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座右铭”与我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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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座右铭”与我的成长■江苏 冯卫东


　　常言道，人到中年万事休。这话有道理，不少人到了中年，无论是内在精神，还是外在行为，都变得委顿、消极、没落，我以为人生在世，短短几十年，还是适可而止，见好就收。人各有志，无可厚非。而我似乎是在跨入中年门槛之后，才有了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强烈的“人生自觉”，这种“自觉”是有生之年必须有所作为的责任感，是赋予平凡生命以应有价值的意义感，是渐有经验、能较好处理多种关系的理智感……我是“人到中年万事忙”，其中自然有一些世事俗务的“忙”，而最大的“忙”却在于忙工作、忙事业、忙教育--为自我的成长、为担当的使命而忙。我的“人生自觉”来得有些晚，但既非“聊胜于无”，也好于那种“早慧”却于不久后便“大彻大悟”，以为人生不过尔尔而偃旗息鼓，最终无所作为的情形。这晚来的“自觉”中其实内蕴着一种宝贵的“可持续发展”的力量。细心玩索，我感觉，这种力量又在一定程度上源自个人先后的四个“座右铭”，是它们给了我求好向美、完善自我的动力。
　　■  “天道酬勤”
　　这是我的第一个“座右铭”。
　　1985年夏天，我由南通师专中文科毕业，分配到家乡一所新升格的农村完中。在师专，我是班上年纪最小的一个，正值青春期，基本上处于年幼无知、懵里懵懂的状态，更没有半点“人生规划”意识，加之当时新的“读书无用论”微澜泛起，我（也包括一些同学）没有好好用功读书，所以这三年中我（们）所获得的知识十分有限。
　　初为人师，我便闹出一些笑话。只说板书时写错别字吧，譬如，我把“凑”的左边写成“氵”，把“双管齐下”的“齐”写作“其”，更要命的是，有一次上汇报课讲《扁鹊见蔡桓公》，我把“讳疾忌医”里“医”字中的“矢”写为“关”，一个学生当面给我指出，而我还不以为非--因为从小到大，这个字我都是这样写的啊！--直到他指着文中“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一句为自己证明，我才知道自己确实错了，而且错得极其没有道理，不可原谅：我不仅受着过去学习所留下的顽固印象的负面影响，而且在备课时也囫囵吞枣，漫不经心，要不然绝不至于犯如此低级的错误！我顿时脸红到脖子根，没能再讲下去，后来也不知道是怎么下课的……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而类似的情形却不在少数，以致自己都有怕上讲台的感觉，刚刚燃起不久的从教热情迅速冷却下来。
　　人的一生中往往有一些“关键事件”，而工作第二年我便遇上江苏省大专起点中文本科段自学考试，这就是我的一次“关键事件”。通过自学可以拿到本科文凭，这在江苏乃至全国都是创举；而如果没有它，我至少还要再过几年才有资格参加本科函授考试，自然又会蹉跎一段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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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身成长”
　　这第四个座右铭大概会是最后一个，因为它已经把有关个人未来生活、事业、命运的思考、筹划、理想等等“一言以蔽之”。
　　这个座右铭是别人“催生”而成的。一所学校请我和教师们谈谈专业成长，我首先想到的是青年教师，校长说，学校中、老年教师也不少，他们同样有后续发展的问题，我这就想到“终身成长”四个字，心里顿时一阵激动：是啊，“生命不息，成长不止”，还有什么比“终身成长”能更好地表征当下教师职业生活、人生使命的应然状态？我立即上网，发现只有一位名叫董桄福的直销人士，在他的演讲中谈到，直销有十六种魅力，其中第十三个是“终身成长”；他还说，直销人有两句话：“每一天，在每一个方面，我都越来越好。”“身体的成长点点滴滴，心灵的成长一日千里。”“直销人”尚且如此，以人的心灵成长和生命发展为旨归的“教育人”更要这样：既然我们在努力践行“终身学习”“终身教育”等理念，那么还有什么理由在某一天，因了某一件事情而停止自身成长的脚步？
