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朱维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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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朱维铮 　2012年03月23日　 作者：龚瀛琦　　来源：中国教育报

陈时卿/绘   　　海外学者赞誉他为“低调的大师”，他谦称自己是“一名中国历史研究的从业者”。而对“近代史”，在他最后一部著作中，他说自己只想充当“读者”。 　　他一生学者风骨，延续了老一辈学人风范。课间饮水，必背对学生；批改学生文稿，红笔淹墨；讲学犀利酣畅，诲人温文尔雅。 　　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有从山西、广东、黑龙江、河南等地远道而来的悼念者。而他临终对骨灰安置的遗愿是，“在复旦找一棵树把我埋了吧”。 　　他总是强调评价历史人物要“就历史说历史”，不希望用习惯的思维和语言再去造神。或许他愿意世人日后因为这个头衔而想起他——学者朱维铮。 　　这是一个没有哀乐的遗体告别仪式。 　　3月14日，上海龙华殡仪馆银河厅。回响在大厅里的，是无数个深夜和凌晨陪伴过朱维铮先生读史撰书的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英雄》。 　　仪式前循环播放着去年12月15日，朱维铮给复旦大学本科生上最后一课的片段。当时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拄拐走路都十分困难，但他对历史的“较真”依然字字坚定、振聋发聩——“讲到历史问题，如果你乱说，我就要说你乱说，我可不管你是谁”。 　　时间仿佛被凝重的空气拖住了脚步而停滞不前，因为先生再也听不到这首挚爱的古典曲子，也因为世人永远失去了这样一位实事求是、不断探索真理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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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之诤友而士之君子

朱维铮先生其人其学

刘梦溪

2012年3月10日下午3时52分，我个人向所欣赏的朱维铮教授不幸逝世。闻讯后打电话给朱夫人张先生，话未出口，已彼此泣下。维铮年仅七十有六岁，正值学问的盛年，不知有多少未竟的课业，尚待他宵衣旰食以付。他走的太早了。如果不是长期溺嗜烟酒，悲剧应不致发生。但若离斯二瘾，也就少了维铮特有的豪气。天地有大美，惟难得其全耳，奈何奈何！人生一如艺术，总在这里哪里留下遗憾。当十年前我卧病的时候，因思念老友而不时出现维铮先生在学术会议上醉酒战群儒的场面，不禁为之慰释而喜。他的雄睨多士的意气，他的与乡愿决绝的率性与直声，大家将永远记得。谨成一联以志哀:
     博通经史，雄睨多士，微言从此失诤友；
       坐阅古今，使气命诗，率性常留遍学林。

    并重刊三年前写的一篇关于维铮的文字，兼志其人其学，以为纪念焉，

   他的不可一世的书生意气，一则由于不为人所理解的思想的苦痛，二则由于“高明者”的知性傲慢，三则是性情的直率与天真，最后也许还要加上长期走不出“中世纪”的“闲愁胡恨”。

   没想到朱维铮先生也去参加今年11月杭州的马一浮研讨会。我们对马持论固异，见面交谈却能生出快意。我喜欢他的直言无隐的风格。其实我们吵过架，但很快重归于好。我因此说维铮是“学之诤友而士之君子”。会后去沪，与维铮同行，候车闲话，得聆他非常时期的非常经历，益增了解。复旦演讲后的餐叙，维铮夫妇在座，《走出中世纪》（增订本）和《走出中世纪二集》两书，就是此时所赠。最近才断续读完。读维铮的书，如对作者本人，音容意气充溢字里行间。他气盛文畅，有时竟是“使气以命诗”。但理据充足，合于《诗》“大雅”的“天生蒸民，有物有则”。名物考史，诗文证史，非其所长，也非其所好。他相信在历史的陈述中可以发现历史的实相。

