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报告(中国大陆)：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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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报告(中国大陆)：写作来源：搜狐读书频道
2011年07月04日

　　观察员 朱航满

　　因为定下了买书即读的规矩，自然是错过了很多的好书，诸如5月上旬到了趟北京，在京城的成府路豆瓣书店，看到一册《美国散文精选》（高健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1月），精装，毛边，犹豫了一阵，最终还是放回了书架。因为精装固然很好，但携带与翻阅皆不便；毛边也有特色，但又舍不得去裁，否则就真有些买椟还珠了。出了书店，就有些后悔，但咬咬牙，还是最终没有再返回去买，因为这册《美国散文精选》的译者高健，我比较陌生，而最想读到的《美国名家散文选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的翻译者，乃是著名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夏济安，他的译笔典雅，连董桥都赞叹不已。这样的安慰固然能够说服自己，但还是隐隐有些遗憾，这册《美国散文精选》（A Treasury of American Essays）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选文精当，诸如我所知道的富兰克林的《静生詹言》、华盛顿•欧文的《惠斯敏斯大寺》、爱默生的《谈美》、霍桑的《古宅琐记》、梭罗的《垂钓》以及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等名家妙文，均有收录，整本书的装帧也实在优雅，除了毛边之外，封面用了乳白色的布纹精装硬纸，再有一帧印刷极好的小幅版画，整个设计显得简洁、大方，令人过目难忘。
　　恰巧近来翻读藏书家谢其章的随笔集《书呆温梦录》（花城出版社， 2011年3月），其中有文章《毛边书是阅读的反动》，也写到了这册《美国散文精选》的毛边本。不过，初读他对毛边书的态度，竟与我有些相仿，“毛边书是对书籍本身功能的反动，这话也许说得不大得劲儿，还是打个比方吧。邮票的功能是邮资，是寄信使用的，可是一旦进入了收藏的范畴，邮票原来的固有属性就发生了动摇甚至完全改变了原有属性，这是现成的例子。当然这种动摇或改变，并没有什么‘对与不对’，反而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益。我一开始是集邮的后来才转入搜集图书。我写过《别矣，我的集邮》，意思有点像现在对毛边书的态度。”这是从图书的功能上来讲的，想想也对，我之前很少眷顾毛边书，也是这个道理，因为书毕竟还是要供人阅读的吧，想来那册自己不曾购买的毛边本《美国散文精选》，也便稍稍有些释然了。但谢其章很快笔调一转，继续写到：“我写的书，每本都嘱咐责编做些毛边本。”他仅藏有一册自己的著作《漫话老杂志》的毛边本，当初出版时请编辑做了10册毛边本，2册为编辑自留，其他的赠送友人，自己只留1册作为纪念，如今却有人欲出高价购买他仅剩的这1册，但最终还是被他拒绝了，为此，他又坦言到：“我对毛边本的态度是游移的，多重标准的。”
　　谢其章说他也偶尔收藏毛边本，其中便有书话大家姜德明先生赠送给他的几册毛边书，计有其编著的《北京乎》、《余时书话》以及《书边梦忆》等著作，特别是《余时书话》一册，初版只印了1500册，其中毛边书也只做了100册，可见其珍贵。为此，他也留意毛边本的情况，“上海译文社最近出了一系列精装毛边本，做工很精致，内容又是我所喜欢的，当即在当当网订购了其中的《美国散文精选》，其中一篇《古宅琐记》，最初读的是北岳文艺版，那时的书做的真够粗糙的，但是那时读书就是读书，不大关注书的外貌。”可见，毛边书自有其风情万种之处，那种独特的美学效果连鲁迅也曾喜爱，并自称是“毛边党”的一员，他在1935年7月16日给萧军的信中，便如此写到：“我喜欢毛边书，宁可裁，光边的书像没有头发的人——和尚或尼姑。”诸如鲁迅这种对于毛边书的态度，真可算是决绝了。与谢其章的《书呆温梦录》同为一套丛书的，还有止庵的随笔集《比竹小品》（花城出版社，2011年1月），其中也有一篇专谈毛边书的文章《也谈毛边书》，恰巧也一同买到了，不想翻读时，竟见他也提到了这册被出版社特意做成毛边本的《美国散文精选》。
　　与谢其章对待毛边书的态度相仿，止庵强调自己也从未刻意去收藏过，更算不得如今有些如痴如狂地予以收藏的“毛边党”一员了，只是他对于毛边书的认识，却别有见解。为此，他先借用周氏兄弟的看法，认为毛边书不仅有独特的美学效果，而且还有自己的实用效果的，“现在的人说中意毛边书，多只强调‘好看’和‘边裁边看’，忽略了‘毛边可以使书不大容易脏’，而且几乎忘记了毛边书最终可能需要再行裁切。”进而，他又再借谷林老对毛边书的认识，算是对于毛边书也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强调最佳的毛边本，在满足个人嗜好的基础上，还应更多考虑读书人易于存放和不易脏污的实用特点的，因此，好的毛边本是有一些特别的要求的：“所谓‘毛边’，用现代流行语来状摹，也算是一种‘包装’，但采用的是减法而非加法，即在印妥下机装订后即行出厂，省却一道切边的工序。这里要注意一点，即在拼版、折页之际，不可忘掉‘地齐天毛’的老话。盖真正的毛边只在天头和书口，至于地脚虽亦不施刀切光，却是整体平直的。因为所印已非线装古籍，上架一概竖立而不是平置，如果保留毛边，则不耐摩擦，很快就会卷边折角，自然也极易玷污，势必有一天会让藏书者不得不送它到印刷所去补切一刀以资革新。”
　　如今许多“天地齐毛”的毛边书，止庵认为不过只是半成品，谈不上什么美观的，“是以我对这种玩意儿一向不大当回事儿，朋友送书给我，我宁肯要光边的。偶有例外，譬如前不久面世的扬之水著《奢华之色》，毛边三面均隐于精装书壳之内，堪称精致；又《美国散文精选》和《培根随笔》，书页上下切光，留书口不裁，亦算漂亮。”读到这里，我几乎大大地后悔了，因为这册《美国散文精选》不但是毛边书，而且正是谷林老所希望的那种理想中的毛边本，实算是难得了。如此，不出三日，竟然有些着魔的感觉了，之前所坚守的那点个人防线，也终于彻底溃散了。于是匆忙出门，直奔书店，发现还有两册《美国散文精选》在书架上，便迅速选了一册品相较好者拿在手中，反复摩挲，仿佛自己也中了这毛边秀色的诱惑一般。随后，又在书店细读了该书后封上的出版介绍，竟也是典雅与妥帖的大家手笔，也才得知，此书本是早年出版过的经典译作，只恨自己鼠目寸光罢了，“本书为北岳文艺出版社所刊印的《美国散文精选》（1989）的重印本。重印的目的出于以下考虑：据我们所知，该书自发行以来即深受国内外（包括港台地区）读者的广泛欢迎，但由于当年印数过少，且又迄未重印，目前书市已绝迹，致使购书者每每废然而返。有鉴于此，我社决定重刊此书以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并使优秀译本得以再获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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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阅读报告：偏爱最美的书来源：搜狐读书频道 作者：朱航满
2010年07月15日

