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复东：一位普通退休教师的追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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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复东：一位普通退休教师的追梦史 　2012年02月10日　 作者：商复东 刘栋军　　

商复东近影 　　■商复东 口述 ■通讯员 刘栋军 采访整理　 　　2010年8月，河南济源退休教师商复东首编的《中国史图》和《世界史图》，经郑州大学和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等有关专家鉴定，由大象出版社出版，并被列为中学历史教学参考资料。从“文革”前的学生时代产生作史图的想法起，到两部史图的正式出版，前后经历了45年时间。40多年来，这个愿望从没有动摇过——这是一位普通教师的追梦史。　 　　织梦　 　　我的家在愚公家乡河南济源思礼镇范寺村，出生于1946年。我从念高小起就兴趣广泛、求知欲强。记得在初中一次讲故事的班会上，我讲了一个关于太阳系的形成、地球的产生、生物的进化的长故事。那是我根据课外阅读的天文学、动物学、植物学和历史知识等自己编的。在新乡师院附中读高中的3年，我关心国家大事，关注政治、经济、历史、哲学等各方面的知识。　 　　物理课上，学了伽利略的斜面实验，推导出自由落体的加速度运动。这使我联想到，人类历史从整体上看，也是一个加速度发展过程。后来，我又了解到，地球生物进化史，也是加速度的。我想，“加速度”可能是某种大时空宏观范围的共同规律。　 　　这些都促使我深刻地思考：我们中国人那种上千年、几百年、甚至几十年“一贯制”的思维习惯要改变。今后将是“一日千里”的时代。　 　　于是，我产生了作一个人类历史整体图表的想法。在《中国历史》课本后面附的“纪年表”是按时空坐标作的，具有直观性。世界历史能不能也这样作？——最初的念头像一个飘渺的、幼稚的肥皂泡。但后来这个想法竟逐渐清晰，日益强烈。记得有一天，我向班主任欧有洪老师谈了这个想法。他说：“好啊，你可以试一试！”　 　　那时，一些问题常常萦绕于脑际：“加速度”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世界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谁想到，这种哲学思考和制图这两件事竟然像融入了我的血液，伴随了我一辈子。　 　　三教九流七行八业，人可以有不同的职业，但人不能对人类历史没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可是现在提起历史，人们大多只是了解一些具体的故事，但对人类史的全局缺乏把握。因此我认为，这样的“图”是社会上不可缺少的。　 　　制图表的想法产生后再没有动摇过，其实也没有认真想过，制作它将会遇到多大困难。我只有一个念头：要尝试探索一下，即使失败了，也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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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梦　　　后来我想，这样的纪年表还不适宜在社会上流通使用，因为它内容简单，形式单调。我决定对它进一步改造。于是，平时我就更注意参看能找到的各种高校、中学的世界历史教材，认真学习、对比、思考。最后决定把国家增加为70余个，重点突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中国与欧洲历史的对比，并增加了“世界文化科技史纪年简表”；围绕基本线索和梗概，筛选世界历史中各类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增设图例予以表示。同时，又适当增设微型图片等。为使图表具有完整性，后来又在最上方列出“地质年代表”。整体上，仿照地图模式制作，使其内容更全面而丰富，形式更协调而活泼。最后把名字定为《世界史图》。　
　　以上这些学习、思考、改造的过程，其实经历了十多年时间。其中最难的、使我耗费精力和时间最多的，是对图纸中心部分的设计。70多个国家是按洲际关系安排的。中国史是纲领，字体醒目，空间较大，排在较上方。接下来西亚、北非（马格里布）、欧洲的大多数国家，由于历史关系复杂，实际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大板块。怎样选择国家、安排顺序，对最后的表达效果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是表达世界历史内容的中心部分。整个图面要求有整体感、规律感，尽量避免给人以破碎的感觉。这里面有历史上地跨三大洲的三个大帝国，又要兼顾古代史、中世纪史、近、现代史；这里面的几十个国家在世界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又不一样。国家怎样取舍？史图面积（不是地理面积）怎样决定？至于各邻国间分分合合的复杂关系，古代地图要尽量了解，资料如何收集、选取？图上该如何表达？诸如此类的问题多如牛毛。我只有旷日持久地思索、琢磨，看书、寻资料，再思索、再琢磨。特别是沙特阿拉伯，这个奴隶社会后兴起的国家，因为图表是二维平面的性质，当把图面安排好后，这个国家怎么也插不进去了。这个国家人口虽不多，但却是阿拉伯帝国和伊斯兰教的发源地。怎么安排？思虑再三，只好把它安排在印度下面。对此，至今我还惦念着是否还有更好的办法。　
　　2004年4月3日，我第四次去郑大，未见到罗景堂教授，别人说他已经去世了，我听后不禁潸然泪下。龚绍方教授启发我争取将图册出版。　
　　出版的过程一波三折。2005年4月，我带着手工制作的图纸卷成的“炮筒”，跑北京、去天津……在联系出版的几年间，不觉到了退休年龄。　
　　时间宽裕了，就邀请村里退休的老干部、老教师到我家看“史图”，他们都觉得有用处，但一些老人对“中国史图”似乎更感兴趣。他们说，世界史我们不太懂，中国史懂一些，但一些朝代顺序还搞不清。　