    置于两书卷首接而相续的6万多字的长文《走出中世纪——从晚明至晚清的历史断想》，就是这种历史陈述的典要之作，最能见出维铮治史的卓识与功力。读时我心志清醒，眼睛极累，却又不愿罢手，只好一气了之。即使对明清史事尚不算陌生的笔者，也无法不被他的理据情采所折服。理缘于据，即历史事实本身。采缘于情，即作者的爱憎态度。他对明清的二祖（明太祖、明成祖）三帝（康熙、雍正、乾隆）尤多恶感。被新旧史家一说再说而为不知情者所景慕的“康乾盛世”，维铮不以为然，这与鄙见不无针芥之合。增订本《戮心的盛世》、《满清盛世的“小报告”》和关于年羹尧、汪景祺、和珅诸案的文字，则是对此一问题具体而微的论述。如果说于康熙他还心存顾惜，对雍乾及其所效法的“二祖”，则发覆掘隐不遗余力。他认为“体制性腐败”、“权力腐败”是大清帝国的“国病”兼“死穴”。他说雍乾及“二祖”是恐怖政治的制造者，而“政治冷淡症正是恐怖政治的女儿”。致使清中叶惠（栋）、戴（震）等诸汉学巨擘，不得不扮演“锢天下聪明智慧尽出于无用一途”的历史角色。虽然他引用的是魏源的话，但他本人的态度朗若晨星。

    维铮自然不会否定清代汉学的群体学术成就，这有他的《梁启超和清学史》和《清学史：学者与思想家》（《二集》）及其他关涉清代学术的论著可证。况且他的学术驻点原未尝离开过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现代诸学术硕彦，他们对清学的态度，维铮岂能完全知而不认。只不过他试图将思想和学术作一区分，似乎认为清中叶纵有名副其实的学者，却鲜有真正的思想家。也许写《孟子字义疏证》提出“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的戴东原是一个特例，但也止于《疏证》一书而已（戴《与某书》亦曾直言“後儒以理杀人”）。因此他对盛行于明清两代的程朱理学，不稍加宽宥的痛而辟之。甚至连程朱祖述宗奉的孔孟，也不肯通融缓颊。他对儒家殊少敬意与好感。《史》、《汉》两家对公孙弘“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悦之”的书写，他一再引为学术知己。而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的“求以合之当世”一语，他胪列众多今典予以驳正。不消说当九十年代看到徐中舒的《论甲骨文中所见的儒》一文，他是何等的惊喜。因为这一考古实证可以把孔子从儒的祖师的地位上拉下来，维铮当然乐观其盛。而且此公案直接牵涉康有为、章太炎、胡适、郭沫若几位名可惊座的大人物，即使是他们九泉之下的欣喜或窘态，维铮自必也乐于静观冥想。

    然而维铮对儒家的这种态度，在我看来有未能将汉以后渗入家国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儒学，和作为先秦思想家的孔子和孟子区分开来的嫌疑，也有未能将宋代哲学家程朱和明清权力者装饰过的程朱理学区分开来的嫌疑。王国维、陈寅恪都指宋代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最高峰（措辞不同其意则一），陈寅恪更视宋代新儒学的产生与传衍，为我国思想史上“一大事因缘”。这些维铮必早已熟知。孔孟所建之儒家道统，是否如韩愈所惊呼的孟轲之后已“不得其传”？宋儒在重建儒家道统方面的建树，宜有哪些可圈可点？似还有绝大的探讨空间。我很高兴在《二集》里读到《百年来的韩愈》一文，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绝妙好词。只有朱维铮教授有这样的本领，以一个历史人物为中心，串联起晚清以还那么多的人物与故事，曾国藩、严复、张之洞、谭嗣同、毛泽东、蒋介石、陈寅恪、俞平伯、冯友兰、刘大杰，都一一坐定位置，成为他用可信史料编排的舞台剧中的一个角色。他议论风生，举重若轻，剥蕉至心，是非分明。但他的冷峻的语言风格，容易让读者以为他只有了解，没有同情。清儒“实事求是，无证不信”的信条，他奉为圭臬，但钱晓徵告白于海内的“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 （《廿二史考异序》），亦即前贤往圣著笔立说的“不得不如是”的“苦心孤诣”（陈寅恪语），我们的维铮似尚缺乏“了解之同情”。

    章学诚有言曰：“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文史通义》“答客问”）我读维铮书看到的作者，宜乎“独断之学”胜于“考索之功”。因此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高明者”。他看重思想的力量。他的学问是活学问，不是死学问。但如果有人以为他的学问根底不够坚实，那就难免犯不知人也不知学的错误。他的学问根底来自五十年如一日的文本典籍的阅读。他习惯夜里读写，上午睡眠。上帝虽未垂顾于他，却为他拨出比常人多的多的时间。疯狂阅读加上惊人的记忆力加上超强的理性分疏能力，成为朱维铮学问过程的主体精神结构。包括《中国近代学术名著》在内的他编的那些文史典籍，我们切忌以俗眼揣度，在他可是自己吞食原典资料的天赐良机。牵涉学术的理和事，他从不“尸位素餐”。如同钱钟书说“善述”不亚于“善创”，好的编选整理，与文献研究庶几近之，远非夸张篇幅的浮词空论所能比并。课堂上下，大会小会，维铮可以随时挑出时贤後生关乎古典今典以及时地人事的瑕疵舛误，就缘于他的记忆和阅读。