本文由独立阅读报告提供

　　近来偶然在网上看到2009年"中国最美的书"的评奖结果，不仅有些暗自得意，因为去年我在"独立阅读"上谈到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冯骥才著作《散花》，因为设计优雅别致，又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的神韵，书与人的联系在设计中获得了高度统一，令人赞叹不已，并夸口此书若由我推荐参加"中国最美的书"的评奖，一定投上自己一票。让我没想到的是，2009年中国最美的书的最终评选结果中，便有这一册著作，我后来注意到其设计者就是著名的装帧设计家张志伟先生。张先生先前是本城河北教育出版社的美编室主任，并曾成立守望者艺术设计工作室，他所设计的《梅兰芳藏戏曲史料图画集》（刘占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被评为2004年"中国最美的书"，又获2004年德国莱比锡"世界最美的书"金奖，另有《东嬴美文之旅》也被评为2003年"中国最美的书"，可惜我先前并不知道张先生的大名，由此才想到，难怪一度河北教育出版社能够涌现出如此众多形质皆佳的著作。如今，张先生已是中央民族大学装潢设计系的教授，并在京城成立了新的工作室，这里真应为他庆贺，也为自己曾与张先生同处一城而失之交臂感到遗憾。
　　作为一个读书人，我也算一个"好色之徒"，尽管我并非赞同或欣赏所有被评为所谓"最美的书"的创作，但这种举措我却是大大的双手支持，也是在去年的那期阅读报告中，我非常赞赏河南文艺出版社的美术编辑刘运来为作家何频先生所设计的《看草》（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3月），此书获得2008年中国最美的书的荣誉称号，后来我才发现河南文艺出版社近年来出版过不少十分优雅的著作，而设计者大多也都是刘运来先生，诸如铁凝的散文集《回到欢乐》，贾平凹的散文集《静水深流》，张承志的散文集《聋子的耳朵》，等等，而由他设计的一册《中国社会的一千个细节》，因为构思巧妙独到，更获得了2009年中国图书最佳装帧设计奖，这些美好的著述都为我的书房增添了许多魅力与生机。也是因为去年的那期阅读报告，我有幸得到了何频先生赠送的一册毛边本《看草》，据说毛边本原为何频先生自留赠送的私货，可见十分珍贵；更难得的是，我由何频先生而结识了刘运来先生，并相谈甚欢，感觉到刘先生不但对艺术设计颇有感觉，而且人文修养十分了得，对于书籍的设计制作也充满了热情，更为幸运的是，我的随笔文集《书与画像》也将由刘运来先生亲自操刀，对我来说，这自然将是一次十分美好的期待与收获。


　　我与美丽的书结缘，由此看来，也算是颇有因缘的。2008年我发表在南京凤凰读书台饭店所主办的读书刊物《开卷》上的一篇文章《小识林文月》，被收入该年由南京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凤凰台上：〈开卷〉百期精选》，此书收入《开卷》杂志创刊以来精选的百余篇文章，大多为名家宿儒的文字，我的文字能够忝列其中，真是不胜忐忑，而后来此书又获得了2008年中国最美的书的荣誉称号，让我真感到有些惊喜交集了。此书的设计者为南京速泰熙先生，此前我几乎每期可以收到由南京的董宁文先生寄来的《开卷》杂志，也由速泰熙先生设计，朴素、优雅、简洁，每每都有爱不释手的感受。后来看到速泰熙的简介，得知他曾为江苏文艺出版社的美术编辑，曾操刀设计过在文学界颇有影响的"当代作家文库"、"名人自传文丛"等系列丛书，其中作家苏童对于他的文集能由速泰熙先生设计，感到非常满意，并在一篇文章写到："《苏童文集》的封面设计风格相信已在一定程度上引起轰动。我最欣赏的是它能以简单而精致，从容而傲慢的姿态'跳'出来。封面上大片空白给予人引而不发的快感。这套丛书出版以来我不知已经听了多少赞扬。"由此看来，一个出版社若是遇到一个优秀的美术编辑，与一个优秀的文字编辑是同样重要的，甚至在如今信息泛滥的时代，则显得更为关键；同样，一个作者遇到一个优秀的文字编辑，是他的幸运，若能够再遇到一位优秀的美术编辑，那几乎就是奢侈了。
　　时下学者和作家的著述，我最倾心的是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丹青作品系列，其中我特别注意到陈丹青的著作《退步集》、《退步集续编》、《荒废集》、《多余的素材》、《纽约琐记》（修订版）等，均由蔡立国先生设计。陈丹青是画家，对于艺术有敏感的嗅觉，而蔡立国的设计则仿佛为陈丹青找到了那种纯净、高傲与优雅的姿态。我收藏有陈丹青分别由山东画报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两册《多余的素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购买后一册修订本，一方面是对于陈丹青文字的喜爱，但更为重要的是后者优雅而高傲的气息吸引了我，这是我因为设计而收藏多个版本的个案之一。后来我才知道，蔡立国原为山东画报出版社的美术编辑，现在京城发展，难怪近期不少三联书店、广西师范大学的好书均出自于蔡立国的手笔。前些日子与刘运来先生聊天，谈起蔡立国与陆智昌，我强调自己更欣赏前者一些，认为潜力更大，刘运来以为蔡更本土一些，而陆则更为国际化一些。倒是近来重新由广西师范大学再版的陈丹青著作《外国音乐在外国》，由我所不熟识的美术编辑马志方设计，整个风格有一种高贵、柔软与优雅的气息，简洁而不失厚重，相比原来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的初版本《陈丹青音乐笔记》，这册《外国音乐在外国》更有一种古典的含蓄与精致，与此书所谈西方音乐的气质十分契合，而其中大量与音乐有关的优美插图显然是典型的陈丹青风格。令我惊叹的是陈丹青著作中的照片，在选取上均是十分用心，既可以让读者赏心悦目，与文字相得益彰，又不会越俎代庖，将文字的想象空间全部毁掉，而后者可是时下许多图文书出版的一个致命之处。据说每有著作要出版，陈丹青都会亲自在工作室甚至是印刷厂里坐阵监督，不厌其烦的修改、订正、完善，并与编辑和工人不断地进行沟通、探讨、争论甚至是周旋，由此才确保了自己著述的品质，可以说，这些带有典型"陈氏风格"的著作，应该是作者与编辑共同努力的结果。

速泰熙设计的南京地铁三山街站壁画

　　可以说，有艺术感的作家和学者会特别强调自己著述的设计，与优秀的设计艺术家也常常会心灵相吸。我甚至认为，那些从来不注意自己著述外表的作家，他们的文字一定也是粗糙的，甚至是根本不值一顾的，因为缺乏细腻、优雅的审美要求的人，怎能肯定他能够在书写时拥有一颗万千波澜而雍容大气的内心世界。由此，我便能够理解许多作家和学者的著述，几乎每一部都堪称经典，无论是内在还是外在，都是俱佳的艺术品。以本文开头所提及的由张志伟设计的冯骥才著作《散花》，后来我注意到冯骥才的其他著作几乎部部都很精彩，其中有数册便是由南京速泰熙先生所设计，诸如他在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灰空间》、专著《一百个人的十年》，以及他的文集《冯骥才名篇文库》，等等。也难怪,在文章中冯骥才曾有这样的感慨："一个书籍装帧家决不只是为书包装，他们从事的是一种独立和尊贵的艺术。他门中间的佼佼者，把装帧艺术视为神圣，锲而不舍地追求，永无间断地再创造，并且和任何严肃艺术的本质一样：用美来升华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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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用汉语文字来记录心灵寄托生命来源：搜狐读书频道
2011年04月21日


