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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书20年:那一次次沉重的自我告别《教师博览》原创版2011年10期“人物志”
■福建 王木春
王木春:1992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现为福建省东山一中语文教师。福建省特级教师,2004年曾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在各类教育报刊发表随笔、杂文六七十篇。“拒绝把教育写作改装成对现实的粉饰或无病呻吟的歌唱”是其写作立场。
一
几乎毫无悬念的,大学毕业后,我心甘情愿地回到中学母校当教师。因为我的恋乡情结,因为我喜欢这份职业,还因为我有一份盛夏般火热而成熟的爱情,等待收割。
多年后才明白,对即将闯入的现实世界,我所做的心理和思想准备,是那样的匮乏。我像被突然丢在闹市中的小孩,四顾茫然,凭一股书生意气,跟着感觉跌跌撞撞地前行。生活很快就教会我许多。
任教一年多后,恰逢学校福利分房,我想,该结婚了——为了分到 25平方米的住房。分房过程中,我发现有猫腻,与领导据理力争,结果,不仅于事无补,还导致后来在同一所学校任教的妻子请产假时遇到种种波折。愣头青的我不懂得,也不肯去迁就所谓的“暗规则”,忽然间觉得,这不是我想象的校园,这不是我所追寻的生活。我陷入从未有过的伤痛、悲观与迷茫中。当时教师工资极低,一家人入不敷出,孩子怎么抚养?房子在哪里?……我决定改变自己的路。
可天下的路有无数条,适合我的似乎只一条。曾经把简历通过熟人投给本地一家企业,面试时看到前面一条“长龙”,我逃跑了。我发现,我和那些人是不一样的。我好歹是读书人啊!说来可笑又可怜,我所要争取的这份工作是当保安或仓库管理员。这是1994年的家乡,我一个本科生做教师的月薪是210元,而这家企业的保安工资近600元。
后来,做水电工的亲戚让我业余去当他的“徒弟”,我答应了。每周我有一天没课,加上周日,每周可以两天外出打工。和我一道做学徒的,是位不足20岁的小伙子,一问,他如果小学五年级不辍学,刚好念高二,可能成为我的学生。现在,他是我的半个师傅。那段日子,我学会了大口大口地抽劣等香烟,学会闭着眼睛一手握铁钎一手砸铁锤,学会叼着烟卷讲荤话……星期一早上,我换下满是尘泥的做工服,穿上干净的衣服,摇身一变,又是“人民教师”了。
一次,我去做工的那家房主,在镇里某单位当副科。房子占地两百多平方米,房间各种配备也高档。一个老师傅问我当老师月薪多少,然后指着正在安装的马桶对我说:“你四个月的工资只能买这个马桶。”房主进来了,一边递好烟,一边颐指气使。我上了三楼,蹲在人字梯上,手握铁锤,一锤锤砸下去。我的心在迸血。
蓦地,从窗口我瞥见学校的操场,虽杂草丛生,却安静如斯,诗意流淌。突然,钟声与广播操音乐相继响起,学生三三两两走向操场。我认出我班学生站队的位置,他们跟随旋律动作起来……看着看着,我泪眼模糊了。
第二天,我很早到校,等待学生一个个走进教室。我感到脱胎换骨般地清爽。我不知道前面还有什么等着我,但我想我再也不会离开了——至少这里有我的梦,我的尊严。
二
尽管有过小波折,三年后,我带的班高考还是获得较好成绩。更重要的,我与学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那时年轻,有激情,而教师职业是我最初也是唯一的选择。既然别无选择了,就努力做好——这是我当时的简单想法。
我带的是年段的最慢班。经过高考的淘洗,仅少数学生考上高校,其余打道回府。几年后,好多回在霓虹闪烁的街头,遇到蜷缩在KTV门口当摩的司机的学生俊华,他瘦小的影子,他见了我后羞愧自卑的神情,让我一次次无端地悲伤。我也来自农村,高考是改变我命运的唯一机会。我侥幸成功了,跳出农门,告别了锄头,而他们呢?他们是我的学生,从此他们就不再是一串冰冷的名字,而是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融入到我一生的记忆中。
还有武添,一个我恨铁不成钢的学生。毕业后,他曾来找过我几次,说在哪个厂子打工。一次,他大半夜从老远而来,对我说他看电视剧时脱口说出“孙文”就是“孙中山”,遭到众人的嘲笑,随后他证明了自己是正确的,大家又报以掌声。“王老师……我没有给你丢脸!”他的话成为长久以来安慰和激励我的“名言”,给我启示:即使当慢班的老师,教出来的学生与大学无缘,可并不等于没有意义。或许,从某种角度来说,意义更深远。
这样埋头苦干,一届届学生流水般远去。其间,我从一个普通的班主任,到段长,到学校中层领导,荣誉也来了。2004年,我获得全国优秀教师称号。那天,我去参加颁奖仪式,三位模范教师的报告颠覆了我对教师职业的看法。
一位在偏僻小乡村坚守了几十年的老教师说,为了上课贻误送孩子求医,导致孩子终身残疾;一位女教师说,因为工作太忙(上面不断来检查工作),腾不出时间陪丈夫上医院体检,丈夫患癌症去世;又一个女教师说,因为忙于毕业班教学,无暇顾及身体,好不容易怀上的胎儿死于腹中……我当时忍不住悲怆,泪水滂沱而出。半小时后,踏上红地毯铺就的领奖台,我一点“光荣感”都没有。我愧疚于自己和他们比起来,什么“不幸”也没有,同时想到自己这些年来,为了会考和高考,如何挨过一个个难眠的夜晚,有一次公布会考成绩前夕,我几乎彻夜噩梦连连,妻子从身后抱紧我,才使我没有陷入身心崩溃的境地。我想到自己刚满35周岁、却快速走向衰落的身体,想到如何才配得上当一名真正光荣、真正有尊严的教师,想到很多……
我渐渐懂得了:不能做“不幸”的教师!我首先得健康、快乐,然后才是个称职和优秀的教师。当教师,先要做一个有体面有尊严的人。对于没有幸福感的人,不存在幸福感的职业。
我学着放慢步履,爱上运动、旅游,进而改善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不再甘心成为一台教书机器。
三
2007年,我担任学校德育处主任,兼高三年段长。高考前,年段决定举行“高考百日誓师大会”。为了把誓师大会开得隆重、具震撼力,我们向文化局租借县城最大的会堂。可惜,会堂仅600个座位,只好让100多个学生自带椅子。会后第二天,我收到学生一封“匿名信”。
敬爱的王段长:
您好!