    至于文情词采，我是这次才发现的。当他的笔触行至清季的甲午之战，因日人长期预谋蓄势，一旦开衅，陆战清军节节溃败，要不要决战海上？翁同龢和李鸿章两个怨家争论激烈，而且都想得到握有实权的慈禧太后的支持。作者于是写道：“岂知这时太上女皇突然‘病’了，连皇帝也拒见。她的行为，似乎可解读为听任皇帝自主决策。于是翁师傅也胆大了，亲赴天津逼迫李鸿章出战。既然慈禧心态莫测，那么面对今上对之言听计从的帝师的压力，李鸿章能不孤注一掷吗？果不其然，黄海一战，北洋舰队惨败。也许这正合满汉权贵之意。他们早将当年怀疑曾国藩的阴沉目光，移向实力最强的淮军首领李鸿章，认定他有‘不臣之心’，‘挟外洋以自重’，所以不肯与‘倭贼’决战。待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他们反而弹冠相庆，以为李鸿章的赌本输光了。”结果“光绪帝和他的重臣因主战而忍诟，李鸿章和他的淮系因丧师而失权，恭亲王等满洲权贵从此退缩自保。至于‘公车上书’凸显的举国同仇敌忾，在太后更是觑若无物，她不是早就宣称，谁要扫了她‘六旬万寿’之兴，她就决不饶恕吗？”“倒霉的是李鸿章。他在甲午海战败后，便被皇帝下诏拔去三眼花翎，在当时外国人眼里，已如公鸡失去了尾巴。”（《二集》页46至48）这些诙奇跌宕而又语势流贯的文字，读得我们几乎要撇开历史故实，束手驻足来专赏史家的词采文章。

    现在好像又有豪杰之士欲尾随为“则天武后”翻案的昔日时髦，也在替“狡诈的老太婆”慈禧说项了，包括称赞她的“美丽”。在这个问题上，即使不曾欣赏“郁郁乎文哉”的朱氏之论我也一定“从朱”。“狡诈的老太婆”是已故史学家翦伯赞给慈禧下的考语，见于他的《义和团运动》一文（新版翦著《历史问题论丛》合编本作“狡猾”，不知是后改还是原文本如此而维铮笔误）。维铮引来，甚获我心。也是这次才知道，维铮对《三国演义》、《儒林外史》和《红楼梦》，还有如许的兴趣。苏州姑娘林妹妹的家政名言，也为他屡引而无倦意。关于耶教来华及西来学术和中外接触史的研究，也成为他关心垂顾的领域，也是这次所见识。我想他一定到徐家汇看过那些珍藏的相关史料。但清代汉学和西学的关系，窃以为至今还是假设多于求证的未竟课题。“盛清”的国力虽不弱，但近代科技远逊于西方，甚至不是“先进”和“落后”的问题，而是“有”和“无”的问题。中国近代科技的不发达，那是要走到历史的深层，借助文化与信仰的大背景来作诠释。新世纪曙光的不能应运而来，如果仅仅归之于“体制腐败”的“国病”，似尚嫌过于笼统。

    总之维铮先生的学问结构，史学是其地基，经学是其屋棚四壁，近代人物是屋中暂住的过客，思想是其柱石。说开来，他所治之学主要还是思想史。他也是以此自负自居的。他的不可一世的书生意气，一则由于不为人所理解的思想的苦痛，二则由于“高明者”的知性傲慢，三则是性情的直率与天真，最后也许还要加上长期走不出“中世纪”的“闲愁胡恨”。

