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今天》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2-27 13:11:38

北岛：《今天》二十年[图]
2008年10月22日

凤凰网

1978年冬，一场大雪复盖北京。东郊一个仅几户人家的小村落，隔着条肮脏的河与使馆区遥遥相望。它位于农村与城市交界处，在严密的控制下几乎是个盲点。其中一间小屋的窗户被破布遮住。昏暗的灯光下，七个小伙子围着一台破旧的油印机忙碌。我是其中一个。苦干三天三夜，1949 年...执政以来第一份非官方的文学刊物《今天》诞生了。我们骑车到市内的一家饭馆，悄悄举杯庆祝。第二天，我和两个朋友去张贴。出发前，为避免警察找麻烦，我们修改了自行车牌照。1978年12月23日，《今天》出现在政府机构、出版社、大学区和天安门广场上。随后，我们混在读者中间察言观色。这类作品，尤其是诗歌，已在中国绝迹了三十年。出乎意料，读者反应热烈。

历史应追溯到六十年代末

《今天》的历史应追溯到六十年代末。...为了平息造反带来的全国性混乱，把城里的中学生送到农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其结果，刚好和毛的意愿相反。从社会的顶峰跌到谷底，以及底层现实与国家谎言的矛盾，在昔日的红卫兵中间引发了一场深刻的信仰危机。他们到书中找真理，用写作表达迷惘。每年冬天农闲，他们返回北京，交换书籍与作作品，形成各种文化沙龙。
我还记得20岁那年读到食指的诗作时的激动。他长我一岁，自1967年开始写作，无疑是其后三十年诗歌新浪潮的开拓者。他的诗第一次和我们自幼习以为常的说教脱钩，写出青春的困惑。其意象新鲜，琅琅上口，让年轻人着迷，通过手抄本广泛流传。多年后我见到食指，他已得了精神病，在家与医院之间奔走。
我写诗，是在读了食指的诗后不久。那时我是建筑工人，在离北京约三百公里的山区建发电厂。在封闭的环境中，内心的骚动需要一种形式。当时在年轻人中，写旧体诗曾风靡一时，这大概受到作为诗人的...的影响，其旧体诗几乎人人会背。我也写过旧体诗，但很快发现，由于格律的束缚，除了赠别怀旧，难以表达更复杂的主题。
越禁止越有吸引力
写作是一种禁止的游戏，甚至要冒生命危险，而越是禁止的越有吸引力。在建筑工地，我和几十人住工棚。深夜酣声起伏，我在用草帽制成的台灯下读书写作。工地宣传组借我去搞摄影展览。根据我的要求建的暗室，让我暗自狂喜:厚重的窗帘把世界隔开，我终于有了自己的书房。短短几个月，除了写诗，我还完成了一部中篇小说。
我的朋友赵一凡被捕。他是地下文学作品的收藏家。警察抄走了每一张纸片，其中包括我的诗和小说。我被踢回原班组监督劳动。我开始转移信件手稿，和朋友告别，随时做好坐牢的准备。半夜，汽车驶过，我会吓然惊醒，再不能入睡。那是漫长的等待。但最坏的事情并未发生。后来才知道，警察根本看不懂那些诗，请来文学所的专家，也看不懂，专家们断言:这是从西方抄来的。我们辛免。
青春期的阅读经验具有决定意义
那也是一个禁止读书的年代。书从公共场所消失。我们去关闭的图书馆偷书，到废品收购站找书，向其他沙龙和个人借书。出现了个新词"跑书"，即为了找到本好书，得四处奔跑，得有足够的耐心，得谈判、承诺和交换。
青春期的阅读经验对每个人的一生都具有决定意义。起初饥不择食，转而挑剔，最后我们把目光转向"黄皮书"。这套黄色封皮的翻译丛书近百本，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现代文学和苏联东欧的解冻文学，是专为高干出版的，印数少，发行范围受到严格控制，但随文化革命的混乱流传到民间。黄皮书成了北京文化沙龙里带有特权意味的猎物。那时常有这样的情况，一本书经过某个沙龙仅短短几天，大家排着队，废寝忘食。好书一到，我和朋友们只好泡病号，服下对身体有害的药丸，换取时间。
黄皮书不仅为地下作家在精神上找到对应的风景，也为他们发现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官方话语的文体:翻译文体。49年后，某些作家弃笔改行，从事外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其中包括四十年代后期中国诗歌最出色的诗人(后来被称为"九叶派"，如穆旦，袁可嘉，陈敬容，郑敏等。翻译文体成为创作欲望和新的语言的载体，为地下文学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接上传统之链。
地下文学终于浮出地表
1978年秋，上层的权力斗争造成政治松动。以《今天》为代表的地下文学终于浮出地表，和美术，摄影等民间团体，形成冲击官方话语的巨大浪潮。《今天》是以诗歌为主的刊物，其重要诗人有芒克，顾城，多多，舒婷，严力，杨炼，江河等。由于印刷设备差，编辑部成了手工作坊，不少年轻人来帮忙。到1980年底被查封时，《今天》共出版了九期刊物和四种丛书，还举办了各种文学活动。每月一次的作品讨论会吸引着众多大学生。 1979年的春天和秋天，《今天》在北京玉渊潭公园举办了两次露天朗诵会。导演陈凯歌那时还是电影学院学生，也来帮我们朗诵。在警察严密的监视下，近千名听众兴致盈然地欣赏那些费解的诗作。自1949年以来，举办这样的朗诵会还是头一次。
"朦胧诗"引发全国性论战
和民主的蜜月很快过去了。……《今天》于1980年12月被迫关闭。而我刚从青岛度蜜月回来，因拒绝写检查，被所在单位停职反省。晚上回家，一个朋友从树后闪出来。他得到可靠消息:我随时会被捕。跑不跑？我和妻子商量到深夜，还是决定留下，看事态发展。不久政治风向又转了，我再次幸免。

1986年，朦胧诗。创造并统治这一时代的有3个人：北岛、顾城和舒婷

《今天》虽被查封，但其诗作开始出现在官方刊物上，被统称为"朦胧诗"，引发了一场持续好几年的全国性论战。在官方评论家眼里，它无异洪水猛兽。适得其反，批评引来更多的读者。被官方话语窒息的年轻人，终于找到呼吸的可能。有一阵在大学几乎人人写诗，办诗社，出诗集。直到商业化浪潮卷来，诗歌重新退到边缘。
《今天》也成了更年轻一代写作的阴影。84年，"第三代"诗歌以反叛《今天》诗歌的姿态出现。与《今天》诗人不同，"第三代"诗人成长于文化革命后，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卸掉历史包袱，更注重现在时态，用小调代替大调。其中重要诗人有柏桦，张枣，西川，欧阳江河，宋琳，翟永明，韩东，张真等，多来自四川。我和其中不少人成为朋友，发现我们在诗歌上的共同之处远多于分歧。
...年天安门广场....。第二年春天，一些中国作家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开会，决定恢复出版《今天》。二十年过去了，从《今天》的问世到死而复生，似乎成为中国当代诗歌的隐喻:被释放的魔鬼再也无法关进小瓶子里去了。 (1998年2月于加利福尼亚)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2-27 13:27:03

北岛对自己的诗句已厌恶:创办《今天》与妹妹的死有关 http://book.sina.com.cn 2011年11月14日
　　北岛在香港吴小攀摄
　　11月10日-13日，由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共同主办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2011”在香港举行，这是继“香港国际诗歌之夜2009”成功举办之后的又一次诗歌盛事，来自海内外数十位享有国际盛誉的诗人齐集香港，进行诗歌朗诵和专题研讨。作为此项诗歌活动的发起人，北岛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1
　　在香港搞诗歌活动
　　像在水泥地上种花
　　任何事情只要敢想敢做，敢说敢做，最后其实是有可能成功的
　　羊城晚报：今年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已经是第二届了，举办这个持续的诗歌活动的目标是什么？
　　北岛：我们的想法就是让诗歌成为香港人的日常形态。这话说起来非常容易，但实际上做起来非常难。诗歌在香港人生活中占的比例是非常非常小的，诗歌的出版占所有出版物的比例也是非常小的，诗歌翻译几乎是零。所以我们做的这些事就好像是水泥地上种花，像林怀民说的那样，几乎是在不可能中创造一种可能性。
　　但我觉得任何事情只要敢想敢做，敢说敢做，最后其实是有可能成功的。第一届诗歌节就证明了诗歌在香港还是有听众的，最初的担心就是诗歌在香港没有听众。1997年我们做过一次诗歌节，那次是几乎没有听众的。
　　通过这两次诗歌节，我认为诗歌节在香港可以办下去，不断地进行调整，在香港这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中，要考虑到各种因素，比如现在香港的诗歌出版是一个很大的欠缺，尤其是诗歌翻译，几乎是没有的。所以我有意强调在出版物上能有更大的丰富。我希望通过这些能把诗歌和香港人的日常生活、青少年的诗歌教育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设计的开本，也是适合学生放在口袋里经常阅读的，有英文、有中文、有原文（如果不是中英文的话）。
　　羊城晚报：有人说香港是“文化沙漠”，这个诗歌活动属不属于香港文化建设的一部分？香港政府有没有在资金或其他方面给予支持？
　　北岛：香港政府最初对这个活动不够重视，并没有得到他们的支持，以后也许有得到他们支持的可能性，因为他们也注意到了诗歌节的重要性。比如香港艺术发展局，他们以前也曾和我们洽谈，看以后有没有合作的可能性。但这次活动的主要资金来源是香港的两家基金会，也有私人捐款，还有一些与诗人有关的领事馆、航空公司等等的赞助，交通方面也得到朋友的支持……调动了各种不同的资源。

　　2
　　把散文停下来
　　重新转向诗歌写作
　　《回答》这首诗太受关注了，很多人见面就会背前面这两句，对我自己来说已经产生了一种厌恶情绪
　　羊城晚报：我在1985年左右读到您的《回答》一诗，非常震撼。当时这首诗是怎么创作出来的？过去了这么多年，您现在怎么评价自己的这首诗？
　　北岛：《回答》最初写于1973年，大家现在看到的最后的正式版本发表于1978年年底《今天》杂志的创刊号上，1979年3月被《诗刊》转发了，当时《诗刊》的印量可能超过百万份，所以这首诗的传播和《诗刊》的转载有关。从初稿开始也可以说是三易其稿吧，1976年“四五运动”时期做过一次修改，到最后1978年才改定。这三稿差异还是挺大的，原来的更个人化，后来的定稿跟1978年整个中国处在一个转折点上有关系，所以最后站在一个中国和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有了一个更广阔的视野。
　　这首诗太受关注了，很多人见面就会背前面这两句，对我自己来说已经产生了一种厌恶情绪。其实诗人不愿意被反复、重复地引用，而且我自己觉得这首诗的头两句是这首诗的败笔。这首诗在我的写作中还是重要的，因为它代表了我的一个特殊时期，但是它不能代表我整个的写作风格，我认为我后来的诗歌其实远远超过这首诗。不过现在人们还是常常提到它，我认为这和现代人诗歌阅读的停顿有关———其实，人们在80年代之后普遍不读诗了，因为社会转型，商业化席卷中国之后，很多人的兴趣开始转移，读诗的人也越来越少，所以总体来说读者的阅读停止了，被时代“冷冻”了，他们只记住了这两句。所以我也不责怪读者；对于诗人来说，诗人的写作其实是不太考虑读者的。
　　羊城晚报：一个普遍的说法是，青春年少的时候比较适合写诗，中年五味杂陈比较适合写散文，老年适合写娓娓道来的小说。2007年定居香港前后，您出版了很多散文集，现在的写作是不是已经由诗歌向散文转变了呢？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
　　北岛：写散文其实是有一定的偶然性的。与自己面临的生活压力有关，我当时在美国，1997年我失去了工作，而在此之前就开始为美国之音写散文《作家手记》，写完之后通过电话录音，然后广播。所以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基本上是靠写作为生的。而且，我在海外的特殊经验是很难用诗歌表达的，所以散文给我提供了另一种表达的可能性，那么自己也就慢慢开始投入到散文写作当中了，甚至到后来没有了经济压力的情况下也还在写。所以，从那时起到今年年初十几年的时间都是在写散文，这期间的诗歌写作可以说是放慢了，并不是停止，现在我又重新转向诗歌写作，把散文写作和专栏基本都停掉了，除非是有感而发或者是某些特殊的情况。
　　写作其实会有一种惯性，会进入一个很轻松、很舒适的状态，应该对这种如鱼得水的感觉保持警惕。散文写作对我本人来说已经没有足够的挑战性了，所以现在是刻意地把散文写作停下来，而转向诗歌。
　　羊城晚报：您现在写诗的感觉，包括关注的焦点、主题之类，跟年轻的时候还一样吗？
　　北岛：肯定是有变化，因为生活的阅历、语言的经验都在发生变化，包括在体例上我也在进行一种新的尝试，比如我现在开始写长诗。

