。中国社团不发达,我们的报业、传媒也没有私人的,大学也没有私人的,但大学里知识分子比较集中,所以关注一个大学的历史,对于我们了解知识分子群体活动有一些帮助。至于本书回忆的内容,我觉得从文章本身来说,不一定很好,但有一点还可以,他们对父辈生活时代的基本评价和判断,是比较准确的。他们对父辈的评价比较高,这点从做研究者的角度来说,我比较认同。
第二,他们对父辈在上世纪50年代的生活环境基本上是否定的,他们认为自己的父辈在这个年代的工作,跟他们的起点来比不是特别相称,本来应该做出更大的成就,但他们事实上没有达到他们本来应该达到的高度。
第三,作者对他们在清华园里生活的时代,对老辈知识分子身上的长处和精神气质,以他们在美国生活的角度判断,这些精神气质还是值得肯定的,大体上,他们认为旧清华比新清华好。
我和书的三个编者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没有见过面。他们知道我做过一点这方面的研究,辗转通过朋友让写个序言。盛情难却,我写了一个短序。
国内这几年出这样的书不止这一本。2000年的时候,北京出版社出版过一本熊秉明和宗璞编的《永远的清华园》,副标题是“清华子弟眼中的父辈”。那本书从做文章的角度来说,比这本书写得要好。《家在清华》的作者回忆的父辈是清华教授里比较晚的,大部分是1910到1920年的教授,作者基本是1945到1950年之间出生的,是在新中国读完高中,改革开放后就去美国,所以他们的人文素养不好和他们的前辈相比。我自己的判断,中国人文素养比较好的,是1920年前的人。从人文素养角度说,这些人的经历比较完整。他们英语比较好,不管什么专业,他们中国文学史的知识、中国历史的知识,大部分都好,知识比较合格、健全。《家在清华》这本书里,作者怀念父辈的生活,感情非常真挚,但文章本身比较弱,他们大部分从事理工科,也可以理解。《永远的清华园》里,有杨振宁和冯宗璞写的文章,他们基本是1920年代生人,文章写的明显要高明,他们对历史、文化的了解,比后来的人要好,这两本书可以对照着看。
《永远的清华园》里的知识分子比《家在清华》里回忆的教授还要长一代,基本是1900年以前,清华早期的教授。两本书基本是两代教授的风采。虽然这些人在1949年前还比较年轻,但基本延续了老清华的传统,但他们的风采也不好和老清华比,比如和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就国学这点来说,现在学术界大体认为,基本是一代不如一代,越往后越差,原因比较复杂。我们中国学问最好的保留办法是传统的私塾、书院和科举制度,1905年中国没有废科举以前的文化制度和活动方式,与国学传承方式正好吻合,新学校制度进来后,传统文化的承传就遇到了问题,现在也没有解决。
《永远的清华园》文章写的比较好,但两书在内容方面大体是一个水准,特别是对1949年前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的环境和状态、气质,基本是正面评价,此点,我认为还是基本符合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实际状况。
我把清华的历史和诸位做个简单交流。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历史和一个国家现代大学的发展是同步的。现代大学是一个现代国家起步时候必然要伴随的文化事件和体制变革。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大学确实起了很大作用。没有早期的清华大学,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动力,比如人才资源会很贫乏。清华正好在中国传统向现代转型中承担了重要职能,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件幸运的事情。
清华大学原来叫“清华学堂”,清华的历史一般要从1911年算起。实际上,她的历史还要往前推3年。清华第一次往美国派留学生是从1909年。1909年头一次派留学生的时候,派了47个人去。第二次是1900年,派了70个人去。第二届学生里,有名的比较多,比如胡适、竺可桢、赵元任等。1911年还派了一次,有63个人。没在清华读过书,但以“清华留美学务处”名义直接把学生放到美国去,在清华校史上只有这三届。1911年建立清华学堂,后来又改称“清华学校”,到1928年建立国立清华大学前,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属学部和外务部联合管理。
从一个人成长的经历来说,从派出去留学到回来,基本要10年时间。胡适1910年到美国去,1917年回来,就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发起新文化运动。1920年以后,清华早期放洋的学生就开始回国参与中国社会的变革。1949年前,中国政界、企业界、银行、海关、税务,还有文学、教育等行业,中国社会上层,基本以清华人为主。在1928年建立国立清华大学以前,清华每个年度里都有放洋学生,当一个周期以后,这些学生都要回国服务。那时回国服务的清华教授待遇很高。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感情很重,不回来服务是说不过去的。闻一多、罗隆基都是1922年出去的。现在看来,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比如法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基础,基本是在清华奠定的,自然科学就更不要说了。当时清华放洋有个比例,80%的人要学自然科学,大部分是工科,跟实用有关的。20%学的是法律和政治。
