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林点将录:有识有趣的中国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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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头领一员
　　托塔天王晁盖 章太炎
　　正榜头领一百零八员
　　天魁星呼保义宋江 胡适
　　天星星玉麒麟卢俊义 王国维
　　天机星智多星吴用 傅斯年
　　天闲星入云龙公孙胜 陈寅恪
　　天勇星大刀关胜 陈垣
　　天雄星豹子头林冲 罗振玉
　　天猛星霹雳火秦明 顾颉刚
　　天威星双鞭呼延灼 钱穆
　　天英星小李广花荣 孟森
　　天贵星小旋风柴进 杨锺羲
　　天富星扑天雕李应 于省吾
　　天满星美髯公朱仝 冯友兰
　　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 萧公权
　　天伤星行者武松 杨树达
　　天立星双枪将董平 钱锺书
　　天捷星没羽箭张清 郭沫若
　　天暗星青面兽杨志 余嘉锡
　　天祐星金枪手徐宁 李方桂
　　天空星急先锋索超 雷海宗
　　天速星神行太保戴宗 董作宾
　　天异星赤发鬼刘唐 汤用彤
　　天杀星黑旋风李逵 梁启超
　　天微星九纹龙史进 严耕望
　　天究星没遮拦穆弘 蒙文通
　　天退星插翅虎雷横 齐思和
　　天寿星混江龙李俊 钱仲联
　　天剑星立地太岁阮小二 李济
　　天竞星船火儿张横 陈直
　　天罪星短命二郎阮小五 刘师培
　　天损星浪里白跳张顺 叶昌炽
　　天败星活阎罗阮小七 洪业
　　天牢星病关索杨雄 李宗侗
　　天慧星拼命三郎石秀 吕思勉
　　天暴星两头蛇解珍 陶希圣
　　天哭星双尾蝎解宝 孙楷第
　　天巧星浪子燕青 叶德辉
　　地魁星神机军师朱武 余英时
　　地煞星镇三山黄信 杨联升
　　地勇星病尉迟孙立 方豪
　　地杰星丑郡马宣赞 周祖谟
　　地雄星井木犴郝思文 胡厚宣
　　地威星百胜将韩滔 饶宗颐
　　地英星天目将彭圮 沈曾植
　　地奇星圣水将单廷珪 岑仲勉
　　地猛星神火将魏定国 朱希祖
　　地文星圣手书生萧让 启功
　　地正星铁面孔目裴宣 沈家本
　　地阔星摩云金翅欧鹏 竺可桢
　　地阖星火眼狻猊邓飞 王叔岷
　　地强星锦毛虎燕顺 徐中舒
　　地暗星锦豹子杨林 王重民
　　地轴星轰天雷凌振 全汉舁
　　地会星神算子蒋敬 梁方仲
　　地佐星小温侯吕方 季羡林
　　地祐星赛仁贵郭盛 向达
　　地灵星神医安道全 潘光旦
　　地兽星紫髯伯皇甫端 罗常培
　　地微星矮脚虎王英 凌纯声
　　地慧星一丈青扈三娘 芮逸夫
　　地暴星丧门神鲍旭 徐复观
　　地然星混世魔王樊瑞 周法高
　　地猖星毛头星孔明 何炳棣
　　地狂星独火星孔亮 张五常
　　地飞星八臂那吒项充 周策纵
　　地走星飞天大圣李衮 郑振铎
　　地巧星玉臂匠金大坚 闻一多
　　地明星铁笛仙马麟 劳鞣
　　地进星出洞蛟童威 张君劢
　　地退星翻江蜃童猛 容庚
　　地满星玉旖竿孟康 谢国桢
　　地遂星通臂猿侯健 沈从文
　　地周星跳涧虎陈达 陈康
　　地隐星白花蛇杨春 吕澄
　　地异星白面郎君郑天寿 唐长孺
　　地理星九尾龟陶宗旺 谭其骧
　　地俊星铁扇子宋清 胡道静
　　地乐星铁叫子乐和 吴梅
　　地捷星花项虎龚旺 张荫麟
　　地速星中箭虎丁得孙 陈梦家
　　地镇星小遮拦穆春 唐兰
　　地嵇星操刀鬼曹正 邹衡
　　地魔星云里金刚宋万 刘子健
　　地妖星摸着天杜迁 萨孟武
　　地幽星病大虫薛永 童书业
　　地伏星金眼彪施恩 唐圭璋
　　地僻星打虎将李忠 戴裔煊
　　地空星小霸王周通 夏鼐
　　地孤星金钱豹子汤隆 蒋廷黻
　　地全星鬼脸儿杜兴 唐德刚
　　地短星出林龙邹渊 冯家异
　　地角星独角龙邹润 姚从吾
　　地囚星旱地忽律朱贵 邓之诚
　　地藏星笑面虎朱富 屈万里
　　地平星铁臂膊蔡福 罗尔纲
　　地损星一枝花蔡庆 周汝昌
　　地奴星催命判官李立 瞿同祖
　　地察星青眼虎李云 梁思成
　　地恶星没面目焦挺 郭绍虞
　　地丑星石将军石勇 王利器
　　地数星小尉迟孙新 裘锡圭
　　地阴星母大虫顾大嫂 汪宁生
　　地刑星菜园子张青 杨宽
　　地壮星母夜叉孙二娘 冯沅君
　　地劣星霍闪婆王定六 王静如
　　地健星险道神郁保四 王先谦
　　地耗星白日鼠白胜 陈登原
　　地贼星鼓上蚤时迁 冯承钧
　　地狗星金毛犬段景住 张星煨
　　额外头领一十九员
　　河北降将乔道清 高本汉
　　河北降将琼英 伯希和
　　河北降将孙安 白鸟库吉
　　河北降将马灵 内藤湖南
　　河北降将卞祥 李约瑟
　　河北降将山士奇 安特生
　　河北降将唐斌 斯坦因
　　河北降将文仲容 加藤繁
　　河北降将崔埜 桑原骘藏
　　河北降将金鼎 高罗佩
　　河北降将黄钺 新城新藏
　　河北降将梅玉 沙畹
　　河北降将金祯 劳费尔
　　河北降将毕胜 魏特夫
　　河北降将潘迅 葛兰言
　　河北降将杨芳 鸟居龙藏
　　河北降将冯升 石泰安
　　河北降将胡避 泷川资言
　　河北降将叶清 费正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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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胡文辉先生《现代学林点将录》之海外篇胡文辉先生《现代学林点将录》之海外篇（19位）

文辉按：“点将录”的通行格式，是正榜头领一百零八员，另冠以旧头领一员，故此录共选入民国以来的中国学人共一百零九位。但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中国学术却不仅仅是中国人的学术；论现代学术史，已无法自限于禹域之内，而回避国际汉学的成就。故别出心裁，突破体例，另选择有重要成绩及影响的域外汉学家附录于后。据《水浒传》第一百零五回，梁山好汉征服河北田虎，得降将计十九员，故以此为据，配以汉学家共十九位。


额外头领一十九员之一　河北降将乔道清　高本汉

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又译珂罗倔伦；瑞典人。
古音韵研究为有清一代的绝学，但限于传统方法，仅以分辨古音音类为能事；迨至近代西洋语言学引入本土，始能突破樊篱，对古音音值进行拟测。二十年代初，胡适译出俄人钢和泰《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一文，汪荣宝受其启发，利用梵汉对音及日译吴音、汉音资料考订古代音值，有《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之作，是为近世音韵学史上的小突破；稍后高本汉完成《中国音韵学研究》，更凭藉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构建起中古音的完整体系，国人莫不风闻景从，是为近世音韵学史上的大突破。
受瑞典方言运动影响，高氏在中学时代即参与方言调查；后就读于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又专攻北欧语及希腊语，遂奠定深厚的语言学基础。大学时有意学习日、汉语，盖欲避熟就生，在语言领域另辟天地。他经过短期的汉语训练，于1910年来华，在太原大学堂任外文教师，其间调查华北方言三十余种；两年后复往巴黎深造，师从沙畹，并结识伯希和、马伯乐。此后获乌普萨拉大学博士学位，历任瑞典哥德堡大学教授及校长、斯德哥尔摩远东博物馆馆长、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
高氏以博士论文为基础，陆续以法文写出《中国音韵学研究》一至四卷，至1926年出齐，后由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合译为中文。此书借鉴瑞典方言学分析汉语方音，并参证古代的反切、等韵（韵图）及外语借词材料，对于《切韵》所代表的中古音系作出详细构拟，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学术创获，也堪称现代中国语言学的创世纪。随后他更进一步，主要通过内部拟测，由《切韵》音系向前推求上古音系，撰有论文《上古中国音当中的几个问题》（赵元任译），专著《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聂鸿音译）、《汉文典（修订本）》（潘悟云等译），影响亦极重大。自此，中国古汉语研究遂开始所谓高本汉时代，后来者或引申，或修正，或驳难，但罕能超出高氏规范的笼罩。
按：清代学术的重心在经学，尤在小学，又尤在音韵学，王国维1917年自旧学立场声言“自汉以后，学术之盛，莫过于近三百年。此三百年中，经学、史学皆足以凌驾前代，然其尤卓绝者则曰小学。小学之中……尤卓绝者则为韵学”，甚至说“古韵之学，谓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也”。殊不知天外有天，王氏作此语时，高著前二卷实已横空出世，足以令清代音韵学为之失色。而林语堂称许高氏“对中国音韵学的贡献发明，比中外过去的任何音韵学家还重要”，胡适更指“他几年的成绩便可以推倒顾炎武以来三百年的中国学者的纸上工夫……三百年的古音韵学抵不得一个外国学者运用活方言的实验”，张世禄也称“他是把中国语文学成为科学化的最大的功臣”，皆足见他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奇峰突出的地位。因为他能在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地带另树研究范式，引发学术革命，有若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上超越牛顿体系，故于中国学术史有绝大的意义与影响也。
高氏研治汉语的专著尚有《中国语与中国文》（张世禄译）、《中国语言学研究》（贺昌群译），皆概论中国语文的特征及其研究法，《汉语词类》（张世禄译）则探讨古汉语的语源，其他中译的单篇论文尤多。
语言学之外，他另有两大贡献：一在古籍真伪与年代方面，发挥语言学家之长，通过统计、归纳助词与文法的例证以判断文献形成的时地，在方法上为古籍考辨（辨伪）开辟一大蹊径，其论述见《左传真伪考及其他》（陆侃如译）；一在殷周青铜器方面，从铭文、形制、纹饰风格各方面综合地区别铜器的时代与类型，与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实有不约而同的旨趣，但至今尚无中译。此外，他对《诗经》、《尚书》、《左传》、《礼记》及《老子》等先秦要籍皆有注释，侧重辞义方面，与其语言研究相贯通，也体现他对中国古籍的基本素养，自有参考价值。
单纯论学识的渊博与坚实，近世以来，群推伯希和为西洋汉学家的第一人，高氏较之亦有所不及，然而论方法的创造性与成就的突破性则掩过之，故尊之为汉学家首席，拟以梁山泊额外头领之冠。
赵元任初见高氏，高用纯熟的山西腔汉语说：“我姓高，名字叫本汉，因为我本来是汉人嚜！”虽属戏言，亦可见他对中国的感情，甚至可见他在中国研究上的自信。他晚年曾对友人表示：“我想我现在已经掌握了中国古代典籍。”此话看似平常，似谦虚，实则似轻而重，亦甚自负自傲。惟其自足可当之无愧耳。
诗曰：语音发覆竟千年，方法西来似悟禅。盘古开天已先手，后来不过补苍天。

