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小学取消三好生引关注 校长:要给孩子腾飞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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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小学取消三好生引关注 校长:要给孩子腾飞的动力 　2012年02月24日　 作者：三好学生　 　来源：新华网

“在路上”的教育如何走得更好--北京一学校取消三好生评选引起关注 　　新华网北京２月２４日电（记者葛素表、王思海、姜潇）能当上“三好学生”是每一个学生的愿望，也是家长考量孩子在学校表现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但在２月２１日，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正式宣布从今年起取消三好学生的评选，改“三好学生”的评选为“１０＋Ｎ＋３”项奖评价。 　　从“评选”到“评价”，从“三好”到“１０＋Ｎ＋３”项奖是一种什么样的转变？这种评价是否会得到家长和学生的认可？教育专家怎么看待这种改革？ 　　小学阶段要给孩子蓄积“腾飞的动力”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校长李烈对记者说，这所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学校秉承“为了每一个孩子健康发展”的基本理念，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深入思考，将原有的学生评价工作进一步细化、完善，改“三好学生”评选为“１０＋Ｎ＋３”项奖评价。具体来说，“１０”包括：爱心、守纪、学习、诚信、劳动、健康、礼仪、全勤、安全、特长等１０项；“Ｎ”是指在某一方面有突出表现或进步；“３”是指育爱杯、小钱学森杯和小博士奖。 　　李烈说，这些评价是学校多年积累起来的，主要是基于小学阶段的教育特点。育爱杯是要求孩子坚持一年以上公益活动，比如到敬老院、太阳村、科技馆等做志愿者；小钱学森奖是鼓励孩子进行发明创造，获得区级以上奖励；小博士奖主要是对孩子阅读的要求，每年必须读指定数量的课外书，并根据年龄特点写出读书报告或读书心得。 　　李烈说，小学教育是“在路上”的教育，不宜过早对学生做出结论性评价。到小学阶段结束时，个体的身心发展距离成熟也还有着相对大的差距。中学阶段孩子的发展潜力仍是巨大的，仍充满各种变数。作为教育者，不能因小学阶段一时的发展结果，以一种定论的方式对孩子的发展做出评价，这种定论本身及定论的形成，很可能影响固化了孩子的自我认识从而影响了孩子在后续发展中失去了积极的、正向的发展动力。 　　李烈坚信，每个孩子都是三好生，学校要给每个孩子一个充满希望的空间和可能。因此不能过于简单地对孩子的发展状况做出结论性评价，要永远给孩子一份希望，给孩子继续腾飞的动力。 　　多一把尺子，多量出一批好学生 　　巍巍是北京海淀区一所小学六年级学生，她的妈妈六年来一直在担心中度过，孩子在班上是年龄最小的，刚上学身体瘦弱，同学们跑都追不上，而且写字慢，为陪孩子，她从证券公司辞了职。“孩子到了五年级体质和学习成绩才有了明显进步。低年级的时候，孩子差半岁特别明显。” 　　北京实验二小的老师们早就关注到了由于孩子“年龄差”造成的“体力差”和“智力差”现象的普遍性。李烈说，小学阶段不同学生之间的发展不均衡、不同步，但是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特的。教育的最高境界，就是要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找到自己的价值，从而激发每一位学生的进取精神，使其在原有的水平上获得更多更优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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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冷暴力”:如走到极端太可怕

文章作者：陈凤莉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2-3-12



    从“绿领巾”到“红校服”再到“三色作业本”，去年发生在教育领域被称之为“教育冷暴力”的现象一度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在今年的两会上，很多代表委员对此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如果教育走到这样一个极端，那是很可怕的。”全国政协委员张济顺说，她并不反对用分数和考试来评价学生，在她看来，评价不可能没有，就现在而言，考试可能还是对学生最公平的考核方法。但一些学校主观地、表面化地将学生分成三六九等，并给他们贴上优劣的标签，是她所不能理解的。她认为，孩子在智力条件和个性等方面可能会有差异，这很正常，但这种差异不应受到排挤。
　　张济顺认为，这种排挤势必会伤害到孩子的自尊心，对其心理健康产生影响。
