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光：共和国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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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光：共和国的教科书

辛亥革命百年之际，一套民国元年的教科书，即将影印再版。书名带着当年帝制转而共和的全新气象，就叫《共和国教科书》，由商务印书馆于1912年出版。 　　百年后重新编辑再版的工作，由文化出版物《读库》的主编张立宪完成。影印本将于今年10月面世，目前虽未正式发售，但在《读库》网店中，定价450元的平装本已预售出800余套，定价960元的精装本，也已经预售出近200套。 　　此前，知名媒体人邓康延编写的《老课本，新阅读》一书，前后两次印刷共两万册，基本售罄。 　　还有，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上海一家出版社于几年前翻印的3套民国老课本，一下子进入销售黄金期。其中由叶圣陶主编、丰子恺插图的《开明国语课本》，出版社“紧急加印10万套”之后，仍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民国老课本受捧之状，不一而论。 　　“大家常问我为什么要做一套老课本，其实翻开这些书看看，你就会为里面的内容所震撼。从各方面来说，它们应该得到这样的尊重，也值得用这样的规格出版。”张立宪笃定地说。 　　向更根本、更永恒的东西致敬 　　张立宪对民国时期的老课本产生兴趣，源于2009年。其时，他主编的《读库》上，登载了邓康延写的一篇文章——《老课本》。 　　几年前，邓康延到云南腾冲拍摄纪录片时，在旧书市场淘到几本民国年间的小学课本。反复阅读后，他被这些“带有体温”的文字所吸引。 　　“天初晚，月光明，窗前远望，月在东方。这是多么有意境的文字！”邓康延说。于是，他着手编写出《老课本，新阅读》一书，想让现代人领略那时的文字之美。 　　看到邓康延的介绍后，张立宪感觉自己“像打开了一扇窗”。他不时陶醉在这种文字之美中，顺口就背出老课本中的一段话。“竹几上，有针、有线、有尺、有剪刀，我母亲，坐几前，取针穿线，为我缝衣。”张立宪说，“寥寥数语，就勾勒出一幅亲情图。” 　　邓康延的这篇文章刊发后，“反响极好”。张立宪遂产生出版一整套民国老课本的冲动。因为当时，他所看到的老课本，大都不全。 　　去年春天，他从北京南下杭州，与学者傅国涌见面。 　　傅国涌长年关注中国近代史，对民国时期的教育颇有研究。他为张立宪推荐了3套书。一套是出版于1904年的《最新国文教科书》，为中国有新教育以来最早的教科书；第二套是1912年面世的《共和国教科书》；第三套是《新学制国语教科书》，是1922年民国学制改革后出现的教科书。 　　在傅国涌的介绍下，张立宪又拜访了学者石鸥。石鸥多年来一直关注基础教育，搜集有各种各样的老课本。在石鸥那里，张立宪大开眼界，找到了全套的《共和国教科书》等民国老课本。 　　曾有石鸥的朋友，也是一位长期研究基础教育的学者，在看到石鸥搜集的那些老课本后说：“‘钱学森之问’的答案也许可从这里寻找。”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一个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艰深命题。”石鸥解释。 　　听到这样的故事后，张立宪更有兴趣了。他认真读了几遍那些老课本之后，便成立团队，开始紧张的修订编辑工作。 　　“看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中国现在为什么出不了大师？不是因为西南联大比现在的北大清华好，而是因为当年的小学教育比现在的小学教育要好很多。”张立宪说。 　　时至今日，这套《共和国教科书》已经基本完成。包括初小和高小的《新国文》和《新修身》，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教授法》。这是近年来，最“完整”的一套老教科书。 　　在历史上，这是一套影响极大的课本。石鸥在研究中发现，当时其发行量在“七八千万册”。再版的次数也很多。1926年的版本，已为第2358版。而1922年，政府进行学制改革，所有的旧教材基本“不合要求”。 　　