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学发展与文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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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学发展与文艺批评[zt]



　　城市文学的意义与问题
　　近20年我国城市规模急剧扩张，时至去年年底，城镇人口已超过总人口的一半；如果再加上城里的农民工，那么城市人口的数量则更高。这意味着我们这个拥有数千年农业文明的大国，从此步入一个以城市社会为主的历史阶段，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以及价值观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同时，还意味着因城市扩张和变化而导致的各种复杂社会问题，将超乎我们既有的生活经验，成为我们知识的关注焦点和挑战源泉。毫不夸张地讲，我们的命运与城市息息相关。
　　这里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是，面对这个现代转型的重大历史标识，作为社会神经末梢的文学知识分子，相对而言显得比较迟纯。而且，这种迟纯并不是偶然的精神现象，你只要检视一下近三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不难发现，当代文学的城市想象，明显滞后于急速城市化的社会现实，远未参透城市巨变给人们内心世界带来的动荡不安。相比之下，西方文学知识分子自19世纪开始，一直在质疑日益膨胀的现代都市：批判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揭示出资本主义商业城市的贪婪，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批判了工业城市对人性的损害，而后现代主义则为人们提供了关于后工业城市的洞见。长达两百多年的城市文学批判路径，由外在现实转向内在自我，思想向度从怀疑启蒙理性到质疑个人主义，再由自我危机发展到主体解消。可以说，阅读西方城市文学就是阅读西方现代文学史，而阅读西方文学史也是阅读西方现代思想史。尽管现代城市并没有像有的西方作家想象的那么悲观，但是我们应该承认，西方文学的城市批判，对于遏制某些社会危机滑向社会灾难，起了难以估量的社会文化效应。
　　我知道，中西现代城市文学并不具备完全的可比性，因为西方毕竟拥有三百多年的现代城市历史，而当代中国作家还主要是在近20年，才真正拥有刻骨铭心的现代城市体验，因而难以全面和深入表现与思考眼花缭乱的城市。而且，尽管当代城市文学还来不及创作出足以震惊社会的鸿篇巨作，但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平庸。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生代作家与女性作家的创作，以及近些年来的知识分子叙事，应该说无论是思想深度还是表现形式，都全面超过以往文学史的城市想象。因此，这里所说的当代城市文学的滞后性，主要是以西方现代文学为参照，相对我国城市社会的重大转型和人们内心世界的复杂变化而言的。这种参照与比较至少可以昭示，当代中国的城市文学尚有较大的表现空间。
　　其实，无论我们对现代城市具有怎样的认识方式和情感价值，整个城市化的社会趋势是无法遏止的。现代城市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类精英，业已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心舞台。我们应该意识到，一方面是文学的城市想象，与我们当下的生活紧密关联，而我们当下的生活思考和价值取向，又在一定程度上规约着城市社会的未来。另一方面，当代文学本身的发展前景也有赖于文学的城市想象，因为文学在给予日益变化的城市以想象性表现的同时，城市想象的生活体验与人性思考，也会反过来促使文学思想与文学形式的深化创新。这就是说，无论是从文学想象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讲，还是从文学自身的发展前景讲，当代文学都没有理由不重视现代城市生活。
　　城市文学滞后的历史与现实原因
　　既然当代文学与现代城市具有如此密切而重要的关系，那么当代中国城市文学滞后的原因及其症结究竟何在？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尽管现代中国的城市化程度较低，但文学与城市的关系却相当密切。文学与城市的脱节，发端于当代文学，主要原因在于，前30年的当代文学在主流文学话语倡导下，极力回避城市社会。对于曾经作为主流话语的文学理论，我们至今仍然习惯为它贴上极左的政治文化标签，而忽视其中蕴藏的民粹主义思想文化倾向。所谓的民粹主义，原指代表小生产者利益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19世纪60年代产生于俄国。由于中国传统的宗法文化在反抗资本主义现代性上，与民粹主义思想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因而现代文学理论顺理成章地接受了俄国民粹主义的影响。