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中国知识界，你们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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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中国知识界，你们在哪里？

新加坡《联合早报》近日发表了邱震海的《中国知识界：你们在哪里？》的署名文章，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名大校在自己的新书《中国梦》中呼吁中国应该取代美国做世界第一军事强国，这一言论引起多国媒体的争议。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梦》中的观点时，普遍解读为“尽现中国不断膨胀的雄心壮志”。这本书的观点及其掀起的风波，令人想起去年出版的新书《中国不高兴》。两者代表的思潮和掀起的风浪十分相似，从中也再次折射了崛起期民族集体精神世界的成熟问题。   　　“大国梦”的似是而非   　　这名解放军大校在《中国梦》中认为，中国必须要争做世界一号军事大国。他在书中提到，“世界太重要了，中国不能让给美国”、“21世纪的中国，如果不能成为世界第一，不能成为头号强国，就必然是一个落伍的国家，是一个被淘汰的国家”；中美两国之间的竞争是“谁成为头号大国的竞争，是谁胜谁衰，谁来主导世界的冲突。”   　　该书出版后，一些外电认为，这名解放军大校认为中国应建设世界最强大军事力量，迅速前进，将美国从“全球冠军”宝座上掀翻。有评论指出，目前中国国内民众殷切希望中国领导层能将高速发展的经济转化为国际社会上更大的话语权，而《中国梦》恰恰证明了中国领导层所背负的这种压力。   　　最近一段时间到大陆一些书店就可以发现，在国际问题和社会科学的柜台，多了不少几乎全是谈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书籍，其中不乏像这本书所代表的观点。与过去几年同类书籍不同的是，过去几年的同类书籍大都谈论大国崛起的内在逻辑及别国经验，而现在的书籍则大都谈论中国应有的大国战略、铁血战略、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敌意及中西必然发生冲突等。这是近年出现的一个新现象，十分值得人们研究。   　　梳理大国雄心和历史悲情   　　必须承认，作为一种爱国主义情绪，这类书籍所代表的观点，孤立地看无可非议（一如去年出版的《中国不高兴》一书），但如果将其放到民族集体精神世界的成熟度的框架下看，就会发现，如果没有后者，那么光是讨论前者，就会有点类似一百多年前的日本“明治维新”。   　　无论是去年出版的《中国不高兴》还是最近的《中国梦》，其实都有一些似是而非的成分，即看上去具有合理性的成分，但细究或敲打之下却可发现躲藏在爱国情绪之下的茫然或非理性。对今天的中国来说，一方面具有大国雄心无可厚非，但另一方面这一大国雄心又是建立在过去数百年积淀而成的历史悲情基础之上。更重要的是，无论是过去数百年积淀而成的历史悲情，还是在此之上生起的大国雄心，其间都缺少一个理性梳理的过程，也就是思想启蒙的过程。   　　中国有句古话“玉不琢，不成器”。中国崛起期的民族集体精神状态，其实也可用这句话来形容。它就像一片原始而没有经过开垦的荒林，其间各种情绪鱼目混珠。在这种状态下的任何大国雄心，自然都带上了许多似是而非的成分。“明治维新”就提供了典型的例子。   　　“明治维新”教训值得汲取   　　“明治维新”伊始，日本作为后发国家，其目标也是要实现民族振兴，追赶西方一流国家，同时不但实现经济崛起，还要实现军事崛起，亦即“富国强兵”。但由于“明治维新”当时仅完成了物质现代化，而没有开启精神现代化的过程，因此“富国强兵”便成为日本国民盲目爱国情绪的集中旗帜，最后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步入了日本民族的军国主义危险道路。   　　中国今天的情况也是如此。中国发展包括军力在内的强大国力无可非议，既是中国百年梦想，也是中国崛起的题中之义。