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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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纪念

□    北京  窦桂梅

今年春节，我在东北老家过年。初一晚上，中央教育电视台邀请刘堂江等学者以及当年斯霞、霍懋征的学生——如今他们都已年过花甲，讲述小学时代老师给予他们爱的故事。静静看着，听着，心里闪念，好久没有见到霍老师了，年后回北京我一定要去看望她。
初四晚上，接到朱老师的短信：“霍懋征老师已经走了。”我愣了：老人家身体很好啊！怎么……

“我喜欢小生命”

2003年北京海淀区召开“窦桂梅专业成长思想研讨会”。这是一个重要的会议，关系到整个海淀区教师专业培养的方向定位。会议内容有一项是我上两节课并作专题报告，其间要请一位专家给我评课。
请的是霍懋征老师！她是全国著名的教育家，也是语文学科专家。海淀区教委的领导们意在让我向霍老师学习，让我在心中树立方向。
海淀区教委联系了霍老师，她欣然答应了。那时她已经81岁。
多么荣幸！和海淀区教委张凤华副主任手捧鲜花到霍老师家拜访。一进门，我们仿佛进入植物园林。地面上，窗台上，甚至天棚上，几乎都被绿色盆栽植物覆盖。初春的北京还是春寒料峭，而这里已经夏意融融。有趣的是，这绿叶红花丛中，鸟儿飞来飞去，一会儿落在沙发上，一会儿落在窗沿上。东屋住着好几只猫儿、好几条狗儿，看到有人来，纷纷走出来，似乎排着队迎接客人呢……
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家居。看到我们脸上的欣喜与惊奇，老人家笑着对我们说：我喜欢小生命，我说过自己是“海陆空三军总司令”。鱼缸里养着小金鱼，阳台上是鸟窝。退休后，她每天都在屋里写东西，屋外鸟语花香，屋里小狗围着。闲了就喂喂鱼，喂喂小鸟、小狗……
“我喜欢小生命”，一句最本真的话透着霍老师那么柔软，充满爱意的心！不必说她曾先后提出设立教师节，制定义务教育法等若干重大建议，也不必说被周总理誉为“国宝老师”，被温总理赞为“把爱献给教育的人”，单就“我喜欢小生命”就足够了！
喜欢小生命，当然就喜欢小孩子。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位曾是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本可以留校做一名大学教授，却选择了到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小学(现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当一名小学老师的原因吧。而她，在小学的讲台上一站就是60年。半个多世纪以来，她在小学的课堂上为教育教学改革积累了经验，做出了巨大贡献。教育部曾要调她去工作，她要求只能“借调”；人民教育出版社请她当编辑，她不去，只承担了教材的编审工作；全国妇联、北京妇联等单位都邀请她任职，可她都没有离开孩子和小学课堂。

“数量要多，速度要快，质量要高，负担要轻”

坐在霍老师对面的沙发上，我拿起教材，双手递给她，并送给她一本《窦桂梅与语文教改的三个超越》。看到封面的“三个超越”，霍老师笑了。她的表情告诉我，她是知道我的这一教学主张的。
我们知道，在前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她曾实验和推广了凯洛夫的五段教学法；参加了五级分制的试行和经验推广；进行了从注音字母到汉语拼音方案教学的过渡实验，总结推广了汉语拼音教学法；为五年一贯制的小学学制改革编写教材，进行试教，并推广过教学经验；提出了“数量要多，速度要快，质量要高，负担要轻”的教改目标，为提高语文教学效益蹚出了一条新路。
霍老师幽默地说：当年自己提出的“速度要快，数量要多，质量要高，负担要轻”十六字方针的教学改革，把着眼点放在开发学生智力、培养学生实际能力上——其实就是小窦你说的“超越教材”啊。我告诉霍老师，在吉林工作时，我师父（已故原省教育学院的副院长张翼健）曾向我们介绍霍老师的经验：一学期在讲授教材设定的24篇课文之外，再讲授71篇文章，学生的作业都在课堂上完成。实践3年后，全班学生的作文字迹工整，卷面干净，无错别字，全班总平均成绩达到98.7分……“嗯，张老师还专门请我到吉林省上过课呢。”说完，她又笑了起来。
“小窦啊，超越教材、超越课堂、超越教师，其实一切都是为了孩子，把课堂上的主动权和课外时间还给孩子，学习质量就提高了。”她又笑着说起来。在交谈中，她还告诉我她曾经在教学方面的不足之处。说自己过去讲课过多过细，占用了学生课上“多练”的时间。因此，她提醒我，教学时，一定要注意让学生多说多练。是啊，为孩子们松绑，让他们呼吸新鲜空气，抖擞起精气神，回归童年的质朴，是霍老师，也是所有家长、教师、学生共同的期盼。
谈到我教学的《再见了，亲人》的课堂教学设计，我没有说得过细，主要想多听她的见解，只告诉她大概框架——为了实践自己正在思考探索的“主题教学”下的“三个超越”教学理念，我以“亲人”为主题，以同一作者魏巍的《再见了，亲人》为主讲课文，《我的老师》为略讲课文，并补充相关资料，试图从不同侧面，引导学生体会“亲人”的内涵和亲情的重量。霍老师很赞同“讲读一篇带动阅读多篇”的做法，并说这样做的确体现了我的教学主张。
思路得到肯定后，我开始对课文进行分析。难忘的是，她就教材一字一句地帮助我解读分析，就好比我是她当年的学生：大娘为了志愿军，失去了惟一的小孙孙。为什么这里用“惟一”而不是“唯一”，感情与程度不同啊。再有，课文还有这句“房子已经炸平了”，炸平了就是没有了。惟一的孙子没有了，家也没有了，老大娘是无家可归啊。这不就和前面描写的“老大娘冒着炮火，穿过硝烟，送到阵地上来给我们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吗？对志愿军是雪中送炭，对自己是一无所有啊！当时有很多同志感动得流下眼泪。读着这些文字，我们不也是感动得要流泪吗？这不是亲人又是什么呢？……
倾听霍老师的指导，整整一个上午！何其幸福！