张立宪还雄心勃勃，准备再用几年的时间，再现一批老课本。“我们这个群体把民国老课本拉过来，一起向更根本、更永恒的东西致敬，或者在试图接近它。” 　　邓康延的《老课本，新阅读》，也被香港一家出版社看中，对方表示要在香港发行。 　　“越来越多的人看中老课本，说明一些人在反思，一些人在坚守一种文化诉求。”邓康延说。 　　民国老课本寄托着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想和情怀 　　张立宪的电脑中，储存着大量的老课本照片。那些泛黄的老课本上，有的残缺不堪，有的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就是在这一张张图片中，他和他的团队修缺补漏，推出了一套完整的老教材。 　　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前，也有一支支这样的队伍，在为这个国家修缺补漏。 　　石鸥介绍，民国初始，蔡元培执掌的教育部迅即公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规定禁止使用清学部颁行的一切教科书。新教科书的编撰工作随即在官方和民间进行。 　　商务印书馆也召集精英人马，开始编写工作。当时参与的人有庄俞、沈颐、高凤谦及张元济等。这些人，在中国的教育史上，都是值得浓墨重彩的人物。 　　在《编辑共和国小学教科书的缘起》一文中，商务印书馆的这些知识精英提出该套教科书的十四条编辑要点。其中第一条就是“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另还有“普及参政之能力”，“扩充国民之德量”，“以养成独立自营之能力”以及“以引起学生兴趣而启发其审美之观念”等多条要求。 　　这些编辑要求也体现在教科书的《编辑大意》中。《新国文》第一册的“编辑大意”就指出：“本书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为目的。” 　　“这些要求，即使放在现在，也让人耳目一新。”石鸥说。 　　在这套教科书的初小部分，学生们多是了解一些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翻看这套深蓝色封皮的线装书第一册，也可看到，从“人”开始，逐渐增加难度，并配以插图。 　　“这样的书，很适合孩子阅读。我5岁的女儿就喜欢读。有时，她看着图，还会让我给她讲。”邓康延的朋友杨政说。 　　邓康延的《老课本，新阅读》出版不久，杨政就背着他，在新浪微博上注册了“老课本新阅读”的用户名，并雇专人打理，将邓的书一条条摘录上去。开通仅5个月，已有2.5万多粉丝。 　　石鸥介绍，民国老课本的内容随着年级升高逐渐深入。到初小四年级，便开始选编大量政治常识内容。 　　《新国文》初小部分第7册中就有“共和国”、“平等”、“自由”等政治话语。《平等》一文写道：“共和国无阶级之分，人人平等，受治于同一之法律。不论何人，权利义务无不从同。虽以大总统之地位，犹必谨守法律，不能恃势以陵人。一旦罢职，即与齐民无异。此所以无不平之患也。” 　　《自由》一文写道：“凡属个人之自由，不特他人不得侵犯，即国家亦不得侵犯，其尊重自由也如是。” 　　“即使现在读这些文字，你能不感觉震撼吗？这些老课本中，寄托着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想和情怀。”石鸥说。 　　事实也是如此，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纷纷编写教材。蔡元培、陈独秀、严复、胡适等现在为大家熟知的知识分子，都有自己的教材问世。 　　邓康延还讲了一则民国趣事：一些学者编教科书时，曾就“来”和“去”的选用争执不休。有学者认为“来”字笔划多，小孩不易学，于是改成“去”。但又有人反驳说“太村太俚”。几番争执，最后出现在课本上的是“来来来，来上学”。 　　“伟人见末节，大师编小书。”他感叹道。 　　什么是潜移默化的教育？这才是 　　翻开《新国文》第一册第一课，一幅插图上方，大大地写着一个“人”字。插图中，大小7人，三世同堂。 　　而在之前的1904年，同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国文教科书》，则是以“天、地、日、月”开篇。 　　