　　观察员 朱航满

　　几年前，我北上读书，将一箱子旧书放在了一位朋友家，谁知这一放就是七八年的时光。前几天去搬书回家，才发觉整箱书如今可重读的并不多，挑来选去，也就拿出了一册太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出版的《贾平凹散文精选》来闲翻，其他以前喜欢的学术著作，现在读来似乎也有些过时；也有些畅销书，现在读来几乎要倒了胃口；还有一些曾流行的作家著作，现在读来也觉得乏善可陈了。那天翻完了整个书箱，觉得自己读过的怎么都是这些东西，不觉感到一些悲伤；但转眼又想，或许这也正代表了自己读书的口味在升级和提高，不免又有些可怜的自得，不过倒是由此可见我如今的读书，之所以更多的只读闲书，也只关心文字，或许缘故也就在这里吧。还是再说说最近读过的好书吧，董桥的《记得》与《青玉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1版）不得不提，但这书实在是太耳熟了，书店里都明晃晃的摆着，不值得我在这里多费口舌了，董桥的文字经营的典雅与用心，大家还是自己品味吧。我只是觉得对于董桥的文字，广西师范大学的小32开精装固然风雅，但内文的版式却不太苟同，书做的也太过于厚重，想来估计也有选纸不佳的过错，因为在我的印象中，诸如董桥这样好文字的著述，应该是小开本、精装、薄册子，内文的版式既清爽又细密才对。关于最后一点，略作补充，我之所以不喜欢那种版式过于疏朗，插图过于频繁的著述，是因为会严重影响了自己阅读的效果和感觉。记得一次听贾平凹关于散文写作的讲座，谈到他写散文，喜欢在一张大稿纸上完成，一张写完，全文或一个章节也就结束了，原因是好前后照顾，而我对董桥著作的不满意处正在于此。
　　相比董桥的著作，三联的两册潘向黎的著作就很不错，也是小开本，精装，特别是版式和装帧，不但雅致，而且还清爽细密，我很喜欢。潘向黎的这两册著作分别为《茶可道》和《读诗不分明》（三联书店，2011年2月1版），均为作家在上海的《新民晚报》副刊所开设的专栏文字，因此大多为千字文。《茶可道》一书谈茶，《读诗不分明》一书谈诗，前者论物质，后者论精神，但都是文人喜好的风雅东西，潘向黎执意将两册文集一起出版，或许用意正在于此。我读此书正值清明前夕，便想到唐诗中的《清明》，也想到难得一品的明前茶，无事闲翻这两册文集，发现竟均有论述，其中作家谈论明前茶一段，就很令我意外，她说明前茶之所以珍贵，不在于昂贵，也不在于难得，而在于它来得时机太好，正是旧茶刚去，新茶未来之时，可谓生正逢时。由此可见，潘向黎的这两册文集，不但文字清雅干净的可贵，而且在于她的着眼，均有令人耳目一新之处，可谓又是难得。潘向黎是上海的小说作家，曾获得鲁迅文学奖和庄重文文学奖，还是《文汇报》笔会副刊的首席编辑，曾留学东京，但我感兴趣的是，她还是复旦大学著名的文学教授潘旭澜先生的女公子。潘向黎在文章中偶然提及，他父亲是福建人，家中曾有茶田数亩，父亲年轻时，一边读书，一边种茶，如今她自己读诗、爱茶，或许也有家传的缘故吧。
　　北京汉唐阳光策划出版的著作，两年前曾推出过本城文人刀尔登的著作《中国好人》（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2月），这次又推出缪哲的文集《祸枣集》（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2月1版），也是我所居住的这座荒陋之城的又一次意外。缪哲的写作，在我看来，总有些引而不发的意味。之前虽只读过他的零篇碎章，但已深佩其文章之妙。而我颇感他在文字操练上的绝好技艺，其实更多源自于用心搜求而来的几册由他翻译的英人文集，分别计有T•布朗所著的《瓮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1月）、爱德蒙•柏克所著的《美洲三书》（商务印书馆，2003年3月）、艾萨克•沃尔顿所著的《钓客清话》（花城出版社，2001年9月），以及吉尔伯特•怀特所著的《塞耳彭自然史》（花城出版社，2002年12月）。这四册著作均为英国17和18世纪经典的散文随笔集，而在缪哲的笔下，这些异域的陈旧文字乃是极其的典雅与清爽，读来活泼跳荡，生气十足，成为我爱不释手的舍下珍藏。但让我曾备感遗憾的是，坊间竟无用心搜集缪哲文字予以流布者，如我这样获知缪哲文章之妙的，也竟是朋友间极为原始的口耳相传。而待到我终能读到由他编成的薄册子《祸枣集》时，才发觉原来他真是写得太少了，据说这些屈指可数的十多万字，竟也是前后二十年煮字生涯的回顾与总结，还大多是在诸位深知其文章之妙的友朋催促下的遵命之作，真是极大地可惜了这副难得的精致笔墨。
　　有批评家朋友极欣赏缪哲的随笔文字，赞其“文体意识与精神气质”皆十分醒目，她为出版社编选随笔年选，尽管没有搜罗到新作，但也在序言中依然郑重地推荐了缪哲的文章，“随笔只是他学术研究的余墨，却无一篇不精，其语言雅涩佻达，充满灵智，味近周作人，而有周氏所无的冷衅、炽情与傲慢，若寻这味道的来源，或可溯至他的反愚谬与求平等的道德意识，这使他的小品亦透辟辽阔。”朋友的艺术感觉犀利确切，但对于缪哲思想与文风的源头，似乎还是应追究17与18世纪的英国文章，也还是那篇《好书无秘密》，他这样论及自己思想所受到的深切影响：“英国人谈政治，总‘利’字当头，不大‘修辞以立其伪’。故政治与社会的运转之逻辑，往往不着一丝地裸在你眼前，不是白痴就能看懂。我智不过泥瓦匠，故这一段历史，恰可作我政治观、社会观的启蒙书。我用我读书的心得，去想我见于或闻于现实中的事，以前不懂的，如今大体上懂了，或自以为懂了。”如此，再读这册集子中的议论文字，便清楚和明白了许多。只是很可惜，他翻译的四册英人文集，均有洞见透彻和文辞雅驯的序跋文字，而这册《祸枣集》竟都遗漏了。
　　张宗子的散文集《垂钓于时间之河》（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1年1月1版）早就想读，之前它曾被收录在学者赵毅衡主编的“海外流散文学”之中，可惜早就绝版了；这次由散文作家胡竹峰策划的“一真书蓝”中，收录了张宗子删订后的这册《垂钓于时间之河》。胡竹峰在附录中谈及此书乃是张宗子的青年之作，他形容青年张宗子的文章，像林青霞男装的古典扮相，英气勃勃中有些柔美；而青年后的作品，则好像中年蔡琴的声乐，漫不经心的一音一节全是功底。胡竹峰的评价我很喜欢，形象又确切，而我读张宗子的这本青年之作，很觉得他早期的散文，优雅柔美还隐藏着一种淡淡地忧伤，但与后来他的那些书卷气浓厚的散文相比，却从容与透明了很多。在这册新修订的散文集中，张宗子谈起他早期的这些散文写作以及这册散文作品集之所以诞生的因缘，原来他刚刚到海外，为谋生到创办不久的华文《侨报》担任编译工作，后来报纸增设副刊，他便被邀请为报纸撰稿，没想到一月一篇的散文写作，他竟然坚持了十年，后来不少文章都收录到这册散文集中，而那份写作心境的从容与淡定，以及自由与干净，都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因为他的这种写作既没有功利的引诱，也没有发表的担忧，更没有世俗的约束，是“随便写”的结果，也是“真自由”的结晶。
　　张宗子在《垂钓于时间之河》中收有一篇散文，题为“病中读书记”，写自己在他乡病中读书的心境与思考。人在病中的心情一定不同平常，何况是在远离亲友的异地他乡，因此找书来读排除心绪和忘掉病痛，显然是读书人的习惯，但看他最后选定的书目，一本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另一本则是周作人晚年在《亦报》上所写文章的合集，前者的故事好看，后者的文字漂亮，但也都是故国的旧物罢了。也因此，再读这本散文集，看他所写自己的见闻与思考，其实总是脱离不了那乡愁的滋味，也总是若隐若显地存在着故国的影子。也是难怪，记得刘再复将《红楼梦》看作自己的《圣经》，他用汉语文字在海外记录下了那些漂泊动荡的苍茫岁月；陈丹青在美国依旧读着中文书，他曾在纽约的林肯广场上一边读书一边落泪，后来他拜木心为师，也终于体味到了鲁迅的妙处；而北岛则将汉语看作自己在世界上漂泊的唯一行李，依旧坚持用汉语继续写作自己的诗歌；还有高行健、余英时这样的作家和学者，为汉语的书写赢得了最高的荣誉。当然，还有那么多的海外游子，他们使用汉语的文字来记录心灵，寄托生命，也承载那份沉重的故国乡愁。
　　本文由《独立阅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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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阅读报告：文史来源：搜狐读书频道
2011年08月12日


