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儒俊：见证教育改革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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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儒俊：见证教育改革的历程

2009年5月，华东师范大学，由知名教育家叶澜教授领衔的“新基础教育”成型性研究成果发布会吸引了全市乃至全国教育界的目光，“闵行区85%的学校推行了新基础教育模式”的消息成为会上人们关注的热点。这个数字的背后，人们看到了一位老教育工作者数十年来亲历、推动闵行教育改革的足迹。 他，就是原闵行区教育局局长陈儒俊。 》》》》》》 一封来信给他触动 　　陈儒俊是文革之前的最后一届大学生，1968年，他踏进了闵行中学的校园，在那个教育被轻视的年代，他坚守于三尺讲台，在蒙昧与黑暗中努力为学生们留住一线知识的光明，即使这代学生已经被时代悲剧关上了继续求学的高考大门。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冰封已久的中国大地重新吹来春天的气息，也是这一年，做了十年物理老师的陈儒俊出任闵行中学分管教学的副校长，后又担任校长。 　　在国家百废待兴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尊重知识重新成为了社会的共识，但随之而来对升学率的过度关注，也让陈儒俊感到，教育，需要继续修正航向。 　　就在他思考着教育路径的时候，1984年1月，一封由三名考入复旦大学的闵行中学校友写来的信，给了陈儒俊极大的触动，信中写道：“过去学校有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学生负担过重抑制了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展。我们忙于应付作业、考试，缺乏中学生应有的情趣、美的陶冶，现在一天紧张学习之余，看到其他同学用吉他、手风琴、二胡、口琴等乐器演奏各种乐曲，陶醉在艺术世界中，得到美的享受，我们好像缺了　　点什么。我们多么渴望能掌握一项技能，在集体活动中扮个角色啊！” 　　毕业生的失落引起了陈儒俊的思考：虽然闵行中学的高考入学率在逐年提高，可这就是办学目标么？学校培养的学生，面对的将是怎样的未来？中学阶段学生最需要的是什么？应该给他们打下怎样的基础？ 思考之后是行动，改革与变化在闵行中学发生了。 　　初一、初二年级减少了政治、历史、生物等必修课，开出了电工、电子技术、计算机、英文打字等选修课，即使对于初三年级，也在每周二下午留出时间开展学科和科技活动；学校里开出了十多个不同的兴趣社团，鼓励学生广泛参与，甚至给高三学生开设交响乐讲座，支持他们组成乐团。学校还规定，除了语文、数学、英语之外，其他课程都不允许布置课外作业；各科目教师要给学生安排练习和测验，得先过年级组长、　　班主任两道筛选关，避免孩子过重的负担。 　　陈儒俊提醒老师们：这里没有一个差生，或许有的学生某些科目的学业成绩不尽理想，但他们也有自己的所长，要学会发掘他们的才能，不能让任何一个人在集体中存在压抑感、失落感。 　　陈儒俊不单自己在校园里推改革，也鼓励老师们为教育改革出新点子。如今在区教师进修学院工作的何康老师还清楚地记得，上世纪80年代，当时在闵行中学执教高三的他，在担任年级组长时“离经叛道”地提出，取消高三学生早读课，把这些时间全部给孩子们用来早锻炼——他觉得学生并不缺少每天半小时的早读，相反，在课业繁重的高三，学生们更需要的是锻炼身体、用良好的健康状态迎接高考。虽然周围投来怀疑的目光，但陈儒俊用不作任何干预的宽容给了年级组老师们最有力的支持，最终，这届高三学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至今，回想起那时校园的宽容气氛、那位老校长对素质教育的执着，许多闵行中学的师生仍然记忆犹新。 》》》》》》 一次提升使他犹豫 　　1988年，上级要调陈儒俊担任闵行区教育局局长。陈儒俊对这个“提升”犹豫了。连着好几个星期，他都没有正式接受任命，因为他最热爱的，是教育一线，和孩子们在一起。显然，当了局长之后，就没那么容易随时和学生们在一起了。反复考虑之后，陈儒俊最终踏上了新岗位。因为从小在安徽贫困农村长大的陈儒俊明白，只有教育，才是帮助孩子们改变命运最根本的途径。既然10年教师、10年校长的经历，帮助自己积　　累了教育改革的经验，那么就应该让这些收获在更广的范围里传授出去，让更多的孩子受益。 　　