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小学语文教学法研究中心副秘书长管季超创办的公益服务教育专业网站 TEl:13971958105

教师之友网

 找回密码
 注册
搜索
查看: 186|回复: 5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西泠印社社员名录

[复制链接]
跳转到指定楼层
1#
发表于 2012-5-3 20:05:29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正序浏览 |阅读模式
社员名录
社长: 执行社长: 副社长: 秘书长: 副秘书长: 理事:(按姓氏笔划为序) 名誉副社长: 名誉理事:
  • 谷村熹斋
  • 今井凌雪
  • 权昌伦
  • 新井光风
  • 中岛兰川
  • 关正人
  • 高木圣雨
  • 山下方亭
篆刻创作研究室主任: 印学理论与社史研究室主任: 书法研究室主任: 国画研究室主任: 鉴定与收藏研究室主任:
  • 杨鲁安
古典诗文研究室主任: 肖形印研究室主任: 社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浙江上海北京江苏湖北广东黑龙江内蒙古河南安徽福建重庆四川山东山西陕西天津吉林辽宁新疆
  • 孙朝军
  • 张鸿林
宁夏河北湖南江西
  • 毛国典
  • 杨   剑
贵州甘肃
  • 翟万益
香港
  • 邓昌成
  • 叶民任
  • 陈礼源
  • 茅大容
  • 唐锦腾
  • 萧晖荣
澳门台湾日本
  • 山下方亭
  • 川合东皋
  • 小朴圃
  • 中岛兰川
  • 中岛春绿
  • 丰散山
  • 井谷五云
  • 今村光甫
  • 内藤富卿
  • 平田兰石
  • 关正人
  • 吕   军
  • 多田龙渊
  • 师村妙石
  • 西岛慎一
  • 尾崎苍石
  • 远藤疆
  • 邹   涛
  • 和中简堂
  • 河内利治
  • 河野隆
  • 奈良始
  • 青山庆示
  • 鱼住和晃
  • 晋   鸥
  • 真锅井蛙
  • 高木圣雨
  • 菅原石庐
  • 黄教奇
  • 新井光风
  • 梁章凯
  • 笠原圣云
韩国
  • 吕元九
  • 朴赞奕
  • 权昌伦
  • 闵庚灿
  • 金洋东
  • 金荣培
新加坡
  • 陈建坡
  • 赖瑞龙
法国
  • 龙乐恒
6#
 楼主| 发表于 2012-5-3 21:11:47 | 只看该作者
饶宗颐:论书十要来源:《美术报》 作者:饶宗颐


  一 、书要“重”、“拙”、“大”,庶免轻佻、妩媚、纤巧之病。倚声尚然,何况锋颖之美,其可忽乎哉!
  二、主“留”,即行笔要停滀、迂徐。又须变熟为生,忌俗,忌滑。
  三、学书历程,须由上而下。不从先秦、汉、魏植基,则莫由浑厚。所谓“水之积也不厚,则扶大舟也无力”。二王、二爨,可相资为用,入手最宜。若从唐人起步,则始终如矮人观场矣。
  四、险中求平。学书先求平正,复追险绝,最后人书俱老,再归平正。
  五、书丹之法,在于抵壁,书者能执笔题壁作字,则任何榜书可运诸掌。
  六、于古人书,不仅手摹,又当心追。故宜细读、深思。须看整幅气派,笔阵呼应。于碑版要观全拓成幅,当于别妍蚩上着力;至于辨点画、定真伪,乃考证家之务,书家不必沾沾于是。
  七、书道如琴理,行笔譬如按弦,要能入木三分。轻重、疾徐、转折、起伏之间,正如吟猱、进退、往复之节奏,宜于此仔细体会。
  八、明代后期,书风丕变,行草变化多辟新境,殊为卓绝,不可以其时代近而蔑视之。尚能揣摩功深,于行书定大有裨益。新出土秦汉简帛诸书,奇古悉如椎画,且皆是笔墨原状,无碑刻断烂、臃肿之失,最堪师法。触类旁通,无数新蹊径,正待吾人之开拓也。
  九、书道与画道,贵以线条挥写,淋漓痛快。笔欲饱,其锋方能开展,然后肆焉,可以纵意所如,故以羊毫为长。
  十、作书运腕行笔,与气功无殊。精神所至,真如飘风涌泉,人天凑泊。尺幅之内,将磅礴万物而为一,其真乐不啻逍遥游,何可交臂失之。
5#
 楼主| 发表于 2012-5-3 20:55:55 | 只看该作者
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馆长李焯芬:以饶教授“学艺双携”为榜样来源:《深圳商报》 作者:钟华生


“饶学研究基金”目前已收到各方捐款及书画义卖资金约8000万港元。
图为捐出500万港元的孙少文夫妇(前排左二、左三)在捐赠仪式现场。


庆典活动的嘉宾在观看饶宗颐的国画《汉人吉语荷花》四条屏,该作品以600万元港元落槌义卖。


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馆长李焯芬。

  2月28日晚举行的“饶学研究基金”成立庆典,同时也庆祝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和“饶宗颐学术馆之友”创立8周年。
  与会者普遍认为,近年来有关饶宗颐教授提倡的“华学”(包括敦煌学与考古学等等)研究,以及“饶学”研究得到系统、广泛的发展,与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所做的一系列工作是分不开的。
  昨日上午,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馆长李焯芬在接受深圳商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这样回顾总结学术馆8年的历程:“我们以饶宗颐教授‘学艺双携’精神为榜样,以学术与艺术共为工作重心,并在两方面都取得了可喜成绩。”

  “华学”研究立项30余种
  李焯芬介绍,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成立于2003年。当时饶宗颐教授把他个人数十年来因勤于学术研究而积累的藏书,包括非常珍贵的古籍善本和其他书籍,还有一批书画作品,赠送给香港大学,“化私为公”,藉此回馈香港。“这对于香港大学来说是一件十分光荣的事,也是香港学术界文化界的光荣。”李焯芬说,在已故的香港企业家林百欣、“饶宗颐学术馆之友”及众多热心人士的支持下,香港大学顺利成立了饶宗颐学术馆。
  如今,饶宗颐学术馆已发展成为以学术研究为首要任务,以推动海内外中华文化研究与交流为目标,以艺术收藏、展览与交流为特色,兼具传统藏书楼功能的综合性学术机构。李焯芬告诉记者,在“华学”领域,该馆至今已立项30余种,其中包括国家级项目6种。“特别值得一提的大型项目是饶宗颐教授领衔主编的《上博藏战国楚竹书字汇》编纂计划,饶宗颐教授领衔主持、与黑龙江大学合作的“满族文化抢救开发研究项目”,饶宗颐教授领衔主编的“迪志”电子版文渊阁四库全书学术研究系列计划等等。

  全球汉学界学术交流中心
  在开展学术研究的同时,饶宗颐学术馆也十分重视研究论著与刊物的编辑出版。李焯芬介绍,该馆自2004年开始参与主办及出版《华学》,自2005年主办《敦煌吐鲁番研究》,二者皆为国际重要学术期刊。2008年,该馆创办《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学术论文/报告系列》,为学者提供发表有关中国文化研究的长篇论文与报告的国际交流平台,至今已出版30种。自2010年起,该馆还编辑出版《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学术研究丛书》第一辑。
  李焯芬告诉记者,在合作交流方面,学术馆还与海内外20多间著名学术机构确定长期合作关系。8年来,除了每年举办的数次学术讲座,还主办、协办了13次学术研讨会,其中包括与9间大专院校共同主办“学艺兼修·汉学大师——饶宗颐教授90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中央文史研究馆、敦煌研究院共同主办的“庆贺饶宗颐先生95华诞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等。同样,在艺术领域,该学术馆每年平均举办不少于8次展览,更到海外举办了日本《长流不息》展览、澳大利亚《心通造化》展览。此外,在艺术推广与出版方面,该馆也有不少收获。
  “可以说,饶宗颐学术馆是一个国学研究中心,也是一个寓私于公的藏书楼,更是全球汉学界的学术文化交流中心。”李焯芬说,未来该学术馆将会加强与更多国际学术机构的合作,今年推出的“饶宗颐讲座”对发扬国际汉学研究学术风气,培养文化风格,并让更多人分享饶宗颐教授的学艺贡献,具有重大的意义。
4#
 楼主| 发表于 2012-5-3 20:34:27 | 只看该作者
“金石学”研究的当代意义与我们的作用


