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佩荣：从传统里面找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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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佩荣：从传统里面找宝贝

本报记者　舒晋瑜

傅佩荣 　　1950年生，祖籍上海。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硕士，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现任台大哲学系教授。曾任台湾 大学哲学系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荷兰莱顿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客座教授。在教学、研究、写作、演讲、翻译各方面皆有成就。作为一位优秀的演讲家，近十几年来，他每年兴办近200场人生哲学讲座。从文化中心到寺庙，从学校到行政机关，从社团到基金会，都可见傅教授的身影和足迹。内地已出版《哲学与人生》(东方出版社)，《智者的生活哲学》、《智慧与人生》、《走向成功人生》、《孔子的生活智慧》、《心灵导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解读论语》、《解读易经》、《解读庄子》、《解读老子》、《解读孟子》(线装书局)。 采访手记： 　　认识傅佩荣先生之前，先看了他的《哲学与人生》。因了周国平先生的推荐，我认真读了此书，发觉枯燥单调、深不可测的哲学也可以如此引人入胜。傅佩荣先生不仅仅在他所在的课堂上产生了一个磁场，这个磁力的影响之大，逐渐通过他的作品辐射到全国各地。之后又是《傅佩荣〈论语〉心得》、《说孔孟论人生》、《傅佩荣〈庄子〉心得》等等，随着他的作品被广泛认知，他的影响越来越大，所幸的是他对于学术及其传播具有无限的热情和精力，这便使我们经常有机会亲聆他的演讲。 　　几次采访断断续续，均是在他繁忙旅途的间隙，但是他认真、积极并且有足够的耐心，他的脸上始终挂着谦和而自信的微笑，一双睿智明亮的眼睛在镜片后闪着灼灼的热情，把他的思想乐趣和独立思考传递给所有接触到他的人。 口吃对我的性格形成很大影响 　　小时候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口吃。我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因为调皮学习邻居的小朋友，他说话口吃，我就跟他学，一学就会。从此，说话就是我最大的困难。我后来喜欢念书，并且拼命念书，跟这个自卑感有关系。我从小开始最喜欢考试，因为考试不用讲话。17岁的时候我才有机会矫正。上了矫正班以后，是个转折点。我从这里开始慢慢回归了，转向原来正常的情况。 　　长期以来,口吃对我的性格形成两大影响,一是我从不嘲笑别人,二是珍惜说话的机会,怎么说话别人爱听。 　　我父亲是在上海进入海关，在海关里管灯塔，所以撤退到台湾的时候，他们在1948年迁到台湾去了。管灯塔是非常基层的工作，待遇也很低，7个孩子根本养不活，所以我妈妈就在东海边给人家借块地，养猪、养鸡、养鸭、种地瓜，非常辛苦。我小学的记忆，每一次看到妈妈，都戴着斗笠，从田里回来满身大汗，我会觉得妈妈真的很辛苦。母亲没多久就因故瘫痪了，父亲一人肩负起照顾母亲的责任。他们的操守人格宗教情怀，以及病榻旁的患难真情，对我日后研究人生、宗教、教育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从美国念大学回到台湾之后，我才有比较多固定的时间陪父母亲，几乎每个周末都回家，这也跟我研究儒家有关系，就是如何跟别人相处，跟父母也一样。内心的感受很真诚，我希望父母快乐，怎么做才能让他们开心？最后想到一个方法，我父母喜欢打麻将，我周末就陪父母打麻将。但打麻将也不容易，因为打到最后，妈妈觉得蛮开心的，就说你当教授每星期只有八节课嘛，你为什么不每天陪我打麻将嘛？她这样讲的话，我当然是会有压力了。我就跟她说，我说我陪你们打麻将很快乐，但是这种快乐，我不应该一个人独占，7个兄弟姐妹，轮流来吧。 我的人生分五个阶段 　　我考大学的第一志愿就是哲学，当时台湾大学哲学系的老师只有一位是博士，辅仁大学哲学系则有8位博士，所以我选了就读辅仁。我在台大念硕士班,开的课是佛学,方东美先生讲西方哲学家也讲中国哲学家。我很奇怪，方先生使我建立对了中国哲学的信心。后来我陪同他到辅仁大学教学，每周四早上,陪方先生到辅仁大学,听他讲课,帮他录音,完整地听了3年。方先生对我的影响很大，如果不是他，我可能不会研究中国哲学。