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一边打渔网一边读《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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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南：许世友读《红楼梦》

2012-01-11    王春南    人民政协报

曾经看到媒体上一些介绍许世友读《红楼梦》的文章，《瞭望新闻周刊》上一篇文章说，许世友读的《红楼梦》，是经过他当时的秘书删节的:“有一种回忆录说许世友最后是让秘书抄录‘精华’给他读，这应该更接近真实……” 以上说法未必“更接近真实”。本文作者当年曾就职于《新华日报》，对此事有所耳闻，最近，他采访到了删节者本人。 许世友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读《红楼梦》(节本)，是“文革”中的事。那时许世友除了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职务外，还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因为在地方上任职，所以江苏的很多人都见过许，或跟他有过交往，我就曾听过他的报告。 许世友作报告 有一次，新华日报社军管组的同志把全体办报人员(大约有30多人，其余人员都被送到一个人去楼空的大学校园关门搞“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带到南京中山东路31号省革委会招待所(现钟山宾馆)，听取许世友司令员的报告。 那天许世友穿着一双草鞋，那是用布条打的。他作报告有秘书拟的稿子，一页纸上只有几十个大字，据说有些“生僻字”——对认字不多的许来说，秘书都用同音字注音。许世友的这次报告，最核心的一点是，要求报社“不要东张西望”。这其实就是指不要受上海方面的影响、干扰，不要被当时特别走红的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牵着鼻子走。 据我当时的笔记，他是这么说的:“要坚决打击投机倒把，坚决纠正不正之风。政治上的投机倒把比经济上的投机倒把更坏。不能什么人都代表党中央，哪有那么多党中央？跟路线，不要跟人。不要像《封神榜》上姜子牙斩将封神。少吹牛。大城市的东西，小城市不一定都学。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小孩子穿大人衣服怎么行？不要耍两面派，不要找什么‘靠山’，要靠党，靠路线。” 他的话，当时觉得有点隐晦，不大听得懂。后来才明白，他是告诫我们不要跟错了人，不要跟上海的那几个人(张春桥、姚文元等)跑。 毛泽东让许世友读《红楼梦》 1973年12月12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发布命令，对八大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毛泽东在接见各大军区负责人时，问许世友看过《红楼梦》没有，许回答说看过。毛泽东说:《红楼梦》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要坚持看五遍。并指出:中国古典小说写得最好的是《红楼梦》，你们要搞点文，文武结合嘛！你们只讲武，爱打仗，还要讲点文才行啊！文官务武，武官务文，文武官员都要读点文学。 毛泽东让许世友读《红楼梦》，许世友还真的照办了。不过他读的《红楼梦》，不是足本，而是节本。 　　我当时在新华日报社评论组工作，信息比较灵通。我从报社军管会的军代表处得知，许世友读的删节本《红楼梦》，不是由其秘书，而是由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年青教师吴新雷删的。 为了验证我当年听到的这个消息，也为了验证我的记忆，2011年夏我特地请教了南京大学原副校长、文学院院长董健教授，他说:“许世友要读《红楼梦》，他的秘书找到南京大学，要学校搞一个删节本，南大的领导指定中文系的吴新雷承担这项任务。经他删节，《红楼梦》还剩5万字。” 把《红楼梦》精简成5万字 吴新雷教授现为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导，年届八旬，现任中国古代戏曲学会常务理事。他有《中国戏曲史论》、《两宋文学史》、《曹雪芹》、《曹雪芹江南家世考》等专著行世，在学术上卓有建树。2011年11月19日晚，我拨通了吴老师府上的电话，向他求证删节《红楼梦》一事。他告诉我:“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到北京开会，毛泽东对许世友说，《红楼梦》不读五遍没有发言权。《红楼梦》部头那么大，许世友怎么读？他手下人就动脑筋了，想到了找研究《红楼梦》的人把《红楼梦》精简成5万字。这事是保密的，不说许世友要看。由南京军区政治部出面，找南京大学革委会落实。南京大学革委会的军代表把任务交给了中文系。中文系的军宣队、工宣队就询问系里的教师，谁研究清代文学，得知我是搞宋、元、明、清文学，特别是戏剧、小说研究的，于是把任务交给了我。当时向我交代:对《红楼梦》是压缩，而不是缩写；要全部用原文，不能有自己的话；主要人物、情节都要有。搞了几个月，我倒是真的读了五遍，不然串不起来。《红楼梦》中的诗词，只保留了一两首，《葬花吟》‘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还是保留了。” 我问吴老师:“你当时不知道是为许世友删节《红楼梦》吗？”他回答说:“当时只说是南京军区政治部下的任务，没有说许世友要看《红楼梦》节本。删节《红楼梦》，当时不好说，因为毛泽东让许世友读《红楼梦》，是让许世友读全本，哪个叫你看5万字的节本的呢？删节《红楼梦》当时如讲出去，会出许世友的洋相。现在来说这件事，就当做奇闻轶事了。因为我们是老朋友，我才对你讲这么多。”吴老师是我敬仰的老师，承他看得起。 我又问吴老师:“《红楼梦》节本的底稿有没有保存下来？”他说:“没有保存。因为是政治任务，谁还敢偷偷摸摸地留底？” 　　许世友读《红楼梦》才过去30多年，他用过的《红楼梦》删节本出自谁之手已不甚了了。幸好为许世友删节《红楼梦》的吴新雷老师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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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书重读：永读永新《红楼梦》

