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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改革给中小学教师提出了很多期望,比如“教师成为研究者”;“个人反思”、“同伴互助”和“专业引领”;“叙事研究”,等等。这些新的期望经常被转换为一系列教师培训的主题,比如“新课程与教师角色转变”、“新课程与教师专业发展”、“新课程与教学方式的转变”、“新课程与教研方式的转变”或“建立以校为本的教学研究制度”(简称“校本教研”),等等。
校本教研原本为了化解中小学教师在课程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但中小学教师却似乎普遍不那么领情。任凭校本教研的呼声如何高昂,中小学教师似乎不以为然,“不愿起哄”。
当“校本研究”被提倡时,中小学教师究竟该做些什么?
1980年代,中国教育界因《学会生存》的出版而流行“终身学习”和“学习化社会”的教育宣言,但这个宣言对中小学教师来说似乎一直是很遥远的事情。
1990年代,中国教育界因《第五项修炼》的出版而流行“学习型组织”的教育理念,但这个教育理念对中小学教师来说,似乎更加遥远。
2000年代,中国教育界因“新课程”的实验而流行“建立以校为本的教学研究制度”,但这个制度对中小学教师来说,仍然是遥远的事情。
如果我们完全不理会“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组织”,再加上一条“建立以校为本的教学研究制度”,不过是在流行的教育概念中再增加一条热闹而孤寂的教育口号。
“教师学习”是重要的,但显然这是个难题。因为“教师不学习”有时不是教师的问题,而是整个教育制度(如校长的管理方式以及教育考核制度)的问题。
不过反过来看,如果我们突破“教师学习”的困难而使“教师学习”成为可能,“教育改革”就会有新的希望,有可能开辟一条新的学校教育改革的道路。
当我们将这种新的希望托付给“教师学习”时,主要是指“教师读书”。“教师读书”与一般的“读书”方式不同,有效的“教师读书”应该采取类似彼得·圣吉提倡的“学习”概念。我认为这种“学习”的关键在于教师真正能够以“以问题为中心的学习”(相当于彼得·圣吉提到的reflection in action)的方式引起教师的“教育信念”(相当于彼得·圣吉的“心智模式”)的改变。
一旦学校能够引导教师展开“教师读书”(“以问题为中心的学习”)的活动,教师将由读书而获得“自我超越”的热情。在教师有了“自我超越”的热情之后,学校管理者接下来的责任就是在适当的时机“与教师一起”提升出学校的“办学理念”(相当于彼得·圣吉的“共同愿景”)和相关的“教育信念”。学校整体的“办学理念”和相关的“教育信念”必须以各个教师的“自我超越”的热情为前提并使之成为各个教师的“自我超越”的一种需要。
于是,所谓的“教师读书”,实际上是为了让教师针对自己的“教育问题”和“教育困惑”而获得“自我超越”的热情;是为了让学校针对教师的“教育问题”和“教育困惑”提升出“办学理念”以及相关的“教育信念”。
教师一旦获得“自我超越”的激情,教师一旦获得“办学理念”和相关的“教育信念”的支持,学校教育改革将由原来的“自上而下”的、“先开发理论然后推广实验”的“教育实验”模式(英语国家称之为“RDD模式”),转向“自下而上”的、针对“教育问题”的“教师读书”并引起“行动反思”的“行动研究”(称之为或“校本教研”模式)。可以将这种“行动研究”(或“校本教研”)模式的基本“环路”表述为“问题—设计—行动—反思”:
第一,问题。暴露教师的“问题与困惑”。这需要通过“深度汇谈”的方式让教师把“工作压力”、“专业疑难”或者“人生困惑”等摊出来。这一步的重要意义在于:如果教师不将自己的工作压力、专业疑难、人生困惑“暴露”出来,教师将感到没有改变的必要,或者感到没有改变的可能。性格温和的教师将因为“没有改变的必要”而沉湎于自己狭窄的“个人经验”;性格激进的教师将因为“没有改变的可能”而陷入牢骚、抱怨、批评、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生活。
第二,设计。教师针对“问题与困惑”寻找、设计相关的方案。“设计”表面上看是拿出一个技术性的方案,但很多教育问题的解决与其说是一个技术问题,不如说是“人生信念”以及相关的“教育观念”问题。这正是为什么教师需要不断“学习”、不断“读书”的原因。“教师读书”旨在实现“观念转变”,包括“自我超越”以及相关的“人生信念”、“教育信念”和“办学理念”。这一步的重要性在于:如果教师不调整自己的“生活心态”、“生活信念”,如果教师只是简单地选择某种教学策略或教学技术,很多教育问题将不可能获得解决。
第三,行动。在“自我超越”、“办学理念”、“教育信念”的支持下采取教育“行动”,尝试着解决教育问题或教育困惑。
第四,反思。行动中不断“反思”发现新的教育问题和教育困惑。
总体上看,“教师学习”直接指向教师的“问题解决”,但为了解决问题,教师需要通过“读书”而调整自己的“人生信念”、“教育观念”,进而“设计”解决问题的方案。
教师如何形成自己的“人生信念”?