楔 子
    金石学研究作为学术形态,从宋代欧阳修、赵明诚以来,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历程。在清代中期,金石学曾经有过第二次辉煌。从学术考订到金石拓片制作,从制订石刻目录、青铜器名录到玺印文物鉴定,一大批金石学家如阮元、毕沅、翁方纲、刘墉直到陈介祺、赵之谦鱼贯而出。民国时期金石学的巨擘,前期有罗振玉、王国维,后来则有马衡。此外,金石学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从宋明以来的限于青铜器、碑刻到今天的上涉甲骨文,下涉瓦当、铜镜、陶文、画像石等,随着地下出土文物种类的日益丰富,新学问不断涌现出来。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由于西方新学科的引入与中国教育制度的变革——从科举到办学堂,“金石学”的发展反而越来越离开主流学问而日趋边缘化。“金石学”的学问不断被分解到现代新学科的各个分支内容中去,成为许多新学科成立的原点与支撑点,但“金石学”本身作为一个完整的学问却慢慢远离了中心。在民国初、中期,金石学虽然离开了学术,但在一些饱读诗书的文人士大夫圈子中却仍然可以大行其道。这种情况,很像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矛盾”现象,整个社会大趋势是“脱亚入欧”,富国强兵,视汉学如弊履,但在许多高层文士甚至是入阁的大臣宰相圈子里,吟咏汉诗以示教养深厚之举却风行一时。“金石学”的情况与此非常相似。一方面,它已被分解、变形为新学问而逐渐缺失了主体的自立,新学问不涉它,学校里不教它,学科设置与分类目录里也没有它;另一方面,在当时的高层文人士大夫风雅圈子里,它却又是显示身份、趣味、知识、修养的标志。它是一种学富五车的的优雅。而在建国以后,随着文人士大夫阶层退出社会舞台,更随着革命文艺的崛起,金石学则逐渐走向消寂,成为一种过时的“古董”,成为少数人缅怀往昔辉煌的“图腾物”。除了极个别人私下里还痴迷其中,在一个社会文化结构中,它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声音了。时替世移,有时候实在也是很无奈,但反过来想想,它可能也正是社会变迁中必然会有的阶段与过程。

随着新时期学术再一次走向昌盛,随着国富民强所带来的文物市场开放政策,经济基础开始作用于上层建筑,金石学所依赖的物质基础,大量的金石文物被发掘面世并迅速进入拍卖市场。近年来的金石文物交易,已成为谋利获富的最有效途径。“一夜暴富”已不再是神话而正在成为眼前的现实。此外由于国家对历史文物的日益重视,各种文物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正在成为一项国策而为社会大众所了解。它对于既有的金石学的刺激与影响也是巨大的。它表明了国家、政府官方的提倡态度,与建国初相比,社会大环境的气氛,已经是全然不可同日而语了。

正是在学术面临断层,社会认可度不够的尴尬局面持续近一个世纪之后,新的政策、制度与社会经济杠杆的激活作用,使得重振“金石学”才有了可能。本来“金石学”是一个古已有之的学问与概念,它并不是一个创新的概念,但既提重振,就意味着它遇到了困境与挑战,它的阶段性衰弱颓退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正因为有这样的困境,才会需要我们去重振。

“重振”需要一个主体。谁是适合承担这个艰巨任务的主体?由于金石学是一门“旧学”、“国学”,不像以现代新学科分类、分野为根基的,如文物考古博物馆学、美术之学如绘画书法篆刻之学,分支越细,要把握它的整体内涵就越难。而西泠印社作为天下第一社的百年名社,它走的却不是分科的路子而是综合的路子。比如:它不单关注篆刻科而更关心综合的印文化内容;它不单考虑印学而更在意于诗书画印四位一体的综合框架;它不单只求刻印而更重视实践(创作)与理论(学术)之间的综合发展。所有这些,都表明西泠印社应该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主体”,由它来承担“重振‘金石学’”研究项目工程,应该是可望有所收获的。更何况西泠印社的创社宗旨,即是“保存金石,研究印学”,能把“金石”与“印学”这个印社的立身之本并列,表明西泠印社从一开始即是视“金石”为己任的。既如此,“重振‘金石学’”与西泠印社的必然关系,又何用置疑哉?

                  一、关于“金石学”的话题

    关于“金石学”之研究,其实在很久以前即已有过一些蒙眬的“念想”。首先,当然是因为西泠印社早期创社之初,是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研究印学”这一部分,迄今为止并无消歇衰弱之象,反而是越见兴旺之意。西泠印社号为“天下第一社”,在当代中国与世界上有着无与伦比的号召力与影响力,即证明“研究印学”可以而且应该是坚持不渝的核心宗旨,几代人对它的尊奉,是成功的。至于“保存金石”,在过去也有20世纪20年代西泠印社抢救《汉三老讳字忌日碑》的壮举,足可在近现代金石学史上存一段佳话。此外,30年代西泠印社举办“金石家书画展”,出版多卷本的《金石家书画集》,乃至40年代末延请金石学家马衡出任社长,都表明“保存金石”在西泠印社同样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专业要素。有了它,西泠印社才不像是一个普通的只讲刻印的篆刻学会,而是具有了更广阔的历史、学术背景与难得的业绩。

但随着建国后文物考古博物馆系统的日趋健全,“保存金石”这一部分的工作,似乎不必再由西泠印社这样的文人士大夫社团来越俎代庖,而可以由更专业的各省文管会、博物馆来承担。故而近50年来,西泠印社在“保存金石”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而不得不去关注更专门的印学与篆刻艺术创作。记得在西泠印社某一次社庆大典中,沙孟海先生也曾专门讲过这一问题。
    同样是在某一次社庆时,沙孟海先生以一个学术大师的敏感,又专门提出了在印社老辈专家中弥漫的“金石与篆刻不分”,以高攀“金石”的心态,指篆刻为金石,以印人而自封“金石家”的种种风气,并以一个学者的严谨态度指出:“金石”是学术,“篆刻”是艺术,两者不宜混淆,尤其不宜以篆刻家去充任金石家。这一振聋发聩的论断,在当时还很不为社中同道理解,但它的前瞻性与预见性,即使是迄今为止,也还是极其卓越而无人可以抗肩的。西泠印社定位于篆刻而不是笼统意义上的金石学,这对于其专业定位及在全国艺术界所处的位置,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正是定位于篆刻,我们才会对印章持一种决绝的专业态度,从而在遇到2008北京奥运会会徽“中国印”横空出世之历史机遇时,迅速作出专业反应,并以“百年西泠·中国印”大型海选活动、《“人文奥运”西泠印社百印谱》等,为当代印学与篆刻,留下了历史性的业绩。如果还是旧有的以金石学来指代“篆刻”,无论如何也无法达到如此境界。
    但反过来的疑惑则是:对于西泠印社而言,难道真的在“金石学”方面注定要无所作为了吗?

二、现代学科框架中“金石学”的尴尬
    金石学的衰败或不景气乃至渐渐消亡,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但究其原因,却不是因为斯界学者的不努力,而是基于一个外力的冲击。
    明清以来的金石学,尤其是清代依托于乾嘉朴学的金石学,是一门综合性非常强的学科。它包含了碑帖之学、墨拓之学、器物之学、玺印之学、考古之学、美术书法之学、文献历史之学、典章制度之学、古文字之学与目录版本校勘考据学等等,甚至,除了严谨的学术之外,金石学还与收藏鉴定、文人雅玩联结起来,从而使本来是一种学术存在,变成兼容的艺术存在。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又兼是文人。这样学问以外的兼容,是其他学科很少会有的。
    近代从梁启超开始倡导“新史学”,新的学术理念与学术框架逐渐取代古代文史不分、学艺不分的现象。从学术自立的角度说,这样的“转型”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从重感性到重逻辑,从重描述到重论证,从重直觉到重推演,从重结论到重过程……现代学术的理性品格,正是首先受之于“转型”的恩惠——以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郭沫若……为代表的现代学术泰斗,以及废科举、办学堂以来以蔡元培、林风眠等为代表的现代教育学大师们,通过学术推进与在大学里的学科设置,把新学术以学科分类的方式确定下来。其最基本的特征是:从综合走向分析,从混合走向分类。以我们今天的术语说,叫做“学科分类”。
    正是在这种学术分类的转型过程中,综合的“金石学”却遇到了意外的窘境。原有的“金石学”所包含的学术内容,被分别归入了现代学科分类意义上的“考古学”、“古器物学”、“鉴定学”、“考据学”、“文献学”等。它的分支越来越强大而自成体格,而它本来的母体“金石学”,却在被稀释、被分化、被零散化、被细密化之后,反而找不到自身的位置了。在今天人们的心目中,“金石学”是一个大杂烩与大拼盘,它自己的学术核心与边界是不清晰的。但它所包含的诸种子学科,及其每一项的立足点与宗旨、目标、方法却是十分清楚的。那么,至少在“金石学”概念上,我们看到的是虚化与泛化的倾向。此外,原有的金石学在被分解为各个子学科如史学、考古学、古文献学、古文字学、古器物学……之外,又有一些内容无法被分解成独立的子学科,比如碑帖之学、墨拓之学、石刻之学,在今天都几近消亡了。其学术理念与方法也渐渐被遗忘了。即使坊间也有几种传拓技法、石刻文化或碑学、帖学的著述,大抵也是从雅玩与收藏古董的角度而发,与学术显然是渐行渐远了。
    金石学在当代的“淡出”,不仅仅是一门学术的淡出,还意味着一种理念意识,甚至是一门丰富的传统技艺的淡出,甚至消亡。比如,面临精美绝伦的印刷术冲击的碑学帖学刻镌技术的消亡,墨拓技术与篆刻边款拓制技术的消亡,但其实,它们本来应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要针对抢救的珍贵历史遗存。
    “金石学”真的无路可走了吗?

