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中文系教授李红叶博士网文汇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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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中文系教授
李红叶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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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儿童文学方向博士，湖南省青年骨干教师，湖南省比较文学常务理事，湖南省普通话水平测试员。


作品及荣誉　

　出版著作《安徒生童话的中国阐释》（2005），公开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主持省级课题4项（含省教育厅重点资助课题1项），主持校级重点教改课题1项，参与省级教改课题1项，参编教材1部。著作《安徒生童话的中国阐释》获冰心优秀图书奖、第五届中央统战部系统出版社优秀图书奖、2004-2006年度湖南省美学学会/湖南省文艺理论研究会优秀著作一等奖。“安徒生童话与中国儿童文学”系列论文获娄底市第四届社科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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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文学教授的追求和情怀

——记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李红叶教授

本刊特约记者

http://www.ldskl.cn/Item/423.aspx

她从小有一个梦想——做老师。1992年大学毕业后，她走进了娄底师专（现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中文系，任教外国文学。这时候，她把梦想做了一点修正：做一个有底气的好老师。从此，她一路走来，从未放弃这一梦想。
她的基本观点是：有多少思想就有多少讲述。因此，无论任何时候，她从未放弃阅读，从未放弃求学。2001年，她获得了北京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硕士学位。从此，她把北大的气息带入娄底的课堂里。讲课于她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激励和享受。她说，唯有在课堂里，才能够把自己发挥到淋漓尽致。2007年，她顺利晋升教授。然而，她并不把教授的职衔视为自己的光环，而视为一种鞭策。她决定再深造。2008年，她考取了北师大现当代文学博士研究生，并于2011年6月获得博士学位。有人问：你评了教授，为何还去读博士，何必吃那种苦呢？李红叶的回答是：不为别的，只为做一个有底气的好老师。她还说：读博士很苦，但文学养心，何况我读的是儿童文学方向的博士呢，童书暖心。她一再强调：童书不仅仅是给孩子们读的，最好的童书甚至首先是给成人读的。当她把世界一流的童书介绍给她的学生们时，学生们震撼了，纷纷觉得这样的课堂才真正是爱的礼物和美的盛宴。而她所开设的其他课程如比较文学、外国文学也无不贯穿着深切的人文关怀。
她在继续求学深造过程中，学术研究上也硕果累累。2005年，她出版的《安徒生童话的中国阐释》在中国作家协会、北师大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举办的“安徒生童话的当代价值——安徒生诞辰2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被纳入基础文献之列。《文艺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中华读书报》、《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国图书商报》、《新京报》等媒体给予报道并评价----“体现了现代中国安徒生研究的主体性成果，标志着中国安徒生研究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该著作还获2005年冰心优秀图书奖、第五届中央统战部系统出版社优秀图书奖及2004～2006年度湖南省美学学会/湖南省文艺理论研究会优秀著作一等奖，相关系列论文在娄底市第四届优秀社科成果评奖中获一等奖。
她被学生们誉为“我们心目中理想的大学老师”，而她的比较文学课和儿童文学课，学生课后交流时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这是一门使我们深深感动的课程”。她在2010届中文系学生毕业典礼上的一番话，或许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一位文学教授的思想和情怀，“前几年，我去拜访一位我大学时的老师，谈笑间，老师问我，李红叶你说说，跟大学毕业时候比，你的梦想是多了还是少了？那时，我刚接触到儿童文学，就不假思索地说，多了。这样的回答，与其说是一种状态，不如说是一种姿态。换句话说，成长的路其实是曲折的，梦想也会时时受挫，可是，只要我们自己不放弃，三五年过后，我们一定会发现，我们所走过的路虽然弯弯曲曲，却从未偏离寄寓着我们的梦想的那个方向。我常常对我的孩子说，眼睛看着哪里，我们就走到哪里。”同时，她还不忘勉励学生，“时代对我们的冲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因此，毕业典礼上大家的心情其实是很复杂的。你们其实早在毕业之前，就已经跨出校门，做出了努力抓握未来的姿势。我希望，无论生活把我们带到何处，这种向上向善向美的热忱，这种为自己赢取幸福的热忱，能够一直伴随在我们每个同学的身上。”
她就是这样一位有着深切的人文情怀的学者和教授，这也正是她一贯追求的底气。
   

个人简介

李红叶，1969年8月生，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专业硕士，北京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儿童文学方向博士，2010年全国儿童文学奖终评评委，湖南省青年骨干教师，湖南省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湖南省普通话水平测试员，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带头人。
主要任教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经典童话欣赏、安徒生童话研究、文学理论、文学鉴赏、演讲学、礼仪学等课程。主要从事比较文学、儿童文学及安徒生童话研究，在《中国比较文学》、《当代文坛》、《求索》、《湖南师范大学学报》、《中国文学研究》、《湘潭大学学报》、《书屋》、《中国儿童文学》、《中国教育报》、《文艺报》、《中华读书报》等报刊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70篇，出版专著《安徒生童话的中国阐释》（中国和平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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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遗忘的安徒生研究
■王泉根


2005-12-07 来源： 中华读书报　



　　在中外比较文学的研究著作中，你可以找到众多外国作家包括三流四流作家作品对中国的影响，但你休想找到丹麦的安徒生。据说原因在于安徒生只不过是一个童话作家，“童话”能成为“学问深奥”的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么？

（《安徒生童话的中国阐释》，中国和平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

　　在某种特殊文化背景与语境下，儿童文学及其儿童文学学科常常被人遗忘。偶尔被人记起了，也大多是因为“儿童问题”受到了社会的特别关注。于是，这就容易造成偏见，而偏见往往带来缺失。例如，人们在任何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据说这样的文学史已有上百部之多）中，休想找到有关现代儿童文学的片言只语，似乎现代中国压根儿就不存在这种文学样式，或者这种为儿童服务的文学压根儿就不能算作是“文学”。这样，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实际上只是一部残缺的《中国现代成人文学史》。再例如，在中外比较文学的研究著作中，你可以找到众多外国作家包括三流四流作家作品对中国的影响，但你休想找到丹麦的安徒生。据说原因在于安徒生只不过是一个童话作家，“童话”能成为“学问深奥”的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么？而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这样“斩钉截铁”地说：安徒生是影响中国整整一个世纪的最著名最深刻的外国作家之一。说其著名，是因为他的童话已经影响了中国几代未成年人，亿万中国儿童都能叫出“安徒生”的名字；说其深刻，是因其作品直接影响到未成年人精神生命的成长。比较文学研究居然可以排斥安徒生，这无论如何是不正常的。值得庆幸的是，现在这个空缺终于被人填补了，终于有人来做这方面的研究了。 　　为什么中国社会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如此热烈地推崇安徒生，《小说月报》还在1925年刊出了整整两期《安徒生专号》？为什么30年代安徒生却被中国冷落了，甚至认定安徒生童话是有“毒素”的、是“麻醉品”？为什么五六十年代又能塑造出一个“现实主义精神与人民性”的中国式的安徒生？为什么今天会有人在网上贴文呼叫要向安徒生“吐口水”？诸如此类的问题，李红叶都作了深入具体的剖析与深刻敏锐的思辩。她对既受安徒生世界影响又按照中国模式阐释安徒生世界的中国现代文学、儿童文学乃至中国文化与现代社会有了全新的理解与认识，她发现和认识了既受安徒生世界影响又按照中国模式阐释安徒生世界的中国现代文学、儿童文学乃至中国文化与现代社会的某种深层次的结构与本质。因而这部著作不仅仅是对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安徒生童话在中国所遭受的种种复杂命运的求证、梳理与评判，而且也是对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化、现代文学尤其是现代儿童文学的求证、梳理与评判。 　　学术研究是一种老老实实的科学工作，来不得半点弄虚作假，因而研究者必须具有踏实、扎实、诚实、忠实的学风。我们可以在这部三十余万字的专著中，随处感受到考察的精细、引证的严密、文献的翔实、学术研究的规范。在这个市场经济红尘万丈学风浮躁见钱眼开的时际，究竟还有多少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耐得住坐冷板凳爬梳钩稽皓首穷经？而那些网上轻松下载剪贴拼凑甚至抄袭剽窃作假注伪的现象则是层出不穷。在这样一个学术界大声疾呼“学术打假端正学风”的时候，我认为这部专著中所体现出来的作为一个年轻学者的求实品格和踏实学风，实在太需要加以肯定和倡扬了。即使是被某些大人先生视为“小儿科”的儿童文学研究，也同样需要乾嘉作风、朴学功夫。 　　如果从1912年绍兴《?社丛刊》发表周作人介绍安徒生生平的《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一文算起，中国人认识安徒生已有93个年头了。如果从1914年上海《中华小说界》发表刘半农改译的安徒生作品《洋迷小影》（即《皇帝的新装》）算起，安徒生童话传入中国已经整整91年了。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对安徒生及其作品充满着持久的阅读兴趣与研究兴趣。这种兴趣在1925年安徒生诞生120周年逝世50周年、1955年安徒生诞生150周年以及2005年安徒生诞生200周年之际，尤为炽热与投入。李红叶的这部专著为我们系统地全方位地梳理、考察与论证了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译介、阅读、理解、阐释安徒生世界的历史，因而这是一部20世纪中国“安徒生世界”的阅读史、接受史、阐释史，是对安徒生阐释之阐释，研究之研究。 　　安徒生其实不仅只是一位童话家，他还是一位小说家、诗人、戏剧家与剪纸艺术家。国外有学者认为，与其将安徒生与格林兄弟相比，还不如拿他与俄国的果戈理相比。由于翻译的原因，安徒生的小说、诗歌、戏剧等作品还没有如同童话那样为中国人所熟知，因而李红叶的这部专著实际上只是对安徒生世界中的一个方面――童话文学的解读与阐释，而还不是安徒生作品的全部。然而构成安徒生世界的童话文学已足以让世人感动和感叹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儿童文学的太阳是从北欧丹麦的地平线上升起来的。安徒生童话中所蕴涵的温暖的人性美、艺术美、幻想美已经温暖和照亮了全世界一代又一代的小读者乃至大读者的心灵。经典是永恒的，常读常新的。安徒生所创造的童话艺术世界也是如此。安徒生童话将不断地被年轻的童心所阅读和接受，也将不断地被年轻的学者与并不年轻的学者所阐释和解构。安徒生是永生的，因而对安徒生的阐释包括安徒生童话的中国阐释也将是一个不断延续、与时俱进的过程。好的学者笔下没有同义词。李红叶的研究工作没有结束，中国学者尤其是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者看来是不会下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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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徒生童话是怎样传入中国的