　　在媒体的报道中，有的戴着绿领巾的学生在走出校门之后便偷偷地将绿领巾藏到书包里，有的领到不同颜色作业本的孩子会躲着家长做作业。
　　“这会让他们总是处在一种失败的情绪当中，对他们的成长肯定不利。”全国政协委员郗杰英说，在对青少年的多年研究中，他提出了“人人都能成功”的口号，因为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优点，都可能走向成功。
　　张济顺也理解有些老师或者学校可能是为督促学生上进才采取这些措施，但她始终觉得正确的激励方式才能起到有效的作用。“激励的方式应该是平等的，不是给一些人奖励，而给另外一些人惩罚，哪怕一个孩子暂时是落后的或者做了错事，也应该用正面引导的方式，用耐心说服的方式，让其慢慢找回信心。”她说。
　　全国政协委员王汝成对这种现象的发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他觉得每个学生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学习的热情都不一样，作为老师，对所谓的差生也应该以鼓励为主，而不能伤害到学生的自尊心，影响其健康成长。
　　一些代表委员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教育现象，是教育部门，乃至社会对学生的评价标准太单一了。
　　贵州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全国人大代表郭子仪坦言，作为学校和老师，考试的指挥棒让他们背负着升学率的压力，就可能会出现一些不正常的教育模式，就像“绿领巾”等极端事件，“当然这样的事也只是偶然事件。”他说。
　　“难道分数就是区分好孩子和坏孩子的唯一标准吗？”郗杰英经常这样质疑。
　　回忆起自己的学生时代，全国政协委员倪邦文总会感叹“那个时候比现在快乐多了”。以前虽然是应试教育，教育条件也不是太好，但他觉得自己在学习过程中是“健康的、全面的”。反倒是大力推行素质教育的今天，很多孩子却成了“唯分数论”的牺牲品。
　　“真正的素质教育是除了知识学习以外，还应该有健全的心智，健康的道德观念等。”倪邦文说。但让倪邦文担忧的是，现在的素质教育在实践当中被理解偏颇了。
　　“不是说一有时间就学学跳舞，学学画画，上个特长班就是素质教育。”在他看来，今天的教育中出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管学生学什么，都是以升学为目标，渐渐地，学生便在思想和心智等方面“瘸了腿”。
　　倪邦文建议应该改变现有的教育评价体系，“对于学生，除了知识学习，还可以增加思想道德、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评判，尽管这样的评判标准很难界定。”
　　郭子仪则希望对学校也多些考核标准，要淡化升学率等数据评价，多一些定性的评价。
　　不过，改变教育评价标准也并不是教育部门的一家之事。
　　“还有整个社会的教育理念问题。”郗杰英说，包括家长，“因为分数和孩子的升学就业乃至以后的生活质量都有直接的关系，使得家长无法不关注孩子的分数。”
　　郭子仪觉得，如果有一天，社会、学校、家长都不再拿分数和升学率评价教育的成败，老师和学生的压力就不会那么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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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评：三好学生评选与其取消不如净化

文章作者：牛角　来源：新文化报　2012-3-7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书协名誉主席沈鹏发起、全国政协委员、《人民日报》高级记者詹国枢联名提案：中小学停止评选三好生。称三好生让学生学会不正当竞争，浸蚀儿童心灵。
　　笔者小学的时候当过几回三好学生，当选了的确觉得骄傲和光荣，但也没觉得高人一等，而没有当选的同学在我面前似乎也没有什么自卑感。那时候的三好学生评 选，就像某位网友所说的：那不是一个身份烙印，是一个对学生学业的奖励。挺单纯的。但是最近好像这项单纯的奖励变得人人喊打起来。
　　全国 政协委员、中国书协名誉主席沈鹏在提案中列出四大原因：一是少年阶段，人为分出优劣，不利学生成长；二是家长学生纷纷送礼，滋生教育腐败；三是小小年纪， 学会种种不正当竞争，侵蚀儿童心灵；四是经社会调查，多数老师家长反对。这个指控真的不轻，但我总觉得如果像我上学时评选那样只是一个单纯的荣誉，顶多发 个证书奖励支钢笔的话，家长和学生们真犯不着“纷纷送礼、不正当竞争、滋生教育腐败”。必定还有更大的诱惑等在那里。
　　前不久《新快报(微博)》 的一则新闻印证了我的想法：广东高考加分项目从23项猛砍至仅剩6项，2014年起奥赛、三好学生高考不加分。新闻里告诉我们，广东省级三好学生高考加 20分，这真不是小数目，够家长和学生“拼搏”一把的了。和可怜的奥数一样，三好学生也被高考加分给绑架了，奥数作为一种智力测验自有其价值，三好学生作 为一项奖励也有其意义所在，并没有原罪，只是因为和高考加分捆绑在了一起，而让它们的性质异化了。而因为这种异化就一刀切地取消它们，多少是有些因噎废食 了。
