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方法 ——发展西部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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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式方法 ——发展西部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作者：陈向明  主题类号：G1/教育学

【 文献号 】1-367 【原文出处】教育研究与实验 【原刊地名】武汉 【原刊期号】200005 【原刊页号】55～59 【分 类 号】G1 【分 类 名】教育学 【复印期号】200012 【 标 题 】参与式方法 ——发展西部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 【 作 者 】陈向明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邮编：100871 【 正 文 】 目前我国的西部大开发也考虑到了教育的重要性。然而，讨论的重点似乎大都集中在如何提高西部人民的教育水平，如何使他们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赶上东部和内地的发展水平。一个相对被忽略的议题是如何了解西部人民自己在教育方面的需求，他们所需要的“教育”到底是什么，这种“教育”与东部和内地的“教育”有何区别。西部本身也是一个十分复杂多样的地区，有不同的民族、地理环境、文化风俗、经济发展状况和教育水平。如何了解不同地区人民对“教育”的理解、定义和需要？我们（西边以外的人）如何知道自己对当地人的了解是准确的？如何确定这些“需要”对当地人来说确实是最迫切的？各级各类教育主管部门可以通过什么途径来满足这些需要？——这些问题是我们在筹划西部教育发展时不得不认真考虑的问题。 最近，我参与了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的设计和执行工作，担任中方咨询专家协调人和教师培训顾问。这个项目的宗旨是消除贫困，提高基础教育阶段各类学生（特别是贫困生、少数民族学生和女生）受教育的机会和公平性。项目有两项主要任务：1.在全省进行教师培训；2.在全省最贫困的临夏少数民族自治州中的4 个最贫困的县进行教育改善和改革。项目的核心是学校发展计划，所有接受援助的学校都要发动其校长、教师、家长和社区群众，对学校的近期和长期发展提出自己的规划。围绕学校发展计划，项目的其他活动都采取广泛参与的方式，让当地各类人员一起探讨在本地的教育发展中自己有什么需要，希望怎么做，可以怎么做。通过参与这个项目，我深切地体会到，如果我们（外来人）希望为西部人民的教育做任何一点事情，都需要认真倾听他们的心声，了解他们的需要，让他们参与到对自己地区教育的设计和实施之中。只有通过全方位、全过程的参与式方法，我们才可能使他们真正意识到，发展西部教育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需要担负起改造自己家园这一既艰辛又伟大的任务。而参与式方法本身会提高他们承担责任的意识和勇气，增强他们从事教育工作的能力，为他们自己设计本地区教育的未来提供思维和行动的空间。 在中英项目中，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过程和结果同样重要”。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坚信，改革的思想有可能进入人们的大脑，也可能成为人们嘴边时髦的话语。但是，如果一个人要真正改变自己的行为，一定需要将观念渗透在自己的血肉之中，一定要在行为上进行反复的操练。多年的习惯（特别是那些我们“日用而不知”的习惯）通常会使我们变得麻木不仁，甚至无法感觉到自己是否有“毛病”，有什么“毛病”，“毛病”究竟出在哪里。举例说，如果我们对教师进行访谈，我们会看到几乎每一位教师都对下述语言非常熟悉，说起来也都显得头头是道：“教育要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意识；教育要注意学生的全面发展；教育不能只是知识的灌输……”近年来教育行政部门的大力宣传和媒体的漫天炒作已经使这类语言成了大家时髦的口头禅。而如果我们走进课堂，对教师的教学进行现场观察，我们会发现，大多数教师的教学仍旧是以知识传授、课本学习、教师讲授为主，学生仍旧被当作知识的接受器、“人类精神财富的继承人”，缺乏自己在现今世界中生存和发展的主体地位。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存在呢？为什么这些教师们会如此“言行不一”呢？其中的原因很多，如中考和高考的压力、班级规模过大、缺乏必要的物质条件、教师自身素质有局限等等。