http://www.yuxinews.com 2008-9-27

    丹麦作家安徒生的童话创作所具有的天赋的孩子性、洞悉宇宙万象与人类本性的丰富性以及指向光明和永存的诗性意味，赢得了全世界孩子和成人的共同喜爱。
    丹麦19世纪伟大的儿童文学作家安徒生（1805年至1875年），是中国少年儿童耳熟能详、几近尽人皆知的外国文学作家。作为文学童话的奠基者，安徒生突出的影响力在于他出色描摹孩童的想象和情感的能力，使得他成为儿童文学成熟期开端的标志性人物。但安徒生绝不仅仅属于儿童。他的童话创作所具有的天赋的孩子性、洞悉宇宙万象与人类本性的丰富性以及指向光明和永存的诗性意味，赢得了全世界孩子和成人的共同喜爱。
    这位著名丹麦作家的作品是怎样被传入中国？继而安徒生又是怎样成为中国人最熟悉、最喜爱的作家？
    20世纪初，中国国门打开，西方文化的精粹部分以清新锐利之势猛烈冲击着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吸纳新潮，脱离旧套”，很快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共识。在这样一个剧烈的文化转型时期，安徒生童话伴随着其他各式西方文化传入中国。
    第一个将安徒生介绍到中国来的是周作人。1913年，周作人在发表于《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上的《童话略论》一文里便提及：“今欧土人为童话唯丹麦安兑尔然（即安徒生）为最工。”接着在《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一文里，第一次向中国读者详细介绍了安徒生的生平与创作，并参照挪威波亚然在《北欧文学评论》中的论述，给予安徒生极高的评价：“其所著童话，即以小儿之目观察万物，而以诗人之笔写之，故美妙自然，可称神品，真前无古人，后亦无来者也。”之后陆续有人译述安徒生作品。最初翻译安徒生作品的，仍推属周作人。他在用文言撰写的《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里，为说明安徒生《无色画帖》（即《无画的画帖》）所含33个故事，篇篇皆“珠玉之文”，便选择了其中《第十四夜》全文译了出来。之后刘半农仿照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写了取名为《洋迷小楼》的“滑稽小说”（《中华小说界》1914年7月）。191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周瘦鹃用文言文译述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其中包括亨司盎特逊（即安徒生）的短篇小说《断坟残碣》，又附有《亨司盎特逊（1805年至1875年）小传》。孙毓修在为商务印书馆编辑的“童话”丛书中，出版了由他改编过的安徒生童话：《小铅兵》和《海公主》。1918年1月，中华书局出版了由陈家麟、陈大镫用文言译述的安徒生童话集《十之九》（含《火绒箧》、《飞箱》、《大小克劳势》、《翰思之良伴》、《国王之新服》及《牧童》共6篇）。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1期上刊载了周作人用白话文直译的《卖火柴的女儿》，这便是中国人用白话文翻译的第一篇安徒生童话。
    作为安徒生传播者的第一人，周作人不仅认识到安徒生童话乃“欧土文学童话”之“最工”，又参照西方的评论指出其独一无二的特色——“小儿一样的文章”和“野蛮一般的思想”。凡此种种，均说明周作人已经充分认识到安徒生童话对于儿童阅读的价值和意义。而孙毓修在191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欧美小说丛谈》“神怪小说”和“神怪小说之著者及其杰作”两节中谈到安徒生时，亦称：“其脑筋中贮满神仙鬼怪，呼之欲出，是诚别擅奇才者也。”“安徒生之书，时而花妖木魅，时而天魔山魈，其境即无不奇。” 解弢亦以“甚奇”二字作评《十之九》：“一、火绒箧，二、飞箱，甚奇。”中国的正统文化不事幻想与鬼神，讲究文以载道，也从未有专为孩子而写的、主幻想、张游戏的著作，因此，安徒生那照着无拘束力的孩童语言写下来的、充满孩童无拘束力的幻想的童话故事并不易为中国人所理解。
    然而，恰是这“幼稚荒唐”“花妖木魅”的安徒生童话开启了中国人对于儿童精神世界的理解。当一个尊崇个性解放并着力从西方吸取思想资源的时代真正到来，当原始的、淳朴的、生动的、充满行动感和生命力的生命状态真正受到推崇，安徒生童话对于精神解放的意义和儿童阅读的意义，很快得到文化界的认可。
    周作人受西方神话学、文化人类学、儿童学及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又读过西方诸家的评论，了解到安徒生童话的价值，不禁欣悦惊叹之至，便着意要将这位“欧土各国，传写殆遍”的童话作家推介出来。他不但译了《卖火柴的女儿》，还于《新青年》第5卷3期（1918年9月）“随感录”一栏发表了对《十之九》的评述，批评陈家麟、陈大镫用古文译述安徒生，又任意删削，把“照着对孩子说话一样”写下来的安徒生童话全都变成了“用古文来讲道理”的“班马文章，孔孟道德”，使安徒生童话最合儿童心理的艺术特征都不幸因此完全抹杀。《新青年》影响广大，周作人的翻译和评价，引起了一代新文化建设者尤其是儿童文学建设者的共鸣。自此，自觉用白话文直译安徒生童话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成果。安徒生的传播亦成为20世纪20年代颇为显赫的文坛事件。
    1925年，安徒生诞辰120周年，闻名海内外的《小说月报》史无前例地特辟两期“安徒生号”，《文学周刊》（第186期）亦整期刊登安徒生童话及介绍文章，其余如《少年杂志》、《妇女杂志》、《民国日报》、《儿童世界》、《晨报副刊》、《时事新报》、《东方杂志》等都曾刊登过安徒生童话。依据郑振铎的统计，到1925年，中国对安徒生的翻译已达90多篇次，关于安徒生的传记及论文也达15篇。该时期中国人对安徒生的推介可以用“顶礼膜拜”来形容，安徒生之备受关注，是任何其他外国儿童文学作家所无法比拟的。周作人在十余篇文章里举证安徒生，赞美安徒生童话“天真烂漫”“合于童心”，敢于“反教室里的修身格言”，说安徒生“有其异常的天性，能够造出‘儿童的世界’或‘融合成人与儿童的世界’”“我相信文学的童话到了安徒生而达到理想的境地，此外的人所作的都是童话式的一种讽刺或教训罢了”。其余如郑振铎、徐调孚、赵景深、顾均正无不对安徒生童话的“童心”与“诗才”表示格外的重视。他们对安徒生童话的推崇，是自家性情的表达，更是为新生的儿童文学提供样本。现代意义的中国儿童文学是在西学运动的冲击下产生的，而安徒生影响最大。他的童话具有范本的意义。它那照着说话一样毫无约束力的“小儿一样的文章”和颂扬儿童烂漫天真的心性的“野蛮一般的思想”，在观念形态上为中国儿童文学书写上了最具本体特征与理想色彩的一笔。它与其他西方儿童文学作品一起催生了以叶圣陶为代表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源头和恒在的参照。
    1950年代以后，我国相继出版了叶君健、林桦、任溶溶、石琴娥翻译的安徒生童话全集全译本（其中，任溶溶的本子译自英文，其余均译自丹麦文），再加上各种改写本的发行，安徒生童话真正从知识界走入读者大众，成为中国最普及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作者：李红叶）