　　退一步说，即使我们取消了三好学生的评选，就能够遏制教育腐败和不正当竞争了吗？还有更多的高考加分模式等着家长和学生们去“拼 搏”呢。这就像有人大代表建议出台“公务接待严禁采购消费目录”，我想如果采购行为本身得不到监督和规范的话，这个消费目录只会越来越长。同样的道理，如 果不从高考加分制度本身加以遏制的话，单纯取消其中的某些项目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只会被其他名目所取代。因此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像广东省那样，把那些 不合理的加分项目直接砍掉，让三好学生评选回归它本来的单纯目的。
　　当然，除了把三好学生评选和高考加分脱钩之外，我们也要尽量避免它产 生诸如“绿领巾”、“红校服”那样的负面效果，既然是三好学生，成绩就不应该是评选唯一的标准，老师也不应该是评选唯一的权威，把这项权力交给学生自己， 我想这对培养学生的民主意识具有积极意义，而评选的结果也才能真正实至名归。三好学生评选，这个承载了多少人美好回忆的名称，与其让它成为历史，不如赋予 它新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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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三好学生”难以狙击教育不公 2012年02月03日　 作者：林小明　 　来源：华西都市报

在今年北京市人代会上，市人大代表、北京实验二小校长李烈提出的“取消三好生评选”成为业界乃至社会热议的一个焦点。记者昨天从实验二小了解到，新学期起该校将暂停评选三好生，而继续采用更为多元化的标准评价学生的综合素质。（2月2日《北京晨报》） 　　在三好生评选过程中，所暴露的问题并不少见；而取消三好生评选，类似呼声也经常耳闻。相较此前的“雷声大，雨点小”，这次北京该小学动真格了。但遗憾的是，该试点目前只是可能获批，且暂不在更大范围内推广。更重要的是，看似刮骨疗伤的举动，仍隐喻着对狙击不公的无力感。 　　就像该校校长李烈所说，三好生的评选，在操作中存在弊大于利的病症。但其陈述的理由则是，人为限制比例与教育方针相悖。而就我看来，最为主要的原因在于，三好生评选中存在的带病操作，渐与其设立的初衷背道而驰，成为了各种利益博弈的权力场，从而损坏了应有的公平及公正。 　　既然该评选已沦落了，那么就应以壮士断腕的决绝，让其被难以匹配的时代淘汰。但让人遗憾的是，该校的试点其实是扩大而变相的三好评选。其评价标准即便再繁复，都难逃谁掌握了程序，谁就控制了结局的命运。因此，这只是貌似突破旧有格局，重新确定并建立权力寻租新秩序而已。 　　改革原有评选是需要勇气的，这点毫无疑问。但当变革所提供的参考举措，只是换汤不换药时，个人以为，还不如对原有三好评选制度，进行完善和修订。毕竟其在运行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弊端及优势，已变成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这样所付出的改良成本，当然会更为顺畅而相对节俭。 　　就像有些校长所认识到的那样，导致三好生评选变味的最大弊病在于功利化，如果三好生仅为荣誉而不赋予挂钩升学等待遇，三好生评选也能发挥应有的激励价值。这其实更充分地说明，大家心知肚明，早就认识到弊端，但却缺乏改变既有利益格局的勇气，说得再好都不如丁点实际行动。 　　狙击三好评选中的不公，并非仅仅从形式上进行扬弃就能达到。而应从实质上着手：让其脱离唯升学为开道指向的功利目标，切实成为体现素质教育的手段。当然，也就不应打着“赏识教育”的幌子，让更多人在制度设计缺陷中，找到有利可图的寻租路径，那将更严重地损害更多人利益。（林小明 原题：取消“三好”难以狙击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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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传东：红领巾变“绿领巾”五宗罪 时间：2011-10-20

陕西西安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为部分差生发放绿领巾。据该校教师解释称，学习、思想品德表现稍差的学生没有红领巾，所以该校便为这部分学生发放了绿领巾以资激励。但家长并不认可这一做法，指责此举会对孩子心理造成极大创伤。（见2011年10月19日人民网） 　　　　一条鲜艳的红领巾伴我们度过了一个个金色的少年时代，她见证了我们的成长、她提醒了我们的不足、她善解了我们的无知、她成就了我们的梦想…… 　　　　红领巾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的标志。她代表红旗的一角，用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象征着革命的胜利。敬队礼时右手五指并拢，高举过头，表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每个少先队员不仅要佩戴红领巾，还要用自己的言行维护红领巾的荣誉，并为红领巾不断增光添彩…… 　　　　然而，绿领巾又标志着什么，代表着什么，象征着什么……陕西西安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擅自将“红领巾”之“红色”变成“绿色”之“绿领巾”。