　　3
　　创办《今天》
　　不能简单地说能不能用改良来代替革命，我觉得这只是一个书生的空泛的议论，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羊城晚报：您在2004年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失败之书》，为什么会取这样一个书名呢？
　　北岛：在现在这样一个所谓商业化时代，人们特别强调成功。但我认为成功和失败都是相对而言的。我这个失败其实和商业化时代没有特别联系，这是我对人的一个命运的认知，我觉得人是在一个不断失败中往前走的，如果没有失败人就不可能有进步。就我个人也是在不断失败中———捣乱、失败，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
　　羊城晚报：您是一个有悲观倾向的人吗？
　　北岛：这个问题就如跟讨论失败与成功一样。什么叫悲观？什么叫乐观？我觉得我对人类整体的处境和前景是悲观的，但是我在做具体事的时候又是乐观的，所以很难说我是悲观或乐观的。比如像诗歌节，虽然我对诗歌整体的趋向是悲观的，但是并不妨碍我一步一步来改变这个现实，所以悲观、乐观不能简单地去概括。
　　羊城晚报：在上山下乡的时代，您的妹妹因为救人不幸遇难，这件事对您的人生观有影响吗？
　　北岛：当然。我天生不是一个勇敢的人，我妹妹的这件事对我的打击非常大，我曾经有过轻生的念头。后来，我参与创办《今天》杂志等都与我妹妹的死有直接的关系。我觉得一个生命好像转化了，就是我妹妹的死转化成了一种生；后来我决定走出去，第一步就是办《今天》杂志，当时是冒很大的风险，是和我对生死的观念发生了变化有关系，原来一般人胆小都是惧怕死，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从我妹妹1976年去世到1978年两年的时间，我个人生活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我在妹妹的悼词中写过，迎着什么去死，就是有一种赴死的决心，但具体做什么并不知道。所以1978年政治松动以后，我们觉得在文学上有一种可能性，历史给了我们一个契机，就看我们能不能抓住。我妹妹的死使我变得坚强和无畏。
　　羊城晚报：同样身在美国的李泽厚和刘再复合作出了一本书《告别革命》，其中提到告别革命的问题，您对革命和改良怎么看？
　　北岛：我其实不是太同意他们这种观点，革命不是告别就可以告别的，革命有它的一个社会基础，有很多原因，它有自身的逻辑。比如中国革命，是和1840年后100多年来中国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有关，外侮内乱，民不聊生，是在这么一个基础中诞生的。比如像农民造反，也是官逼民反，从历史上看李自成的革命，还有太平天国，这些革命的发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你不能说我们想告别就告别，革命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是很多因素造成的，所以不能简单地说能不能用改良来代替革命，我觉得这只是一个书生的空泛的议论，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4
　　如果文化贫瘠
　　又有什么可骄傲的？
　　大陆也是“沙漠化”，根本没权利批判香港是“文化沙漠”，甚至相比之下，在大陆沙漠化的过程中，香港可能渐渐会变成“绿洲”
　　羊城晚报：从1989年4月离开大陆后，您一直在欧美几个国家漂泊，为什么会选择香港作为停驻的城市？在香港居住三年多，对这里印象如何？
　　北岛：选择香港是有偶然因素，2004年我最后一次回国是小儿子诞生，之后发现我又回不了大陆了，加上我母亲已经年纪大了，不便于长途旅行，所以为了全家团聚的原因，在2005年秋天，我从美国来到香港，我太太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和两个老人也到香港。有一次与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吃晚饭，邀请我来这里教课，于是2006年暑假来这里教课，之后校领导问我是否愿意从美国搬来香港教书，于是我就接受了邀请，在2007年夏天搬到香港。
　　我对香港最初也不适应，粤语对我来说比外语还复杂，很难学会；还有气候原因（夏天闷热），但我觉得这些是容易克服的，正如我说过的，流亡这么多年从来不是我选择城市，是地方选择我，所以是命运把我推向香港。既来之则安之，而且开始对香港这个社会慢慢有了解。
　　我们最初到一个城市，往往对它都会有一个游客般的肤浅看法，比如“商业化城市”、“文化沙漠”。其实我最近批判过这种说法，我觉得大陆也是“沙漠化”，根本没权利批判香港是“文化沙漠”，甚至相比之下，在大陆沙漠化的过程中，香港可能渐渐会变成“绿洲”。重要的是作为作家、知识人吧，和香港这个社会有个互动关系，我发现在这里有大陆所不具备的条件，比如出版、言论自由，而且我曾提到“这里的钱比别的地方干净”，在香港（资金）通过基金会制度，用税收或慈善募集的方式收集，它的好处是有钱人不能通过基金会控制你；我记得大陆也会有很多诗歌节和赞助，但最后都会变成有商业目的的炒作，来自官方或金钱的一种无形的手在控制着文化活动，所以最终搞得不伦不类。我觉得香港好处是在（诗歌节）过程中，你发现可以控制想做的事，比如质量控制、出版物控制，基本是只要付出足够精力和时间你就有可能做到，这是我在香港感受到的最大好处。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而且它对大陆和大中华地区都会有良性的影响。
　　羊城晚报：实际上，包括经济在内的各方面，香港对大陆一直都有重要的影响。近100年来，王韬、郑观应、孙中山、梁启超等人，一直都利用香港提供的平台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在改革开放中，香港也充当了经济“发动机”的角色，现在是否到了应该发展、发挥它的文化影响力的时候了？
　　北岛：其实我在《中国新闻周刊》中发表过一篇文章，（对这个问题）有这种说法：一个民族的兴衰，政治、经济、军事，都是过眼烟云，从人类历史的大的角度来讲，最重要的是你能否留下一个文化的传统。如果我们在文化上如此贫瘠的话，又有什么可骄傲的？世界上大的政治、经济有兴衰，但是我们留下的文化传统，屈原、李白、杜甫、老子、孟子、孔子等才是我们值得骄傲的传统资源，这个和时代兴衰没什么关系，最终文化才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更长远来说，文人对中国政治、经济又能有多大改变呢？只有用写作为民族、后代造一点福。这也和我的教学经验有关，比如我感觉到香港、大陆学生都普遍出现了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人”，从很小开始专业就确定了，从商、从医、学法律，他们作为一个完整人，对于诗歌、文学的感受非常有限，想象力丧失了，至少我想要改变香港的文化生态。另外，我儿子也在读书，也碰到类似问题，所以是从个人出发，也是与个人经验相关的改变。
　　羊城晚报：香港会是你最后一个落脚点吗？
　　北岛：没有认真想过，我是一个漂泊者，命运带到哪就是哪，至少我在香港会住相当一段长时期，香港这个平台和生活环境对我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最少在未来的5-10年内不会有什么变化。

　　中国文学处于“最好的时候”是痴人说梦
　　现在中国文学整体水平处于一个低潮，选中优秀作品不太容易，不如用相当篇幅来谈中国文化可能更重要
　　羊城晚报：读过您早期的小说《波动》，这部小说是不是很难在市面上找到了？
　　北岛：这本书曾经在大陆出过，但是有20多年没有再版，现在重新做了修订，估计在年底会出版。由李陀先生作序。
　　羊城晚报：在您接下来的写作中，还会创作小说吗？
　　北岛：没有，我觉得现在精力比较有限，写小说是我年轻时候的尝试。
　　羊城晚报：觉得不一定适合自己？
　　北岛：对，和体力和思维方式有关。
　　羊城晚报：现在的《今天》杂志似乎不仅限于发表文学作品，也有一些大文化（譬如城市建筑）的选题？
　　北岛：文学不是一个狭义的概念，比如，《七十年代》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纪实文学，它也是一种文学，所以不能简单把文学和文化区分开。中国在一个巨大的社会转型中，文化也是作家应该关注的一部分，这也是我们近些年做如建筑、电影、新媒体等相关话题的原因，因为它们直接和我们现在的写作都有关系；更广义地想，希望能开拓自己的眼界，文化和文学存在一种互相制约的关系，其实这也是对文学的一种刺激，是我们方向之一。但并不是完全放弃了写作，重心还是在写作上。对于杂志来讲，现在中国文学整体水平处于一个低潮，选中优秀作品不太容易，不如用相当篇幅来谈中国文化可能更重要。但是我觉得我们一直在文学和文化间保持一个平衡关系。
　　羊城晚报：您提到中国文学“处于低潮”，那么您对中国文学有没有一个大概的评价？像王蒙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说中国文学处于“最好的时候”，一些理论家也表达了类似观点，您对此有何看法？
　　北岛：我觉得中国文学处于“最好的时候”是痴人说梦，是自欺欺人吧，尤其是在这十几年商业化和新媒体写作造成的冲击下，我们基本都迷失了方向，在小说写作中尤其严重。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2-27 13:26:05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2-27 13:24:50

北岛与《今天》

林贤治

　　