来源：中国文化传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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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胜中：原来读过安徒生的童话，对他造型艺术的了解是通过三联。三联春节的时候发了一个小台历，我还以为是中国剪纸作者纪念安徒生诞辰200周年做的剪纸创作，结果发现全都是安徒生的作品，这是我意料之外的。通过三联这本书，我才知道安徒生不仅仅是一个作者，而且是一个造型艺术家。　　安徒生的剪纸作品和中国剪纸有很多的相象。安徒生剪纸语言分几种基础语言，单独剪法、对称剪法、连续剪法、折叠剪法、暗刀剪法、编织剪法、堆错剪法。安徒生剪纸作品《太阳人》是采用折叠剪法，米字折叠，局部用对折的方法。安徒生剪纸的技术非常熟练，他小时候喜欢听故事，听镇上的老人讲故事，这些老人都是丹麦传统文化的传承人，而且当时正是传统文化向近现代文化的转型期，这些老人给安徒生讲一些丹麦的民间故事，包括欧洲剪纸的技术语言，所以安徒生的剪纸语言有着非常深刻的传统技术语言，而且非常好地运用这些语言。剪纸和绘画不同，绘画是在纸上用各种材料描绘塑造出一个形象，而剪纸是在纸上进行破坏，有不可否定性。安徒生剪纸还运用一些实物，沿袭传统民俗的方法。
　　安徒生运用剪纸对称的方式，尽量使它不对称，增强绘画感。安徒生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文化转型时期，他有大量传统文化的素养，他收集大量的民歌，他和格林兄弟不一样，格林兄弟是学者型的，把民间流传的童话忠实地记录下来，安徒生不一样，他有时代责任感，他想创造一种新的时代作品贡献给社会，他不仅仅是记录，而是创造。安徒生时期古典写实的东西开始成熟起来，出现了剪影这种方式，安徒生也有大量的剪影作品。安徒生和我们不是一个时代的，他又是一个欧洲人，我们和他遥远相望，但是又感觉距离他很近很近。谢谢！
　　提问：我从小读安徒生的童话长大的，受他的影响很大，当然后来我阅读很多其它优秀的童话作品，是不是现在我们对于安徒生童话过于的执著。
　　王泉根：世界文学的版图非常辽阔，童话创作也是非常丰富的，比如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影响太大了，就像一棵大树，把其它的小树、花草遮挡住。所以我们一谈到童话就想到安徒生，一提到安徒生就想到童话，安徒生是童话的代名词，安徒生童话确实是影响了我们几代人。现在的童话作家非常多，有很多西方国外的童话作家，都有很多的作品。我们很多的中小学生、青少年都只读到一部分，出版界有责任做推广工作。中国也有大量的童话作家，当然他们的作品要传世还要经过历史等的评判，今后同样也会发生很大的影响。中国受安徒生童话的影响非常大，对其它童话作品了解并不是特别多，主要是因为推广的问题。我们有责任做童话的推广评论工作。
　　提问：建国以来，关于安徒生作品引进的数字非常惊人。安徒生作品的引进版本经过改编，这种改编有没有可能破坏原作的艺术性？
　　王泉根：文学作品翻译受语言的障碍，有文化的差异性，文学作品翻译要做到忠实于原作难度非常大。中国五四之前，当时根据中国国情的需要，主要是改变，最初翻译安徒生的作品改变了原作，根据中国国情的需要，把安徒生童话原来体现儿童的特点改掉了。安徒生作品最大的特点，第一与童心相济，第二与自然相融，第三与民间相通。中国翻译安徒生的作品，重新翻译，还是更多的保留原作的东西，当然可能会有所改变。安徒生作品翻译是一个很重大的工作，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这方面出版界担任着非常重要的任务。三联书店今天举行这么一个活动非常了不起。
　　主持人：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今天我们三联读者服务日活动就到这里。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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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叶：我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从我接触安徒生童话开始，一直到现在，一直到刚才可爱的孩子们的朗诵，整个过程我都是非常的感动，所以我应该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人。整个做安徒生童话研究的过程改变了我自己。　　我调查孩子们对安徒生童话的阅读状况，我在做调查的过程中经常被孩子们的回答所 感动。我们凭着一种直觉会感觉大家谁都知道安徒生，但是现在的孩子会不会喜欢读他的童话。事实上，通过我的调查，只要我们能够把童话引导给孩子们读的话，一个读过安徒生童话的孩子，他对安徒生的回忆是充满了温情，在他们的印象中，安徒生是一个微笑的老爷爷，一个集合人类所有正面品质的人，他是一个爱小孩的人，是一个爱动物的人，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很细心的人，很体贴的人，安徒生的童话有很多的细节非常的体贴，还有非常多生动的描述。我这里想简单地把安徒生童话对孩子精神世界的联系。
　　我用三个词概括安徒生童话与孩子精神联系的层次。
　　一个是同情意绪，孩子们读了安徒生的童话之后，比如《卖火柴的小女孩》，孩子们觉得卖火柴的小女孩很可怜，有一个孩子说我不喜欢这个故事，因为我不喜欢人死，因为这个故事太伤心了，孩子们的同情情怀与安徒生的悲悯是相通的。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可怜所以喜欢，不但是同情，而且还有感动。
　　一个是欢乐意绪，孩子们读安徒生童话的时候，欢乐和神奇是孩子们喜欢安徒生童话的一个原因。比如《卖火柴的小女孩》，在成人的印象中，安徒生对下层劳动人民同情，但是对孩子来说，他不会思考得这么深刻，除了他觉得这个小女孩很可怜之外，他还会感觉到这个小女孩在火花中看到了幸福，他终于可以和奶奶在一起了，火柴可以给他变出很多东西。比如《豌豆上的公主》，我对成年人调查，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最没有意义的故事，觉得这个故事很夸张。但是这样的故事恰恰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孩子能够感到一种欢乐、神奇，这是孩子的天性。孩子们说这个故事给人一种神奇的感觉，这个故事里的人物都是非常神奇的，这个公主非常了不起，他是一个真正的公主，因为王子终于找到了真正的公主，有一种成就感。安徒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对孩子来说，这个故事的题目就引起了美好的感觉，《豌豆上的公主》，是一种天才的想象力。孩子们最喜欢的故事就是《皇帝的新装》，孩子们非常喜欢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中的皇帝太可爱了，他太笨了，他没有穿衣服就走出去，太可笑了。我问孩子们这个故事中最喜欢的人物是谁？95％的孩子回答最喜欢的就是皇帝。这个故事会引起孩子们居高临下的感觉，感到一个基本的道理，没有穿衣服怎么能说自己穿衣服了呢？他们感觉这个皇帝不但笨，而且很可爱，一个小时要换一次衣服，摆着排场游街，在孩子的心目中皇帝是一个可爱的形象。
　　一个是成长意绪，四五岁的孩子不会喜欢太简单的东西，他们需要一种思想的支撑，安徒生的童话不仅仅给他们带来欢乐。
　　我们知道，今天最重要的人物没有到场，就是林桦先生。从我做安徒生童话研究开始，我就认识了林桦先生和他的夫人，这两个人对我的帮助使我终身难忘。林桦先生不但从丹麦文翻译了安徒生的全部童话，也翻译了安徒生的自传及有代表性的小说、诗歌、戏剧和散文，由于林桦先生对安徒生爱美、孤独、充满传奇性的一生有深深的共鸣，林桦先生的安徒生事业从此变得动人。林桦先生为这本书做出了艰苦的努力，他曾经先后五次到丹麦做调查，就一些文字背景性的问题做探讨，电子邮件的来往不计其数。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时期，安徒生诞辰200周年之际，我感觉每一种重要的活动都离不开林桦先生的参与和指导，我们所有在座的从事安徒生诞辰200周年纪念活动的人都有深深的同感，没有他的参与和指导我们简直无从做起。在安徒生诞辰200周年全球性的庆典活动中，在中国，如果缺了林桦先生的工作，我们对这次全球性的活动的献礼显得如此的单薄。林桦先生是一个学者，我感觉到中国没有一个人能够超出他对安徒生的理解，他现在并没有成系统的著作，但是我们从他现在很快出来的《安徒生文集》，以及这本书里谈安徒生的造型艺术，会感觉到林桦先生对安徒生深刻的理解。前天我去看望老人家，老人家因为身体非常不适，不适于讲话，但是他还是说了一段话，让我非常感动，也可以说是老先生对安徒生概括性的描述。他说“如果我们把安徒生的全部童话好好地读一遍，我们会发现安徒生的童话里写着一个字——人，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丰富的人”。我在阅读安徒生童话的时候有非常深的感觉，安徒生童话绝对不仅仅给孩子看，他有太多的话要对成年人说，对爱情的理解，对人性的弱点，对各种情感的理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解。他说“如果把安徒生全部的著作捆在一起读，我们会发现安徒生只写了一个字——我，他在说我，也在说你，也在说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安徒生童话看到自己”。他说“安徒生是一个非常温情的童话诗人，他也是有非常复杂性格的人物，他非常的孤独，非常的勇敢，很忧郁，很伤感，受不了委屈，有很多的缺点，但是正是由于这些缺点构成了他的丰富性，这个世界才会如此的多彩”。他说“欧洲很多的大作家给我们提供了欧洲的画卷，我们能够想起来的就是18世纪到19世纪之间的，有那么多的大作家出来了，但是安徒生非常了不起，他很独特，他从小小的《拇指姑娘》，从《爱迪莎》，从小小的故事写起，这也是我们看世界的一种方式”。
　　安徒生有一个小小的故事《伤心事》，安徒生会关注到这样一个细节，一只狗死了，一群孩子把狗埋起来，装饰得非常漂亮，大家出了一个主意，搞一个狗坟展览会，所有的人都可以参加，门票就是裤子上的扣子。安徒生写到一个小女孩站在旁边，她也想进去但是看不到，一直到所有的人都走了之后，小女孩蹲下来，用双眼蒙住自己的眼睛，安徒生说这是他的伤心事，像成年人经常遇到的一样。安徒生关注人类的情感世界如此的细腻，我们太不关注孩子的情感世界了，大人受到挫折才是伤心事，安徒生不是这样的，他是从很小的事情写起，他是非常伟大的作家。
　　谢谢。
　　王泉根：安徒生的童话，世界文坛能够伴随一个人成长的作家没有几个，安徒生就是其中之一。由于翻译的原因，中国读者对安徒生的认识仅仅限于童话层面，好在通过一批翻译家的努力，今天三联书店出版了《安徒生剪影》，使我们认识到安徒生是一个了不起的剪纸艺术家。同时安徒生更是一个小说作家、戏剧家、诗人，而且他终生都走在路上，是一个独行侠，是一个旅行家。当然他的很多作品我们都没有看到，现在三联书店出版了他的剪影。中国的读者对安徒生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即使是对安徒生的童话理解也是不够的。