用校方的话来说，凡佩戴“绿领巾”的只是那些学习成绩差、思想道德素质差等的学生。 　　　　笔者以为，“绿领巾”是学生之痛学校之耻教育之殇，“绿领巾”扼杀了学生尊严勒住了育人之美，红领巾变“绿领巾”至少犯下了五宗罪： 　　　　一罪：剥夺学生佩戴红领巾的权利。《中国少年先锋队队章》第十条规定：凡是7周岁到14周岁的少年儿童，愿意参加少先队、愿意遵守队章的，向学校少先队组织提出申请，经批准，就可成为队员……可见，学习成绩好坏并不是准不准许佩戴红领巾的理由。显然，校方的想法和做法既不合法又不合规更不合理。 　　　　二罪：侵犯学生价值取向和其尊严。校方将原本佩戴给学生的红领巾，给差生改为佩戴“绿领巾”，这不仅让差生感到自卑和受伤，而且连学生家长都“连带”有自卑和受伤。以此将学生“划分等次”，有失社会公平与正义，有失教育全面普及。这不仅侵犯了学生价值取向，无形中还侵犯了学生的人格尊严。 　　　　三罪：阻碍学生向上求进取的通道。从某个意义上说，“绿领巾”阻碍了学生积极向上、追求进取、改正错误的通道。按校方说法其举动是为了“激励上进”。其实，无论结果如何，当然现在已无法考证了。这都是“弊”大于“利”的。将红领巾变成“绿领巾”不但是吃力不讨好，还惹得一身“骚”。 　　　　四罪：歧视差生和侮辱差生的证据。初识校方育才方略，一眼便能看出，这分明是歧视差生，这分明是人为地为学生划等级，却非要为其披上一件所谓的“以资激励”的“马甲”。实在难服于众，确实无法育才。这从某个侧面暴露出了我国教育体制亟待完善；暴露出了我们的某些教师法制观念淡薄、思想道德素质低下；暴露出了学校办学指导思想不端正。等等。 　　　　五罪：破坏了我国百年教育的美学。校方想借一条“绿领巾”来唤醒少数差生“知耻而后勇”的设想，是行不通的。稍有些常识的人都知道：十个指头有长短，山中树儿有高低。生态自然之规律尚无法改变，与其对小学生的教育来说，想通过一些“无知”、“激进”、“拔苗”、“速成”等方式来提升，是不可能的。既不符合教育之规律，也不符合教育之生态，更不符合中国教育之美学。 　　　　本文在落笔之前，还值得提醒一下的是，望有些人走出一个“误区”：有的人认为，“绿领巾”同学生家长给孩子购买的衣物好坏差不多；有的人认为，“绿领巾”同学生使用的学习工具好坏差不多；有的人认为，“绿领巾”同学生成绩好坏而获得的奖状好相似；有的人认为，“绿领巾”同各自家长为学生所选择的“培优班”意想近；有的人认为，“绿领巾”同学生各自的家庭环境好坏有点同；有的人认为，“绿领巾”同学生天生赋予的聪明与才智相巧合……诸如此等。都不能为“绿领巾”而辩护，都无法为“绿领巾”而推责。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多些关爱，拒绝歧视；多些鼓励，反对标签；多些激励，少些刺激；多些务实，抑制不公；多些滋润，才有希望；多些良方，桃李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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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生命”是公民教育的起点作者：桂杰 艾瑞红  时间：2011-10-27

人物档案:檀传宝，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对话背景:日前，佛山2岁幼童小悦悦的离世引发社会对公民道德滑坡的大讨论以及对于公民教育的全面反思，十几位路人对倒在血泊中的小悦悦无动于衷，让人心寒，也给社会敲响了警钟。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公民教育该何去何从？就相关话题，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了檀传宝教授。 　　中国青年报：有学者发表文章将小悦悦的不幸去世归结为公民教育的缺失，认为在当下中国，责任教育、个人德性的培养、人际沟通的教育等都是不够的。对此您怎样看？ 　　檀传宝：缺乏对生命的尊重、对个体人的尊重是社会精神“缺德”的重要表征。小悦悦悲剧全归咎于公民教育问题有失公平，但的确与道德教育缺失和公民教育空白相关。 　　中国青年报：我们谈论公民教育的时候，很容易把它和公共道德教育混淆，比如在公共场合能保持秩序、遵守公共道德等，公共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是什么关系？ 　　檀传宝：遵守公共道德只是公民教育的一部分内容。现在一谈公民教育，大家都想到的是国民责任教育。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国民都会有国民责任，问题是公民对国家的认同和臣民是不一样的，公民是一个国家的主人，拥有作为国家主人的权利，同时要对这个国家负责而臣民则只有单方面的责任。 　　我国封建社会时间较长，对公民社会生活的权利意识呵护不够。所以，我们的公民教育至少要谈权利和责任的平衡，而不能仅谈责任。如果只有责任和义务，没有起码的权利，肯定不是现代公民，现代公民一定是权利和义务相辅相成的主体。 　　中国青年报：2008年奥运会之前，公民教育曾一度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许多专家学者也呼吁利用奥运会契机提高公民素养。但此后，这种公民教育的呼声却渐渐弱了下去。