    他优越地驱遣着入于他研究领域的历史人物与事件，他既不想充当历史人物的“辩护士”，也不想做历史事件的“事后诸葛亮”，但他不免相信自己对历史的清理（他偏爱马克思的这句话）没有为后来者留下多少空地。然则即使是“高明者”的“独断”，也有失手的时候。《二集》中《关于马一浮的“国学”》那篇，就是显例。想不到一向谨严的维铮竟这样立论：“他（指马一浮）对今天最重要的是什么？如果一定要作价值判断，那么在我看来，如今此等老宿已近于无。”就是说已经没有价值。“是这样吗？”这里我套用一句几次出现在此两书中维铮诘问他者的俏皮话。而且说马先生“在政治上总随改朝换代而转向”、“越发坚持其‘用世’为归宿的所谓儒学教旨”、“可谓‘与时俱进’”，如果不是厚诬前贤，我以为也是言重了。马对释氏义学和禅学的洞悉达恉（许慎称《说文》有“究洞圣人之微恉”之意）并不弱于儒学。在蠲戏老人心目中，佛学和儒学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对宋儒的吸纳二氏而又在言辞中隐其来路的做法，马一浮不予认同。马的学术思想其实是儒佛并重，以佛解儒，儒佛会通。只以儒之一脉来匡马的思想，未免失却半壁江山。至于指抗战时期马先生在四川乐山创办复性书院，是想充当“帝师”，恐怕也是缺少足够理据支持的过当之词。我虽爱重维铮，但此篇文章的立论则期期以为不然。其实维铮完全可以不写这篇文章。当然文章纠正时人的一些舛误，自然是好的，抑又未可全然抹煞也。

    另外《百年来的韩愈》词密理周，洵为不可多得之作，已如上述。但第六节析论陈寅恪的《论韩愈》，认为陈所列举的韩之“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也许可以解释为对五十年代初“三反”和“抗美”的“赞同”，以及陈文论韩之“改进文体，广收宣传之效用”，是对毛的《反对党八股》的“赞同”等等，恐怕亦难逃附会的嫌疑。是又我爱维铮，亦不敢悉为维铮辩也。