另外还有项退结教授,他买了很多书,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很厚的，他全部都看完了，他教西洋哲学,特别认真；还有邬昆如教授，也给我很大启发。 　　在耶鲁念书时,我遇到余英时教授,博士论文我写中国哲学,有两个老师指导，余英时和方英美，这也是缘分。我在大学时南怀瑾先生还教过我课。他教课不太认真,他认为讲义上的东西没意思，上课就听他聊天，他聊天很有趣，我们也从他的聊天中学到很多东西。 　　硕士毕业，当完兵后，我回到台大哲学系担任讲师，两年后，取得奖学金出国留学，我选择到耶鲁大学读宗教哲学博士班，在博士班就读的4年是我最用功的4年。在耶鲁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我回台大哲学系教书，作研究。我意识到研究西洋哲学永远跟在别人后面跑，决定把研究方向定在中国哲学上。哲学对社会很有用，没有哲学,人生是空洞的，盲目的，我在台大教书,最受欢迎的是《哲学与人生》。能够把传统的哲学国学向一般人介绍，是我感到开心的事情。现在我还努力这么做,社会上对国学的需求越来越多，去年我在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北大、北师大、人大、清华做巡回讲演，效果很好。各大学的学生反应很强烈,去年我在北大讲庄子,400多人的教室来了700多人,学生都很聪明,在清华讲，300人的教室来了900多人,外面全部挤满了。 　　如果说要我把人生经历分为阶段的话，18岁进大学,28岁当讲师，34岁拿到博士，38岁当正教授，48岁在荷兰的大学莱顿当讲座——我先后两次在欧洲当讲座，一次是1987年在比利时当讲座,1988年在莱顿，对外国人讲儒家道家的思想。今年是2008年,我58岁了，对我来说,有机会在中国的媒体上,在山东卫视讲孔子,它的重要性超过欧洲。我以十年一个阶段为自己总结，随着年龄慢慢增长,思考的重点也不断变化。 对孔子有兴趣，是受冯友兰影响 　　我开始对孔子有兴趣是受到北大教授冯友兰先生的影响，他写中国哲学史，开始的时候比较了孔子跟苏格拉底，他说孔子跟苏格拉底都是了不起的哲学家。但是他比了之后发现苏格拉底比较厉害，为什么？因为苏格拉底不收学费，他还骂别人收学费。他说孔子可惜了，因为他收“束修”，把束修当成学费，这是冯友兰先生的说法。 　　接着冯友兰先生很同情孔子，说不过生活总是要维持的，也不能怪孔子。我不反对今天把束修当成学费，但是事实上孔子说的“束修”不是指学费，“束修”是指年龄。 　　《论语》对我影响最深的一句话是：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我一直到3年前才懂。这句话告诉我们，孔子有一种伟大的境界，跟所有的宗教家并驾齐驱。 　　7月底我去了曲阜,最印象深的是孔陵。我对帝王写的词不太相信。那里有个讲解，我们聊了很多，因为我们对孔子非常熟悉,对答如流。我去看了孔子的坟墓,非常感动：伟大的前辈就埋葬在这里，已经2000年了,我忍不住跪下去致敬。 　　后来听他们讲里面并没有孔子的遗骸。在文革时期孔子的坟墓被挖开，从里面跑出一条大红蛇。坟墓还隔着围墙,里面有很多杂草,没有好好整修。更让我感动的是,子贡守墓,我唯一的拍照就要求在子贡的碑前拍照。我对子贡特别喜欢,他对老师的情感让人感动。旁边有子贡守执的树,2000年的时间，树木已经枯死了,但是还能想象到孔子如何在这里教学生,几十个学生守墓三年。所以每次到山东我都有一种神圣的感觉。三孔文化让我的内心非常感动,一个人的伟大不在权威和财富,也不在名声,而在于人格,人格是从小培养出来的。孔子的任何言行都鼓励你奋发向上,对我来说是，曲阜之行也是终生难忘的经验。 早就准备好了“国学热” 　　内地的“国学热”是非常正常的。它在经济繁荣之后成为一个经济大国，自然不能忍受没有自己的传统。因为你看到西方这些经济大国，它们有它们的宗教、文化，他们都以他们的宗教文化为荣。我们也有自己的传统，我们历史上比他们还要悠久。你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从传统里面找到自己足以安身立命的宝贝呢？所以，从这个背景来看，国学热是非常有正当性的。 　　我受西方哲学的影响,思考比较讲究逻辑。对我来说,学西方哲学又学中国哲学,研究了30多年，1999年我就致力研究国学，把5本经典翻译成白话文,研究其中的哲学思想;之后又向全社会解读经典，效果很不错。所以内地国学热之前，我早就做好准备等着你国学热。国学热了，我来做讲坛，其实我早就准备好了。我抱着喜悦的心情,把心得和观众分享。台湾的中国电视台也计划做全民大讲坛，到时候可能会邀请内地的学者去台湾,两岸文化交流是最文雅、最愉快的事情。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它有两个地方要注意：第一，不要因为国学热就膨胀得太快，就说中华文化是最伟大的，这样一来就把别人的文化统统贬低了，这并不好。重要的文化并不是让你比较，文化是让你活得快乐，这才是文化的意义所在。