　　“外省是外省，巴黎是巴黎。”
　　以黄翔为首的贵州诗群率先在首都呐喊，引发了文学刊物《今天》的诞生。随之，《民主墙颂》一类诗歌沉寂了，相对显得朦胧隐晦的“今天”派作品为诗坛所瞩目，凸显了北京的地位。实际上，两者在精神上是相通的。作为地下文学通往地面的津梁，文学变革的先锋性标志，“今天”派从一开始，就给反对正统和偏离中心的思想找到了一种较为温和的美学框架，比较贵州诗群的缺少遮蔽的自由表达，容易为转折时代的趋于和缓的环境所接受；自然，长期为“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所浸淫的审美意识，多少也是反激进的。
　　但是，从刊物到诗集，由油印机提供的“今天”派文本，毕竟呈现了好几个具有不同的风格化倾向的诗人。有没有具备鲜明的风格印记，无论对于作为一个诗人或是一个诗派的存在，都带有决定的意义。
　　
　　在“今天”派诗人中，北岛算得上一个“叛军”首领。他的诗，展现了一代人从怀疑、决裂到抗争的心路历程。著名的《回答》（1976）表明，他是时代苦难的见证者和承担者，同时也是现实世界的挑战者，他决心要做所有死难者和幸存者的代言人。在诗中，他大声呼喊道：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诗人始终无法摆脱政治阴影的困扰。他的诗布置着“夜”、“恶梦”、“鬼影”、“石头”、“枪口”、“危险的楼梯”，还有“冬天”、“乌云”、“鸦群”，以及“峭壁”、“深谷”，无尽的可怕的“空白”。他像一个迫害狂似的，内心紧张、惊恐，充满不祥的预感。没有“船票”，没有归期，丧失任何可以藉以获得安全的依据。《触电》里，“我曾和一个无形的人／握手，一声惨叫／我的手被熨伤／留下了烙印”；在《夜：主题与变奏》里，“在一扇小门后面／有只手轻轻地拨动插销／仿佛在拉着枪栓。”侵害是无形的、神秘的、突如其来的，完全是蒙克式的恐怖。自由固然是宝贵的，然而有限，飘忽，难以根寻。在诗人看来，“自由不过是猎人与猎物之间的距离”；“而我们追随的是／思想的流弹中／那逃窜着的自由的兽皮”，而且从来如此。诗人清楚地看到，历史是现实罪恶的“同谋”，我们不是无辜的，我们早已被铸造，“而千万个幽灵从地下／长出一棵孤独的大树／为我们蔽荫，让我们尝到苦果／就在这出发之时”。北岛的诗有一种强烈的历史感，他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返回创伤记忆之中；当他置身于历史现场的时候，便表现出了一种决绝的、不妥协的态度：“我们绝不回去”。问题是，我们根本无法割断与过去的联系，诗人于是表示：“我不得不和历史作战／并用刀子与偶像们／结成亲眷”；还表示说，即便一夜之间赌输了，也要决斗般地“给午夜致命的一枪”，哪怕天地翻转而被倒挂树上，也依然眺望。这种执著于战斗的精神，与其说来源于一种观念、认识和责任，无宁说直接来自道义感本身。北岛写过两首诗，献给同时代人，因《出身论》一文而被杀害的遇罗克。其中，一首名为《宣言》：
　　

　　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
　　我没有留下遗嘱
　　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
　　我并不是英雄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宁静的地平线
　　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
　　我只能选择天空
　　决不跪在地上
　　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
　　好阻挡那自由的风……

　　
　　另一首名为《结局或开始》：
　　

　　…………
　　以太阳的名义
　　黑暗在公开地掠夺
　　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
　　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
　　默默地永生
　　默默地死去
　　…………
　　必须承认
　　在死亡白色的寒光中
　　我，战栗了
　　…………
　　一生中
　　我曾多次撒谎
　　却始终诚实地遵守着
　　一个儿时的谎言
　　因此，那与孩子的心
　　不能相容的世界
　　再也没有饶恕过我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没有别的选择
　　在我倒下的地方
　　将会有另一个人站起
　　我的肩上是风
　　风上是闪烁的星群
　　…………

　　
　　在遇罗克面前，诗人作出真诚的忏悔，承认了内心的懦怯；是英雄的感召，使他作为替补者站到了一个空缺的战斗的位置，捍卫人的权利、价值和尊严。在这里，挑战刽子手是一种英雄主义，战胜自己何尝不是一种英雄主义；但是，诗人说，所有貌似英雄的行动，不过出于一个普普通通的愿望，只为“做一个人”而已。这是一种新型的英雄观。既为了大众，又忠于自己，既富于牺牲的勇气，又渴望平凡地活着，而这，便是“没有英雄的年代”里的英雄。
　　北岛的诗，有一种内聚的力量，贯穿着他的英雄主义和道义感。他也写过一些爱情诗，但是，即使感受到其中的温热，在形态上，仍然大抵凝聚为火珊瑚。突出的如《雨夜》：
　　

　　即使明天早上
　　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
　　让我交出自由、青春和笔
　　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

　　
　　情诗如此，可谓典型的“硬汉”风格。
　　七十年代中后期的青年诗人，在一个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开拓出新诗史上前所未有的个体反抗的主题。作为代表者之一的北岛，热情而冷峻，怀疑而执著，激愤而沉郁，他的诗歌始终保持着一种内在的张力，在艺术上，则明显地偏于冷凝的形式。他不习惯于或可能不擅长于展示历史的场景，往往直抵事物的本质，而剥离其内核；同样地，也很少叙说个人的生活经验，而是凭着经验感觉努力探寻其中的意义。他特别看重意义的表达，因此，他的诗总是带有一种形而上的意味。在他的诗中，意象不是直接来自诗性思维本身，随着思绪涌动而自然浮现，乃是经由理性的选择，给意义安放的对应物。由于过分依赖意象和隐喻，外部的真实世界无法获得充分的展开，故而失去事件固有的广延性，图象的丰富性和生动性。西方许多现代诗人都有赋予意象以相对应的意义的理论和实践，著名的如艾略特，但由于诗人的生命本体或宗教生活所富含的神秘色彩，使诗篇自然添加了一层诗性的润泽，弥合了理性坼裂的缝隙。北岛的诗意象历历，却正因了思路的清晰而凸显孤离。此外，过分的内敛，也妨碍了想象力的发扬，限制了语言风格的发展。在北岛那里，无论是古典诗或是现代诗的资源都较为贫乏，从结构、跨行及用韵等方面看得出来，还没有完全摆脱格律体新诗的影响。但是，北岛究竟以传教士般的宣谕与帕斯卡式的隽语完成了他的独特的风格。风格这东西，既可以看作是累加的产物，也可以由失去的结果来体现。北岛的风格倾向于简化主义，使用的是减法，所谓“皮毛去尽，精神独存”。
　　艾略特在谈到叶芝时，说及一个诗人的“进步”问题，也即变化问题。对于北岛，令人遗憾的是，他成熟得太早了，太早地把自己的风格给固定下来，缺乏应有的变化。他在出国前夕发表的《白日梦》，标志着诗人已经走到某个终点。
　　至于出国以后的诗，正如他在一首诗里说的，“开始了终点以后的旅行”。不久前病故的波兰流亡诗人米沃什在《流亡札记》中说到流亡作家时说：“如果他由于被放逐或自己的决定而发现自己正在流亡，他便脱口说出他抑制的愤怒的感情、他的观察和省思，把这视为他的职责和使命。然而，其严重性在祖国被视为生死攸关的东西，在国外却没人关心，或由于偶然的原因而不会引发兴趣。因此，一个作家会注意到他无法对那些在乎的人说，却可以对那些不在乎的人说。他本人逐渐变得习惯于他生活其中的社会，而他对祖国日常生活的了解，则从实体性的变成理论性的。如果他继续像以前那样处理同样的问题，他的工作就会失去所获得的经验的直接性。因此，他必须要么使自己枯竭，要么进行一次彻底的转变。”我们看到，北岛后期的诗作，正在走向枯竭。虽然也有少数继续书写政治性主题，如《早晨的故事》：“一个词消灭了另一个词／一本书下令／烧掉了另一本书／用语言的暴力建立的早晨／改变了早晨”；《写作》：“打开那本书／词已磨损，废墟／有着帝国的完整”，从这里，可以清楚地听到早期作品的回声，但是，原先的英雄主义激情不见了，沉思不见了，作品变得晦涩而空洞。大概北岛本人感悟到了形式变革的必要，所以这时的写作，明显地带有语言实验的性质。然而无论如何，至少，他已经无力克服能够从国门出出入入的尴尬处境。对一个作家来说，写作实质上是一种宿命。北岛自然逃不出命运的导引，他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如他在《歧路》里写的：
　　

　　我走得更远
　　沿着一个虚词拐弯
　　和鬼魂们一起
　　在歧路迎接日落

　　
　　芒克与北岛同为《今天》的发起人。多多称为自然诗人，在白洋淀插队七年之久的经历，使他的生命得以同大地连为一体，写出了一批散发着清新气息的诗篇，如组诗《十月的献诗》。其中写庄稼：“秋天悄悄地来到我的脸上／我成熟了”；写劳动：“我将和所有的马车一道／把太阳拉进麦田”；写土地：“我全部的情感，都被太阳晒过”，都很亲切自然。还有《路上的月亮》：“月亮陪着我走回家。／我想把她带到将来的日子里去。／一路静悄悄……”；《秋天》：“秋天，你这充满着情欲的日子。／你的眼睛为什么照耀着我？”这里有着情欲、青春的诱惑，颇类叶赛宁，在当时也是极其罕见的。
　　《冻土地》：
　　

　　像白云一样飘过去送葬的人群，
　　河流缓慢地拖着太阳，
　　长长的水面被染得金黄。
　　多么寂静，
　　多么辽阔，
　　多么可怜的，
　　那大片凋残的花朵。

　　
　　这是另一种大自然的色调，死亡的色调，然而，我们仍然可以从诗人这里感受到一种人性的温暖。《葡萄园》写失去阳光的家园，凋敝中饱含对春天的期待。芒克的诗常常出现女人、孩子和花朵，在那个贫乏的、饥馑的年头，他对个人的幸福依然满怀关切之情：
　　

　　你怀中抱着的是什么？
　　你寻找的是什么？
　　那阳光下忧郁的人们。
　　男人、女人、孩子、粮食
　　是一个家庭的需要。
　　那就把摇篮里装满粮食！

　　
　　与北岛比较起来，芒克的诗多出了一种自然性、日常性、一种朴素亲切的成份。他害怕孤独和忧郁，正如在诗中写的：“夜深了，这天空似乎倾斜，／我便安慰我：／欢乐吧！／欢乐是人人都会有的！”他是自然之子，他要做自由快乐的天使，为人们驱除生活中的阴影。而北岛，跟许多富于哲学气质的诗人一样，虽然也害怕孤独和忧郁，却又同时乐于让自我耽留其中。
　　一个如此眷恋大地，热爱自由的诗人，根本不可能接受一个强制性的“全面专政”的政治环境；正是在这里，芒克与北岛和多多找到了一块共同的栖居地。在芒克的笔下，环境是封锁的、险恶的、恐怖的、无从抵御和令人窒息的。《处境》全诗如下：
　　

　　当冬天的风雪
　　手里挥动着明晃晃的刀子
　　在暗中把我围住
　　也把我所能看到的
　　这块小小的天地
　　封得严严实实
　　使你找不到出口
　　我就在这时
　　听到了不知是谁的声音
　　那声音颤抖着朝我跑来
　　一头撞进我的怀里
　　这使我大吃一惊
　　急忙用手把它推开
　　可我摸到的竟是一棵小树
　　我突然把它紧紧地搂住
　　并对它说：你知道吗
　　我们的处境是一样的
　　我们同样都已落入严寒
　　它们那疯狂的围攻中

　　
　　诗中抒情主人公与小树的戏剧关系，揭示了一个可怕的现实：作为弱势者，无一例外地必然遭到时代（冬天，风雪，大气候）的虐杀（刀子，没有出口）。诗人在相当一批诗作中着力表现神秘政治的恐怖：“一个好端端的白天／是怎样在日落的时候／被一只伸过来的大手／凶狠地抓住头发拽走”，“而你呢？即使你所碰到的风／并不是什么强有力的对手／看样子也会被它一拳击倒“（《如今的日子》）；“大地突然从脚下逃离而去／我觉得我就像是你／一下掉进粘糊糊的深渊里／尽管我呼喊，我呼喊也没有用”，“于是我沉没了，被窒息了／像你一样没留下一丝痕迹”（《一个死去的白天》）。像是奥威尔写“1984”的故事那样在断片的画面里，监视和控制无处不在。《雪地上的夜》里有一只狗，一只“被冬天放出来的狗”，像不肯离去的黑夜一样，永远“警惕地围着我们房屋转悠”，并“冲着我们嚎叫”。在《黄昏》里，路上的人们警觉地注视着四周的一切动静，这使我变得加倍小心：“在这黄昏之后／还会不会出现／比这更凶猛的野兽的眼睛。”在诗人的眼里，今天与昨天一样，生者与死者一样；生存的困境，在《昨天与今天》、《阳光》等诗中有着极其荒诞的表现。总之，“任凭时间在捉弄你”，这就是一切。
　　