副榜头领之二　河北降将琼英　伯希和

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法国人。
法国是近代西洋汉学的中心，而伯氏则是法国汉学的巅峰。他被视为“所有时代里最伟大的汉学家之一”，是“为法国东方学吐万丈之气”的“汉学教皇”。就连民族主义情结极为强烈的傅斯年，竟也不计较他猎取敦煌宝藏，而称许他“纠正无数汉学中之错误，鞭策一切治汉学而为妄说者以向谨严，继茹里安、沙畹以建立巴黎汉学派之正统。……此君固中国以外，全世界治汉学者奉为祭酒者也”。
按：伯氏去世后，翁独健有谓：“先生之学精湛渊博，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举凡我国之目录版本，语言文字，考古艺术，宗教文化，东西交通，以及边疆史地等，先生几皆有深刻之研究与精粹之论著。然详绎先生之著作，其所以能超越前人决疑制胜，盖得力于先生之精通亚洲各种语文，注意版本校勘，与新史料之搜求应用。”此盖套用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数语耳。而伯氏之于国际汉学界的地位，亦堪比王氏之于中国学界也。
伯氏曾就读法国国立东方语言学院汉语专业，师从沙畹、列维、高第等名师。毕业后远赴当时的法国殖民地越南，参与印度支那古迹调查会的工作；后该会改组为法兰西远东学院，成为法国汉学人才的渊薮。两年后他奉调北京法使馆，在义和团事变中作战英勇，获荣誉十字勋章。返河内后升任远东学院教授，年仅二十二岁。
伯氏1906年带领法国中亚考察队前往新疆，至1908年初抵达敦煌莫高窟，藉其对中国古籍的素养，在藏经洞披检三周，终以白银五百两择其精华而去，是为敦煌遗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中亚考察不仅令伯氏名震中外，亦是其学术生涯的转折。此前，即越南时期，其重心在东南亚史地、交通及中国宗教史方面，著有《真腊风土记笺注》、《扶南考》、《交广印度两道考》；此后，他继续研讨中外交通，著有《摩尼教流行中国考》、《郑和下西洋考》、《澳门的起源》，然重心则转向中亚史地及蒙元史方面，论著甚多，要者如《蒙古与教廷》、《金帐汗国史札记》、《马可波罗游记注释》（三卷）、《卡尔梅克史评注》。其著述中译大都出自冯承钧之手，零散者多见于《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一至九编。
据说伯氏通晓汉、梵、藏、吐火罗、粟特、波斯、突厥、回鹘、西夏、蒙古、满、安南等古今语文，为空前绝后的东方语言天才，而他在治学上最明显的特长，就是能熟练地比较异民族的语文材料，运用对音方法（contrastive method of comparative linguistics）解决史地名号问题，可谓历史比较语言学在东方学领域的投影。因此，最能发挥他所长者，乃中国边疆的民族、地理及中外交系史领域，即傅斯年所谓“虏学”，亦即陈寅恪所谓“塞外之史，殊族之文”；而相较之下，他虽亦熟悉中国典籍，但与本土学人相比仍处劣势，故他不治中国本位之学，甚至对于中国人诧为异宝的敦煌文献亦不甚用心。
按：陈寅恪早年论学，亦藉多种古语言以治历史与宗教问题，旨趣与伯氏近似，他自己也承认甚受后者影响；但中年以后，“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故仅守老氏损之又损之义，捐弃故技。凡塞表殊族之史事，不复敢上下论文于其间”。疑陈氏意中，或视伯氏为大敌，故不能不退避三舍欤？盖以国内的学术传统及文献条件，国人之于斯学，终难与洋人一争高下也。可知陈氏返治本国史，与伯氏回避正统的中国学问，取径虽反，用意则同，皆欲扬长避短耳。
伯氏平生撰述，以注释的扎实繁密闻名，且注释的篇幅往往超过正文。而在体裁上，则每以散篇论文出之，尤喜以书评形式出之，故戴闻达称“他的数不清的书评有时比评论的书本身还重要”；生前无一专著行世，其蒙古史著作多种及《中亚和远东基督教研究》皆系未完稿，至身后始得刊行。批评者因之颇指摘他驳杂琐碎，甚至其门人丹尼斯塞诺也称：“他从未能够下决心去写一部综合性专著（synthesis）。伯希和当然不是一个历史学家，而且他缺乏从事这一职业所必备的基本素质：他不能，或不愿去区分何者重要与何者不重要。”然此不过以述史之学衡量发覆之学，以综合之学衡量精微之学，方枘圆凿，鸡同鸭讲，实甚无谓。盖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伯氏的方法与成绩皆堪称考据式汉学的最高结晶，代表一个无法重现的学术时代，后人实已无从追步，虽不为也，亦不能也，所谓synthesis又岂足以骄人哉？
伯氏为人为学，有唯我独尊之慨，对旁人的指正往往不留余地。塞诺回忆：“谦逊绝不是伯希和的强项：这种特点他根本就没有。相应地，他不会容忍自相矛盾，也不喜欢那些在他看来侵入到他领域的人。他完全没有兴趣培养年轻的汉学家。……伯希和只支持那些其兴趣停留在他的私人狩猎区以外的人。”不过，伯氏也可能只是习惯性地作从严批评，如有论者云：“有时他的或许过分的批评或者是对于细节要求精确，给他带来了不应有的一个拘于细节的人的名声。但他教导青年一代，并且他本身就给人以那种科学、诚实的高超的榜样；精确的工作应该是那种对事实的严肃尊重，对于一切可利用的事实的热情搜求……”赫胥黎有言：“轰炸旧错误的，其功只亚于揭露新真理的一等，同是有功于世的人。”伯氏足当此语。
按：马悦然谓高本汉“霸占了中国的方言学和历史音韵学领域，这些领域属于他的，别人不能染指。他得意洋洋地告诉女友，世界大战阻止了他最危险的竞争对手伯希和与马伯乐进入这个领域”。则西方汉学两大巨头，在性格上恰有同病，可见大师亦凡人也。
国人中曾问学其门下者，有方壮猷、王静如、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
诗曰：敦煌盗宝到西天，辛苦论文自作笺。堪比剑桥阿克顿，学如渊海欠宏篇。
按：英人阿克顿号称近世最博洽的史学家，而终身未成一部与其学识相副的巨著，仅有若干论文及讲义传世。

副榜头领之三　河北降将孙安　白鸟库吉

白鸟库吉（1865－1942），原名仓吉；日本人。
出身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蓝文徽，回忆在日本时曾与白鸟同席，白鸟问：“蓝君你认不认得陈教授？”答：“是不是陈援庵先生？”曰：“不是，是陈寅恪先生。”答：“那是恩师。”白鸟一闻此言，“马上隔桌趋前伸过手来。白鸟在日本史学界，被捧得如太阳，如何对陈先生如此佩服尊敬呢？他说了，他研究中亚问题，遇到困难，写信请教奥国学者，覆信说向柏林大学某教授请教，而柏林的覆信说应请教陈教授……他说如无陈教授的帮忙，可能至死不解。”而日本学人谓白鸟著作无一处齿及陈氏之名，颇怀疑此说。然不论其事实有无，仅此传闻本身，已足见白鸟在中日学界的地位与影响；盖其眼中有义宁之人，便足为义宁之学增色，此何人哉。
白鸟于明治二十年（1887）考入帝国大学（原东京大学）史学科，学习西洋史及其方法，尤服膺兰克史学；毕业后任学习院（贵族子弟学校）教授，因教学需要转向东洋史学，尤专攻朝鲜古代史，随后又扩张到北亚民族史。以后曾访学欧洲两年有余，眼界益为开阔。平生论著极多，以论文为主，身后有《白鸟库吉全集》十卷。论其研究领域，则为朝鲜、亚洲北部民族及中国诸部之史；而论其研究方法，则可分文献批判、语言比较、史地考订三类：
其一，受西方实证史学影响，以史料批判方法考辨民族古史，在朝鲜方面如《檀君考》、《朝鲜古传说考》，在中国方面如《中国古传说之研究》、《尚书的高级批评（特别关于尧舜禹）》，在日本方面如《倭女王卑弥乎考》，另有关于突厥、蒙古传说的研讨。其中《中国古传说》一篇提出所谓“尧舜禹抹杀论”，在细节上虽远不及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精辟，但祖鞭先着，鳌头独占，固古史辨之先声也。
按：白鸟自现代学术观念出发，破除上古神化历史系谱的虚构，将政治还原为神话，实属启蒙史学不可无的工作。可惜他对本土的皇国史观似不无顾忌，仅点到即止，倒是私淑他的津田左右吉更能贯彻其宗旨，继而提出“神代史、上代史抹杀论”，大力展开“对日本神话历史虚伪性的批判”。津田因之为右翼势力所不容，以“冒渎皇室尊严”的名义入其罪（后以时效理由免于起诉），著作亦禁止发行；此与顾颉刚所编《现代初中本国史教科书》否认三皇五帝为史实，被国民党政府以动摇民族自信力的理由查禁，恰不约而同。
其二，运用比较语言学方法辨析民族语言，撰有《突厥阙特勤碑铭考》、《日本古语与朝鲜语之比较》、《匈奴及东胡诸族语言考》、《朝鲜语与乌拉尔－阿尔泰语之比较研究》。
其三，结合语言比较（对音）之法，考掘中国北部边疆民族史地及中外交通问题，于中古以前有《戎狄对汉民族之影响》、《西域史的新研究》、《粟特国考》，于汉代有《匈奴民族考》、《匈奴休屠王之领域及其祭天金人》、《乌孙考》、《大宛国考》、《罽宾国考》、《塞民族考》，于中古有《东胡民族考》、《蒙古民族之起源》、《室韦考》，于中外关系则有《大秦国及拂菻国考》、《条支国考》、《见于大秦传中的中国思想》、《见于大秦传中的西域地理》、《拂菻问题的新解释》、《大秦的木难珠与印度的如意珠》。大抵斯学以欧西汉学界始发之，日人急起直追，至白鸟崛起，遂能与西人一争短长。是为白鸟耕耘最力、收获也最多的学术领地。
其著作中译，专书略有《东胡民族考》（方壮猷译）、《康居粟特考》（傅勤家译）、《塞外史地论文译丛》二辑（王古鲁译），另有若干蒙古史散论见于《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
其门下和田清指出：“白鸟博士研究法的特色，总说一句，在于西洋方法的采用。从来日本学者多半免不了受汉学的影响，多半不能摆脱中国式思想方法的重压。但白鸟博士却能运用西洋最近的科学方法，以全然崭新的眼光为旧问题求新解释。……博采地理学、语言学、宗教学、民俗学等知识，去解决满蒙的历史地理人种民族以及语言风俗思想文化等各种大问题。”大体而言，以西洋之法治东洋之史，或者说使东洋史转向近代化、实证化、科学化，白鸟信为日本第一人，亦可谓东亚第一人矣。
在个人著述之外，他又有四大学术事功：在东京帝大掌东洋史教席，成就东洋学的东京学派；创建亚细亚学会，后并入东洋协会，所办《东洋学报》为日本最有声誉的学刊；建议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设立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鼓吹并领导东北亚研究；促使岩崎家购入莫里逊文库，创设作为东洋研究重镇的东洋文库。凡此皆能识拔人才，转移风气，亦功德不浅。
按：白鸟表示，“欧西学者努力于研钻东方学方面，已有多年，凡自然界现象，以迄人种、言语、宗教、学术、文艺等，经彼等阐微显幽者甚多，而其研究的地域，无论波斯、印度、即中央亚细亚以迄中国老文明国；西伯利亚旷野以迄安南半岛，全亚细亚各地，彼等所尝试的学术上研究功绩，真可惊叹，日本学者，实多依赖西人之教，始得知东洋之事。……至于满洲朝鲜，因其地处僻远，尚多西人未加讨究之处。今日此二地域，幸已开放于我学界之前，我人如欲研究我国国民地理上文化上关系，亦得特殊利便，我国学者，幸勿失此良机！”可知他倡导朝鲜、满洲史研究，当以填补学术空白的动机为主，不过借殖民政治的东风耳。
白鸟一生心无旁骛，惟以治学为娱乐。在己，既有事业顺遂的完满人生；在外，又逢日本国势扩张最迅速的时代。故他晚年在病中再三对家人表示：“没有比我再幸福的人了。”及其辞世，正值日军奇袭珍珠港、席卷东南亚，在太平洋上横绝一时，只及见“其兴也勃焉”，而不及见“其亡也忽焉”，作为日本人，又何其幸也。
诗曰：疑古先鞭那及渠，北疆史地费爬梳。义宁陈氏蒙青眼，一笑传闻或子虚。