2012-02-24    周玉宁（文学媒体编辑）    光明日报

在中国众多的艺术杰作中，我独独喜欢曹雪芹的《红楼梦》。初读这本杰作时还很年轻，但当时的心灵震撼至今仍记忆犹新。 《红楼梦》后来又读过几遍，我以为这是一部可遇不可得的奇书，如果曹雪芹不是生在那样一个诗书簪缨之家，如果他不遭遇家族的败落，或者他没有写作的大天分，我们就无从享受阅读这一杰作所带来的快感。《红楼梦》尚未完成，他就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实在是中国小说史上的最大遗憾。 这部公认的杰作好在哪里呢？我觉得它最大的好，就是写出了中国人的精神实质，写出了日常生活中最难以写出的粘滞的东西。 怎么叫写出了中国人的精神实质呢？从小说来看，宝黛的爱情是悲剧，与中国传统戏剧的才子金榜题名、佳人洞房花烛的喜剧结局似乎不同，而四大家族的衰落也不符合中国式的大团圆收场，所以有人以为《红楼梦》是中国小说的异类，这也是有道理的。只是，人们忽略了中国人精神深处还有一种对命运的迷信，对未来不可知的恐慌，以及对生命虚无的迷惘。曹雪芹在《好了歌》里就将这种悲观与迷惘表达得很清楚，小说的许多情节线索也是此主题的展现。 从爱情姻缘的展开看，《红楼梦》实在写出了爱情关系的复杂性。除了宝黛的木石前盟，还穿插了宝玉宝钗的金玉奇缘、宝玉湘云的宝玉麒麟配，还有袭人、晴雯等等，在一个群钗环绕的环境里，宝玉仍然保持了对林黛玉感情的真诚与精神层面的执著专一，这写出了贾宝玉精神格调的不同流俗。而他们的悲剧结局，其实是曹雪芹对生命悲剧意识的表达，再相投的爱情在面对个体生命的归一时也是无能为力的，而这种悲剧意识正是曹雪芹高于其他“才子佳人作家”的地方。 宝玉与女孩子们的感情纠葛，正是作者对宝玉这个贵族青年不同人格层面的揭示。与林黛玉的爱情，揭示的是他精神层面中反世俗、追求高远的一面；而对宝钗某种程度的喜欢与敬而远之，揭示的是他在成长过程中对于现实所强加的责任与义务的了解与躲避。在高鹗的续写中，宝玉在黛玉死后弃宝钗而去，出家做了和尚，一方面固然是躲避自己的责任与义务，一方面则是追求自我精神的高标，拒绝妥协，这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与价值观中并非个例。中国文化除了有儒家文化的强大传统，也有老庄思想隐逸超脱的理念。家族所加于宝玉的是儒家的入世与责任，他在衰落的家势下是难以承担起如此重任的，而最终选择了逃避，这也与他一贯对世俗事物的看法相一致。他不必违着自己的性子与“禄蠹”们为伍，也不必再听身边娇妻美妾的絮叨，而是去追求自己生命的大完成。《红楼梦》实际写透了中国人身上儒释道思想混杂的矛盾。 如何又说《红楼梦》写出了日常生活中粘滞的东西呢？《红楼梦》前八十回将封建时代贵族家庭生活的讲究与奢华描写得淋漓尽致，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情节推进的自然流畅是别的作品难以企及的。整个故事就如真切地发生在眼前一样，鲜明突出的人物性格，行云流水般的情节过程，都可谓中国古典小说的极致。以第三十回《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椿龄画蔷痴及局外》为例，不仅将宝黛钗三人之间的微妙关系描写得令人称绝，还写出了宝玉与王夫人的母子关系、王夫人的性格特征。而笔致从宝钗黛玉落到金钏身上，则为小说编织了一个绵密的网，网进了生活的各个层面。从金钏口中牵出贾环与彩云，则将这张网的网眼又缩小了一格，生活之流就表现得越发接近于真实，人与人之间的互存与互斥关系就表现得越发细腻。《红楼梦》的高妙处就是将这种日常生活中粘滞的东西表现得处处皆在，这亦是它能够成为经典的原因之一。 联想到当下文学圈难以产生巨作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我们思想能力、写作能力与创新能力的枯竭。而摆脱窘境的方法，没有其他，只有生活、阅读与不停的思考。在今天这个时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写作带来了极大的便捷，这是前人所不能企及的，然而，我们能否创作出如《红楼梦》般，甚至更为优秀的文学巨作，更在于我们对于自然、生命以及世俗生活的理解与表现能否有别于前人、超越前人。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于后人有所启迪、有所贡献。让同道中人共同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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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拍四大名著《三国》口碑最好《红楼梦》最差

