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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平:重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 2012年04月20日 作者:杨东平 来源:中国教育报 关于儿童与自然的疏离,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能感受到的。伴随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人类渐渐远离了山川、森林、溪流和原野,成为穴居在钢筋水泥丛林中的动物。这种令人担忧的异化,今天正在加速。我最早受到触动是大约20年前,读到三毛的《塑料儿童》。说她在台湾邀几个孩子去看海,以使他们领略自然之美。孰料他们一路专注于手中的游戏机,到了海边仍不为所动,说这就是海啊,我们回去吧,6点半动画片要开始了!
一直以为欧美国家的情况会好些,因为他们更为崇尚体育和户外运动,城市生活与自然的联系也更密切一些。理查德·洛夫的《林间最后的小孩》打破了我的想象。事实上,“去自然化”的生活、儿童的“自然缺失症”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人类共同的现代病。的确,这本书具有开创性和振聋发聩的作用。作者透彻地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历程,揭示了正变得日益强大的导致儿童与自然疏离的新因素:空调、电视、动画片、电子产品、治安状况……以及网络。一个孩子坦率地说:“我更喜欢在屋里玩,因为只有屋里才有电源插座。”
儿童与自然的脱离有一些直接的后果。新一代人不再关注“红红白白的牵牛花,红红白白的三叶草,还有那鹟鸟的歌声,还有那雪白的羔羊、粉红的猪崽和牛犊……”它会造成感官的逐渐退化,造成例如肥胖率增加、注意力紊乱和抑郁现象等影响儿童身心健康的病态。间接地,它则损害着儿童的道德、审美和智力成长。一个从小对生命和自然失去敏感的人,长大之后怎么会关心地球环境和人类命运呢?
早在卢梭的《爱弥尔》、梭罗的《瓦尔登湖》中,就揭示了在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变质。这本被誉为可以与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相媲美的书,并未止于一味的担忧和警示,沿着卢梭和梭罗向自然学习的方向,作者为救治儿童的“自然缺失症”,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的主张。拉近生活与自然的距离,重新建立孩子与自然的联结,让孩子在真实的世界里学习,成为教育面临的重大挑战。这些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包括种植和园艺之类让孩子亲近自然的传统方式,更多地带孩子走进自然,户外活动、散步和露营,野外垂钓和野外动物观赏等,这一变革的主题得到教育学理论的支持。
恢复儿童与自然的内在联系,更具根本性的,是改变城市与自然对立、城市与自然隔绝、所谓“自然在远方”的空间规划。《林间最后的小孩》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疆域,它关于建设“野生化的城市”的主张,使此书超越了对家长和教师的指导,而成为规划师和建筑师的绿色指南。与一般意义的“生态城市”有所不同,它更强调对本真的自然环境、自然形态的保留和兼容。例如通过计划用地、建筑设计以及公共教育将城区中的一些空间转化成野生生物栖息地、基因多样化的自然走廊。关键在于,这并非是一种“生态乌托邦”,例如芝加哥市不仅保护野外空地,并且重视重建野生动物栖息地、林阴道、河流廊道以及其他自然地貌,扩大城市已有的公共用地。“景观都市主义”强调将空地的利用放在首位,而非建筑形态;提倡不确定性,改变一成不变的建筑模式,以唤起自然周期性自我修复能力。“绿色都市主义”已经在西欧国家迅速发展,在芬兰的赫尔辛基市,绿色从市中心一直延伸到北部的原始森林,城区则致力于“为儿童玩耍和居民社交提供一个野生的、绿色的、机动车禁行的场所”。瑞典的哥德堡市周边有60个农场,有的对公众开放,居民们可以自采浆果和蔬菜;有的是供儿童游玩嬉戏的农场;还有作为残疾人专用的骑术训练场。新建居民区中心,还可见小片的牧场、牲畜和农场建筑……
《林间最后的小孩》告诉我们,人与自然的危机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而新文明的曙光和坐标也已清晰可见。在这一人类文明转型的关键时刻,中国的地位十分独特,而且举足轻重。作为自然之友的一员,我们亲历了早期参与野外活动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成为生态和环境领域的大学生;也目睹着在“应试教育”环境中和互联网时代青少年与自然的彻底决裂,他们已经形成一个新的物种:都市中与世隔绝的“宅男宅女”。
正如作者所说,人与自然间有意义的联系对人性、对人类都是必要的——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一个种群,它对我们的生存和精神需要都必不可少。作为一个21世纪的自然之友、自然之子,他理想的状态是生存在大自然和互联网之中,成为一个保持自然属性的地球村村民。也就是说,网络应当是我们更密切地走进社会、走进自然的桥梁和纽带,而不是封锁和屏蔽。我们需要重建与自然的联系,归真返璞,正本清源;需要不断地亲近自然,热爱生命,热爱动物和植物;需要使城市更加自然和野性盎然;需要重温这样的至理名言:
爱默生说:“培养好人的秘诀就是让他在大自然中生活。”
蕾切尔·卡森说:“那些感受大地之美的人,能从中获得生命的力量,直至一生。”
一个孩子坦率地说:“我更喜欢在屋里玩,因为只有屋里才有电源插座。”互联网时代青少年与大自然的彻底决裂,让他们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物种:都市中与世隔绝的“宅男宅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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