副榜头领之四　河北降将马灵　内藤湖南

内藤湖南（1866－1934），原名虎次郎，字炳鲫，号湖南；日本人。
日本近世汉学（中国学），以东京大学（关东）、京都大学（关西）为中心形成两大重镇，此即东京、京都学派；两者在作风上实皆趋向实证主义史学，惟各有渊源，自成门户。前者以白鸟库吉为代表，服膺西洋学术方法，对中国文化每持近代式的批判态度；后者以内藤湖南为代表，汲取清代考据学的优长，对中国学人及学问多取亲近态度。而在治学实践上，白鸟侧重边疆民族史地，内藤则侧重中国本位之学，亦成一对照。
内藤早年供职新闻界，曾任《台湾日报》主笔，因此多接触中国问题；以后遍游大陆，广识名流，渐由时事报道而介入历史研究，撰有学术性游记《燕山楚水》。1907年，应聘入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讲授东洋史，以无大学文凭，开始屈居讲师名义，两年后升任教授；自此遂由舆论家而转为学问家，生平略似梁启超，非仅皓首穷经、不知天下之书生也。
内藤论学涉猎广博，而以中国史为中心，尤用力于上古文献与清代（满洲）史地，其重要论文多见于《研几小录》（又名《支那学丛考》）、《读史丛录》二种，惜至今未有中译。专著则多属讲义，通史类有《中国上古史》、《中国中古的文化》、《中国近世史》、《清朝史通论》及《清朝衰亡史》，今有合编本《中国史通论》（夏应元译）；专史则有《中国史学史》（马彪译）、《中国绘画史》（栾殿武译），皆属开创性的成绩。其他零散论著尚多，包括中国文物、文献、目录、经济史，以及蒙元史、朝鲜史、日本史种种。身后有《内藤湖南全集》十四卷。
在中国历史的宏观方面，内藤有两大见解：一系空间上的“文化中心移动说”，认为文化独立于种族，超越于国界，中国（东洋）的文化中心自古以来即不断转移，而日本作为中国文化圈内的边缘国家，亦可成为此文化的新中心；一系时间上的“唐宋变革说”，又称“宋代近世说”，认为中国史可分作上古（东汉中期以前）、中世（五胡十六国至唐代中期）、近世（宋元明清）三期。
按：内藤坦言日本应居于东洋文化的中心，固属近代日本霸权意识的自然流露，故颇受今人责难；但就事论事，所谓“文化移动”现象，不仅表现于中国史，亦表现于世界史，实有其历史变迁的普适性。至于“唐宋变革”一说，在国际深具影响，欧美称为“内藤假说”（N aito H ypothesis），几可视为内藤史学的标志；然其三段论的史观实有比附欧洲史的痕迹，且唐宋之际的社会转折，亦远不及中古隋唐之际的社会转折为关键，故此说虽有启发性，终非的论也。
内藤视野广大，而又不遗琐细，特重新史料的发掘与运用：如受罗振玉、王国维的熏染而研习甲骨文，先后有《王亥》、《续王亥》之作；利用敦煌遗书撰写《关于高昌国之纪年》，于罗振玉说有所补正；向文廷式求得蒙文抄本《元朝秘史》，使日本的蒙古学获益甚大；在沈阳（奉天）清故宫发现并摄录《汉文旧档》、《满文老档》，为清史及满学开辟一大史源。此皆可谓中国史研究的“预流”。他更能钩沉抉隐，凸现非主流人物潜在的学术思想价值：如介绍清人崔述的“考信”学说，对古史辨派的形成实有助力；总结出日人富永仲基关于印度宗教史的“加上原则”（愈高自位置的学说或教派实愈晚出），也是对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的声援；表彰章学诚的史学思想，胡适、姚名达的《章实斋先生年谱》即承其余绪。凡此又可见他引领学风之一斑。
内藤在军事政治上，对当时的中国容有日本式的轻蔑；但在历史文化上，却是彻底的中国至上主义者。他甚至表示：“只要是中国的东西，什么都喜欢。”他仍保持东洋旧式汉学家的趣味与素养，于旧诗、古文、题跋，皆可称入流，有《内藤湖南汉诗文集》传世，非今世东瀛汉学家所能为矣。
一般皆谓内藤出生于今秋田县十和田湖之南，故号湖南，但他二十年代对中国留学生资耀华曾有言：“你是湖南人，我也到过湖南。我对湖南特别有好感，我钦佩你们湖南人。湖南出生了曾左彭胡那样杰出的人材，我看将来能够收拾大局的恐怕还是湖南人。所以我把名字改为内藤湖南。”若以其人所称的“加上原则”还诸其人，则此改名之说，或出于后来的自我附会欤？然而他对湖南人的推重则当属可信，所谓“将来收拾大局的恐怕还是湖南人”，真一语成谶。
门下英才辈出，以宫崎市定最优，且最能自经济社会立场发扬其“唐宋变革”之论。
诗曰：满文老档始钩探，甲骨罗王亦共参。河岳英灵今已矣，人材唯是重湖南。

副榜头领之五　河北降将卞祥　李约瑟

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字丹燿，号十宿道人、胜冗子；英国人。
自然科学为趋新之学、致用之学，历史为研古之学、载记之学，而科学史沟通文理，折衷古今，实属尴尬的学问。盖治自然科学者视之为过时无用，每不屑为；治人文科学者又限于知识背景，多不能为。此科技史学之所以可贵。而李氏以一外人治中国科技史，则尤为可贵矣。
李氏早年在剑桥研治生物化学，著有三卷本《化学胚胎学》，为此分支学科的奠基者，与妻子莫伊尔（李大斐）同为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FRS）；因为导师霍普金斯及剑桥学术传统的影响，又留意哲学及科学史问题，无意间为后来的科技史研究奠定初步的知识基础。
1937年，他所在的剑桥生化实验室招入三名中国学生，在交往中触发他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关注，遂开始学习中文；至抗战时他又因缘际会，作为皇家科学院代表援华四年，其间与中国学人多有交流，并大量收集古籍，乃立意撰著一部中国科学史专书，以填补西方学界空白。
以后李著题名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简称SCC），大陆译作《中国科学技术史》，台湾译作《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他最初仅拟著书一册，而一发不可收拾，最后定为七卷，并细分为三十余册，具体包括：
第一卷总论，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三卷数学、天学与地学，第四卷物理学及相关技术（含机械工程、土木工程及航海），第五卷化学及相关技术（纸和印刷、炼丹术、军事技术、纺织技术、金属冶炼、陶瓷、冶铁、采矿及盐业等），第六卷生物学及相关技术（植物学、农业、园艺、动物学、食品科学及医学），第七卷社会背景（语言与逻辑、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及总论）。
全书规模已定，但至今仍未最终完成，而中译工作也在延续之中。大抵前四卷主要由他本人执笔，后三卷则多采取合作形式，甚至由他人独立撰写，故此巨著实系李氏主导下的集体成就。
按：李氏得中国人助力最大，其最重要的合作者，前期为王铃，后期为鲁桂珍，凡史料搜集、文献翻译、索引编制多赖其力；其他合作著述者更多达二十余人，其中华裔亦有钱存训（印刷术）、屈志仁（陶瓷）、何丙郁（火药、炼丹术、药物学）、黄仁宇（经济社会）、李励生（化学工艺）、罗荣邦（军事、盐业）、黄兴宗（植物学）。而此固华人应尽之力也。
何丙郁谓：“李老是靠他的合作者翻阅二十五史、类书、方志等参考书搜寻有关资料，或把资料译成英文，或替他起稿，或代他处理别人向他请教的学术问题。……李老的合作者之中，大部分都是华裔学者，而没有他们的合作，也不会有李老的科技史巨著。”
他更指出：“那个时代，协助西方学者做研究的中国学者仅被称为研究助手。这还算好，有时连名字也不提。当初李约瑟也称王铃为研究助手（Research Assist-ant）。1959年《中国科学与文明》第三册出版时才改称合作者。”盖隐然为华人抱不平也。
李氏写作极勤，SCC以外的论著尚多，中译文集有《大滴定：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台版）、《李约瑟文集》、《李约瑟集》（潘吉星主编）、《四海之内：东方和西方的对话》（劳陇译），另有《中国古代科学》（李彦译）一种，是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讲演稿，凡此都可略见其基本的学术旨趣。
李氏原为杰出科学家，又具科学史素养，故有非同一般汉学家的视界，藉此观照中国古文献，遂能见人所未见，并东西比较，以确定有关技术发明在世界科学史上的地位（李氏自称：“整部著作，中国的贡献都用比较的方式来表达，这就是说，与其他的伟大文明所造就的相比拟。举一个实例看，中国学人熟谙唐宋时代的计时工艺，而昧于整体比较的看法，他们不了解八世纪时代时钟摆轮之重要意义，欧洲直至十四世纪以前于此杳无所知。”由此可见其论学特色）。且其人精力弥满，行事高效，极富综合力与组织力，故能以一手包揽各门类，纲举目张，而成就其大。时人将SCC与弗雷泽《金枝》、汤因比《历史研究》并列为二十世纪最鸿博之作，谁曰不可？
然一人的学识终有局限，总而观之，其最大成绩在于具体技术事项的考掘层面，而总体史观的解释层面则甚生硬。如他诘问十五世纪以前中国文明在技术上长期领先于世，但何以未能发展出现代科学？此所谓“李约瑟难题”，虽于科学史研究极有刺激作用，然在纯粹学理上价值实甚有限，因为真正的学术问题不在中国为何不能形成现代科学，而在西方为何独能形成现代科学。故论者指“李约瑟从没有解决‘李约瑟问题’”，岂偶然哉？
按：近时陈方正对李氏有严厉的正面批评，其自身立场虽未必是，但对李的问难则颇可从。近年美国加州学派彭慕兰指十九世纪以前中国经济增长领先全球，弗兰克更指中国是当时世界的经济中心，但他们的经济史论说实与“李约瑟难题”面临相似困境：如此，又如何解释十九世纪以来中国的猝衰与西方的勃兴？
又如他深受唯物史观熏染，将中国科学为西方超越归因于“官僚封建主义”（bureaucraticfeudal-ism）；又渲染儒家思想对科学发展之害，同时夸大道家及道教思想对科学发展之功，皆可谓皮相之论。至于他以半路出家的汉学功力，先入为主、误读文本之处，自亦难免。
按：杨联陞评论SCC第二册云：“其中可取的话不少（有很多是根据前人及时贤的），荒废浅陋之处也有。……一般言之，先秦一段还好（《老子》‘三十辐共一轂，当其无有车之用’，‘无’字用侯外庐谬说，Waley谈及此时大笑），王充也讲得有精采，术数太简略，佛教对科学思想的影响一段也欠高明（他自己承认不喜欢佛教），恐怕是把佛教与随佛教而输入之其他印度思想与技术（如医术）分得太清的毛病。”
此外应当说明，中国科技史之学，三四十年代以前本土学界实已渐次展开，李氏虽系斯学最大的总结者，却非最早的开创者。对于西方，他首度将中国古代科技的事实作出全面而有力的综述，击破科学史的欧洲中心观，故能一新天下之耳目；对于中国，他则以“鬼佬”身份极力表彰东方文明的贡献，最能赋予国人以知识尊严与历史光荣。他在中西两种语境中皆享盛名，即缘此耳。
李氏大半生皆耗费于科学史领域，但始终珍惜其早年的自然科学经历，曾表示：“我不是汉学家，不是，我是个科学家、生化学家、胚胎学家……一日为科学家，终身以之。”
又对何丙郁说：希望能在世上活三次，一次研究中国科技史，一次研究生物化学，一次做外交家，担任英国驻华大使。然观其一生所成，由科学而科学史，皆已臻第一流境地，实等于在世上活过两次矣，又何憾焉？
其人虽已长逝，而剑桥的李约瑟研究所犹在，仍巍然为东方科技史学之圣地也。
诗曰：科技文明笔不停，康桥烟柳任青青。如何海内空多士，未及胡僧会念经。
按：cambridge今译剑桥，亦即当年徐志摩诗中的“康桥”。

