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阅读智脑强国的两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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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林2011年第19期“意林读书院”

靠阅读智脑强国的两个国家
●     薛来彩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的人最爱读书，一个是以色列，另一个是匈牙利。
    以色列人均每年读书64本，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犹太人人均每年读书达68本之多。犹太人有个习俗，当孩子出生时，母亲就会翻开《圣经》，滴上一点蜂蜜，让小孩去舔《圣经》上的蜂蜜，通过这一舔，让孩子对书产生美好的第一印象：书是甜的。当孩子稍稍懂事时，几乎每一个母亲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有一天你家里突然起火，你首先会抢救什么？”当孩子回答是钱或钻石时，母亲会严肃地告诉他：“这些都不重要，你首先应该抢救的是书！书里藏着的是智慧，这要比钱或钻石贵重得多，而智慧是任何人都抢不走的。”因而犹太人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文盲的民族，就连犹太人的乞丐也是离不开书的，即使在乞讨，他们的身边总会带着每天必读的书，更别说衣食无忧的人了。在以色列，书刊价格非常昂贵，每本书的售价在20美元以上，每份报纸也在6美元以上，但普通以色列人对购买图书和订阅报刊都十分慷慨。这个仅有500万人口的国家，持有借书证的就有100多万人，是全世界人均拥有图书最多的国家。
    “安息日”是以色列犹太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教活动日，在“安息日”所有的犹太人都要停止所有商业和娱乐活动，商店、饭店、娱乐等场所都得关门停业，公共汽车要停运，就连航空公司的班机都要停飞，人们只能待在家中“安息”祈祷。但有一件事是特许的，那就是全国所有的书店都可以开门营业。而这一天光顾书店的人也最多，大家都在这里静悄悄地读书。
    另一个国家匈牙利，它的国土面积和人口都不足中国的百分之一，但却拥有近两万家图书馆，平均每500人就有一座图书馆，而我国平均45.9万人才拥有一座图书馆。匈牙利平均每人每年购书20本，而我国上世纪90年代统计，平均每人每年购书只有5本，现在还在下降。
    一个崇尚读书学习的国家，当然会得到丰厚的回报。以色列人口稀少，但人才济济。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有8个，以色列环境恶劣，国土大部分是沙漠，像巴勒斯坦等阿拉伯国家的粮食不够吃，还要以石油换食品，而以色列却把自己的国土变成了绿洲，而且生产的粮食不但自己吃不完，还源源不断地出口到其他国家。他们凭着聪明和智慧，创造出惊人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而匈牙利，诺贝尔奖得主就有14位，若按人口比例计算，匈牙利是当之无愧的“诺奖大国”。他们的发明也非常多，既有火柴、圆珠笔这样的小物件，也有电话交换器、变压器、汽化器、电视显像管这样的尖端产品。据说，上世纪80年代是匈牙利人发明的黄金时代，平均每年的发明专利都在400件以上。一个小国，因爱读书而获得智慧和力量，靠着智慧和力量，将自己变成了让人不得不服的“大国”。
    一个学者说：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应该是一个人的阅读史，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民族的阅读水平；一个国家谁在看书，看哪些书，就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未来。所谓“读书改变人生，知识改变命运”。读书不仅仅影响到个人，还影响到整个民族，整个社会。有人感叹道：“当今社会识字的人多了，读书的人却少了。”很多人把宝贵的时间耗在推杯换盏、打牌搓麻、欢歌劲舞等娱乐应酬中，却不愿花时间认认真真地读几本好书。要知道：一个不爱读书的民族，是可怕的民族；一个不爱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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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从80年代中期起，我常有机会在英国牛津大学等学校作访问研究，对中外高等教育的差异有一些初步印象。我也曾留意国外的中学教育，对两种不同的教育体制形成了一点感性认识。我觉得，中西教育差别，就像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一样深刻而源远流长。