2012-03-01    冯遐    北京晨报

近两年，四大名著被陆续搬上荧屏，不可否认，创作者还是抱着敬畏之心想去做好这件事情，但无奈自身和团队能力有限、逐利和浮躁的业界环境使然，最终难尽如人意。某位学者就透露，他当年去给新版《红楼梦》上课，全剧组读过原著的不超过10人。面对此种绝非个例的创作氛围，早在2011年4月举行的电视剧导演年会上，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司长李京盛称，“专家学者观众对‘四大名著’的翻拍有褒有贬，我们也反思了很多管理经验，名著翻拍对普及民族文化还是有作用的，但不能轻易去碰。”李京盛表示，“短期之内，四大名著不能再拍了。” 翻拍·动机顺应国际潮流 面对奉为经典的老版和观众挑剔的眼光，制片方要承受的口水压力只是大小、而不是有无的问题，但为何还会像抢香饽饽一样争取拿到立项？ 新版《西游记》制片人张纪中就坦言，“翻拍的作品一般都是经典，比较保险。像四大名著毕竟有那么一本小说，‘平地起高楼’非常难。与老版相比，翻拍时如果能够融入新的想法，部分观众还是能够接受的。”但从播出后的反馈来看，太多声音对造型和特效提出了质疑，看来还是不能接受。“团队能力和制作水准真的达不到，拍什么都有风险；电视剧产量一年两万多集，有多少能播出来？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新版《西游记》还是成功的，它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比如特技没那么好，但整体上还是有跨越的，比以前已经好了很多很多。我觉得，能不能提升和推动同类题材的作品，也是考量一部作品成功与否的标准。新版《西游记》使国内的CGI（特效制作）水平提高了很多。” 作为新版《西游记》投资方，慈文传媒董事长马中骏就是想做一件有影响力的事情，而且他认为翻拍是一种潮流，关键是要与时俱进。“翻拍是国际流行的惯例，随着时代的发展，名著经过重新诠释所散发出的不同味道是有价值的。以《西游记》为例，86版的特色是造型的戏曲化，定位的儿童化；新版的造型更接近原著，更原生态，观众群更年轻化、网络化。新版有不同的东西。” 华录百纳是新版《红楼梦》的投资方，在公司副总罗立平看来，当初重新拍摄《红楼梦》的目的很简单，也很明确，就是要打造一部公司的扛鼎之作。虽然新版《红楼梦》这杆大旗并没有如预期般高高飘扬，口碑和收视也难尽如人意，不过罗立平还是认为，该剧从筹备到播出历经十年，这期间正是因为有了“重拍《红楼梦》”这样的标杆式任务，公司上下在一种潜移默化的气氛中出品了多部佳作，如《双面胶》、《媳妇的美好时代》、《黎明之前》等。 翻拍·效益数钱伴着挨骂 对于翻拍四大名著而言，弹多于赞在意料之中，稳赚不赔也在意料之中。除了尚未播完的新版《西游记》，在已经落定的其他三部中，盈利最多的是《三国》，在50%左右，也是创下当时市场行情之最。盈利最少的是《红楼梦》，仅为20%，这与周期过长，中间导演几易其主有很大关系。 马中骏告诉记者，新版《西游记》是微利，由于现在还有一些版权正在洽谈，所以最终能赚多少还不知道。但是当初在确定投资的时候，慈文还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当时购剧的平均价格在100万/集，而新《西游记》的投资是200万/集，最后考虑到这个戏将来播出后的影响力，慈文还是下定决心要挑战一下。 新版的口碑方面，就“新版四大名著，您觉得哪部最好，哪部最差”的问卷，记者调查了10位媒体人、10位普通观众，新版《三国》以14票获得“最佳”，新版《红楼梦》以17票评为“最差”。对于新版《三国》的争议多集中于台词穿越，比如，公孙瓒对曹操说话引用了500多年后唐朝诗人高适的“天下谁人不识君”，吕布引用了800多年后宋朝诗人欧阳修的“酒逢知己千杯少”，刘备则引用了1400多年后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而对于新版《红楼梦》的诟病就多了去了，从演员人选、贴片头造型、诡异的音乐、流水账式的情节到频繁出现的旁白等。 媒体人孟小姐表示，“说实话，我哪个都不喜欢。新版《红楼梦》，接受不了，风格太怪异了，演员也差；新旧两版《水浒》太像了；新版《西游记》，电脑游戏风格的造型也很不喜欢。现在唯一能让我看进去的就是老版的《红楼梦》，这部戏不是胜在技术和技巧，它是胜在演员和文化气质，所以很耐得住回味，并不会觉得过时。” 虽然新版《红楼梦》是自己的“孩子”，但罗立平客观地表示，“画面精致只是一方面，故事的挖掘的确有一些遗憾。任何事情不能是形式大于内容，使劲要使对地方，这个戏出现的一些问题也是今后的经验和教训。” 翻拍·超越技术都有提高 新版有没有超越老版之处？有。凡是技术的都有提高。罗立平总结说，“我认为四部作品从制作上都是精益求精，并且都达到了当下比较高的水准，这在一般的普通作品中是达不到的。” 的确如此，像新版《三国》的战争戏份，镜头更写实，场面更开阔；新版《红楼梦》唯一值得称道的也就剩下画面精美了；即便是新版《西游记》中令人失望的特效在张纪中看来也推动了国内CGI的水平，领跑同类题材剧。 新版四大名著给业界树立了技术新标杆，对荧屏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至少目前来看，距离“经典”二字尚有差距。记者想起一位业内人士的名言：反复播出的剧目不一定是经典，但经典的剧目一般都会被反复播出。每到寒暑假，老版的四大名著绝对是无可争议的荧屏霸主，以今年春节为例，老版的《西游记》和《红楼梦》以及《步步惊心》、《潜伏》就是重播热剧。新版四大名著中，记者只看到了《水浒传》，这或许与该剧有些许“系列剧”的特色不无关系。 两年的时间或许太短，不足以检验出谁是真金。虽然新版《西游记》骂声一片，但马中骏还是抱有乐观心态，“新版至少有二十年的生命力，剧情中很多人生的智慧，人性闪光的东西，比如师徒四人西行八十一难战胜自己心魔的历程，老版在这一块并没有明确强调。至于造型，刚看到时我也很忐忑，但重拍就是挑战，我一直拿埃菲尔铁塔作比喻，这个铁家伙刚到巴黎时，市民都觉得难看，现在成为了巴黎的象征。有争议也没什么大不了，任何一种结果都是正常的。”罗立平对于新版的流行程度并没有那么乐观，“仅仅提升制作水准是不够的，经典最核心的东西还是文化，这点恰恰是新版做得不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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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瑞藻《小说考证》特引《批本随园诗话》中一条批语并加说明。批文如下：　　乾隆五十五、六年间，见有钞本《红楼梦》一书，或云指明珠家，指恒家。书中内有皇后，外有王妃，则指忠勇公家为近是。
　　这条批语批在《随园诗话》卷二袁枚提到曹雪芹作《红楼梦》那一则上蒋瑞藻的按语说：“前人鲜道及者，录之以广异闻”。可见直到蒋瑞藻辑《小说考证》时，“傅恒家事说”还不大为人所知。
　　这个《批本随园诗话》是191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前有冒鹤亭的序；知道作者是闽浙总督伍拉纳之子。伍拉纳以贪渎于乾隆六十年被斩首，其子侄均远戍伊犁、到嘉庆四年乾隆去世嘉庆亲政后才被赦回，这些批语大概是赦回以后作的。冒序说：“其人笔下亦不甚通顺，且满纸别字。以其所书多遗闻轶事，为删润之”。批语中直接间接涉及《红楼梦》的地方很不少，多处提到尹继善、傅恒、福康安、明仁、明义、思元主人裕兴、瑶华道人弘  、那鉴堂等与《红楼梦》 有蛛丝马迹的人。许多地方都可以作为“傅恒家事说”的旁证。可惜一直未引起红学界的注意。
　　我不妨稍微多费点笔墨在这里爬梳一下。