副榜头领之六　河北降将山士奇　安特生

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又译安特森；瑞典人。
论汉学传统的深厚，人员的齐整，成绩的丰富，举世皆推法国居首，为近代国际汉学的中心所在。然而瑞典僻处一隅，却产生高本汉（语言学）、安特生（考古学）二氏，对中国本土学界影响之深巨，实更在沙畹、伯希和、马伯乐诸人之上；加上斯文赫定的西域探险，喜龙仁（OsvaldSirén，芬兰裔）的中国艺术史、建筑史研究，皆独当一面，瑞典遂能异军突起，以少敌多，乃至隐然与法国分庭抗礼。
安氏以研治地质学出身，为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地质学博士，曾两次参加南极考察，又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1914年应北洋政府之聘，任农商部矿政顾问，负责调查中国北方煤铁资源。当时地质学家多业余搜集古化石或古文物，安氏亦染此习；后因政局混乱，经费无着，遂径以余事为正业，专门蒐集古生物化石，稍后更专力于史前考古方面。
安氏于1921年试掘辽宁沙锅屯遗址，是他在华的第一次田野作业，后有《奉天锦西县沙锅屯洞穴层》一文（袁复礼译）。同年年底，又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进行大规模发掘，一举发现彩陶文化，首度确定东亚存在新石器时代遗存，是为中国田野考古正式开端的标志，堪称现代考古学史上的里程碑；随后他写出《中国远古之文化》（袁复礼节译），通过比较仰韶与中亚安诺及特里波列的器物纹饰，提出彩陶文化西来说。
他为验证此假说，更赴甘青地区寻找彩陶传播的缺环，在不足两年间，接连考掘罗汉堂、朱家寨、卡约、辛店、半山、齐家坪、马家窑等十数遗址，并撰《甘肃考古记》（乐森璕译），将仰韶文化划分作六期，并进一步论证彩陶文化源于近东地区，经由新疆、甘肃传入中原。
不过，后来李济曾批评安氏：“最近已有不少的专门学者感觉到：他的田野观察，虽甚精确，似乎尚可做得更精确一点；他的推断，大部虽极可靠，但那可靠的程度，显然尚可提高。他在甘肃工作时，只亲手发掘了几个遗址，却大量地收买了盗掘的古董。根据有限的发掘经验，评定大量的盗掘器物，结果就陷入若干短时期难以纠正的错误。他的有名的甘肃史前六期的推断，照最近在田野的复察，已需要基本的修正；他的更有名的《中国远古之文化》所作的推论，是否完全符合地下的实在情形，已招致了不少的疑问，到现在已成为史前考古在中国的一件亟需要解决的公案了。”
另，他曾考察周口店鸡骨山，并确定其考研价值，对后来北京猿人的发现亦有力焉。
按：二十年代以前，在域内从事考古者多系域外人士，如鸟居龙藏（日）之于辽东、蒙古、台湾，斯文赫定（瑞）、斯坦因（英）之于西域，桑志华、德日进（法）之于古生物及石器时代，步达生（加拿大）之于古人类，不仅安氏一人而已。惟安氏中年转业，又不谙中文，竟探骊龙而先得其珠，成为高本汉所谓“中国考古学的创世纪的拓荒者”，又何其幸也。
安氏的直接贡献，在于一系列新石器考古文化的具体发现，但至少尚衍生两大意义：在考古学上，首先引入近代地层学方法发掘遗址，尤能应用类型学方法分析器物，由此区别考古文化的属性及源流；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上，其仰韶六期、彩陶西来之说皆因后来地层上的新发现而被否定，但就世界历史大势而论，中国早期文明实多汲取外域文化因素，文化西来说的价值固未可全然抹杀。
按：近代西方曾盛行文化传播论，而中国种族西来的臆说亦蔚为一时潮流；清末西风初渐，趋新的学界胜流如梁启超、蒋智由、章太炎、刘师培、黄节、夏曾佑、丁谦，都曾认同其说。民国以来，民族独立意识强化，但文化外来说仍有流传，显者如卫聚贤、屠孝实、苏雪林、岑仲勉、凌纯声、杜而未，晦者如郭沫若、丁山、刘盼遂、徐中舒、朱谦之、李济、季羡林、杨希枚、林梅村，在实际论证上虽有合理推测与牵强附会之别，而在文化观念上皆不取深闭固拒的态度。故安氏的见解既属“表面证据成立”，在当日实为顺理成章之说，而非故作惊人之论。
清末国粹派（革命派）虽张大西方式的民族意识，但其时仅以满清为敌，故撷取汉族西来话语，不无挟洋自重以贬抑满族之意；降至民国，时势丕变，西洋列强乃成大敌，对内的“排满”转为对外的“反帝”，当此际，种族西来说遂默尔而息矣。尽管如此，二三十年代于墨子（胡怀琛、卫聚贤）、李唐皇室（陈寅恪、刘盼遂）、李白家世（冯承钧、陈寅恪）、明成祖生母（傅斯年、李晋华），皆有血缘外来的推测，亦可视作人种西来说之回响乎？
至于大陆五六十年代后，囿于官方意识形态，文化的外部起源说渐成学术禁忌，噤不得发，至今余风未息，此较之清末的华夏民族西来说，可谓过犹不及矣。
安氏在华的学术活动，皆承瑞典研究中国委员会（Swedish China Research Com-mittee）资助，他与中方议定，所发现文物将带回瑞典研讨，日后中瑞各得其半。至1925年，他与中方的工作合同到期，乃携数以万计的文物载誉返国，瑞典政府为此专门设立远东文物博物馆，而馆长之职，自非安氏莫属。
其后他著有《黄土的儿女》（Children of Yellow Earth），回忆其寓华经历；又有《中国史前史研究》（Researches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总结当时的中国史前考古成绩，并对彩陶西来说自作修正。另有考古报告《西宁朱家寨遗址》（刘竞文译）。此外，他根据大量馆藏研究鄂尔多斯青铜器，亦有开拓性，惟国人多未详耳。
俄人瓦西里耶夫七十年代有《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则系文化西来说的卷土重来也。
诗曰：文化西来论寂寥，个中胜义未应销。神州考古开生面，不在殷墟在仰韶。

副榜头领之七　河北降将唐斌　斯坦因

斯坦因（MarcAurel Stein，1862－1943），犹太人，生于匈牙利，后入籍英国。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既是近代考古时代的序幕，亦是地理探险时代的尾声；而中亚（西域）为内陆荒漠，古有丝绸之路，早期东西文明交通于此，兼具考古与探险的双重价值，当时遂成列国竞逐的焦点。如斯文赫定（瑞）之于楼兰遗址，格伦威德尔、勒柯克（德）之于高昌故城及龟兹石窟，科兹洛夫（俄）之于黑城文书，伯希和（法）之于敦煌文书，皆有惊世的收获。而斯氏所得，尤为空前绝后，堪称西域考古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斯氏在中学（大学预科）时已对东方学产生兴趣，进大学后学习梵语及波斯语，获土宾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随后获匈牙利政府奖学金，赴英国深造，又承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主席、亚细亚学会主席亨利罗林森爵士推荐，到印度任旁遮普大学注册官及拉合尔东方学院院长，时年二十四岁。在印期间，研治克什米尔史诗文献、历史地理及犍陀罗佛教艺术。
因为中亚地区接连有古梵文、佉卢文及于阗语文献出世的刺激，斯氏以公务员身份提出考察申请，得到印度总督寇松勋爵的支持，遂于1900年开始其探险生涯。
斯氏前后四度前往中亚，第一次考察和田、尼雅，撰《沙埋和阗废墟记》（殷晴等译）、《古代和田》二册；第二次发掘楼兰、米兰古城，更在敦煌获得巨量文献、绢画及织物，撰《沙埋契丹废墟记》二册（中译作《斯坦因中国探险手记》，巫新华、伏霄汉译）、《西域考古图记》五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译）；第三次考察米兰、莫高窟、黑城、阿斯塔那古墓多处，撰《亚洲腹地考古图记》四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译）。以上《和田》《西域考古》、《亚洲腹地》三书，皆附以欧洲东方学家的分类研究，乃考古报告之煌煌巨制，也是他平生成就的结晶。此外，他对于前三次考察另有普及性的总结之作，民国时译为《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向达），近时重译为《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斯坦因哈佛大学讲座》（巫新华），在中国学界流传最广。
斯氏在中国境内访古得宝独多，作为猎取敦煌宝藏的第一人，更造成“吾国学术之伤心史”，自成为民族主义意识的集矢之的，至今仍被指为“中国本部古遗址最大的盗掘和破坏者，是劫掠中国古代文物的第一大盗”。尽管如此，且不论当年尚无文物国有及限制文物出境的法律，亦不论当年国内缺乏文物保存的观念与条件，单看其所获文物悉归大英帝国政府，而留存赤县神州的遗书则多为私人窃取，两相对照，国人当有愧矣。
斯氏的学问素养，原在印度学方面，而不能通晓汉语及中亚古语文，故他本人对于其收集品并不能作专门性的深入考订，自学术本位而论，其最大功绩仍在学术资料的发现与总结而已；然其采集之丰富，价值之重大，影响之深远，实无与伦比，其人于西域考古，堪比谢里曼之于希腊考古，则其贡献于中外学界者，又岂一般专家所能相比耶？
贺昌群曾谓，三十年代以前中国考古最重要的发现有八项：殷墟甲骨、西域遗书及遗物、清代内阁档案、中古雕刻及佛寺、蒙古古碑及遗址、新旧石器时代遗迹、河南新郑铜器、东北及朝鲜汉墓。而西域一项关系最大，其意义甚至有过于殷墟。而斯氏于此，自当首功。
按：拉铁摩尔称斯氏为“同代人中集学者、探险家、考古学家和地理学家于一身的最伟大的一位人物”，约而言之，他最特异之处，就在于兼为学问家与冒险家，既用脑，也用脚，博学而有勇气，理性而有信念，坚忍而有情怀，实达至英雄主义考古学的巅峰；时至今日，个人式探险已不复存在于世间，英雄让位于团队，传奇让位于科学，激情让位于程序，虽有古可考，实无险可探，学术探险家式的人物，惟有于《夺宝奇兵》、《盗墓迷城》、《国家宝藏》之类好莱坞虚拟故事中寻觅其踪影矣。以斯人难再得，故拔高一等，置于梁山泊额外头领前列。
斯氏年过八十，犹拟达成考察阿富汗的宿愿，终因病猝逝于喀布尔。他一生尽力于事业，终身未婚，与斯文赫定正同；身后无财产亦无房产，所遗存者，不过无数资料及信件耳。
诗曰：终生浪子不留情，大漠冰天几万程。沙底和阗千佛洞，真成夺宝作奇兵。

副榜头领之八　河北降将文仲容　加藤繁

加藤繁（1880－1946），日本人。
近代日人治中国学，东京、京都两派东西对峙，各成分野，然而学风亦互有激荡。如桑原骘藏身属京都，但在方法上以西洋为宗，对支那趣味复多贬抑，实近于东京一派；而加藤繁身属东京，却并不排斥中国文明，亦汲取清代朴学，有京都派的作风。此二氏皆各怀心事，恰成背反，可谓日本汉学界之“无间道”也。
加藤早年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其师内田银藏精于日本经济史，受其熏陶，乃立志专攻中国经济史；毕业论文研究唐代以前的中国土地制度，后修订为《支那古田制研究》刊行。毕业后曾执教京都大学法科大学、庆应大学，中年时回归东大，直至退休。
加藤1925年以专著《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以金银之货币机能为中心》（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调查室编译）获东大博士学位，出版后更荣颁日本学士院赏。书中条分缕析，详尽总结唐宋金银的使用、类别、出产及输出入等方面，指出当时金银通行于上层社会，在形式上虽异于货币，而在职能上实已等于货币。其书早成中国货币史的经典之作，贺昌群以之与桑原骘藏的名著《蒲寿庚考》并列，称为中古史的双璧，信非溢美。
按：加藤本人的断语作：“金银对于社会全盘已发挥其货币的机能，金银在唐代已取得货币的资格，不过在实际上的使用则以上层阶级为主。”但彭信威否定其说，认为金银在唐代并非十足货币，仅有次要的货币职能。其说可参，但未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近时的研究亦倾向于加藤的见解，至少白银在唐朝已属国家承认的法宝货币。
其重要论文则汇辑为《中国经济史考证》（吴杰译），原编共两卷，中译本（大陆）原拟析为四卷，惜仅问世三卷。第一卷包括秦汉以前的钱币、财政，唐宋庄园、都市、市场（草市）、商业组织（行）及商业制度（柜坊），第二卷包括宋代货币（交子）、商业、对外贸易及户口，第三卷包括清代货币（银币、钱庄）、财政、商业组织，以及农作物的生产史。其中草市、柜坊、交子诸作，影响尤大。凡此皆属开拓性、前沿性的考订，实集合其平生撰著的精萃，也最体现其论学旨趣。大抵其人重实证，求客观，于中国旧籍功力深厚，使中国经济史研究深入到微观的史料考辨层面，不仅在日本国内，甚至在世界范围，皆堪称第一人；而中国至三十四年代，梁方仲、全汉昇一辈崛起，始克臻此境界也。
按：《考证》所录文字，加藤生前曾作大幅修订，最后由友人及弟子编定。关于此集的命名，和田清回忆：当年日本经济学家福田德三著有《经济学考证》一书，他曾对加藤开玩笑：“福田博士的书名是名实不相符的，加藤博士的论文集才可以称为‘中国经济史考证’。”加藤闻之拍膝称好，遂定此名。盖“考证”二字，虽已司空见惯，实最能代表古典学问的要诣，无论学术如何“后现代”，考而后信，证而始论，终是历史学不可移易的根本，宜乎加藤为之喜心翻倒矣。
此外，他曾参与中国历朝正史《食货志》的译注工作，完成《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译注》、《旧唐书、旧五代史食货志译注》两种，至今仍为日本汉学的基础文献。又，原拟收入《考证》第四卷的《中国经济史概说》一种，台湾有杜正胜译本，曾与论文《中国社会史概说》（萧正谊译）合为《中国经济社会史概说》一册；前者以门类为纲，后者以时代为纲，一横一纵，皆简明扼要，可略见他对中国古代经济社会的总体见解。
和田清曾对加藤表示：“像搞社会经济史这门学问，外国人总不及通晓实际情况的本国人。”但他断然回答：“不是这样，那只是在常识方面而已，如果真正进入学问的深处，外国人和本国人，并没有两样。”可见他自信已进入中国经济史学的深处，而论其成就，确亦无愧斯言。
诗曰：古来民以食为天，考证遂开风气先。岂独一门经济史，东邻事事祖生鞭。
按：论引入西方新学，日人较国人为早；论掌握中国文献，日人又较西人为深。故治学每占先手，至今仍堪与中、西鼎足三分。