但这一崛起是否伴随着民族集体精神世界的成熟，就十分值得观察。须知，任何大国崛起都必须伴随思想启蒙的进程，不然这个大国的崛起之路就将走得非常具有风险。同样，无论对个人还是民族而言，只有思想的成熟才是真正的成熟和自信。然而，思想启蒙却并非军人的责任。即便一个真正成熟的军人也须具备一定的人文精神，但要求军人开启思想启蒙的进程，却无异于要求哲学家拿起枪炮走上战场。   　　当代中国呼唤思想家   　　因此作为军人，那名中国大校出版《中国梦》，虽然有许多可以探讨的空间，但从其军人的角度而言也无可非议。这是中国崛起期应有的多元声音中的一种。   　　问题是，在这种声音之外还应该有另一种声音同时出现。如果在中国书店众多谈论“铁血战略”书籍旁边，还有另一种异常清醒、理性的声音；如果在中国的公众媒体上，有众多中国知识界的精英，能由此引领这个民族的人们展开一场关于国家发展方面和精神走向的讨论，那么世界看到的将是另一个不同的中国，即是精神内涵更加多元、丰富的中国。而中国的民众也将在这一场精神世界的洗涤中，重新梳理自己的情绪，并将在精神上从感性走向理性，从茫然走向清醒，从杂草丛生的精神无序走向真正成熟自信的精神有序。   　　中国的发展已经从经济致富扩展到社会多元，从经济崛起延伸到军事崛起。遗憾的是，当越来越多的中国军人从幕后走到前台，当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需要思想启蒙的浇灌时，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却不见踪影。身处这个急剧变革时代的中国，在经济学家、法学家和社会学家之外，也还非常急迫地需要思想家。然而，今天中国多的是技术官僚和某一领域的专家，而独缺具有高度，能引领民族精神走向的思想家。   　　中国的知识界，你们在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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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Sorry，这只是一个标题

《中国三十年》、《中国大趋势》、《当中国统治世界》……这些从书名到内容无不面向中国高唱赞歌的书籍，正在纷纷涌进。当“大国崛起”的论据和判断来自域外，有人欢喜，有人不齿，出版商则大赚其钱。这些外国作者，他们是真诚的学者？还是浑水捞鱼的文化掮客？关键是，作为中国读者，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些看似激动人心的言论？也许，可以先听听《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作者马丁·雅克的“自白”。 　　“中国模式”存在吗？ 　　英国人马丁·雅克坐在沙发上，光头，戴眼镜，眼神锐利，反应迅速，你看不出来他已经65岁。这是5月，广州闷热、刚刚下过几场暴雨。他应出版社邀请在此期间环游中国、接受采访。《当中国统治世界》中文版面世已有四个月，据该书责编确认，销量已近10万，目标销量为30万。而在上个月，他刚刚结束了一场持续了十年的斗争——起诉一家香港医院因种族歧视与漠视，导致他的印度裔妻子死亡。他所供职的《卫报》将这场战斗称为“不可能的胜利”。他偶尔咳嗽，但在他的脸上，你看不出刚刚打赢一场十年战争的疲惫和折磨。 　　“我实在对自己的国家以及整个西方文明厌倦了”，他说。马丁·雅克生于1945年，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从1977年到1991年，他还是英国共产党理论刊物《今日马克思主义》的编辑。在80年代中期，这本杂志与其他反对派一起，形成了对撒切尔主义的挑战（当时英国政府处在撒切尔夫人内阁统治下）。不仅是他，上世纪70到80年代，有无数欧洲青年厌倦了西方文化。 　　虽然自称对西方已经厌倦，但不像其他激进到来到中国搞革命的左派同龄人，马丁·雅克在1993年才第一次真正接触中国和亚洲。据他自述，本来“只是出来度假两周半，完全没有大计划”。但是在广州、香港、马来西亚等地的游览使他震惊地发现“这些地区如果不是已经现代化了，就是正在积极向现代社会转变”。 　　