原载2009年2月11日《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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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传 　　1936年7月14日，出生于江苏无锡。 　　1955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学习。 　　196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门化，留校任教，担任陈守实先生助教。 　　1962年，协助周予同先生编辑《中国历史文选》。 　　1981年，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创立“中国思想文化研究室”。 　　1983年，编选《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1996年又有增订本）。 　　1985年，出版《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 　　1987年，出版《走出中世纪》。 　　1995年，出版《音调未定的传统》。 　　1996年，出版《马相伯集》、《求索真文明》、《现代学术经典·康有为卷》。 　　1998年，由钱锺书先生任名誉主编、朱维铮先生执行主编的《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刊》出版。 　　2000年，出版《维新旧梦录》（与龙应台合编，台湾版名《未完成的革命》）。 　　2002年，出版《中国经学史十讲》。 　　2006年，汉堡大学授予朱维铮先生荣誉博士称号。 　　2008年，始为复旦本科生开设通识课程“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 　　2010年，出版《重读近代史》。 　　2012年，修订出版《音调未定的传统》，这是先生生前校订的最后一部著作。 　　《中国教育报》2012年3月23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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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是人不是神　　“做《大师》，不能陈义过高。任何人的文章，都不能谬托知己。”——朱维铮寄语《大师》栏目编导
　　“《大师》相当于在朱先生家开的机，当时我们在拍《马相伯》和《蔡元培》，第一个采访的就是朱先生。”《大师》栏目总编导王韧回忆这6年来朱维铮对于《大师》的帮助，由衷地说：“没有朱先生就没有《大师》，是他领着我们往前走，让我们一点点去悟，历史究竟是什么。”
　　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大师》栏目，是为从现在往前推100年里的100位中国重要人物所拍摄的系列纪录片。朱维铮晚年为这个栏目倾注了心血，作为首席学术顾问，他指导栏目组选题、策划，还数次在病榻上帮助编导改稿、审稿。
　　对于大师，朱维铮曾给出这样的定义：“大师就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德才学识兼备，非但于本门学科为不世出的专家，并以卓特识见、新颖方法指明未来取向，而受众多学者景仰，这里的裁判官仅有一个，就是由时间体现的历史。”他为《大师》丛书作序时写道：“《大师》诸集证明，中国人不缺乏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而中华民族文明的进程，恰恰是以大师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担当了主要的动力。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如王元化先生所说，需要有学问的思想家、有思想的学问家，而《大师》正为青年学人树立了榜样。”这也道出了朱维铮不遗余力帮助《大师》栏目的原因。
　　王韧表示，是朱先生让我们的节目不是去歌功颂德，而是做一个真的“人”，去体现人物应有的复杂性。“即使是他的老师周予同先生，太老师陈寅恪、梁启超先生，都要作为一个学者、一个人来写。要把历史人物还原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去理解。他还说任何人的文章都不能谬托知己，他时常为此忧虑。我希望大家可以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去读一点先生的书，这才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事实上，朱维铮从来就不是一个只懂得做学问的“老学究”。在朱维铮念大学时，曾是复旦剧社的台柱子。“我现在还记得那个时候他演了话剧《秋瑾》的男主角，年轻的时候朱维铮很英俊的。”55级历史学系、和朱维铮同班的潘玲娣说。不仅戏演得好，朱维铮年轻时短跑也很快。据李天纲回忆，“我在1981年查了系运动会田径纪录，100米纪录保持者是朱维铮，这个纪录保持了至少20年。”
　　“朱先生还做得一手好菜，大家可能想不到。”李天纲透露，他现在还用着当年朱先生教他的“秘方”炒青菜，“要放一些花椒，这样花椒的味道就可以把青菜的水青气盖掉，青菜就更好吃。”
　　就在2010年，还有学生在校园里看到朱维铮缓缓地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校园里的光华大道上，当时先生已经74岁。而在20多年前，李天纲和朱维铮曾一同脚踩自行车，前往四平路看望科学史研究专家胡道静先生。李天纲仍记得当时朱维铮骑车时气宇轩昂的神情，“他完全没有大学者的架子，骑着自行车，就是老百姓”。
　　在朱维铮最后的日子里，他对一直陪护在他身边的《大师》栏目主编秦敏表达了对骨灰安置的遗愿，“在复旦找一棵树把我埋了吧”。或许他愿意世人日后因为这个头衔而想起他——学者朱维铮。（龚瀛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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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师仁爱　　“现在看来，我们要认识中国、要认识世界，恐怕有几条要防止：第一，我们不要把自己变成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第二，恐怕我们眼睛要向内，最主要的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朱维铮在2011年12月15日给本科生上最后一课时说