　　“中国史图”只是个草稿，多年来我并未重视。这时我想，中国人更关心中国历史。既然要出版，为什么不连“中国史图”一起出？于是我就认真整理和改进了“中国史图”。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9年8月，大象出版社同意出版我的两本史图。　
　　两部史图出版了，像是做了一个梦，我终于梦想成真。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无名小卒，但我终生关心了我应该关心的，我很知足。
　　《中国教育报》2012年2月10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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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梦　　　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前期，是我在哲学探索和制图上都有长足进展的阶段。　
　　1982年至1985年，参加济源电大文科班学习。毕业后为了哲学探索，需要了解一点高等数理知识。于是就买了电大数学、物理课本，旁听电大数理课。我之所以注意哲学思考，是因为它与制图的动机是有关系的。史图是现象、是“是什么”的问题，它本质上是个技术性问题；哲学思考是求原因，求“为什么”的问题，它是个抽象的哲理问题。“纪年表”是由时空坐标制成，爱因斯坦相对论是讲时空的。那么，“时间、空间、物质”这三者究竟是啥关系？所以我从对“时空”的思考入手，于80年代中后期想到“哲体”模型，后又转入对矛盾（阴阳）和中国古典哲学的思考……这些年的思考确实是非常辛苦的，曾写过几十本思想日记，还作了《世界自然科学史纪年简表》的编制草稿。　
　　在三河初中我任语文教学和班主任。由于学校规模小，有时也兼教历史。有一年多，我主动要求承担全校的历史教学，这使我在制图上又焕发了生机。　
　　那段时间，我突然醒悟，中学历史教材，不正是国家对公民历史知识普及的最基本要求？不正是制作纪年表的指南？于是，我反复认真研读和分析了教学大纲、教材内容和教材的编排，努力探索编者的意图和目的。后来我还专门制作了“《世界历史》各课关系分析示意图”。　
　　不管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我都注重自制纪年表帮助教学。因为它直观易懂，对师生都有好处。几年下来，积攒了不少图纸。　
　　通过对世界史教材的分析，我发现教科书前后重点只讲了30多个国家，突出了重点和历史线索，兼顾点、线、面结合。用这种原则制图，就会既减小了制作难度，又增强了表达效果。于是我就大刀阔斧地改革制作方法，不久就制成了新图表。又反复琢磨修改，增设了图例，加了颜色等。几年下来，效果增强不少。在课堂上使用，受到了师生们的好评。但我并不满足，继续琢磨修改。那时没有电脑，都是手工制作。还要布上颜色，画上图例等。每作一张图，需用好几天时间。　
　　1988年8月，焦作市教委举行自制教具展览，我的《世界历史纪年表》竟然获得了“自制优质教具一等奖”。县教育局仪器室主任杜广洪老师告诉我：“会上焦作市电台记者要采访作者，可惜你没有去。焦作电台还广播了！”　
　　1989年4月，时隔12年后，我第二次去郑大拜访了罗景堂教授。他见到我很意外：“十多年了，你还在搞？”我向他汇报后，他高兴地给我写了“鉴定意见”，并且说：“你要看什么书或资料，都可以来我这儿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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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梦　　　1969年9月，我作为“回乡知青”返回济源。回来时带回一些历史、哲学、政治、经济等书籍，白天干活，夜里读书。现在回想起来，真庆幸从学校带回来的那些书。否则，在偏僻的乡下哪里会有那些书读？　
　　大约在1971年秋，队里派我到八九十里外的太行山里参加一期引沁渠的扩建工程。后来我被调到连部，帮助管理和负责测量等工作。　
　　无论干什么，我都没有忘记自己的梦想，经常带着书，备闲时候翻看。　
　　多年来，我养成爱从远大的时空角度看问题的思维习惯。久而久之，就有了自己的座右铭：“胸怀七千年风云，放眼八万里江山，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后来我把它写在最初的纪年表上。　
　　在工地那些日子里，每当闲暇独处时，想起自己的心事又不免有一种急迫和空虚感。那是1973年清明节，我坐在松山村头。向上看，四周刀削斧劈般耸入天空的山峰；向下看，松山悬崖下哗哗流淌的沁河水。想起20多年来的曲折经历和渺茫的理想，不由陷入沉思。记得当时写了这样几句话：“乌峰暗岭稀星缀，轻风细草舒寒意。热心冷清焰水激，心潮共沸沁河水。一横山前重觅路，百途老骥力更济。跃出山巅穷远目，血荐轩辕万花飞！”　
　　1973年秋，突然传来村委通知，要我下山回校当民办教师。　
　　一入校，我就热情投入工作。记得和马平安老师带的班，20多名学生中，升入县一中的就达5人。乡上还奖了一面锦旗。　
　　教课之余，我开始了制图计划。最初我把120多个国家的历史概况，按时空坐标形式安排在纪年表上。结果密密麻麻，眉目不清。后多方改进总不理想。没有时间可以挤时间，但没人指导、缺乏书籍资料是难题。　
　　1976年春天，我第一次到当时的开封师院历史系请教。那是晚饭后，好像是一个开学前的教师会议。我鼓足勇气，把用三张纸粘在一起的“世界历史纪年表”铺在地板上，向老师们介绍图表和我的想法。他们纷纷赞扬我的学习精神，但在嘈杂声里，我清晰地听到一个不高的声音：“这样的图表永远也搞不成！”　
　　我知道，一个想法要让别人理解或支持是不容易的。但我既然决定做了，就一定要做下去！　
　　第二年11月，我带着改动了的图纸拜访了郑州大学历史系。将近上午，一个老教师下课了，别人说是罗景堂教授。我迎上前，自我介绍后说明来意。他看了图纸说：“来，到我家里坐。”　
　　在他家，我说明了制表的意图和遇到的问题。他说，世界史特别是古代史的时空概念，对他的学生来说也是一个难点。他赞赏我的钻研精神，鼓励我搞下去，这使我的决心更坚定了。　
　　当年冬恢复高考，仓促应试未果。1980年我由民办教师转正，后被调到乡重点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