“在这个时候，我就问自己现代化究竟是什么”，他说：“过去200年的历史是由欧洲以及其后的美国造就的，但欧洲究竟为何在200年前崛起？现代化是否就等同于西化？”提出这些问题时，他已经47岁，这是他第一次醒悟这些问题的重要性。 　　“我是一个在智识上非常活跃和严肃的人”，他说。他的确有辉煌的学术生涯可以炫耀：毕业于曼彻斯特大学，并且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曾学习数学、经济，曾为《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卫报》撰写专栏。目前，除了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做访问学者外，他还在日本爱知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任访问教授。 　　这次旅行后，他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他阅读得越多，就越发觉得以往的历史结论不可靠，因为“在19世纪末，中国和日本与欧洲一样发达、活跃”。 　　那么中国为什么落后了？中国还有没有重新塑造一个属于它的世界的可能？他问自己。在他为写作本书的阅读准备中，历史学家彭慕兰的《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给了他很大启发，这本书曾经在2000年获得美国的“费正清奖”，它的核心观点就是欧洲的崛起并非历史决定，而是由一些偶发事件决定。 　　于是，在《当中国统治世界》的第一部分，马丁·雅克首先质疑的就是西方历史撰写的结论：为什么西方会主导了现代进程。他花了四个章节来论述这个问题，而现代性是否普世、东亚特殊性、文明决定论……这些历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在马丁·雅克那里只用一个章节就解决了。他的结论就是，中国及亚洲具有文明上的特殊性，并且将在不断的发展中走上与西方不同的现代化道路。 　　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马丁·雅克，自己国家的造反派，成为了历史偶然性的辩护人，以及对应的中国文明特殊论、“中国模式”的拥护者。而在中国本土，曾经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历史事件的中国知识分子反而往往将中国问题归咎于决定性的政治落后，比如《晚清大变局》的作者袁伟时。他常常论证中国由政治落后导致国家衰落，因此需要接受普世价值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袁并不认为存在什么中国模式：“中国的成就来源于经济上融入世界，按照现代经济的规则改造自己……改造任务还长远得很、艰巨得很，现在就开始侈谈中国模式，‘早了一点’”。相比马丁·雅克在中国获得的待遇，中国本土知识分子的类似思想反而会被批评为试图“西化”。 　　别再“大话”中国 　　在马丁·雅克的好朋友中间，也存在坚定的“倒中国派”。《卫报》专栏作者威尔·霍顿已经跟他打了十年笔仗，“我们基本上在任何方面都不能达成共识”，雅克笑着说。威尔·霍顿也是一名中国观察家，出版过《墙书》（Writings on the Wall）等中国观察书籍。 　　有时，不管是马丁·雅克这样的“挺中派”还是霍顿式的“倒中派”，都会被另外一些知识分子看做同样的无知。 　　在一篇发表于《时代》周刊名为《别再大话了》（Big China Books： Enough of the Big Picture）的文章中，Jeffrey Wasserstrom写道：（无论挺中派还是倒中派）中国题材的“大话书”有两个共同点：宣称知道未来将发生何事；以及从简单的方法中得出“大问题”的结论。最成功的那些书会取一些煽动性的名字，例如《当中国统治世界》，并且会继续接连不断地产生支持或反对的“大话文章”。 　　这也许就是在出版社预期30万销量之外，中国知识分子反而对《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大趋势》等一系列中国题材图书反应极其冷淡的原因。一个现象是，在受访的多位知识分子中，没有一个曾经深入阅读过《时代》周刊称为“大话中国”系列的书。 　　