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内课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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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中行

    上学，正经事是从师，学些新知识和新技能，追记学校旧事，重点应该说这个。学，依规定，只有上课，教师讲、学生听一种形式。下课后如何，没有规定。这没有规定有优越性，其荦荦大者有两项：一是学生有了自由，就既可以不务正业，又可以务正业；二是专说读书，就不像50年代到70年代，有些不合教义的书不许看，甚至小红书之外都不许看。于是在师范学校六年，谈到学，就要兼说课内和课外两种情况。
先说课内。课程门类很多，原因大概是，学生毕业后要当孩子王，赤子之心空空，要填充各种知识，为人师者就不得不先具备各种知识，包括如何教好孩子的知识。不同课程有不同的性质，因而课时多少，早开晚开，学生重视不重视，某人教，学生欢迎不欢迎，情况就千变万化。只好取其梗概。先点课程之名。照例居首位的是“国文”，今曰语文，所学主要是用文字表达情意的能力，都知道最重要，却不容易，所以课时最多（每周五六课时），时间最长（年年有），学生纵使不喜欢，也不敢轻视。其次，或说同样重要的是“数学”和“外语”（只有英语一种，所以课程之名为“英文”）。数学，都知道是一切科学知识的基础，想在这方面前进，就不能离开它。可惜学得不多，记得只到平面几何和小代数。就我自己说还要加个遗憾，是数学学得少，没学好，后来钻研西方哲学，尤其数理逻辑，总是如读天书，不能甚解。外语何以重要，其时不知道，可是大家都有个模糊的印象，是新时代，想不落在后面，就要学会Yes、no。英语也没学好，但终归是入了门，后来念英文著作，起初多借助字典，也就勉强过关了。三大件之外，或之下，有四门课程可以平行排列，“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学史地，目的，近视的是熟悉古今中外，远视的是鉴往知来，鉴远知近。内容是述说实际情况，不难学；或说只有小难，是辨真伪，如宣扬至高无上爱民如子，应该知道是鬼话，明是非，如说依某教条，乱世可以立即变为天堂，应该知道也是鬼话。这样，我就一贯以为，如果教师上课，能够指点学生不信各种鬼话，开这样的课就有意义，否则不如利用上课的时间，让学生多看几种讲史地知识的书，用自己的理性吸收真实的，扔掉骗人的。显然，这又是理想，同一切理想一样，其中必隐藏着困难，甚至大困难，这是，总会有什么势力，轻，不许你怀疑鬼话，重，要求你宣讲鬼话。所以，再说一回理想，是上好的史地课，应该以事实为沃土，培养见识。在师范学校六年，我随班听了多次史地课，所得呢，也只是考大学未交白卷而已。再说物理和化学，当时很多人说，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意思是就会有饭吃。我没有这样坚强的信仰，只是觉得，这是科学的初步，学了必会有用，何况本校毕业，或万一升学，都要考这两门。可惜是兴趣不高，又资质差，同样是没有学好。也属于科学知识，还有一门课程，名“博物”，因其名而推其实，应该讲授动物、植物和矿物三方面的知识，可是记得外号胡老头儿的胡先生讲，内容只是生物而没有无生物。生物，也只是人所对待，而不及人类学、民俗学之类。此外，有几门课程可以等量齐观，都是陶冶身心的，是“体育”、“音乐”、“图画”、“手工”。体育课有个特点，是走出教室，而且变安坐为跳跳闹闹。有的人也许很喜欢吧?我则一如上其他教室内之课，只是应酬公事，所以六年之久，田径，球类，竟没有一样是占先的。其余三门，音乐，记得只学会按风琴(学校没有钢琴)；图画，手工，则毫无所得。还有一些课程，如“教育”、“心理”、“教学法”，显然是传授当孩子王之术的。此外还有“法制”和“医学”，是传授防治知识的，都讲什么，不记得了。