　　刚才钱先生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包括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这一类的，甚至伊索寓言，曾经深深感动过几代人，现在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一个很普遍性的问题，今天物欲膨胀、功利主义，今天的孩子们在这种环境下看童话会不会变傻变笨？童话具有丰富的想象，充满着诗与幻想，充满爱与感动，充满着人性的美、艺术的美、幻想的美，充满着温暖的人道主义精神，它既超越了现实世俗残忍的世界，同时又能让我们亲切地感知这个世界，能够让我们听到上帝的觉悟声，又能使我们听到自己的觉悟声。现在很多家长、老师怀疑安徒生童话，甚至有人在网上贴文章“要向安徒生吐口水”。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还有没有必要学习安徒生、思考安徒生？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等今天有没有存在的价值？作为我自己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如果我们不理清这个问题，对孩子们的影响非常大，甚至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我自己的看法，儿童阅读安徒生童话是人生必经的阶段。安徒生童话今天依然有深刻的存在价值。我们都是从小时候过来的，小时候都喜欢幻想性的故事，都充满着美丽的幻想。为什么呢？孩子是幼稚、单纯的，人类的思维发展有一个必经的阶段，儿童心理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原始思维，童年阶段的思维是与人类原始时期的思维相一致。人类童年阶段就是原始时期，原始时代的思维比如图腾崇拜，比如神话故事，都是人类原始时期的，而儿童的思维模式正好也是与这个思维相对应的，类似于从原始社会向人类社会转型这个阶段的思维模式。儿童看的世界和成年人不一样，在他们的眼里，世界充满着生命，不管是动物、植物都是有生命、有价值的，与人一样有情感的。如果在儿童思维成长阶段的时候没有阅读到童话作品会怎么样呢？周作人在20年代的时候写过很多有关儿童教育的文章，他的一个观点，“儿童思维成长阶段如果不阅读童话，就好象小孩生下来的时候没有吃母亲的奶”，儿童阅读童话也是如此，因为在这个阶段来说，儿童成长的各种情况正需要童话，如果一个儿童在童年阶段没有阅读到童话，他的幻想会比较单薄，他的情感会比较粗糙，甚至他的心理会比较扭曲。走上犯罪道路的很多青少年小时候都没有阅读过文学作品，儿童思维成长阶段一定要阅读童话。我们回忆起自己童年很多美好的东西，包括阅读童话、寓言等，应该说当家长、当老师要重视这一点。中国的大人给小孩讲故事就是哄孩子睡觉，睡着就行了，长时间以后就会对儿童的心理产生一种影响。
　　中国特殊文化背景之下，儿童文学的推广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广大的中小学老师99％不了解儿童文学，更不了解童话。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爱面子，都有一种自欺欺人、自我安慰的东西，所以安徒生写了《皇帝的新装》，这里面有夸张式、幻想式的描写，这是对皇帝性格的一种夸张，把他的性格夸张到极致以后，皇帝必然会走到这一步，必然会什么衣服也不穿上街游行，必然会是这样的。《皇帝的新装》体现出一种非常深刻的社会问题，当大臣、老百姓都欢呼皇帝的新装了不起的时候，一个小孩对爸爸说“这个皇帝什么都没有穿”，爸爸连忙说“这句话千万不能说”，这是两个世界的对比，成人社会与儿童社会的对比，小孩没有顾忌，什么都可以说。成年人按照自己的思维教育儿童是不行的，很大程度上我们要向儿童学习。安徒生童话不仅仅是童话，还有很多教育意义方面的东西。对童话的解读有很多方式，有社会学、历史学等等，在美国有一种精神学的解读，文学作品有四大功能，很重要的就是调节心理、平衡心理的功能。童话会给人提供一种超越现实世俗的空间，表现人性的美。很多的调查显示，很多成年人犯罪，小时候都没有阅读童话等幻想性的作品。儿童阶段如果不阅读童话，对他的成长、思维、心理都会带来很多不好的影响。儿童阅读童话作品太重要了，我相信很多大学者童年使都阅读过很多优秀文学作品，包括童话作品。儿童文学一定要广泛推广，这是关系到全世界儿童健康成长的非常关键的。
　　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伊索寓言等今天是否有存在的价值？今天很多人讲童话会让儿童变傻变笨，这个话题从五四时期就开始讨论，有一批学者认为小孩不要阅读童话，他们认为童话是不科学的，当时有童话与科学之争，鲁迅很早就批判这些观点。现在的家长给孩子买大量的应试书籍，童话书籍很少给孩子买。儿童阅读文学作品有三个特性，第一是生命性，在他的眼里一切都是有生命的，第二是同一性，他会把自己同化成童话中的人物，第三是英雄性。我们的家长、老师对儿童阅读童话有所怀疑，大量地给孩子买应试教育的书，这是很可怕的现象。如果你们的子女长大以后回忆起童年，只能回忆起各种各样和考试有关的书籍，很少回忆起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等文学作品，那他的童年有什么意思？阅读安徒生童话会在儿童的内心打下人性的底色，文学作品情感的力量、道义的力量会深深影响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既要纪念安徒生，更要思考学习安徒生。三联书店举办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是纪念安徒生非常重要的一次活动。安徒生不仅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更是一个艺术家，在他的剪影里面饱含着非常深刻的对人生、对社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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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鲁直(代读作者林桦先生致辞)：朋友们，我和林桦先生是老朋友、老同事，他是外交部头一批到丹麦学习丹文。在我们去丹麦学习丹文回来之后，在各条战线，为我们国家做出成果比较显著、比较突出的就是林桦同志，他是50年在我国和丹麦建交之后去的，他的这个成果得到了丹麦骑士勋章，这是他本人的荣誉，也是我们外交部所有人的荣誉，很值得我们钦佩。　　尊敬的朋友们：
　　我祝贺三联书店召开这个“剪影安徒生”主题座谈会。我相信这次座谈会一定能促进我们对安徒生的了解，会了解安徒生对中国儿童文学依然有一定的影响。今天三联书店出版了《安徒生剪影》，这本书对我们了解安徒生是很有意义的。安徒生是一位很有才华的艺术家，这一点大家看了这本书就会明白。不过，我觉得特别有意义的是安徒生的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剪纸是诗文创作的开始，这就说明，在安徒生，诗文创作和艺术创作是浑然一体的。我感谢三联书店的张琳同志，她为这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巨大的精力，也感谢三联书店的领导汪总以及其他同志，对出版这本书的支持。我因为生病不能参加这次盛会，我虽然有些遗憾，但是我还是高兴的，因为，此时此刻我的心是和你们在一起的。
　　                                            林桦 2005年3月26日
　　(朗诵《丑小鸭》)
　　中国聋儿康复中心老师：每一个残疾儿童，每一个聋儿，他们就像丑小鸭一样，可能他们会被人讥笑、讽刺，但是他们也像丑小鸭一样，他们对真善美的追求是永远的，他们现在可以说基本已经成为了一只白天鹅，他们都在各个学校上学。在我们中国聋儿康复中心，安徒生的童话《丑小鸭》是常读常新的故事。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像丑小鸭一样，最后达到光辉的顶点。
　　主持人：下面把主要的时间留给嘉宾发言，之后进入对谈和自由讨论，读者和媒体的朋友可以提问。
　　钱理群：在中国最早介绍安徒生的是周作人，而我是研究周作人的。周作人是中国最早介绍安徒生的，但是安徒生真正在中国产生影响可能是在五四新文化运作当中。我简单介绍一下在五四新文化运作背景中安徒生受中国的欢迎。五四时期是人的觉醒和人的发现时期，应该有三个发现，一个是妇女的发现，一个是儿童的发现，再一个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发现，在三大发现当中，儿童的发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因为在此之前中国人没有发现儿童，因为中国人不把儿童看作是儿童，而是把儿童看作是一个成年人，一个压缩的成年人。中国一句传统的老话，少年老成，认为少年老成就是好孩子，实际上是把孩子看作是压缩的成年人，而没有把儿童看作是儿童，没有把儿童看作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五四时期儿童的发现，就是第一次把儿童看作一个独立的生命的个体，在这样的背景下，安徒生受到了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为什么呢？安徒生是写童话的，但是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把全世界的童话做两种区分，首先是把民间文学中的童话和文人创作的童话做了区分，比如格林兄弟童话，那是民间的童话，而安徒生所创作的童话是文人创作的童话。周作人又进一步把瓦尔德和安徒生的童话进行了区分，瓦尔德的童话是写给成年人看的，而安徒生的童话是用儿童的思维、用儿童的文本进行写作，也就是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是以儿童为本位的文学，这样的思想与五四时期儿童的发现是深度吻合的，就是把儿童当作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安徒生童话之所以受中国读者的欢迎，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五四时期之所以形成一个童话热，之所以热衷于童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涉及到中国人对中国自己民族的觉醒。按马克思的说法，人类的发展有两种民族，一种民族是有健全的童年时代，还有一种民族是早熟的民族，中国就属于早熟的民族，童年时期没有得到健全的发展。五四时期，人民在反省中华民族弱点的时候，觉得没有真正的儿童时代，需要补课，这样的背景下，安徒生童话受到一种广泛的关注。事实上，自从安徒生进入中国以后，一直在促使中国的儿童能够有一个健全的童年时代，起着非常大的作用。这使我想起自己，我是39年出生，在五六十年代成长，我们这一代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被安徒生所哺育大的。我们这一代人有一个金色的童年，我们在小学、中学的时候，是共和国最健康发展的时代，那个时代我们的童年相对于今年孩子的童年是健全的，是金色的童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安徒生童话。