　　观察员 王晓渔

　　这两三个月有不少值得推荐的书，但是它们命运多舛。五月去北京，在万圣书园看到新出的《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晚清预备国会论辩实录》（李启成点校，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4月），因为这本书太重，又来自上海，就没有千里迢迢地带走。
　　谁知回到上海，在书店里怎么也找不到。在当当搜索，页面犹在，点开却显示：“对不起，您要访问的页面暂时没有找到。您可以……”这让我有些紧张，如果新书缺货，不至于删除页面，莫非遭遇不测？但是这本书是一百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能有什么不和谐的内容呢？即使不和谐，也属于“万恶”的晚清政府，不是正中下怀嘛？于是，询问知情人士，得知书无问题，但是序言有恙，因此召回，修改后很快就能上架。听到这个消息，更加对全本情有独钟。
　　七月再去北京，日程紧张，本来没有安排去书店的时间。但是，想到这本书，还是打车赶去万圣。进了书店，直奔主题，有惊无险，还剩最后一本。回去先翻序言，却也没有太多的出格之处，无非是讲了一些常识。但是，在常识即异见的时代，出版社的紧张也不是空穴来风。
　　看到这本书，又想起《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麦迪逊著，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美国制宪会议的辩论，已经成为经典，并且通过各种通俗读物为公众所知。可惜，这个夏天翻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初中历史教科书，美国革命的章节竟然找不到“制宪会议”，重点是独立战争。晚清预备国会的论辩实录，在历史中的湮没，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晚清预备国会论辩实录》现在已经重新上市，调整的只是序言，正文并无妨碍。期待围绕这本书能够开发出更多的读物，尤其是通俗读物，让公众对一百年前的传统略知一二。
　　吃一堑、长一智，见到高耀洁先生的《我的防艾路》（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说时迟、那时快，没有任何犹豫，立即拿下。去国离乡的高耀洁，曾这样表示：“我不想老死在美国，但我不认为我可以返回中国，我想我会乘坐一架飞返中国的飞机，然后在飞机上死去。”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可是高耀洁却像林冲一样，有家难回，但她又不是林冲，因为她不会选择梁山，而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朱学勤先生在序言里，借用“老三篇”对另一位医生的赞誉，表达对高耀洁的敬意：“一个中国人，不远万里，离开中国，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我的防艾路》的出版经过五年时间，现在依然前途未卜。《盲人奥里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的出版，经过十五年的等待。这本书是龚祥瑞先生的自传，传主是宪法学者，执教于北京大学，桃李天下，兼济庙堂和江湖。负责遗稿出版的陈有西先生，在序言里回忆他们的最后一面：“说到了今日中国有政治而没有政治学，有宪法而无宪政，说到了当今社会过于看重权力而轻视权利，过于重视国家而忽略了社会。”
　　这本回忆录，我事先曾有很高期待，期待具有《思痛录》一样的反思力度。但是，读后略有失望。严搏非先生在季风书讯第320期里写道：
　　“他对49年后经历的运动和事件的看法，与一般的庸众几无差别。他也经历过土改、镇反、反右、大跃进、文革，龚先生回忆当时的情景与感受，一样地没有政治和价值的判断，而按龚先生自己的说法：我能闯过“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这两大关，是靠我对毛泽东的信仰。此自传的可贵正在于此，传著真实地回忆当时的思想和情感，尽管这些文字写于1994年，文革结束已十余年。”
　　这与生前友好的回忆似乎有着不小的差别，是因为龚祥瑞太低调，还是他在写作中有自我审查，已经很难得出答案。当然，这本书依然有着法学史的价值。
　　除了这三种命运多舛的书，高尔泰的《寻找家园》（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了增订本，算是一个好消息。此前得知高尔泰和星云法师有过往来，颇为意外，道不同，何以相谋？直至读到高尔泰《山路崎岖》（《南方周末》7月21日），才知道他对佛门里的政治洞若观火。
　　撰写这篇阅读报告之时，正值温州两列动车追尾，看到种种不作为和乱作为，未免心浮气躁。于是，到童书里寻找慰藉，读了一套“小兔汤姆”系列（[法]玛莉-阿丽娜•巴文图，[法]克斯多夫•勒•马斯尼文,海燕出版社，2010年10月）。这套绘本共21册，情节没有动车相撞、高楼大火、三鹿奶粉，也没有九十大寿、世博会、奥运会，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诸如汤姆走丢了、汤姆尿床了、汤姆躲猫猫（“躲猫猫”对汤姆来说只是一种游戏的名字，但是我们却会触目惊心）……有婆婆妈妈之感。最初看到“鸡毛蒜皮”被认真对待，是很多年前看伯格曼的《秋天奏鸣曲》，整部电影的情节是一对母女的聊天，女儿谈童年时自己的心灵创伤。当时觉得小题大做，都是一些不值一提的事情，居然就成了心灵创伤，太脆弱了。但是，这部电影总是在我心头盘旋，从不以为然到深以为然。是否尊重细节，最能说明人性是否得到妥帖安放。认为活着就好，其他都无足轻重，那才是对人性的否定。
　　读过“小兔汤姆”，再回到现实，感到自己所生活的并非人间。
　　但即使我们都是稻草人，也总有压垮骆驼的那一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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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阅读报告：社会来源：搜狐读书频道
2011年08月12日