三、“金石学”内容在21世纪当代的侧重点
    面临“存亡继绝”的金石学,靠自身似乎已经很难挣脱目前的进退维谷之绝境。它逐渐走向消亡,似乎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至少在近50年之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悄然而至、并未大声张扬,但却坚定不移的目标指向:金石学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野。可以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中国富强繁荣,没有国家对文化、对文物、对文化遗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张旗鼓地倡导、推扬、鼓励、奖掖,没有全社会对传统文化的高度认同,在我们眼皮底下的“金石学”还是摆脱不了消亡的命运。
    作为一门学科内容逐渐“淡出”,并不等于我们可以在这一方面无所作为。作为一项珍贵的历史悠久传统积累深厚的文化遗存,作为一项拥有特殊技能、特殊文化指向,标示着一定历史时期文明承载与传播样式的特定文化遗产,它的综合性在现代学科重分析、分科的要求下,或许会有格难入之窘境,但它的存在仍然具有特定的传统文明“可持续”的价值。但必须说明的是:被重新定位、承传的“金石学”,应该不是旧有“金石学”的翻版,而是以现代文化艺术承传为脉络,取其作为传统绝学的技艺部分作为主要研究、发展的对象内容,而将作为传统知识谱系的综合内容作为观念背景并与现代对应的诸学科相结合,以此来打造“重振金石学”的学术理路与展开的实际取径。

亦即是说,作为一种学问的“重振”,现代金石学在重视传统金石学的观念架构与知识系统之外,不必走回头路去恢复旧有的模式,只要能获得相应的知识内容,既有的传统金石学与现代被分科确立的考古学、古文献学、古文字学、考据学、古器物学、石刻学、碑帖学等,可以兼容并蓄而无须重起炉灶,又对于一些即将失传或正在消亡的“技术性内容”,如古代石刻技艺、铸金技艺、墨拓技艺,因其失传之后无法“再生”,因此反而应该成为“重振金石学”计划中的首要任务。站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承传的更宏观立场看,或许这一部分的重振(它本来是形而下的具体技艺内容),比形而上的理念、知识等学问形态的振兴,具有更切实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
    西泠印社既有“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的宗旨,西泠印社在“保存金石”方面本来既有令人瞩目的业绩,今后也仍然可以付出应有的努力。如果在新时期以来,我们不把“金石”简单地理解为古文物实物,而赋予它更多学科的、技艺的动态内容,即将之作为学问来研究它,更将之作为“绝技”或濒临失传的技艺来恢复与重振它。如此,则“保存金石”仍然可以是西泠印社办社宗旨的重要一环而不至于无所作为。
    对于风雅自许的“天下第一社”西泠印社,这样的重振、恢复、提倡,是我们这些当事者的工作职责,相信它也是历代先贤名家们积蓄已久的夙愿。今天的“重振‘金石学’”,与百年之前的“保存金石”的宗旨,当然是一脉相承的。

四、新时期的“西泠印社”与新时期的“金石学”
    百年西泠印社,在学术上正遇到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如前所述:从50年代开始,西泠印社在“保存金石”方面逐渐淡出,而在“研究印学”方面则倾注了全力。但在百年社庆之后,我们不断在进行反思:关于印学研究,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并无须赘言,而关于“保存金石”,难道就真的无所作为了吗?
    一些偶然的契机,使我们的思路豁然开朗。首先,是西泠印社长年以来的“拳头产品”——原钤原拓印谱,在百年社庆后获得了一个大发展的平台。而在考虑如何推广、发展原钤印谱并使它走向规模化、产业化的过程中,我们对于原钤原拓,尤其是边款拓制技术的承传与保留,进行了深入了解。边款墨拓、印章钤拓,以及封泥墨拓,这些特殊的技术,本来不就是金石学的内容吗?有如印章本身即是“金”(铜印)、“石”(石印)之学一样,边款墨拓与封泥墨拓,当然也是刻帖墨拓、碑刻墨拓与金文墨拓、甲骨文墨拓这个大盘子中的一环。既如此,原钤原拓印谱之技术展现过程,当然也是“保存金石”宗旨的一环了。
    其次,是西泠印社社藏大量金石拓片与原钤印谱。在近几年的大活动尤其是春秋两季雅集中,这些藏品的展示,为树立西泠印社的整体学术形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如王福庵、韩登安、陈伯衡等题的《汉三老碑》,王襄题《毛公鼎》,翁方纲、阮元等题的《散氏盘》拓片;又如吴昌硕《西泠印社记》拓片,王福庵《西泠印社记》拓片等等,都是一些一流的金石名品。过去我们太偏重于创作,一办展都是社员的书画篆刻作品展,其实专门办一个金石拓片展,又看拓本又看题跋,其审美感受定会不亚于当代人的书画篆刻展示。而这种面对拓本的体验,其实已是暌违甚久了。西泠印社的“保存金石”,何不从此做起?
    再次,是在2005年举办陈介祺学术研讨会时,我们曾在山东潍坊讨论过陈簠斋的不世功勋,其中就提到:像陈簠斋这样全面又精深的金石学大家,已不会再有了。仅仅是他发明的“全形拓”,现在或许都失传其技术了。由此而想到:如果仔细研究墨拓技术,从乌金拓到蝉翼拓,从平面拓到全形拓,从拓小件边款到拓大幅摩崖,从拓墨到拓朱……仅仅一个拓墨的技术承传,就有不少名堂。过去陈簠斋的大范围且不说,作为当代西泠印社这样一个“天下第一社”,本身又有“保存金石”的百年宗旨,为什么不能在此中有所作为呢?
    新时期的西泠印社,对“保存金石”这个老祖训有着新解读。新时期的金石学,也可以有新的时代含义。对青铜大器的收藏、鉴定,对甲骨文的收藏、墨拓,对古玺印、古石刻、古镜铭、古瓦当、古陶文的收集和鉴定、研究,应该都是“金石”的范围。只不过,我们的着眼点,不想使它过分地“古董化”、雅玩化,而想使它更趋于学术化。因此我们设定的基调是:技术承传优先于实物递藏。相比之下,前者可能会失传,需要悉心抢救;后者却可以是古玩界的作为,有大量人投入,未必需要我们来做“存亡继绝”的工作了。