“教科书的编写，遵循立‘人’才能立‘国’的基本诉求，从人的自然属性到人的社会属性，从臣民到大写的个人，教科书试图确立起‘现代人’存在的现实合法性，以期成为理性国家的成长基点。”石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邓康延的《老课本，新阅读》出版后，老友陈丹青读后，给他发来一条短信：“民国教育好善良呀。” 　　张立宪也常收到这样的反馈。有读者在其淘宝店留言称：“什么是潜移默化的教育？这才是！” 　　中央电视台记者张均曾参与《共和国教科书》的校订工作。他颇有感触地说：“如果我们的国文从小就这么读过来，中国人的精气神就会完全不一样。” 　　根据当时的规定，教育部门鼓励和支持民间编写教科书，只要最后审查通过即可。各个学校也有自主选择教科书的权利。 　　正是因为这种自由状态，各个出版社为了抢占市场，纷纷编写出一些高质量的教科书，市场上的“劣质教科书反而不多”。 　　石鸥介绍，教科书还曾引发过几次外交纠纷。民国初年，一本影响力很大的教科书中出现反对某国的言论。当时该国强烈反对，并向中方递交外交照会。 　　“当时政府向对方答复，个人有言论自由，政府不能干涉。”石鸥说。 　　石鸥还发现，其后这本教科书虽然名义上被禁止发行，实际上却一直再版，只不过其中的激烈言论被删除了。 　　“辛亥革命的枪声并不激烈，帝制能迅速倒塌，五四运动能短期内发展起来，这些老课本功不可没。这也是现代人怀念老课本的原因之一。”石鸥说。 　　傅国涌也非常重视这些“没有污染”的老课本，认为能从中寻找到一些资源。在一次演讲中他指出：“小学教科书固然不能为一个民族提供文明的高度，但是它能够为一个民族提供文明的底线。” 　　面对如潮的翻印热，张立宪并不打算去解读其中的意义。“我们只是呈现一个多元的视角。告诉大家，在历史上还曾出现过这样的课本。”他说。

来源: 《中国青年报》 | 来源日期：2011年0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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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夫：书边废墨

一 　　喜欢寻醉的人，往往易在樽边邂逅故人。前日的酒局，意外遭逢邓康延兄。他曾经是知名媒体人，现在则一边写书，一边拍纪录片。 　　他当即馈赠我一册古色古香的新著——《老课本  新阅读》，并在卷首题字曰：破万古长夜，掌一豆灯火。 　　此书是邓兄拿民国年间的小学课本翻印，并加上他今天重读的札记，编次成书的。一个五十岁之后的今人，再来细读百年前（民国元年）的童蒙教材，竟然依旧读得有滋有味，且不时感到脸红——这，真是情何以堪的一种体验。 　　当年，我泡潘家园旧货市场时，也曾购得一册残破的类似教科书，至今珍藏着。即便是民国元年的发蒙课，放在今天来看，仍然透着贵气和庄严，是吾族三千年未毁的一脉香火。 　　就拿第一课课文来说，商务版是——学生入校。先生曰，“汝来何事？”学生曰，“奉父母之命，来此读书。”先生曰，“善，人不读书，不能成人。” 　　邓兄对此的批点是——上苍托先生转交学生一把钥匙，一把打开书房、教室、眼界、心扉的钥匙：读书。两个字，一件事，贯穿一辈子……不读书不能成人。史书印证：不读书，不能读书，不尊重书，多禁书的朝代，人非人。 　　当年国文课本的图文并茂，再加上邓兄今日阅读的妙语连珠，使得手中这本书，真正成了老少咸宜的上好教材。犹记得我的童蒙第一课课文是——毛主席万岁——个人崇拜的毒素，就是这样从孩提时代开始灌输进孩子的脑海的。以至于无数人，至今依旧是精神毒奶粉浸淫毁坏的类人孩；从某种意义上说，依旧还“不能成人”。 　　二 　　近日迷上新浪微博，在上面结识了不少不知姓名的同道中人。一个网名“五度”的哥们，素昧平生，约见赠我好书数册，其中之一是广西师大版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作者是当年的革命党人冯自由先生。 　　冯先生乃康有为的同乡晚辈，却十四岁就在日本加入兴中会，后又成为同盟会的首批会党。因此，他对于辛亥前的革命史，烂熟于胸，了若指掌。全书凡五十一章，详尽地记录了清末的革命志士，如何在世界各地联络同志，结盟各种会党，展开对清王朝从文到武的沥血斗争。 　　今年乃辛亥首义和民国百年的寿辰，重读此书，可知百年前的仁人志士，是怎样为推翻帝制打造共和而披肝沥胆的史实。当年那一时代，确确乎是英雄辈出，而今回顾，依旧惊心动魄，令人血脉贲张。 　　