副榜头领之九　河北降将崔埜　桑原骘藏

桑原骘藏（1870－1931），日本人。
中西交通史研究，有西域（陆路）、南海（海路）之分。贺昌群曾称日本汉学界治西域者，白鸟库吉之后有藤田丰八、桑原骘藏、羽田亨三足鼎立；至于南海方面，则以藤田、桑原为并峙双雄，“二氏对于中国典籍之素养，皆甚深厚。桑原氏之学风，沉毅坚实，苟非确证，不妄下断语……藤田氏之学风，则豪迈中有乾嘉诸老之绵密。”大略而言，桑原较之藤田，博似不及，精则过之。
桑原在中学时即有志成为“世界的历史学家”，后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学科，毕业后进入大学院专攻东洋史，师从坪井九马三、林泰辅、那珂通世等名家。1909年任京都大学教授，直到退休。
桑原早年著有《中等东洋史》（上卷），实为中国本位的简要东亚史，清末引入中土，名曰《东洋史要》（樊炳清译）；后渐转向专题研究，尤专精于古代东西交通。平生最有代表性、也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为专书《宋末の提举市舶西域人蒲寿庚の事迹》，冯攸译作《唐宋元时代中西通商史》，陈裕菁别译作《蒲寿庚考》。蒲氏为南宋末年亦商亦官的海上巨头，以后叛宋降元，实攸关当时兴亡大局；此书考证他是东来阿拉伯人的后裔，实以其人为中心，钩稽唐宋时代中国与西亚的贸易交通史迹。
按：向达二十年代末有谓：“日本人桑原骘藏曾作了一部《宋末泉州提举市舶使蒲寿庚的事迹考》，以蒲寿庚为中心，叙述唐宋时代中国与阿拉伯人在海上交通的情形。若是有人以郑和为中心，而叙述元明时代中国与西方之交通，钩稽群籍，疏通证明，其成就一定不会比桑原的书坏。”而稍后伯希和即有《郑和下西洋考》，惟侧重版本及史料层面，性质异于《蒲寿庚考》，未可即谓之元明时代的中西交通史也。
关于蒲氏事迹，日人藤田丰八《泉州之阿剌伯人》一文已先发其覆；但桑著视界广大，考订细微，附注尤其丰富，故后来居上，一出而震动中外，并获日本学士院赏。以后国人于其书多有商榷，如罗香林先后有专著《蒲寿庚传》、《蒲寿庚研究》，认为蒲氏先世来自四川而非广州；韩振华论文《蒲寿庚国籍考》、《唐宋时代广州蕃坊地域考》、《唐宋时代广州蕃坊是居住甚么人》，张秀民论文《占城人移入中国考》、《蒲寿庚为占城人非阿拉伯人说》，皆指蒲氏先世为占城人而非阿拉伯人。然桑著固未因此而减色也。
关于中外交通的海路问题，《蒲寿庚》一书而外，尚有论集《唐宋贸易港研究》（杨炼译）；关于陆路问题，则有《张骞西征考》（杨炼译）、《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何健民译）。以上散论，身后多收入《东西交通史论丛》。
此外，其撰作主要关涉两大领域：一系中国历史文化的概观或批判，如著名论文《历史上所见的南北中国》之类，见于《东洋史说苑》、《东洋文明史论略》；一系中国法制史研究，包括长论《中国之孝道》在内，见于《支那法制史论丛》。生前罕有专著出版，身后汇刊为《桑原骘藏全集》五卷。
桑原论学，追求立论坚确、表达明晰，以“科学性的历史学”自期。据说他曾对白鸟库吉表示：“吾辈所写，平淡朴质，无明确之证，决不断定，不加臆测。坚持缺疑态度，不想侥幸于似是。这样虽无白鸟博士如天马行空般的华丽发现和独创的辉煌，但也无偶尔失足，从云间落下的担心。”羽田亨亦颂扬其“学风一言以蔽之，可谓‘坚实’。根据广博的知识搜集史料，一一施以精致的考证，提出铜墙铁壁般的论点，建立新颖透彻的论断，是他最大的长处”。而桑原于中国学界目无余子，惟独对陈垣称许有加，当亦由于两人学风接近，故惺惺相惜耳。
然以其人之道反观其人，则桑原所作亦未尽合于理想。如《东洋史说苑》所载述论中国人的习俗与性格诸文，尤其《中国人的文弱和保守》、《中国人的妥协性与猜疑心》两篇，深受美国明恩溥《支那人之气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的影响，以难于客观确定的民族性（国民性）为主题，在立论上实已先入为主，再撮集零星史料以作证明，所谓“科学性的历史学”竟如是乎？另，《黄祸论》一篇，既有反抗西洋人的心理，也有轻视中国人的心理，亦可代表近代一般日本人的中国观。
诗曰：一卷无多世已惊，须知著述贵求精。分明大食交通史，岂仅区区蒲寿庚。

副榜头领之十　河北降将金鼎　高罗佩

高罗佩（Robert H.van Gulik，1910－1967），号笑忘，室名吟月庵、集义斋、尊明阁；荷兰人。
欧洲早期汉学的成立，入华教士实功莫大焉，故称为传教士汉学；其次驻外机关或殖民政府亦有助力，可称之外交官汉学。荷兰势力早在十七世纪即侵入远东，由于殖民地统治所需，汉学风气开户甚早，而高氏即承此余绪；在学院派汉学占据主流的二十世纪，他游离于外，一士翩翩，实代表外交官汉学的末代辉煌。
高氏幼年随父在荷属东印度（今印尼）生活，返国后就读于荷兰汉学中心所在的莱顿大学，主攻法学，并接受汉语的系统训练；复往乌得勒支大学深造，获博士学位。随即供职外交机构，长驻东京，屡访中国，官至驻日大使。
二战以后，东洋时局艰困，古物多出，高氏屡获旧刊房中秘本，更在1950年购藏京都旧族散出的晚明春宫版画册《花营锦阵》，遂触发他作相关探讨，次年完成《秘戏图考——附论汉代至清代的中国性生活》（杨权译），辩驳西方对中国人性生活的厚诬，指出“中国房室之私，初无用隐匿，而可谓中华文明之荣誉也”。全书计三卷，卷一为研究部分，包括性学文献概述、春宫画简史及《花营锦阵》文字注释；卷二、卷三为资料部分，除《花营锦阵》原始图文之外，上至汉唐医籍，下至明代小说，皆予选录。此后他继续钻研，扩张旧说，十年后复公开刊行《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李零、郭晓惠等译），综论上古至明代的性文化史。以上两书，为空前的中国性史专刊，一举填补中外学界空白，价值自不待言；至九十年代联翩引入大陆，又正切合当时性启蒙的潮流，影响之巨，尤罕有伦比。
按：脐下三寸，两腿之间，在中土虽亦为雅俗同乐，却非儒生学问之所系，迄于近代，观念始变。如叶德辉刊印《双梅影闇丛书》，马廉集古代色情小说（故斋号“不登大雅堂”），周越然藏中外“淫书”与“性书”，姚灵犀纂《采菲录》、《思无邪小记》，潘光旦译注《性心理学》，皆已涉性学樊篱，惟未成系统，如初上梁山，羽翼未丰，终待高氏始一统江湖耳。
高氏以性学驰名中外，而事出或然，实非本业。他少年时代即研习中文、梵文，另通晓印尼、日、藏等十余种语言，其博士论文《马头明王诸说源流考》考掘印、藏及东亚的拜马信仰，专著《悉昙——中日梵文研究史论》为悉昙学（梵文字母研究）的开创之作，皆有赖其通贯的语文能力。而《房内考》所附《印度和中国的房中秘术》一文，亦得力于此。此外，他早年专攻法学，故又曾译注宋人桂万荣的狱讼案例集《棠荫比事》。
作为个人，高氏最特异处，尚不在其中国知识的博洽，而在其中国文化素养的全面。一般汉学家，能读汉字未必能说汉语，能说汉语未必能写中文，而高氏不仅熟悉中文，更能作文言文，诗词吟咏亦已入流；文学以外，书法、篆刻皆善，古琴也得名师指点。其通才绝艺，俨然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遗风，不仅非任何汉学家所能及，在现代中国人之中亦属罕有。而且，他身为西国官员，下笔每称“吾华”如何，开口即道“在我们汉朝的时候”或“我们中国在唐朝”之类，更堪称最中国化的汉学家；若有继陈垣而作《现代西洋人华化考》者，自不可无此公也。
而高氏论学的最大特色，就在于他以一己的中国趣味为本位，好之乐之，进而学之知之。他好古琴，故有《琴道》，并译注嵇康《琴赋》；好书画，故有《中国绘画鉴赏》，并译注米芾《砚史》、陆时化《书画说铃》；曾养长臂猿为宠物，故有《长臂猿考》。此外，他因喜爱侦探小说，曾将唐代狄仁杰的通俗故事铺衍为百余万字的《狄公案》系列，以西洋探案小说传统糅合中国古代社会风情，在欧洲风靡一时，遂以一身而兼为外交家、汉学家、小说家，尤为不可及。
高氏在荷兰就学时曾与孀妇相好，第一次驻日又与日女同居，至抗战时乃与吾国闺秀水世芳在重庆结褵。则其于学问、于趣味、于婚恋，皆无不以中国为归宿。
按：西洋汉学家多有择偶于华裔名媛者，如德国艾克（中国建筑、家具）、傅吾康（明清史），瑞典马悦然（古汉语、中国文学），美国牟复礼（元明史）、墨子刻（中国思想史）、魏斐德（近代史）皆是，盖此于生活治学，实一举两得；至于李约瑟与鲁桂珍同治中国科技史，宇文所安与田晓菲同治古典文学，则更可称琴瑟和鸣矣。
荷兰汉学家又有高延（J.J.M.de Groot），在中国宗教的田野研究方面实为先驱，于婆罗洲华人公司的钩沉也有特殊贡献，至今虽寂寂无名，实未可轻也。
诗曰：A片如今只等闲，春宫当日网罗难。巫山自古多云雨，须作人情世态看。

副榜头领之十一　河北降将黄钺　新城新藏

新城新藏（1873－1938），日本人。
天文学与近世历史渺不相涉，然而天文学史对于古代史，尤其是上古史，却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其学说可为混沌的上古树立年代标尺，更能以天象记录作标准点，为古代文献断代提供参照，非仅有单纯的科学史意义而已（如傅斯年曾指出：“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若干历史学的问题非有自然科学之资助无从下手，无从解决。”）。而治中国上古天文，则以新城为最重要的前驱，至今仍不可忽略。
新城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物理科，早年从事重力与地磁研究；后执教于京都大学理工科大学，复赴德留学，在哥廷根大学攻读物理，兼习天文，返国后讲授宇宙物理学。
1909年，白鸟库吉提出有名的“尧舜禹抹杀论”，引发日本汉学界东京、京都两派就中国古史与《尚书》年代问题进行论争；由于《尚书尧典》的天象成为一大焦点，讨论乃引向天文历法方面。当时东京一派的饭岛忠夫发表论文，支持白鸟的“疑古”见解；而新城则得到京都大学狩野直喜、小川琢治及内藤湖南的支持，借其天文专业背景，乃起而反驳饭岛之说。自此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双方使尽浑身解数，历经十数年的辩难，各成专著，饭岛有《支那古代史论》、《支那历法起源考》，新城则有《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两造在立论上多针锋相对，其要点一为中国天文历法的成立，饭岛主外来起源说，而新城主独立形成说；一为传世典籍的撰作时代（以《左传》为主），饭岛指为后世伪托，而新城断为先秦之作。饭岛在思路上自有价值，惟怀疑过当，考证未周，其说久已消沉；而新城则有门人上田穰、能田忠亮、薮内清继之而起，余响不绝。
新城所著《天文学史研究》（沈璿译），包括《中国天文学史大纲》、《周初之年代》、《二十八宿之起源说》、《由岁星之记事论左传国语之著作年代及干支纪年法之发达》、《再论左传国语之著作年代（附考公羊谷梁两传之著作年代）》等编；其后又有《中国上古天文》（沈璿译），系其见解的简明总结。由于他既有现代科学背景，又能深入中国古代文献，考订审慎，结论纵未必是，仍多可引据参考，对于中国学界影响亦甚深。
新城在学术上以饭岛为平生大敌，但他表示：“余更当一言于兹者，即有反对余说之有力者，使余之研究裨益不鲜是也。学习院饭岛忠夫，反对余说尤烈。……惟其着想点与研究法之趣旨，颇异于余，爰往往由彼所得、与余相反之结论，俾余所论之弱点，受其教者，不乏其例。然大观之，余与反对余说者，乃由别途而进向同一山巅，余今祝反对余说者之健康，而斯他日能早在山巅握手共庆也。”不自负正确，不抹杀论敌，殊可见其为学风度。
按：上古茫昧无稽，文献不足征，故中国早期天文年代之学亦多无定论，亦不宜有定论；新城谓以学术相争者皆“由别途而进向同一山巅”，其意甚是，盖不必急于强求最终真理，众说并存可矣。以最关键的武王克商之年问题为例，其考证似有两种取径：一为天文学方法，以古代文献所见的伐纣天象与现代天文学回溯所得的历史天象相印证，从而判断其绝对年代，然文献本身既有歧义甚至虚构，出发点已有偏差，则论证即再严密，亦属徒然；一为历法学方法，主要根据铜器铭文（金文）所见的王年、月相及干支缀合排比出历谱，上推以确定西周始年（即伐纣之年），但由于材料混乱，似亦未见合理的成果。反观晚近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三代工程），辄欲勉强建立上古年代体系，主题先行，史料缺乏批判，论证流于武断，更冀图藉官学强势，将一家之言定于一尊，又何其可笑。此亦如孔子基金会发布所谓孔子标准像，主持者煞有介事，奈何旁观者终藐藐哉。
新城曾任京都大学总长（校长），卸任后赴华，在日本外务省辖下的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任所长；抗战时日军占领南京，他受命接收中方的图书文物资料，因中暑而致病故。胡适后来提及：“南京中央研究院的东西是被一个日本人叫做新城新藏的保存下来的；还有故宫博物院未曾运走的古物，也是新城新藏把它作为陈列物才保留下来的。……他对我们做了不少的事。后来死在南京，就葬在中央研究院那边。”不知今日其葬处尚有遗痕可寻乎？
诗曰：旧学新知俱有根，天文考史一家言。笑他历日原难测，三代工程枉自尊。