我小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童话，一个是今天孩子们表演的《丑小鸭》，另一个就是《海的女儿》，特别是《海的女儿》，《海的女儿》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人是多么的可贵，美人鱼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还要做一个人，这是童话给我们的生命奠定了光明的基础，虽然我们以后在生活中遇到种种磨难、曲折，但是从小打下了这样光明的底子，使我们有能力抗拒外在的各种困难，一直到今天还能够保持某种程度上的赤子之心，这跟我们小时候受到安徒生童话的影响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我觉得今天真应该可怜我们的孩子，他们的童年缺少无忧无虑，所以我们今天重新读安徒生的童话是有特别意义的。当然这里也有一些问题，对安徒生的童话的了解，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把安徒生看作是一个童话作者，实际上我们对于安徒生的童话或者是他的作品，他对于成年人的作用，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进入我们的视野，对成年人有什么作用。我想顺便介绍一下李红叶女士，他是从事儿童文学研究的，他写了一本书叫《安徒生童话的中国阐释》。李红叶女士做了一个调查，他在中小学生当中做了一个普及调查，了解今天的儿童缺少童话精神，把真正好的童话给孩子读的时候，孩子能够读出非常独特的见解，我看了调查结果非常的兴奋，我们不能低估孩子的理解力，他们对安徒生的童话做了一些我们想不到的阐释，这给我们增加了一个信息，我们的孩子是非常可爱的一代人，问题是我们不给他们东西，我们给他童话，他们就会用这些童话健康地成长起来。另外，李红叶女士在文章中提出一个问题，当下的中国是一个为物欲所困惑的年代，当下中国是一个为更复杂的信息所迷惑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物欲困惑、信息迷惑的时代，还需不需要童话精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这是大家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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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影安徒生　　                            ——纪念汉斯.克里斯钦.安徒生诞辰200周年
　　时间：2005年3月26日下午
　　地点：北京三联书店二层多功能厅
　　主持人：尊敬的来宾、朋友们，今天又是一月一次的三联书店读者服务日，活动举办到今天已经是第七期了，今天来临的嘉宾是最多的一次，4月2日就是丹麦作家安徒生诞辰200周年纪念日。安徒生是一个伴随我们成长的亲切的名字，一提到他，和童话有关的种种就会在我们心中自动呈现，作为19世纪的北欧作家，安徒生一生写过很多的童话，在中国，自从1913年周作人先生最早把它介绍进来，至今我们已经拥有四个完整的安徒生童话的译本。我们大家很少知道，除了童话，安徒生还留下了三部自传、七部长篇小说，上千首诗还有上千封书信，他画有几百幅素描。2005年，全世界都在举办各种纪念活动，安徒生是一位诗人，他的所有作品都像诗一样，他以天真朴素的孩子的语言，最直接地传达出关于人类丰富心灵的深长意味，他是所有年龄段的诗人。安徒生这本剪影展现的就是安徒生眼下的世界，我们有幸邀请到林老师，林老师从50年前作为外交官参加丹麦举办的安徒生庆典，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林老师用四年时间翻译的安徒生文集四卷，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赶完书稿不久林老师就因病住进了医院，不能参加这次活动。这次的活动我们荣幸请到了在座的诸位嘉宾，请允许我介绍一下他们。丹麦驻华使馆文化专员宋恩森先生及夫人，中国前驻丹麦、冰岛大使、中国太平洋学会理事陈鲁直先生，夫人成幼殊女士，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儿童研究中心主任伍蓓秋女士，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顾问万瑞芬女士，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万选蓉女士。中国文学、儿童文学、比较文学、造型艺术和新闻领域的学者和专家参加今天的座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钱理群先生，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著名艺术家民间艺术家学者吕胜中先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儿童文学研究中心教授王泉根先生，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副教授、《安徒生童话的中国阐释》作者李红叶女士，《人民日报》文艺部资深记者杨少波先生。
　　在座谈会中，嘉宾们将在大的文化背景中谈论安徒生，他在儿童文学中，在视觉艺术领域，以及在今天的意义，他们会带我们进入安徒生的世界，带我们探寻安徒生艺术的超前性，从多个角度纪念安徒生。
　　张伟民：各位嘉宾，各位读者，下午好。今天是丹麦著名作家安徒生诞辰200周年，三联书店在这里举行活动纪念这位伟大的作家。安徒生是19世纪第一个赢得世界声誉的丹麦作家，他突破了当时欧洲流行的童话模式，把丰富的想象对现实的关注注入童话，开创了现代童话的新形式，他的童话融入了他本人丰富的人生体验，表现了一种人道的、积极的、乐观向上的主题，给人以欢乐、幻想和诗一般的美感，赢得了全世界的孩子和成人们的喜爱。安徒生童话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50年代曾经出过安徒生童话的全译本，使它成为中小学的必读书，但是我们对安徒生本人及文化全方位的认识还不够全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林桦先生编著了这本安徒生剪纸，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是安徒生画传，第二部分在分析介绍安徒生造型艺术之后，收了一些安徒生留下的文献，选编了剪纸拼图和素描等196幅作品。一个真实的安徒生，不仅童话写得精彩，他在绘画和剪纸方面的造诣也很高，是林先生所看到的剪纸中最优秀的。这本新书首次把安徒生的剪纸绘画介绍给中国读者，可以说是填补空白之作，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和认识安徒生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出好这本书，三联的编辑们精心设计制作，使它成为一本好书。最后我们再次感谢林桦先生编著这么一本好书，也感谢各位嘉宾参加这次活动，也感谢三联书店的编辑为出版这本书付出的劳动，希望更多的读者喜欢这本书。谢谢大家！
　　宋恩森：各位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非常感谢三联书店能够邀请我来参加林桦先生的新书《剪影安徒生》的首发仪式，我很荣幸能够代表我的国家丹麦及丹麦驻华使馆的同志和大家在这里交流。今天需要庆祝的有两件事情，这些东西正是连接了中国与丹麦之间的关系，第一件事情就是安徒生即将迎来200周年的诞辰，另外一件事情，林桦先生通过多年的努力，在翻译丹麦的文学作品以及安徒生作品做出的巨大贡献。林桦先生的这些作品连接了中国与丹麦之间的文化，2005年4月2号是安徒生200周年的诞辰纪念日，全世界范围内将会有很大的纪念活动，当天将在丹麦的哥本哈根，艺术家们以及女王将会举行盛大的庆祝仪式，同时，我们在中国也会举行相同的活动。在中国以及丹麦之间的一些合作将会把这种庆祝仪式变成一种可能性，将会实现这些庆祝，而这种仪式将会更加紧密地联系两国之间的文化。林桦先生的工作在我们国家与中国之间的交流是一件特殊的工作，林桦先生作为一位中国人，他懂丹麦语，并且深深地爱着丹麦的文学作品，爱着丹麦的一些作者，这些都是应该被记住的。这些年来，林桦先生已经出版了许多与安徒生有关的著作，安徒生在中国是因为他的童话作品而著名，但是林桦先生的工作使我们认识到安徒生不仅仅只会写童话，他还会做很多事。安徒生曾经旅行过很多地方，以及写过很多旅行的文学作品，同时安徒生也是非常有才华的艺术家，他的剪纸是非常棒的，就像今天大家在这里看到的一样。林桦先生写这本《剪影安徒生》，说明林桦先生也是非常有才华的作家。
　　关于这本书，我想讲一个故事，在丹麦今天正好是庆祝复活节，在复活节之前，丹麦的学校里的学生会做一些剪纸，就像安徒生所做的一样。因为这些剪纸做得五颜六色，有红有绿，像春天到来的感觉，在这些剪纸上，他们会用一些点把他们的名字作为一种记号，然后他们会把这些剪纸寄给他的朋友，上面会写地址，但是他们的名字依然只是用点来代替。当一个人接到这些剪纸的时候，他不知道这是谁寄给他的，只能通过这些细小的点来猜测到底谁给我寄的剪纸。当你猜到的时候，或许这位朋友会送给你一些小糖果什么的作为奖励。这个故事或许跟安徒生的剪纸关系不是很大，我只是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诉大家剪纸在丹麦非常的流行。林桦先生现在是安徒生的一个形象代表，林桦先生对于安徒生的兴趣，以及他每年去丹麦做学术访问，可以告诉您林桦先生对这份工作是多么的负责和认真，我不会忘记林桦先生翻译的《安徒生组本全集》，他的作品对于中国及丹麦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作品，是永远会被人记住的作品。今天安徒生剪影这本书的推出，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林桦先生是多么的敬业。林桦先生以及安徒生先生作品的互动，在中国以及丹麦之间建起了一座桥梁，不仅仅是关于我们的文化，更见证了我们的友谊。同时我也很感谢三联书店能够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让丹麦和中国进行这样一次合作，同时我也可以看到大家都是非常喜欢安徒生，今天大家对安徒生的支持也是非常高的。用一句中国的俗语，每一个成功人士背后都有一个成功的女性，在这里，我想借这个机会感谢林桦先生的夫人，感谢她对于丈夫工作的支持。无论在何时何地，林桦夫人总是陪伴在丈夫的身边，陪他一起学习考察。非常遗憾，今天林桦先生以及他的家人没有到这里，因为林桦先生最近一段时间生病了，在这里非常希望林桦先生尽早地康复起来，并且希望今后林桦先生能够创作更多更好的书籍。最后，我想强调一点，林桦先生受到了丹麦女王的荣誉勋章，这在丹麦来讲是一种非常高的荣誉。林桦先生对于中国以及丹麦来讲，他都是在非常尽职地做着自己的事情，为两个国家服务，他的这种精神是一种真正的骑士精神，所以今天非常高兴林桦先生的这本新书能够与大家见面。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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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形与无形——关于“教育派”儿童文学的粗浅思考