当年的党人，多与江湖帮会往还，得民间社会支持资助多多。故而民国诞生之后，五族共和，江湖秘密社会也成为可以合法注册存在的社团——同盟会和后来的国民党，还算是知恩报恩的一个执政党。共产党在野之时，也多与江湖行帮来往；其中一些大佬，也曾是哥老会或者洪门人物，得江湖之助亦不薄。然而鼎革之初，即瞬间扑灭整个江湖社会。两千年民间隐传的墨家一脉，至此斩矣。 　　帝制结束百年，还在走向共和。回看百年间的无量头颅无量血，吾辈真是无颜更无言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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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晚清民国老课本的新生命

——祝贺老六推出《共和国教科书》 　　【傅国涌按：大约去年冬天，有记者就晚清民国老课本的问题采访过我，当时，老六做的影印本教科书还没有出来，现在第一套“共和国教科书”终于来了，期待“新学制教科书”和“最新教科书”也能早日问世。这些老课本成套重印，对今天僵化的中国基础教育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尚无法判断。可以肯定的是百年后仍值得我们期待的这些教科书，经受住了岁月的考验。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好东西是不会过去的。老课本中有新生命，追寻失去的传统，这些老课本如今也成了我们的传统。】 　　记者：能否简要介绍一下即将出版的三套老课本？ 　　傅国涌：有一个做出版的朋友（《读库》主编张立宪）有意影印出版一些晚清民国时老课本，与我说起，我就推荐了商务印书馆的三套，一套是晚清的，中国有新教育以来最早的比较成熟的教科书，叫《最新国文教科书》；第二套是《共和国教科书》，民国初年出的；第三套是《新学制国语教科书》，是1922年以后的。这三套教科书的特点是没有污染。它们没有受到其它外部东西的污染，是纯粹的国文教科书。（现在已出版的是《共和国教科书》之国文和新修身。）但这并不是说民国的教科书只有这三套是好的，做事情要一步一步来，这三套做完后，他还希望以后把商务其他的版本以及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的教科书也影印出来。 　　记者：清末民初教科书的出版情况大致是如何的？ 　　傅国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这四个出版社，当年基本上瓜分了整个教科书市场。因为政府在很长一个时期没有垄断教科书，不光是没有垄断，大部分时候都没有插足教科书。民国在大陆存在38年，30多年间，政府是不管教科书的，没有介入教科书这个领域。最多是教育部有一个课程大纲，然后由民间的出版社自己组织人来编辑、发行。经过市场的筛选，这四大出版社胜出，各自占有了一定的市场份额，从他们四个出版社的比例来看，商务印书馆始终是老大哥，因为它在很长一个时期都占有60%的份额。 　　到了40年代，国民党政府才在重庆由官办的中正书局介入教科书的编辑和印刷。但也还是和民营合作，没有垄断。 　　从晚清到民国将近半个世纪，1903年到1949年，这是中国新教育的起点，也是最好的时期。新教育从开始萌芽，就很快成长起来，成熟起来。大约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就到了比较成熟的一个阶段。 　　将近半个世纪，中国教科书出版就是由几个民营企业决定的。民营出版机构当然对教科书都会非常重视，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使用了十多年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印刷版次超过2560次，我猜测它们每次的印数可能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大，一千册两千册也有，所以版次就非常多。 　　记者：您在一次演讲中提到小学教科书为一个民族提供了文明的底线。 　　傅国涌：我的原话是：“小学教科书固然不能为一个民族提供文明的高度，但是它能够为一个民族提供文明的底线。”这是小学教科书原本应该承担的一个使命。小学教科书远比中学和大学教科书更加重要。在没有普及义务教育之前，小学生的人数就要远远大于中学生和大学生的人数。