曾经长期观察国际政治的安替对这本书有自己的看法：“马丁·雅克的确并不是那种完全扯淡的人。但是对他的看法，可以引用金融时报的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批评：中国统治世界的时候远未到。他们最大的分歧在于中国的发展是否具有延续性，是否会因为特殊情况而被打断”。安替认为，马丁·雅克的研究所引用的数据、推断出的假设都是在发展速度不变、政治局面不变，一切都顺利延续的情况下得出。而国家干预下的经济一度出现高速经济发展并不奇怪，如一战前的德国。 　　“这派学者认为这种经济发展的延续性需要质疑。这类国家，它的政治体制问题摆在那里没有解决，而这会不会造成发展中断？这是最关键的”，安替说：“历史有时会出现一些不连续的发展，特别是中国，每隔20年，跳跃和反复都挺厉害的。”他补充道。 　　事实上，关于所谓的中国趋势预测，早已开始。上世纪90年代，国际上已有“中国崩溃论”，预言中国的体制已经无法延续。但是，这一预言被历史打断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二次改革的成功，扭转了原先的颓势。 　　“上个世纪末的中国崩溃论已经被证明错误了”，安替说，而无论是中国模式引领全球的看法，还是中国崩溃说，都是靠不住的：“如果仅仅基于短期数据来投射到长期，企图对未来进行预测，这种研究方法和跳大神没什么区别。不管是是中国崩溃论还是中国崛起论，这两者的方法论在这一点上是共通的。我们既然能批判中国崩溃论一塌糊涂，那么也一样可以批判马丁·雅克的中国统治论是错误的。” 　　中国人不要读？ 　　在研究方法和内容受到质疑的同时，这本书获得了市场上的成功。《当》的中文版编辑对这本书的市场前景很有信心：“很多读者的反馈还是让我们感到非常欣慰的，当当网有一篇相当有影响力的评论就认为，无论本书能否发挥这样的功效——提醒中国人从正确的意义上看待自己的根——本书都是一本让大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学者汗颜，让小部分人应该感到羞耻的书”，编辑在给南都周刊记者的回复中说。 　　编辑正在为这一系列的前景所鼓舞：“我们策划了‘世界大趋势’系列书，迄今为止，这一系列书已经出了6种，包括《后美国世界》、《当美国倒下》、《世界大趋势》、《世界大趋势2》、《中美国：从激烈对抗对超级融合》。《当中国统治世界》这本书也是这一系列中的一种”。 　　还有的读者对这本书表达了无比兴奋的情感：“我怀着激动而敬仰的心情花了几天的时间阅读本书，作者高度评价及看重我国的历史和文化，把它与现时结合起来，探讨我国的崛起及对世界的影响。分析透彻深刻，令人信服而难忘。建议对中国和世界发展趋势感兴趣的人士读读此书，你定会有收获的。特别是面对当前的国际风云，尤其如此。”还有的读者认为，这本书应该列入全国文科博士生、硕士生必读书。与此同时，一些类似于“日本惊慌失措，强烈关注《当中国统治世界》”的帖子也在网上流传。 　　对《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三十年》、《中国大趋势》这类由外国人撰写的看好中国的书籍引入中国，并且畅销的现象，人大教授张鸣很生气：“这些人在中国最有问题的时候忽悠你，让一大帮人觉得中国都特别好，研究什么中国崛起的模式，说什么这个模式很牛之类，真是特别恶心。我们身在其中的人都觉得现在中国有大问题，结果却来这么一帮人忽悠得你沾沾自喜”。 　　“我不太关心这么宏大的命题”，崔卫平说，她的回答很简单。 　　曾为出版人的莫之许还没有读，就已经对这本书很有意见：“它又不是‘北京共识’的人写的（英国外交政策中心于2004年发表的论文，提出中国不同的发展模式），缺乏同行评议。我们都已经关注中国问题长达数十年了，如果是知名经济学家的意见，我们还会严肃对待一下。这样的流行写作就算了，和《中国不高兴》没什么区别。” 　　无论如何，他觉得“虽然人家未必真是来捞钱的，但看书都已经看不过来，实在没工夫去看”。 　　马丁·雅克对这种“中国人身在其中才能感受”的看法也做好了准备：“你知道《菊与刀》这本书吧”，他说：“我告诉你，《菊与刀》的作者从来没有到过日本。而且，认为中国情况特殊到外人不可理解的程度，这难道不是一种荒谬的优越感吗？我们时常需要从他人的眼光中来看到自己，才能更加了解自己。” 　　