　　你的眼睛被遮住了
　　你低沉愤怒的声音
　　在这阴森森的黑暗中冲撞：
　　“放开我！”

　　
　　不是顺从，就是反抗。诗人选择了后者。虽然在许多地方，诗人已经明白表示或是暗示了防范和反抗的无效性，但是，自由的心是无羁的，他只能一百次作如此的选择，因为这是唯一的选择。
　　在文革中，太阳和向日葵是宣传品最常见的意象。芒克也多次写到太阳，感情色彩很不一样，其中著名的一首：“太阳升起来，／天空血淋淋的，／犹如一块盾牌。”血腥的，恐怖的，反图腾的，是对神圣的公开亵渎。《阳光中的向日葵》有以下激愤的诗句：
　　

　　你看到了吗
　　你看到阳光中的那棵向日葵了吗
　　你看它，它没有低下头
　　而是在把头转向身后
　　它把头转了过去
　　就好像是为了一口咬断
　　那套在它脖子上的
　　那牵在太阳手中的绳索
　　
　　你看到它了吗
　　你看到那棵昂着头
　　怒视着太阳的向日葵了吗
　　它的头几乎已经把太阳遮住
　　它的头即使是在太阳被遮住的时候
　　也依然在闪耀着光芒
　　
　　你看到那棵向日葵了吗
　　你应该走近它去看看
　　…………
　　你走近它你顿时就会觉得
　　它脚下的那片泥土
　　你每抓起一把
　　都一定会攥出血来

　　
　　芒克犹如一个短跑运动员，极具“爆发力”。一般说来，他不作长诗，诗句也短促、强劲，能够把即时的情感力量全部调动起来。比喻充满野性，出没无常，带有象征主义的味道，如把日子比作受过侮辱和折磨的人，虚弱而怯懦；太阳长着有力的爪子，黄昏像一张被剥下来的风干的兽皮；风像街头迷路的孩子；时间像个屠夫，暗地里不停地磨刀子，等等。八十年代以后，芒克的诗情好像不复如先前的饱满；即便有新的作品，也不如过去的富有创造性。这不能不让人相信，作诗是青春的事业。事实上，时代加于这一代青年的灾难是毁灭性的；唯诗人相反，他们往往生于忧患而毁于安逸。对诗人来说，安逸是前死亡状态，惟是忧患，方可使人紧张、奋起，从迷惑中挣脱而返回生命自身。
　　
　　在《今天》众多在京的作者中，舒婷作为一个外省的女诗人，显得十分突出。她的诗，题材多属爱情与友谊之作，其中吸纳了古典诗词的典雅蕴藉，却能保留口语的新鲜亲切；善于使用美丽的意象，且乐于作直接的描写，真实、细腻地表现了一个敢于追求，勇于承当而又不无矜持与顾惜的女知青的内心世界。
　　《赠》是同情的，柔弱的：“如果你是火／我愿是炭／想这样安慰你／然而我不敢”；又如《枫叶》：“我可以否认这片枫叶／否认它，如拒绝一种亲密／但从此以后，每逢风起／我总不由自主回过头／聆听你枝头上独立无依的颤栗”。《小窗之歌》是自主的，大胆的：“放下你的信笺／走到打开的窗前／我把灯掌得高高／让远方的你／能够把我看见”；《春夜》表达一种牺牲：“我愿是那顺帆的风／伴你浪迹四方……”还有：“现在，让他们／向我射击吧／我将从容地穿过开阔地／走向你，走向你／风扬起纷飞的长发／我是你骤雨中的百合花。”后来写的《神女峰》，结尾有这样的句子：“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女诗人歌唱而且热爱着的是俗世中的爱情，哪怕风雨兼程，哪怕悲欣交集，都是心灵所能真切感受的。在她的许多诗作中，爱情都是以双方平等并置紧密依存的和弦的形式呈现，如《致橡树》：“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又如《双桅船》：“是一场风暴，一盏灯／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是另一场风暴，另一盏灯／使我们再分东西／哪怕天涯海角／岂在朝朝夕夕／你在我的航程上／我在你的视线里。”但是，在年轻的女诗人眼中，爱情的道路决非径情直达，相反必须经受痛苦的考验，正如《四月的黄昏》所写的：“也许有一个约会／至今尚末如期／也许有一次热恋／永不能相许”，这是一种悲剧情感：苦难的阴影永远与爱情相随。当个人自由生存的空间已然失去，爱情陷于困境是一个事实，但是，从诗人在寻觅、期许、犹豫、眷顾、决绝于不同的情感界域的踪迹来看，在她那里，爱情本来便不可能排除苦难而成为快乐的追逐，真正的爱情只能是苦涩的幸福。
　　《赠别》写道：
　　

　　人的一生应当有
　　许多停靠站
　　我但愿每一个站台
　　都有一盏雾中的灯
　　虽然再没有人用肩膀
　　挡住呼啸的风
　　以冻僵的手指
　　为我掖好白色的围巾
　　但愿灯像今夜一样亮着吧
　　即使冰雪封住了
　　每一条道路
　　仍有向远方出发的人
　　
　　我们注定还要失落
　　无数白天和黑夜
　　我只请求留给我
　　一个宁静的早晨
　　皱巴巴的手帕
　　铺在潮湿的长凳
　　你翻开蓝色的笔记
　　芒果树下有隔夜的雨声
　　写下两行诗你就走吧
　　我记住了
　　写在湖边小路上的
　　你的足印和身影……

　　
　　在舒婷的诗中，这是技巧较为圆熟的一首，也相当完整地体现了诗人的人生哲学和气质特点。诗中有雾，有风，有冰雪，悲剧性的气氛弥漫其间；然而也有灯，有宽大的肩膀和善解人意的手指，有镌刻般的足印以及身影；其中每一个动作性细节，如掖好围巾等等，无不透露着人性的温暖，以抵挡世间的严寒。人生遭逢的两种互相冲突的因素，都为诗人敏感的心所包容；然而没有大喜也没有大悲，在对古老诗教的皈依中，两者终致达成某种程度的和解。
　　对于舒婷，从忠实于自由天性的方面看，算得是现代女性；但从恪守现存秩序的方面看，则与传统女性无异。以这样的一体两面所弹奏出的自然而克制，热切而幽怨的曲调，引起共鸣或争议都是很正常的事。论题材内容，舒婷根本算不上开拓者；若论艺术成就，许多台湾女诗人都不在舒婷之下，然而，舒婷的创造正在于恢复。由于语境的贫困，她成了七十年代中国新诗的革命者。
　　从《致大海》（1973）、《船》（1975）到《流水线》（1980），在整个七十年代，我们看见一个年轻的灵魂，为了寻找自由，一路上作着怎样艰难的飞翔。但是，由于最后无法挣破传统观念的束缚，诗人不能不与集体趋同，以致安于在体制内栖息，梳理她的羽毛。从回答北岛的《这也是一切》，已见变化的端倪，倘使比较一下前后写及母亲的诗，当看得更为清楚。《呵，母亲》抒发的纯为私人情感：“呵，母亲，／……我不敢，／一声也不敢呻吟”，十分真切动人。《在诗歌的十字架上》把母亲同理想和斗争联系起来：“虽然我累了，妈妈／帮助我／立在阵线的最前方”，仍然是个人的保护神形象。《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我是你的十亿分之一／是你九百六十万平方的总和”；后来完成的《会歌唱的鸢尾花》，也有类似的诗句：“中国母亲啊／给你应声而来的儿女／重新命名。”个体为共名所代替。在《流水线》里，诗人为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而惊诧莫名，而在《一代人的呼声》里，却说：“我决不申诉／我个人的遭遇”，《也许》也说：“也许为一切苦难疾呼／对个人的不幸只好沉默”。可见“自由”一类观念，在舒婷那里是朦胧的、游移的，极容易为固有的意识形态所代替。诗人写作的中断有许多原因，也有多种不同的方式。舒婷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实行从诗歌到散文的大转移，本质上是把“今天”式的自由置换为市井式的自由；正是她在为家居旅行而喋喋不休的时候，亲手把自由的诗歌送上了十字架！
　　
　　顾城是《今天》中年龄最小的诗人。由于“右派”诗人公刘的推荐，大家都记住了这个名字，连同他的著名的短诗《一代人》：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诗人从小跟随父亲顾工下放山东农村，大自然培育了他自由的幻想和早熟的诗思。天空、阳光、月亮和星星，风、飞鸟、云、海浪和沙滩，以及无边的旷野，交织在他的诗句里；直到进入布满齿轮的城市，依然留在原地，在“一片淡漠的烟”中继续讲他“绿色的故事”。由于特殊的家庭关系，他比其他青年诗人获得更为丰富的诗歌资源；在众多的西方诗人中，他酷爱洛尔卡是可以想见的。洛尔卡的作品乃谣曲风格，从意象、想象到节奏，有一种自然的纯美。他还曾说过喜欢惠特曼，实际上从《草叶集》中吸收的，仍然是关于灵魂的营养，是那种连哲学也不能超越的本体性，一种纯粹的精神。
　　世上的诗人有两类，一类是后天的，靠的是知识修养；一类是先天的，靠的是生命气质，敏感，想象力，不是头脑而是心灵。顾城是后一种。他是天生的诗人，想象十分奇特，诗性的获得可以说直接来自天性，来自童真。像以下的诗句：“太阳带着他的宝物在晴空中行走／穿着漂亮的衣服，在脚下盘旋”；“穷有个凉凉的鼻尖”；“我从单眼皮的小窗里向外看着／窗纸有点困倦”；“阳光像木桨样倾斜”；“水厚起嘴唇／挨着岸，一下下亲着”，这些比喻和拟人的手法，明显地带有童话色彩；其实，他的许多诗篇，都不像其他诗人那样刻意追求深度，而是满足于率真的、任意的涂写，且多采用短句，韵律方面倾向于歌谣，如《回归》：

　　…………
　　请用凉凉的雪水
　　把地址写在手上
　　或是靠着我的肩膀
　　度过朦胧的晨光
　　
　　撩开透明的暴风雨
　　我们就会到达家乡
　　一片圆形的绿地
　　铺在古塔近旁
　　
　　我将在那儿
　　守护你疲倦的梦想
　　赶开一群群黑夜
　　只留下铜鼓和太阳
　　
　　在古塔的另一边
　　有许多细小的海浪
　　悄悄爬上沙岸
　　收集着颤动的音响……

　　
　　为此，人们习惯地把顾城称作“童话诗人”。
　　顾城坦诚道，他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惟是寻找爱、自由和梦想。他在一次笔谈中曾对“自我”作如下阐释：“他相信自己的伤疤，相信自己的大脑和神经，相信自己应作自己的主人走来走去。”正如他憎恶规定成型的城市而神往于牧场那样，他不能忍受任何形式的束缚、禁锢和压迫，一次又一次地描述天国，他的精神乐园。其实，《来临》、《门前》、《净土》、《河口》等诗，都可以读作顾城的政治乌托邦。所有关于自由的话题都必然通往政治，而诗人的政治，又都无一例外地带有乌托邦性质。顾城同样深知，他是“一个悲哀的孩子”，“始终没有长大”，所有的努力，都只是“徒劳地要把泡影带回现实的陆地”而已。《在这宽大明亮的世界上》（1981）一诗以马，以蒲公英，以相类或相异的事物作比，表明此在的不自由的境遇：
　　

　　在这宽大明亮的世界上
　　人们走来走去
　　他们围绕着自己
　　像一匹匹马
　　围绕着木桩
　　
　　在这宽大明亮的世界上
　　偶尔，也有蒲公英飞舞
　　没有谁告诉他们
　　被太阳晒热的所有生命
　　都不能远去
　　远离即将来临的黑夜
　　死亡是位细心的收获者
　　不会丢下一穗大麦