　　首先，这条正面谈及“傅恒家事说”的批语本身就有点怪，他说“书中内有皇后，外有王妃”就与《红楼梦》不合。《红楼梦》中元春只是一个贵妃，并非“皇后”，探春也不是地道的“王妃”，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认为这不是他看到一个什么其他的本子，而是和袁子才一样马大哈，根本没有细读过《红楼梦》。其次，批语中的“指忠勇公家为近是”的“忠勇公”长期以来被许多人误解了，早期红学史上的“张侯张忠勇家事说”就是对这条批语的误解引起的。其实，这里的“忠勇公”就是傅恒。傅恒于乾隆十四年以军功封一等忠勇公，三十四年逝世后才溢文忠。文忠公是傅恒，忠勇公也是傅恒，《红楼梦》与什么张侯张忠勇根本无关。
　　傅恒家在康雍乾时代是一个非常显赫的家族，傅恒是李荣保的儿子，他的两个伯父马齐、马武，在康熙朝权倾一代，民间曾有“二马吃尽天下草”之谣。但在康熙四十八年正月，马齐因废太子复立一事得罪康熙，一度被捕下狱，马武、李荣保一同被捕，几乎被杀。不过不久又被康熙宽宥了，活到乾隆四年才以八十八岁高龄去世，可谓福寿双全。傅恒的姐姐是乾隆皇后。儿子福康安相传是乾隆的私生子，封王爵，是爱新觉罗以外唯一的异姓王，嘉庆元年死于前线军中时，乾隆还在世。另一个儿子福隆安则是乾隆的女婿。傅恒府第在马神庙东街，占了半条街，建筑格局为东西两府当中夹一座家庙，与宁国府、荣国府两府之间夹一座家庙的格局相同。而且，傅恒的后花园备极繁华，尹继善曾游览过，还写过两组诗。第一组是六首七绝，题为《丙子冬奉命入觐，随忠勇公后遍历香山昆明诸胜，时将南旋，承赋诗赠行，因次元韵》，是一般应酬之作，但最末一首有“名园在望未跻攀”之句，可见尹继善对傅恒园林仰慕之深。第二组诗也是七绝，一共十首，题为《过忠勇公第即事》，我曾在《红楼梦学刊》1979 年第2 辑专文介绍过。诗中不但有“迥廊曲槛”, “画栋”“飞霞”, “翰墨”、“天章”, “红栏曲水”这些类似荣国府气象的描述，还有“竹径松荫”, “绛纱”、“桂树”等北地并不多见而颇具大观园特色的景观。特别是“金钗十二人何处，列屋新妆只画图”两句，似乎还能证明傅恒园林的“轩窗”之上曾有过红楼十二金钗的画图。且诗中“漫将游戏当繁华”、“偶凭粲者寄清娱”这样的句子也来得很突兀，这不分明透露出这所府第园林曾被某一个“粲者”为“寄清娱”而写人“游戏”文字宣讲过他的“繁华”梦吗？
　　凡是接触过脂本的人都知道，庚辰本第七十五回之前，有“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对清。缺中秋诗，俟雪芹”这样一条墨笔批语，许多人认为这段时间雪芹不在北京。雪芹哪里去了呢？因为河南博物馆《雪芹先生小照》的出现，尽管这幅画像的真真假假至今还有争论，但雪芹在乾隆二十一年前后曾在两江总督尹继善的衙门作幕，这种可能性是不排除的。而乾隆二十一年恰是丙子，正是尹继善奉命人觐并参观香山昆明诸胜及傅恒园林的时候，傅恒府第园林与荣宁二府及大观园非常近似，尹继善诗中又出现“十二金钗”、“游戏当繁华”这样巧合的诗句。我们说这正是因为曹雪片此时还在他幕下，他看过他的《红楼梦》，且知道《红楼梦》的环境描写，是以傅恒府第为载体而附丽以皇家园林诸景作基础的，才万想趁入觑之便请傅恒导游，游后又赋琦纪兴、不是顺理成章的吗？
　　雪芹身世，至今还有许多未解之谜。比如说，他与敦氏兄弟，交情不为不厚，他年长于敦氏兄弟近二十岁（当然是按王利器等人的算法），敦氏兄弟却没有把他看作师长，那他与敦氏兄弟“虎门数晨夕”时在右翼宗学中的身份究竟是什么呢？满人尤其是皇族是很重师道的，他在宗学肯定不是教习，不可能与敦氏兄弟有师生关系。那么，与其说他是宗学中的什么高级职员，不如说他那时正在傅恒府作幕，常来宗学串门，所以与敦氏兄弟交往，更合情理。马神庙东街离右翼宗学是不太远的。
　　而且，假定乾隆九年至十九年雪芹曾长期在傅恒府作幕，过去许多难以解释的疑难也都可以迎刃而解。例如：元妃省亲，脂批说曹雪芹曾亲见亲闻，就很难解释圆满。不要说雪芹家族中从来没有出过皇妃，即使有，皇妃省亲也决没有元妃省亲那种气派；自北京返江南省亲，也决不可能“酉初请旨”, “戌初起身”，一切仪注完毕，“丑正三刻，请驾回銮”，前后只用三多个时辰，七八个小时！如果雪芹曾长期在傅恒府作幕，他亲眼见过，亲耳闻过乾隆皇后省亲，那就不仅完全可能，也完全符合《红楼梦》中的规定情景了。
　　这里，我还想提出两条庚辰本的朱笔行间批、说明《红楼梦》与傅恒家事的血缘关系。我以为脂批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傅恒家族中人批的。
　　一条在第十六回，当贾琏与凤姐闲谈说及皇上允许殡妃省亲，周贵纪家、吴贵妃家都在作省亲准备时，坐在一旁的贾琏的奶妈赵嬷嬷说：“阿弥陀佛，原来如此。这样说，咱们家也要预备接咱们大小姐了。”在这一句的右侧，有五字朱笔行间批：“文忠公之嬷”。这是说，赵嬷嬷这句话的口气，是傅恒奶妈的口气，且批语称“文忠公”而不冠姓，说明批者是傅恒家族中人，傅恒此时已经逝世了。又一条在第十八回，元妃省亲己入园中看景时，忽插入石头自称“蠢物”的一段议论，解释为什么大观园对额竟用宝玉所偶题而不请名家之故，着重介绍宝玉幼年与元妃“其真名分虽称姊弟，其情状有如母子”的特殊关系，朱笔行间批道：“批书人领至此教，故批至此竟放声大哭，俺先姊仙逝太早，不然，余何得为废人耶？”将此批与前批“文忠公之嬷”五字联系起来看，这批者应该是傅恒的兄弟辈，与乾隆皇后有点特殊关系的。这个人是谁，虽然一时无法弄清，但这两条朱批说明《红楼梦》中确有“傅恒家事”在内，且元春有乾隆皇后的影子，还是有道理的。再以傅恒府第格局、尹继善诗句中的“十二金钗”、“游戏当繁华”等词语互相参照，“傅恒家事说”就决非“明珠家事说”、“和坤家事说”那样容易否定。恰恰相反，我们应该说，《红楼梦》的创作素材，确实是有傅恒家事的成分在内，《批本随园诗话》那些批语所记录的当时传说是有事实根据的。
　　《红楼梦》写大观园的建设工程，写得那样仔细，作者也非亲身参加过许多著名的园林建筑工程不可。曹雪芹有这样的经历吗？如果假定乾隆九年至十九年在傅恒家作幕，这个问题又迎刃而解了。因为，乾隆十五六年间，正是香山昆明诸胜、清漪园、北海等皇家园林大兴土木的时候，而此时傅恒是内务府总管，正是皇家园林建筑的总负责人！还有，从敦诚于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在喜峰口写的那首《寄怀曹雪芹霑》，尾联“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看来，雪芹曾长期在豪门作幕，此刻也还在“弹食客铗”, “叩富儿门”, 所谓“著书黄叶村”只是朋友们的希冀之辞，并非现实。那么，说乾隆九年至十九年，雪芹“十年辛苦不寻常”的创作生涯是在傅恒家渡过的，《红楼梦》的创作素材中有傅恒家事，《红楼梦》的原始作者仍是曹雪芹，并非如刘润为所说的那样“绝不可能”，不是要更合理一些吗？
　　至于《红楼梦》“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创作原则的贯彻，《红楼梦》的自传成份到底要占多大的比例，那当然不是一两篇文章所能说清楚的。这里我只是大体上勾个轮廓：《红楼梦》中的贾府及大观园，是以马神庙东街的傅恒府第为模特的，但附丽有皇家园林和江南名园的诸多景色，是一个南北交辉的复合体；书中暗写的江南甄家才是影射曹家；贾宝玉的原型也应该是个综合体，其自传性质是有限的，与托尔斯泰笔下的列文、小保尔康斯基公爵、彼埃尔一样，应该从气质性格方面去品味而不应当呆看。总之，宝玉的原型是很复杂的，恐怕有雪芹所熟悉的、相传为乾隆私生子的少年福康安的成份在内也很难说，至少当时曾有传说如此。要不，永忠怎么会怀疑《红楼梦》中有“碍语”，尹继善、袁枚等人又怎么会那样讳莫如深呢？这些问题留待以后再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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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红楼梦》作者及其他
作者: 宋谋玚 | 来源: 红楼梦学刊