第二，我们在发展自己的国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回到原点，回到经典。回到经典才有可能推陈出新，让它历久弥新。我们念了《论语》、《孟子》要去实践，要想这样做对不对，合不合乎孔子、孟子的思想，如果发现是对的，做得很好，人际关系也改善了，自己的个性也能发展和保存，这才是正确的受益。 　　很多人重新认识国学,知道是老祖宗的好东西,但不知道怎么好。我们通常讲，这是文化的传承。我在台湾专门把深刻的东西讲得很浅显，让别人听得懂，这是我的专长。年轻人即便读的都是通俗化了的经典，也好过不读啊，也好过守在电视机前看综艺节目吧。我在台湾讲国学，挑战是怎么把国学跟生活结合起来，在内地讲,固然也有这种要求,但这方面挑战比较少。如果说国学发展有三个阶段,那么第一阶段是普便推广；第二阶段是深入,所以现在我在山东卫视“新杏坛”开讲，我尽量做到原典；第三个阶段,是经典和经验如何配合,做人处世待人接物如何改变，现在台湾正是第三个阶段，内地还处在第二阶段。从第二个阶段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大概需要5年的时间，要深入,一定要接触原典。不要讲心得，原典一定要找到书，我出一本书,要你看得懂。 我跟其他学者都不同 　　我跟所有学者最大的差别是,我解释孔孟子,是人性向善论。很多人认为是人性本善,人性本善是宋朝朱熹提出来的。孔孟讲人性,则是能否用真诚、自觉地转化为内在的力量。做人如果不真诚,就没有力量。儒家思想的关键在于真诚，一个人不真诚的话，一生都可以做秀，扮演各种角色。一个人如果真诚，就发现力量由内而发，要我自己做该做的事，而不是别人教我做的。所以我把他解释为向善，这样被动变成主动，力量由内而发,是我教自己做,行善的快乐由内而发。 　　我在大学教书30年,知道怎样借助专家的研究。因为我是看过了所有注释和典籍之后，再做出我的诠释，我的每一句话都有出处。比如孔子的生平方面的,我借助张丙南教授的《孔子传》,孔子的研究方面,借鉴杨伯俊先生,学问的事情不可能一个人发明,学问是承前启后的,好好地学习前人的思想,表达的方式配合时代的需要。我不担心我的讲解会受到批判,我非常欢迎批评讨论。我没有任何一句话没有根据,但对于根据如何判断,见仁见智。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 　　讲原典时，我用白话文说出来，讲完原典立即翻译。我也从来不预设听众听懂或能背原典。包括“学而时习之”,我曾考过台大的学生,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他们会理解为“学了以后时而温习”，其实孔子的意思是说,在适当的时候实践。 孔子的学说适合全人类 　　“名之所至，谤亦随之”，你有一个名声，后面一定有人批评，这是很自然的。但是，重要的是你问心无愧。比如说，我在台湾的时候，最多的时候有好几年，每年超过两百场，我已经拒绝了一大半了，还是要讲两百场。因为我有一种社会责任感，总觉得我是念书的人，把书念得有一些心得，别人找我是看得起我，也希望说我所学的心得对他们有帮助。所以，我尽力而为，尽力而为之后别人就有批评了。有人说，你看这个学者不太念书，一天到晚到处演讲，一天到晚都有消息，又去哪里讲，又去哪里讲。慢慢我也习惯了，我心里想，我自己问心无愧就好。 　　目前孔子已经录制完了,我觉得光讲孔子是不够的。我希望如果允许的话，再讲孔子十位最有特色的学生,子贡、子由、子张……就像建一座大厦,讲完学生撑起来了。因为孔子的学生有文有武,这样讲显得孔子学生人才济济。我还计划讲孟子。有些人喜欢孔子,是因为个性跟孔子有相近；还有跟孔子不同性格的人，讲孟子可能更受他们喜欢。孔孟有什么差别呢？孔子本身并没有特别著作，所以是学生帮他把这些话整理出来的，你需要去里面找到它一贯的思想系统。很不幸的是，念《论语》的时候有一句话我觉得很难过，孔子说，没有人了解我，至少孔子认为没有人了解他，更不要说非弟子、其他人。一直到100多年之后出现孟子，才真的了解孔子。 　　《新杏坛》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杏坛”是孔子教学的地方,“新”又有时代的价值。希望讲儒家之外,还讲道家讲法家,真正好的思想,不怕检验。所谓“大道能容,有容乃大”。有重要的议题可以请两三位学者一起来谈，把新杏坛当做了解现代思想和古代思想重要的平台。在古代没有这样的平台。 　　我在欧洲教书,问学生听了以后感觉如何？良心平安吗？他们回答不出；我再三举例,如果在公共汽车上，碰到老太太你们会让座吗？他们说欧洲没有这个问题,他们的公共汽车的设计总会让老太太都有座。我就启发他们假如遇到这个问题呢，他们诚实地说,应该让座,我的意思是说明,孔子的学说适合全人类。孔子说,老子安之,朋友依赖,怀之。这也是我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