无论身处何种职业领域,每一个人的“人生信念”都在两种活动中诞生:一是个人的“生活实践”及其“体验”;二是对他人的生活实践的“观察”和“领会”。而积极的“人生信念”却在这两种活动的“关系”中形成。也就是说,积极的“人生信念”既缘自个人的生活实践的“体验”,又来自对他人生活实践的“关照”。二者相互推动而形成自己的“阶段性”的“人生信念”(所谓“阶段性”,是指“人生信念”在不同的时期会因自己的生活实践和他人的生活实践的改变而发生“动态调整”)。对于已经形成自己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态度”(相当于彼得·圣吉说的“心智模式”)的人来说,重要的是观察和领会他人的生活实践和生活态度并从中获得“自我超越”的激情。
如何观察和领会他人的生活实践、生活态度?对于教师来说,最紧要也是最困难的,是走出自己个人狭小的生活世界,出去看看“他人”在做些什么。看看在同样的条件限制下,“他人”正在做什么努力,“他人”选择了怎样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
教师如何走出去呢?不是说教师一定要离开学校,也不是说教师一定要争取更多“观摩课”的机会。重要的,是看书。不只是看时下出版的专著或文章,而且包括已经成为历史的经典性教育文本。“每天不断地读书,跟书籍结下终生的友谊。潺潺小溪,每日不断,注入思想的大河。读书不是为了应付明天的课,而是出自内心的需要和对知识的渴求。如果你想有更多的空闲时间,不至于把备课变成单调乏味的死抠教科书,那你就要读学术著作。应当在你所教的那门科学领域里,使学校教科书里包含的那点科学基础知识,对你来说只不过是入门的常识。”([苏]苏霍姆林斯基著,杜殿坤编译:《给教师的建议》,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页。)
可是,当教师寻找阅读的书籍时,书市上“为了教师”的书太多,而“适合教师阅读”的书又太少。很多书的“前言”都指明“适合中小学教师阅读和参考”,但真正适合中小学教师阅读和参考的书却显得稀稀落落。
当我们想找一些适合教师阅读的书籍时,竟发现书架上的相关专著或教材似乎与教师的阅读期待相距遥远。很多书倒适合大学本科生在教室里安静地琢磨,而且一定要有期末考试作为威胁,否则这些书很难说有多大的可读性。
中国教育界尽管从来不乏“为教师写作”的人,但真正“为教师写作”的书并不多,不少形式上是写给中小学教师的,实际上中小学教师并不在场。这导致了大量的教育写作几乎是没有读者或者说读者缺席的写作。我们期待教师在行动研究或校本教学研究不断地“与历史对话”。但当教师坐下来愿意“与历史对话”时,却找不到谈话的“对象”(作者)。
为此,我们“在现有的条件下”,根据中小学教师的推荐和我们几位大学研究者的多次讨论,暂时设计了一个“教师学习行动计划”。这个“教师学习行动计划”并不理想,只是提供参考和选择。所列的书目将根据中小学教师的“阅读指数”(我们打算做相关的“问卷”调查和“访谈”)做出调整。
虽然以“读书”的名义,实际上我们是建议教师读“文章”。一般所谓的“好书”,也并非字字珠玑。只要这本书中有一篇或几篇好文章,已经不容易了。所以我们建议教师拿到一本书时,首先要学会从书的整体结构中选择自己喜欢的、有阅读价值的“章”、“节”。教师名义上是买“书”、读“书”,实际上是买“文章”、读“文章”。教师的时间一般无法保障教师整本书整本书地“系统阅读”(适合教师阅读的“书”,也许是“读者文摘”类的)。我们宁可建议教师读“文章”,不要读“书”。文章从哪里来,可以从《读者》、《师道》、《教育参考》、《福建论坛》等杂志来,但大量还得从“书”中来。教师需要将书当作文章读,需要学会将一本书拿起来之后通过目录、前言以及相关的整体浏览而迅速决断最值得自己阅读的“章”、“节”。将厚书读薄,这是一种读书的艺术。当然,如培根言:“书籍好比食品,有些只须浅尝,有些可以吞咽,只有少数需要仔细咀嚼,慢慢品味。”([英]培根著,何新译:《人生论》,中国友谊出公司2003年版,第181页。)
“教师学习行动计划”将教师的阅读书目分三个“类型”:“生活智慧类”(或者称之为“实践智慧类”)、“教育新理念类”(包括“课程改革”)和“教育散文类”(主要是反映教育生活实践的“教育随笔”、“教育手记”、“教育日记”、“教学录像”、“教育电影”)。在“教师阅读”的过程中,第一个阶段最好先阅读“生活智慧类”的书。比如哈伯德的《自动自发》、卡耐基的《人性的弱点》等等;第二个阶段再阅读教育新理念和教育随笔类的书籍。第三个阶段是将自己的“自我超越”的热情和最新形成的“教育信念”付诸“行动”并在行动中反思调整。在整个阅读过程中,“生活智慧类”的书或文章应该成为教师改变和行动的前提。阅读这些书应该成为教师的“信仰之旅”。先调整和形成人生的信仰和追求,然后才有可能学习和调整自己的“教育观念”。对教师来说,先有“生活态度”、“生活信仰”的转变,后有“教育观念”和“教育行动”的跟进。
“教师学习行动计划”中列举那么多的书,并非所有的书都得完整地阅读。教师个人在某个阶段可以从中任意选择“三本书”重点阅读,也可以普遍浏览之后确定适合自己阅读的个性化的“三本书”。而在具体的阅读过程中,教师可以调整、变化自己的“三本书”的结构。但愿教师在阅读之后的某一天感叹说:在我人生的道路中,有“三本书”对我影响很大。
教师在没有形成独立地读书习惯之前,需要学校安排阶段性的“读书交流”活动。通过类似“读书交流会”、“读书报告会”的形式,使“读书”过程成为寻找教育问题和教育困惑的解决方案的“设计”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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