上任之后不久，陈儒俊就把改革的目光投向了已然成为社会热点的初中招生——当时，由于围着重点初中的升学名额转，闵行的小学教育出现了扭曲。陈儒俊深感应试教育根深蒂固，但绝非无法改变，他要做教育转轨的“扳道工”。他把全区重点初中的招生名额全部分到各个小学，由学校根据学生的在校综合表现推荐入学，余下的小学生一律就近升入初中，这一举措，很大程度上把小学生从初中招生考试的指挥棒下解放了出来。 　　1992年，原闵行区和上海县撤二建一，陈儒俊被任命为新闵行区的教育局局长。让更多的孩子享受教育改革成果，成了他的信念与行动。 　　1996年初，一则消息惊动了许多人——闵行区在小学阶段取消了留级制度。让这个存在了几十年的制度走入历史，是陈儒俊思考许久的行动。 　　在他看来，留级制度创设的原意，是让学习成绩差、跟不上其他同学步伐的学生可以再读一年，打实基础；但由于客观上的种种原因，这种制度在实际操作中，并没有实现初衷。多数留级学生难以得到足够的帮助，很多人甚至直接被老师视为放弃的对象。因此，不如直接取消这一制度，要求老师们更好地关心后进学生，使他们达到标准，而无法再随意用“留级”的方式推卸对哪个孩子进行帮教的责任。 　　几乎与此同时，闵行区的初中实行了“四不两确保”——不按程度编班、不大面积补课、不加班加点、不随意增减课时，确保音体美劳课程百分之百开足、确保教师演示实验和学生实验百分之百开足，这些给应试教育的汹涌大潮筑起挡水坝、给学生留下发展空间的“不”与“确保”，成了区教育局经常检查的内容。 》》》》》》 一次创新促他全情投入 　　一系列新的教学制度在实施，但陈儒俊远没有满足，他想找到一个更创新、更全面、更深入、更成体系的教育方式，送给闵行的孩子。 　　这时候，在市教委的牵线搭桥下，华东师范大学专家叶澜教授正在研究、推广的“新基础教育”进入了陈儒俊的视线——“新基础教育”的宗旨是从生命和基础教育的整体性出发，唤醒教育活动中的每一个生命；要求教育事业通过师生互动，追求学生与教师共同的健康发展。 　　陈儒俊多年从事教育事业的经验告诉他，这是一条改革教育模式的出路。他决定，在闵行区率先区域性推广“新基础教育”。一大批闵行的学校成为了新基础教育的实践基地，闵行区的金汇中学改为上海新基础教育实验学校，建设成为“新基础教育”在全国重要的实验基地。区教育局还组建了为期一年的闵行区“新基础教育”实验学校研修班，陈儒俊亲自担任了班主任。 　　几年之后，当“新基础教育”在闵行已经蔚为大观时，叶澜教授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陈儒俊局长始终如一地投入研究。我和他形成了最佳的工作伙伴关系……更让我钦佩和感动的是他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和执着……他坚信，学校教育对于一个人的命运是至关重要的，并把办好城乡结合部的学校看作是自己在闵行区当教育局长的重要使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他愿意开展‘新基础教育’的推广研究，他看重‘新基础教育’关心普通人家出身的孩子……他在我们的共同研究中，不仅发挥了行政领导支持‘新基础教育’研究的作用，而且成了我们研究队伍中的一员。” 　　上世纪90年代，新闵行区成立之初，城区建设如火如荼，财政资金较为紧张，但区委、区政府依旧保证教育经费的投入。从1993年到1997年，全区的年均教育投入占了区财政收入的30%以上，连续5年的平均增长率是32.11%。那时的教师收入不高，为了给孩子们留住好老师，闵行成立了由区、镇两级筹措资金的教师奖励基金，总额达3000万元，用来奖励在教学中作出突出贡献的教师。 　　在区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并不宽裕的财政努力向教育倾斜，陈儒俊知道，那是闵行人辛勤劳动创造的财富，得花在刀刃上。从1993年起，闵行在“薄弱学校改造工程”和“达标工程”中，每年投资上亿元，使区内的中小学校园设施焕然一新。1997年，投资2亿多元建设的七宝中学新校园完工，七宝中学随后被评为上海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1999年，投资1000多万元的闵行区青少年实践教育基地建成了，这也是全市首家为了学生实践而设置的基地。基地成了闵行所有学校实践教育的大本营。学工、学农、学军，这些对学生成长极具意义，却令很多校长长期头痛，因场地无法安排教学活动的难题，对闵行的学校再也不是问题了。 　　从90年代中期开始，闵行的房产开发极速成长，大量导入的人口，带来了庞大的教育“刚需”。教育经费的大幅度提高，已经占了财政如此大的比例，还是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要办新学校，钱从哪里来？