这种思想文化的具体表现，主要是蔑视浮华城市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空虚，崇尚简朴而平等的清贫生活；极力赞美乡村与推崇农民，试图通过村社乡土性抵抗资本主义现代性。以这种文学理论为元叙事的文学史，按照文学题材进行分类，便有农村题材、工业题材和军事题材等，却没有城市题材文学。当代文学史前30年的“经典”，除了阐释新中国起源的《红旗谱》等历史题材创作外，主要是表现农村生活的作品，如《创业史》《山乡巨变》等。即使是表现城市生活的创作，也是把城市视为具有腐蚀性威胁的社会空间。在《青年一代》和《千万不要忘记》这两部影响广泛的电影中，城市似乎成为人性堕落的渊薮，城市的爱情生活则是阶级斗争的危险表征。直到新时期，当代文学才纠正了对城市社会的偏见，重新接续现代文学与城市生活的关系。
　　近20年是中国城市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而且曾经作为主流话语的文学理论也失去了权威性，这为城市文学繁荣提供了千载难逢的现实与文化契机，但是，文学城市的现实却出乎人们预料，并没有为人们提供应有的思想警示和精神养料。从文学的外部关系讲，城市文学的边缘化，显然来自市场经济的挤压与电子媒体的迅速崛起。从目前的文化态势讲，现代城市红尘滚滚，充满喧嚣。对于躁动的城市人来说，宁静似乎变得不合时宜，只有图像和网络才是这个时代精神文化的时尚标志。因此不仅是城市文学，就是整个纸质文学都在边缘化。尽管文学生产的数量依然较大，城市文学的书写也源源不断，但是读者的圈子却越来越小，社会影响也越来越微弱。也许，当代城市文学的宿命，就是生不逢时。
　　从文学的内部关系讲，当代文学的自身问题也值得我们深思。当代文坛获得普遍认同的一线实力作家，大多对城市社会缺乏持续的关注，如张炜、张承志、韩少功、莫言、贾平凹、阎连科、刘醒龙等等。他们毕竟成长于理想浪漫的年代，同时，现代主义对启蒙现代性的批判，也强化了他们的道德理想主义，因而他们的生活感受及其价值情感，似乎天然的契合乡村而疏离都市。即使是涉及城市社会，他们的创作也不乏偏见，贾平凹的《废都》把拯救城市社会物欲横流的希望，寄托于乡村乌托邦。其实这里的乡村世界，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意指实存的生活空间，而是经过情绪过滤的心灵故乡。也就是说， 这些50年代生的大多数作家，尽管生活在城市社会，但是审美视域的重心依然在乡村，似乎越是贴近乡村泥土，越是符合自然人性；表现危机的乡村和苦难的乡民，成为不证自明的道德优越感的标识。当然，这其中的奥秘，除了创作观念和生活实践中的伦理意图与道德情怀之外，还有他们对于急剧变幻的城市生活，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和自觉的理性意识。
　　总之，我们分别检视了当代文学的两个时期，前30年主要是客观上不具备城市书写的思想文化条件；近20年城市文学的滞后，既有客观的社会原因，也有文学知识分子的主观原因。为此我想说的是，对于某些外部的原因，我们无须怨天尤人，文化转型该变化的就得变化，文学担当该承受的也得承受，这就是城市文学的宿命。况且城市文学的现实和前景，也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悲观。从文学的内部关系来说，则更不是无能为力的，如“新生代”和女性作家的创作，就不带偏见地贴近城市现实。问题的关键在于，宗法社会的传统文化情结与民粹主义的思想倾向，无形地阻碍我们深入文学城市，我们似乎至今还没有清醒意识到文学城市的重要性。虽然我们还不敢说，当代文学的命运将取决于城市文学的书写，但是可以说，当代文学的重心注定要从乡村转向城市，因为文学创作与批评、文学阅读与传播，以及国民的文学教育，都越来越依赖于发展着的城市社会。
　　城市文学批评的问题与症结
　　论及文学城市的建构，城市文学批评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本雅明关于波德莱尔“波希米亚人”的阐述、巴赫金对于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复调”的发现，都创造性地发掘出文学城市的精神价值与文本意义。可以说，城市文学批评的薄弱甚至缺失，也是当代城市文学滞后的不可忽视的原因。以下我想通过当代知识分子形象的城市文学批评，具体地分析这个问题的症结，同时也可说明民粹主义思想倾向在城市文学批评中的表现。
　　首先是叙事主体的身份认同问题。在世纪之交的底层文学叙事讨论中，一些批评家在新的文化语境下，提出文学史写作与文学创作中的叙事主体的身份问题，以此批判文学知识分子疏离现实苦难的现象。我们应该承认，强调创作主体的正义动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于现代城市的批判由来已久，并且随着现代城市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本相的显露，伴随人们对启蒙现代性的质疑，这种批判日益严厉。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有的批评家以底层叙事为名义，按照文学形象的社会身份排座次，试图根据“现实的需要”重新叙述文学史。从这种观念出发，赵树理和莫言因为“没有被精英文化完全控制”，从而被誉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最优秀的作家。