文/小隐娘

2006年04月18日，星期二

http://landaishu.zhongwenlink.com/home/blog_read.asp?id=63&blogid=6966

一、关于“教育派”儿童文学这个提法 　　儿童文学与教育，似乎自儿童文学的概念诞生起就有无数的探讨和争论。从这种一路纠缠的关系，已经窥见了两者的不可分割。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早期，整个文学界的创作观几乎都暗含了教化思想，社会功能无比强化，所以，儿童文学也成为其延续。八九十年代以后，有了矫枉过正的现象，在强调儿童文学的认知、审美、娱乐的同时，文学评论界似乎对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表现了极大的不屑。 　　“教育派”儿童文学这个概念的提出应该是中庸而睿智的。究其实，并不是降低了儿童文学作品的品质，而是对儿童文学提出了更多维多向的要求。当教育功能作为一个文学派别出现的时候，这个教育的涵义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它与早年所认为的“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有着质的区别。早年的教育说是实用的，形而下的，而现在的“教育派”，显然的，已经首肯了儿童文学作为文学创作样式的审美特质，在此基础上，返观教育功能。是否可以这样说，已然是一种理性的回归。正像曹文轩在《走出形而下》中所强调的：形而下的思维习惯，已经给中国文学带来了困境。强调文学的实用价值，沉溺于形而下层面，无疑地，使文学的无限可能性的程度大大减低。“教育派”儿童文学的题外之义，让人对这种新派别的文学精神蓦地生出了期待。儿童文学界争论了近二十年的老话题，似乎突然间有了一个总结，应该是形成相应的理论系统的时候了。 　　二、“教育派”与儿童文学的年段问题 　　儿童文学的年段分类应该是大家相对认同的，即分为：幼儿文学、儿童文学和少年文学。由于不同年段儿童的认知能力、注意力、观察力、逻辑能力、心理承受力等等的不一，对于文学作品的要求有着很大的差别，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应该也随年段的渐进而由显性转化到隐性。幼儿文学中教育派的比重可能会大些，因其直接而切身，因其作用效果显著。可是，少年文学如果再有明显的教化痕迹，那么，不止教育功能不一定达到，甚至还会适得其反——一个自我意识浓烈，又存在逆反心理的大孩子，如何能够在文字里接受长辈们的喋喋不休？所以，“教育派”儿童文学存在着一个亟待眷顾和注视的问题——有形与无形。 　　三、有形与无形 　　国内学者李红叶把安徒生童话称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之源。我们且以安徒生童话来举例子。安徒生童话中极少为了某一个浅显的道理而说教，但为低幼的儿童解读仍然不难从中截取有教育价值的片断。举一个妇孺皆知的《丑小鸭》，安徒生自己想要表达的是这么一种意思：“只要你曾经在一只天鹅蛋里待过，就算你是生在养鸭场里也没有什么关系。”可是，一百个妈妈也许会有一百个《丑小鸭》。随便看看前面的1000多字： 　　“嘎！嘎！母鸭说。他们也就跟着嘎嘎地大声叫起来。他们在绿叶子下面向四周看。妈妈让他们尽量地东张西望，因为绿色对他们的眼睛是有好处的。”——保护视力。 　　“养鸡场里响起了一阵可怕的喧闹声，因为有两个家族正在争夺一个鳝鱼头，而结果猫儿却把它抢走了。‘你们瞧，世界就是这个样子！’鸭妈妈说。”——提高警惕性。 　　“打起精神来吧——不要把腿子缩进去。一个有很好教养的鸭子总是把腿摆开的，像爸爸和妈妈一样。好吧，低下头来，说：‘嘎’呀！”——教养是多么重要。 　　如果《丑小鸭》仅仅是这么断章取义的《丑小鸭》，那么，安徒生也就不成其为安徒生了！安徒生童话之所以适合所有年龄的阅读，安徒生之所以是世界重量级的童话大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作品已经达到化境，深匿的意义已经远远大于表层意义。 　　当然，安徒生童话很多篇章是很难界定其派别的，绝不能仅仅以“教育派”、“审美派”、“认知派”之类一言蔽之。这是不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最好的儿童文学作品是内涵深厚的，很难有派别归属的。 　　这个推论结果有点令人沮丧，看样子更加接近成人文学的游戏规则，而且，似乎反过来推翻了教育派的意义。然而，结合“教育派”与年段的关系，结论应该可以清晰一些：幼儿文学的教育性也许可以“有形”，而少年文学的教育性是不是更应该“化有形于无形”？ 　　这也给儿童文学作家提了一个醒。文学作品的派别的厘定最好交给评论家去做，创作的时候最好不要派别先行。如果戴着一顶教育派儿童文学作家的帽子去创作，估计很难创作出好作品来。毕竟，教育派文字还是很容易落入形而下的窠臼，创作的时候难以见心见性。 　　～～～～～～～～～ 　　（在《文学报》青少年文学专刊的读报讨论会中，看到迷迭香关于“教育派”儿童文学的发言之后，又接到了一位文学界前辈的电话，也是直指“教育派”儿童文学的话题，激发了我把自己的想法梳理一下的意愿。粗浅得很，也有点梗硬。蔽帚自珍，存了先。） 附：发表的删减稿 有形与无形 ——关于“教育派”儿童文学的粗浅思考 小隐娘 刊登在《文学报·青少年文学专刊》，2006年5月 　　在迷迭香（见4月20日《青少年文学专刊》）的发言之后，又接到了一位文学界前辈的电话，也是直指“教育派”儿童文学的话题，激发了我把自己的想法梳理一下的意愿。粗浅得很，希望抛砖引玉。） 一、关于“教育派”儿童文学这个提法 　　“教育派”儿童文学这个概念的提出应该是中庸而睿智的。究其实，并不是降低了儿童文学作品的品质，而是对儿童文学提出了更多维多向的要求。当教育功能作为一个文学派别出现的时候，这个教育的涵义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它与早年所认为的“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有着质的区别。早年的教育说是实用的，形而下的，而现在的“教育派”，显然的，已经首肯了儿童文学作为文学创作样式的审美特质，在此基础上，返观教育功能。是否可以这样说，已然是一种理性的回归。正像曹文轩在《走出形而下》中所强调的：形而下的思维习惯，已经给中国文学带来了困境。强调文学的实用价值，沉溺于形而下层面，无疑地，使文学的无限可能性的程度大大减低。“教育派”儿童文学的题外之义，让人对这种新派别的文学精神蓦地生出了期待。儿童文学界争论了近二十年的老话题，似乎突然间有了一个总结，应该是形成相应的理论系统的时候了。 二、“教育派”与儿童文学的年段问题 　　儿童文学的年段分类应该是大家相对认同的，即分为：幼儿文学、儿童文学和少年文学。由于不同年段儿童的认知能力、注意力、观察力、逻辑能力、心理承受力等等的不一，对于文学作品的要求有着很大的差别，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应该也随年段的渐进而由显性转化到隐性。幼儿文学中教育派的比重可能会大些，因其直接而切身，因其作用效果显著。可是，少年文学如果再有明显的教化痕迹，那么，不止教育功能不一定达到，甚至还会适得其反——一个自我意识浓烈，又存在逆反心理的大孩子，如何能够在文字里接受长辈们的喋喋不休？所以，“教育派”儿童文学存在着一个亟待眷顾和注视的问题——有形与无形。 三、有形与无形 　　国内学者李红叶把安徒生童话称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之源。我们且以安徒生童话来说事。安徒生童话很多篇章是很难界定其派别的，绝不能仅仅以“教育派”、“审美派”、“认知派”之类一言蔽之。这是不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最好的儿童文学作品是内涵深厚的，很难有派别归属的。这个结果有点令人沮丧，看样子更加接近成人文学的游戏规则，而且，似乎反过来推翻了教育派的意义。然而，结合“教育派”与年段的关系，结论应该可以清晰一些：幼儿文学的教育性也许可以“有形”，而少年文学的教育性是不是更应该“化有形于无形”？ 　　这也给儿童文学作家提了一个醒。文学作品的派别的厘定最好交给评论家去做，创作的时候最好不要派别先行。如果戴着一顶教育派儿童文学作家的帽子去创作，估计很难创作出好作品来。毕竟，教育派文字还是很容易落入形而下的窠臼，创作的时候难以见心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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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徒生童话的翻译与中国现代儿童观的建立

王蕾

【内容提要】
安徒生童话在“五四”前引入中国，为其儿童观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条件；新文化学人在“五四”后大量翻译安徒生童话与评述其“儿童化”特征，将安徒生童话与“儿童本位”划等号，使国人从文学层面上形象地理解了何为“现代儿童观”。
【关
键
词】安徒生童话/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儿童观/儿童本位



一

“以儿童为本位”是中国现代儿童观的核心观点，但是否为安徒生童话的根本儿童观呢？这一直以来都是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安徒生童话是以儿童为本位的经典，但也有两方面的论据可以说明安徒生童话并非以儿童为本位，这样的论据一是来自安徒生本人，二是来自安徒生童话的本身。①

首先，安徒生本人多次透露，他的作品不是为儿童而创作，至少不是只为儿童创作。安徒生曾经在自传中说：“我用我的一切感情和思想来写童话，但是同时我也没有忘记成年人。当我为孩子们写一篇故事的时候，我永远记住他们的父亲和母亲也会在旁边听，因此，我也得给他们写点东西，让他们想想。”②在安徒生的童话创作意识中，成人与儿童始终都是两个并列的服务对象，甚至成人读者还列于儿童读者之前。有资料显示，在安徒生临终前出版的最后一套童话作品上，他要求出版商抹去“献给儿童们”的字样。安徒生并不像他的童话那样具有主动亲近儿童的意识，安徒生基金会对此的理解是：他理解儿童的思想和行为，但他绝不愿意儿童坐在他的膝上。

此外，有研究者还从安徒生童话文本的解读中，读出非儿童本位的儿童观。首先，安徒生共创作童话作品158篇，但完全写儿童的仅28篇，而讲述成年人生活的则达64篇。其次，许多冠以“童话”之名的安徒生童话名篇在情节设置上根本不合儿童心理，充满恐怖、悲伤与压抑。比如，　《海的女儿》小人鱼变成泡沫的悲剧结局，有研究者认为过于残酷，而且还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这样的结局设计既不能让小读者理解，也让儿童感觉太伤心残忍。再比如，《卖火柴的小女孩》中，小女孩在大雪纷飞中冻死街头的结尾，被视为过分凄惨，会让小读者的心灵受到伤害。又比如，有研究者认为安徒生的许多作品中充满了暴力、血腥的情节设置，《玫瑰花精》中哥哥杀害妹妹情人的具体描写；《打火匣》中士兵砍掉女巫头的情节；《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中大克劳斯砍死了自己的祖母等等。这些血腥情节的设置会完全不能被认可为“儿童化”，儿童阅读到这样的情节时只会感到恐怖与压抑。

安徒生的儿童观到底是儿童本位还是非儿童本位，这是一个饶有兴趣的研究课题，但是，中国的“安党”③人士不约而同地认为“以儿童为本位”就是安徒生的儿童观。因此，安徒生童话成为儿童文学建设者的选择，翻译安徒生作品与评述安徒生作品“以儿童为本位”的创作特征成为传播现代儿童观的具体途径与有效方法。在当时的安徒生童话译介潮中，“以儿童为本位”成为一个被不断“念叨”，不断阐扬，不断倡导的关键句。因此，随着安徒生童话的译介，儿童本位的现代儿童观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建设事业中得以真正确立并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安徒生童话在现代儿童文学初创时期为什么会被视为现代儿童观的代表，除了安徒生童话本身所具有的“儿童化”特征外，还有一个客观因素是，安徒生童话在“五四”前引介到中国，从数量上形成一定的翻译规模，在译文质量上也有很多名家参与翻译，安徒生童话比其他外国儿童文学作品更为国人所熟悉。选择熟悉度比较高的安徒生童话作为传播现代儿童观的途径，自然会使传播工作更有效更迅速。因此，接下来，我想从具体史实出发，谈谈安徒生童话在“五四”前的译介情况。



