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语文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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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余乐园博客：http://yuleyuan99886.blog.163.com/

我和“语文教学”

从小我就很喜欢语文，学习成绩也很好，造的句子、写的作文常常被老师当作范句、范文用。记得我大弟弟上四年级时，有一天回来非常高兴地对我说：“哥，今天，老师在班上念了你写的作文！”那种喜悦、那种自豪，至今我还记得十分清晰。后来，数年里，我还常听到邻居小伙伴说过类似的话语。不过，当老师或长辈问我“长大了干什么”时，我的回答大都与文字工作有关，如“当作家”、“当记者”等，从来没有“当老师”这个答案。然而，我偏偏当了老师，当了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方面也做出一点成绩，并被评为特级教师、中学高级教师。在这本凝聚着我的心血的《本色语文》即将出版之时，心中感慨颇多，所以，将自己与语文、语文教学、语文教研的不解之缘做一简要回顾，以作后记。

罗汉豆——喜爱语文之种子

我喜爱语文教学，钟情于语文教研，除了天赋语感较好外，与孩提时代的经历有密切的关系。
我家五口人，当年仅靠父亲一人微薄的工资过日子，虽没到很穷的境地，但经济仍是比较拮据，母亲还要做一些针线活来补贴家用。因此能交足学杂费就算很好了，根本没钱买课外读物。看到邻居小孩的连环画真是羡慕死了，更不用说其他小说之类的读物了。后来，我们逐渐长大，家里住不下，上小学三年级时，我只好到外婆家睡。在外婆家我发现了一些书，那是我最小的舅舅的初中课本和在他在收购废旧物品时留下的一些旧书。因为生活所迫，小舅舅没读完初中就去谋生，他的那些初中课本与其他读物就成了我的“宝贝”。也就是说，我比其他同学早几年就接触到初中课文，虽然看得并不大懂，但毕竟是读了又读，念了又念，直到今天仍记得不少的内容。这，也许就是我后来爱上语文的一个缘故吧。
记得课本中有鲁迅先生的《社戏》，我看了好几回，对于文章中蕴含的意思并不理解，也不知作者笔下的罗汉豆是啥物，只是朦朦胧胧地觉得它应该是特好吃的东西。后来上了初中，才知道所谓的罗汉豆就是我们家乡的“蚕豆”，吃起来也不见得那么有味。可为什么在鲁迅先生的笔下，它给人的感觉是那么好吃呢？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在罗源西洋农场插队劳动。秋收时节的一天晚上，场长去公社党委开会，我们几个知青就到田里偷拔了几株田埂豆，煮了吃。在昏暗的灯光下，带着兴奋，夹杂着些许的紧张与不安，我们吃得津津有味。一会儿工夫，一锅豆都让我们一扫而光。这时，我才体会到《社戏》里的“我”为什么会觉得罗汉豆是那样的有滋有味。文学描写真是太神奇了！它使人着迷，使人留连忘返，使人会去寻根刨底……
今天回想起来，正是那不经意间的“罗汉豆”，在我的心田撒播了喜爱语文的种子。

七年农村教学——语文教学之沃土

我走上“语文”教学之路是在1976年。师范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罗源县洪洋石塘初中班。那时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到处办起初中班。我所在的学校只有3间教室，连四、五年级都要放在村民的大厅里上课，居然也办起了初中班。没有教室，上课的地点搬来搬去，最后搬到了村东头的牛栏楼。冬天，寒风凛冽，冻得我们直发抖；夏天，热得像蒸笼，更要命的是，牛栏里的臭气直逼脑门。
学生多来自单双人校，语文基础自然特别差，有的甚至从来没写过作文，教学难度是可想而知的。而在粉碎“四人帮 ”之前的师范学校里，所接受的有关教育教学的内容并不多。所以那时的我，对于教什么，怎么教心中并没有数，只是凭着事业心、责任感，努力向有经验的教师学习，边学边干。在教学实践中，我逐渐领悟到一些语文教学的规律，我认准了一点，学生听得入神、听得高兴，作业完成得好，就行！天刚蒙蒙亮，我就把寄宿生叫起床，让他们在操场边早读；晚上集中全体学生进行自习，细心地给予辅导。投考的时间快到了，没有复习资料，我就想方设法到县城的一所中学要来一份，在昏暗的油灯下，边檫汗水边刻写，然后用破旧的油印机印出来，逐项进行复习。工夫不负有心人，靠“死拼”与“硬磨”，所教的15个学生全部被录取，其中3人还进入县重点中学……
2009年春节，几位学生来看我，还饶有兴趣地回忆起在石塘初中班的学习生活。他们说，到高中学习时，其他初中班来的学生看了那本复习提纲，都觉得新鲜，因为他们都没有这样像样的提纲。有位学生甚至记得，那本复习提纲封面上还有我刻的一架大飞机……
1980 年，初中班“下马”了，我被调到洪洋中心校。这个期间，我更加注意学习业务知识，钻研教学方法。我订了好几份教学刊物，经常购买各种教学参考资料。备课写教案时，我总要在每篇课文的教案上留几行空白，上完课，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记下来，按今天的时髦话说，就是写“教学反思”。对于教学中的疑惑，我从不放过，有时还专程到县教师进修学校向教研员请教。我所上的课很受学生欢迎，不论是学区的公开课，还是县教育局领导、进修校教研员临时的听课，大家都认为我的语文课上得很精彩。在洪洋中心校的三年里，我教了两届毕业生，其中一届，毕业考学生作文平均分全县第一；另一届，有3个学生被县重点中学录取（全县只收10 人）。消息传来，学生欢呼雀跃，家长满脸喜气，我的内心也充满喜悦与感慨，没有辛勤的耕耘，哪有硕果的收获？语文教学是深奥的，但也是浅显的，就看你爱不爱它，有没有用心去领悟，潜心去钻研……