但我认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但又经常被人们所忽视（或忽略不谈）的原因是教师们缺乏改革的“原动力”。他们对目前的改革没有发自内心的需要和热望，不知道这种改革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到底有什么好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改革的需要。如果我们与他们交谈，会发现他们有很多苦衷、很多抱怨，也有很多憧憬和设想。但是，他们似乎看不到目前的改革对解决自己当前所面临的问题有什么作用。用通俗一点的话说就是，他们改革的热情和积极性没有被充分地调动起来。 我国目前的教育改革大都是自上而下发起的，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制定改革的方针和措施，下面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层层落实。虽然基层的教师和教育管理人员都有改革的要求，但是改革的发动和组织工作都是由上级主管部门进行的。这种方式在具有50多年计划经济基础的中国有一定的优势，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行政手段发起一场运动似的教育改革。但是，由于指令来自上面，下面的人对上面的意图不甚了解；或虽然力图理解，也大都处于被动接受的状况，没有真正从思想上认同，不认为与自己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而在很多情况下，上级行政部门没有充分听取基层有关人员（包括教师、学生、家长）的意见，一些改革措施甚至与下面人的想法有重大冲突。而下面的人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想法，进而产生怨恨情绪，只好消极怠工，在运动中走形式；风潮一过，又我行我素，依然故我。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指的就是这么一种状况。 因此，我认为，要想进行富有成效的教育改革，调动教师和教育管理人员的改革“原动力”，真正改变他们的教育观念和教育行为，仅仅通过讲大课的方式对他们进行培训，自上而下地向他们灌输改革的思路和重要性是不够的。如果我们不改变以往讲道理、记笔记的培训方式，不使教师和管理人员自己尝到亲自参与的甜头，他们是不会放手让自己的学生和下级体验同样的激动和喜悦的。 让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参与式方法对人（以及由人所组成的社会组织）的观念和行为的巨大影响作用。在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中的教师培训部分，我们在项目刚刚启动时就组成了两个工作小组，一个负责岗前教师培养工作，一个负责在职教师培训工作。根据项目对参与式方法的要求，工作小组的成员来自甘肃省各级各类教育机构，有临夏州少数民族贫困县内的小学教师、兰州最基层的小学教师、临夏州负责教师培养和培训的行政管理人员、中师和培训中心的教师、甘肃省专科、本科层次教师培养和培训学校的教师、甘肃省教委的工作人员。工作小组的第一项任务是对全省的教师进行培训需求分析，以便为后续的课程开发、教材编写和培训活动提供基础。而绝大多数小组成员以前从来没有从事过这类具有研究性质的工作，我们（中方咨询专家）以前也从来没有接受过这样的任务。因此，我们当时对他们的能力深表怀疑，不知道他们是否可能完成此项工作，更不敢设想今后还要依靠他们开发课程、设计教材、制定培训方案、对全省的培训者进行培训。与此同时，我们对自己的角色定位也感到十分困惑，不知道自己究竟能干什么。说老实话，当时很多小组成员自己也不敢相信他们能够做这些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他们以前的工作主要就是执行上级下达的命令，从事具体的教学和管理工作。他们认为，“决策”是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研究”是上级教育研究人员的事情，他们与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关系。真正将决策和研究的权力和责任交给他们，这在他们的一生中还是破天荒头一回。 今年5月， 我和另外一位国内咨询专家一起组织小组开展了教师培训需求分析，这是小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工作”（以前只是泛泛地讨论项目的目标、意义、任务等）。头一天，我们分成两个小组，各自从自己的经验出发，讨论本省教师目前在教育教学中存在的困难、需要得到的帮助以及为他们提供帮助的可能性途径。小组讨论自始至终采取参与式方法，由组员头脑风暴，自由发言，想到哪里说到哪里，七嘴八舌，大家相互讨论、补充、申发。