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朝阳：《开明国语课本》： “老课本”80年后依然有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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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朝阳：《开明国语课本》： “老课本”80年后依然有魂

2010年12月04日新京报蔡朝阳




蔡朝阳 绍兴稽山中学语文老师




似乎一夜之间，近80年前的《开明国语课本》成为“热点”。
与此构成“老课本”系列的，还有1917年张元济校订的《商务国语教科书》、魏冰心等编写的《世界书局国语读本》。
据媒体报道，这套“老课本”2005年经编辑后，影印面世，首先印8000册。2007年底，《开明国语课本》已经卖断货。于是，出版社目前决定重印。
这个“热点”带来了争议之声。
有新闻称这本书“重印卖断货，孩子称比现行教材好”，有评论建议将这本书“作为教材”，同时，编者走访一些教育学者和中学教师时，有学者认为“不可能成为畅销书”，也有论者怀疑“炒作”，认为不适合作为教材使用。
但，有一点存在共识，就是《开明国语课本》是本“好书”。
问题是，这本书究竟“好”在哪？能否作为今天的教材？近百年前的“老课本”会“火”起来吗？
《开明国语课本》究竟是什么书
《开明国语课本》是叶圣陶撰写，丰子恺手绘的，1932年出版。两位大师级的人物联手，堪称绝配。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在2005年的影印出版，使得我们得以窥见上个世纪的小学教育的面貌。
民国初年的教材，完全是一种草创，因为没有历史经验可以借鉴。但这些教材表现出来的水平之高，却令人吃惊。
晚清在1905年将科举制废除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科举没了，意味整个教育体制就必须改变。因为新学开办，与之相适应的新教材的编纂，便成为当务之急。所以，这些教材都是面向新时代的教材改革的产物。
于是，面向新时代的，着眼于公民个体培养的，带着新文化体温的教材，崭露头角。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上来看待这些民国教科书，才可能得出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
在我看来，这套教科书的高明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充分尊重孩童的主体性，遵循孩童认知的特点，并能做到循序渐进。
这至少说明两点，首先是叶圣陶等编写者有足够的儿童心理学的知识。其次，也许是更重要的，他们足够尊重孩子的世界，尊重这个万物有灵的美好存在。就课文本身来看，最为出色的便是叶圣陶杰出的白话文和丰子恺充满童趣的绘画的完美结合。
在每一课中，丰子恺每一幅画之间都有逻辑关联，而编排的每一课之间也有逻辑关联，形成一个整体。而插画的杰出在于，画的本身就能传达无穷的意味，引发孩子们的兴趣和拓展。
二、教育建立在真实的生活之中。
这里的生活首先指日常生活，其次则指生活的真实性，没有成人化的矫情的拔高。大概当时的中国仍处在农耕文明之中，整本书多数地方跟农业有关。这同时也非常符合小学生的由近及远的认知规律。
尤其是我们能感觉到，叶圣陶在编写过程中，放下身段，跟孩子们在同一个层面展开对话，从来没有什么说教以及居高临下的指导，像跟几个孩子在一起商量一般，娓娓而道。教育不就是这样吗，需要润物细无声。
三、教育视野的开阔。
课文内容上，生活、游戏、自然、科学、商业、劳作、群体等，天上地下，现实与梦想，都能以最恰当的方式，进入课文。体裁上，则多是童谣、童话、寓言、故事等，切合孩子的兴趣。
上册178课，按照学习的时间，甚至大体有一个按照季节的编排顺序。可见编写者的良苦用心，是在教孩子们对大自然、对整个社会和时代的一种热情。
笔者粗略统计，跟大自然相关的不下20篇，跟农业相关的也不下20篇，另外，有接连5课，都是在单纯谈论儿童的游戏。可见，在叶圣陶等教育者的眼中，他们早已经看到，游戏乃是孩童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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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明国语课本》是怎么产生的
可以说，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开明国语课本》都赢得了相当的尊敬和赞誉。
问题是，近80年前的民国教材，何以能达到这样的高度呢？
原因之一在于，民国时代编纂教材的，都是当时的一流人物。正如在前言中赵长天说的那样，张元济、叶圣陶、丰子恺都是一代大家，我们难以想象现在的大作家、大画家来屈身编写“先生，早。”“小朋友，早。”但当时的他们大概不觉得大材小用，因为他们知道，这些看来最浅近最简单的文字，是最重要的文章。
民国史研究者傅国涌先生则在一次谈话中说，小学教材是奠定一个民族的精神底线的东西。“在底线的意义上，我们的国民是由小学教科书塑造的。小学教科书担负的责任，比任何一个阶段的教科书都要重大。如果你在小学阶段读的教科书是高品质的，代表一种文明的最好的常识教育，那么你即使不读中学，不读大学，也能够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健全的人。”（傅国涌《小学语文，一个民族的文明底线》）
因为当时的大家对这一点有深切的了解，所以他们能放下身段，从基础做起。
不能忽视的是，民国时期政府对教育的干涉是很少的。教育部只管教育行政这一部分，仅限于制定大的方略。而教科书的编纂，课程的具体设置，各地各校，均有足够的自由度。教材由民间出版社自发组织人马进行编定，唯一的指导便是自己的教育理念，加之民营出版的竞争本身，又促使教科书的编纂不断向良性发展。
同时，由于学术环境的自由，各种教育理念也得以尽情表达，并得到充分实验。整个民国时代，各种教育实验遍于国中，呈现丰富多彩之面貌。梁漱溟的乡村教育、晏阳初的平民教育、黄炎培的职业教育，如风起云涌，如春花烂漫。
随着白话文学的成熟，这种文体的进步也体现在教材的编纂上。比如民国初年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内容诚然十分丰富，而语言仍有半文言的残留。到开明版的教材1932年出版时，就已经是叶圣陶明白晓畅的现代白话文了。这是白话文学的成就在教育上的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