你能大致评价一下我国公民教育的现状吗？ 　　檀传宝：我国公民教育的现状是名与实不符。比如，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理念已写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里面了，但在具体教育政策实施上，一些部门和个别执行层面的领导干部，对公民教育还没有清醒和全面的认识，在真正落实相关理念上没有紧迫性、积极性，没有政策和配套措施的支持，就很难落到实处。 　　可喜的是，民间和草根意义上的公民教育正在慢慢兴起。一种是与官方体制衔接较好的群众公民教育，比如奥运会、世博会的志愿者，还有江苏、上海、云南等地的公民教育活动，逐渐引起了广泛重视，获得了更多人的积极相应和参与。 　　中国青年报：在我国，公民教育的必要性有哪些具体体现？ 　　檀传宝：我国社会现在提出的每一个口号都与公民教育有关，如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都是针对需要建立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社会领域和突出问题。尤其是针对群众上访、群体性事件等，各级政府维稳成本非常高，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贯彻新的发展思路。 　　我国基本建成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律文本很全，但要想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还必须有严格意义上的执法者、用法者。同样，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发展，如果公民素养不能同步提升，没有辅以合适的公民教育的话，那么改革的道路是充满风险的。公民教育的必要性，可以从观察公民生活的现状得出答案，比如在老百姓中，有的人的生活态度就是两个极端：平时很沉默，就算是一些问题影响到自己都不声张，认为是“公家的事”，与己无关，只做“顺民”。而一旦出现某些契机，愤怒、不满和不安情绪就立即暴露出来，犹如火山喷发，这时，曾经的“顺民”很可能演化成“暴民”，以伤害自己、伤害社会的方式进行某些所谓的权利诉求，而缺少现代公民的理性思维、维权智慧和程序正义的起码意识。这些现象就是公民教育不够的产物和直接后果，值得深思。 　　中国青年报：有媒体报道，一个老太太多次参加听证会，已经成为听证专业户，凡事都投赞成票，被怀疑是政府请的“托儿”。听证会上公民意识的缺乏，是不是也和公民教育的缺失有关？ 　　檀传宝：老太太主动参与公共生活是值得肯定的，但她在参与过程中没有批判性，没有行使必要的公民权利和表达质疑精神，在维护公众参与权、知情权方面没有自己的贡献，令人遗憾。 　　真正的权利意识不是鼓吹一个人只有权利没有义务，或者只强调自身权利而忽略他人权利，实际上，张扬权利意识，必然要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同时，在民主和法治的社会框架下合理维护每个人的权利，才是题中应有之义。 　　健康的权利意识意味着对绝对权力的否定和对政府决策的民主监督。但是，仅仅有社会管理形式上的监督还不够，要对公民意识、法治意识、理性思维、监督能力等基本素养进行培育，头脑简单、形式主义的“举手派”也是公民教育缺失的体现。 　　中国青年报：目前，微博已成为反映各种诉求的热门渠道，您怎样看待微博与公民教育的关系？ 　　檀传宝：现在，在微博上，社会生活中的“小辫子”常常被揪出来，如果揭露的是真的，某些错误因此得以矫正的话，那么微博就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积极力量。 　　发微博的人也要有公民素养，既捍卫自己的权利，同时又要勇于承认接纳别人。一个民主的社会一定是宽容的社会，有不同声音存在才是一个良好的舆论生态，我们不需要以对方不存在的方式证明自己胜利。 　　网络生活好像是虚拟的，但却更真实地表现了实际生活。在网络上议论政治话题的时候，对政治生活没有起码的经验和了解，同样也会犯错误。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公民教育应该怎样开展？ 　　檀传宝：从一个公民教育研究者的角度来讲，我们当然希望在公民素养培育上尽快予以改进。从教育的战略上讲，我们不希望老被现实追着屁股跑，我们的教育政策应该有适度的前瞻性，我们真诚呼吁在现实中实事求是地承认公民教育的必要性，并广泛开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民教育。 　　为此，我建议，积极主动地确立公民教育国家政策，学校的公民教育和社会上的公民教育应予以配合，互相支持。学校的公民教育除了直接开课外，还要在学校生活里全面体现。让校园生活中有一个呵护权利、鼓励协商、充满民主氛围的环境十分重要，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有效培养学生的公民人格。在某种意义上说，对校园生活的改造甚至比专门开课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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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敌：歧视性教育几时休？作者：无敌  时间：2011-10-31