                        五、西泠印社的“金石学”传统

    西泠印社在建社之初,不仅仅以刻印自囿,而是对整体意义上的“金石”之学具有全面介入的意向与实践。比较典型的是六篇《西泠印社记》的撰文与刻石, 20至30年代几次西泠印社举办的“金石家书画展”,编辑《金石家书画集》,还有抢救《汉三老碑》……从西泠印社以“印”立身来看,强调“金石学”视野,就是强调文化,强调综合,强调诗、书、画、印诸项一体化。以此来看《西泠印社志稿》中大量的诗、赞、联、文、赋、记、铭等,当然也是注重文化的标志。它可以保障西泠印社不沦为仅以一技自囿的西泠篆刻社,也是百年名社能维系百年生命的奥秘所在。
    百年西泠历程中,在金石学方面堪为代表的专业代表人士,前期当推第二任社长马衡,后期当推金石碑版专家陈伯衡。马衡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著有《中国金石学概要》两卷共八章,对“金石学”作为学科结构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了系统的展开,其《凡将斋金石丛稿》,被誉为是近代金石学的开山之作。在《中国金石学概要》中,他提出了金石学学科定义、范围,与史学关系,以及铜器、石刻、甲骨、竹木、玉、陶等不同种类的分论内容。还指出金石学可能有的研究方法与搜集、保存、流传的材料处置方法的构想,堪称是一篇全面的学科导论性文献。在当时,具有统领学科的巨大价值。此外,正是马衡对金石学与篆刻作了清晰的划分,指出篆刻是艺术创作,而金石学则是学问与学术。这一划分不但对混淆“金石学”与“篆刻”的旧有传统认识,具有振聋发聩之效,反过来对于推动篆刻的艺术化、纯净化以及学科独立,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陈伯衡长年久居钱塘,是碑帖拓本方面的专精之士。他收藏宏富、鉴识极精,孤本名拓,所在多有。50年代末西泠印社有恢复重振之议,在筹备的七人小组中,陈伯衡作为副组长,协助张宗祥组长努力工作,对西泠印社的再创辉煌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以一个金石碑版鉴定专家的身份来参与西泠印社社务工作,正表明了西泠印社视野开阔的特点。“保存金石”的宗旨,在各个时代有不同的阐释方式,陈伯衡的存在,即是后50年西泠印社并未舍弃“金石”的一个重要见证。
    进入新时期的80至90年代以来,西泠印社在“金石学”方面虽未有重大举措,但沙孟海社长本身,即是一位金石碑版方面的大家。与社中同道多书家、画家、印家相比,沙老的文物考古、金石碑版方面的造诣,使他能够以一种非常学术的立场来观照西泠印社的发展,从而为我们规划、指引新的学术方向。
    亦即是说:除了书画篆刻与学术研究之外,在“金石学”方面,我们已可划出从马衡(20年代)、陈伯衡(60年代),到沙孟海(80年代)的一个三段式传统轨迹。或许还可以说:除了书画篆刻创作之外,若论西泠印社的学术研究传统,反倒是以“金石学”为其主要脉络而不是以印学为唯一视野的。它构成了我们今天倡导振兴“金石学”的思想认识基础与出发点。

    六、“金石学”再振兴的契机与因缘
    把思路集中到重振“金石学”这个思考点上来,除了它必须具有合理性外,还需要有一个灵感触发的机遇条件的配合。如前所述,近年来连续组织的几场学术活动,比如“陈介祺学术研讨会”(2005)、“《汉三老碑》五种拓片鉴赏会”(2007)等,皆是这方面的机缘所至。此外,2006年—2007年,受几位门生子弟的催促,先是为国家图书馆藏梁启超饮冰室所藏古碑帖拓本28种作再题跋,出版后广受业界关注。后又将书斋所藏几百种金石拓片逐一作题作跋,共分为碑版、瓦当、画像石、镜铭、陶文等类项,并汇成大型画册出版,费时一年多,每日摩挲各种拓片、查找资料、撰古文作跋的经历与体验,使我对于重振“金石学”的理想,有了一个更加切实的把握与理解。我真切以为:这一计划肯定不是纸上谈兵,是具有明显可行性,也是这个时代急需的。当然更进一步说,是唯有西泠印社这样的社团结构(不同于分科的院校与社团),又是这样的社团历史(唯一的百年辉煌),还是这样的社团层级(四个“国”字号品牌与具有国际范围的社员构成),才有可能去完成的历史使命。西泠印社在当下应该做的,正是这样一种“存亡继绝”的历史性工作。
    而从西泠印社的外部环境来看,形势也发生了极大变化。过去沙孟海先生之所以会提出“保存金石”应该由文物博物馆部门去承担,是因为在建国之初,金石之实物交易与社会存在感,已经非常萎缩。但在新时期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文物古玩(书画、玉器瓷器、青铜器等)的民间交易极盛,其市场之大,连我们这些业内人士也惊讶不已。有市场就有社会需求,近五年来,古玺印的交易价值不断上升,而金石拓片碑版拓本的交易价值,也翻倍上涨。在这样的市场刺激下,更多的人流与资金流,托抬起了金石碑版拓本的市场,也带动了“金石学”振兴的机遇与可能性。有如书画市场的繁荣,催化了书画鉴定行业的振兴与重组,金石碑版拓本的市场需求飙升,必然会带动“金石学”学术研究的走向繁荣。这是一个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关系。过去我们站在艺术家的立场上,对经济动力与社会存在重视不够,较多地习惯于视自己从事的专业至高无上。其实辩证地看:当经济能量足以从正面来影响艺术与学术,使它的发展更健康、更有后劲、步伐更扎实,我们又何必要去拒绝呢?
    以此来看重振“金石学”计划,我们可以调动与整合的资源,包括身怀绝技的专业技能人士、学术深湛的学者教授、收藏宏富的私人藏家、对碑版拓片研究极深的鉴定家、对金石学学术振兴有兴趣的出版家、资深的文物博物馆专家……而我们努力的成果,也许能极大地提升作为传统“绝学”的“金石学”的地位。有如在中国迅速走向现代化之时,许多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应当振兴“国学”一样,在我看来:金石学不正是一种“国学”的构成内容吗?


七、“金石学”学术重振计划的初步思路

纲 目
(一)金石学之衰退
传统意义上的“金石学”已被分解为以下单列的现代学科:
考古学(西方学科)
历史学
文献学
考据学
古文字学
书画艺术学
古器物学
碑帖学
鉴定学

……

(二)西泠印社保存金石、研究印学
历史的回顾:
1.抢救《三老碑》、拓片、古印等
2.沙孟海社长:
“保存金石”由文物部门管,研究印学是印社之职
保存金石是文物工作,但研究印学我们则可以继续
3.陈介祺研究,金石学“吉金乐石”,金石拓片题跋工作
(三)金石学的传统
马衡《金石学》,朱剑心《金石学》
马衡社长专攻金石学,碑帖专家陈伯衡、余任天
西泠印社编《金石家书画集》,20年代主办金石家书画展
(四)金石学之特质
金、石,本身为综合之学
金石学与印学之间关系
印学不等于金石学,但印学为基,金石学可以倡
金石学作为综合之学
1.金与石

2.历史、考古
3.古代墨拓,代替印刷功能
4.碑与帖、墨迹与墨拓(墨拓的技术)
5.鉴定“黑老虎”
6.与印学之关联:
①古玺印(非篆刻)
②边款(墨拓)
(五)西泠印社的定位
1.存亡继绝
①面对已趋消失的学科,我们重新呼唤,重振、复兴传统。在新的意义上阐释它,赋予、激活它的生命力
②只有西泠印社有这样的传统与能力
2.在分科中讲求复合、综合、融合
①百年来现代体制的大学与艺术学院注重单科培养,没有“金石学”这样综合的知识结构。因此需要综合考古、历史、碑帖、金石、墨拓、器形等
②优秀传统——西泠印社的原钤印谱
(六)实施计划
1.展览:各种墨拓流派样板
拓本、墨本展览
墨拓的传统与流派研究与解说
蝉翼拓
乌金拓
全形拓的传统样式
拓碑
拓画像石
拓瓦当
拓镜铭兵戈
拓陶文
拓砖、拓金、拓砚、拓墨
拓印章边款
2.研讨会、论文集、鉴赏会
3.现场交流会:拓墨演示会
时间:2008年—2009年之间筹备工作落实,要做到一个国际会议的规模
(七)资料支撑
1.刻帖:宋、明拓本
民间的拓片收藏、印社自藏、海外藏
2.新刻帖:山东琅玡刻帖(尺牍大系)一套
3.墨拓本上的题跋、名家题跋
4.金石学出版物石刻墨拓
5.现代金石拓片题跋集
(八)新的学术研究方向
1.引向对金石拓片题跋文化的研究
2.引向对原钤印谱的研究
3#
 楼主| 发表于 2012-5-3 20:33:06 | 只看该作者
当代西泠印社研究十论
陈振濂