　　特约撰稿人 夏佑至

　　搬家最难的是处理书。此事各人做法不同。我的经验是挑出若干本，以能随身携带为度，其余通通卖废纸。但新问题随之而来：一个人最多能随身携带几本书？
　　经过实践检验，答案是不超过9本。
　　几年前，我带着9本书来到上海，其中一本是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这里阴冷的冬天适合重读《死者》。小说的结尾寒意侵人，望着窗外阴沉的天色，纷飞的大雪似乎要破窗而入，唯一的遗憾是手头这个版本不佳，装帧和用纸皆低劣，译者众多，水平参差不齐，但苦寻不到更好的版本。今天偶尔经过福州路古籍书店，抱回来几本小说，其中有新版《都柏林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10月) ，非常满足。
　　近两年极少买书，深恐坐困书堆，读不胜读，徒增烦恼。看书的场所也逐渐从家里转移到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的普通外借图书旧而且脏，但阅览处可以借到新书。有些著作---比如巫鸿的作品---涉及资料极多，需要几本相关著作摆在手边，好随时比对查询，也只有图书馆有这样的便利。《重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一书对绘本《西厢记》插图的解读十分精彩，虽然理论框架井然，但行文深入浅出，文笔流畅明快，充分显示了巫鸿的风格。读此书，忍不住想到那些被专业术语奴役的作者：他们的人生是何等的悲剧。
　　巫鸿不仅是美术史家，也是活跃的当代艺术策展人。《物尽其用》是由他策划的展览之一。
　　艺术家宋冬的父亲去世之后，母亲赵湘源沉浸在悲伤中不能自拔，她开始收藏经手的一切物品：从老旧的家具到一根线头，都收拢在自己身边，似乎要藉此留住光阴的脚步。这种强迫症并非突如其来，而是匮乏年代在湘源内心留下的深刻烙印。衣食无忧的少女时代在政治运动中结束后，整整30年里，匮乏煎熬着湘源，她必须极度节俭才能生存下去。物尽其用其实是一代代中国人的生存之道。没有什么东西是完全无用的：从一座房子到一根钉子，都有必要完好无缺地保存下去，以备不时之需。
　　但在湘源这里，收藏的习惯变成了挥之不去的精神创伤，尽管经历另一个（富足的）30年，这种创伤仍然无法修复。湘源已经垂垂老矣，又失去了丈夫，收藏癖发展到了极端的地步——很快，她的居所就被无数有用的物件和无用的垃圾所包围了。
　　《物尽其用》是赵冬拯救母亲的最后努力。他和母亲一起，把这些无用的藏品整理了出来。50年代的肥皂，60年代的布料，70年代的针头线脑，统统堆积在一起，热水瓶挨着缝纫机，破旧的鞋子下垫着已经褪色的书包，甚至连老屋的横梁和立柱也拆卸到了展览现场。这些木料搭起了一个临时的房子：那里曾经是湘源的家。每一件物品都交织着一段已逝岁月的回忆，通过整理和展示它们，湘源重温了自己的一生，也疗救了自己的隐疾。展览的全过程收录在一本书里。巫鸿为《物尽其用：老百姓的当代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5月）写了长达几十页的引言。和他的学术研究不同，这篇引言朴素感人，引人深思。
　　这本小书的主要内容是照片，在图书馆里翻看它们，几乎潸然泪下。我在湘源的故事里看到许多熟人的命运。他们一生活在对匮乏的恐惧中，并不是每个人都像湘源那么幸运；有些人在摆脱匮乏的阴影之前就已死去。
　　死者的身影惊扰着生者的梦，这样的故事不止发生在乔伊斯笔下大雪纷飞的夜里。在世界的每个角落，这样的故事日夜上演，让人不得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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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阅读报告：写作（朱白）来源：搜狐读书频道
2011年08月08日



　　观察员 朱 白

　　有些时候，你难免会替别人捏一把汗，但历史和事实最终告诉你，事情远没有那么难办，或者说当事人永远比你智商高一点。再庞大的困境都有风平浪静的一天，当然，这其中的解决手段自然难以形容。我们想不到的只是手段。
　　《激变良民——传统中国城市群众集体行动之分析》（巫仁恕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将视线集中落在群体行动上，作者巫仁恕是台湾研究明清社会文化、明清城市群众集体抗议的学者。作者深入史书中的内部，将段段发生过的往事重新排序，并试图给出规律性的总结，它们的发生蕴含着哪些必然和偶然因素，在西方经典理论的阐释下，它们与历史、社会的关系又是怎样呈现和表达的，《激变良民》都给予了细致的解释。这本书对于我来说，关心不是明清发生了哪些群中集体抗议事件，而是发生这些事件的背景以及结果，它们是否都有过积极的影响或者前进的痕迹。
　　从细微的历史中发现蛛丝马迹，寻迹而去会有惊人的规律，在抗争与镇压的双重作用力下，历史常常呈现出一副小气的摸样，也就是说，她遮遮掩掩，难给人看到真实的状况。有时候即便真实，那也是角度的真实，这些又跟光源、拍摄等等外界环境有关。我们是一个习惯被谎言占领的民族，我以为最可耻的不是那些故意欺骗的谎言，最可耻的反倒是耍点小伎俩做些用谎言制造者自己的话来说是“无伤大雅”的谎言，看上去作用力不大、伤害不大，但这是卑鄙人性的一种。
　　大陆出版商和读者对台湾作家张大春的追捧在继续，一方面他的书的确好看、有营养，再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如果将张大春与同辈大陆作家类比，他确实意识、技术至少并不逊色。称张大春的小说有营养，是指他懂得和学会了这个世界几乎最先进那些的表达手法，比如在《公寓导游》（张大春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版）这部小说集的开篇《墙》中上来第一句上来便是：“许多年以后，他再度站在这面墙下，想起了……”怎么说呢，这算是对《百年独孤》在华语地区新译本问世的呼应和祝贺吧。
　　既然说到《百年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著，范晔译，2011年6月），那这本书是怎么也绕不过去了，上个月或者这个月甚至这一年，总是难免要谈论到她。加西亚•马尔克斯或者“百年孤独”，这几个字在中国早已经无需介绍，他们的影响力已经彰显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中、甚至日常的写作中，比如，新闻记者也会在荒诞的现实面前撩拨一下自己崇尚这位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大师的品位。《百年孤独》诞生近半个世纪，留给中国读者和华语作家的，已经不仅仅用一座伟大的山脉来就能形容的了，这么多年，我们用自己的方式吸取和榨取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营养，甚至掠为己有，然后还声称他们并未相遇过。这是怎样的民族，这里不得知，但至少当我们面对离谱和超出历史任一时期的此时此地时，也值得一部如此浩瀚和优美的小说来记录吧。新版《百年孤独》除了首次汉语正式版本外，还有一个噱头就是翻译。范晔的译本老实说，在前人毕竟黄锦炎等译本已经先入为主和本身精妙的情况下，显得过于中规中矩，甚至是平庸。但这并非缺陷，《百年孤独》留给翻译家的空间足够广袤，每个译者有自己的解释和风格也是常情，况且，这是一部完全超越了翻译的书。
　　有一种作家，你看过他很多本书，但却很难总结出故事或者形式上的特点，他太灵活善变了。约翰•欧文就是这种作家。这固然跟作家本人的心灵有关，不过你也能看出来美国当代小说家的努力，从自身求变以适应和满足读者的口味。与之相比，我们有些作家简直就称得上养尊处优了。在《新罕布什尔旅馆》（徐寯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4月）里约翰•欧文无意去写一部史诗，但却用复杂的结构、众多的人物以及它们庞杂的关系写了一部家族经营史。故事中不免悲伤、荒谬、幽默……对了，这三个词倒可以算作约翰•欧文的关键词。除此之外，今年已经出了几种约翰•欧文的长篇小说了，《绞河镇的最后一夜》（唐江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第四只手》（韩良忆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4月版）等这些对我来说，也许暂时不会看，但都先买了再说，约翰•欧文是一个值得让人如此信任的作家。
　　如果翻译类文字看多了，人就变得“轻浮”，我是说对文字的概念，追求简单实用而会忘记每一种语言都有的那种历史沉淀出来的美感。在我看来缪哲正是体现了这种文字本初之美的一位写作者，他会使用那些看似已经被风尘已久的古老之词，描述那些于现代生活中几近消失的事物，甚至有人以此批评他故作玄虚本来简单可以概括的非要用艰深罕见的词来表现，但这即便属实又有什么不好呢？所谓传承，所谓沿袭，不能没有人做啊。古典美成了缪哲文字中一种形神兼备的东西，洋溢在简短的文章中，我只能说恰到好处。《祸枣集》（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2月版）几乎都是“闲散”文字，不关乎世界上的大是大非，说不上见识和才华，但有缪哲的文字已经足够了。随便摘抄几句：“明清之间，正定城的四围，泉水很多，可数百眼，漫流开去，便成了一泽国……”聊聊数字，没有生僻字，都能看懂，但它们组合在一起就形成的一种似乎正在逝去的美感，它们像一曲歌谣不费力气就可以从书本上弥漫开来。如果我是座城，一定会非常期待缪哲这样的作家光临并书写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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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报告(中国大陆)：经济来源：搜狐读书频道
2011年07月01日