　　
　　在《颂歌世界》（1984）里，同样地，阳光与死亡并存：
　　

　　她老在门口看张大嘴的阳光
　　一条明亮的大舌头
　　在地上拖着
　　
　　早晨的死亡
　　甲虫从树枝突然跌落
　　
　　一条明亮的大舌头
　　鲜艳的车辆在空中变甜，一级级颂歌世界
　　一条明亮的大舌头
　　早晨的颂歌世界

　　
　　这些诗暗含着一种浓重的“死亡意识”。早年诗作中关于长江的著名的“裹尸布“的意象，已经显示了这种不祥；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死亡意识是与生俱来的，惟因后天的过分的压抑而获得加强。从1981年的《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简历》起，至1984年的《应世》、《丧歌》、《方舟》、《内画》、《狼群》、《周末》、《如期而来的不幸》、《在陌生的街上》一组，那里的暗淡的、悲观的、绝望的色彩，都可以视作死亡意识的投影。一次次的做梦，一次次的幻灭，这就是作为诗人的顾城的全部。他曾经自白说：“我一直在走各种极端，一直在裁判自己。在我生命里总有锋利的剑，有变幻的长披风，有黑鸽子和圣女崇拜。”但是，在他的诗里，我们看到的是纯真、和平、爱与美，只是神秘和不祥，却很少看到反抗的力量，梦中的挣扎，那“锋利的剑”的光芒。说到底，他是一个童话诗人，缺乏明确的政治意识；其实，他一直在自由与不自由之间焦躁不安地徘徊，有理由比许多仅凭观念写作的优渥的政治诗人写的更出色。他的许多诗，都大可以读作隐喻的诗篇，寓言式诗篇，乌托邦或反面乌托邦诗篇。可惜的是，在他那里，自由感往往止于童话的迷幻，发散、消融于孩子气般的冲动之中。
　　
　　在《今天》里，江河和杨炼是两位从事“宏大叙事”的诗人。江河以当代的重大事件和英雄人物为题材，杨炼从一开始便断然进入历史文化领域；然而，两人都一致地着意于表现一种“历史感”。至于诗风，江河偏于古典，结构严谨，诗句整饬，庄重如同殿堂般的建筑；杨炼则偏于浪漫，多用长句，喜欢铺陈，是满地散漫的雕塑群。
　　江河早期著名的作品有《纪念碑》、《我歌颂一个人》、《祖国呵祖国》、《没有写完的诗》等。后来是一首纪念文革中反对个人崇拜，后来被处以极刑——被割断咽喉——而死的张志新的诗篇。诗用第一人称，从“古老的故事”写起：
　　

　　我被钉在监狱的墙上
　　黑色的时间聚拢，一群群乌鸦
　　从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历史的每个夜晚
　　把一个又一个英雄啄死在这堵墙上
　　英雄的痛苦变成石头
　　比山还要孤独……

　　
　　在最关键的章节“赴刑”中，诗句显得意外的苍白；其中一个原因，便是诗人意在构筑史诗，彰显纪念的意义，而不在暴露合法暴力本身；写诗不在现在时而是过去时，诗人无力感知被宰割的痛苦，因而也就随之失去那种来自复仇的力量。
　　在诗艺方面，江河颇受聂鲁达的影响，但是，缺乏的惟是这位智利诗人介入现实的热情，后来回到古代去，写出组诗《太阳和它的反光》可以说是一个必然的趋向。以现代诗的形式演绎古代神话，据说旨在发掘民族文化心理，实际上毫无新意，同“寻根”派的许多作品一样，无非借了某种高贵的文化身份，冠冕堂皇地逃离罪恶的现场而已。
　　远离现场，丧失痛感，对杨炼来说同样是致命的。如果说早年的《大雁塔》多少还有一点历史的余温，那么后来写《敦煌》，写《半坡》，写关于易经的诗，则仅在满足于文化符号的转换；虽然个别细节尚见诗意的闪烁，但是已经看不到个人情感的波动了。杨炼曾经表述过他的“综合”诗观，说是追求“人类复杂经验的聚合”，这自然是不错的，但是，他建构“文化史诗”所依赖的“经验”只是经验知识，而与当下的、个人的、具体的体验无关。他主张把民族文化传统同西方现代观念结合起来自然也不错的，但是在他的阐释中，明显地否弃了非主流、反主流的传统，而趋鹜于古典哲学、艺术、宗教中为“天人合一”观念所贯穿的所谓“客观”、“综合”和“超越性”（超功利性）。他把“悟”与“静”当作“典型东方思维方式”而加以强调，其实这正是道家精神的精髓。本土的是道家精神，本来便不是选择的、自主的、抗争的，而是虚无的、退守的、无我的，与现代自由精神完全相悖。杨炼在诗歌方面所做的实验，实质上是一种文字炼丹术。后来四川一批诗人的“汉诗”，北京一批诗人的“大诗”也都如此，究其目的，惟供有闲阶级、好古者、汉学家之类服用。一般读者，对此只好自认卑俗，退避三舍而已。
　　《诺日朗》组诗表面上看来是自由的、张扬的、实际上仍然是作者标榜的“潜意识冲动”的模拟，东方神秘主义的产儿：
　　

　　…………
　　苦难祭台上奔跑或扑倒的躯体同时怒放
　　久久迷失的希望乘坐尖锐的饥饿归来，撒下呼啸与赞颂
　　你们听从什么发现了弧形地平线上孑然一身的壮丽
　　于是让血流尽：赴死的光荣，比死更强大
　　朝我奉献吧！四十名处女将歌唱你伞兵幸运
　　晒黑的皮肤像清脆的铜铃，在离戒和守望里游行
　　那高贵的卑怯的、无辜的罪恶的、纯净的肮脏的潮汐
　　辽阔记忆，我的奥秘伴随抽搐的狂欢源源诞生
　　宝塔巍峨耸立，为山巅的暮色指引一条向天之路
　　你们解脱了——从血泊中，亲近神圣
　　…………
　　此刻，高原如猛虎，被透明的手指无垠的爱抚
　　此刻，狼籍的森林漫延被蹂躏的美、灿烂而严峻的美
　　向山洪、向村庄碎石累累的毁灭公布宇宙的和谐
　　树根像粗大的脚踝倔强地走着，孩子在流离中笑着
　　尊严和性格从死亡里站起，铃蓝花吹奏我的神圣
　　我的光，即使陨落着你们时也照亮着你们……

　　
　　这是渎神的呢，抑或是颂神和娱神的呢？一个缺乏自由精神——并非庄子式的逍遥——和反抗意识的诗人，势必最后迷失在他的文字里。才华泛滥，文化空阔无边，该向哪一个方向寻找坚实的岸？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杨炼突然爆发般地写上组诗《大海停止之外》，以及其他一些迥乎不同于前的诗篇。与其说这是作者的寻找，无宁说是历史的赐予。事实赤裸。事实是反文化的。抓紧了事实，也就抓紧了靠岸的绳缆；在切切实实的拉拽中，才可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意识到相关的世界和人，意识到存在的真实性。他写大海，潮水和落日；写一万支蜡烛，诗人的手指的静静的燃烧；写尸体，骨头，墓地，血的风景。这些诗，因为直接涉及人类的生存境遇而获得了它的可感性，一种震撼的力。
　　《给一个猝死的九岁女孩》全诗如下：
　　

　　他们说一根红皮筋把你绊倒了
　　你跳出白粉笔的房子
　　雨声响得怕人的日子
　　九个弹坑在你身上发甜
　　他们说你把月亮玩丢了
　　墓草青青  是新换的牙齿
　　在一个无须哀悼的地方萌芽
　　你没死  他们说
　　你还坐在小木桌后边
　　目光碰响黑板
　　一阵空白  你的死被杀死
　　他们说  现在  你是女人是母亲
　　每年有个没有你的生日
　　像生前那样

　　
　　全诗由细节构成，但是很有力量，这在杨炼的诗中是极少见到的。力与美不是对峙的，美就是力，力就是美。高崖坠石是一种力，柔弱如水，水滴石穿又何尝不是一种力？由此看来，诗不是知识，不是华美的词语是自明的。诗是有生命的，这生命只能来自生命，是生命自身的发现，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摩擦照耀。此前，杨炼一直是云端里的诗人，此刻才算落到了地面上。青年才俊，浪游四方，写诗论诗，自以为懂诗；一朝蓦然回首，蹉跎做了人父，才会真正懂得而且怜惜像这九岁女孩一般的血肉生命。直等到杨炼开始关注并认识了人世间的这个女孩，我们说，他掌握了诗的真谛。
　　
　　《今天》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但是，它在新诗发展史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突出的是，第一次由它以完整的民间文本形式确立对抗文学的主题。集结在《今天》周围的是一群优秀的青年诗人，他们通过个性化的写作，共同创造了一种语言去表述我们的历史、经验和隐秘的内心事实，在过去的三十年间，诗坛是找不到这样一种语言的。“今天”派诗歌大体上无韵，无标点，呈碎片化倾向；而意象及意象群的使用，隐喻象征等修辞格的运用，在另一个维度里体现禁锢时代诗歌政治化的特点。在经历了一个强制推行一种风格而禁止其他风格的颂歌时代之后，这些诗歌，对文学青年无疑是具有冲击力的。
　　建基于地下写作的“今天”派诗歌，过多地集中于时代情绪的把握和抒写，是一种反思性写作，普遍忽略生活的物质形态，现场的场景细节，缺乏具体的场感。鉴于这种缺失，有人称之为“朦胧诗”，似乎也颇合适。比如，我们也见过类似的设路障的场景，但是却没有留下像波兰女诗人斯蔚策妮亚写华沙起义的《设路障》这类诗：
　　

　　枪弹下，我们设路障
　　我们害怕。
　　酒吧老板，珠宝商的情妇、理发师
　　我们都是胆小鬼。
　　小女佣拖着一块路石
　　倒在地上，我们非常害怕
　　我们都是胆小鬼
　　清洁工、卖货女人、领抚恤金的人。
　　
　　药剂师拖着厕所的门
　　倒在地上。
　　我们更加害怕
　　走私的女人、女裁缝、电车司机
　　我们都是胆小鬼。
　　
　　一个教养院的孩子拖着沙袋
　　倒在地上。
　　你看，我们真的
　　害怕
　　虽然没有强迫我们，
　　枪弹下，我们设起了路障

　　
　　著名诗人米沃什在《废墟与诗歌》一文中曾经引用此诗，并介绍说，女诗人的每首诗都是某一事件的小型报告。他说：“这是模拟的最谦虚的艺术，作为记忆，真实是至高的，其决定表达的意愿。”“今天”派诗歌缺乏这种“小型报告”，中国诗坛同样缺乏这种“小型报告”。这种匮乏现象其来有自，其实，它关涉到诗人整个的人生态度，不仅仅属于“叙事性”之类的写作艺术问题。
　　结果，《今天》停刊之后，内部分化了。权力进入文学。体制开始变得松弛，却依然富有吸纳力，接受络绎而至的各式各样的叛逆者和零余者。《今天》有实力的成员，同样要求加入作协，以及公开发表作品，只有个别人物继续留在屋子里，让寂寞陪伴自由的诗歌和昔日的光荣。《今天》的结局颇有点悲壮的意味，即如拜伦在《登雅典卫城》中所形容的那样：“除了还会升起的太阳，这里的一切都已经沉没。”在这里，《今天》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所以，诗人多多才有了相似的说法：“我所经历的一个时代的精英已被埋入历史，倒是一些孱弱者在今日飞上天空。”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2-27 13:23:52