号为“天下第一社”的百年名社西泠印社,是当代文化界、艺术界中的一个独特的存在。关于西泠印社的百年社史,不但有几部《西泠印社小志》和《志稿》等作为支撑,而且有百年社庆时隆重推出的《西泠印社百年图史》与《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两部巨帙。而在2006年,又召开了“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社史学术研讨会”,编辑出版了三卷本的论文集,研究相对较为充分。但在百年社庆
(2003)以后的这五年,由于时事较近,所以还较少有专门的研究与理论思考文章。或许,因为有古训“并世不论”,发生在当下的印社诸事,可能还难有一个相对客观的结论,因此大家会避免涉及它或是还无法轻易接近它。但其实,近五年西泠印社的活动,无论是治社理念还是活动策划方式,都有了非常明显的时代特色。面对新形势、新问题,与时俱进,解放思想,向百年的西泠印社交出了
一份相当有份量的答卷。从举办“国际印学峰会”、实施考试入社与特邀入社新办法、提倡“印文化”的大概念、鼓励分专业研究室开展活动,直到实施“百年西泠·中国印”海选……都是一次次解放思想的过程。而提出“名家之社”、“天下之社”、“博雅之社”的新百年新定位,表明西泠印社在发展中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基本方向。西泠印社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横贯百年的历史,是它的第一个特点。而横跨日韩欧美的国际视野、拥有海外社员,又是它的第二个特点;此外,以一个社团同时拥有“国家级社团”、“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博物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登录者”这四个“国家级品牌”,又是它的第三个特点。可以说,遍观各类社团,没有一个社团是同时拥有这三项优势内容的。如果再考虑到西泠印社还是一个综合体,同时拥有社团、出版社、园林景点、拍卖公司、商店等,所涉行业十分繁复,作为第四个特点也是其他社团所无,则更应该把它看作是西泠印社作为当代一个特殊存在、亟须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的主要理由。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西泠印社具有无可比拟的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或许还可以说,五年西泠印社的当下历程,作为研究内容的现实意义并不亚于对西泠印社社史研究的意义。又如我们会对近百年的文艺社团、文联书协甚至一次展览评审活动作为一个对象进行研究一样。它应该是构成当代史中的重要一环——当西方史学界在大力提倡史学革命,计量史学、口述史学、性别史学等风行天下之时,我们对于当代、当下的事实,具有一种历史观与历史感的态度与立场,是极为重要的。百年历史是历史,五年历史也是历史,如果有丰富的内容,一年历史也未必不是历史,关键是有没有一个历史意识与历史立场。对于西泠印社这样一个百年社团而言,在做每一项工作时具有历史感,应该是我们必须具备的素质。

正是基于这一体认,笔者把这十个思考点作了相应的串联,从而形成了以下一组研究成果——笔者把它看成是西泠印社社史研究中当代史的初步研究成果。其实,所谓的历史,不过是一些有意义的事实确认与事实之间的逻辑关系解说。西泠印社在当下并不缺事实,如果有热心的研究者从多方面来解读它,那它就是当代史的一种形态,这样的形态多几种,西泠印社新百年的历史也就真正凸现出来了。
一“、顶天”、“立地”:社务工作方略新思路

百年社庆之后的西泠印社在组织艺术、学术活动之时,以“天下之社”、“名家之社”、“博雅之社”为指标。在运行几年之后,有朋友在谈起西泠印社近期的繁荣情况尤其是“海选”的声势浩大之时,特别提出西泠印社应该有一句口号,叫“顶天立地”。“顶天”,是指它应该在组织活动时坚守住高端、精品的质量要求,每出手必是一流,又必须有原创价值。而“立地”是指它不能是文人小圈子孤芳自赏,要更深地扎根于社会。听了这番话之后,深受启发,回顾近五年走过的踪迹,大致可作以下相应的概括归纳。

首先是“顶天”。西泠印社在百年大庆之后组织的一系列展览、创作活动中,在形式上锐意创新,如在举办传统的篆刻评展中,特设边款项目与刻印、篆书项目并列;又专设印钮项目以倡导“印文化”概念;又如以书法展的原有项目为起点,以诗、书、画、印各项目的综合为指标的“书、画、印”综合大奖——“吴昌硕奖”为最高奖项。这些都为当代印坛带来了一种新的气息,体现出较新的办
展理念,也由此凸现出西泠印社作为天下第一社的精英意识与品牌意识。此外,遵照已故沙孟海社长要把西泠印社打造成“国际印学研究中心”的理念,以三年一届的“孤山证印——国际印学峰会”为抓手,配合每年的学术活动如吴昌硕诞辰160周年学术研讨会(2004)、陈介祺学术研讨会(2005)、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社史学术研讨会(2006)等。每次研讨会都出版论文集多册,估计几次论文集的总字数在350万字左右,在学术上也占了先机。

再来看“立地”。从2004年开始,西泠印社在吸收中青年专业才俊入社时大胆革新,采取推荐入社与考试入社相结合的办法,尤其是考试入社,连续三年,获得了极佳的效果,共吸收青年社员20多人。此外,在推荐入社方面,有意吸收古文字、古诗词、鉴定等方面的人才及其他社会名流,扩大了社员的身份结构。尤其是2007年“百年西泠·中国印”大型海选活动,在国内外设十个赛区,可
以说是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奥运“中国印”与篆刻艺术的大普及大推广,就西泠社而言,是把自己的专业之根更深地扎根于全社会,赢得了难得的国际空间。在此中,社会与国际空间即是我们“立地”意愿中的“大地”。

“顶天”、“立地”的说法,是出于一个局外人士的一种极有睿智、深思熟虑的思考。西泠印社的发展战略,似乎应该采言纳谏,从善如流,因为它也代表了一种“民间”的声音。
二、创作视野之开拓
仅仅从文人篆刻的历史来说,已有500年之久,如果再算上“印宗秦汉”理念的贯通,则应有2000年的悠久历史。从文彭、何震、苏宣以下直到丁敬、邓石如再到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王福庵、赵叔孺、来楚生、陈巨来……历代文人印家群星灿烂,佳作如云。即以西泠印社而言,在这场篆刻盛宴中,也起到了中流砥柱的巨大作用。
但毋庸讳言的是,在经历了走向文人化、艺术化进程已有几百年历史之后,由于思维定势,我们的篆刻之路也越走越窄。在民国以降以及建国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以一手浙派或黄牧甫风而在印坛立身的情况极为普通,篆刻成了“一技”,而且是较狭窄的固定套路的单一的“技”。而古代印章所拥有的丰厚的传统形式,都逐渐地被淡化、削弱。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几乎无人去关注铜印之铸、陶印之烧(它也是传统之一),大家只盯着石章。又如历代印章样式极多,但现在都局限于汉印或浙派、吴昌硕、黄牧甫,却没有把艺术视野扩得更开。在百年社庆之后,我们对如何推动、倡导篆刻艺术表现的多样化思考了很多,并提出了一系列举措。如在评展中有意规定必须要有多字印与大印,又特别提出了一些特殊的形式风格规定:2004年,是要求有花押式,2005年是要求要有唐宋官印式,2006年是要求要有古玺与封泥式的,其目的是尽量摆脱原有的太固定的浙派细朱文或汉白文印的旧格式,在艺术风格样式上作一些开拓性提倡。以后在许多篆刻展中看到许多刻古玺、刻封泥、刻官印较好的作者,我想应该与近年西泠印社的提倡是有些关系的。

西泠印社既为“天下第一社”,当然应该在篆刻与书法方面起到“领军”的作用。我们会提醒篆刻家,要打开当代篆刻的视野:传统经典的范围极大极丰富,千万别让它狭窄化偏叶片嗜化。我们会把几千年篆刻经典都用倡导的方式“过一遍”。若干年后再来看当代这几十年篆刻史,若论到西泠印社的贡献,则在篆刻创作领域对经典的全面倡导之功,对篆刻创作在风格样式上的开拓、提示之功,并使它蔚为风气,应该是一项最重要的贡献内容。
三、综合才能之倡导

一直到赵之谦、吴昌硕为止,篆刻家都是综合能力极强的精英人才。赵之谦的文字、金石学等学术能力极强,吴昌硕则是诗书画印皆为一流的大师。但在近几十年来,篆刻家的综合能力却呈现出单调、薄弱、技能化的倾向,比如篆刻家不善篆书,篆刻家不通文史,篆刻家不读印论,篆刻家不了解当代艺术,篆刻家不关心展厅文化……即使是讲“技能”,也有严重单薄化倾向:比如篆刻家不
会刻边款拓墨,篆刻家不会钤原钤印谱,篆刻家不辨印石印钮……