　　观察员 苏小和

　　近期读得仔细的书，是《供应学派革命：华盛顿决策内幕》（罗伯茨著，杨鲁军、虞虹译，格致出版社，2011年4月），动因是这本书为眼下正在蔓延的通货膨胀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读视角。
　　在经济学流派的意义上，罗伯茨提出供应学派，并冠之以革命性的定义，事实上是对20世纪30年代末凯恩斯主义的有效批评。在最基本的经济学供求关系问题上，凯恩斯否定了以萨伊定律为基本内容的古典经济学，以“有效需求不足”代替了“供给能创造自身的需求”这一传统的理论。相当一部分西方经济学家也把战后出现的经济繁荣完全归功于凯恩斯主义，东方专制主义政府更是在凯恩斯主义的口袋里，找到了大政府操控市场的计划经济理由。但是到了60年代末，尤其是7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滞胀”形势，凯恩斯主义对此已不能加以解释。
　　显然，现在提出供给创造需求，提到供应学派，是很应景的一件经济学概念。这就是著名的萨伊定律。核心思想是“供给创造其自身的需求”。这一结论隐含的假定是，循环流程可以自动地处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它包含三个要点：第一，产品生产本身能创造自己的需求；第二，由于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作用，不可能产生遍及国民经济所有部门的普遍性生产过剩，而只能在国民经济的个别部门出现供求失衡的现象，而且即使这样也是暂时的；第三，货币仅仅是流通的媒介，商品的买和卖不会脱节。
　　按照这样的陈述，萨伊定律显然为治理通货膨胀提供了很好的思路：过去的反通货膨胀政策过分注重需求而忽略供给，即忽略了运用刺激生产力的方法来同时解决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第一就是要减税，使企业和个人的税后净收入增加，以刺激企业和个人投资的积极性，从而使生产力提高和供给增加，这样就可抑制以至消除供给不足所造成的通货膨胀。第二，削减社会福利开支，一方面可削减政府财政赤字，以消除通货膨胀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可杜绝人们对社会的依赖心理，促使人们更多地工作，从而使失业减少。
　　我之所以推荐这本供应学派的书，显然不是在这里说一些复杂、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提醒一个事实，在中国经济的今天，政府既不会主动减税，也不会削减体制内的社会福利开支。中国的经济问题，是一个不符合理论路径的经济现象。这也许就是所谓特色吧，很多时候，中国人就是以特色之名，坚持莫名其妙的错误，背离常识。
　　余英时先生的书，我是每逢必读，而且是精读。这回拿到的，是他最近的结集《史学研究经验谈》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12月），书中提到诸多先生求学时代的小故事，芳香可口。比如余先生回忆，他细读钱穆先生的书，读书笔记写满了整个纸张，钱先生看到之后，说应该留下三分之一的空白处，等日后遇到与他不同的观点，可以整理出来，记录在一起，以此做到兼容并蓄。余先生感叹，钱穆先生的这种学术雅量，影响了他一辈子。
　　余英时先生虽然客居美国超过了半个世纪，虽然他具有足够宽阔的世界视野，但他的史学方法，却一直坚守纯正的中国范式。在诸多具有大气象的海外大家之中，余先生多年以来总是提醒众人，不要陷入西方中心论的窠臼之中，中国的问题，必须在中国语境下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解释体系。
　　这正是余先生的学术立场：把中国文化传统本质上视为固有的起源和独立生长的体系。在这个前提下，先生沿着两条路径工作：
　　第一，中国文化必须按照其自身的逻辑并同时以比较的观点加以理解。所谓比较的观点，先生指的是早期帝国时代与印度佛教的比较，以及十六世纪之后与西方文化的比较。而十九世纪以来中国与西方的第二次相遇，毫无疑问是震撼世界的历史现象。从二十世纪初期开始，中国人的精神便极大地关注在中国对西方的问题上，仅仅用自身的逻辑而没有比较的观点来解释中国的过去，无疑将冒着陷入简单中国中心主义的古老窠臼的风险。
　　第二，余先生总是将焦点放在历史阶段的转变时期，他认为无论是孔子时代，还是孔子之后的时代，中国与其他文明相比，悠久历史的连续性，非常显著。这种不断演进的过程，连续与变化相互交织，因此，余先生试图弄清楚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思想、社会和文化变迁，试图辨识中国历史变迁的独特模式。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余先生将他的注意力，锁定在一个重要的范式：“道”。并认为中西文化之间在基本的价值上似乎存在着大量重叠的共识。中国的“道”毕竟也是对共同人道和人类尊严的承认。因此余英时比谁都坚信，一旦中国文化回到“道”的主流，中国与西方相对的一系列问题，就终结了。
　　问题在于，余英时先生孜孜以求的中国之“道”，那个被孔子，老子反反复复陈述的“朝闻道，夕死可也”、“道可道，非常道”，真的就是中国人的终极真理吗，是不是也是老子、孔子们的一种虚无的追问呢？这正是所有试图在传统文化里寻找中国人的现代性的最大的危险，如果孔子、老子的追问是不确定的，那么余英时先生坚守的“道”，同样也是不确定的。那么，余先生的工作，要么是通过自己的努力，重新赋予“道”以明确的定义，要么从西方语境里寻找真正的“道”。
　　余先生当然是智慧的，他提到了联合国1948年的人权共同宣言，关于人权的界定，即人权是对共同人道和人类尊严的双重承认。余先生的意思是说，儒家伦理虽无人权名词，但毫无疑问，具有人权的理念。
　　当然，《辩论“中国模式”》（丁学良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月）这本书，仍然在我的重点阅读中。这是我最近几个月以来一直在仔细琢磨的一本书，我不是说这本书有多少惊人的学术价值，而是认为丁先生的思考，为我打开了一个窗口。我手上有个课题，名为“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史与企业史的双向叙事”，志向可谓宏大，是想在经济学的语境里，找到一个国家百年来经济变迁与企业家命运沉浮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一块学术领域，看似热闹，其实可资借鉴的学术成果，并不多，商业史方面，或者说综合性的历史陈述方面，郝延平先生，白吉尔先生，当然还有费正清、刘广京等泰斗级学者的著作，值得我反复研读，但单纯的经济史方面，可谓空白，只有杨小凯先生的“百年中国经济史”以文章的形式摆在我面前，这是先生生前未完成的工作之一，我读到的，基本算是一个学术纲要，值得展开的余地非常大。王晓渔君曾经多次和我提到，沿着杨小凯先生的思路，做一些铺陈的工作，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至于经济史和企业史的双向叙事方面，几乎就完全无文献可查了。值得庆幸的是，我在丁学良先生的这本书里，零星地捕捉到了一些与此有关的思考，包括一些框架性的分析。虽然丁先生没有刻意为之，但于我，却是莫大的启示。
　　当然，作为热点中的热点，“中国模式”，以及与此有关的各种辩论，看上去热闹纷繁，但基本上属于宏大叙事，几无学术价值。一方面，这种集中了威权体制、有限的市场竞争、高强度的社会管制和国家贸易层面的重商主义倾向，并非中国的制度创新。所谓太阳底下并无新事，从经济史上看，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曾经采用过这种策略，到20世纪上半叶，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尤其是希特勒时代的德国更是如此。另一方面，这种试图从所有的方向解读中国的思想企图，事实上首先放弃的是某个专业的路径。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多么繁复的话题，好的学问家显然不会去寻找一个更加繁复的学术模式来解读中国，因为这会让问题变得更复杂、更空洞。为什么不从社会学的角度，或者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呢，事实上，今天所谓的“中国模式”，准确地说，应该是指向了中国经济的模式，因为关于这个国家的政治模式和社会模式，尚不明确。而经济模式，如果放在历史的流变中加以分析，并不新鲜。惟一可以强调的，是今天的中国经济已经置身于一个深度的全球化背景中，也许未来所有的变量，都是其中。
　　如此一来，所谓“中国模式”的辩论，更多的可能仅仅是一个蔓延在街头巷尾的话题，一个人人都想参与，但人人都莫衷一是的谈资。丁学良先生的思考，就是站在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和经济学的多重路径上，对今天中国发展进行的一次综合性、非学院性质的工作，这让很多关心中国的人们的思考有了一个必要的参照谱系。读完此书，你会对今天中国的基本现象背后的逻辑，有一种比较宽阔的了解。而对于未来中国的走向，丁先生给出的观点，是不断持续，不断深入的国际化。作为读者之一，我深表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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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报告(中国大陆)：思想与哲学来源：搜狐读书频道
2011年07月04日