　　我在这个报告中讲到四点：第一，“入职”之初，以水磨功夫消除教学“硬伤”；第二，“成熟”之中，以持恒努力击碎“高原”迷信；第三，“造极”（指评上高级职称）之后，以不懈进取树立更高“标杆”；第四，“别岗”之前，以反省精神打理明日“行囊”。我知道，这难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我知道，或许会有一些人在背后讥笑我“傻帽”；我还知道，其实有许许多多“中国式父亲”“中国式母亲”（自然包括一些为人师者），在还很年轻的时候，已经为自己的事业“打烊”了，他们只把“成长”的希望寄托在后代身上……理想主义者注定是孤独的。弗洛伊德说，我最孤独的时期是我最光荣的时期，我不企求什么“光荣”，我只希望以自己渐行渐远的行走充实上苍赐予我的唯一一次偶然的生命。
　　我一直在成长着，或快或慢，而在年届不惑之后，因为拥有了教科研的工作平台，获得前半生最大的成长。2010年，我被评上江苏省特级教师、教授级中学高级教师，高兴之余，自我解嘲说这是“小器晚成”。晚成自有晚成的好处，肖川先生说：“‘少年得志’者大多有那么一点轻薄和张狂，一点人格上的苍白。”而晚成者心智已趋向成熟，往往不至于烙上“轻薄”“张狂”或“苍白”的生命印记。事实正是这样，我遇到过一些“早成”者，而今或者因为琐事缠身，或者因为声名所累，或者因为“参透”世事……而渐渐放慢乃至停下成长的脚步，也许他们终身的“光荣”都只能记挂在过往“早成”的岁月之中。而作为一名晚成者，我却从他们身后走来，与他们擦肩而过，我将依然赶路，“赶路”中的新奇与快乐是我必将永远增值的财富。
　　有一次，市里组织“名师之路”大型教科研活动，本市年逾古稀的全国著名特级教师李庾南为与会者执课。作为这一环节的主持人，在为他精湛的教学艺术而折服之余，我尤为感佩的是他持之以恒攀高履新的精神意志。我难以抑制内心的激情，说：从这一课中，我仿佛听到李老师清脆的拔节声。没想到，竟引起台下一阵骚动。我立刻明白过来，与会者应该没能理会我的意思，在他们的理解中，说德高望重的前辈还在成长，恐有不妥，或者是一种“大不敬”。我示意大家少安毋躁，说：请大家想一想，有什么比说一位老人还在“成长”更能引起人们对生命的美好礼赞、无限憧憬……
　　是的！希望若干年以后，当我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时候，还能听到自己“清脆的拔节声”，当然也希望有年轻人给予我这样美好的生命赞歌。
冯卫东
　　1966年生，江苏省南通市教育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江苏情境教育研究所副所长。江苏省特级教师。江苏省“333”人才培养工程首批中青年科学技术带头人。主持并完成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资助课题《李吉林研究》，现正主持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立项课题《“倾听教育”研究》。在国内各级报刊发表教育教学研究文章300余篇，出版教育随笔集《幸福的“芭蕾步”》《今天怎样做教科研：写给中小学教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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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冰践新”
　　上百度搜索“履冰践新”，没有。可见第三个座右铭，确是我的“专利”。几年前，我请本地一位颇有名望的书法家题写，然后装裱起来，置于新居书房的醒目位置。
　　那时，我刚由学校调到市教科研部门，并且跻身班子中，成为一名副主任。以前在学校，我也“谋”了个中层副职的位置，现在级别虽然没有提高，但实际工作面非昔日可比，分管一个市的教科研工作，职能相当于市教科所所长。这是人生的一个重要机遇，其实也是一次严峻的挑战，无论是就自己既有的那点“墨水”，还是就面上谋划与管理的能力，我扪心自省，并不踏实。我想，自己不能再像从前，言行纯粹发乎性情，有时须谨言慎行，有一点如履薄冰的危机感；而另一方面，又须敢辟新壤，敢探蹊径，要有创新意识与行为，于是“履冰践新”就“应运而生”。其实，要做到这两者中的任何一点，都不容易，更何况兼顾两者，在其间走稳平衡木。我想，还是勉力为之吧。