安“绿领巾”事件刚刚过去，刺眼的“优秀生”校服又出现了。昨天下午“天佑中华A”的微博一经发布，就引来了诸多网民的关注。（10月26日新华网） 　　中国的教育已经背离了“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等教育的育人原则。由于绩效工资的推行，各教育部门、各校、各个教师，为了做出绩效多拿工资，也即为了自己的利益，纷纷奇法突现，怪招叠出。但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主要以学习成绩，辅以纪律状况，把学生分成优、中、差几类。分类的目的又不是为了给差生开小灶、吃偏饭，帮助其赶上来（这个太费事，吃力不讨好），而是人为地把学生两级分化，使优生树立起天然的“大脑”优势，差生树立了娘生的“自卑”情绪。 　　好多高中校至今还在分重点班、拔尖班、普通班（有些初中校也分），一般学生要想上拔尖班，家长就得大出血（一般差一分交近万元）。从幼儿园开始，好学生就受尽了“好座位、多提问、多表扬、多奖励”的礼遇，差生只能向隅而泣。小学、初中，这种状况越来越严重。学习好的学生一好百好，是老师的掌中宝，家长的心上肉，学习差的学生一无是处，是“老爷不亲、舅舅不爱”，学校里一出现坏事，是首先的怀疑对象。所以，中国的教育，是个拼“大脑”的教育。 　　在这样一种教育环境里，出现西安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给差生戴绿领巾来“激励”学生，包头市二十四中与房地产商一起给优生穿红校服（学校是激励，房地产商是做广告，各取所需）就一点也不奇怪了。虽然一个对的是差生，一个对的是优生，但在教育方法上，却是异曲同工，都是一种歧视性教育。 　　教育的功利性（绩效工资、重奖）必然要带来教育的短视性。教育各界为了争功夺利，最省事的办法就是拼学生的大脑，看学生的分数。绿领巾、红校服只是众多方法之一。更为严重的是，学校为了提高知名度，高分学生可以卖钱！这个由初、高中民办学校发明的奇法，已经遍及公办校。高分学生的价码也越来越高，有的达到十几万，而且抢夺激烈。高中校与学生家长签订协议，先付若干万，考了清华、北大后再付若干万。我地有个学生，被一近邻地学校以10万买去，我地学校再以15万买回。这个学生不负众望，今年考了清华，我地还以古状元夸官形式游过街呢。另一被外地以10万买去的学生，因差三分没有考了清华，就只拿了5万定金。可见，现在有个智力高、脑筋好的孩子，也可以发财致富。 　　有人问：买学生的钱从哪来？这个不用担心，学校有成绩了，政府的奖励高得出奇（这是政府重视教育的唯一方法），仅一个教师节，我们这个14万人的小县，就奖了近400万。再说，考不上高中又想念的，交费；不够住拔尖班的想进，交费。这些费合起来数目不菲。而买几个高分生的经济效益、荣誉效益都大得很，更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所以，买卖学生的市场也就红红火火、热热闹闹了。 　　看一所学校办得好不好，学生的素质、道德、情操、理想等等都是虚的，是若干年后才能体现出来的，那时已不归学校所有。唯有学生的分数，摸得着、看得见，立竿见影。故为了激励学生重视分数，绿领巾、红校服之类最简单、最可行、利益能归当时的办法自然就有人想出来了。但照这样做，估计发明大王爱迪生，科学巨匠牛顿、爱因斯坦等都因调皮捣蛋而被扼杀了。就是数学考零分的吴晗，估计也上不了大学，只能打工挣钱了。 　　从绿领巾、红校服、买卖学生这些现象中，中国教育应该反思什么？中国要立于世界之林，需要怎样的教育？是认真考虑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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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波：教育岂能制造歧视作者：刘洪波  时间：2011-11-01

无锡市儿童医院，测智商的学生已经预约到了11月底，原因是一些老师要求差生进行这一测试。这一新闻有似曾相识之感。翻检旧稿，早在1995年，我的一篇文章就议论过北京市一些小学对“差生”推行测智商的做法。学校要求一些孩子测智商，说的是“开个弱智证明来”，而且交代“医生问什么全说不知道”。这样的测验，弱智自然是成群的。学校说，“弱智证明不放档案，但毕业考试成绩不及格也可以升学”，而实际上“弱智证明是和升学率、及格率以及教师的奖金挂钩的”。 　　在网上搜索，可见这样的做法遍地开花。这两天，媒体报道无锡的“差生”被测了智商；稍早一些，媒体报道广州白云区穗丰小学组织了13名学生到广东三九脑科医院测智商；去年1月，重庆晨报报道该市渝中区一所小学也组织了“差生”到医院进行智商测验。 　　报道中，无锡已经出台禁令，“坚决制止和纠正要求对中小学生进行‘智商测试’的错误做法”，称要对存在此类错误做法的学校和老师在各类评优评先中“一票否决”。但我也知道，1995年媒体报道北京有学校组织“差生”测智商后，教育部门也进行了禁止，然而，结果如何呢？今年8月检察日报报道，北京仍有学生在暑假前被学校要求测智商，称这样就能使学校对学生教育“对症下药”。 　　让学生测智商的做法，在多个地方屡屡出现，原因都是一个，学校或老师认为“差生”拖了后腿，而智商测验分值低，“孩子的成绩就可以不计入班级成绩和考核”，这样老师就能够通过绩效考核，学校也可以统计出好分数。 　　