　　观察员 成庆

　　本期仍然想接着上期阅读报告的“少数民族”继续谈，边疆史与少数民族问题的出现，不仅会在国家积贫积弱的状况下出现，同样也会在国力强盛时凸显，而且这两种情况常常会体现为内政与外交两个层面上。就如最近爆发的中越之间的南海危机与内蒙古的牧民抗议活动，都有意无意地提醒着我们，边疆与少数民族问题在“盛世”下的不和谐音。
　　北部边疆少数民族的历史，其实也是游牧文明与汉地的耕种文明相互摩擦、交融与互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自然牵涉到政治、民族、文化等各个层面的交涉，就如最近的内蒙古的抗议活动，就是因为采矿业对草原的侵蚀而引发的民间反抗，这一方面是政府及矿产企业与一般民众之间的利益矛盾，另一方面则又可以表述为草原文明与现代工业化之间的矛盾等等，尽管蒙古族本身，在历史上其实已有相当剧烈的演变，远无法用一种本质性的草原文明或少数民族来作说明。例如美国著名边疆史学者拉铁摩尔在其名著中《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中曾对清朝时期蒙古族性格的演变有这样一个饶有趣味的观察:
　　多数的旅行家已经注意到，蒙古民族已经不好战了……蒙古民族趋向和平的真正原因，是召庙的不动产强化了为各旗及其首领划分疆界的稳定政策，打倒了作为草原游牧经济传统的移动性。从前，这种移动性可以限制首领对其部属的向背滥用权力。草原社会的变化，使战争被废止了，而其代价就是经济的退化与社会的奴隶化。
　　由此可见，蒙古因为处在与汉地政权的边疆地带，因此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改变经济模式与组织形态，甚至连常认为“桀骜”的民族性格也因此得以逐渐服帖，难怪当年皇太极就曾担心满人被汉化，“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耳”。而正是这样的“汉化”与“反汉化”的僵持之间，“异族”的“异”逐渐淡化，对抗逐渐转化为一种共存，而这种地理与文化上的接触也使得清帝国在向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才会有如此多难以厘清的少数民族民族的国家认同危机。
　　这种认同危机，在历史研究方面，就体现为对“蒙元史”解释方面，如葛兆光在最新出版的《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2月）中，就有多处提到蒙元史与“中国史”论述之间的冲突问题，试图用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地区性帝国概念来取代狭隘的民族国家观念，但或许麻烦在于，当下的意识形态会习惯性地利用“华夏文化”、“中华民族”等概念来建立起一套以汉族为中心的现代民族国家叙事，似乎“汉族”无论是在文化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毋庸置疑的中心。
　　这种“明尊暗贬”少数民族的思维倾向并不是新鲜事物，就如拉铁摩尔在其回忆录《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拉铁摩尔回忆录》（矶野富士子记录，吴心伯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中所记载的，他在抗战时期发现，蒙古人对于抗日并没有多少兴趣，事实上，一些蒙古民族主义者还与日本人暗通款曲，拉铁摩尔就曾建议过，假如要让蒙古加入到抗日的阵营，则可能要以“蒙古自治”来换取。而当时的国民党将领们，对蒙古族充满着偏见，拉铁摩尔甚至记录下傅作义的这样一番言论：“蒙古人里没有像你我这样的文明人，他们是牲口。如果干活，就喂养他们。要是不驯服，就揍他们。”如此直白的话语无疑显现出，历代中央政权对待边疆问题上暗涌的强权逻辑。
　　“中国”虽然存在固定的疆域，但它真的一成不变吗？ 狄宇宙的《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贺严、高书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9月）就从历史上中国北部边疆地区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互动来着眼，来考察所谓“华夏文明”是如何在“和亲”与“征伐”的不断变换中进行建构的，如果从边疆史、区域史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或许应像当年抵制“西方中心论”那样去抵制所谓的“汉族中心论”与“中国中心论”，今日所谓的“中国模式”，表面上看是对抗西方普世价值，但回到国内，何尝不是一种“主流压制边缘”的逻辑？君不见许多汉地民众在面对藏区信仰时的那种无知与粗暴，简单一点说，难道修铁路、修高楼就一定是人人都要的？
　　宗教在1949年之后日常生活中的消失，的确是今日文化各种怪现状的一个原因所在，但这个过程到底是如何发生，如果演变的，却少见有人详加考察。最近偶读汤用彤的《往日杂稿 康复札记》（三联书店，2011年5月）的“康复札记四则”，看到这样一段话：
　　在旧社会，幻想中有不灭之神，在新时代，确实有很多再生之人，我自己就是其中之一。1954年时因多年积病，患脑溢血症，近一月不省人事，但得党无微不至的关怀，竟得不死。
　　我无意揣测汤先生当时写作此段文字的真实想法，但至少这部分反映出1949年前后一般人宗教形态与信仰内容的一些变化，而且有趣的是，“再生”此类话语，本就带有强烈的信仰色彩，而且将“不死”与“党的关怀”这般链接起来，也让我们对这套所谓的“唯物主义”哲学有了一些新的看法，“生死”不再属于未知世界的议题，反倒被带入政治力量的管辖范围，近来学界好谈“灵知主义”，不知这是否也算？
　　说到灵知主义，这里想附带推介一本被大家忽视的好书，约安•.库里亚诺的《西方二元灵知论——历史与神话》（张湛、王伟译，莫伟民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谈灵知主义，国内比较熟悉的有约纳斯、沃格林，虽然沃格林曾提到过灵知主义与神秘主义（包括炼金术等）之间的关联，但库里亚诺则才是一位专门研究灵知主义与中世纪魔法的天才，他出身于罗马利亚，早年研究印度学，1972年逃离罗马尼亚，一直对于社会主义罗马尼亚耿耿于怀，他这么写道：
　　我1972年出逃，但心灵上的创伤持续了约十年，直到1989年12月才完全平复。当时，那个世界的统治者和他的配偶已被处决，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他们的尸体。也许我已康复，可罗马尼亚不会了。
　　就是这位研究灵知主义的天才，却在1991年5月21日被人在芝加哥大学的厕所里谋杀，案件一直悬而未决，平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最后再推荐一本勋伯格的古典音乐评论《伟大指挥家：〈纽约时报〉音乐评论》（盛韵译，三联书店，2011年4月）。爱乐者当知，此勋伯格非彼勋伯格，乃是《纽约时报》的著名乐评人，大陆曾出版过他的《伟大作曲家的生活》（三联书店，2007年），但似乎关注者寥寥。这本评论集的最大好处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纵览20世纪最为著名的指挥，可谓是简要的古典指挥简介手册，虽然我曾也收罗了不少国内鲜见介绍的指挥家的英文传记和回忆录，但其实要想一本本地啃下，却也只能是想象中奢侈的享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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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报告(中国大陆)：社会来源：搜狐读书频道
2011年07月04日