副榜头领之十二　河北降将梅玉　沙畹

沙畹（Emmanuel-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法国人。
三十年代以前，中外多视法兰西为国际中国研究的重心所在，国人在情感上虽耻居其后，而在学术上终不能不推为先导。陈垣对胡适尝有言：“汉学正统此时在西京呢？还是在巴黎？”并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今天汉学的中心在巴黎，日本人想把它抢到东京，我们要把它夺回到北京。傅斯年致陈垣函亦谓：“睹异国之典型，惭中土之摇落，并汉地之历史言词材料亦为西方旅行者窃之夺之，而汉学正统有在巴黎之势，是若可忍，孰不可忍。”而法国汉学所以有此声势，端赖沙氏号召之力，培育之功也。
沙氏早年就读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主修康德哲学；后得院长佩柔鼓励，始转向中国领域，并承汉学家考狄指点，乃知重视史部文献。毕业后来华，以驻清公使馆散编随员名义进修汉语。后来伯希和因此指出：“既具有良好的高等学科训练，又对该国具有实际的认知。沙畹是第一位全才的汉学家。”四年后返国，因缘际会，年未而立即主持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
沙氏到达北京未久，即开始进行两项工作：一是译注《史记》，自《封禅书》一篇入手，以后陆续译出全书的五分之三；一是搜集铭刻资料，将山东武梁祠画像石及有关碑铭汇编为《中国两汉石刻》。而由《封禅书》的研讨，又引发他对泰山的实地考察，撰成《泰山：中国的一种祭祀志稿》，书后所附论文《古代中国的社神》，也是揭示中国古代宗教特性的相关论述；由画像石的研讨，又延伸至更大范围的石刻调查，第二次访华时遂有《华北考古记》四卷，图文并举，为当时最精详的考古调查。以上论著皆无中译，但对于西方学界意义重大。
沙氏论学范围极广，包括文字、文献、碑铭、简牍、地理乃至佛教、道教，而影响中土学界最大者，实惟《西突厥史料》一种。此书搜罗甚丰，以《隋书》及新旧《唐书》为史料主干，辅以中外典籍，并首度利用《册府元龟》中的材料，于地理、人名、制度的考订皆甚精审，为中亚史的空前杰构；其后又续有《西突厥史料补》之作，但在中国文献的择取上仍多有疏漏，冯承钧翻译其书时已作订补，岑仲勉更专门撰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另，沙著以突厥汗国分裂后的西突厥史为限，而关于早期突厥史及东突厥史，岑仲勉另有《突厥集史》二卷，德国华裔刘茂才有《东突厥史料》二卷，近时薛宗正又有《突厥稀见史料辑成——正史外突厥文献集萃》，皆可视为沙氏的继踵者。
按：近代外人研究中国问题，以其学术观念占优，往往引领风气，开拓领域，但在文献积累与细节考证方面，则有待国人补缀修正。而民国时从事汉学中译者，自身多系此道的专门家，故每能合翻译与补正为一事，如陈裕菁译（日）桑原骘藏《蒲寿庚考》，张星烺译（英）亨利玉尔《马可孛罗游记导言》，梁园东译（俄）布莱资须纳德《西辽史》，姚枬译（英）哈威《缅甸史》，陈礼颂译（英）吴迪《暹罗史》，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译（瑞）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王古鲁译（日）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皆属其例，固不仅冯氏如此也。此举甚便学者，实为引介汉学的优良传统，惜乎此风不再矣。
此外，其论文中译尚有《宋云行纪笺注》、《大月氏都城考》、《魏略西戎传笺注》、《罽宾考》（与烈维合作）、《中国之旅行家》、《摩尼教流行中国考》（与伯希和合作），皆见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各编。
沙氏平生体质孱弱，死于一战烽火将尽之际，年仅五十二岁。然其门人甚众，本国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三氏声名尤著，当日又正值盛年，遂使巴黎汉学在二三十年代达致巅峰。但王静如回忆1936年自法归国时：“往辞伯希和教授，教授除示惜别而外并怆然语余曰，君来时法国汉学可谓极盛，君去后恐未必如此矣。并言华人知此者固少，即吾法国青年习此者亦日渐衰微。”结果伯氏一语成谶。此后纳粹德国勃兴，烽烟再起，人世多艰，及至1945年，葛、马、伯三大家竟相继陨谢，而法国乃至欧洲汉学最辉煌的一页，遂逝而不返，成为茨威格所谓“昨日的世界”。战后戴密微作为烈维、沙畹的传人，虽能延续法兰西汉学盛世之一脉，然胜地不常，国际文化学术重心已随政治重心西去，此消彼长，西洋汉学的盟主地位，亦终为新大陆所夺矣。
诗曰：当年汉学一肩任，遂使巴黎作正音。只惜美俄争霸后，欧西人物渐销沉。

副榜头领之十三　河北降将金祯　劳费尔

劳费尔（Berthold Laufer，1874－1934），又译洛乌费尔、洛佛尔、劳费，本人曾译作罗佛；原系德裔犹太人，后入籍美国。
严格而言，只有以古典为中心的欧式中国学始称“汉学”（Sinology），以近现代为中心的美式中国学则谓之“中国研究”（Chinrsr Studies），惟亦不妨泛称汉学耳。美国汉学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无论学风或人才，多系欧洲Sinology的移植，如当日最重要的汉学家夏德、劳费尔皆来自德国；自四五十年代以来，费正清登高一呼，始转向Chinrsr Studies。迄于今日，Chinrsr Studies已如银河帝国一统天下，自其立场回顾，则Sinology不过美国汉学的前传，而劳氏之辈亦有如银河共和国时代的“绝地武士”，在此帝国时代久已声名落寞，为世所遗矣。
劳氏早岁就读于柏林大学，曾学习闪、波斯、梵、巴利、汉、藏、蒙、满、日、马来等语文，后获莱比锡大学博士学位；因德国本土就业不易，遂渡洋赴美，先后供职于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其间四度参与远东探察活动，搜集各类藏品极丰。
劳氏最著名的代表作，为《中国伊朗编：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着重于栽培植物及产品之历史）》（林筠因译）。其书以植物为重点，兼及纺织品、矿物及职官，通过称名音读的广泛对比，考掘中国与西亚间的物质文化交往，在西洋汉学史上独具异彩，尤非中国人所能为。章鸿钊称“其书博大浩翰，凡于中国植物金石称谓沿革搜讨备勤。其余一名一物之微，详加疏证，志其出处始末者，亦复前后错综其间，要皆异于曩之考证家硁硁墨守一家言与一国文字者所为”，可谓确评。
其中译论文另有《吐蕃的鸟卜》、《藏语中的借词》、《西夏语言：印度支那语文学研究》、《押不芦》，其中《押不芦》一篇讨论奇异植物，固与《中国伊朗编》同一旨趣；而《藏语》、《西夏语言》两篇亦多涉及名物尤其是植物的词语源流，在方法上实与《中国伊朗编》相通，只不过在论题上彼以物质为主，此以语言为主而已。
劳著引入中土虽寥寥无几，但其实际撰作数量之繁多，范围之浩广，题材之细微，皆属世所罕见。身后刊有《劳费尔文集》三辑，凡六大卷，其内容类而别之，大体皆在亚洲范围，诸如语言（吐火罗、阿尔泰、西藏、西夏、女真），文学（印度寓言、中国诗、蒙古诗歌、日本童话），宗教（佛教、西藏苯教、入华基督教），种族（日本虾夷、中国犹太人），中国考古（玉、青铜、陶、瓷），中国艺术（墓雕、绘画，纸、墨），中国风俗制度（科举、马球、按手印、食土癖），藏学（文献、传说、占卜），动植物（驯鹿、长颈鹿、象牙、孔雀、鸵鸟、鸬鹚、蟋蟀、马铃薯、柠檬、烟草），矿物（琥珀、玛瑙、绿松石、金刚石、海龟化石），物质文明与技术（眼镜、熏香、石棉、毡、爱斯基摩人螺杆、鹿皮鞋、中国变性术、航空史、电视前史），还包括物种或技术入华史（玉蜀黍、落花生、接种）等等，望之令人目迷五色。论其博学，实可与伯希和相抗而有余，但考虑到他在中国学界影响甚微，故仅使屈居此位，未置于额外头领前列。
劳氏通晓多种东方语言，凭藉对音方法每能左右逢源，然欧洲如伯希和、高罗佩，日本如白鸟库吉，中国如陈寅恪、王静如率皆如是，故此仍系近代汉学界共同苦修的招式，尚非其独步江湖的绝技。其最大特色，实得力于其博物馆视界，所关注者乃博物问题，而非一般汉学家所重的史地问题，凡天地万物之属，器用技巧之什，无所不究，一言以蔽之，是为东方学领域中的“博物学”或曰“自然史”（naturalhistory）研究。
按：中国古代亦自有博物学传统，《尔雅》汇辑经训，包含草木虫鱼鸟兽之名，即其始源。清人程瑶田发扬其绪，以小学（训诂）之法治礼制（宗法、丧服）、器物（考工）、建筑（宫）、田亩（沟洫疆理）、地理（水地）、植物（九谷、草）、动物（虫）、算术天文（数度）、音乐（声律），实属清儒的异数；又多运用转语（音转）原理，以名物学与语言学相结合，尤与劳氏取向略近。则清代经学之有程氏，亦犹西洋汉学之有劳氏，不可复得，亦不能无一也。惟近代以降，自然科学已趋向专门化，博物学花果飘零，程瑶田、劳费尔之学，至今亦成广陵散矣。
劳氏论学，特重个别的物类事项，论者称之为“微观汉学”；然而他有亚洲文明交流史的整体视野，积少成多，由点及面，终成规模，盖聚“微观”而成“大观”者矣。白鸟库吉尝言：“以一叶之落而可见引力之理，于学术界掀起大波澜之大道理却存乎细微之处，研究之大小不在于问题之大小，而取决于研究者眼光之大小……”斯言正合为劳氏诵之。
劳氏在学问上长期保持多产，事业甚为得意；但据说他身患癌症，加之心理抑郁，竟于1934年近六十岁生日时，于芝加哥某饭店跃下而亡，惜哉。
劳氏之后，美国谢弗著有《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中译本作《唐代的外来文明》），堪称《中国伊朗编》之续。
诗曰：事物源流考亦难，人言汉学此微观。坠楼一死留公案，不独自沉王静安。