现在的小学教育是义务的，是全民教育，所有的人，无论男女，生下来都要接受同样的教育，因而小学教育覆盖的面是最广的。因为面广，所以它是培养人、建构人的基本价值的最重要阶段。所以我说它要提供一个民族文明的底线。 　　记者：民国的教科书大都有着怎样的特点？ 　　傅国涌：这些教科书它首先是围绕着“人性”，而不是围绕着“党性”、朝廷、某个军阀的权力，它的目标是养成人、建造人，它始终围绕人性来编，这是一个根本特点。因而它特别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把这些因素都放在这些粗浅的教科书中得到了体现。 　　实际上这是一个启蒙阶段，启蒙的立足点是从人、从个体出发的，它不是从国家出发的。它重视人，重视的不是抽象的人，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个人。它立足于每一个具体的个人，也就是每一个会读这个教科书的小学生。从你的感受出发，从你跟天地万物的感知出发，推及到你跟家庭的关系、你跟学校的关系、你跟朋友的关系，你跟老师的关系，然后再延伸到你跟社会的关系，你跟国家的关系，它这样一层一层推开，让你来认识你和你眼前的世界。由浅入深、一步一步，让人成为一个人，而不是成为一个工具、成为一个能手，或者成为一个国家优秀的什么分子，都不是，它就让你成为一个健康的人、一个精神健全的人。 　　曾经有一个老课本的版本被嘲笑为“猫猫狗狗”，它都是从小动物，什么猫、狗、鸡啊。都是从你身边的事物出发的。今天的人可能反而不能理解这些课文，因为你家里可能就没有养狗、养鸡了。在那个时代可能家家户户都有狗，它就从你最熟悉的事物入手，通过非常生动的一种方式来表达。从最初的认一两个字，到后来认一两个句子，再到后面是好几个句子，最后面是成文。总体说，它要让你建立对自然的、人生的、社会的、国家的、世界的认识。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高小第一册第15、16课是《铁达尼邮船历险记》。高小就是小学高年级，民国元年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离现在有99年了。这篇课文比较长，所以分成了两课。那时“泰塔尼克号”事件刚刚发生，它用半文不白的语言来记叙这件事，写得特别棒，把事件写得特别清楚。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它用文言所写的这篇课文，其中对人性、对爱、对人的种种关系都从课文中体现了出来。因为“铁达尼”号很感人，它里面有人与人之间的爱和人性的那种美。课文讲发生海难后人们的表现，讲遇险的时候船长怎么样、船员怎么样、乘客的表现怎么样，说船上没有任何的喧哗，男子一律退后，妇女儿童可优先登救生艇。整个过程非常有秩序，在面临生命危险时没有人争上救生艇，也没有人口出怨言。乐队继续奏曲，跟平常一样，歌词的内容是“上帝乎，吾将近汝”，大家都要死了，要接近上帝了，唱的是赞美诗，歌乐声与船一起沉没。整个过程，船员没有一个人不坚守岗位的，秩序井然，旅客都在舍身救人，妇女也都情绪稳定，没有人在那里哭泣，偶尔有依恋丈夫不愿独自逃生的，船员也随她去。上面还有一张船撞上冰山的插图，画上的船很大。 　　这样的课文在那个时代的教科书里到处都能找到，它没有任何的意识形态的东西，也没有将任何我们今天课文中政治化的、超过人性以外的东西放进来，完全就是从人出发的，我觉得这是那个时代教材的主要特点。 　　记者：但是后来还是有意识形态的东西进来？ 　　傅国涌：后来有了一些变化，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以后，国民党三民主义强化以后，它的意识形态开始进入，比如说要求小学阶段，课文里要有多少篇关于孙中山的文章。但是这些写孙中山的文章，都还比较朴素，不太离谱，没有把它写得太伟大光荣正确，因为一般都写的是孙中山少年时代的故事，故事里没有写他是天纵英才，生下来就有多么先知，都从他品质比较好的角度写，尽量从比较有趣的小故事来讲。 　　但是当时整个教科书体系，从低年级开始，还是写些小动物，花鸟鱼虫、风云雷电的这些东西，它也不是科普，就是让孩子认识这个世界，认识真实的世界。首先从认识周围的事物开始，然后认识家庭，认识社会。到了高小阶段，有介绍华盛顿、孟德斯鸠、卢梭的文章，也有介绍中国古代文化，比如苏东坡、诸葛亮、《桃花源记》之类文章，古今中外都有，也是一个平衡。