恢复古人的综合才能传统形态,或打造新型篆刻人才知识结构,无论于古于今,西泠印社都有意在这些方面作一些倡导。故而我们在展览评奖中,特设“边款奖”;我们在考试人才时,篆刻以外还要有篆书科目,并且如果篆书创作水平不够则评委要大声疾呼与警示,我们对评奖入社的青年才俊要设综合测试程序,这种综合测试立足于专业素养与文化能力。比如测试题分为“印学”、“书画现
论”、“文史”三大板块,还有笔试与面试——还要看篆刻家在面试时的口才、仪表、风范、修养程度,而在过去,这些都被认为是无谓之举,因为它与刻印并没有太大关系。

一个现代艺术意义上的篆刻家,应该拥有什么样的能力?首先,他当然得把印刻好,其次,他必须会刻拓边款,而为了刻好印,他又必须会写一手好篆书。这些都是作为一个实践家所不可或缺的。进而论之,他应该有一定的印学理论修养,对印史典籍应有大致了解,对历代印家印作印谱应该熟悉,这又是一种更专业化的要求。再进而论之,他还应该了解篆刻以外的书法、绘画、历史、文学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因为它们是篆刻的“近亲”,篆刻历史发展是离不开它们的支撑的。此外,篆刻在今天是一种艺术门类,因此,篆刻家还应该了解当代艺术的发展与思潮走向。惟有如此,篆刻才能真正介入当代艺术的时代进程。
四、学术研究之推进

百年西泠印社,当然是印人艺术家们的团体,但它有一个最重要的特色:视学术为根本。“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中的金石学之学术与印学之学术,都是讲求学术为根基。而从吴昌硕开始,马衡(金石学)、张宗祥(文史之学)、沙孟海(印学、书学)、赵朴初(佛学、文学)、启功(文学、鉴定学)等历任社长都是学界泰斗,领一代风骚。故而已故沙孟海社长专门提出一个把西泠印社打造成为“国际印学研究中心”的宏伟构想——不说把印社办成篆刻创作中心而要强调“印学研究”,当然也是立足于学术。

在过去,西泠印社倡导学术的主要方式,是每五年一次的学术研讨会和每十年一次的社庆大会学术研讨会。迄今为止已经办了五届,出了五种论文集。百年社庆(2003)之后,遵照沙孟海先生的遗愿,西泠印社高层在学术研究上进行了“提速”。首先在体制上进行了重新设计:新成立“社史与印学理论研究室”,把理论研究单独列出,除社庆大会研讨会之外,以理论研究室为单位也组织了很多活动。迄今为止,笼统地计算成果,则计有西泠印社百年大庆期间的“百年西泠·千秋印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纪念吴昌硕诞辰160周年学术研讨会、“孤山证印——国际印学峰会”、“陈介祺学术研讨会”、“西泠印社早期社史社员学术研讨会”、“当代人文环境下印章的文化功能研讨会”……平均每年一到两次的研讨会,都有厚厚的论文集问世。这种从五年一届的频率到每年至少一届的高密度频率,给外界的印象是西泠印社在学术研究方面极其活跃,成果丰厚,人才集聚,正在圆满实现沙孟海社长的愿望。

除了学术研讨会,西泠印社在鼓励、提倡社员个人研究出成果之外,还在主抓两个重点项目:第一是新编《西泠印社志》,第二是编撰多卷本《中国印学》,以体现出印社在新时期对于“重大历史题材”的高度重视。

百年社庆后新办的《西泠印社》社刊,每季一期,以它为窗口,不断推出具有高度学术理念的一些专辑。比如关于社史人物的王福庵、丁辅之、韩登安、青山杉雨、吴昌硕,比如关于印学的早期社员社史、陈介祺、丝印、浙派与西泠八家、赵之谦、汉《三老碑》,又比如关于创作的特殊印材、几次国际艺术节专题,等等。根据几年来学术界、印学界的反馈,对这几年社刊在倡导学术风气方面所起的作用,评价是非常积极的。

最近,听说西泠印社又准备“铁肩担道义”,对逐渐趋于消亡的“金石学”作一番存亡继绝的大倡导。可以想象,它又会成为新百年社史中的一个亮点。希望西泠印社作为百年老社,在学术研究中始终保持活力,保持永远探索、永不满足的年轻心态。
五、与社会时事相呼应

篆刻是一项非常小众的艺术。篆刻家或印史学者习惯自居于象牙塔中,满足于书斋斗室之内,津津于布白朱墨之间,得意于铁笔纵横之趣……要说篆刻家必须具有多少报国之志,显然是太为难我们这些印人了。

要篆刻家持铁笔如刀枪去上阵杀敌,当然过于牵强附会。但要在历史板荡之际,看看篆刻家们不屈的脊梁,却是并不罕见的。抗战之际,杭州沦陷,西泠印社的元老们都避居上海租界,但大家辛苦劳作,聚集生活费送到杭州,交给当时守护孤山社址的叶秋生父子假以度日,遂使得西泠印社在最艰难的时代,也仍然一息尚存,不绝如缕。又比如解放前后,丁辅之在病榻弥留之际嘱咐王福庵与吴振平,要把西泠印社交给新政府管理,而王、吴二位随后赴杭拜会军管会领导,将西泠印社孤山社址与社藏悉数交与政府……此外,20世纪60年代西泠印社的韩登安,以绝大的政治热情为毛主席37首诗词刻镌了多字印,每词一印,遂成绝世孤品。这些,都是西泠印社的篆刻家们关心时事、关心政治、不以印人自囿的生动例子与鲜明事迹。此外,正逢“十年浩劫”、动荡混乱之际,西泠印社的干部职工们为维护孤山社址和社藏文物,呕心沥血、竭尽全力,可以说为百年社史立下了不世功勋。