　　去年的12月15日，是朱维铮52年教学生涯的最后一课，200多位各个院系的学生赶到教室聆听朱维铮讲“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而当时，先生已经重病在身，按照医生的嘱咐，平日里话都要少说一些为好，但先生依然想着之前答应学生们的承诺：“如果身体允许，我一定来给你们上最后一节课。”就这样，先生吃着医生给他开的止痛药，用微弱的声音一丝不苟地讲完了将近两小时的课程。
　　上课的教室在三楼，没有电梯，先生早早地来到教室，坐了半个小时才缓过劲来。上讲台时，他坚持自己走，不让人搀扶。当授课完毕朱维铮起身退场时，他仍不让人搀扶，缓缓走进休息室。“这不单是他的顽强，也是他对人的尊重。”朱维铮的学生、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廖梅说。而10天以后，朱维铮住进了医院，便再也没能走出来。
　　回顾朱维铮为师52年间，他从未脱离过教学第一线，既招博士也招硕士，还给本科生上课、开讲座。给学生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先生博古通今的视野、言词犀利的语言，以及傲人的风骨和气度。
　　复旦大学博士生王启元并非历史系的学生，但他旁听了朱维铮两年的课程以及近年来的所有讲座和录音。王启元说，“第一次去听朱先生的课，是听说这是一位很会‘骂人’的好老师。听罢之后简直惊呆了，这哪里是骂人啊，这是大师级的学养！我听了三遍先生的课程，每遍皆有新意，随时能加入其新的关注点与学术成果。最吸引我的是先生贯通古今人物、思想而形成的学术体系。”
　　只要是学生邀请朱维铮去讲课，他从来不拒绝，反倒是一些高价聘请他去演讲的商业活动，先生常常婉拒。朱维铮的学生、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姜鹏说，“先生曾说，学生请他去，是真心向学。学生们的价值观多半是这个环境和社会造成的，但孩子的观念是可以纠正的。所以他总是不遗余力地到图书馆和中学去讲课，给孩子们一种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思路。”
　　对于学生的文章，朱维铮也十分重视。李天纲说，在给博士生指导毕业论文时，朱先生往往是跟着博士生一起将相关的史料和研究精读一遍，因为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对学生的论文提出有价值的修改建议。
　　“我虽不是名师，可当得上严师。名师未必出高徒，严师或许能出几个。”朱维铮这样评价自己。他培养指点的学生、学者，很多已卓然成家；指导的海外学者，不少已是欧美汉学界的领军人物。
　　从50多年前至今，几乎每一届学生回忆起朱维铮先生的课，都会提到他传奇的考试方式——“口试”：学期初就给出100个史学问题，要求学生任选其一，交千字以内的文章，期末考试时结合文章进行5分钟面试，就此定下期末成绩。“我读书的时候是上世纪80年代初，他是历史系唯一一个不采用笔试而用口试的老师。”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光耀回忆说，“他还提倡学生和他辩论。有的学生就挑偏门的题目挑战朱先生，但他对史料的熟悉和博闻强记，实在让人心服口服。”
　　令李天纲印象最深的是，1986年中国文化学术国际讨论会之后，由于朱维铮先生是召集人和组织人，作为学生，他们被分配去撰写会议纪要。“交上去后，每个人的文章都满篇红字、被改掉三分之二，我们都傻眼了。后来朱先生跟我们说，当年周予同先生也是这么帮他改文章的，并告诫他们写文章一定‘陈言务去’，用最经典的字句表达含义。”
　　朱维铮有许多海内外的头衔，也荣获过诸多殊荣，而大部分奖状他都放在办公室，从不带回家。但在他家里，一直放着一个不起眼的奖状：复旦大学研究生评选的“最受学生敬重的老师”。奖状的上面写着“传道授业解惑——献给敬爱的朱维铮先生”。这样一张小小的奖状，在朱维铮心中有沉甸甸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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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15日，朱维铮在上最后一节课。 　　跟历史“较真” 　　“任何一种历史研究，那第一步都只能用力于讨论对象‘是什么’，然后才可能追究‘为什么’。”——朱维铮《走出中世纪·序》 　　对待历史研究，朱维铮总是强调“用历史去说明历史，先考虑是什么，再去问为什么”。就在他呼吸无法自主前的最后一次谈话中，他依然提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真理是从争论中间确立的，历史的事实是从矛盾的陈述中间清理出来的”。 　　这是唯物史观的精髓，贯穿朱维铮所有历史研究的根基，又好像是一面镜子，让他的学生们每次落笔前都拿来照一照。 　　朱维铮相知32年的学生、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教授李天纲回忆，从刚进入复旦听先生上课起，先生就不断告诫学生要扎扎实实做学问，“很多人自以为聪明，判断力很强，就望文生义、跳过很多考证的程序，看似走了捷径，却压根不是在做学问”。 　　正是因为对历史的较真，朱维铮常常不留情面地指出别人做历史研究时的错误。“有人说我喜欢骂人，但什么是骂人？我实事求是地说事实，怎么叫骂人？”朱维铮总是这样回应别人的指责，事实是他做历史研究的唯一信条。在他的学生看来，老师的直率源于学术的自信，批评固然激烈，但绝非无源之水。“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在历史的真相面前，老师深感必须说出来的压力，是不得已而为之。”他的学生这样说。 　　“先生特别反对因为权势、外部利益而改变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历史研究不应该被意识形态和政治风气所左右。”李天纲说，先生在经学史研究中提出“学随术变”就是基于这样一个发现，经学论战的背后总是隐含着阴谋权术。回顾先生这几十年的研究，也有一些颠覆性的论述，但都是根据史料的挖掘，不断修正和坐实自己的想法。“他始终想警醒学术界，要把政治和学术分开，不能曲学阿世，这来自于他对自己一代人经验的深刻反思。”李天纲说。 　　