同时由小组成员将大家的意见随时记录到挂在墙上的大白纸上，以便大家直观地看到小组当时的思维状态。每隔一段时间，所有的小组被合为一个大组，由各小组的代表报告小组讨论的结果，其他组员可以随时补充，并且一起接受其他小组成员的质疑和补充。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咨询专家只是作为组织者和协调员，从旁调动所有成员平等参与，鼓励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协助群体深入思考问题。 讨论结束以后，小组成员分头设计需求分析工具。在之后短短的一天半内，25位组员总共开发了18个研究工具，其中包括在岗前培养和在职培训两方面对教师、校长和学生发放的问卷，对教师、校长、学生和家长进行访谈和（或）座谈的提纲，对教师的课堂进行现场观察的提纲和评价表，了解学校基本情况的调查表等。工具的开发经过了反复的讨论和修改，每一稿出来都经过了不同组员的认真审查和评论。初步的研究工具定稿以后，第三天下午，两个小组分别到兰州附近农村的小学和中师对工具进行了试用。每次都有两位组员同时使用一个工具对有关人员进行调查，以便相互观察、互相学习。在试点中，我们对调查现场进行了录像和录音。第五天，组员根据自己前一天参与调查的经验教训，对照录像和录音的结果，对工具的合适性和实用性以及自己作为研究者的表现进行了反省。之后，大家又进一步对工具进行了修改和调适。 第五天到第七天，组员们回到自己工作的单位，在自己学校对有关教师、学生、校长就修改后的工具进行了进一步的预调查。这么做虽然部分是因为他们必须回校工作，但同时另外一个目的是，让研究者独立进行需求分析，给他们一个独立操作和思考的机会。结果证明，这次活动非常成功。组员们回到工作小组后非常兴奋，告诉大家许多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的事情。有人说，同事们对他们的工作非常支持，大家在填写完问卷以后一起坐下来讨论如何根据自己学校的具体情况修改工具。有的人说，他们在调查中遇到了这个困难、那个阻碍，使他们想起了前两天讨论中某组员所说的话、某咨询专家的提示。还有的人说，在反复听录音的过程中，意外地发现自己竟然会问这么多如此“愚蠢”的问题，自己这么不善于倾听。大多数人说，由于经历了两轮调查，特别是在自己的学校里进行实地研究，自己作为“研究者”的自信大大增强了，对本校情况的理解也更加深刻了等等。 之后，在研讨的最后两天，小组成员根据各自从实地带来的反馈意见，又对工具进行了一轮修改，并且对自己作为“研究者”的角色感和能力进行了反思。然后，遵循项目精神，大家对教师培训需求分析的样本进行了选择，决定在临夏州最贫困的学校、少数民族学生超过50％的学校进行在职教师培训需求调查，在全省处于不同地域、类型和质量的中师进行岗前教师培养需求调查。组员进一步分成3人1组，计划在今后1个月内到样本校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 各组制定了详细的人员工作责任表和时间表，并对研究报告的写作格式进行了统一协调。为了使小组成员能够在他们自己的需求分析调查中充分地使用参与式方法，我们在研讨结束之前请大家回顾了一下此次研讨中使用过的参与式方法（如头脑风暴、排序、问题树、印度饼、概念图、小组讨论、大组分享等），并介绍了一些新的有可能用到的方法。然后，大家就其中的一些方法进行了现场演练。 总之，9天的工作气氛热烈、紧张有序、硕果累累。 组员们始终兴趣盎然，充满激情；而我们作为咨询专家，也感到非常惊讶和感动。惊讶的是，我们自己以前也从来没有做过这类工作，没想到“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句话确实千真万确。感动的是，看到小组成员一天天地成长，从疑惑、胆怯、不知所措，到充满自信、胸有成竹。活动刚开始时，每个小组推选了1位小组长。在前几天的活动中， 小组长似乎总想依赖我们咨询专家，总在问我们该怎么办。可是，活动进行到一半时，我感觉，他们已经不太需要我们了，我们已经逐步变成了“多余的人”。组长脸上所表现出来的不断增强的自信，他们在组织和管理工作时所展现的能力和魄力，让我惊叹不已。在活动的过程中，每一位成员的变化都是如此之大，以致于不仅我们这些外来人，就连他们自己也对自己感到吃惊。他们没有想到自己有如此大的潜力，可以做出这么多了不起的事情。在活动结束的快速评估时，很多人都分享了自己的惊奇和喜悦，认为对下一步的工作更有信心了。这种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一些书中所说的、 自己在大学上课时竭力鼓吹的所谓“增能”（empowerment）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大家之所以感到激动、兴奋，是因为通过这类参与式活动，大家生平第一次感到自己的能力和力量所在。