教师和学校为了奖金而对“差生”进行定向排斥，当然是重大问题，医院能够随便开出“弱智”证明，也堪称奇观。然而，教育主管部门不去改变其“绩效考核”的方法，保留“智商低的学生不计成绩”的条款，又何辞其咎？教育主管机关、学校、教师以及医院，都走上了向学生批发“弱智”称号的道路，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特色。 　　没有谁反省自身，所有的机构都可以大吐苦水，诉其委屈。“弱智”帽子大批发的现象后面，有着如此中国式的景象。教育主管机构会说绩效考核之必要，而除开弱智学生的成绩又可以使绩效考核实事求是。学校和老师会说，绩效考核太严格了，拿不到绩效奖金是多么冤枉。医院则要说自己是何其无奈，家长就要“弱智证明”，甚至学生就是“问什么全不知道”。于是，一个荒谬的事情，经过多个方面联合完成，却没有哪一方觉得自己有问题。 　　教育原本是使人获得发展，义务教育原本是给人以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并使各种才能得到平等的发展条件。然而，我们的教育不仅只肯定学生的知识学习能力，而且发展到将部分学生钉上“弱智”的标牌。这样的教育，说它违背了宗旨，已嫌过轻，准确地说，这是作恶。“弱智”的称号后面，学生是否弱智，真真假假，其中既有才能的扼杀，也有失教的责任，还有隐私的暴露。一个国家的国民教育，发展到出现作恶现象而不以为意的程度，令人叹为观止，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的教育会如此变态？ 　　近来，教育的新闻还有不少。西安一所小学专门发给“差生”“绿领巾”；包头一所中学专门配备给“优生”“红校服”。这些做法，据说“初衷”都是不错的，用以激励学生上进。社会歧视是绝对的丑恶，教育在任何社会都必须是阳光的事业，而在我们这个社会，教育机构竟能想出各种招数给学生印“红字”，给学生打上优劣标记。弱智证、绿领巾、红校服等等，不过邪门到耀眼，像座位按分数编排这样的做法，行之广泛而且行之已久，有哪个学校、哪个教育主管机关认为不妥当呢？甚至整个社会都已对此视而不见，连异议都不会有了。 　　在“激励上进”、绩效考核的名目下，教育机构生产歧视，明目张胆抛弃一些孩子，公然将平等教育原则置换成“优劣分等”，这是教育的悲哀。而整个社会对教育机构的歧视行为感觉钝化，表明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多么习惯于歧视的存在。 　　(作者系长江日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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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勇：教育的底色是公平作者：詹勇  时间：2011-11-14

近来，一些学校出现的“颜色标签”颇为引人注目。西安一小学给“差生”戴绿领巾，包头一中学给“好学生”穿红校服，山东一中学用红黄绿三色作业本区分学生成绩好坏。 　　这些做法，尽管其初衷可能是教育探索、激励上进、缩小差距，但在教育实践中，已然变形走样，甚至背道而驰：戴着绿领巾的孩子一出校门就赶紧摘下领巾塞进书包，领到颜色作业本的孩子经常躲着做作业……“颜色标签”已给一些孩子的精神世界蒙上了一层阴影。 　　我们有着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古训，在近现代教育视野中，卢梭提倡“尊重儿童，不要急于对他们作出好坏的评判”，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也一再提醒，在影响学生的内心世界时，不应挫伤他们心灵中最敏感的一个角落自尊心。“颜色标签”之所以为人诟病，不仅在于其简单粗暴的教育功利化倾向，更在于无视个体尊严和个性的等级制度，生生将本应在同一片蓝天下并肩成长的孩子分隔开来，给教育公平抹上了暗色。 　　除了这些看得见的“颜色标签”，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看不见的教育差别标识。学校有重点校、普通校之分，班级有重点班、实验班、普通班之别，学生有特优生、良好生、普通生、差等生之属，农民工子弟“入学难”背后是户籍制度下本地居民、外来人口的待遇差异，义务教育阶段“择校难”背后是优质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 　　这些有色无色的标签标识折射出了转型期中国教育事业的难点和痛点。从国际经验看，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教育改革浪潮中，教育公平成为各国政府和教育界最关心的问题。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进步，人民教育需求的迅猛增长，审视中国教育这个“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在教育公平迈出重大步伐的同时，一些教育不公问题也更为凸显，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成为紧迫的现实课题。