我1925年入学，1931年毕业，中间的1928年是所谓的北伐成功之年，统治权由北洋军阀之手移到国民党之手，正如有文献记载的无数次易代，讨了便宜的一小群人，头脑发热尾随的一大群人，或口说，或兼相信，“这一变可就好了!”事实经常是，“可就好了”如肥皂泡，不久就破灭，只剩下“变”却“真实不虚”。这变而且是多种，如京兆师范学校改为河北省第十师范学校；多年的无党无派的老校长刘汉章下台了，换为国民党员段喆人；县里有了党部，入党表示先进，有不少不甘落后的学生（包括女师范的学生）入了党，男女同为出入党部的员，就有了授受亲的机会；等等。诸多变之中还包括一项课程的改变，是添了宣扬三民主义的“党义”。党之义，千古类同，是要表明，只有某些教条是真理，异于此者都错，应该清而除之。也许其时我已经“攻乎异端”了吧，对于这种以讲理为名而实际不许讲理的霸气总是没有好感。人微言轻，没有好感又能怎样?不过是上课，他讲他的，我低头看桌下的《热风》或《玉梨魂》而已。
课程门类如此之多，上课时间如此之久，所得总当不少吧?应该说有所得，至于多少就比较难说。原因之一是门类不同，教师水平和教法不同，自己性之所近、性之所远不同，不同学科，所得就不尽一样，难得一言以蔽之。还有原因之二，是年深日久，又自己记忆力很差，琐细情况已经记不清了。只好说说概括的印象。学官话，尽先说好听的，这是确实得了不少昔日毫无所知的知识，纵使都是未深入的。以数学为例，几何讲多种形状的关系，有所断定，可以用什么办法证明，等等，都是上小学时候不知道的。又如英语，记得课本之外，还念过英国散文名作家兰姆写的《莎士比亚本事》，这就使我以后由厚古而媚外，只怀抱字典而未上补习学校，也就勉强通了。好话说完，还要说些泄气的，是：一、不记得上哪位教师的哪门课，像看京剧《打渔杀家》，盼叶盛章扮的教师爷出场，准备给他个碰头好。这是说，听课，都兴趣不高。还有二、更差的，是烦腻，又不能不入教室，坐在那里装作听。现在回想，这兴趣不高甚至烦腻，一部分应该由自己不上进负责；但也只是一部分，此外就不得不想想我们的教学制度和办法。这问题太大，牵涉到许多方面，难解决，只好不说了。
与课程密切相关的还有个师资问题和教法问题，也可以说说。其时，知识分子的待遇不坏，以师范学校为例，有不少教师的月工资在现洋（银元）百元以上，用这样的高薪礼聘有学有识的不难。大体说，以1928年为界，易代前，聘请教师更重视学识，易代后差些，因为要兼考虑党同。教师造诣高，容易获得学生的拥戴。但这是常规，常规之下容许例外，比如其一，也许肚子里大有存储而说不出来，即口才不佳；还有其二，人过于温婉，学生不怕，上课就压不住阵脚。这方面，最突出的是教图画的赵梦朱（名恩熹）先生，他造诣不低，只是生来瘦小白净，上课细声细语，学生吵闹，他无力制止，仍是细声细语，以致上课之后就乱作一团。至今我还有个清楚的印象，他很怕上课，只是为了每月能领工资才不得不上课。也许这印象在我的心中也打个清楚的烙印吧，又因为自己为挣柴米钱而教了十几年书，有时也不愿面对学生，我常常因他而想到生路的艰险，不禁为之凄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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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说课外。课外活动不少，这里单说读书。首先想到的是今昔对比。今天，就中等学校说，常在耳边响的声音是“学生负担过重，要减轻学生负担”。我们那时候，专就课业说，是常常感到空闲时间过多，无事可做。这分别，是昔日懒散，今日勤勉吗?我看未必是这样，至少不完全是这样。我比较熟悉的是语文，即以语文课为例，说学生负担重，不错，因为他们确是忙。忙什么?忙于“分析”，上课听教师依照教案分析课文，下课解答教师留的习题，其中也总有分析课文中某句的语法结构，或兼辨认词性。这都很繁琐，不容易，不容易就要多费时间和精力，是小事；大事是除了搅昏头脑之外，一点用也没有。没用，为什么还要这样?是因为50年代崇拜苏联，取来这“如是我闻”的真经，之后是：一、不知道这经咒是束缚年轻人思路的枷锁，二、即使略有怀疑，也想不出什么新办法来代替。其结果是忙忙碌碌，把有用的时间用在用处甚微之地。所以与今日相比，我们那时候，选些文章（包括诗词），上课解释一下词句，其余任君自便的办法有优越性，是其一，浪费的时间少，其二，留下不少空闲时间，学生可以自由找书，读。
