绀弩诗的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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绀弩诗的霸气 当代旧体诗词评点录

王学泰 什么叫“霸气”？这只是我读聂诗的感受，一时很难说清楚。用个实例说明。听说苹果5代要上市了。据说苹果公司并不搞市场调查，不考虑用户的需要，就是“硬式”推出，而且一经推出，顾客就会抢着买。苹果不让市场造就我，而是要改造市场、征服受众。我觉得这就是苹果手机的“霸气”。它有深厚的实力，有充分自信、相信自己的审美符合人性。 聂诗也是这样，不取媚读者，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诗歌这种体裁不是什么都能写的。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批评北宋梅尧臣时说： 他要矫正华而不实、大而无当的习气，就每每一本正经地用些笨重干燥不很像诗的词句来写琐碎丑恶不大入诗的事物。例如聚餐后害霍乱、上茅房看见粪蛆、喝了茶肚子里打咕噜之类。可以说是从坑里跳出来，不小心又恰恰掉在井里去了。 总之钱先生认为不美的事物是不能入诗的。绀弩一反此规律，写了许多看来不美的事物。其中最有名的是《清厕同枚子》： 君自舀来仆自挑，燕昭台畔雨潇潇。高低深浅两双手，香臭稠稀一把瓢。白雪阳春同掩鼻，苍蝇盛夏共弯腰。澄清天下吾曹事，污秽成坑便肯饶？ 这是写掏大粪，比梅尧臣更是等而下之，但读者并不觉恶心，为什么？关键在于立意。诗的重点不在于“清厕”，而在“澄清天下吾曹事”，并借此描绘“天下士”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从而再现了诗人倔强、不屈服的个性。那时有个悖论，口头上“劳动最光荣”，干脏活、苦活、危险活的劳动者屡屡被赞扬，掏粪工还受到歌颂。然而奇怪的是，干部或知识分子一犯错误，就以劳动为惩罚，甚至罚他们干力所不胜的脏活、苦活、危险活，以示羞辱。政治运动中，四类分子包括被清理出来的人员扫大街、刷厕所都带有羞辱性质。绀弩以明快坦荡的诗句来回答了这种羞辱。 诗开篇描写二老掏粪分工，一掏一挑，仿佛《空城计》中二老军，既凄凉、又滑稽。接着用“燕昭台”典，使读者想起燕昭王好贤任能，建黄金台，招揽天下才士，这是反讽；而“高低”两句写劳动的场面与艰辛，虽然“类似自嘲，实存隐痛”，但表面上是不动声色的。“白雪阳春”的掩鼻，盛夏苍蝇的丛聚，这也是世事之常，为诗人所不屑。上六句平平写来，最后逼出“澄清”二句。“澄清天下”与“污秽”联系在一起，激发读者联想。“污秽”不只是大粪罢，它包括不包括那些令人美丑不辨，善恶倒置，“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世风呢？掏大粪没有羞辱了诗人，而是羞辱了一个时代。 聂诗中许多意境宏阔，富于气势，造语掷地有声。他写给冯雪峰、胡风的大部分作品都属于这类，如《胡风八十》： 不解垂纶渭水边，头亡身在老刑天。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便住华居医啥病，但招明月伴无眠。奇诗何止三千首，定不随君到九泉。 绀弩用被割去了头颅仍然执干戚而舞的刑天来比喻他，一个“老”字比陶渊明的“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更威猛、更有表现力，表现出“虽九死而未悔”倔强执傲。一个文人，仅仅因为上书表达自己的文艺观点，就招来几乎是一生的苦难，“三十万言三十年”。有这样的遭遇，不“无端狂笑无端哭”才不正常。旧体诗为了增加唱叹韵味往往爱用设问、疑问、自问自答等形式使得全诗摇曳生姿，而聂翁少用这些笔法。其诗涉及判断的句子，几乎都是全称判断，话说得斩钉截铁，不拖泥带水。 当绀弩写到自己，更见其性格与诗格，如《某事既竟投夏公》： 手提肝胆验阴晴，坐到三更又四更。天狗吞吐惟日月，鲲鱼去住总沧溟。谁知两语三言事，竟是千秋万岁名。失马塞翁今得马，不谈马齿更人情。 “某事既竟”是指摘掉右派的帽子。夏衍是他的领导，也是共患难的老朋友。没摘帽子之时，身份有别，要划清界限；此时可以披肝沥胆、推心置腹一谈了。于是压抑许多年的情感如洪水滚滚涌出。首句就语出惊人。不是说肝胆相照吗？我就开膛破肚手提肝胆检验一下阴晴风雨罢，为此，我思考了一夜！“天狗”两句言自己光明磊落，志在江海，不计较前嫌。“千秋万岁名”过去解释说，诗人感慨只因两三句话就被打成右派，留下永世恶名（此时绀弩不一定认为右派就是恶名）。我认为这两句写世事荒诞，荒诞的事竟让我拔得头筹；但也因其荒诞，历史永远铭记，我也得附骥尾，这是幸还是不幸呢？摘了右派帽子，如塞翁失马，马又回来，只是人老了，马齿徒增，不说也罢。这首诗抒发的是一股怨气，本来“诗可以怨”，儒家都是允许的，绀弩与夏衍有朋友这层关系，显得肆无忌惮。 聂诗中这种具有冲击力、霸气的诗句俯拾皆是，如广为人知的名句：“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身轻白虎堂”；“丈夫白死花岗石，天下苍生风马牛”；“诗挣乱梦破墙出，老踢中年排闼来”等等，这里不一一罗列。 聂翁带有“霸气”的诗篇多写于北大荒归来的1960年代与1976年被释放后的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逝世前诗风渐趋衰飒。这可能与释放、平反后的一股昂扬的心气逐渐衰歇有关。社会、家庭中又有许多不如意之事。聂翁思想日渐消沉，齐生死、等贵贱、视悲欢苦乐如一体的庄子意识渐占上风。聂翁晚年看破了，除了对自己诗作修订（自信能传世）外，其他也都“花开花落两由之”了。因此其作品气势日益低落。“偶共班房资本论，重戏竹马白头翁。吾身处处能寻乐，微觉忧乐每互通”（《自寿》）。甚至写了散文《怀念监狱》。 前两年人们探求是谁把聂翁送进监狱，有人以为聂翁至去世也不知道谁出卖了他。后来档案现世，证明他全都知道；又有人用聂老心胸开阔，谅解揭发人的处境，都一一原谅了，来解释他照旧与揭发者、出卖者往来的现实。我觉得事情远不是这样简单。早年的绀弩是恩怨分明的人物，颇有鲁迅风范：“二十岁人天不怕！新闻记者笔饶谁？”可是到了晚年，瘦得如“一段没有生命的木头”的绀弩，连监狱都觉得未尝不是个好去处，庄子的“散木”情结日益占上风，“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无町畦”。到了这种境界，他还会计较谁是犹大吗？ 直到临终之际，一生匆匆在眼前掠过，他才觉得“我很苦，想吃一个蜜橘”。老伴喂他吃了一个蜜橘，他吃光了，连核儿都没吐，连说“很甜、很甜”逝去。从此“诗卷长留天地间”，了却了一生恩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