四
1980年9月，在出了九期刊物之后，《今天》被查封。他们改头换面，把公开发行的《今天》变成“今天文学研究会交流资料”，内部发行，从1980年9月到12月出了三期后，再次被禁。
1981年初清理民间刊物。“大部分民刊的负责人被抓，我们算是幸存者，但也受到了严格的审查”，北岛说。他当时是《新观察》杂志社的编辑。作为《今天》主编，北岛自然首当其冲，但由于拒绝写检查，被停职反省。
八十年代末北岛移居海外，从一个国家搬到另一个国家，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他在六个欧洲国家住过，1993年搬到美国，在那里定居。除了写诗，他也开始写散文，写他与国际诗人的交往与友谊，包括金斯堡、施耐德、帕斯、特朗斯特罗默等，写漂泊中遇到的小人物以及各种怪人，也写他在全世界的游历和日常生活。“写他人也是在写自己，要诚实要勇敢。写真实的人物首先要充满爱和同情，但不要忌讳弱点，那是生命的一部分。”北岛说。
停刊十年后，《今天》在海外复刊。1990年春天，北岛，还有万之、李陀、高行健、查建英、刘索拉等，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开会，决定复刊《今天》。编辑部最初设在挪威，因为万之在挪威读博士。几个月后万之调到斯德哥尔摩大学工作，编辑部随之搬到斯德哥尔摩。后来又搬到了纽约，然后是洛杉矶，现在搬到香港。
复刊后的《今天》从未中断，从未拖期，从原来的双月刊改为季刊，比过去厚多了，印刷也精美多了。不变的是它仍是一份民刊，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曾涌现的大量民刊早已销声匿迹，只有《今天》，奇迹般地存活至今。
“现在我们出到第84期，减去早年的九期，也就是说，我们已在海外出版了七十五期。你可以想像一个刊物在海外生存的难度。”他说。摆在我们眼前的几本《今天》，是“中国独立电影”专辑、诗歌专辑和“七十年代”专号。
在《今天三十年》一文中，北岛写道，“依我看至少有两种全球化:一种是权力与资本共同瓜分世界的全球化，还有一种是语言和精神的种子在风暴中四海为家的全球化”。《今天》体现的正是这后一种全球化。北岛总结道:“《今天》反抗的绝不仅仅是专制，而是语言的暴力、审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琐”。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2-27 13:23:14

三
《今天》是1949年后第一份非官方文学刊物，它的出现并非几个年轻人兴致突发的产物。在此之前，北岛、芒克、多多、舒婷、严力等诗人已在“地下”潜伏了十年之久。北岛从1970年开始写诗，那时他是一名建筑工人，名为赵振开。
1970年春，北岛从河北蔚县工地回北京休假，与同学曹一凡、史康成泛舟颐和园的湖上，史康成立于船头，昂首朗诵了两首诗:“解开情感的缆绳/告别母爱的港口/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运乞求……”，“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北岛听后为之一动，问作者是谁。史康成说，郭路生。郭路生是谁。不知道。这位不知何人的郭路生（即诗人食指）的诗句，从此被北岛牢牢记住。
1971年9月下旬，北岛在工地食堂打好饭菜，和其他知青聚在一起吃午饭。大家为刚得知的消息感到震惊:9月13日，林副统帅乘飞机逃往苏联途中摔死了。北岛慷慨陈词，把别的知青都吓走了。面对那个高压的时代，北岛听到了自己内心的叫喊:我不相信……
北岛与芒克相识于1972年，次年北岛到白洋淀去探望在那儿插队的芒克。“两眼直视，眼珠子微凸，就像两颗石头子儿随时都可能弹射出去，这就是大诗人北岛留给我的最初印象”，芒克曾这样写道。“北岛”和“芒克”这两个笔名是后来办《今天》创刊号时，俩人互相给对方取的。
1974年秋，北岛所在的工地宣传组，把爱好摄影的北岛抽调去搞摄影宣传展。北岛提出的首要条件，就是建一间独立的暗室。暗室建成后，整天拉着窗帘，除了冲洗胶卷照片，北岛用更多的时间完成了中篇小说《波动》的初稿。后来由于收藏地下文学作品的朋友赵一凡被捕抄家，事情败露，北岛被撤销工地“首席摄影师”的职位，逐出暗室，重新回到原班组劳动。
在当时，写作是一件高风险的事，那些作品都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地下流传的。1973年，徐晓从朋友赵一凡那儿得到了一本手抄本诗集。“用的是当年文具店里仅有的那种六角钱一本的硬面横格本，字迹清秀，干净得没有一处涂改的痕迹。记得其中第一首诗的标题是《金色的小号》，另一首六行诗《微笑·雪花·星星》我一下子就背了下来。”徐晓在《半生为人》中这样写。四年后她才知道这本诗集的作者是北岛。
那时候北岛和芒克还有画家彭刚就多次讨论过，“中国一旦开放的话，我们应该办一本刊物，应该有所作为”。
“到了1978年的秋天，突然各种迹象都表明中国政治要开始松动了，包括给右派平反、为四五运动平反等等，这些迹象对我们是一个鼓励。我们就决定从9月份开始，在黄锐家开编辑会，准备工作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北岛说。
《今天》创办后，十年潜伏期默默积存的大量诗歌终于得以走出地下，北岛、芒克、舒婷、严力、顾城、江河、杨炼等，都在《今天》上发表诗歌，这些压抑已久的声音，一经释放，产生了巨大的能量，感染并激励了无数年轻人。
这些诗人成为八十年代的中心人物，尽管大多数人认为他们的诗朦胧难懂，但这毫不影响他们被视为时代的代言人。而北岛个人的影响力无人能及，以至于后来“第三代诗人”喊出了“PASS北岛”的口号。
有谁没有背过他的诗句呢？——“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回答》），“即使明天早上/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让我交出青春、自由和笔/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我决不会交出你”（《雨夜》）——今天读来，仍然令人热血沸腾。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2-27 13:22:37

二
三十年前，在《今天》创刊号的发刊词中，北岛写道:“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
1978年12月20日，在北京亮马河畔的一间农民房——这儿是陆焕兴家——北岛、芒克、黄锐等七个年轻人都到齐了，拉上窗帘，围着一台又旧又破的油印机，共谋“秘密行动”的激情振奋着每一个人。在昏暗的灯光下，七个人动手干活，从早到晚连轴转，干了三天两夜。陆焕兴为大家做饭，每天三顿炸酱面。
“半夜一起出去解手，咯吱咯吱踩着积雪，沿小河边一字排开拉屎，眺望对岸使馆区的灯光。河上的脏冰反射着乌光。亮马河如同界河，把我们和另一世界分开。”北岛在《断章》一文中回顾了当时的情景。
12月22日——这一天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晚上十点半，终于完工，屋子里堆满了散发着油墨味的纸页。七人骑车到东四十条的饭馆，要了瓶二锅头，为《今天》的秘密诞生干杯。接着众人商量把《今天》宣传单贴到哪些地方，又由谁去张贴。北岛和陆焕兴、芒克三人自告奋勇，此去“凶多吉多”。
跟朋友们告别后，在回家路上，北岛骑车骑得摇摇晃晃，不成直线，街上空无一人，“翘起的屋檐像船航行在黑夜中”，在《断章》的最后中他感慨道，“迎向死亡的感觉真美。青春真美”。
第二天，北岛和陆焕兴、芒克三个人骑着车四处张贴《今天》，“三个工人两个单身，无牵无挂的，从我们家出发，我拿一个桶打好糨糊——这是在‘文革’的时候学会的。一人拿着扫帚涂糨糊，然后另一个人贴，因为冬天很冷，必须贴得快，要不然糨糊就会冻住，还得放盐防冻”。
他们把《今天》贴到北京当时重要的场所，西单、中南海、文化部，还有《诗刊》杂志社、《人民文学》杂志社、社科院、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胆挺大的。”北岛说，“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门口碰到了徐晓，以前就认识她。我们正黑乎乎地往墙上贴的时候，她忽然间冲过来。徐晓就这样接上了，她也很吃惊。第二天贴到大学区，包括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大。”
很快徐晓成为《今天》的重要成员。后来她在文章中回忆当时的北岛:“他高而瘦而白，留那种最普通的学生头，穿一件洗旧了的蓝色棉布大衣，戴一顶浅色毛皮帽子，性格抑郁不善言谈。在我的印象中，他好像不会高声说话，也没有激烈的言辞，他的执着深藏在不苟言笑的矜持中。”
从1978年底到1980年底，一共出了九期《今天》。每一期篇幅从六十页到八十页不等，内容有诗歌、小说以及评论。每一期的印量为1000本左右。
最开始他们到西单那儿去卖，“大家排队买，排很长的队”。他们先把杂志贴出来，读者可以先了解杂志的内容，每期能卖几百本。“价钱大概从五毛钱到七毛钱，在当时的民刊里算是非常贵的”，北岛说。
后来《今天》有位特别能干的“大管家”鄂复明，由他负责，《今天》可像官方杂志一样征订。征订工作做得很成功，在全国有一批可靠的订户。北岛记得，“1979年，到北京开会的韩少功来参加《今天》的作品讨论会，他用一个月的全部工资——四十块钱——买了几十本《今天》，扛回去送给朋友们”。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2-27 13:22:10

诗人北岛与今天的三十年
2009年10月15日

经济观察报

北岛

一
2008年12月8日晚，诗人廖伟棠和我去见北岛，约定的地点是香港马鞍山的“映山红”中餐馆，北岛要请客吃饭。北岛已经先到了，坐在餐桌边，手持厚厚的菜单翻看着。见我们到了，他站起身来跟我们握手，身穿一件非常合身的中长黑皮衣，瘦长，清峻，孤高，但是有温和的微笑。
北岛感冒了，发着烧，嗓音低哑，间或咳嗽几声。尽管自己不能吃辣，他还是为我们点了水煮牛肉和酸辣汤。他吃得很少。“你们多吃点”，他微笑着再三劝道，像一位和蔼的父亲。
那些天他无比忙乱，为12月12日举办的《今天》三十年诗歌朗诵会作着种种繁琐、细致的准备工作。他自己逐一给邀请名单中的十多位诗人兼老友打电话:芒克、舒婷、严力、翟永明、韩东、欧阳江河、西川、柏桦、宋琳、朱朱、孟浪、廖伟棠。
吃饭时，他说他想到了一个有趣的主意，“我打算朗诵会那天，台上的诗人和台下的听众，都没有椅子，就坐在一捆捆书上”。
饭后我们步行去北岛的工作室采访聊天，一路上安静少人。他的小儿子年方四岁，活泼好动，他在家里难以静下来写作，于是租下附近宾馆的一个房间作为工作室。房间里除了桌椅等家具外，别无余物。他和廖伟棠费力地将一张长桌从里屋搬至客厅的靠窗处，他将在窗边写作。
北岛语速较慢，不时略带迟疑地停顿，用词谨慎节制。他即将六十岁了，由于种种因素，自八十年代末移居国外至今，很少回过北京。在香港他最常去的是一家叫“老北京”的餐馆，他跟老板很熟，可自带酒水。
自2008年春天起，北岛在香港中文大学任讲座教授，定居香港，与家人团聚，生活终于安稳下来。当我问他在居住过的国家中最喜欢哪儿时，我很快意识到，这样问一个六年间辗转七个国家、搬家十五次的人，是多么愚蠢。“我一无所有地漂流……”这是他喜欢的秘鲁诗人瓦耶霍的诗句。
多年来的颠沛流离，在他身上打上了深刻的印记，沉郁少言，固执坚守，平静之中仍透露出忧愤。迁至香港后，他仍然批判商业化，批判中产生活对精神的腐蚀，像一个清教徒一样对物质生活保持着高度警惕。
跟北岛一样，《今天》杂志也是命运多舛，三十年中历经长期被禁、艰难复刊、海外辗转迁址。诗人与《今天》，仿佛是一对相依为命的孤儿，组成了一个坚牢的家庭。
近午夜时分，我们在路口告别，空气清新，有些许凉意。北岛肩挎一只黑色书包，独自步行回家。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2-27 13:21:20