　　《红楼梦》作者是谁，这个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最近又遇到一次严重的挑战。起因始于刘润为发表在《文艺报》1994 年1月8日的《曹渊：<红楼>的原始作者》一文。刘润为似乎从来就不相信《红楼梦》是曹雪芹作的，过去只是没有找到发难的机会。当他看到王家惠《曹渊即曹颜》的考证文章，加上周汝昌短跋对王家惠考证的全面肯定，说曹渊本系丰润曹  之子，于康熙二十八年左右过继给曹寅，改名曹颜，后来又回归本宗，曾在曹寅家过了一段“烟柳繁华”、“温柔富贵”的好日子。于是认定，只有这个曹渊才具备写《红楼梦》的条件，曹渊必定是《红楼梦》的原始作者无疑。至于曹雪芹，则只不过是个“在贫病交加中‘十年辛苦’地执著于一本半不成熟的小说”的加工者而已。且曹雪芹还应当是“曹渊的一个远房小弟”, “绝不会（是）曹寅之孙。”
　　王家惠的《曹渊即曹颜——曹寅曾过继曹  之子》就刊在刘润为这篇文章的下面，周汝昌的短跋《王文读后》也一同刊出。
　　于是，1988 年以来一直坚持说“曹霑（雪芹）是丰润曹鼎望三子曹 之子，而过继给曹寅”的杨向奎也出来发言了。他在3 月9 日的《中国文化报》上发表《关于<红楼梦>作者研究的新进展》，认为刘润为的文章“是画龙点睛的著作。王家惠画龙，而刘润为点睛。由此一点，全龙活了。”而《红楼梦》一书的原始作者也就找出来了。还相应修正了自己从前的某些观点：如曹雪芹不再是丰润曹
　　之子了，《红楼梦》的原始作者也变成了曹渊。总之，顺手牵羊，水到渠成，现成得很，只要曹雪芹不再是曹寅之孙，不再是《红楼梦》的原始作者就万事大吉了。杨向奎此文得到1994年5月号《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可见还是颇有些影响的。
　　接着，《文艺报》1994年7月2日，又集中发表了杜景华的《红学的思考》 ，张庆善的《曹渊即曹颜质疑》，和孙玉明的《曹渊即曹颜驳议》，重点反驳王家惠的考证，却不怎么理会刘润为和杨向奎。
　　这种从根基上动摇对手的考证依据入手，当然也不失为一种论战方法。但我认为，当务之急还是应当首先摧毁刘润为和杨向奎的结论，维护曹雪芹《红楼梦》 前八十回的著作权。
　　其实，王家惠的考证本来是封闭的。他只是考证了“曹渊即曹颜”，曹寅曾经一度过继过曹  的一个儿子罢了，丝毫也未涉及《红楼梦》作者和曹雪芹的身世问题。不要说他的考证还有一定的猜测成分在内，《浭阳曹氏族谱》中这个曹渊，与康熙二十九年四月四日《户部咨文》中那个曹颜，是否确为一人，还有待更翔实的旁证。即使将来发现更多的材料证明确系一人，也不能由此引申出曹渊是《红楼梦》的原始作者，曹雪芹不是曹寅或曹荃之孙而只是曹渊的一个远房小弟这种石破天惊的结论来。王家惠“画”的压根儿就够不上“龙”，刘润为的“睛”又往哪里去“点”呢？
　　刘润为说：“且不说在曹寅的孙辈中找不到曹雪芹，就是把这个‘曹雪芹’算作曹寅之孙，他也不具备独立创作《红楼梦》的条件。”他立论的根据只是那句敦诚作于甲申（1764 ）春日挽曹雪芹的“四十年华付杳冥”，从而推断出“雪芹大约生于雍正二年（1724 ) , 卒于乾隆二十八年（1764 ) ”。曹頫抄家在雍正五年（1727 ) ，雪芹那时才是个三岁的孩子，“生来便陷人厄运，根本就没有‘烟柳繁华’、‘温柔富贵’的体验”，怎么能创作出“亲历富贵”的《红楼梦》呢?
　　刘润为这样推算曹雪芹的生卒年，与周汝昌一致。然而周汝昌并没有因此而否定曹雪芹是《红楼梦》前八十回的原始作者。周妆昌认为，曹頫雍正五年抄家以后，到乾隆初年又家运中兴，象贾政一样做了员外郎，又跟《红楼梦》一样阔起来了，身为贾宝玉的曹雪芹是有过“烟柳繁华”、“温柔富贵”的体验的。周汝昌这种说法当然只是推测，尚无确证，但也还能自圆其说，不失为一家之言。而且，周汝昌对雪芹生年的推算，显然也只是一家之言，而远非定论。雪芹友人提供的雪芹生平资料，除敦诚这句“四十年华付杳冥”外，至少还有张宜泉《伤芹溪居士》诗题下的一条小注：“年未五旬而卒”。王利器等人认为曹雪芹生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 ) ，卒于乾隆二十八年（1764 ) ，享年四十九岁，就是根据这条小注推断出来的。还有胡适等人的折衷的生于康熙六十年（1721）左右，活了四十五六岁的说法。总之，周汝昌的“雍正二年”说只是曹雪芹生年的一家之言，王利器等人的“康熙五十四年”说在红学界无疑要更占优势。
　　如果依照王利器等人的算法，到雍正五年（1727）曹頫被抄家的时候，雪芹已经是个十三岁的大孩子了，怎么能说他一点也没有体验过“烟柳繁华”、“温柔富贵”的生活，完全不具备创作“红楼梦”的条件呢？刘润为的文章，尽管振振有词，非常肯定，左一个“都不”，右一个“绝不会”，什么《红楼梦》的原始作者“非曹渊莫属”，什么“唯有这个曹渊才具有创作《红楼梦》原始本的充足条件”，全都是建筑在沙滩上的逞臆之谈，一点也经不起质问！
　　不过，他所说的《红楼梦》作者“起码应当具备的三个条件”，即一，亲历富贵；二，多余的人，三，高度文化艺术修养，倒还是有些道理的。然而，如果我们从“自传”说的框子里跳出来，对雪芹的生卒年依王利器等人据张宜泉的“年未五旬而卒”推算，而不机械地追随周汝昌呆解敦诚“四十年华付杳冥”的话，曹雪芹作为出生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的曹颙的遗腹子，却完全具备这三个条件。
　　首先，作为曹寅唯一亲骨肉嫡孙，曹颙的遗胶子，雪芹出生时，他的嫡亲祖母，曹寅的遗孀还健在,且在家族中很具权威。因此，他和他的母亲马氏、在江南织造府中过的决不会是那种寄人篱下的孤儿寡母的生活。曹頫被抄家时他已经十三岁了，当然“曾经亲历富贵”，至少要比曹渊地道得多。