新百年征程中的西泠印社,在切合时事、书生报国方面具有更大的推动力度与重视程度,但统
观印社的举措即能看出,这种切合时事的高要求,不宜使它简单地等同于政治表态。政治是一门专业,篆刻家不是政治家,没有必要用政治家的方式来理解时事。相比之下,能用自己的铁笔、专业知识与技能来报效祖国,应该是比简单通常的政治表态方式更有价值的选择。
今年我国成功地举办了北京奥运会,而奥运会的会徽是“中国印”,印社策划了面向社会、以宣传推广“中国印”、迎奥运、宣传(篆刻界)爱国主义精神和提升民族自信心的“百年西泠·中国印”大型海选活动和“人文奥运”西泠印社社员百印谱创作活动。“海选”分国内外十个赛区,堪称是发动面最广、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篆刻创作和推介活动,社会影响超乎寻常的巨大。而“人文奥运”百印谱则堪称是印文化最高端的创作活动——但它们和印家自己刻印的情况截然不同,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理念统率,这就是体现国家繁荣富强的政治意义上的“2008北京奥运会”。篆刻家,是用自己的刻刀、技术、创作理念,在为国家的大政方针做出贡献,这样百年不遇的机遇,是篆刻家们关心时事、贡献绵力的最重要的契机。
在今后一段时间里,比如西泠印社重振金石学的计划,也并未停留在雅玩、嗜古的水平上,而是把它置于一个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家文化政策方针的大背景之下。它表明,西泠印社越来越意识到自己作为“天下第一社”的历史使命与责任。
六、印文化之整合
以篆刻为立身之本的西泠印社,在向外扩展以形成自身雄厚基础时,选择了诗、书、画、印一体化与艺术创作、学术研究一体化的道路。近百年来社中大贤无一不是诗书画印数绝集于一身的艺术大师与集艺术、学术于一身的学界班首。但除此之外,从印社的专业立足点上说,如果不取扩展的姿态,我们是否就只能限于印章、篆刻自身而无法开拓创新?换言之,如果仅就印学而言,除了刻印之外,我们是否就只能无所作为?
在西泠印社创始人丁、王、叶、吴这一代,对印学自身的开拓(而不是书画印并举),他们是做得多说得少,但却也并非是固步自封,比如,编辑大量的名家印谱甚至原钤印谱,是当时西泠印社丁敬、吴隐等人的煌煌业绩。而在新时期以来的西泠印社,尤其是百年大庆以来的西泠印社,我们还能就印章与篆刻这一极称小众的内容做出什么样的新名堂?
在定期举办西泠印社国际印文化博览会之前,我们曾经对之作过较为缜密的思考。比如在2004年西泠印社第五届篆刻艺术评展举办的前期策划之时,印社中的几位高人即提出:在评选篆刻作品(印蜕)和篆书——它是老项目之时,能否同时也评选其他一些“印文化”的项目?当时设置的项目是:(1)边款及墨拓;(2)印钮与薄意雕刻;(3)印屏设计的创意度。待这些思路提出来之后,也曾有过一些不赞成的声音,一则认为边款是附属,不必作为正式项目,二则认为印钮雕刻是工艺美术,不是篆刻内容。但细细思考,连篆书都可以作为评选项目单列(它更不是篆刻而是书法),本身在印石之内的印钮却不能列入,岂非自相矛盾?于是从2005年开始,篆刻评选之外,边款与墨拓必定作为一个单项独立计分,而钮制也作为重要项目单列计分。虽然第一届评印钮由于投稿者与评选者皆缺乏经验,尚未达到理想效果而只能说是开了一个头,但万里长征第一步,总是一次艰难跋涉的成功的开端。
2006年举办西泠印社第一届印文化博览会,本着弘扬印文化的理念,遂开始对印钮、薄意包括四大名石即青田、寿山、鸡血、巴林各项进行了认真的评奖,此外还对印文化的其他如印文房用具也进行了研究、开发与弘扬倡导,2007年第二届博览会这种势头得到了更大的提升。除此之外,在一个印文化的大格局中,还应该倡导原钤印谱的拓制研究。这样,以篆刻艺术为核心,包含印石名品遴选、印钮薄意制作、边款墨拓制作、原钤印谱与印屏制作以及还有印文房用具的研究开发,庶几可以构成一个“印文化”的大局面——它告诉我们,除了诗书画印综合、学术艺术综合之外,还可以有一个“印文化”整合的巨大空间。遍观这五年来的西泠印社的工作业绩,这些极有价值的努力与贡献,是有目共睹、广受称赞的,因为它体现出了西泠印社思路创新、工作方法创新的立社精神。
七、百年社史之续写
西泠印社之所以承续百年而不稍衰,与社中几代前辈对史料文献不遗余力的保存、整理有极大的关系。故而在我们研究社史时,20世纪20年代叶铭的《西泠印社小志》、60年代王福庵《西泠印社志稿》以及还有几种不同的社志抄本,是我们学术讨论的主要文献依据。80年代以后,比较有价值的,是为配合赴日本展览而编的《西泠印社展》和九十大庆时所编撰的《西泠印社九十年》。
承续这一优秀传统,在百年社庆时,集社中同仁之力与社外专业人员之力,编成了《西泠印社百年图史》《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两部大书。《百年图史》以左图右史的思路,汇聚了西泠印社的珍贵历史图片1 000多件并以论文统率,为社内外同仁提供了一部“图像的历史”。《百年史料长编》则以年代为纲,事实为目,原始文献引录为据,对历来散见各处的社史相关文献作了较系统的辑录梳理,为社内外同仁提供了一部“文献的历史”。应该说,在原有的《小志》《志稿》和《九十年》基础之上,我们完成《图史》和《史料长编》,为百年社史研究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新百年的社史研究,究竟应该如何来推进?根据目前西泠印社的学术动向,大致可以提示出如下几个方面的具体内容。比如2006年召开的“西泠印社早期社史社员学术研讨会”,即是一个为社史研究专设的重大项目。围绕这次研讨会,西泠印社以“社史与印学理论研究室”为主干,编成了学术论文集共三册。第一第二册是前几十年关于社史人物、社史事迹的各类文字的选编;第三册是本次研讨会的专撰论文汇编。象这样的近百万字的文字汇集量,就一届研讨会而言,本来不是非做不可的,但正是基于一种社史研究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学者们知难而上,为社史的谱写不断贡献自己的力量,才有了今天这样恢宏的气象与规模。
新的《西泠印社志》的编撰正在进行之中,其中有关于社团发展主脉络的大量叙述与关于产业发展以及作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各种文献汇集与数据汇集。西泠印社高层把本次修志的指导思想作了非常形象的概括——“科技与人文结合,文献与图片结合”。可以想象,在把社中库藏、社址测量等新内容加入新《社志》之后,我们会看到一部非常有特色的、富于时代气息的崭新的《社志》的产生。
对社史研究,应该提到一个相适应的高度来认识。没有社史文献的条理清晰,就不会有百年社史的赓续。西泠印社之所以有“天下第一社”、“百年名社”的令誉,在海内外有如此的号召力,而其他民国时的文艺社团以及今天仍有的许多印学社团之所以时兴时灭,正是因为一则不重视自身的历史文献积累,二则活动组织规范化不够或内容不丰富立体,也拿不出什么文献记录。相比之下,我们更应该重视西泠印社百年著史的深远价值与意义,并视它为印社新百年历史的立身之本。
八、社务运作之创新
关连到书画篆刻界的印社社务工作,重中之重是两块,一是调动人力物力组织大规模有影响的艺术学术活动,二是对西泠印社吸收新进人才与邀请名家的审查机制的建立。相比之下,西泠印社内部的机关管理应该起到一个支撑作用,但与专业、专家有直接关连的,应该是上述两项。
在过去,西泠印社的活动受政治时势的影响,逐渐从原有的文人雅集过渡到作为一个纯粹艺术社团的协会模式,办展览、开研讨会、办社庆等。新时期以来,这种协会活动模式也带来了正反两个方面的问题。正面的效应,是在极困难的客观条件下,坚持了西泠印社的一贯宗旨,不使它中道辍止,同时也推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聚集了一批人才。负面的问题是,印社原有的文人雅集的风姿逐渐消失,越来越像一个普通的协会,有趋同、雷同化的问题。为此,印社领导层经过了反复思考,觉得应该重新恢复雅集模式以彰显西泠印社的特点。首先是确定了春秋两季雅集的制度,春季为小雅集,秋季为大雅集。其次是恢复了每年清明祭祖活动。在孤山祭四位创始人,在超山祭吴昌硕……此外,召开各种不同形式的鉴赏会、名品观摩会、诗会,祭祖要有祭文,有正规的仪式,这些,都是老祖宗持续了百年的老传统,我们今天来做,本来并不是创新,而只是恢复优良传统而已。但相对于中断50年的历史现实而言,它或许也具有些须创新的含义。
关于吸收新社员,向来是全国艺术界最为关注的问题。西泠印社是百年名社,能成为社员,是终身不易的荣誉,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在早期文人雅集时,由于整体的人才品质甚高,是以社中两人推荐介绍为制度的。但在近50年印社向协会模式转型之后,这种文人式的推荐介绍因过于私人化、人情化而显得不太合时宜了。为此,印社建立起了一种新的吸收人才的机制。首先,是对元老前辈级的资深人士,采取特邀入社不进行投票表决而是讨论通过的办法以显示印社尊重人才的决心。其次,是保留原有的推荐入社的方式,由社员推荐,在适当考虑分门分类分区域分层次的前提上,理事会审查投票表决。再次,是新设考试评奖入社的制度,即以西泠印社所主办的大型活动为平台,以参展、获奖、综合评审、综合考试(笔试、面试)等一系列测试程序,选出最优秀中青年人才吸收入社。这套新机制建立实施近五年来,印社吸收社员数十人,因为有规章可循,社内外对吸收新社员的意见少了,新入社员在水平上的公认度高了。而且最可喜的是,一则资深国内国际老专家多了,有发展前途的青年才俊多了,二则原有的“地方化”痕迹、地域视野限制影响弱了,全国性与国际化程度高了。此外,由于特邀入社名额把关极严,人数极少,且提名要有充分理由说明。推荐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入社则要以“名家之社”、“天下之社”、“博雅之社”三个条目分别针对性提名并经过审查投票。考试入社则有一整套初评、复评、终评、现场专业测试、综合文化测试等程序,其公平、公正、公开的品质要求也得到了极大的贯彻落实。
九、祭祖祀贤仪式之恢复
社会各界看西泠印社,最诱人的并不是它的社团性质,而是它有一系列其他团体无法做到的“文化举动”。民国初年的西泠印社为什么会成为海内独家,地处沪浙却能凌京津而超然其上,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展览与出版,这些北方也都有。但西泠印社承续江浙士大夫文化的一些文化行为,却是在当时独此一家而“并无分店”,其中最典型的,即是清明祭祖与雅集活动。
有一个孤山社址,是百年西泠的“福份”。在孤山上聚会,祭祖祀贤,不仅仅吴昌硕是老祖宗,创社四君子是老祖宗;遍观孤山,丁敬、邓石如像、西泠八家,乃至《汉三老碑》与“三老石室”,都是祭祖祀贤的最理想对象。这样丰富的对象,使得每一次祭祖,必然会成为有声有色的重要文化行为并成为社史赓续的当然内容。
祭祖是一种仪式,仪式中凝聚了民族精神维系、民族价值观展示、民族伦理观认同等一系列关键内容。西泠印社的祭祖,其实是西泠印社精神、文化的具体反映。而提到印社文化,则有显性文化与隐性文化之分。至于显性文化,则以祭祖所需要的一系列程序、内容为标志。比如祭祖现场设置、祭祖仪式宣告、祭文宣读、祭祀礼仪程序、焚香上香祝祷、唱仪鞠躬等,都是显性的文化行为;至于隐性文化内容,则通过这一整套礼仪所呈现出来的信念、理想、制度、行为规范、礼仪方式、专业自信心,都是西泠印社维系百年的最重要精神支柱。
正是基于这种体认,2004年春季雅集在举行(恢复)祭祖仪式之时,印社坚持要有祭文撰写与宣读,要有春季雅集序文与宣读。虽然在白话文时代,这些古色古香的古文(祭文、序)会让人听不懂,但宣读本身即是一种行为示范,它告诉全社会,只有西泠印社在坚持一种“旧”传统,它在坚守、守望一种理想。从现象上说,可能是一种“过时”的理想,但就本质而言,它却是永恒的精神文
化贯通的内容,它是立社之本,其本身不存在“新”、“旧”之分。
西泠印社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所在。百年历史只是它的第一个特殊,而同时拥有“国家级社团”(其实是国际社团,这在中国是唯一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孤山社址)、“国家级博物馆”(中国印学博物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金石篆刻文化)四个“国”字号品牌,则是它的第二个特殊。业内专家认为,就西泠印社而言,金石篆刻文化的技能传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中包括刻碑、铸金、拓墨、鉴定等一系列重要技术承传。但“孤山祭祖”及它所包含的仪式、行为、程序等一系列文化内容,更应该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重视的文化行为空间与技术承传空间的种种要素。它显然是“非物质”的,但又是具有足够的文化行为指向的。
焚香祷祝、香雾缭绕,常务副社长郭仲选朗声宣读祭文,刘江副社长以下列队三鞠躬,并依次在祭祖供桌上分别上三柱香……
十、金石学之复兴
在当代印学振兴方面做得轰轰烈烈的西泠印社,在赢得社会各界广泛好评的同时,还在永不懈怠地寻求着新的发展机遇。但在这一次,西泠印社仍然秉承百年传统,尽量从既有的前贤框架中寻找新的聚焦点。与自我作古的“创新”方式相比,“以古为新”、“返古求新”或许是一种更有价值也更成熟的“新”。
西泠印社的宗旨,是“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后来加上“兼及书画”,其实是三个点。“研究印学”与“兼及书画”,因为有篆刻创作研究室与印学理论研究室,以及书法、国画研究室,工作推进极有成效。但“保存金石”这一块,却还很难有一个适合的公共平台。目前稍有参与的,是“鉴定与收藏研究室”。但鉴定收藏本身也是一门独立学科,与金石学未必重合,捎带着做一些当然可以,但
要提示出作为创社宗旨的“金石”之学,则显然还未臻理想状态。
基于此,在对“印学”、“书画”两个方面投入了巨大的精力、时间、人员、经费之后,我们反过来认识到也可以再对“金石”进行认真的倡导与研究(当然还有保存)工作,以确保西泠印社创社之初所确定的几个学术基点不至于流失与遭到削弱。
“金石学”是一门古学,自宋代欧阳修、赵明诚、李清照开创以来,历代学者专家付出过无数的努力。到清乾嘉之际,金石学可谓是达到了“顶峰”状态。但在清末新学兴起之后,“金石学”却遭到了分解。以现代学科分类立场来看,它已被分别归类到古文字学、古文献学、古器物学、考据学、鉴定学、考古学、历史学、博物馆学、书画之学与碑帖之学等十几个项目中去。从好的方面说,是化身千万,从坏的方面说,则是原有的学科形态已接近自然消亡。西泠印社早期的“保存金石”,之所以在20世纪50年代后一直难以存续,很大程度上即是基于这个原因——既不能以完整的学科形态进入高校与科研机构,又不能自外于学术体制而得不到人才、经费的保障。而新设置的文物管理部门与博物馆部门,又将许多内容接收过去。这种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不身在其中是很难体味出来的。
“重振金石学”,是基于不希望这样的学问失传于当世,不希望长期积累下来的学术内容与成果消失于无形之中,更不希望它原来作为一门严肃的学问,而今却变为玩古董式的无可无不可。“金石学”是否一定必然在现代学科体系中消亡或衰退,其实并不是一个已被证明的结果,而是我们当代对金石学有兴趣的印人学人们无奈选择的结果。在过去,我们的学识能力有限,看不到它“浴火重生”的可能性,只能无可奈何地认为它走向衰亡了,但那是我们的问题而不是金石学本身的问题。那么在今天,当我们的认识又进了一步,开始重新认识“金石学”的价值之后,我们对它的复兴与重振,应该是一种顺理成章的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应该是西泠印社新百年的责任,并且,我们也倾向于把它作为新百年印社的一个新开端。
2#
 楼主| 发表于 2012-5-3 20:21:38 | 只看该作者
历任社长