读课外书，要有课本之外的书。其时通县像是没有图书馆，只好在校门之内想办法。学校有个小图书馆，在西路学生宿舍由南数第二排，只占东头坐北向南的一间。寺不大，僧自然多不了。但相对，我的腹内，除一些旧小说之外，可以说是空空如也，所以总可以找到一些可看的，何况书又不只是旧存的，还有新添的。说起新添，就不得不描述一下学校在这方面的民主化（或说半面民主化，因为不要集中）。办法是，不只管理（编目、出借等）由学生负全责，连买书（每月有固定经费）也由学生负全责。记得管理人员也由学生推举，像是还可以无限期连任。不知由于什么，我在这间小屋里呆的时间不短，还不只一次到北京，买“新”书。这新包括三种意义：一是那间小屋里没有的；二是不久前出版的；三是讲新学的。这所谓新学，多一半是新文学（包括翻译的外国名著），少一半是新知识。其时书价不高，一般是几角钱一本，每月购书费多少，不记得了，但总可以进二三十种吧，于是我就总有新书可看。蹲师范学校几年，总共读了多少，都读了什么，说不清了，但有个总账式的印象，是其时出版且流行的新文学作品中，由周氏弟兄到张资平，以至苏曼殊和徐枕亚，外，英、法、德、俄、日，有译本的，大致都看了。
所得呢?想实事求是，也说说。其一是更巩固了读书的习惯。记得不只一次说过，我幼年生活穷苦，单调，心也想找个场所活动，或说找些乐趣，多种路都不通，只好看旧小说。日子长了，看多了，也有收获，其中之一，也可以说不容轻视，是安坐，眼看文字，感到也不坏，有时甚至能自得其乐。到师范学校以后，看的课外书，数量大增，品种也多了，也因为内容有另一种吸引力，看的兴趣显然增加了，是手里没有书就像是缺点什么。语云，习惯成自然，我想，是这师范学校养成的读书习惯使我后来走上书呆子的路而没有悔恨。其二是初步有了所知，有了所见。所知，比如与小学时期相比，彼时是没有常识，此时是自信有了些常识，主要是新的科学性质的常识。所见比较难说，勉强说，是一，偏于思想方法，即有所闻，愿意自己想一想，然后断定是不是像说的那样；二，偏于想后的所得，是常常疑多于信。这样的初步对于后来有不小的影响，是“攻乎异端”比较容易，入《使徒行传》就比较难了。这好不好?一言难尽，留到将来有机会再说。三，缩小到“文”，是对于读过的，我有了明显的偏爱，或兼有了不明显的评论，这，很明显，如果我也拿笔，就会靠近喜欢的，远离不喜欢的。具体说，散文，我觉得出于绍兴周氏弟兄之手的是上乘，因为，专就表达说，流利自然，没有造作气；小说（限于新的），与帝俄、英、法等国的大家比，我们的像是总眼盯着社会表面，没钻到人生深处。其四，是用文字表情达意的能力提高了不少，或者说写文章能够文从字顺。读书，尤其读好书，头脑里吸收的是两种：一种是内容，知识、思想、感情之类；一种是表达方法，即这样的知识、思想、感情是用什么词句传达的。两种往头脑里装，都是堆堆越来越大。这堆堆，内容方面的，经过种种思维（分析、综合、比较、取舍等）的工序，会形成自己的；表达方面的，大量的词、语，多种句式，有如工具，存着，一旦用到，会成为唾手可得。现在回想，我在师范学校六年，如果说还有所得，或大有所得，这拿笔表达什么能够不费力，应该说是重要的一种，而这能力则几乎都是由多读杂读来的。
由此能不能推演出一点教训?我看是可以。这是一，最好是多给学生一些自由阅读的时间，以便他们能够多吸收，自由发展。由这个角度看，三味书屋式的教法（主要是识字，其他不管）也不无好处。英国小穆勒的学习经历就更值得参考，他是由幼年起就由父亲指导，多读书。二，课堂内多种讲授八股以及课堂下多种作业八股最好都像扔破鞋那样扔掉，以免教师费力不讨好，学生思路受束缚，日久天长，连到教义外驰骋的野性也丧尽。这样说，我是认为师范学校的课业生活还颇有优点，可以歌颂一番吗？非也，但至少可以参考参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