　　其次，他出生时，本来应当由他继承的江南偌大家业，已被他过继的叔父曹頫占据。这是有圣旨为依据，任何人无法否认的，他那在家族中很有权威的嫡亲祖母也无法否认。他这种“多余的人”的切身感受，更是曹渊所无法比拟的。
　　至于第三个条件，“高度的文化艺术修养”，他也比曹渊更可能完全具备。曹頫被抄家时，曹寅遗嫣是受到额外照顾的，还特意为她在北京崇文门外蒜市口留下十七间半房屋，家人奴婶，一应俱全。雪芹又是老太太的唯一嫡孙，还只有十三岁，当然不会受曹頫的牵连，而肯定是随祖母回北京过平安日子。他怎么不可能受到很好的教育呢？这个条件，也只有比曹渊更充分具备。
　　周汝昌说：“《五庆》列：颙生天佑。此谬载也。盖‘天佑’乃曹顺之表字，出《易》经，我已有文见于沪上报纸，故或谓雪芹为颙之‘遗腹’，即天佑云，亦不复成立。”《五庆堂谱》为什么是“谬载”，周汝昌没有详说。这部谱牒有正本、副本，两本均载“颙生天佑”，经冯其庸专著考定，恐怕不能轻易用“谬载”二字一笔抹煞。“天佑”是曹顺表字，语出《易》经云云，因“沪上报纸”未见，暂不详说，恐怕至多也不过聊备一说。而“天佑”乃曹霑表字，曾有人考证，语出《诗经·小雅·信南山》，也言之凿凿，至少不比曹顺表字说证据薄弱，虽亦不能作为定论，聊备一说总也还是可以的吧。
　　曹雪芹有没有可能象《五庆堂谱》所载，在乾隆九年（1744 ）修谱时‘官州同’呢？我以为这也完全有可能：曹頫被抄家并非政治原因，处分不象李煦他们那徉严重，雪芦又不是他的亲生子，回北京随受特殊照顾的嫡亲祖母过活，还受过很良好的教育，家境也还不错，捐个“州同”之关的闲散官职，并非实任，怎么不可能呢？
　　《红楼梦》的创作，其实作者自己已经说得很清楚：“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并非家史。真不知道为什么许多人包括刘润为在内硬要一头栽进胡适“自传”说的千层锦套头里面至今脱不出身来！至于第一回中《情僧录》、《风月宝鉴》之说，以及“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云云，那分明是作者的狡绘，就象鲁迅《狂人日记》、茅盾《腐蚀》的序言一样。你也去信以为真，还大放厥词，那只能是你太不懂中国国情和文人伎俩，老实得近乎傻瓜了的缘故。所谓“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也不能看得太呆了。《战争与和平》、《约翰·克里斯朵夫》、《家》、《春》、《秋》、何尝不都是“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又何尝不都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呢？
　　《红楼梦》也是这样，决不能呆看。
　　《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袁枚、明义、永忠、裕瑞这些乾嘉间人都这样说，从无一人呆看那段曹雪芹于悼红轩中只是“增删”《红楼梦》的“楔子”。老一辈的新红学家胡适、俞平伯、周汝昌等人也从无人如此呆看。麻烦的是，与曹雪芹及身交往的敦氏兄弟与张宜泉；尽管与之诗词唱和，却没有一句正面提及他与《红楼梦》有关。清宫档案乃至曹氏族谱，甚至都不见曹雪芹的名字。其他史料，对雪芹的身世也都说得非常粗略，还矛盾百出，说他是曹寅之子，曹寅之孙，曹寅之曾孙的都有：《红楼梦》“本事”，也有明珠家事、傅恒家事、和坤家事诸说，到清末又有世祖与董鄂妃故事、庚熙朝政治状态诸说，起先自传说并不占优势。自传说占优劣，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发表以后，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则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至今颠扑不破。有关曹雪芹身世的较认真、较缜密的研究，也是从胡适开始的。此后周汝昌、吴世昌、吴恩裕、冯其庸也都曾致力于此，各有专著。然而进展不大，且互相矛盾，一直没有取得多少共识。近年来虽成立了专门的曹雪芹研究会，情况也没有多大改变，始终没有从胡适、鲁迅的框子里跳出来。
　　胡适首倡自传说的时候，对索隐派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对明珠家事说、和砷家事说的否定也很有说服力。这是因为，索隐说本来就捕风捉影，根基不稳，容易动摇；明珠是雪芹没赶上的前辈，和坤发迹时雪芹又已经去世了，前后都够不着。只要大体上考定了雪芹生卒年的上下限，即使很不精确，分歧很大，用来否定明珠家事说、和砷家事说还是满够用的。至于傅恒家事说，在当时还根本不曾被人注意，甚至到了八十年代，某些红学史专著谈及《红楼》“本事”时还说：“写傅恒家事说的影响不大，可以从略。”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傅恒家事说其实却是最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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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人的“世界50大文学名著”