二

安徒生被中国人所认识，学界一般认为最早的介绍人是周作人。1909年7月，鲁迅与周作人在刊行《域外小说集》第二集时，曾预告第三集出版时将发表安兑尔然（即安徒生）的《寥无声绘》。这是安徒生的名字首次出现在中国。④只是事不凑巧，由于《域外小说集》第一、第二集销售均不理想，因此后续作品并未刊行。1912年，周作人撰写文章《童话略论》，在论及“人为童话”时提及了安徒生与他的童话：“今欧土人为童话唯丹麦安兑尔然(Andersen)为最工，即因其天性自然，行年七十，不改童心，故能如此，自邻以下皆无讥矣。故今用人为童话者，亦会以安氏为限，他若美之诃森(Hawthorne)等，其所著作大抵复述古代神话，加以润色而已。”这是安徒生首次以童话作家的身份在中国“亮相”。⑤此时，周作人对安徒生及其童话已是推崇赞赏，认为“故今用人为童话者，亦多以安氏为限”。紧接着，到1913年12月时，周作人发表文章《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这是中国第一篇详细介绍安徒生的生平与创作的论述，“是所发见的关于安徒生的第一篇论述。”⑥周作人在文中首先介绍了安徒生的生平简历，并提及安徒生造访格林兄弟的轶事。周作人还介绍了英国学者戈斯（《北方文学研究》）、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安徒生传》）、挪威学者波亚然（《北欧文学评论》）、德国理论家诃伦（《北欧文学史》）等欧洲儿童文学学者对安徒生及其童话的各种评价。周作人在文中提及了安徒生的多部代表作，《丑小鸭》《公主》《雪后》《人鱼》《鹳》《牧豕人》《跳蛙》《一荚五豆》等，并特别介绍了《皇帝之新衣》的内容。同时，周作人为了让读者对安徒生的作品有更感性的认识，还在文中插入自己翻译的《无色画贴》（即《没有画的画册》）中的“第十四夜”，但所用翻译语言为文言文。周作人的这篇文章在当时的文坛产生了一定影响，从此，安徒生童话便开始了在中国长达百年的传播之旅，并成为影响中国儿童文学本土建设最重要的异质文化文本之一。

除了周作人以外，商务印书馆的知名出版家孙毓修也是当时“安党”的重要代表，他不仅在1909年的《东方杂志》第6卷第1号“文苑”栏发表文章《读欧美名家小说札记》介绍、评述安徒生的生平和作品，还直接编译了安徒生的经典童话《海公主》与《小铅兵》，收入《童话》丛书的第一辑，由商务印书馆分别于1917年6月和1918年3月出版发行。《童话》丛书是中国第一套大型儿童读物，在当时的小读者中影响很大，安徒生的这两部童话再版多次，是《童话》丛书中销路比较突出的作品之一。很多小读者都是从这两本书开始知道安徒生和他的童话的。但是这两本作品并不能算作安徒生童话在中国的最早译本，安徒生作品最早呈现给中国读者当属刘半农翻译的安徒生名作《皇帝的新装》。刘半农翻译时将题目取名为“滑稽小说”《洋迷小楼》，刊登于1914年7月1日出版的《中华小说界》。刘半农在翻译时只选取了安徒生《皇帝的新装》的故事梗概，对主人公的身份和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都进行了再创作。主人公变成了“自海外游学归来”“满身沾满羊骚臭”的公子“洋迷”，这位公子光着身子出门，被人笑话，但他不以为然地说：“这是西洋新发明的织物，你们都不是好东西，哪有看得见的资格呢。”刘半农的翻译是林纾式的意译与再创作，取原著本义而进行本土改造，这是一种针砭时弊的文化翻译。正如刘半农在这篇译文前的引言中写的：“是篇为丹麦物语大家安德生氏（1805年—1875年）原著，名曰《皇帝之新衣》，陈义甚高，措词诙谐，日人曾节取其意，制为喜剧，名曰《新衣》，大致谓某伯爵崇拜欧人，致贻裸体之笑柄。今取安氏原文及日人剧之义，复参以我国习俗，为洋迷痛下针砭，但求不失其真，非敢以推陈出新自诩也。”⑦

刘半农的这篇译作是目前可查文献中安徒生童话最早的中文译作，但却是非儿童化的儿童文学翻译作品，无论是从其立意，还是文字来看，皆属成人文学。这篇安徒生童话译作并不是为了儿童，不是以儿童的需求为出发点，某种程度上只是为了成人的文化理想或实用之需要，旨在“开发民智”，“冀我同胞警醒”。因此翻译者在翻译手法和形式上，都根据针砭时弊的功用将安徒生童话或改头换面或删节或再创作，并没有还原其原作本身的儿童文学本色，“载道”的目的虽达到了，但原作本身的真实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却受到了极大削弱，读者看不到一个真实的童话大家安徒生，看不见一部精彩绝伦的安徒生童话。

1917年3月，中华书局出版了周瘦鹃用文言文编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这本著作收入了14个国家47位作家的50多篇作品，周瘦鹃选译的这些作品虽称不上是各位作家的代表作，但在当时的文化界，这本书的出版对于传播外国文学作品而言，称得上是体例严谨、介绍系统的佳著。书中周瘦鹃选译了安徒生（周瘦鹃称为亨司盎特逊）的短篇作品《断坟残碣》。在译文前周瘦鹃附上安徒生的肖像画及短短几百字言简意赅的介绍文字，称其“生平著述以神怪及寓言小说为多，而意中皆有寄托，非徒作也。有《丑小鸭》（此篇夫子自道）、《锡兵》、《皇帝之新衣》、《火绒箱》诸篇，篇幅虽短，寓意却深，其状物写生，绝富兴趣，欧美儿童佥好之”。安徒生在周瘦鹃这里不是以童话作家身份被介绍，而是与其他40多位世界文学作家并列来介绍的，但周瘦鹃的这本作品在当时的文化界广受好评，因此安徒生及其作品再次为广大文化人士与普通读者所认识。

随着安徒生及其作品陆续被介绍进中国，1918年旧中华书局出版了用文言文翻译的安徒生童话集《十之九》，这是中国第一部安徒生童话集，收有安徒生的六篇童话《火绒箧》《飞箱》《大小克劳势》《翰思之良伴》《国王之新服》《牧童》。《十之九》原著署名为“英国安德森”，翻译者是当时的翻译名家陈家麟、陈大镫。

《十之九》出版后引发了相关评论。周作人在1918年9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3期的“随感录”一栏发表了对《十之九》的评述。而后解弢在1919年1月出版的专著《小说话》中特辟《小说提要》一文对《十之九》进行了评述。先说解弢的评述。在评述中解弢并未指出《十之九》的“硬伤”：英国安德森，只是在评介文章中重述了《十之九》的内容，并不对书进行评价，但特别提到他认为“最奇之两篇”，“一为国王奇服”、“一为牧童”。与解弢的评述不同，周作人对《十之九》的文言文翻译与任意中国化的删改表示出不满，并为安徒生“叫屈”——文章一开始便写道，“凡外国文人著作被翻译到中国的，多是不幸。其中第一不幸的，要算丹麦诗人‘英国安德森’。”⑧周作人详细说明了安徒生独一无二的特色“小儿一样的文章”与“野蛮一般的思想”在陈家麟与陈大镫的笔下是如何被完全抹煞，变成了“班马文章，孔孟道德”。正是由于对《十之九》文言翻译的强烈不满，周作人身体力行，在1919年1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1号发表了用白话文翻译的安徒生经典代表作品《卖火柴的女儿》。这是周作人第一次完整地翻译安徒生的作品，也是中国第一篇具有儿童文学特色的安徒生童话译文。⑨由于《新青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具有的广泛影响力，周作人的白话译文《卖火柴的女儿》与对《十之九》的评价很快引起了文化界的注意，安徒生童话译介随即成为“五四”时期轰轰烈烈的外国儿童文学翻译潮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自此，安徒生童话开始了在中国的广泛而深入的传播。

三

“五四”时期，随着现代儿童观的诞生，中国的“安党”人士将安徒生童话视为现代儿童观建立的表现，因此采取了翻译安徒生童话与评述安徒生童话两种方式作为传播与促进现代儿童观的有效手段。

首先让我们看看当时安徒生作品在“五四”时期的翻译情况。翻译安徒生作品成为“五四”时期儿童文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周作人在“五四”后期对安徒生童话未有更多的译文发表，但由他进行白话文翻译的《卖火柴的女儿》却为中国文坛白话译介安徒生童话开了一个很好的头，正如郑振铎在《安徒生的作品及关于安徒生的参考书籍》中所指出的：“此后，安徒生便为我们所认识，所注意，安徒生的作品也陆续有人译了。”在周作人的影响下，赵景深、徐调孚、顾均正等都加入到安徒生译介的队伍中，一场“安徒生热”蔓延而起。赵景深读到周作人发表在《新青年》上有关安徒生童话的评价与译文时还在南开中学读书，他从周作人的文章中了解到安徒生及其童话的价值，他在《郑振铎与童话》一文中详细谈到自己翻译安徒生童话的过程：“我在五四运动后几个月，到了天津，在南开中学读书。当时我开始译安徒生的童话，投得《少年杂志》，接连刊登了《皇帝的新衣》《火绒匣》和《白鸽》。1920年到1922年我在棉业专门学校纺织科求学，功课余暇，就继续翻译安徒生的童话，投给《妇女杂志》。由于张梓生的指引，知道研究童话的书有英国哈特兰德的《神话与民间故事》和《童话的科学》以及麦尚劳春的《小说的童年》。郑振铎就在这个时间主编《儿童世界》。他看到我有兴趣翻译童话，就写信给我，要我投稿，并加入他所创办的儿童文学研究会，当然任然以命。”⑩赵景深是位名副其实的“安党”，在他的儿童文学事业中安徒生童话译介是他的重要作品，1923年新文化书社出版《无画的画帖》（此部作品1929年开明书店出版时改名为《月的话》）；1928年新文化书社出版《安徒生童话集》收有赵译14篇；1929年亚细亚书局出版《安徒生童话新集》收有赵译8篇；1930年开明书店出版《皇帝的新衣》；1931年开明书店出版《柳下》。

安徒生童话译介成了“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翻译最重要的文学活动之一，文学研究会的两大机关刊物《小说月报》与《文学周报》，以及其他重要报纸和期刊，如《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妇女杂志》《儿童世界》《东方杂志》等纷纷刊登安徒生童话译作。在1925年时，安徒生童话译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因为这一年正是安徒生诞辰120周年与逝世50周年。儿童文学运动的主要阵营文学研究会值此契机在两大机关刊物《文学周报》与《小说月报》分别推出安徒生专号，专号的封面上都刊有安徒生的头像，隆重而又正式地向国人介绍安徒生与他的童话。