  • 吴昌硕 (1844-1927),初名俊卿,初字香朴、香圃,又字苍石、仓石、昌硕,-一作昌石,号缶庐。浙江安吉人,寓居上海。1913年被公推为西泠印社首任社长。诗书画印博采众长,自成一家,被誉为四绝,为纵跨近、现代的杰出艺术大师。书法初师颜真卿,后法钟繇、王羲之,得力于石鼓文,笔力遒劲,气势磅礴。篆刻钝刀直入,苍劲雄浑。他将书法、篆刻...

  • 马衡(1881-1955),字叔平,别署凡将斋,浙江鄞县人,寓居北京。1947年被推为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现代著名金石书画家,篆刻家,印学家,鉴赏家,考古专家。早年曾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1924年参与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故宫物品,故宫博物院成立后任古物馆副馆长,1933年起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建国后任全国文物管理委员会...

  • 张宗祥(1882-1965),原名思曾,字阆声,号冷僧,别号假山,又署铁如意馆主。浙江海宁人。1963年被选为西泠印社第三任社长。著名书法家、版本学家,亦善绘画,擅长古籍校勘。曾先后担任浙江高等学堂及两浙师范学堂教员,北京大理院推事兼清华学堂教员,浙江军政府教育司中等教育课课长,教育部视学,京师图书馆主任,浙江教育厅厅长,文澜阁...

  • 沙孟海(1900-1992),原名文若,号石荒、沙村、兰沙、僧郛、孟公。浙江鄞县人,居杭。1979年起被选为西泠印社第四任社长。著名学者,文学泰斗。书法学、古典文学、古文字学、篆刻学、金石学、民俗学、考古学等学问渊博,研究精到,造诣精深。其书法篆隶真行草诸体皆精,沉雄茂密,俊朗多姿,以气势磅礴见称,世有定评。题榜大字更为人激...

  • 赵朴初(1907-2000),安徽太湖人,居北京。1983年起任西泠印社名誉社长,1993年起任西泠印社第五任社长。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社会活动家,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曾任华东军政委委员会民政部副部长、人事部副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政法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红十字会名誉会长,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第九届全国政...

  • 启功(1912-2005),姓爱新觉罗,字元白,满族,居北京。2002年10月起担任西泠印社第六任社长。早年受业于著名史学家陈垣,长期从事中国美术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历代散文、历史诗选和唐宋词的教学和研究,对红学、佛学等亦有精深研究,学识渊博,涉猎宽广。他的书法、绘画、旧体诗词亦享誉国内外,有诗、书、画“三绝”之称。他还是我...
西泠印社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QQ|联系我们|手机版|Archiver|教师之友网 ( [沪ICP备13022119号]

GMT+8, 2024-11-23 10:11 , Processed in 0.150001 second(s), 26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1 Licensed

© 2001-2013 Comsenz Inc.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