　　特约撰稿人 夏佑至

　　老书新译的好处在于，原版起码经过了时间考验。《失控》（凯文•凯利著，新星出版社，2010年12月）的英文初版距今有17年，在互联网时代，无疑要算是老书，最近出版的中文译本很贵也很厚，但值得花时间一读。除了重温凯文•凯利对互联网世界的预言——大多数都应验了，尽管形式有所不同——这本探讨机器与生物关系的书提供了特别的视角，让我们重新考虑人类社会运转的基本形式和动力。
　　经过奥地利学派尤其是哈耶克的反复论述之后，人类社会运转的形式和动力成了当代社会科学的母题。《失控》则从生物进化和计算机科学的角度，检验了哈耶克的若干重要结论：互联网技术营造的并非一个虚拟世界，相反，是因为遵循了哈耶克为人类社会总结的那些规则，这门学科才得以快速成长，最终改变了世界。
　　在凯文•凯利看来，机器、生物和人类社会分享某种共同的进化方式。托马斯•霍布斯断言，没有强大的中央集权自上而下地约束社会成员，人类就只能在利己的泥淖里彼此毁灭，但18世纪以来，西方却自下而上地建立起了基于自治和法治的社会，证明人类有足够的理性寻求合作共存，而无需仅靠政府的强力维持刚性秩序。生物进化和机器演进的方式与此过程也很相似。
　　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根本区别在于能否解放生命的创造力。《失控》出版以来的这17年，恰好是全球化急剧推进的17年。经济一体化改变了世界经济的版图，新经济体急剧膨胀，其中以中国为最。互联网为全球化提供了动力，也是其中信息流动的基本形式，作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中国同时是推动互联网发展的制度元素最大的受益者。个人自由、市场经济和法治——这些制度元素，把中国人的创造力从全能政府的大手中解放出来，他们改变命运的激情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
　　放弃自上而下的控制，相信自下而上的智慧，在这里，“失控”可以与哈耶克的术语“自发秩序”互相替换。在全球化的自发秩序里，如果放弃对控制根深蒂固的迷信，中国当然有机会做得更好。经济增长理应与开明的政治同步，我们应该过一种理性而有尊严的社会生活。
　　如果这些预期没能实现，并不是制度元素本身有什么问题，也不是因为它们在中国水土不服。和几个世纪以来的欧洲一样，垄断的权力带来垄断利益，掌权者并不会自动放弃对社会的控制。自治社会是斗争的产物；权力受到监督和约束，而后才能解放人的创造力。
　　值得一提的是，《失控》是一本朴素的书。如果套用汪晖教授的话说：凯文•凯利为什么没有倒掉？不得不说，明晰的风格有利于一本书经受时间的考验。
　　另一本风格明晰的书是何伟的《寻路中国》（李雪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1月）。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本书的主题——普通的中国人如何尝试改变命运——是对鲁迅名言贴切的注释。尽管中国的官员都是超验主义者（他们的信条是：世上本没有路，领导说有，也便成了路），但普通中国民众相信自己的经验。他们的平静和躁动、欢喜与悲伤，他们的得与失，让过去的10年时光显得充实，也让何伟的书显得充实。在中国的历史上，这10年的重要前所未有。我想，今后很多年的故事，都在这10年里埋下了伏笔。总有一天，人们会再次书写这些故事——虽然未必是以《寻路中国》这种形式。
　　和那些明晰的作品相比，醉心于中国特色的论述——这是过去10年故事的另一个版本——不是概念含糊，就是论述粗暴，要么兼而有之。不管他们的故事从2008年的盛世开始，还追溯到更遥远的1966年，特色论者有一个共同的逻辑终点。他们沉迷于自上而下的控制，沉迷于高度集中的权力，为此不惜以暴力来主导秩序。
　　逻辑上仰赖暴力的后果是暴力成为行动中的必然选择。网络上流传着一些视频：同一群人总是出现在不同的讲座上，用暴力破坏别人的言论自由，使得讲座中断或根本无法开始。这种画面让我顿生穿越之感。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舒昌善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里详细描写过的冲锋队，如同这一幕历时久远的预演，只是规模和组织程度不同。
　　在那本伤感和悔恨之书里，茨威格常常自问：零星的有组织的暴行意味着什么？它们是否开启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有时候，问题真的比答案还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