李劼：北岛及其《今天》诗派

百闻不如一见。与北岛的会面，使很久以来一直在我耳边流传着的种种传闻，烟消云散。彼此谈了很久，谈了很多。一次不够，再一次，又一次。耳边时时回响着他的《结局或开始求求献给遇罗克》。这首诗其实也同样献给林昭以及和林昭一起倒下的《星火》文学社那些英勇无畏的盗火者。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为了每当太阳升起
　　让沉重的影子象道路
　　穿过整个国土
　　
　　悲哀的雾
　　覆盖着补丁般错落的屋顶
　　在房子与房子之间
　　烟囱喷吐着灰烬般的人群
　　温暖从明亮的树梢吹散
　　逗留在贫困的烟头上
　　一只只疲倦的手中
　　升起低沉的乌云
　　
　　以太阳的名义
　　黑暗公开地掠夺
　　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
　　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
　　默默地永生
　　默默地死去
　　
　　呵，我的土地
　　你为什么不再歌唱
　　难道连黄河纤夫的绳索
　　也象崩断的琴弦
　　不再发出鸣响
　　难道时间这面晦暗的镜子
　　也永远背对着你
　　只留下星星和浮云
　　
　　我寻找着你
　　在一次次梦中
　　一个个多雾的夜里或早晨
　　我寻找春天和苹果树
　　蜜蜂牵动的一缕缕微风
　　
　　我寻找海岸的潮汐
　　浪峰上的阳光变成的鸥群
　　我寻找砌在墙里的传说
　　你和我被遗忘的姓名
　　
　　如果鲜血会使你肥沃
　　明天的枝头上
　　成熟的果实
　　会留下我的颜色
　　
　　
　　在我听到的有关北岛的传闻中，其中不少跟诺贝尔文学奖有关。我当时觉得，北岛不必那么在意这个奖。我如今更觉得，北岛根本不必在意这个奖。因为诺贝尔文学奖从来就喜欢把桂冠戴在某个陌生人头上。比如以戴在赛珍珠头替代戴在伍尔芙头上。北岛之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对于在专制黑暗中走投无路的人们的鼓舞，对于普天之下所有向往自由的读者的意义，并不因为诺奖的有无而改变。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十几个学者教授的文学爱好，跟真正的文学没有太大的关系。就像林昭，并没有得过什么诺贝尔和平奖，但林昭跟任何一个荣获该奖的伟大人物相比，都毫不逊色。当文学走到莎士比亚和曹雪芹那样的山巅，无论什么奖都会显得微不足道。
　　
　　自由的黎明，因为是从星星般的弹孔中流出的，所以站在黎明中的北岛，完全可以为此感到自豪和骄傲。专制的黑暗没有将北岛给淹没，艰辛的流亡也没有使北岛日渐消沉，诺奖的有无当然更不会给北岛增色，或者，减色。
　　
　　北岛说起在流亡中倒下的顾城，语气十分沉重。一再对我说，事情没有你想像的那么简单。他说，也许有位朋友关于顾城之死的评说，比较准确：一条小河向往着大海，可是真的流到大海，却又想退缩了。悲剧于是发生。
　　
　　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诗人的心路历程，就是从叛逆到流亡。比起当年的《星火》诸君，《今天》诗人显然要幸运得多。这不仅在于，《星火》诸君划亮的不过是一根微暗的火柴，《今天》诗人点亮的乃是一炬火把；还在于当年的存在以生存的终结为代价，而《今天》的存在却并非没有求生的希望。其中，除了倒下的，消沉的，或者高升或者消声匿迹的，还有继续挣扎的，还有像北岛这样顽强地存活下来，并且顽强地把《今天》一期一期地出到如今。这是一种罕见的生生不息。当我听北岛说，《今天》依然还在办的时候，不由唏嘘了一声，简直是个奇迹。
　　
　　今日的诗人所要面对的，不仅是专制的黑暗，还有商业文明的冷漠。大洋的一边是唯物主义的盛宴，大洋的另一边是科技文明的疯狂。诗歌，自由，心灵，存在，完全成了被边缘化的陌生世界。就诗意的存在而言，大洋两岸的世界全在发疯。而对那个发疯的世界来说，依然在写诗依然要存在的人们，才是真正的疯子。当今的世界，不在于有没有疯子，而在于究竟谁是疯子。
　　
　　当然，人们不会理解什么叫做疯狂，什么叫做自由。一如人们阅读北岛的诗歌，总是怀念早年的激情，难以进入他后期的美学追求。事实上，假如诗歌不止是时代的号角，而更是语言的艺术，那么北岛的后期诗歌更为走向诗歌本身。虽然北岛早年的诗歌是令人怀念的，但这并不能因此构成北岛诗歌人写作的一道高墙。当诗人越来越走进自己的内心深处，那么诗歌所出示的审美景观，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生由时代而诗人、由历史而诗歌的变换。这里例举其中的一首，对应早年《回答》那样的激昂。
　　
　　给父亲
　　
　　在二月寒冷的早晨
　　橡树终有悲哀的尺寸
　　父亲，在你照片前
　　八面风保持圆桌的平静
　　
　　我从童年的方向
　　看到的永远是你的背影
　　沿着通向君主的道路
　　你放牧乌云和羊群
　　
　　雄辩的风带来洪水
　　胡同的逻辑深入人心
　　你召唤我成为儿子
　　我追随你成为父亲
　　
　　掌中奔流的命运
　　带动日月星辰运转
　　在男性的孤灯下
　　万物阴影成双
　　
　　时针兄弟的斗争构成
　　锐角，合二为一
　　病雷滚进夜的医院
　　砸响了你的门
　　
　　黎明如丑角登场
　　火焰为你更换床单
　　钟表停止之处
　　时间的飞镖呼啸而过
　　
　　快追上那辆死亡马车吧
　　一条春天窃贼的小路
　　查访群山的财富
　　河流环绕歌的忧伤
　　
　　标语隐藏在墙上
　　这世界并没多少改变：
　　女人转身融入夜晚
　　从早晨走出男人
　　
　　同样是那个生他养他的城市，同样是那个弃他离他的国度，同样是亲近而遥远的亲人，北岛的晚期诗歌，呈现了与早年很不相同的意像。时代成了景深，而内在的感受被置于了诗行的前台。倘若有人将此称为知识分子写作，那么我宁可以零度写作命名之。行文至此，我想起了北岛的另一首诗，《零度以上的风景》：是笔在绝望中开花/是花反抗着必然的旅程/是爱的光线醒来/照亮零度以上的风景。
　　
　　但我也同样注意到，北岛在这首诗歌里流露出来的倾向：你召唤我成为儿子，我追随你成为父亲。这句诗的潜台词，丰富而微妙。须知，北岛的父亲乃是一位共产党人。北岛的这声自白，虽然并非是对专制的认同，却是对与共产党有关的信仰的一个下意识回归。毋须讳言，北岛在长年的流亡生涯里，建立了他的左派信仰。那样的信仰跟共产党的革命和专制，并不是一回事。那样的信仰有点像青年马克思的自由主义热情。虽然共产主义作为一个运动已经结束，但那样的左派自由主义热情，却在西方至今犹存。西方有不少在人格上无可非议的左派知识分子，他们出自善良和平等的理念，出自由此生发的正义感，坚决不认同资本主义和财富巨头。这和中国有些新左派以冠冕堂皇的左派理念掩饰他们卑下的生存动机、摄取他们的生存利益，是完全不同的。北岛的左派信仰和左派理念，接近西方知识分子的品性。虽然我在理念上并不认同北岛，但从我认识他之后，就将他视作一个可以信任的朋友。友情是大于理念的。即便是不同的信仰，都可以互相容忍，更何况彼此之间，多少有些惺惺相惜。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2-27 13:20:24