而他也公开回应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暗藏的质疑：“写书能获得什么利益？”马丁·雅克讽刺地看看记者：“我可以跟你保证，在中国卖书挣钱很少，因为中国的书定价太低。我这本书的主要收入来源，都在美国”。 　　安替给出了中文读者应该如何看待此书的回答：“中国人不要读这个书，因为这是给西方人看的。我们的阅读心态不一样”。 　　对安替而言，这又是一部当代的“狼来了”系列——它在美国卖得好，它在强调美国对亚洲的疏忽，它在鼓吹一个中国模式崛起与美国抗衡的前景。而且从这一方面来看，它说的是事实：“约瑟夫·奈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美国必须要正视中国在亚洲的现实存在。中国是不是统治世界，这是废话，但是已经统治亚洲这个是没有疑问的，他们都指出这一点。” 　　而对中国人来说，看类似的中国题材书籍，“除了麻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中国在亚洲的存在不可质疑，这是不错，而且大部分中国人也会这么想。但你再看别人重复一遍这个事实，这有什么意义？而如果别人在写的时候夸张太多，你看这书又会中毒。” 　　他最后的结论是：“西方人谈‘狼来了’的书，不适合被认为狼的那个人阅读。何况，如果我们是弱者，我们可以靠读这样的书来意淫；但你既没有弱到需要意淫的地步，又没有强到可以实现这本书中描写的场景。你我卡在中间，看它干嘛？” 　　莫之许则觉得，类似书籍出现销售热潮说明“中国这十几年发展了，大家就想确认位置，寻找自己的地位。这是人的基本的、不可避免的心理需求。作为一个国家的国民，我们需要在他人的眼光中看到自己，找到自己国家的位置，也找到自己的位置。” 　　更何况，由于存在话语分歧，一本书往往可以依靠在特定群体里激起反响，再不断引起反弹而刺激销量。像Jeffrey Wasserstrom所评论的那样，不断地激起此类文章的发表和出版。“出版社可能找到了一个好的商业模式”，莫之许说。 　　唯独作者是立场模糊的。 　　“为什么给这本书起名叫《当中国统治世界》？”马丁·雅克激动了起来，竖着指头对记者说：“你听我说，不要打断我——这是因为中国永远不可能真正统治整个世界。美国没有，英国没有，中国也无法统治世界”。 　　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终于像个真正的旁观者了。

来源: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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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理泰：书生论政误尽苍生——评《中国梦》

国防大学军队建设研究所所长刘明福撰写《中国梦》一书，出版后在美国引起颇大的反响。不少从事中国安全和发展战略研究的美国学者，对此书感到非常有兴趣。 　　笔者浏览了《中国梦》，觉得该书文字流畅，举例翔实，具有相当可读性。作者在行文层层铺开评述其基本观点时，立场不趋极端，姿态平实无华。若干人抨击该书时说，作者在书中声称中国为了实现在新世纪跃居世界头等强国的目的，将不惜与美国打一场战争之类的语句，在书中倒是没有发现。可见，有的人写书评时并没有仔细阅读﹐或許是人云亦云。 　　然而，作者在该书第259、260页中，表示认同关于“地球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和平崛起”的论断，同时又指出“中国的和平崛起并不排斥一种可能，那就是在反遏制战争中崛起”的可能性，还强调“没有军事崛起的经济崛起是危险的崛起”的前景；加上他在此书不少章节中，也流露出大汉沙文主义的情绪（譬如在第80页中说“中国有做世界领导者的优秀文化基因”），则此书留给外国战略家心目中的印象，同“不惜与美国打一场战争”的说法也相去无几了。 　　刘明福在书中阐释其对于后美国时代大国思维的理解时指出，中国必须谋求“军事崛起”，才能在新世纪跃居世界头等强国。他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强调，他在书中表达的个人观点，在中国军政界“具有一定广泛性”。 　　