但是它围绕着一个轴心，就是我刚才说的人性，它完全是从个人出发的，它完全是一个个人的视角，而不是一个超个人的视角。不是一个抽象的国家或社会的视角，而我们现在课本的视角就是国家，一上来就告诉你国家是至高无上的，个人是微不足道的，几乎等于零。现在我们第一课一般就是和国家相关的东西。 　　记者：民国教科书有没有传递那时活跃的民主思潮？ 　　傅国涌：有啊！这是它的一个主要使命。在《共和国教科书》这个时代，《公民教科书》还没有单独列出来，它那时叫《新修身》，主要以品德教育为主，还不是公民教育。1922年，新学制确立下来以后，《公民教科书》替代了新修身，国文我们改名为国语，这个时候国语承担的公民教育的使命落到了《公民教科书》那里去，但在共和国教科书时代，这个版本用了十年以上，还承担着一个公民教育的使命，所以它会讲很多政治体制、共和的常识。比如说国体啊、政体啊、中华民国是怎么成立的，要怎么样尊重人类啊，还有专门解释什么叫共和政体的课文，每一册都有很多这一类的文章，讲什么是议会、什么是公民权利，这些内容它一直都有。这也是它的一个使命。 　　我给大家说一下这本教材的的编辑大意，编辑大意就相当于编辑方针，讲为什么要编这个小学教科书。第一条是“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编这个教材的目的不是说要让你成为一个语文的高手，不是要让你考试考一百分，它是为了让你要养成自由平等的精神，守法合群的意识，养成共和国民的人格。它是从人格陶冶的角度来出发的。第二条是“表彰中华固有之国粹，以启发国民之爱国心”，那就是要把古文放进来，要让你知道中国古代灿烂的文化，第三条也不是和知识有关的，它叫“矫正旧有之弊俗，以增进国民之智德”。第四条讲的可能我们今天的人会特别惊讶，第四条是让小学生了解一切国体、政体及一切法政常识，并普及参与政治之能力。 　　这是编小学课本的前四条目的，后面的还有一大堆，这些目的几乎都是这方面的，没有一条符合我们今天的要求。比如第八条，通过小孩子的国民教育，培养他国民生活上的技能，以养成独立自营之能力。他都是在讲能力、见识，爱这个国家，参政的能力，养成人格，都是这些东西，就是说编教科书的用意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跟现在相比，出发点不一样。我们现在是要培养服从的，守纪律的，听话的，考试考得好的学生，很讲究知识点，这个知识点要懂哪些，哪个知识点又要懂哪些，今天更追求一些琐碎的，看得见的东西，更看重实用性、政治性、国家性，而不是精神层面的东西，现在更强调性。所以塑造健全、独立个体的目标在我们教育里是没有的，它不考虑个体干嘛。 　　记者：那时没有课文造假吧？ 　　傅国涌：那个时代的教科书都是接受了千锤百炼，在竞争中生存下来的，稍有疏漏就被对手搞垮了，因为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今天我们虽然有苏教版人教版北师大版，什么什么版，但是总体上还是没有竞争的，因为它还是垄断的，也就是那么几家嘛。那个时候是任何出版社都可以编教科书，都可以来参与竞争，在那样一种竞争环境之中，如果你有什么辫子、把柄、漏洞，早就被竞争对手揪出来，直接致于死地了。那时候的教材，每个学校都具有自主选择的权利，我想用谁的教材都是自愿的，没有人可以来强迫，没有教育行政部门可以强迫哪个学校用什么教材。 　　记者：这些民国教材对于我们今天的教材编撰，有着怎样的启示？ 　　傅国涌：晚清到民国学校、教师自主选择教材的权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现在大家都关心教材这个问题，说明我们的教材确实是问题很严重。我们今天之所以要回过头看过去的教材做到了哪一个水准，无非也是要寻找资源，虽然这些是往后看，是旧的，但是它对我们今天来说仍然是一个新的资源，因为往后看和往外看都是在寻找资源，资源无非两种，一种是外来的资源，一种是我们本土已有的资源，以往的资源我们往前追溯，61年前那些资源今天来看就是崭新的资源，也许我们已经不能照搬那样的资源，但是它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新的思路，成为可以依赖的传统。现在要影印出来的这三套老课本，最主要也是给关心今天中国教育变革的人，对于中国的教育未来抱有期待的人，提供一些资源，也是提供一个参照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