我是高三年段慢班的学生,我代表我们广大慢班的同学对年段今天召开百日誓师大会的一些事情表示愤满(懑)。知道吗?当我们那几个班级的学生搬着椅子走进会堂,我们是怎样一种心情呢?我不晓得我们的班主任是怎样的心情,但是我们觉得心里特别压抑!一种强烈的歧视感拍击着我的心坎,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那一种被歧视的感觉如此强烈。老实说,搬椅子到那儿是一件举手之劳的事情,可就是那么一把椅子显示着人与人的区别,您在会后对我们说感谢,这是一句让人觉得温暖的句子(话),然而我的心久久也温暖不起来!为什么偏偏就是我们那(这)4个班级?仅仅只是凑巧吗?偏偏就是我们那(这)4个年段所谓的慢班!为什么不按顺序?……
看完信,一双双责备的眼睛、一张张愤愤不平的脸堵在眼前。回忆起自己小学时遭受同学们唾沫围攻的恐怖情景,回忆起高考报名时被剥夺报考大专资格的耻辱……我的心在啜泣,在滴血。虽然,我曾经极力主张让快班的学生自带椅子(理由之一:快班的学生占有的优势资源已经够多了),后来该建议被大家否定了。然而,这不能免除自己的罪责。一整天,我浸泡在愧疚中。我是教师,可我无形中充当了“刽子手”,用人为的等级去屠杀近200名学生的心灵。
我把此事写成随笔发表在省内教育刊物上,一些领导、老师看到了。可是,几个月后,同样的一幕又在新一届的学生身上重演。新一届的学生写信给我,申诉和痛斥。作为年段的“一把手”,面对此情形,除了在悲愤中再写文章聊以呐喊几声外,我还能做什么呢?
我终于明白,社会有一股强劲而无形的力量左右着学校的运行,而个人的力量显得微渺。我重重跌入失望的深渊。那些夜里,我独自飘荡在没有星光的路上,滋生过一个念头:离开学校,我不想继续充当“罪恶的同谋者”。可是,已近不惑之年的我,离开了学校还能靠什么维生呢?况且,我早习惯了相对单纯的校园生活,习惯了和一群年轻的学生在一起,习惯了在课堂上捧着书漫游于文学天地的日子。
即便如此,我也不能容忍自己像别人一样麻木地活下去。我应该有新的姿态,走自己的道路。而所有这一切,都只有从改变自我开始。
四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拿起笔,反省十几年走过的教育之路,记录行进中的生活。我不想迷迷糊糊地挨到60岁,然后无声无息地退休。教育里存在种种美和丑,我的身上同样存在大量的美和丑,我可以做教育现场一名忠实的反思者、观察者、记录者、思考者。
教育写作,我从2004年就起步了,可从未形成自觉。从这时起,教育写作的愿望豁然清晰起来。随着文字越积越多,我越发感到,作为一名教师,除了“传道授业解惑”的价值外,至少还有另一个维度的自我价值。在《写作,是对自我的成全》一文中,我写道:
我真切地体验到,写作让我变得“更能享受人生与忍受人生”。每天沉溺于柴米油盐、缺乏更新与植入的爱情,会使人厌倦和庸俗。同样,单一而琐碎的教学工作,年复一年,极易窒息人的生命热情和创造力,把人拖入麻木平庸的泥沼中。教育的激情乃至生命的激情,首先取决于教师有意识去唤醒自己沉睡的心灵……在思考中,在阅读中,尤其在写作中,重新发现和探索自我,深度体验职业的苦乐,发掘教育的意义与价值。有了文字的滋养,我们的心灵永不衰老,我们的精神发育得更强大,我们的生命也获得一次次成长。从而,我们实现了对自我的拯救。
几年下来,我的文字和“声音”获得了大家的认可。去年底,应出版社的约稿,我着手精心准备自己教育处女作的出版。
写作还改变了我的语文教学观。当“人”的核心地位在我的意识深处竖起来之后,我的课堂也不知不觉地发生“变脸”。我不再像往年一样,把教学的目标锁定在单一的高考上。我的第一堂课,总是从读课外书开始。这些古今中外的优美文字、思想和情感,才是一个人到学校来该获得的重要元素。我抛开所有教参,用心灵直接面对文本,解读文本,找出我认为最有意义的角度切入,和学生共同质疑、探讨、发现。