   在牛津，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这里的专业划分相当粗疏，讲究博与通，是可能工具型，而不像我们那样是专用工具型。比如，牛津大学只有研究生才可以说是哲学专业，本科生则叫做“PPE”学生，这是指攻读哲学－政治学－经济学（philosophy－politics－economics）的学生。在结束本科，念研究生时再专攻以上三种专业中的一种，这种安排使文科学生在本科阶段具有较为广博的知识。
   在牛津，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学生选修哲学课程，虽然其中最多有十分之一的人日后会以哲学为自己的专业。我想，如果不是强制，中国的大学生中决不会有这么多人去听哲学课。    牛津大学有很多中国留学生，中国的学生和访问学者一致认为，相比而言，西方学生动手能力强，而中国学生书本知识、理论知识多。遇到做实验时，往往是中国学生问他们，而涉及到书本知识时，则是他们请教我们。一位来自复旦大学的学生告诉我，他粗略统计了一下，他在大学本科所学的课程门数是英国学生的3倍以上，其中一些科目相当冷僻。他说，他的中国老师要提职称，要凑够教学课时数，于是各显神通，什么课都开，他们只好拼命学，其用处就是到牛津来让英国学生大吃一惊。
   一般而言，西方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强于中国学生。我们看重的是现存的知识，他们看重的是会不会出主意，不论是学生、教师还是研究人员，他们挂在口头，常常赞扬的就是说某人有“idea”。我曾问过一位著名的牛津哲学家：“你认为最好的学生应该是什么样子？” 她的回答使我感到意外：“最好的学生就是能教给我一些东西的学生。”
   当我于1999年重访牛津时，我临时被聘为一个美国留学生的导师，终于体验到了当一个优秀学生的老师的喜悦。这是典型的牛津导师制教学。我每周给学生指定阅读书籍与论文题目，然后面谈，讨论。这个学生在论文和讨论中的表现常常是令我惊喜参半，许多我急欲表达的看法，都被她抢先表达出来了。她虽然并没有达到“教给我一些东西”的程度，但让我在教学时思想大大地活跃起来。学期结束时，我在这门课程上给她记了一个A，与我同办公室的英国同事委婉地暗示我，给A是否太高了，我于是顺手在A的右上角加了一个减号。我猜想，很有可能，英国教师对于这样的学生是见惯不惊的。
   当我在访问牛津大学之后访问一个美国私立大学的图书馆时，我对西方教育重视技能的印象更深了。如果说，中国大学的重心在课堂，那么在美国，图书馆至少和课堂是平分秋色。在该校，大学一年级学生的重头戏安排在图书馆，课程很重。学生在这里学习使用计算机，查阅文献，下载材料，学习讲演和写作。从写一般的作文到撰写学位论文，从搜集材料，组织材料到立论和制作索引，都有专门课程，也有专职人员在图书馆值班，随时辅导。
   以我在80年代的观察，除了极少数很有抱负的学生，西方学生的勤奋程度远逊于中国学生。以至在美国，许多年轻人不把进大学当成去读书，而是去“过校园生活”——这意味着球赛、聚餐、交异性朋友，等等。另外，西方家长愿意花在子女身上的精力、时间和金钱，比中国家长要少得多。依我的标准，西方学校对学生抱一种自生自灭的态度，很少强制，你是天才靠自己奋斗冒尖，你不求上进，甚至自甘堕落，也是咎由自取。我的一位英国朋友的儿子吸毒，来管的是警察，如果在中国，恐怕班主任、校长都有干系。中国的教育强制成份重得多，学生的表现、成绩，总要符合家长、学校、社会的要求。
  我们正处在一个高度科技化、功利化的时代，个体和整体的生存竞争压力，已经使教育过分地实用化与工具化。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中，审美情趣正在急剧失落。我认为，在21世纪，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将在高科技的专门知识与人文、道德、历史感两方面对人提出更高的要求。如何满足这种要求，是教育的任务，这关系到亿万人的福祉，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地位与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