张放

这是一个以西方人的眼光，最新评出的全世界头50名的经典名著（点此见原出处）。既然是西方人的角度，所以，我们东方的中国人用不着愤怒，更不用抱怨为什么我们中国四大名著如《红楼梦》等没有被列上去。实际上，中国的四大名著早就翻译到了英语中去。至于为什么没有被排列在其中，我们应该好好思考一下原因即可，也不必太过心。这个名单，不仅包括了英语的经典名著，也给了俄国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一席之地。所以，我们仍可以继续天天沉醉于“中国的就是世界的”的名言之中，沉醉于因此“中国的文学名著，也注定是世界文学名著”的美梦之中，沉醉于中国文学正在“走出去”的大战略的推动下，已开始影响全世界的幻觉之中。如果不小心看到这最新出炉的名单后，产生背过气的感觉，这绝对不是老张我的本意。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要说的是，这50本世界文学名著，也从另个角度告诉我们，除了中国以外，西方世界到底把什么样的书列为最好的书。在您准备收藏（或已经收藏）些世界名著（包括原文名著）时，这个单子显然是一个最好的辅助工具，可以帮助你在筛选过程中，尽快找到人类文学作品中最优秀的作品，或者说西方人眼中的人类作品中最优秀的作品，或者说西方文学作品中最优秀的作品。然后，再收藏一些您认为我们中国文学作品中最优秀的作品，基本上就齐了。


1. To Kill A Mockingbird - Harper Lee
《杀死一只知更鸟》。作者：H.李。

2. Lord of the Rings - JRR Tolkien
《指环王》。作者：JRR. 托金

3. The Lion, 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 - C.S Lewis
《狮子，女巫与藏衣室》。作者：C.S.刘易斯

4. Pride and Prejudice - Jane Austen
《傲慢与偏见》。作者：J.奥斯汀

5. The Da Vinci Code - Dan Brown
《达芬奇密码》。作者：D.布朗

6. Wuthering Heights - Emily Bronte
《呼啸山庄》。作者：E.勃朗特

7. Animal Farm - George Orwell
《动物农场》。作者：G.奥维尔

8. Great Expectations - Charles Dickens
《远大前程》。作者：C.狄更斯

9. Harry Potter and the Prisoner of Azkaban - JK Rowling
《哈里·波特》。作者：JK.杰奎琳

10. Lord of the Flies - William Golding
《蝇王》。作者：W.格尔登

11. The Time Travellers Wife - Audrey Niffenegger
《时间旅行者之妻》。作者：A.尼夫奈格

12. Catch 22 - Joseph Heller
《第二十二条军规》。作者：J.海勒

13. 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 Ken Kasey
《飞跃疯人院》。作者：K.凯瑟

