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评价体系不容标准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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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评价体系不容标准单一

——谢有顺答新快报问

    新快报：“文化”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您又是如何对其定义？
　　谢有顺：不必找寻文化的经典定义，这很难，但要理解，真正的文化不是概念、修辞或者规范，而是生命、生活和情怀。只有那些能在生命和生活中落实的文化，才是有价值的文化。我甚至还认为，文化是活着的历史。当时间流逝，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将烟消云散，惟独文化和精神将长存。马修·阿诺德在19世纪60年代说，文化这个概念很微妙地包含了一种使人美好、高尚的东西，每个社会中被认为是最优秀的因素；文化如果不能使一种现代的、具有侵害性、商业性和野蛮的城市生存状态消失的话，至少也能使之减弱。文化批评家萨义德在引用了阿诺德这段话后说，应该看到，文化既是舞台，也是一个战场。我深表赞同。因此，我们在讲文化建设的时候，不要只注重文化的出场方式和出场空间，还要看到文化也是一个反抗、斗争和自我辩护，它担负着清除社会杂质、净化生命空间、张扬理想精神的一种使命。
    新快报：文化的发展需要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而广东历来的政治环境都比较宽松，这本应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还是有促进作用的，但偏偏结果不尽人意，如今换作政府“包办”，是否要比“自然而然”更有效率呢？
　　谢有顺：要发展文化产业，需要民间和政府都有全新的文化观念。旧有的文化观念，可能可以做文化事业，但做不了文化产业，因为既然是产业，就必须有生产规模，必须可以复制，必须为青少年这一最重要的消费群体所接受，但在这些方面，我们其实都没准备好。我们一讲文化，就讲传统、国粹、悠久的历史之类，但这不是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式。越有文化传统的地方，有可能文化包袱越重，反而做不好新兴的文化产业，因为传统既是资源，也可能是守旧和反抗新文化形态的负面力量，所以法国做文化产业不如美国，南京做文化产业不如深圳——很显然，美国、深圳都没有深厚的传统文化，但她们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上反而能轻装上阵，大有可为。
　　因此，发展文化产业的核心问题主要是三个：
　　一是要更新文化观念。具体地说，就是对俗文化、大众文化要有一种平等对待、理性接受的心态。大凡文化产业，讲的几乎都是大众文化、市民文化，也可以说就是俗文化，你如果对俗文化采取一种拒斥的态度，一讲文化就想到粤剧、骑楼，根本无视大众的文化需求，那还谈什么文化产业？事实上，俗文化作为一种大众文化，讲的是文化形式和文化内容的大众性，只要不是低俗和恶俗，就应该被理性地理解。我们必须承认，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庸常的需求，你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去做高雅的文化人士——社会可以鼓励大家去听交响乐和看画展，但也要尊重人家看庸俗电视剧和听流行乐的自由。只有旧有的文化观念被更新，进而建立起了文化的宽容感之后，才会有好的发展文化产业的环境。
　　二是要重视文化传播的形式和手段。文化对民众的影响，如果是通过灌输、教化和强制的方式，往往起不到好的效果，文化重在潜移默化，那种润雨细无声的方式，才能让民众有效地接受。为何一些生硬的官方宣传不仅不能起到宣传的作用，反而会引起民众的抗拒？就在于这样的宣传无论在宣传用语和宣传方式上，都过分生硬、僵化了，他们只注重内容的正确性，而忘记了再好的内容，如果没有好的形式和方法，也起不到让人亲近和接受的效果。美国的电影、韩国的电视剧，包括赵本山的小品，都算是很好的文化影响民众的范例，它们的成功就在于它们都用了大众所喜爱的、贴近人性的方式。文化是为了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人性的，所以文化的表达也应该是人性的表达。
　　三是要重视文化消费的主力人群——青少年。现在有文化发言权和文化管理权的人，几乎都是中年人，他们在制定文化战略和制造文化产品时，往往只照着自己的口味来设计，或者迎合自己的上级和领导，殊不知，当下的中国，文化消费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文化产业的消费，主力的消费人群恰恰是青少年，也就是那些十几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无论是电影、音乐，还是动漫、游戏，核心消费人群都是年轻人。比如中国移动的利润，很大部分是靠发短信、上网和下载音乐，一些门户网站的收入靠的主要是网络游戏，这些文化消费者，不几乎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即便是电影院，坐的也都是这个年龄段的人。所以，意识到文化消费人群的巨大变化，是我们发展文化产业的关键。而在现有的文化体制和文化决策中，坦率地说，这些年轻人的声音几乎是不被重视，也没渠道得以表达的，这个缺失是很可怕的，很值得我们重视。
    新快报：然而，无论广东还是全国各地，当前政府对于文化建设的策略主要集中在文化体制改革和培育新兴创意文化产业，您认为这就是“文化强省”的体现之所在吗？如不是，那眼下文化建设的关键又应该是什么？
　　谢有顺：文化体制改革和培育新兴创意文化产业，这当然是建设文化强省的重要方面，但在此之外，还有两点也非常重要，一是文化传播平台的呵护和建设，二是面向普通民众的文化教育。任何好的文化产品、文化声音，要想传出去，传得远，就必须依赖于一个强的文化平台，没有好的平台、好的媒介，文化最终只能是自娱自乐。平台越高，声音就能传得越远。这一点，广东其实是有天然优势的，因为广东的媒体，尤其是广州的报纸媒体，在全国是做得最好，也是影响最大的。