“语文课的人文性要适度”

2003年3月23日这一天终于到来。教育部领导、清华大学领导以及来自北京市各区县的教委领导、校长、骨干教师们等一千三百多人齐聚在清华附中礼堂。
霍老师走上台来，安静地坐在台上听我讲课。课后，霍老师用那平静而又语重心长的话语肯定了我的主题教学的尝试。“后生可畏”的评价，是给我这个年轻人面子，也是一种激励。尽管评课优点多于缺点，但我记住霍老师提出一条重要的建议——当时她很委婉地说：“依我看，课堂教学中的人文性要适度一些……当然，这也是这篇课文的特点决定的……”正是因为“人文性”过强，接下来，霍老师进一步提出，课堂上咬文嚼字的环节还可以再多一些。在当时，我并不完全认同。我认为，魏巍的这篇抒情性质的报告文学特别适合朗读，采取“用读代讲”的办法更合适一些。也就是说，不是丢掉咬文嚼字，而更多的是，通过朗读来理解、发现语言文字的用意与魅力。这就和20世纪50年代年代起霍老师创立的 “讲读法”有一些不同，即以“讲”为主，以“读”为辅。我心里想，先生肯定不完全理解我，曾经帮助我分析的那些词句，怎么都用朗读的办法来处理了？不过，我嘴上没解释，谦虚地听着，思索着，咀嚼着……
就“人文性”的议论而言，在当时，全国上下都在声讨语文课不是“人文性”多了，而是不够。不仅是这堂课，甚至那一阶段的课，我的课不是故意忽略工具性，而是着意体现人文性。现在想来，那一课的开头和结尾有些抒情内容和环节可以去掉，课堂的广度过多，导致“人文性”过多。这不仅仅是内容的问题，我觉得里面所反映的是，我对学科属性把握如何恰当的问题。一句“人文性”过多，在我看来，应该思考的是，如何用理性的手，牵着我们的感觉走，而不是随着当时课改的“风向”走。
七年后的今天，越想越觉得霍老师的评课是深沉的——学术问题不是心术问题，观点可以不同，但评课要充满爱心和真心。这是负责任的评课！后来，我也有了给年轻人评课的机会，正是受到霍老师的影响，每一次，我都是很真诚地，尽自己所能所想，站在自己当时的思考点上，努力把优点说够，方法给够，缺点不漏。意在体现评课，评课在于研讨，在于给别人思考与启发，而不是鉴定。
霍老师对我仅仅这一次的爱意与真心让我终身受益，对她学生的就更多了！她平等地爱每一个孩子。无论是高干子女还是普通市民的孩子，霍老师一视同仁，而且把爱更多地倾注在那些基础较差的淘气学生身上，以及那些贫困的需要更多帮助的学生身上。学生病了，她带着去看病求医，为学生买药、送饭；学生家庭有困难，她就自己掏钱为学生买午餐；学生踢足球，没有鞋穿，她在比赛前为同学送去短裤、球鞋；学生的父母因公调外地工作，她就把孩子接到自己家食宿……这正是体现了她常说的：“我们的教育不可能使每个学生都成为专家学者、司长、部长，可我们应该把学生都培养成对社会有用的好工人、好农民，好公民。”
难忘，难忘霍老师给予晚辈们的爱……
如今，霍老师已去。我们该拿什么告慰霍老师等前辈？唯有用与他们一样的爱心和真心，甚至超出他们的努力，解放孩子，把美好的童年还给孩子——这才是我们对前辈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