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文学史观并不是一般性地排斥城市文学，而是排斥城市文学中的以知识分子为叙事对象的“非底层叙事”。我认为，无论文学史的叙事主体运用何种文学话语或者叙事模式，都必须坚守文学的专业底线。杰出的文学形象，也不主要在于他们处于怎样的社会地位，还不主要在于叙事主体对他们有怎样的价值情感，而是主要在于他们作为文学形象，能否真实而深刻表现社会、人生和个体生命的真谛。其实，这个问题左翼文艺早就讨论过，文学史实践也足以证明这一点。其实，现代社会精英与平民的关系，并不是绝对二元对立的。精英代言人的身份当然可以怀疑，但在知识分子群体日渐分化的文化语境中，并不是所有的代言都因为叙事主体的精英身份而没有思想价值。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说，“大城市并不在那些由它造就的人群中的人身上得到表现，相反，却是在那些穿过城市，迷失在自己的思绪中的人那里被揭示出来”。本雅明的话虽然有些绝对，但对于我们讨论底层叙事仍有启示。
　　其次是知识分子形象的批判问题。这个问题主要是从大学叙事中表现出来的。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的大学叙事，还蕴含着一种忧虑的思绪及其形而上探索，那么新世纪以来的大学叙事则大多是表象描述与情绪发泄。其中显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极致的方式凸现大学的失序病相，无心也无力思索其症结。它们的叙述焦点主要放在那些沉溺于金钱色相而不可自拔的“所谓教授”身上，似乎知识分子在金钱、权力和美色的诱惑下溃不成军。二是叙事主体在审美距离上远离叙述对象，以调侃的叙事语调无情嘲弄大学知识分子，以变形方式隐喻知识分子的利欲熏心和失败人生，流露出一种发泄式的狂欢心态。然而，文学批评对于这种自虐性的思想文化倾向，似乎视而不见。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我并不是反对大学及其知识分子批判，而是反对一味丑化与嘲弄大学及其知识分子的大学叙事。理由很简单，如今的大学及其知识分子，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他们置身其中的体制，并不完全具备独立自主的地位。再说，大学不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之塔”，知识分子思想也不再具有同一性，我们不能指望所有的知识分子在急剧世俗化的年代都能超凡脱俗。真正具有人文使命的知识共同体，倘若将自己的视线仅仅停留在一幅只能看到自己卑陋琐屑的画面上，对于关乎社会命运和文化未来的知识分子群体既丧失信心，也缺乏自省思考与精神建构的能力，那么这个知识分子群体还有自我拯救的希望吗？
　　最后是个人写作与私人写作的问题。这个问题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对女性主义文学的批评中。对于极端自我的女性主义文学的指责，好像从未间断：她们如此地专注于一己生命体验，蜷缩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以致于搁置社会人生的价值意义。其实，“个人写作”与“私人写作”是两个涵意有所交叉但不尽相同的概念。“个人写作”是针对“宏大叙事”而言的。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中提出的“宏大叙事”概念，主要是指政治的解放叙事和哲学的思辨叙事。在我看来，女性作家疏离宏大叙事，有其特定的文化语境，与其说她们刻意逃避社会责任与忽略利他主义，还不如说她们原本就是遭遇自我认同危机的一代。所谓的“私人性”，则是针对“公共性”而言的。由于城市法则及其对个体的控制和侵害，迫使个人为了保持一些真实的自我，不得不从公共场所缩回到私人空间，将外部世界还原为内部世界。退居一隅的女性作家，独自聆听来自个体生命深处的求诉，在个体生命回忆的碎片中重建自我，以抵御虚无。虽然从消极意义上讲，她们平静地审视人性的有限性，坦诚地承认自身的不完善，比那些刻意压抑自我，甚至把人性的阴影投射到外部的女性写作，显得更为人性化。但是，她们有时还是混淆了“个人写作”与“私人写作”的差异。其实，“个人写作”并不仅仅是表现蜷缩在内心世界的自我，因为个人往往是在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中得以表现的。正如利奥塔所说，自我并不是一座孤岛，自我存在于复杂的关系网络之中，而且这种关系比以往的社会更加复杂，也更加具有流变性。
　　总之，我们希望当代城市文学批评，应在现代社会及其文化语境的基础上思索城市现实与个人存在，既要强调社会现实的文化批评，也应重视现代思想的精神建构。无论持有何种价值立场，也无论采用何种叙事方式，文学知识分子都应以理性精神、人性意识和自由宽容的心态，切身感受与深入思考城市的社会生活与个体存在。现代城市毕竟是我们未曾拥有过的家园，也是一个充满变化并且难以参透的迷宫，我们真的无法确切预见其中的何种危机将导致社会灾难。因此，在进入文学城市的艺术迷宫之前，我们应该记住罗兰·巴特的一句名言：这里没有惟一的现实主义，只有不同的现实主义。
　　(颜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