14. Gone With the Wind - Margaret Mitchell
《飘》。作者：M.米歇尔

15. The Lovely Bones - Alice Sebold
《可爱的骨头》。作者：A.色伯德

16. War and Peace - Leo Tolstoy
《战争与和平》。作者：L.托尔斯泰

17. Memoirs of a Geisha - Arthur Golden
《艺伎回忆录》。作者：A.葛登

18. The Curious Incident of the Dog in the Night -time - Mark Haddon
《夜色中好奇的狗》。作者：M.海登

19. The Great Gatsby - F. Scott Fitzgerald
《了不起的盖茨比》。作者：F.S.菲茨杰拉德

20. The Kite Runner - Khaled Hosseini
《追风筝的人》。作者：K.胡赛尼

21. Jane Eyre - Charlotte Bronte
《简·爱》。作者：C.勃朗特

22. Sons and Lovers - DH Lawrence
《儿子们与情人们》。作者：DH.劳伦斯

23. Anna Kareninia - Leo Tolstoy
《安娜·卡列尼娜》。作者：L.托尔斯泰

24. Madame Bovary - Gustave Flaubert
《包法利夫人》。作者：G.福楼拜

25. Emma - Jane Austen
《爱玛》。作者：J.奥斯汀

26. Birdsong - Sebastian Faulks
《鸟歌声》。作者：S.福克斯

27. The Catcher in the Rye, JD Salinger
《麦田里的守望者》。作者：JD.赛林格

28. My Sister's Keeper - Jodi Picoult
《姊姊的守护者》。作者：J.皮考特

29. A Clockwork Orange - Anthony Burgess
《发条橙色》。作者：A.伯杰斯

30. A Passage to India - E.M Forster
《印度之旅》。作者：EM.福斯特

31. Rebecca - Daphne Du Maurier
《蝴蝶梦》。作者：DD.默里埃

32. Captain Corelli's Mandolin, Louis de Bernieres
《科莱利上尉的曼陀铃》或《战地情人》。作者：L.d.伯尼埃尔

33. Atonement - Ian McEwan
《赎罪》。作者：I.迈克埃文

34. Midnight's Children - Salman Rushdie
《午夜里的孩子》。作者：S.拉什迪

35. In Search of Lost Time - Marcel Proust
《找寻逝去的时光》。作者：M.普鲁斯特

36. Middlemarch - George Eliot
《米德镇的春天》。作者：G.爱略特

37. White Teeth - Zadie Smith
《白牙》。作者：Z.史密斯

38. To the Lighthouse - Virginia Woolf
《指向灯塔》。作者：V.伍尔芙

39. It - Stephen King
《它》。作者：S.金

40. Little Women - Louisa M. Alcott
《小妇人》。作者：LM.阿尔考特

41. Vanity Fair - William Thackeray
《名利场》。作者：W.萨克雷

42. David Copperfield - Charles Dickens
《大卫·科波菲尔》。作者：C.狄更斯

43. The Horse Whisperer - Nicholas Evans
《马语者》。作者：N.埃文斯

44. Robinson Crusoe - Daniel Defoe
《鲁宾逊漂流记》。作者：D.笛福

45. Moby Dick - Herman Melville
《白鲸记》。作者：H.迈尔维尔

46. Gulliver's Travels - Jonathan Swift
《格列佛游记》。作者：J.斯威夫特

47. Frankenstein - Mary Shelley
《科学怪人》。作者：M.雪利

48. Huckleberry Finn - Mark Twin
《哈克贝恩历险记》。作者：马克·吐温

49. Three Men in a Boat - Jerome K. Jerome
《三人同舟》。作者：JK.杰罗姆

50. The Island - Victoria Hislop
《岛》。作者：V.希斯勒普


善意提醒：别忘了，如果是为了收藏，还有《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英译本就不用了。还是看中文原文的好。感觉对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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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经典”

文/止庵






经典的判断标准，在我看来一是“历久而弥新”，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历久而弥新”是时间概念，经典可以超越某个具体的时间限制。经典的寿命，可以超越其载体的寿命。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说，秦火之后，“伏生失其本经，口诵二十九篇传授”，是为《今文尚书》；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则说，“《诗》由口授，非秦火所能焚”。而现在一本书上了排行榜，大家抢着看，卖几十万册，但可能没过几个月就很少人看了，到了明年也许压根儿没人提了。这就是经典与非经典的区别。我一直主张不必读那些太新的书，没准儿你还没来得及读完，它已经过时了。
“放之四海而皆准”是空间概念，经典可以超越某个特定的空间限制。比如中国古代的《老子》、《论语》，今天在西方有许多译本，说明它可以为完全不相干的民族所接受。外国的书也是一样，比如我们读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再看看身边的人们，会发现相像之处太多了，说得上比我们自己写的小说还要真实呢。附带说一句，衡量经典只有一个标准，无论哪里，概莫能外。所谓“某某经典”，只是一种比喻，一种修辞手段。
经典作品被不断地重新出版，原因就在于其具有既不为时间也不为空间所局限的魅力，它能与古今中外的读者产生共鸣。中国古代有很多禁书，有些书一被查禁就失传了；但是《水浒传》、《红楼梦》等也曾遭到查禁，为什么现在无人不知呢，原因之一就在于它们是经典，可以超越这些障碍。现在重新出版经典，既顺应历史的潮流，也满足读者的需要，当然值得赞同。但是这里也有一些问题。首先要分清什么是经典，什么不是。有些书不值得花大气力重新出版。常常有这种事情，出版社挖掘出某个作家，大加吹嘘，却不被读者接受。把不是经典的东西当作经典推出，往往没有什么效果。
其次，应该怎么对待经典。我国古代没有著作权的概念，对待经典，也就有些不好的做法沿袭下来。第一是造假，汉代以后伪书很多，譬如《孔子家语》、《孔丛子》，还有著名的伪《古文尚书》等。有些是原来的书亡佚了，有些是原来根本没有这本书。第二是篡改，把原来的书改成另外一个样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四库全书》，可以说是对典籍的全面篡改。第三是掺假，这在中国也曾是很盛行的事。如《庄子》中《盗跖》、《渔父》、《说剑》、《让王》这四篇，宋朝以后很多人都认为是假的。很多先秦的书都有类似情况，就连《论语》，也有人怀疑后五篇的真实性。第四是改名，如《老子》叫《道德经》，《庄子》叫《南华经》等。第五是删节，如明朝朱元璋不喜欢《孟子》里“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之类的话，就都给删去了。第六是续作，如续《红楼梦》就有好多种，《水浒传》、《西游记》也有续书，有的续本甚至假冒作者的名义。
古人对待经典的上述做法，今天一仍其旧。比方说续写《围城》，伪造村上春树“情人”的书，将《枕草子》改名《日本格调》之类，至于找枪手改写现成译作以冒充新译本，就更常见了。不过，这些书商的伎俩，正规出版社一般不屑为或不敢为，出版社做的一件很不好的事情是删节。为什么删节，理由很多，概而言之是“不合时宜”罢。必须承认，一本书是个整体，它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不能要求它变成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这应该是我们对待经典的基本态度。如果认定某本书不合时宜，最好的办法是暂不出版；既然出版，就应保存原貌。可以附加说明，但是不宜删节。譬如《金瓶梅》出个节本，说来什么也不是。
二十世纪前一二十年里，有些作家把外国戏剧的情节换成中国的背景，人物改成中国的名字，王尔德的《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高尔基的《底层》，都有这种遭遇。这种事情不能说完全不可为，但我不认为是对待经典的好的态度。可以把改编后的作品看作改编者的作品，但不能当成原作者的作品。我们对待经典，不仅要利用它，还要尊重它。
时至今日，不少先秦典籍仍然真假难辩，乃是文化史上很惨痛的教训。“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论语·微子》），这种事情我们不能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