十五年教研员生涯——语文教研之黄金时期

因为教学成绩突出，1983年我被调进县教师进修学校，开始了十五年的教研员生涯。从一个农村青年教师成长为一个出色的教研员，我经历了一个艰辛的“蜕变”过程。
作为教研员，要想得到老师们的认可，必须要有真本事。因此，要尽快适应角色的变化，进入教研员状态，必须迅速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有幸的是，我结识了一些名师、专家，如高开灿、郑义羲、舒镇、王光中、宁志芳、钱本殷、陈文干、张肇伟、萨本涛等，他们深厚的学识与丰富的经验给了我不少的启迪与帮助。
“听、评课”是我从高开灿老师那里学的第一课。他告诉我，听课要十分认真，尽可能记详细些，同时要进行思考；评课一定要尊重老师的工作，要把“优点”讲足，也要把“不足”讲透。态度要诚恳，语气尽可能委婉。有些“欠缺”不一定要直接点出，可以说：“我有个设想供你参考” 、“这样安排是不是更好些”，或者说，“如果是我教，可能是这样处理……”。头几回下校听课，高老师总是让我在评课之前把主要观点讲给他听，然后对我点拨指导，再让我登台亮相……
在高老师手把手的指导下，我不但学会了听课、评课、命题、进行质量分析，更重要的是明确了教研员的角色定位。我认识到教研工作的主体是广大教师，作为教研员，一定要尊重一线老师的劳动，才能引领广大教师一起进行教研。也正因为有了这样认识，老师们喜欢我去听课，爱听我评课、讲座，不少老师和我交上了朋友。
教研活动是教师专业成长的平台，而教研员的生命也就在于教研活动。正是一场场的教研活动磨练了我，使我迅速成长起来。
1987年我县开展了“小语听说训练”研究，在当时的背景下，这无疑是比较领先的课题。在时任省普教室小幼科主任郑义羲老师的指导下，我们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1987年，福建省“小学语文听说训练研讨会”在罗源召开，我们研究制定的“小学语文听说训练序列”得到与会者的肯定。后来在此基础上编写的《小学语文听说训练序列》由省少儿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在福州市普教室特级教师王光中的带领下，福州地区的小语教研可谓蓬蓬勃勃，方兴未艾。从“青年教师教学比武”到“小语创新教学比武”；从“小学作文教学研究”到“整体性阅读教学改革”，大型研讨活动，一场紧接着一场。这些活动提供了展示与交流研讨的平台。在各种观点的激烈交锋中，在各种教学理念的撞击下，我一方面加强了理论的学习，视野更为开阔；另一方面深入思考，不断领悟，逐渐地加深了对语文教学规律的认识，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与他人合作撰写的《对整体性阅读教学的认识与探索》参加全国小学语文研究会第四届年会交流，并被选入“论文选编”（福建省仅2篇），主要观点被国内四家教育刊物选登。所指导的“三卡导读法”、“‘从读入手，以写促读，读写结合，全面提高’阅读教学改革”两个研究课题获福州教学创新奖，并被列入“福州市十大有影响的教学改革”项目。
在教学教研过程中，我学会了撰写论文。在担任教研员的初期，我也很想将在研究过程所形成的一些看法，写成文章，但缺乏信心，往往没有及时动笔，一搁下来，便逐渐淡忘了。1986年，我鼓足勇气向《福建教育》编辑部投了第一篇稿件《重在考查实际理解能力》。三个月后，文章发表了，虽然是“豆腐块”，不足800字，可对我的鼓舞却是难以言喻的。从此，撰写教学论文成了我最大的业余爱好，而每一次的撰写过程，都是我深入思考语文教学的过程，同时也是进一步学习相关理论，促进自己语文素养提高的过程。有些题材，原以为想得很全面，可一写起来，才发现自己懂得太少，这就逼得你再学习，再思考。有的课题原来有疑虑或有争议，在撰写中，方向会更为明确，研究的信心也将更为坚定。记得在1990年前后，我们开展了“‘从读入手，以写促读，读写结合，全面提高’阅读教学改革”，在福州市“小语创新教学比武”活动中受到一些专家的质疑，有些同志甚至认为这不符合教学规律，他们认为，“从读入手”“读写结合”是正确的，但怎么能提“以写促读”呢？怎么办？这个改革实验还要坚持下去吗？我们感到了困惑，感到了压力。这时，我们想到了《福建教育》，如果刊物能介绍这个实验的情况，不是可以引起更多读者的关注，一起来解决存在的疑惑吗？抱着这种想法，我们把总结出的《“从读入手，以写促读，读写结合，全面提高”阅读教学改革实验报告》投给《福建教育》。过了不久，文章发表在《福建教育》1990年第9期上，编者特地加了“编后”语：《把练挤进课堂》，充分肯定了我们的实验。根据编辑的反馈，文章发表后，收到不少来信，对文章的观点予以支持。此文后来还获华东地区1989——1990年度教育报刊优秀稿件编辑三等奖。迄今为止，我在各刊物上发表了百余篇教学论文与辅导类文章，编写了《读段·写段》《从课文中学写作文》等近40本语文学习辅导用书。当然，这些成果的取得，与原《福建教育》编辑林炳泰、卓启湛、邓诗霞、成知辛等的热心支持、精心指导也是分不开的。可以这么说，假如没有当年的“豆腐块”，何来这百余篇与40多本呢！