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最大的公平是教育公平”，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近年来，“促进公平”作为工作方针之一写进了《教育规划纲要》，“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成为教育发展的重要目标；正是着眼于受教育机会公平、教育资源合理配置，义务教育、师范教育免费政策陆续出台，应对名牌大学农家子弟越来越少的“自强计划”“圆梦计划”不断推出，让农民工上大学的“农民工高考”火热进行…… 　　在现实的困惑与改善的努力中，教育公平的逻辑越来越鲜明：教育发展需要量的丰富，但更要有质的均衡；需要技术的升级，但更应立足人的发展，“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并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 　　当然，教育公平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既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也是一个需要逐步实现的历史过程。面对五光十色的社会现实，五花八门的教育方法，不论是社会管理者还是教育者，都须清醒地看到，教育的底色是公平。只有在公平正义的背景下，教育才会成为人人皆可攀援的“向上阶梯”，学校才会成为每一个孩子的成长乐园，我们的社会才能绘制出色彩斑斓的发展进步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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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农家子弟眼中的教育歧视 时间：2011-11-28

近段时间以来，“绿领巾”、“红校服”、“测智商”等涉嫌教育歧视的事件，引来外界广泛关注，质疑之声四起。也引发了公众对当下教育制度的反思。 　　唯分数是举的教育体制，使教育部门把分数、升学率作为评价学生、教师的唯一标准，也正是由于这样的考核评价机制，使一些学生动辄被贴上“差生”的标签，被带上了“绿领巾”，甚至被要求“测智商”。而一些成绩较好的同学则被冠以“优等生”，戴上了“红领巾”。 　　毫无疑问，这种把学生以成绩的好坏贴上不同标签的做法是十分有害的，会使被贴上“差生”标签的学生的自尊心受到严重的损害，甚至会因此自暴自弃，且这种做法的消极影响甚至会影响他们终生，对此我有着切肤之痛。 　　1989年我在邻村的一个中学就读，在当时，农村的小孩出路很窄，考学似乎成了农村孩子“鲤鱼跳龙门”的唯一出路，我自小就向往城市生活，因而从小学到初中我一直很努力，学习成绩也很好，从未出过前5名。在当时，我所在乡的乡中无论是师资力量还是升学率都是全乡最好的，为了让我考学的几率大一些，我父亲通过关系让我到乡中就读，期望我的成绩能够得到大幅提升。 　　然而，希望很美好，现实很残酷。在当时，乡中可以说是人才济济，全乡范围内成绩好一些的、升学有望的大多集聚于此，我等这些农村中学的尖子生到乡中后根本毫无优势可言，也大多不会受到乡中教师的重视，他们重视的是那些今年升学有望的优等生。 　　到乡中后，我的座位由原来的第三排被班主任调到最后一排，和一些复习生做一块，（说明一下，在当时，中专相当的难考，但是上高中又花费太大，因而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小孩能考上中专，尽快就业，为了这个目标，有的考生复习了一年又一年），这些复习生程度较好，对老师讲的课也较为熟悉，因而上课期间不认真听讲，交头接耳的现象很普遍，因而在上课时我基本上听不到老师在讲什么。 　　本来新生与老生的成绩就存在着差距，再加上听不清老师的授课内容，严重影响着我的学习成绩，但我这人向来不服输，学习依然很努力，很刻苦，因而我的成绩随与一些复习生有差距，但在新生中仍是佼佼者。 　　但即便如此，仍受到班主任的歧视，我仍然被冠以差生，在我的记忆中，为人师表所必备的和蔼可亲、关怀备至那些优良品质在我们班主任的身上不见分毫，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班主任从未关心过我，有一件事更是让我气愤到了极点。当时由于学校没有寝室，我借宿在一个亲戚家，离学校有点远，虽然我很用心，但有一次由于晚上学习的时间太长，第二天早上我上早读课迟到了，但迟到者并非我一人，还有两位班主任眼中的学习佼佼者，但那天早上，班主任唯独让我站在了教室外，且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批评了我，而那两位学习较好的同学的迟到行为他却只是提醒了一下，就让他们进了教室，当时我十分气愤，甚至有了退学的念头，直到现在每每想起此事，我都十分痛心。 　　可见，歧视差生的危害性是极大的，因而不管以何名目为借口，歧视差生的做法都是不正确的，都应该叫停。但这样事件的发生，根在当下的功利性的教育制度，因此叫停容易，根除难，如果不改变当前功利化的教育体制，不改变对教师、学校的评价机制，变象歧视差生的事件很难杜绝。就像赵本山说的小品那样，很快会穿上新“马甲”，以新的面目出现。（河南省南召县人大常委会 崔松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