　　先说“履冰”。我知道本性难改，从心里也不曾寄望自己从此彻底“洗心革面”，特别是在人际相处上，变得先“王顾左右”，再欲言又止，模糊、骑墙，最终明哲保身。林语堂写《苏东坡传》，有一段话：“一个高明的政客必然要精通一条艺术手法：那就是要多说话，但内容必须空洞。”我不是政客，自然无须“王顾左右”，言之无物；我也不是猥琐犬辈，更不必时时夹紧尾巴。我只是借此二字，聊以提醒自己，不要高调行事，不要得意忘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说真的，自己渐渐有所改进，即便和他人意见相左，也常能注意倾听对方，或婉言相告，所谓“理直不必气壮”，因此率真之性未改，却不曾因言贾祸，与大家相处较为和谐。当然，其间也有过一两次雷霆震怒，让他人不免难堪，现在想来，其实不必如此，但也没有什么理亏之处，当时行止实乃情理所迫。
　　“履冰”说到底只是一种可以远观的“愿景”，终其一生恐怕都难以抵达。而在人际关系之外，在专业问题上，在研究过程中，自己愈发变得严谨、慎重。这里只表一端。有一段时间，我狠下工夫读了一阵子书，一下子接触到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新概念，和一线老师交流，不经意间会冒出几个新词，什么“工具理性”，什么“解放兴趣”，过了一点点“学问”的“瘾”。不久，我便感到这些于己无聊，于人无补，于是开始潜心揣摩、研究一些现实的、本真的问题，开始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与路径。再后来，我痛感“大话好说，小事难为”，我要从小事做起，我要做小事，致力于微观、局部或细节问题的解决，“改变一点点，一点点改变”。著名学者孙绍振先生最近十多年来把研究的重点转向文学的微观领域，他说，文本解读是对作者心灵的“解密”。教育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亦应在具体而微的问题上深入“解密”。从一个角度看，这就是一种“履冰”的方式、态度，它意味着脚踏实地，求真务实，因而是科学的方式、科学的态度。
　　再说“践新”。我是一个真性情的人，又对名利等等比较淡泊，人格中有平和的一面，平和是好，但也容易滑入平庸之境。一般地说，这一人格特征不利于创新精神的养成，但我又确乎有一点创新的思维。上述诸多元素构成了个人心性结构的“对立统一”，而创造心理学表明，创造性人格往往是矛盾、对立性格因素的复合体。如此看来，我也勉强算得上是一个“创造（创新）型人才”。过去做普通教师时，我对文本解读常有异乎流俗的新见，而且每每得到一些理论的支撑，得到名家的“印证”；作文教学尤为我所钟情，每隔一段我就会“鼓捣”出一个“新玩意”，有的也许会被人视为旁门左道，而学生却兴趣盎然，且行且思，我较早便提出并初步建构了自己的作文教学“对话观”，这还在新课程实施之前；成了教科研人员后，我更时时有较具创意性的举措。譬如，市内有一所不见经传的学校，开展微型课题研究，使全校教师在专业成长道路上有了长足进步，我“推波助澜”，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在全市范围内掀起“微型课题”研究热潮，使这一草根化研究方式由星星之火而成燎原之势，在省内外引起广泛响应。这是研究机制的一种创新。在这一过程中，我和广大教师携手共进，一路上见到许多新异的风景，也不时“诞生”出一些“精彩的观念”（美国教育家达克沃斯有《精彩观念的诞生》一书）……
　　在教科研岗位上一晃已有七年多，两千五百多个日子，在我个人的教育世界里，“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每天都会迸出一些新念头，一点新思维，这些念头和思维或许是荒诞的、谬误的或空想的，但正如吕型伟先生所说“胡思乱想与奇思妙想是孪生兄妹”，其中有一些元素是有价值的，并且，它们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转化成为某种现实的教育生产力。