副榜头领之十四　河北降将毕胜　魏特夫

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1988），又译维特福格尔、维提佛格耳、威特赫果尔、魏复古；德国人，后入籍美国。
在方法上，欧式汉学独尊考据，而美式汉学亦长期以叙事史为主流，皆实证有余，思辨不足。而魏氏得力于马克思主义史观，论学能见其大，甚有理论建构力，实属西洋汉学家的另类。
魏氏早年即受激进思想熏染，后倾向于马克思学说，并对东方历史文化发生兴趣，在大学时广泛涉猎汉学、历史、社会、经济、地理等学科；1920年加入德共，曾研读于理念左倾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获法兰克福大学博士。希特勒执政时他一度被捕，被释后流亡欧美；至1939年苏德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政治神话开始坍塌，乃宣布脱离共产主义运动。
魏氏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资助，三四十年代从事名为“中国历史研究计划”的庞大项目，先与冯家昇合作完成《中国社会史：辽》，他负责总论部分并统筹全书。其贡献在借用人类学的“涵化”（acculturation）概念解释辽（契丹）的中国化过程，强调其政治社会的二重性特征，称之为“征服王朝”（Die Erobererdynastie）；同时梳理此后金、元、清等外来政权的制度特色，对于亚洲内陆文明与中原文明皆有新颖的宏观认识。
按：美人拉铁摩尔汲取美国边疆史学一派的思路，著有《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旧译《中国的边疆》），突出北方边疆民族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作用；魏氏本已重视历史的地理因素，当日受其激发，乃提出征服王朝论，后来美国费正清、日本田村实造皆受其说影响，实为观察中国史的有力框架。盖中国史家自华夏本位出发，每强调外来民族与本土社会的融合；而征服王朝模式则自边疆本位出发，强调外来民族与本土社会的冲突，正可补充国人视角的局限。
随后魏氏复竭力撰写巨著《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徐式谷等译），至50年代发表，是他最有名的著作，有支持者甚至将之与马克思《资本论》、韦伯《经济与社会》相提并论。其基本见解，在背景上出于近世西洋普遍的东西二元论，具体则源自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夸大东方社会的特异性与暴力性，认为东方国家由于农业灌溉及水灾治理而形成专制主义的官僚制传统，并指现代苏俄为东方专制的复辟云云。然而马克思的“亚细亚”之说本是欧洲中心论的产物，是对东方社会历史的最大误解，魏氏据此立说，不免理论先行，将错就错，强史实以就我，仅论其结果，实可谓满盘皆输。故中国学人如萧公权、姚从吾、胡秋原、唐德刚于其见解皆不以为然。惟自另一角度言之，则其书深具思想雄心，包举四海，囊括古今，作为一种建构理论体系的试验，在学术史上终属难能，固不必尽以成败论英雄；且以政治立场论，他在学理上对专制与极权反戈一击，亦如凯斯特勒、奥威尔借小说揭露极权主义的恐怖，皆为一代左翼知识分子的沥血反省之作，又岂可忽之哉。
除以上两大名著，其早期有关中国的著述甚多，以《中国的经济与社会》两卷最为重要，已可见“治水社会”论的萌芽。中译论著有单行本《地理学批判》（沈因明译），散论《中国阶级之史的考察》、《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中国经济史的基础和阶段》、《商代卜辞中之气象记录》、《中国社会——一个历史的考察》。
魏氏反出左派阵营，在学术上仍不脱唯物史观，在政治上复有反共情结，故与美国汉学界主流颇有抵牾，在冷战时代尚不失为一时豪杰，而待时过境迁，遂声名落寞。故论者有谓：“他认为自己在理论上是马克思的追随者，但却与大多数西方作者格格不入，不被他们理解；另一方面，他又被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看作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反苏分子，与他接触本身就要受到指责。”而论其人在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其助手厄尔曼认为他较之马克思、韦伯更为高明，自属过誉；但或谓他堪与汤因比并列，则庶几近之乎？
魏氏中文阅读能力不足，多根据翻译材料作研究，故他在美主持“中国历史研究计划”时，多援引中国学者合作，包括冯家昇、王毓铨、房兆楹、瞿同祖、何兹全、陈学霖。
诗曰：文明新血在边疆，征服王朝几灭亡。到处党人一丘貉，何曾专制属东方。

副榜头领之十五　河北降将潘迅　葛兰言

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又译格拉勒、格拉耐；法国人。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岁月，欧洲汉学是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的天下。三氏同出沙畹门下，但伯、葛两人在学术取向却恰相对峙：前者重功力，偏好语言与文献的考订，胜在结论坚实而难以撼动；后者重方法，眼光超出文本之上，重在揭示事实背后的无形关联，胜在观察深刻，能见人所未见。
按：日人福井文雅比较二氏有云：“在中日学术界中，Paul Pelliot氏是有很高的知名度的。而在欧美汉学界，作为学者被提到的话，大家都会谈起Marcel Granet。和博识相比，欧美汉学界更重视独创性。”但此说甚偏。葛兰言在思路上固有启发性，但比之伯氏，于中国文献的功力毕竟入焉不深，一着不慎，即易堕入魔道。故而过分着重方法，过分轻忽功力，则过犹不及矣。
葛氏早年就读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主修历史学。后从学于社会学巨匠涂尔干（又译杜尔凯姆）、莫斯，尤激赏涂氏的名著《自杀论》；又阅古典史家古朗士（又译库朗热）著作，曾有意研治欧洲封建社会，未几复欲探索中国封建社会，转从沙畹学习中文，遂进入汉学领域。此外他还是印欧比较语言学家梅耶的学生，堪称转益多师。当其时，无论社会学抑或西洋汉学，法兰西皆系重心所在，涂尔干之于社会学史，沙畹之于汉学史，皆为旋乾转坤的非凡人物，而葛氏因缘时会，乃得以一人之身而承袭法国最辉煌的两大学术谱系。
葛氏以博士论文Fêteset Chansons Anciens de la Chine最为人熟知，张铭远曾译作《中国古代的祭礼与歌谣》，赵丙祥、张宏明重译作《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其要旨是将《诗经》还诸《诗经》所属的时代，使其自中国久远的经学阐释传统中解脱出来，凭藉中国边疆及邻邦的民族学材料作为参照，企图复原上古的社会风俗制度，认为《诗经》所见歌谣多出于春秋节日中的男女歌咏竞赛，多有性爱意味。其解释虽不免有所臆测，但在取径上实别出手眼，已体现出平生论学的作风。
其用力最深的代表作，则数Danses et Légendes de la Chineancienne一书，原著分上下两册，煌煌七百余页，民国时李璜译述为《古中国的跳舞与神秘故事》，但非真正的翻译，实为原著的述评。其第一卷是“杀舞人与首领以祭”，论春秋时代杀死俘虏、首领及优人的事例；第二卷是“新的秩序之建立”，论驱鬼、假面舞蹈、媚神的仪典意义；第三卷是“杀英雄以祭与王朝之舞”，论政治首领的牺牲仪式。大抵他是自社会学、人类学角度挖掘远古仪典与神话的深层意蕴，观其思路，不无构建体系的意图，有类于弗雷泽的《金枝》；而国人中以郑振铎的《汤祷篇》，闻一多的《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姜嫄履大人迹考》，与其旨趣最相接近。
此外，尚有专著La Religion des Chinois（中国人的宗教）、La Civilisa-tion Chinoise（中国文明）、La Pensée Chinoise（中国思想）、La féodalitéchinoise（中国封建制度），皆未有引介；论文中译则有《中国宗教之精神》、《中国的尚右与尚左》。
葛氏治学之法，李璜概括为“伪中求真”，盖不汲汲于标准的考据，而擅长以社会学眼光重估史料的内涵（葛氏针对文献问题有言：“对于我们，每个故事同时可算作两个，而两个都可以作为史料看待。一个是所纪载的事实……但还有另一个事实，便是作者对于这件事的叙述，或者说，作者要叙述时对这行为的‘相信心理’。”所言确有所见。易言之，文本所载者是一重事实，文本作者相信其所载为真又是一重事实；即使文本所载者为伪，但文本作者自身的观念仍不伪，相对于其所属的时代，仍是真史料也）。他有哲人气质，并自恃其方法论，较轻视语文考辨，也不重文献的年代与真伪，甚至还怀疑甲骨文的价值，在具体论证上每多臆解。故正统的汉学家对他多持保留态度，如高本汉对其《祭礼与歌谣》、《跳舞与神秘故事》两书皆有严厉批评；针对《祭礼与歌谣》，日人小岛祐马则称为“像天马行空般的独断”，和田精甚至有“这种东西并不能算是研究”的指责。但他始将社会学方法引入汉学，独树一帜，价值自在，其联想虽甚危险，但妙手偶得，又非寻常思路可及。且其影响更及于汉学领域之外，以比较神话学名重于世的杜梅齐尔，以结构主义人类学领一代风骚的列维斯特劳斯，皆先后承其教诲。
按：葛氏过人之处，在勇于想象。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有《社会学的想象力》之作，而葛氏运用社会学于先史时代，实已近于人类学，则可谓有“人类学的想象力”。胡适曾言：“做历史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严格的评判史料，一方面是艺术——大胆的想像力。史料总不会齐全的，往往有一段，无一段，又有一段。那没有史料的一段空缺，就不得不靠史家的想像力来填补了。有时史料虽可靠，而史料所含的意义往往不显露，这时候也须靠史家的想像力来解释。”则想像力不亦可贵耶？故于其人，知其短，学其长，可矣。
当今美国女汉学家艾兰（Sarah Allan），著有《世袭与禅让——古代中国的王朝更替传说》、《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水之道与德之端——中国早期哲学思想的本喻》，在学风上颇继踵葛氏。
诗曰：一卷毛诗另眼看，仲春时节两情欢。何妨沙畹门下士，方法却承涂尔干。

副榜头领之十六　河北降将杨芳　鸟居龙藏

鸟居龙藏（1870－1953），日本人。
对于研讨古代社会历史，自以文献材料最重要，包含信息也最丰富；考古材料最原始，故最准确；而民族学材料作为活的社会标本，每能激活死的文献或考古材料，亦有无可替代的参证价值。而且降及近世，新文明所到之处，后进民族所保存的旧文化风俗即趋于灭绝，故民族学调查在当时实为抢救性的学问，较之考古学尤属急务。岂不见今日考古发现仍层出不穷，而民族志之学已近乎无处施展乎？
近代在中国境内从事民族的社会调查或资料发掘者，多由外人开风气之先，如美国柔克义之于藏族，骆克（又译洛克）之于纳西族，葛维汉之于西南民族，荷兰高延之于闽南及南洋的华人社会，俄国史禄国之于东北通古斯族及满族，皆其显例。而论活动之勤，范围之广，成绩之多，则无过于鸟居者。
鸟居中年以后获东京帝国大学博士学位及教授职务，但论其出身，实自学成才。他九岁时因故退学，从此自修中小学课程，十六岁时加入东京人类学会，后任东大人类学教室的标本整理员，接受日本人类学的开山坪井正五郎的教诲及领导；但坪井仅是书斋人类学家，无意于从事艰苦的田野调查，鸟居在其安排下，遂展开海外考察的“豪壮的人生”，成为东亚田野人类学最早的拓荒者。
其田野考察兼及人类学、考古学两种性质，在地域上，则包括千岛群岛与库页岛（今俄罗斯）、朝鲜、满蒙（中国东北、热河）、日本列岛、冲绳群岛、台湾及中国西南，可以说纵横环东亚地带，囊括中国文化圈自东北而西南的边缘地区，以至于后辈泉靖一表示：“年轻的时候不管到哪里调查，都发现曾经有鸟居先生的足迹，使我感觉不痛快。”而江上波夫则指他足与日本探险南极的白濑耸、探险千岛群岛的郡司成忠、探险中亚的大谷光瑞相比，乃是“空前绝后的探险型学者”。
鸟居考察各地的报告及论著极多，其要者如《红头屿土俗调查报告》、《苗族调查报告》、《南满洲调查报告》、《有史以前的满蒙》、《人类学上所见的西南支那》、《黑龙江与北桦太》等。其中翻译为汉文者，有首次探访东西伯利亚的《东北亚洲搜访记》（汤尔和译）、第八次勘察东北的《满蒙古迹考》（陈念本译），尤以《苗族调查报告》（国立编译馆译）一种最有价值。此书分论苗族的族属源流、地理、体质、语言、风俗制度、器物花纹、乐器（笙）、铜鼓等项，以调查材料为基础，但于中国古籍及西方研究文献亦引证繁多，分析又甚深入，虽仅名为“调查报告”，实系综合性的民族研究。书成于1907年，竟已至此境界，堪称东亚人类学的早熟之作。
鸟居后期治学集中在东北古民族的历史考古方面，尤其是辽金时代，三十年代完成总结性的《从考古学所见的辽代文化图谱》四册。四十年代以中文在《燕京学报》发表一系列论文，题目包括契丹（辽）的黑山黑岭、角觝、石像、佛刹，金上京的城市文化、佛寺；此外尚有《中国石栅之研究》、《石面雕刻之渤海人风俗与萨珊式胡瓶》、《奴儿干都司考》诸篇，更涉及史前巨石文化、唐代渤海国文化、明代在黑龙江流域的军事行政设置等问题，皆为考述专深的力作。临终前仍在撰写《考古学上所见的辽文化》一书。其中译的专著尚有《人种志》（林楷青译）、《化石人类学》两册（张资平译），皆系编纂性的教科书。身后有《鸟居龙藏全集》十二卷。
鸟居曾认为千岛土著科罗博克并非独立民族，而是阿伊努族的一支，因此在见解上就与乃师坪井针锋相对。他后来表示：“我向来认为学问和师生之谊是两回事。假定我赞同科罗博克论，也许我会立即获得有利的状况，说不定现在在学界占相当高的地位。我没有受到利诱是我平生最值得夸耀的一件大事。”师恩不能移，权威不能屈，可见他为学的良心。
北平沦陷时期，他受聘为燕京大学客座教授，与中方师生关系良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关闭附属于美国教会的燕大，当日鸟居乃身着和服立于校门，以日本人的身份，郑重地向离校的师生鞠躬道歉。耻于侵略，勇于谢罪，此又可见他为人的良心。对有力者有傲岸之气，对失势者有谦卑之心，亦难矣。他终生颇与官方保持距离，以“民间学者”自居，岂偶然哉？
二女绿子嫁予中国人张雁深，张治近代外交史，著有《中法外交关系史考》，并与绿子合编《民国外交史料辑佚》。
诗曰：满蒙史迹久风尘，蕃俗苗踪费苦辛。倭种何曾都作寇，折腰低首见斯人。