2006年起，朱维铮开始担任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大师》纪录片栏目的首席学术顾问。他对每一个细节都“锱铢必较”，追求句句有出处、有考证的态度，让每一位编导都记忆犹新。 　　据《大师》纪录片总编导王韧回忆，“有一期我们做马一浮这个人物，听到这样一个说法，‘如果当年是马一浮出任北大文科学长，而不是陈独秀，或许中国的现代文化思想史就不是这一写法了’，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吸引眼球的点，有娱乐性，想大做一下，便请教朱先生的看法。” 　　说到此处，王韧激动地站起身，“没有想到，真的没有想到，朱先生为此查阅了很多文献来质疑这个说法的真实性。他花了整整两天，写了一封27页纸的长信回答我的问题。又怕我们做节目来不及，写完当日的清晨7点，托他的爱人传真到办公室。我当时真的是当即捧读，字字鞭策。”王韧感慨地说。 　　“还有一次，讲到《陈寅恪》这集，当时播出的时候全国一片好评，对于这样一位国学大师，没有人敢提出任何异议。只有朱先生，他给了我们中肯的意见，说哪里还应该做得更好。”王韧说，“我们原本总是‘自以为是’地下笔了，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留着歌功颂德的小尾巴，是朱先生反复提醒我们，就历史说历史，不要用习惯的思维和语言再去造神。” 　　在朱维铮眼中，谈学者就是谈他的思想和学术，承认他们的成就也要指出真实的不足。“我赞同鲁迅的话，批评就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即便是对他最敬重的学者陈寅恪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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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维铮在常熟尚湖。 　　新眼光审视“故纸堆” 　　“讲真话很难。你说的话到底合不合历史？到底会不会被历史承认？到底会不会被历史否认？”——朱维铮3月病重时的访谈 　　1936年7月14日，朱维铮出生在江苏无锡的一个医生家庭。由于从小对文史执著的偏爱，1955年他进入了复旦大学历史系攻读，1960年毕业于中国古代史专门化，留校任教，师承陈守实和周予同先生，先后做过两位先生的助理。朱维铮在中国经学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史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学术史、中国近代史等多个领域贡献突出，被公认为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2006年，朱维铮被德国汉堡大学授予荣誉博士称号，这是汉堡大学授予中国人的首个荣誉博士。汉堡大学亚非学院院长、汉学系教授傅敏怡这样评价朱维铮：“朱先生是低调的大师，现代启蒙与传统学者的理想在他身上相得益彰。他把历史作为现时的自我体证来对待，而把历史批评视为最本分的事业。” 　　朱维铮是中国经学史研究的重要传承者。无论在艰苦的环境还是动荡的年代，他长期坚守在经学史领域，整理了大批经学史研究资料，培养了一批经学史研究人才，成为当今海内外最有成就的经学史家之一。他整理编辑的《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是经学史领域的重要文献。 　　他常说，一名历史学家若能在一个领域留下三句话让后人永远记住，那就很了不起。他总结自己在经学史领域最重要的三句话是：经学史是中国中世纪的统治学说史；经学演变有明显的“学随术变”特征；经学史与我国边疆历史有复杂而密切的联系。这些观点别有创见，继承和发展了周予同的经学史研究思想，也为后来者指引了门径。 　　朱维铮还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奠基人。1980年，他带领组建了全国首个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并和庞朴教授合作主持编辑了《中国文化史研究丛书》28种，开拓了文化史领域的一个里程碑。1986年，他在复旦大学组织召开首届中国文化学术国际讨论会，这是“文革”以后首次在国内举办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他毕生撰写、编纂以及整理的著作有130余部，除了经学史和文化史领域外，主要还涉及史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和晚清及近代学术史。了解他的学者说，朱维铮通晓中国历史各个阶段，同时把握其中截然不同的专业领域，实属“通人”，殊为罕见。 　　而重新编纂梳理中国史学史，是朱维铮未能完成的心愿。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说：“朱先生一直想编一套新的中国史学史《中国史学的进程》，分三卷本，史学编撰史、史学思想史和中外史学交通史，但最终没能完成。我想这是一个遗憾，是学术界的损失。” 　　“朱维铮善于在故纸堆中发现新领域、用新眼光审视旧问题，不少观点和立论在国际学术界受到广泛重视。他厌弃高头讲章的说教，反对故弄玄虚的矜持，擅用大手笔写小文章、用精炼文字发微阐幽。他独到的眼光、扎实的论述和新锐的思想，深深影响了几代学人。”在他的告别仪式上，同行用这样一段话评价朱维铮的学术生平。 　　最后的几个月里，朱维铮心里挂念的始终是他的学术、学生，和他一手拉扯大的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在病床上，他反复校订着新版《音调未定的传统》，直到意识清醒的最后一刻。 　　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高晞清楚地记得3月1日下午和朱维铮的谈话。“先生说，章培恒先生和王元化先生走的时候，都没来得及做口述史。我现在已经写不动了，但还是想口述一些东西，希望能留下来。”也许是因为太疼了，也许是因为需要再整理一下思路，谈话就进行了15分钟，朱维铮就让高晞回去了。 　　回去后，高晞立即安排了这件事，写好了排班表，“时间、主题、人选都定下来了，由7位老师轮流记录”。然而，这件事情终究没有成行。3月4日以后，朱维铮便开始昏迷，再也没有醒来。口述中国史学史、中国经学史、中国学术史和中国文化史的心愿，成为了先生临终未能完成的遗憾，也是历史学界无法弥补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