1925年8月16日出刊的《文学周报》186期安徒生专号上共刊出5篇安徒生介绍的专文：徐调孚的《“哥哥，安徒生是谁？”》与《安徒生的处女作》、顾均正的《安徒生的恋爱故事》、赵景深的《安徒生童话里的思想》及沈雁冰翻译的《文艺的新生命》。《小说月报·安徒生号（上）》有安徒生童话译介作品10篇：徐调孚译《火绒箱》《牧豕人》，赵景深译《豌豆上的公主》《牧羊女郎和打扫烟囱者》《锁眼阿来》《烛》，西谛（即郑振铎）译《孩子们的闲谈》，今麟祥译《小绿虫》，顾均正译《老人做的总不错》等。另有介绍安徒生生平与创作的文章4篇：顾均正的《安徒生传》，西谛的《安徒生的作品及关于安徒生的参考书籍》，赵景深译安徒生自叙性作品《我作童话的来源和经过》与《安徒生逸事（四则）》，博益生著、张友松翻译的《安徒生评价》，其中《安徒生的作品及关于安徒生的参考书籍》这篇长文共列举安徒生的著作20种，涵盖其所创作的童话、小说、戏剧、诗歌及自传，还列举了12种英译本的安徒生作品，及部分关于安徒生的重要论文与传记作品。此外，还刊登了赵景深根据安徒生童话改编的童话剧《天鹅》。(11)

《小说月报·安徒生号（下）》收有安徒生童话11篇：顾均正译《乐园》《一个大悲哀》《七曜日》；西谛译《千年之后》《扑满》《凤鸟》；季赞育译《妖山》；胡愈之译《践蹈在面包上的女孩子》；樊仲云译《茶壶》；沈志坚译《雪人》；梁指南译《红鞋》。另再收有关于安徒生的传记与文学评价文章：C.M.R.Petersen著、后觉译《安徒生及其出生地奥顿瑟》，焦菊隐译《安徒生的童话》与《安徒生童话的艺术》（此两篇文章为安徒生著《我的一生童话》第一、二章），顾均正的《“即兴诗人”》，安徒生原著、张友松译《安徒生童话的来源和系统》以及顾均正、徐调孚合写的《安徒生年谱》。(12)

据郑振铎的统计，到1925年为止，中国已出版发表了90多篇安徒生童话译文，15篇关于安徒生的传记与论文。安徒生童话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熟悉度最高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

中国的“安党”人士不仅大量译介安徒生作品，还通过不断对安徒生作品中的“儿童化”特征予以评述与阐释，从而宣扬“以儿童为本位”的现代儿童观。

早在“五四”之前，周作人在《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一文中就对安徒生童话的“孩子性”大为赞叹，称安徒生“即以小儿之目观察万物”，作品“词句简易，如小儿言”。又在批判《十之九》的文章中明确地指出安徒生童话的特色就是语言上的“小儿语”与思想上的“小野蛮”化（“小野蛮”化即指儿童化）。“孩子性”、“小儿言”、“小儿语”，抑或“小野蛮”化，实际上都是“儿童本位”的同谓语。周作人通过介绍安徒生的作品，评述其作品的儿童化特征，将儿童本位的现代儿童观的内涵予以了具象化，让读者了解到，“儿童本位”的意思就是指形式上“照着说话一样”的简易生动的语言，与思想上天真烂漫的“小野蛮”思想。周作人作为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他的儿童本位思想的具体呈现当然会选择文学作为表达的载体，也就是说，通过儿童本位在文学上的具体表现，阐释何为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周作人选择安徒生童话，在文学的层面上阐释了儿童本位的内涵。周作人的这一选择非常鲜明，他在多次介绍或者评述安徒生童话的时候，对安徒生童话多元而丰富的美学风格，对他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明显的“非儿童化”的情节设置，都不予提及，单单突出其“孩子性”的艺术特征，着重对其予以介绍与阐述，从这个角度来说，周作人的评述可谓是“以偏概全”，将“孩子性”作为安徒生童话的根本特征加以不断阐释，将“儿童化”等同于安徒生童话。阅读周作人关于安徒生的所有文字，只留下一个鲜明的印象——安徒生童话就是儿童本位的代名词，安徒生童话等于儿童本位。笔者认为，将安徒生童话与儿童本位划等号，这实际上是周作人传播现代儿童观的一个策略。周作人推崇安徒生童话里“为儿童”的特色，就是从文学的层面具体阐释儿童本位的现代儿童观。从当时的文献材料来看，周作人的这一策略得到了当时很多儿童文学建设者的认同与呼应，很多“安党”人士在评述安徒生和其作品时都一致地推崇其“儿童本位”的特色。

发表在1925年《小说月报》两期安徒生专号上的卷头语皆由郑振铎撰写，这两期安徒生专号的卷头语言简意赅地阐明了安徒生的童话创作成就与地位。郑振铎高度赞扬“安徒生是世界最伟大的童话作家。他的伟大就在于以他的童心与诗才开辟一个童话的天地，给文字以一个新的式样与新的深意”。并进一步指出安徒生童话的特点就在于，“他所用的文字是新的简易的如谈话似的文字。当他动手写童话之前，先把这童话告诉给小孩子听，然后才写在纸上，所以能创出一种特异的真朴而可爱的文体。”(13)郑振铎又借用勃兰特的评介文字阐明安徒生童话受欢迎的原因在于其儿童化的特点，安徒生的童话“有改变的音调，突然的停歇，姿势的叙述，畏惧的态度，欣喜的微笑，急剧的情绪”，文字里“吸收歌声、图画和鬼脸，把他们潜伏在字里行间，成为一大势力，使儿童一打开书就可以感得到”。(14)郑振铎极为赞扬安徒生作品的“儿童化”的特点，认为这是安徒生作品受到欢迎的重要原因，这与周作人的观点如出一辙。

此外，赵景深也在多篇文章中推崇安徒生的“儿童化”特色。赵景深是“介绍安徒生最努力者中的一个”(15)，曾写过多篇有关评述安徒生的专文，如《安徒生评传》《安徒生童话里的思想》《安徒生的人生观》《安徒生逸事》等，还在与周作人“童话讨论”的书信中多次评述安徒生作品，其中《安徒生评传》是赵景深评述安徒生及其作品的文章中最重要的一篇专文，这篇文章非常翔实地介绍了安徒生的生平，同时对安徒生的许多经典作品进行了评介，在当时的文化界影响很大。在谈到安徒生童话的特点时，赵景深有两点概括：一是和儿童的心相近，二是和自然的美相接。从赵景深对安徒生童话特点的归纳中可以看出，“儿童本位”的特征依然是赵景深评介的着重点。

同时期的“安党”人士顾均正也发表有关文章，推崇安徒生的“儿童本位”特点。在《小说月报》的安徒生专号上，顾均正撰写了《安徒生传》一文，提出安徒生“对于文学上有超越的贡献”，主要是因为他能“把儿童的气味曲曲地表现出来”，他的童话“处处充满着儿童精神”，并对安徒生的语言风格赞叹道：“我们好像听到这吹军号者的‘塔拉登塔拉’(tayatantara)和骤雨打在树叶上‘伦腾腾’(rumdumdum)的声音，又如那个兵士‘沿着大路走来：一，二，一，二！’。小鹳鸟学体操‘一，二，一，二！向左转！向右转！’实在没有一个人能够像安徒生这么完全自处于儿童的地位。”(16)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安党”人士在“五四”时期对安徒生童话的认识，都一致地将其与“儿童化”、“儿童本位”划等号，突出安徒生童话儿童本位的艺术特征。这样的策略选择，是中国的“安党”人士根据自身时代精神的要求所作出的有效选择，将安徒生童话与“儿童本位”划等号，翻译安徒生童话与评述安徒生童话的“儿童化”特征，都将从客观上促进以儿童为本位的现代儿童观的确立与普及，国人通过“安党”人士对安徒生童话的翻译和评述，从文学的层面上形象地理解了何为儿童本位，何为现代儿童观的内涵所在。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笔者认为，将安徒生童话与儿童本位划等号，周作人等新文化倡导者传播现代儿童观的这个策略是有效而可行的，安徒生童话对中国现代儿童观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有效地促进了现代儿童观在中国的确立与发展。

注释：

①认为安徒生童话并非以儿童为本位的代表性论文有：狄福《丹麦童话家安徒生》（《文学》1935年第4卷第1号），范泉《新儿童文学的起点》（《大公报》1947年4月6日），张朝丽《安徒生童话个别篇章在接受问题上的反文化倾向》（内蒙古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王宁《论安徒生童话创作的悲剧心理》（《河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梅媛《浅析安徒生童话中的悲剧情结》，（《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梁志坚《被人忽略的一面：安徒生的基督教情结》（《世界宗教文化》2006年第3期）。

②张莉：《论童话中的幻想美》，载《雁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8期。

③此说法见周作人《随感录》，载《新青年》第5卷第3期。
    ④李红叶：《安徒生童话的中国阐释》，中国和平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⑤王泉根：《中国安徒生研究一百年》，中国和平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⑥胡从经：《晚清儿童文学钩沉》，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年版第，188页。

⑦刘半农：《洋迷小楼》，载《中华小说界》，1914年7月1日。

⑧周作人：《读安徒生的〈十之九〉》，收入王泉根编选《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71页。（文章题目系编选者自加）。

⑨(11)(12)秦弓：《“五四”时期的安徒生童话翻译》，载《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⑩赵景深：《郑振铎与童话》，载《儿童文学研究》，1961年12月。

(13)郑振铎：《小说月报·安徒生号（上）》卷头语，载《小说月报》第16卷第8号，1925年8月。

(14)郑振铎：《小说月报·安徒生号（下）》卷头语，载《小说月报》第16卷第9号，1925年9月。

(15)徐调孚：《〈皇帝的新衣〉付印题记》，收入《皇帝的新衣》，上海开明书店1931年版。

(16)顾均正：《安徒生传》，载《小说月报》第16卷第8号，1925年8月。
【作者简介】王蕾　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　北京　100037
【原文出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京)2009年5期第26～34页
　　　　　　　　　　　　　　（责任编辑：罗小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