拿清华钱出去的,一般我们称为“庚款”留学生,因为1900年是庚子年。义和团事件后,签订了《辛丑条约》,规定中国给八国联军的赔款是4亿5千万两白银,美国人得到的大约是2400万两白银。1906年,美国外交部和知识界的人士,他们对庚子赔款的总体评价是这笔钱要多了。当时中国驻美国的外务大臣叫梁诚,他也在美国朝野活动,希望能把这笔钱用特殊的方法处理,这个看法也影响了美国的一些人。
1906年,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士给当时美国的总统老罗斯福写了封信,信的内容最早披露在一本名为《今日的中国和美国》的书里。这封信里,詹姆斯表达的主要意思是,中国是一个正在发生变革的国家,如果哪一个国家能够吸引正在变革的中国青年,那么这个国家以后在精神和商业上得到的回报将是巨大的。詹姆士这个人非常有远见。如果美国能把中国最优秀的年轻人吸引到美国来,那么,以后中国的精英都受到美国的影响,对美国就会有巨大好处。詹姆斯观察到,在1900年前后,中国学生大部分到日本或欧洲留学。詹姆斯看到这点就向老罗斯福建议,用庚子赔款,让中国往美国派留学生。1909年,中国外务部和美国就达成了协议,把美国应得的庚子赔款分39年时间退给中国,要求中国每年派100个学生到美国学习,然后再让他们回国服务。有了这笔钱,才有了后来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过去讲清华大学的历史时,有一个看法,认为这是美国文化侵略的一个产物,学术界现在不使用这个说法了,退还庚款是为了美国人还是为了中国人?我们不好简单评价,但从事实上来说,至少对中国有两大好处:第一,为中国现代化起步初期培养了大量人才;第二,传播了现代文明的理念。清华大学在抗战前在国内已经是名牌大学,在世界上也比较有地位。
1949年后,清华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家在清华》的作者怀念清华,他们自己成长的时代是上世纪50、60、70年代,在他们笔下,他们比较神往、比较推崇他们的父辈,基本上跟新清华没有什么关系,是1949年前的清华。
清华大学在1949年后受到了重创。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清华大学成了一所工科学大学。1949年前,清华大学是严格按照西方大学标准建立的,1928年罗家伦做了校长以后,清华大学就是国立的综合性大学。当时综合性的大学至少要有四个以上的独立学院,如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等,才能叫综合性大学。
为什么1952年院系调整要把清华大学拆开,完会搞成工科大学。现在有两种说法,有一种说法可以找到史料,有一种是推测。可以找到史料的说法是,院系调整主要的动机是向苏联学习,所以学制上要向苏联靠近,再有就是当时中国的工业化要快速启动,中国没有那么多人才,所以要把清华大学的一些系分出去办成大学。后来还有一种推测,把清华解散的动议,可能是考虑到清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过于集中,清华比较洋派,受美国影响很重。1950年朝鲜战争以后,中国和美国成了仇人,清华是受美国影响的大本营,对新意识形态的建立不太有利。这个推测在逻辑上说不无道理,但现在还找不到文献来支持这个结论。1952年以后,清华的自由主义传统就慢慢消失了。院系调整时,当时清华大学发展得比较好的两个社会科学系已经没有了,一个是社会学系,吴文藻、吴景超、陈达、费孝通、史国衡等都是社会学系出来的,还有它的法学系也非常好。把完整的综合性大学搞成工科大学,显然是一个退步。
今天大家关注清华大学,更多还是关注它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清华有趣的现象很多。比如从文学上来说,好像有一种“北大开花,清华结果”的现象。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清华是最出作家的,比如叶公超、闻一多、汪曾祺、曹禺、钱锺书、王瑶、何其芳、李健吾、卞之琳、冯至、常风、李长之等等,九叶诗派也多是清华的(西南联大)。王瑶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学术上有一个清华传统,叫做“清华学派”,这个事实提醒我们,观察清华近100年的历史,对以后了解中国的学科历史很有帮助,清华确实是比较好地融合了中西学术传统的典范。
(2008年6月29日)
(美玲根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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