在太平洋彼岸，《中国梦》“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美国学界、军政界频频激起不小的回响。在西方国家，由此引起的有关中国深层次战略意图的问题，见仁见智。假如美国战略家得出共识，《中国梦》揭示的日后中国，必然要把美国从龙头老大的席位上拉下马的观点，确实在中国军政界少壮派中“具有一定广泛性”，西方国家难免迟早会结成“统一战线”，倾力对中国实行全面围堵，殆无疑义。 　　善战者不言战 　　刘明福等军界人士主张在现阶段即视美国为最大敌人，其观点在中国不乏附和者。他们大多数是政工出身或者是纯然从事文字工作者。他们可能对国际关系史甚至中国历史都不甚了了，遑论军事战略和政治外交方略，却在敏感时刻，就敏感话题，在中国政治中心侈谈全球战略观点。 　　中国有一句格言说，“善战者不言战”。历代名将都不好战，往往回避夸耀他们在军事学上的造诣，并且尽最大努力引导国家避免一场战争。一旦战争爆发，他们却会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立场，义无反顾地去争取打赢这场战争，因为他们早就在政治上、心理上和军事上对这场无法避免的战争作好了周全的准备。 　　刘伯承元帅是中共战神。据秘书生前回忆，平日他在家中电视观看战争影片时，却不屑或者不忍观看战斗场面。1959年，彭德怀元帅访问东欧诸国，当地人民夹道高呼：“英雄，彭德怀！”彭德怀却反复表示，不要喊他英雄，受欢迎的应该是那些在战场上丧生的军人及其亲属。此即二例。 　　笔者根据长期从事战略研究的经验，对《中国梦》的评断是“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或者用现代文字评断为“在战术上正确而在战略上谬误”。读者查阅一下中外历史，有哪个大国在崛起过程中，在战略研究领域中，任由如此论调得一时风气之先？ 　　相反，回顾中外历史，若干国家确实发生过同类情况，可是这些国家的崛起过程往往以失败告终。不但客观效果同主观愿望南辕北辙，而且国家和民族都创巨痛深。诚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 　　远的不说，仅观中国近代史，就可以发现一条规律，即在敏感的历史时刻，讨论国家大战略，若任由“书生论政”，得一时风气之先，向来不是国家之福。试举两例。 　　清朝平定了太平军、捻军掀起的内乱，沿海各省锐意兴办洋务，近代工业开始在中国蓬勃发展。李鸿章等人从欧洲进口了不少铁甲炮舰。单从硬件评估，北洋舰队似乎比日本舰队更为强大。当时，中国百业兴旺，远非前阶段半壁江山沦于内乱的情况可比，史称“同光（同治、光绪）中兴”。中国朝野，甚至不少西方人都认为中国正在崛起矣。 　　1884年至1885年，中法战争爆发。在中国尚未作好战争准备的情况下，以书生张佩伦为代表的清议派却侈谈用兵。张佩伦承认本人“不知兵”，却腆颜挂帅前往福建坐镇，指挥当地军事，结果料敌失误，损失惨重。要不是老将冯子材亲率子弟兵，在广西、越南边境前线冒险奋战，在千钧一发之际，扭转战局，中法战争的后果对中国更加不利。冯子材此举可谓“挽狂澜于既倒”，就维护国家利益的意义而言，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1894年至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当时内外大员中，在中枢通筹全局，于国际纵横捭阖，并急于洽购弹药修缮战备者，惟少数老成者而已；京城中清议派则惟高调主战，竞作纸上谈兵。及至北洋水师覆灭，日本陆军直逼京畿，京城一夕数惊，主战派陷入一筹莫展的境地，哑口无言者有之，销声匿迹者有之。尤其是甲午战败，给予晚清盛世以致命的一击，也是清廷十数年以后一朝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今，正值北京需要打点精神，在国内外应付全方位的挑战之际，岂能由纯然的政工干部或者文字工作者，在大战略的论坛上掌舵？他们固然有一腔爱国的热血，也肯费神考虑大思路，对之不能求全责备。不过，对这些言论应该纳入大战略领域予以专业性的考量。 　　作者是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