　　很想自己是一个胸有城府、从容淡定、“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人，自己也在朝着这个方向不断前行，但我知道，这些毕竟是可望而难及的“化境”，所以，我告诫自己，“履冰”之心不可无，而同时又须有对新问题、新事物、新领域的不断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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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学无术”
　　这也是“座右铭”？是不是有点匪夷所思？然而，它确实是我平生中的第二个座右铭，虽说没有悬于壁上，或题于书中，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萦绕脑际，难以释怀。
　　吃了不少苦头，我终于拿到一本大红本科文凭。我是全省第一批（应该也是全国首批）通过自考途径获得本科文凭的学员之一。自考可谓是考生“自投罗网”的一种“应试教育”，但恰恰是经由它，我（们）才比较系统地自修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应课程，而不再是一个少知寡识、捉襟见肘的“愣头青”，能胜任平时的教育教学活动。我没有止步于此，在更多方面、更多环节努力修为，也因此，逐步实现了由一名小知识分子向一个较为成熟和优秀的教师的“蜕变”。我也因此而几度调动，在越来越好的学校履职。
　　1996年，在我工作后的第十一个年头，凭着较强的实力，也凭着一堂充满创意而又充分激活学生思维、充分展开师生对话的作文课--我以自己创作的短篇小说为“教材”，引导学生阅读、思辨与超越，并在此基础上即时进行情节构思，于课后完成一篇小小说习作--我以各科应聘教师中的最高分，终于跨入梦寐以求的县中的大门。
　　县中到底不同凡响。我在乡村教书时，早就听过这所学校几位语文名师的许多“掌故”，有故事流传的地方自有其深度，不久我就感觉到这里确是一方“蛟龙兴焉”之地，自然不敢在任何人面前造次。那时的虚心、低调，特别是对几位名师的虔诚，对于一个年方而立、事业小有所成、本应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来说，真有点难能可贵。不久，我便赢得同事的好评，其中资历最老的一位同事说，新来的小冯有才有品。这不啻为一言九鼎的“定评”，后来他对我的看好又进了一步，多次和别人说，如果谁跟小冯合不来，那这个人就一定没有人缘。他的话更坚定了我做“好人”的决心。其间我还发表过一篇散文《好人》，叙述周围“好人”对我关怀、玉成的“好事”……那些时光今天想来还是充满温馨的回忆。
　　我在县中待了四年，又有了调往城里一所老牌省重点中学的机会。农家子弟能成为狭义上的“市民”，求之不得，我当然倍加珍惜，并在那年暑期提前到了这所学校，参加校庆筹备工作。开学了，县中语文组同仁设宴送我，场面自然是欢声笑语，可美中不足的是，一直看好我的那位老教师因事缺席，我心里还念叨着，待下次回母校，一定专程去拜望他。可没想到，席散人分时，一位青年教师酒后吐真言，说这位老师在我走后说了很多不好的话，其中有“不学无术”四个字。方才席间的热情顿时冷却，我浑身被一股浓浓的寒意侵袭：“人不至于这样口是心非、两面三刀吧；再何况，说我‘不学无术’，也太不公正了！”那一刻，我血脉贲张，如果他就在面前，我一定会跟他“理论”一番的。
　　后来我才知道事情的原委。我离开县中之前，恰好县里要评骨干教师，学校发动大家踊跃报名，我也随大流递上一份申报表，而恰恰是这件事惹恼了那位老师，他认为名额有限，让老同志先上才对；而一个即将外调的人，还在这里瞎掺和，也太不识趣了。我有点后悔当初所为，不过心下还是对他有点愤然--一个真正宽厚的长者，总不至于因为年轻人做了一件其实也没有出格的事就全盘否定他，并且大肆宣扬。
　　年轻的心灵第一次真正尝到“人心不古”的滋味。不过我很快就把这些不愉快给忘了。当我在新的学校立稳根基后，有一次我忽然想起这件事，想到自己曾经耿耿于怀的那四个字，心里已变得异常平静：从善意的角度看，这“不学无术”，又何尝不可以视为长者给我的谆谆告诫、有益提醒呢？
　　那一天，我对“不学无术”有了自己的新解、别解--