副榜头领之十七　河北降将冯升　石泰安

石泰安（Rolf Alfred Stein，1911－1999）；原系德国犹太人，后入籍法国。
古代汉人之于蒙藏疆边地，多自实用政治角度以求了解，于其历史文化则缺乏学术兴趣；今日作为东方学一大分支的藏学（Tibetology），实由西人建立，故其学术传统较之中国亦远为深厚。
自十七世纪始，天主教耶稣会及卡普清修会的教士相继入藏，此即西方藏学出现的背景；可知藏学的形成亦如汉学，传教士因素实有决定性的作用。至十九世纪初期，匈牙利人乔玛编纂《藏英词典》及《藏文文法》，是为藏学正式成立的标志。迄于近世，法兰西、意大利渐成藏学两大重镇，现代藏学泰斗石泰安、图齐（又译杜齐）即分别出自法、意两国也。
石氏早年在柏林大学已获汉语文凭，三十年代为逃避纳粹德国的迫害迁居法国，从葛兰言研治汉学，又从巴科（Jacques Bacot）、拉露（Marcelle Lalou）攻读藏文，遂成精通汉、藏双语的罕有专才。他在二战时曾赴法属印度支那（越南）服役，一度成为日军俘虏；战后被法兰西远东学院派往中国考察，中共建政后原希望继续留华，至朝鲜战争爆发，乃为中国当局递解出境。
石氏四十年代留意到格萨尔史诗，曾在四川藏区调查、搜集资料，返国后整理出史诗的岭地版本及相关绘画；至1959年发表其博士论文《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耿昇译），详细总结史诗有关的文本、地理、历史以及格萨尔王号、说唱艺人、喇嘛教等问题，凡七十余万言，为当时的集大成之作，他遂凭此书一举成名。
按：关于史诗英雄“格萨尔”之名的来历，久为国际藏学界一大讼案，石氏汲取旧说，指其源自罗马帝国的“恺撒”（Kysr），与俄罗斯的“沙皇”（Czar）亦有关联；其说虽未必是，在中国人看来尤觉突兀，但早期西藏受波斯文明影响极大，罗马尊号若透过西亚传入藏区，自文化传播立场论之，实非无稽之谈。可见格萨尔史诗研究实有世界性意义，非仅限于西藏一隅，藏学一科。
六十年代初石氏又完成《西藏的文明》（耿昇译），分论西藏的地理、历史、社会、宗教风俗及文学艺术，至今仍是西藏文化最全面的述论，也是他影响最广的代表作。
其他论著尚多，其关注的一大焦点是宗教方面，除藏学所包括的巫教、苯教、佛教（尤其是密教）以外，又涉猎中国宗教中的建筑、道教、灶神传说等问题。惟译为中文者皆不出藏学范围，有专书《川甘青藏走廊古部落》（耿昇译），根据传说考掘西藏的原始部族；论文则涉及宗教、语言、赞普名号、唐蕃会盟、敦煌藏文写本等等，散见于《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丛刊及《国外敦煌吐蕃文书研究选译》之类专刊。此《译文集》至今刊行十八辑，可谓国内藏学领域最有功德的工作。
按：汉人治中国之学，在语文上较之外人自有优势；然若治西藏之学，则汉人与外人其难也无所异。更何况国人于斯学起步甚迟，积累有限，民国以来虽有任乃强、于道泉、李安宅、吴丰培、王森、黄明信、王尧等专家，但较之西人仍显逊色，未尽脱离西天取经的阶段。昔日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之论，到如今世异时移，敦煌学亦归中国矣；然而若谓“西藏在中国，西藏学在国外”，则固无不可。
另，云南纳西（么些）族颇承袭西藏文化，而纳西（东巴文化）研究亦由西人创始也。
诗曰：域中藏学待栽培，著作今凭海外才。却道英雄格萨尔，原从恺撒转音来。

副榜头领之十八　河北降将胡避　泷川资言

泷川资言（1865－1946），通称龟太郎，号君山，日本人。
东瀛自古崇慕中华，有甚于今日中华崇慕西洋，其于汉地文献，千百年来铢积寸累，多存有中土已佚的品类或版本。十八世纪初期的德川时代，山井鼎曾汇辑彼岛流传的经籍传本，考校异同，成《七经孟子考文》，其书与物观所撰《补遗》一并传入吾国，极为清儒所重。而二百年后，泷川复收拾史籍丛残，以半生心力成就《史记会注考证》，可谓山井的隔世传人。
《史记》的古注，以裴骃、司马贞、张守节三家最著，其中张守节《史记正义》原书久已不存于世，而1913年泷川偶于庆长宽永活字本《史记》中发现其佚文，乃“欣喜不能措”，遂有著述之志。此后长年黾勉于是，至三十年代完成《会注考证》。此书博采官私所藏版本，以及唐以来中国著作百余家，日本著作二十余家，贯穿群籍于一编之内，缀集众说于各句之下，为《史记》校勘及注解的空前总汇；尤其辑得《正义》佚文千余条，更是文献史上的一大发现。后来水泽利忠复穷搜异本，校其不足，补其出处，续成《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在校雠方面贡献亦大。泷川、水泽两书原各单行，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辑为《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两大册，最便使用，实为《史记》研究不可或缺之书。
按：泷川此作，乃国人当为而未为，而又不能不引以为用者，故书一出而国人既惊且愧，既羡且妒。稍后鲁实先撰《史记会注考证驳议》，斥其书体例未精、校刊未善、采辑未备、无所发明、立说疵谬、多所剿窃、去取不明。然此事牵涉浩繁，千头万绪，疏误本所不免；鲁氏性情偏狭，意气用事，当日军步步侵逼之时，更不免夹杂仇日情绪，故于其功绩抹杀过多，实甚不公平。以后有《读史记会注考证札记》、《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史记会注考证斠订》、《史记正义佚文辑注》。凡此无论补正或引申，实皆附庸于泷川之作，足见此著在《史记》研究上的中心地位。
《史记》为中国史学典籍之最，研究价值固不待言，近世域外汉学家于此书有两大劳绩：一为沙畹的译注，一即泷川的校释。而译注《史记》，仅有功于彼；校释《史记》，始加惠于我。故泷川所作尤为可贵也。
泷川毕业于东京大学附设的古典讲习所，其时正值明治维新时期，脱亚入欧为一时风尚，而他未习西学，又非本科毕业，故长期不得固定工作，“在时代急剧变化之时，仍然完全按照前一时代的生活方式生活”。后始得任仙台第二高等学校教授，晚年兼任东北帝国大学讲师，江湖地位仍不甚高。
大抵而言，其人论位置固远在胜流之下，论学识亦未高出群侪之上，然而他得此大题目，乃能咬定青山不放松，持之以恒，补之以勤，遂以第二流的素养作出第一等的业绩。篮球巨星科比有言：“有天赋的人不刻苦就达不到应有的水平；非常刻苦但天分不太足的人，成就反而会超过前者。”此经验虽得自竞技场中，然用于学术界，亦极切当，泷川即其例矣。故虽仅中人之资，未必不成大器，世间学子，岂无意乎？
泷川早年曾与市村瓒次郎合著《支那史》六卷，以西式体裁写中国通史，可比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清末有教育世界社译本；晚年从事《庄子》注释，1945年东京被美军轰炸时迁返原籍，未久辞世，其书未成。
此前又有竹添光鸿，著《左传会笺》、《毛诗会笺》、《论语会笺》，皆为总结性的注疏，旨趣与泷川《考证》略近，其中《左传》一种对中国学界最有影响。
诗曰：史迁域外有功臣，琐细功夫几度春。学似殊途归一海，不须长叹国无人。

副榜头领之十九　河北降将叶清　费正清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美国人。
西洋汉学的最大分野，在欧美之间：前者称Sinology，以古典研究为中心，重语文，重考证，重功力，精深而不免支离，趋向于博物馆式的纯学问；后者称Chinese Studies，以近现代研究为中心，重社会科学，重综合，重选题，整齐而或显生硬，有美式实用主义的文化性格。二者实体现出欧美文明的不同精神，Sinology有旧欧洲的贵族气息，大师级人物每若孤峰突出，有如名贵的劳斯莱斯或奔驰、宝马；Chinese Studies则有新大陆的牛仔作风，效率至上，而学匠气稍重，有如以规模生产取胜的福特车。而费氏不仅一手奠定Chinese Studies的基础，亦最能体现其学风也。
费氏早年就读哈佛时，承韦勃斯特指点，得知故宫所藏清末档案已开放，中国近代史大有可为；毕业后获罗兹奖学金，赴英伦剑桥攻读博士。其时英国有美裔马士其人，在中国海关供职三十余年，退休后勤于撰述，有《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远东国际关系史》（与宓亨利合作）传世，费氏遂拜其门下。故在学术渊源上，费氏一开始即与传统的Sinology格格不入。
而论其著作，可分为三个层面：一为专题之作，即根据博士论文《中国海关的起源》增补而成的《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通商口岸的开埠》，大抵继承马士的取向，重视档案史料，并突破马士仅以西文档案为据的限制，分析细致，自成体系，是他平生唯一的专业成就，可见其学问的深度；一为普及之作，如流传最广的《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与赖肖尔、克雷格合著的《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黎鸣等译），晚年总结性的《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薛绚译，台版），以及评论集《观察中国》（傅光明译），可见其学问的广度；一为编纂之作，包括指南性的《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作书目指南》（与刘广京合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资料》（与巴兰脱、史华慈合作）、《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839－1923年文献综览》（与邓嗣禹合作），并主编《剑桥中国史》第十至十五卷，即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部分，可见其“为人之学”方面。
在宏观见解上，费氏提出有名的“冲击－反应”模式，强调西方因素对近代中国的主导作用，虽嫌简单化，但至少在作为“硬件”的制度、政治层面，仍不失其合理性；又引申日人及拉铁摩尔、魏特夫的征服王朝论，指出中国古代早有汉、夷“共同统治”（synarchy）的体制，而晚清不平等条约制度正是此种政治传统的重演，亦有特见。
纯以个人论著言之，今日时过境迁，费氏多卑之无甚高论；但遥想当年，他因缘际会，应美国对华政策及认知中国之需而起，扭转汉学风气，介入外交方略，于美国朝野影响甚巨，固一世之雄也。又因他在政治上敌视国民党，对中共较持同情立场，故而在大陆亦盛名远播。
费氏三十年代初曾来华进修汉语，并得到蒋廷黻的指导，返国后执教哈佛；二战时被征招，任驻华大使特别助理、美国新闻署驻华分署主任，与中国渊源甚深。战后重返哈佛，主持区域研究的中国项目，至1955年创建东亚研究中心，凭藉哈佛巨大的影响力及福特基金会优厚的财力，乃周旋各界，独步一时。约二十年间，据说他指导的博士有百余名，一般学生更数以千计，并主持出版专著一百五十余种，人称“美国中国学方面最大的学术企业家”；而其主盟的学术群体则被冠以“哈佛学派”之名，有论者以为“在二十世纪的历史编纂学中唯一可与之相提并论者，仅有法国年鉴学派而已”。李欧梵回忆：“费教授是当年美国汉学界的‘太上皇’，此乃举世公认，我们学生私下也常用他中间的名字——King为绰号。”若非内外兼修，八面玲珑，曷能至此哉？
按：近半世纪的美国汉学家，人才辈出，除自成格局的魏特夫、顾立雅（中国上古史及思想史）、施坚雅（区域研究、城市史）以外，直接间接出自费氏旗下者，前有史华慈、列文森，后有孔飞力、魏斐德、史景迁，虽不足称大师，亦皆一时名家。论著书，史华慈于思想史，魏斐德于政治史，成绩皆有过于费氏，近时海内学界于史氏尤致敬意。然中国思想史之学，吾家自有法度，史华慈锦上添花，似未足贵；而中国近代外交之学，西人依旧独霸，故费氏更能代表汉学的强项。
总而观之，美国汉学在研讨范围上重今轻古，入门最易，余地最多，故能主导晚近的汉学主流，对于大陆最受意识形态束缚的近现代史学亦有示范价值；加上其学术群体之众，国家形象之威，在声势上更已气吞欧日，笼罩中土矣。而费氏作为斯学之King，论其名声，不惟在北美汉学界，即在整个汉学史上，亦可称第一人。惟以其人其学皆属后起，故置于梁山泊额外头领之末，以示余响不绝耳。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恰与哈佛东亚研究中心成立于同年，与费氏关系密切，早期在经费上亦仰承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其治学以群体胜，以数量胜，气象亦有类于东亚研究中心。
诗曰：谁挥巨手转方针，畏古人情遂重今。管领学林如企业，只缘福特有基金。


按，胡文辉先生《现代学林点将录》即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敬请读者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