“我最喜欢文中这几句,‘一个好母亲是不会阻止孩子成长和不会鼓励孩子求援的。母亲应该相信生活,不应该惶恐不安并把她的这种情绪传染给孩子。她应该希望孩子独立并最终脱离自己。’”讲授弗洛姆《父母与孩子的爱》时,我让学生挑出自己体会最深的句子,学生艺娟这样回答。我问她理由。“因为,我将来也要当母亲,当一个好母亲。”她的话引来大家的笑声,但这不是嘲讽的笑。我赞赏道:“艺娟的回答非常好,我们今天来学校接受教育,不单单为了获取对高考有用的知识,更要学习终生受益的知识,包括如何当母亲。你们学习成绩有高低,将来念的大学也有区别,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将来都要为人父母,教育自己的孩子。而优秀的父母,是需要学习的……”
——我的课就是这样,常常借题发挥地和学生“拉呱”。我还喜欢“无中生有”地和学生聊天,比如告诉他们刚才进校园时我看到木棉花开得正狂野,我也会对他们谈起周末自己读到一个美妙的句子,以至一整天沉浸在巨大的欢喜中。
这样的教学,回馈给我的东西更多——而不仅仅在高考分数。“我在北京搬了5次家,每次搬家因为书,搬得都很辛苦。一直觉得走到现在能比较独立比较勇敢,比较中庸,都是因为有看书的习惯。我一直觉得这是当初受您影响和指引,潜意识的力量真的很巨大!”某个寒夜,我突然收到一位多年前学生的来信。
“当一切尘埃落定,痛与不痛、幸与不幸早已弥散在风中,拥有的是一颗逐渐坚强的善良的心。”学生柯在今年高考中发挥失常,却给我发来这样的短信。
一届又一届的“他们”,让我看到教育的力量,感受到为师的尊严。
五
然而,最大改变却是我的“仕途”。
两个月前的一天,我起床很早,出门@@@@。初夏的雨,恰到好处地迷蒙下着。空荡荡的小街似乎为我而设。闻到一股久违的幽香。哦,玉兰花!已经好久不见它了。我收起伞,在玉兰树下停住脚步。我突然想哭泣,悲伤又幸福地哭泣。
半年来,为了应对上级的各种检查、校庆宣传,以及加重一倍的教学工作量,我的身心迷失在无边的重压下。已经几个月,我不曾在黎明早起,从容地从玉兰树下穿过,让它清新的气息覆盖我。上周末,在朋友Y的棒喝下,我幡然醒悟:我再也不能图可怜的蜗角虚名而把宝贵的光阴出卖给没完没了的会议和材料造假,每日活在紧张的阴影中,从而忘却了做自己该做的事——至少像正常人一样活着。于是,两天后,我终于跨出历史性的一步:我提出口头辞职,辞去学校德育处主任职务,也不再担任其他行政职务。妻子问:“你辞去主任,从此就没有痛苦了吗?”我回答:“人生一世,谁能摆脱痛苦?但要看承受何种痛苦。如果有一种痛苦伴随着无休止的内心自我谴责,这种痛苦即使能带来许多‘好处’,为什么我还不拒绝?”
此时,伫立在玉兰树下,回想这几年的自我纠缠,再想象若干个月后,我可以从此拥有相对单纯安静的时光,读书、写作、研究语文,乃至喝茶、发呆,可以无牵无挂地每天黎明@@@@,大喜悦填满心窝。
高考结束后第二天,我正式递交了书面辞职书。中考的最后一天,我来到学校履行我作为德育处主任的最后一项公事——向九年级学生收取上级临时布置的某种投票。段长和另一位老师说:“王主任,今年莫名其妙的投票格外多,老师和学生都很烦啊。”我真诚地说:“对不起!”而此时,我心底还有另一个声音在说:“对不起,全校的学生们,以及你们的学姐学兄们,这一年来,不,在我担任德育处主任5年来,由于我不敢违抗命令,一次次指使你们造假,我向你们道歉,忏悔……”
走出行政楼一楼大厅时,猛然觉得鞋底有异物磕脚。我脱下运动鞋,两三粒粗沙子跳到地板上。哈哈,多么富有象征意味啊!我笑了笑,穿上鞋,轻松离去……
回首这20年,是向昨日之我不断挥手告别的20年,是一个个新我诞生的20年。距退休尚有17年,我不知道,命运之舟又将载我到哪里去。还好,我已学会耐心地等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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