　　文化强省的建设，首要的要呵护和做大这些平台，不要因为媒体有一些失当的报道，就打压媒体的生存空间，要善待媒体，善待媒体人，广州的媒体能走到今天，是很不容易的，前面有很多媒体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现在基础这么好，假如能以更前瞻的姿态、更巨大的勇气来对待媒体，由媒体来推动社会改革，并让媒体作为传播文化的首要平台，它必将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另外，报纸是大媒体，我们不要忘了，文化人本身也是一个小媒体、小平台，善待文化人，用好有影响力的文化人这个平台，也是传播文化的有效方式。
　　其次，面向普通民众的文化教育也不能忽视。不要一讲发展文化产业、建设文化强省，就上马项目，做大型活动，还是要重视如何让文化惠及一个社会的最末梢——普通民众。一个民族的文化素养的提高不是天生的，它需要有一个文化教育的过程，这个文化教育的工作由谁来做？应该是由政府主导、同时带动一切有文化使命感的力量一起来做。这就要求现在的文化机构、文化人都放低姿态，做一些切实、具体的文化服务和文化教育工作，以谦卑、积极、服务的心态，把文化的感召力真正做到民众生活中去，让普通民众也能受惠于文化、并享受文化带给他们的快乐。这就好比我们在大学，规定教授必须给本科生上课，就是为了能让本科学生听到好的课，道理是一样的。不能因为教授要做项目，就忽视了本科教育，那些把课讲得死气沉沉、毫无新意的教授，做了再多项目，都是难以令人尊敬的。因此，要重视社会最末梢的文化教育工作。做项目是可以短期出成果的，但文化教育却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工程。我们不能避难就易。
    新快报：跟北京、上海及苏杭一带相比，广东的文化内涵似乎有点底气不足，那么广东在构建文化强省上是否应遵循自己的特点行之，而“轻装上阵”的话又有哪些竞争优势呢？
    谢有顺：广东文化的特质是与广东这个社会形态密切相关的。广东文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比较宽容、务实、开放，有兼容并蓄的气度。它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能吸纳各种文化资源、各种新思潮、新思想。它和京派文化、海派文化有很大不同，比较日常化、生活化、市民化。在文化形态上，市民文化是其主要表现形式。——我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市民文化将成为中国城市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广东，尤其是广州和深圳，在这一方面有它的优势，因为广州、深圳正在成为新的市民社会。市民文化在过去的文化尺度里，曾被彻底庸俗化，甚至被忽略，今天要来重新认识它的意义。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市民文化将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而影响并主导现代人的生活。它是生活中有质感的文明样式，能够产生一种新的文化意韵，一种新的文化想象空间。广东人若不注意到这个新的文化趋势，而一味地跟在别人后面跑，那将是非常可怜的。
    新快报：与此同时，广东也有一些值得挖掘的传统性、地方性的文化，像粤剧、岭南中药等更是申遗成功，您认为广东的现存文化中有哪些是值得再挖掘或者再定位的？而“岭南文化”的说法本身是不是一种文化的模糊之举，您如何理解，又认为其应如何在现代生活中得以传承？
　　谢有顺：讲到传统文化，我们很容易把它简化成一种符号性的东西，容易把岭南文化简单地理解为就是一些所谓的标志性建筑，一些文化古迹，还有骑楼之类的。把文化符号化，这是我们惯常的思维方式。而我认为，文化最重要的并不是一些死去的符号，文化是一种精神。对一种文化进行挖掘和塑造，不仅要重视它固有的文化成果，更要挖掘这种文化内在的精神品质。岭南文化比较开放、宽容、务实，这种文化胸怀和文化气度，是非常可贵的东西。没有这种胸怀和气度的话，广东在这一百多年来，就不可能在各个领域得风气之先。今天讲建设文化强省，就应该发扬这样一种品质和精神，以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文化胸怀和文化气度。有了这种内在基础，新的文化创造才有可能发生。
　　文化应该是一种前瞻性的概念，不是一个固步自封的气场。传统文化不一定等同于保守的、死去的文化，先进文化也并非一定就排斥前卫、先锋的文化。传统文化同样有深具生命力的一部分，关键是如何把这种有生命力的部分与现代的新文化结合起来。传统文化和先进文化的结合，靠的不是外力把它们糅合在一起，而是文化的内在精神的传承和联系。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一种精神建构，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化是一个庞大的、前进的、开放的精神空间，它应该让各种健康的、具有思想先声的、创造性的基因都能在这一精神空间里生长。只有在这样的空间里生长出来的文化，才是有生命力的文化；也只有这种文化，才能改变一个地方的精神含金量。
    新快报：去年您在《岭南大讲坛》上以“经济危机下的文化机遇”为题作论，而今广东再举“文化强省”之口号，您觉得这对广东一改经济强、文化弱的局面，呈现出哪些新的机遇和突破口？
    谢有顺：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要借此扩大文化视野，建构起新的文化评价体系，尤其是他主动去认同那些能够影响主流人群的文化，那些在全国的平台上有竞争力的文化。广东文化建设的一个难题是，我们自己认同的，外面不认同，而全国其他地方认同的，我们许多时候又是无视的。我们的标准太单一，甚至有时单一到只有官方文化这一极的标准。标准单一，必然导致我们对新崛起的文化力量和文化人群的漠视。我们讲文化建设，转来转去就注意那几个有职位的人，就注意那几部获了奖的作品，这迟早会成为一个笑话，因为在一些文化建设做得比较好的省份，都是有好几套文化评价体系的，他们善于发现在萌芽状态的，在青年和主流中有极大影响力的文化力量，这是一种文化的后备力量，也是文化的希望之所在，但我们太不重视这个了。
    （注：采访的提问和整理者为新快报记者陈煜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