“今天”的北岛为人为文为夫及其他李劼

不乏有人谈论北岛，北岛的诗歌已经有几十种译本。至于《今天》杂志的传奇，也是已经有人作了专题讲说的。我只能从我所认识的北岛说起，说到我对《今天》的印象为止。
　　　　
　　我与北岛相识很晚，晚得让我和北岛全都惊诧不已。二十七年前，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就曾经非常认真地抄写过北岛的诗歌，当然还有舒婷等人，那群被称作朦胧诗人的作品。其中，我最为认同的是北岛。他写遇罗克的那行诗句，一直在我心头萦绕不去：星星般的弹孔中，流出了血红的黎明。
北岛的诗歌本身，其实就是从弹孔中流出的黎明。其中，凝结着郭路生的悲怆，遇罗克的英勇。虽然北岛曾经声称：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人.
　　　
　　我最早的诗歌评论，评说的就是北岛舒婷顾城的诗歌。其中，以北岛居首。这并不仅仅因为在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诗人之中，北岛的影响力至今首屈一指，而更是由于我不知为何，特别共鸣北岛的诗歌。
　　　　
　　在我热衷于八五年以后的先锋小说之后，北岛不知不觉地淡出了我的视线。当我流亡到美国之后，听到有关北岛的传闻，几乎全都是负面的。那些传闻让我感觉到，北岛已经不是当年诗歌中的北岛了。我为此在备忘录的初稿中，对北岛写过一些相当愤怒的文字。
　　　　
　　从第一次读到北岛的诗歌，到在纽约与北岛相遇，整整隔了二十七年。有趣的是，与北岛相遇之后，我发现又回到了当初对北岛诗歌的印象。依然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仿佛一张对比鲜明的黑白照片，伫立着一个不屈的身影。与诗作中的激昂不太相同的是，北岛说话时的沉着。听上去不像个诗人，而像个无数次诗歌运动的组织者。
　　　　
　　这真是个奇妙的反差，在诗歌中激情澎湃的北岛，在现实生活中恰好相反，冷静理性，宛如学者。虽然北岛连大学本科的学历都没有，但他却在欧美许多大学里先后教了如许年的文学课。他的一本随笔，《时间的玫瑰》，如同一部正儿八经的学术论著。从诗作的分析到诗人的故事，从诗人的个性到诗歌运动的发生，连同其历史背景和年代标记，历历在目。思路清晰，条理分明。甚至连那些诗歌在翻译成中文过程中的一些失误，都被一一指出。这本书说是随笔，其实又是评论，还是条不紊的叙事，叙述成一部由九个诗人生涯组成的小说。不仅生动，结构也十分精致，经常可以看到蒙太奇跳跃，从异国诗人的传奇突然剪切到北岛自己的亲历故事。最后一篇叙述狄兰椰城迄答满M竟然采用了倒叙手法，从诗人之死写到其童年记忆。
　　　　
　　以前，在北岛的爱情诗歌里，曾经读到过他特有的细腻。这样的细致，也同样见诸北岛的散文和随笔，见诸北岛对他人的阅读和理解。在我此前认识的诗人当中，好像只有韩东具备如此品性。诗人大都以自恋为其特徵，有的甚至自恋到了仿佛不自恋就不是诗人的地步。北岛是很少的例外之一。
　　　　
　　阅读随笔《时间的玫瑰》和阅读北岛的诗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受。诗歌里的北岛里是个充满自由精神、阳刚之气十足的北方男子，好像随时准备赴汤蹈火。而随笔里的北岛，却像一个事无巨细全都乐于躬亲的南方女子，一个优雅、细致地从事园艺劳作的园丁，悉心栽种和照料着那片叫做诗人的花草树木。他在后记中提到，其中所有篇什，或者说一草一木，其第一个读者，都是他的妻子，甘琦。
　　　　
　　我所见到的甘琦，是个以尽可能女性的风格，在言行之间掩饰其男性豪迈的北方女子。按照某种阴阳互补的原理，我相信，北岛之于甘琦的吸引，与其说是北方气派的诗歌，不如说是南方格调的随笔。以此想像甘琦之于《时间的玫瑰》的阅读，是一幅相当奇妙的图景。我猜想书中有些细节，可能掺有甘琦的内助。我后来问过北岛是否如此，他作了肯定的回答。
　　　　
　　无论作为二十世纪西方诗歌阅读的入门，还是作为二十世纪西方诗人的研究，《时间的玫瑰》都提供了一个富有独创性的文本。文学评论最忌讳的是学究气。尤其论说诗歌，没有洞微烛幽的功力，成千上万的文字，顷刻间成为一堆废纸。能够让人津津有味地读下去，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我这般挑剔的读者。我之所以被吸引，是因为随着作者走进了那些诗歌，走进了那些诗人各各相异却又息息相通的精神世界。不知为什么，阅读《时间的玫瑰》，让我时时产生写作小说的冲动。虽然此书写得相当冷静。甚至，过于冷静了。尤其是比之于俄国流亡思想家之于俄国文学的激情，那种《旷野呼告》式的深邃苍茫，北岛的描述，线条清晰而纤细，色彩微暗而清淡。倘若那些俄国流亡者展示的是原始森林，那么北岛的浪子情怀所构筑的，则是一个优雅的美丽花园。
　　　　
　　北岛仿佛一个天生的流亡者，自从1989年后，便开始流亡，至今已经历时将近二十年，足迹遍布世界各个角落。可是当他坐下来与人谈话的时候，却丝毫没有行色匆匆的急迫。由此，可以想像他当年是如何相当从容地写下一行行充满叛逆精神的诗句的。从容的叛逆和焦灼不安的叛逆之间，有一个微妙的区别。基于不认同专制的叛逆是从容的，比如林zhao，比如遇罗克。由嫉妒而生的叛逆是焦灼不安的，比如孙中山，比如毛泽东。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天下者，我们的天下。言下之意很清楚：帝王将相，宁有种乎？
　　　　
　　某种意义上说，北岛早年的诗歌，是林昭的续篇。虽然北岛当年写诗的时候，并不知道林zhao的故事。但林昭在黑暗中划亮的一根火柴，在北岛的诗歌里变成了一把通明的火炬。北岛的这几行诗句，就像是献给林zhao的颂词：在黑暗中划亮火柴，举在我们的心之间。你咬着苍白的嘴唇：是的，昨天??（《北岛诗选》）
　　　　
　　昨天的林zhao如同遇罗克一般地倒在星星般的弹孔中，带着普罗米修士盗火之后的微笑。那样的微笑由北岛作了承继：从微笑的红玫瑰上，我采下了冬天的歌谣。（北岛《北岛诗选－－微笑岁楫□星星》）北岛不仅采下了歌谣，而且还作出了那个烩炙人口的回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求求《北岛诗选求求回答》
　　　　
　　倘若说，林zhao是中国。。历史上的自由女神，那么北岛的诗歌则是自由女神举起的那把永恒的火炬。自由，乃是北岛诗歌的灵魂，也北岛与生俱来的个性。我对北岛及其诗作的内心认同，就在于此。心灵因为自由而息息相通。彼此第一次见面，就投契得毋需赘言。彼此没有同是天涯流落的感觉，只有因为共同的自由脾性而致的投契和相通。
　　　　
　　百闻不如一见。与北岛的会面，使很久以来一直在我耳边流传着的种种传闻，烟消云散。彼此谈了很久，谈了很多。一次不够，再一次，又一次。耳边时时回响着他的《结局或开始求求献给遇罗克》。这首诗其实也同样献给林zhao以及和林zhao一起倒下的《星火》文学社那些英勇无畏的盗火者。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死亡的人
　　　　为了每当太阳升起
　　　　让沉重的影子象道路
　　　　穿过整个国土
　　　　
　　　　悲哀的雾
　　　　覆盖着补丁般错落的屋顶
　　　　在房子与房子之间
　　　　烟囱喷吐着灰烬般的人群
　　　　温暖从明亮的树梢吹散
　　　　逗留在贫困的烟头上
　　　　一只只疲倦的手中
　　　　升起低沉的乌云
　　　　
　　　　以太阳的名义
　　　　黑暗公开地掠夺
　　　　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
　　　　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
　　　　默默地永生
　　　　默默地死去
　　　　
　　　　呵，我的土地
　　　　你为什么不再歌唱
　　　　难道连黄河纤夫的绳索
　　　　也象崩断的琴弦
　　　　不再发出鸣响
　　　　难道时间这面晦暗的镜子
　　　　也永远背对着你
　　　　只留下星星和浮云
　　　　
　　　　我寻找着你
　　　　在一次次梦中
　　　　一个个多雾的夜里或早晨
　　　　我寻找春天和苹果树
　　　　蜜蜂牵动的一缕缕微风
　　　　
　　　　我寻找海岸的潮汐
　　　　浪峰上的阳光变成的鸥群
　　　　我寻找砌在墙里的传说
　　　　你和我被遗忘的姓名
　　　　
　　　　如果鲜血会使你肥沃
　　　　明天的枝头上
　　　　成熟的果实
　　　　会留下我的颜色
　　　　
　　　　
　　在我听到的有关北岛的传闻中，其中不少跟诺贝尔文学奖有关。我当时觉得，北岛不必那么在意这个奖。我如今更觉得，北岛根本不必在意这个奖。因为诺贝尔文学奖从来就喜欢把桂冠戴在某个陌生人头上。比如以戴在赛珍珠头替代戴在伍尔芙头上。北岛之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对于普天之下所有向往自由的读者的意义，并不因为诺奖的有无而改变。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十几个学者教授的文学爱好，跟真正的文学没有太大的关系。就像林zhao，并没有得过什么诺贝尔和平奖，但林zhao跟任何一个荣获该奖的伟大人物相比，都毫不逊色。当文学走到莎士比亚和曹雪芹那样的山巅，无论什么奖都会显得微不足道。
　　　　
　　自由的黎明，因为是从星星般的弹孔中流出的，所以站在黎明中的北岛，完全可以为此感到自豪和骄傲。黑暗没有将北岛给淹没，艰辛的流亡也没有使北岛日渐消沉，诺奖的有无当然更不会给北岛增色，或者，减色。
　　　　
　　北岛说起在流亡中倒下的顾城，语气十分沉重。一再对我说，事情没有你想像的那么简单。他说，也许有位朋友关于顾城之死的评说，比较准确：一条小河向往着大海，可是真的流到大海，却又想退缩了。悲剧于是发生。
　　　　
　　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诗人的心路历程，就是从叛逆到流亡。比起当年的《星火》诸君，《今天》诗人显然要幸运得多。这不仅在于，《星火》诸君划亮的不过是一根微暗的火柴，《今天》诗人点亮的乃是一炬火把；还在于当年的存在以生存的终结为代价，而《今天》的存在却并非没有求生的希望。其中，除了倒下的，消沉的，或者高升或者消声匿迹的，还有继续挣扎的，还有像北岛这样顽强地存活下来，并且顽强地把《今天》一期一期地出到如今。这是一种罕见的生生不息。当我听北岛说，《今天》依然还在办的时候，不由唏嘘了一声，简直是个奇迹。
　　　　
　　今日的诗人所要面对的，不仅是专制的黑暗，还有商业文明的冷漠。大洋的一边是唯物主义的盛宴，大洋的另一边是科技文明的疯狂。诗歌，自由，心灵，存在，完全成了被边缘化的陌生世界。就诗意的存在而言，大洋两岸的世界全在发疯。而对那个发疯的世界来说，依然在写诗依然要存在的人们，才是真正的疯子。当今的世界，不在于有没有疯子，而在于究竟谁是疯子。
　　　　
　　当然，人们不会理解什么叫做疯狂，什么叫做自由。一如人们阅读北岛的诗歌，总是怀念早年的激情，难以进入他后期的美学追求。事实上，假如诗歌不止是时代的号角，而更是语言的艺术，那么北岛的后期诗歌更为走向诗歌本身。虽然北岛早年的诗歌是令人怀念的，但这并不能因此构成北岛诗歌人写作的一道高墙。当诗人越来越走进自己的内心深处，那么诗歌所出示的审美景观，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生由时代而诗人、由历史而诗歌的变换。这里例举其中的一首，对应早年《回答》那样的激昂。
　　　　
　　　　给父亲
　　　　
　　　　在二月寒冷的早晨
　　　　橡树终有悲哀的尺寸
　　　　父亲，在你照片前
　　　　八面风保持圆桌的平静
　　　　
　　　　我从童年的方向
　　　　看到的永远是你的背影
　　　　沿着通向君主的道路
　　　　你放牧乌云和羊群
　　　　
　　　　雄辩的风带来洪水
　　　　胡同的逻辑深入人心
　　　　你召唤我成为儿子
　　　　我追随你成为父亲
　　　　
　　　　掌中奔流的命运
　　　　带动日月星辰运转
　　　　在男性的孤灯下
　　　　万物阴影成双
　　　　
　　　　时针兄弟的斗争构成
　　　　锐角，合二为一
　　　　病雷滚进夜的医院
　　　　砸响了你的门
　　　　
　　　　黎明如丑角登场
　　　　火焰为你更换床单
　　　　钟表停止之处
　　　　时间的飞镖呼啸而过
　　　　
　　　　快追上那辆死亡马车吧
　　　　一条春天窃贼的小路
　　　　查访群山的财富
　　　　河流环绕歌的忧伤
　　　　
　　　　标语隐藏在墙上
　　　　这世界并没多少改变：
　　　　女人转身融入夜晚
　　　　从早晨走出男人
　　　　
　　同样是那个生他养他的城市，同样是那个弃他离他的国度，同样是亲近而遥远的亲人，北岛的晚期诗歌，呈现了与早年很不相同的意像。时代成了景深，而内在的感受被置于了诗行的前台。倘若有人将此称为知识分子写作，那么我宁可以零度写作命名之。行文至此，我想起了北岛的另一首诗，《零度以上的风景》：是笔在绝望中开花/是花反抗着必然的旅程/是爱的光线醒来/照亮零度以上的风景。
　　　　
　　但我也同样注意到，北岛在这首诗歌里流露出来的倾向：你召唤我成为儿子，我追随你成为父亲。这句诗的潜台词，丰富而微妙。须知，北岛的父亲乃是一位共产党人。北岛的这声自白，虽然并非是对＊制的认同，却是对与共产党有关的信仰的一个下意识回归。毋须讳言，北岛在长年的流亡生涯里，建立了他的左派信仰。那样的信仰有点像青年马克思的自由主义热情。西方有不少在人格上无可非议的左派知识分子，他们出自善良和平等的理念，出自由此生发的正义感，坚决不认同资本主义和财富巨头。这和中国有些新左派以冠冕堂皇的左派理念掩饰他们卑下的生存动机、摄取他们的生存利益，是完全不同的。北岛的左派信仰和左派理念，接近西方知识分子的品性。虽然我在理念上并不认同北岛，但从我认识他之后，就将他视作一个可以信任的朋友。友情是大于理念的。即便是不同的信仰，都可以互相容忍，更何况彼此之间，多少有些惺惺相惜。

原载：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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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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