　　首先，它是对我真实情况的写照。虽说也读了一些书，虽说教学也还不错，在学生、同事乃至一定范围内都有比较好的印象，并开始有点影响，但这些相比于名师、大家，抑或相比于自己可以达到的高度，又算得了什么？就说文学方面的积累（说“积淀”，那就抬高自己了）吧，中外名著我读得还不多，古典诗词也背不了百首，偶尔写点散文、小说发表，过不了几天就觉得太过幼稚，羞于示人……称如此状况为“不学无术”，难道不是“公正”的吗？这四个字正是我的一面“镜像”啊，它真实而又清晰。
　　其次，我可以把它理解为：“如果不学习，那么就没有本领。”我开始变得有经验了，成熟起来了，但经验与成熟也是一柄双刃剑，耽溺于经验，自负于成熟，就会裹足不前。所谓“高原现象”，未必是到了高原地带就不可以攀升，常常是人们到了这一步，主观上就想搁浅下来，就不愿努力，因而后续乏力，成了一只“沉舟”。还是古训说得好，学无止境，每一天都不能把读书、历练、思考等弃之脑后，要不然，必定有严重的“本领恐慌”--或许麻木到连这种“恐慌”都感觉不出的地步：我必须勤学不辍。
　　再次，在人格上，我要经常“敲打”自己，要以“不学无术”来观照自我的精神发育。
　　这样想来，“不学无术”不正是一句难得的人生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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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是在一个下雨的上午得知“开考”消息的，欣喜若狂。我把下午的课调到上午，一下课就直奔车站，乘车来到县城报名。此后的两年多，我是在较为艰苦的自学生活中度过的。说艰苦，一是物质条件差，一个月才几十块钱的工资，穿衣吃饭之外所剩无多，几乎都用到有关考试的事情上了；二是本科自考伊始，配套措施未能跟上，除了考试科目及所用书的书目，其他信息都无从知晓，没有任何参考资料，更无人辅导。可我不知天高地厚，每次都报满所有开考科目。我平生第一次涌起如此强烈的“知识饥饿感”，恨不得不吃不睡，一鼓作气拿下全部功课。那时的“野心”恐怕只有少不更事的小青年才有。
　　报名参考的人本来就不多，中途“曳甲而逃”的人又占多数，所以开考的最先几年，能熬到头的人少之又少，相当一部分人后来转为了函授。我也有过打退堂鼓的念头，最终还是挺住了。有一天，我写下四个大字--“天道酬勤”，贴在宿舍床头，我要以此自勉自策。这四个字很多人都熟悉，我则刚从什么书上读到，现在想来，这对于读中文专业的人而言，已经太迟了，而我对字里所蕴意义的体会和理解，更是迟上加迟。
　　好在写下这四个字，并非把它作为一个招人之眼的幌子，或者是一个不想兑现的诺言。我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想、这样做的。那时小镇经常停电，办公楼人去楼空，一些同龄的教师都去一箭之远的影剧院看电影，唯有我秉烛夜读。烛下读书的时光是寂寞的，但一边耳听“咝咝”燃烧声，一边口里念念有词，真有一种“入定”的宁谧感、安详感，学习的效率自然很高。
　　作为一个勤奋之人，不久我便收获了“天道之酬”。除《中国通史》一门由于麻痹轻敌，未作充分的准备而未能一次性通过以外，其他十多门功课我都顺利过关，特别是中国文学史，题目很难，有不少内容出得很偏，及格率才3%，而我竟取得72分的佳绩。考试用书是游国恩先生等主编的一套四本，共有一千余页，百万余字，我一个字一个字通读下来，先后读了两遍，并作了摘抄。可惜，由于多次搬家，厚厚的几本摘抄不知去处，要不然这是最有资格作为“传家宝”的啊！
　　“知耻而后勇”，在我心智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初登讲台所遭遇的尴尬、所体尝的羞耻、所激发的动力……都有形或无形地影响着我，鞭策着我，我只有比别人付出更多一点汗水，更多一份辛劳，才能消弭尴尬，洗刷耻辱，增强力量。“学问是‘坐’出来的”，这是我的经验之谈，正是因为有了很强的“坐功”，日后自己才有了优秀的资本，也才有了一点“走向卓越”的基础。我想，不管人情怎样变，世风如何转，教育的主流又向哪里走，我都将以“勤”对之，以“坐”待之，因为，一些真正核心的价值是永远不会变的，它需要我们有恒久的持守，而@@@@、勤读正是最好的“持守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