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而言，过去，他们认为“研究”这个词语笼罩在一层不可窥测的光环之中，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而如今，他们发现自己也具有做“研究”的能力，“研究”并不是一件神秘莫测的事情。过去，他们认为教师培训的内容和方式都应该由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决定，自己只是执行任务而已；而现在他们感到，原来自己对自己的问题最了解，也最能够提出符合广大教师愿望的培训计划。这种感觉是通过自己参与到研究和培训的决策和执行之中才获得的。我们的研讨会创造了一种宽松、安全但又富有创造性的工作环境，将来自不同单位、不同层次的人们组成了一个新的学习性组织。由于我们这些外来的所谓“专家”甘愿“退居二线”，让当地人自己唱主角，减低了他们对我们的权威感和依赖心理，成为了自己的主人。从某种意义说，参与式方法激活了他们改革的“原动力”，他们可以在改革的过程中不断通过平等参与汲取“持续动力”，创造一种新型的、符合甘肃本地实际情况的教师培训方式。 使用参与式方法的另外一个长处是，小组成员通过详细的讨论，自己对问题的理解变得更加明确、深入。他们可以提出新的问题，也可以对已经提出的问题重新进行定义和解释。而通过充分讨论后再确定下来的议题，更容易被参与者所认同。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因为执行的是自己愿意（或同意）做的事情，因此在行为上会更加负责任。这也就是教育界近年来不断在谈的所谓“承担责任”（accountability）的问题。责任不可能从上往下分配；即使分配了，下面的人如果不认同也可能敷衍了事。而如果要让所有参与的人们都负起责任来，要让大家感到教育改革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们必须通过参与的方式，让人家就有关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将问题逐步引向深入，然后达到共识。一般来说，人们对达到共识后而制定的教育政策比较认同，愿意承担责任，因为这些政策倾听了他们的心声，是他们自己意志的表现。 当然，在具体讨论问题的时候，当地人之间不可能没有观念上的冲突，他们提出的教育改革方案也很可能不太一样。由于代表了不同的利益集团，他们关心的事情有可能不同。比如，在中英项目设计前期，我们曾经组织当地人召开了一个“项目有关人士分析会议”。参与会议的人尽可能涵盖所有与本项目有关的人群，上至甘肃省教委的官员和西北师大的教授，下至项目县教学点的教师和目不识丁的家长；各级各类教育行政管理人员、教师、社区代表、妇联、共青团、宗教领袖等都有代表参加。在为期1天的会议中，与会者一会儿分成同质小组， 一会儿分成异质小组，对当地教育存在的问题、需求和解决办法进行了“头脑风暴”。最后，大会汇总时发现，不同群体对教育的关心是不一样的。省级教育人员更加关心的是省级教师培训机构的建设，包括建培训大楼，买计算机；而乡村小学的教师和家长则更加关心学校的危房改造和学生的学杂费减免。 那么，我们作为外来的咨询专家，应该站在哪一边呢？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是否应该（或必须）与其中的一边站在一起呢？我们所做的是，让所有的人（或边）都发表自己的看法，使他们相互之间充分交流，了解彼此的想法及其背后的理由，然后通过协商取得共识。然而，由于在任何一个群体内部都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我们通常让处于权力弱势的边缘人群（如不识字的家长）先发言，鼓励他们说出自己的想法。这种做法曾经遇到少数权力高位人员的抵触，认为是对他们的“变相歧视”。但通过我们的耐心解释，得到了他们的谅解。 我在此列举上述例子是为了说明，如果我们要发展西部的教育事业，一定要注意倾听西部人民自己的声音。如果我们不了解他们的愿望，一味将我们认为“好”的东西塞给他们，其结果可能是好心做不了好事。让我在此再重复一遍，“过程和结果同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过程本身会影响人，唤醒人，改变人，塑造人；而过程恰当才可能达到我们所希望的结果。否则，结果将只是表面的形式，没有根本意义上的改变。教育是一个创造精神、培育灵魂的事业，是心灵与心灵之间的对话，需要所有有关的人（包括教师、学生、家长、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全身心的投入。如果这些人不认同一个共同的教育目标，如果他们不能参与到自身教育的设计和运行之中，那么这种教育将是一种外在的东西，永远只会在他们的身体外面徘徊，无法进入他们的内心，更无法影响到他们的日常行为。 这种方法在别的地方是否也可以试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