《本色语文》——语文教学回归之路

2004年，我在经历了实验小学校长、教育局局长的岗位后，又回到了教师进修学校。虽然这时的我，年过半百，精力也大不如前，对教学教研现况显得有些陌生，但由于一下子脱了重担，思想没了负担，时间也变得充裕些，可以静下心来，思考更多的语文教学问题。因此，我就踏上了语文教学教研的回归之路，在已经荒芜的园地上开始了新的耕耘……
随着对业务的重新熟悉，我开始对课改中出现的一些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真的如一些专家所言，教研员、特级教师是课改的阻力吗？语文训练可以抛弃吗？讲究“生成”，可以忽略备课吗？为什么学生会出现“语言贫血症”……几经反思，我萌生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我觉得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提高国民素质，具有重要意义。但它并不意味着与传统的完全断裂，老祖宗的语文教学经验也有精华所在；而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语文界所进行的艰辛探索，有许多东西是值得继承和光大的。全盘否定中国传统语文教学经验，是民族虚无主义在语文教学领域的表现。我们要进行深入的反思，要以教学实践来检验各种教学理念的真伪，检验各种教学主张的正确与否。反思是一块试金石，在反思中，我们将会对语文教学的规律有更为清晰、更为深刻的认识……
此时，已是福建教育出版社社长助理、《开放潮—福建教师》常务副主编的邓诗霞老师又一次给了我启迪与鼓励，她建议我对“本色语文”这个专题进行研究，把思考的结果写出来。于是我又重操旧业，开始了长达三年时间的艰苦跋涉。随着研究与写作的深入，我涉猎到语文教学的方方面面，越发感觉到“本色语文”这个课题的研究价值，同时，也使自己的业余生活变得更为充实。
需要指出的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有幸得到许多专家的指点。福建教育出版社社长黄旭先生在整本书的架构谋划方面予以精心的指导；福建教育学院研修部副主任鲍道宏先生也多次予以指点；《开放潮福建教师》编辑部主任陈玉龙先生、福建教育出版社社教育理论编辑室主任成知辛先生、福州市教育局师管处处长叶显进先生、福州教育学院师训处副主任刘广舒先生、永泰县教师进修学校校长、特级教师陈碧光先生等都热心地鼓励我，并对书名的拟订提出了很好的意见。福建省语文学会小学语文专业委员会理事长、著名特级教师钱本殷先生还拨冗为本书写《序》。
所以，本书的问世，要感谢好友李仁、林强、尤端新、陈继亮、于孙添的鼓励与支持！感谢叶显进处长、刘广舒主任、陈碧光校长的宝贵意见！感谢黄旭社长、邓诗霞主编、鲍道宏主任、陈玉龙主任、成知辛主任的悉心指导！感谢钱本殷先生的关爱与支持！
当然，由于水平有限，研究还不够深入，所以书中的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不吝赐教。
“本色语文”这个专题意义重大，涉及语文教学的多个层面，对她的探索必推动语文教学向着高效、务实、简单、和谐的理想境界迈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将以屈原这句言为座右铭，继续在这个领域不断地探索，继续我的“语文”教学之路……
注：此文系本人新近出版的专著《本色语文》的“代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