那时候，不少人对民办教育存有偏见，而陈儒俊下定决心，要动员社会各方的力量，鼓励民办教育发展，为闵行的孩子解决入学问题。他不仅支持民办教育发展，也想方设法交朋友、找热心人，请有志于教育事业的人士来闵行一展身手，到90年代末，闵行有超过三分之一的高中生在民办学校就读，全区的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率也因此达到95%的高水平。 　　时间跨进了21世纪，陈儒俊在教育局长的工作岗位上已经耕耘了十多个年头，离卸任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任期内还能给闵行孩子、闵行教育做些什么？ 　　陈儒俊把最后一项目标选定在了信息化——当信息化教学在发达国家、包括国内和上海市的一些高水平学校渐成主流的时候，在闵行，很多中小学校却没有几台电脑，信息化、网络化、多媒体，对绝大多数的闵行学生仍然是陌生的新名词。 　　在陈儒俊的奔走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了教育信息化之于孩子成长的意义，也得到了区领导的重视。2002年，闵行区第一次把头号实事项目安排给了教育：建立全市第一张全光纤宽带的闵行教育网。一年后，网络建成，随后，远程教学与评课、师生在课堂内外的网上交流、多媒体课件的制作使用和资源共享……一项项教学应用在闵行的校园里迅速蔚然成风，老师和同学们都真切地感受到，信息化给教育带来了不凡的意义。 》》》》》》 一个新岗位让他再站班岗 　　2003年，陈儒俊到了退休的年龄，他“退”了，但却没有“休”——闵行区开始全面推进面向0-3岁儿童的早期教育，这是一个对孩子发育至关重要、以往却被忽视的年龄段。离开了教育局长岗位的陈儒俊成为了闵行区优生优育优教中心董事长，踏进了早教领域。 　　三优中心当时从区政府承接的任务，是承担全区0-3岁婴幼儿的早期教养管理、指导与示范。一个新成立的民间非营利组织要独自完成这项艰巨的使命，可谓困难重重。陈儒俊在区政府领导的支持下，找到自己昔日的同事、朋友们，一一拜访了教育、卫生、妇联、计生等各个机构，争取它们的支持与配合，并与区内的镇、街道广泛联系，在不长的时间里建起了早教的管理和指导网络。 　　早期教育是陈儒俊原来甚少接触的领域，但这个对教师岗位有着巨大热情的老教育人，却很快进入了角色——带着中心的一班同事摸底全区的早教状况，研究课程化的游戏活动，探索幼儿行为与神经系统发育之间的联系……面对陌生的行当，他从学习知识到拿出自己的办法，做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如今，三优中心开发的课程、提供的早教服务，已经在闵行的年轻爸爸妈妈之中建立了口碑，也成为闵行孩子们成长中一块坚实的踏脚石。 　　“比起校长、局长，我最喜欢的，是做一名普通教师，能天天和学生打交道，看着他们成长”。陈儒俊曾经如此比较自己工作过的不同岗位，而现在新的一班岗，让他仿佛又回到了工作之初的状态。 人物档案 陈儒俊 1942年出生 安徽铜陵人 1966年从安徽师范大学物理系毕业 1968年进入闵行中学担任教师 1978年起历任闵行中学副校长、校长 1988年任闵行区教育局局长 2003年退休，任闵行区优生优育优教中心董事长 历史时刻 改革开放之初，原闵行区和原上海县的在校小学生人数近51000人、在校中学生人数约20000人；目前，全区中小学生在校人数约为140000人。 2002年，闵行区教育城域网建设被定为区政府的一号实事工程，要求建成覆盖全区学校、百兆骨干带宽、全市屈指可数的全光纤教育网络。1年建成，投入资金1.3亿元。 全区引入了上海中学教育资源的上宝中学，由知名的协和教育集团建设的协和双语学校，邀请世界外国语小学专家前来闵行创办的七宝外国语小学，华东师范大学旗下，包括中学、小学、幼儿园在内的各级学校，将全面入驻。 1997年，七宝中学成为本市11所现代化高标准寄宿制高中之一；2005年入选上海市首批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并成立了七宝中学教育集团。闵行中学则于2006年组建了闵行教育联盟，并在2007年成为上海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 改革开放以来，全区陆续建起了国际学校9所、台商子女学校1所，目前共有8000多名境外学生在闵行就读，占全市的40%左右。上海交通大学东扩、华东师范大学新校区建成，在闵行打造起教育高地。大学中的许多学生，毕业后又留在了闵行——紫竹科学园区、闵行开发区、莘庄工业区里的高新技术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