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中文】理论是可以常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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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中文】理论是可以常青的

20世纪60年代初，65岁的巴赫金“时来运转”，竟被人发现了。于是旧作修订再版，多年被束之高阁的文稿出版问世，其“对话”思想、“狂欢化”理论立刻活跃了苏联文艺界，并不断引发争议；介绍到西方后，却引起了阵阵轰动。以后，随着他大部分写于20年代至40年代的哲学、语言学、美学着作不断出版，巴赫金声誉日隆，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在20世纪的思想家中，苏联巴赫金的命运是非常独特的。1928年末，他因在友人圈子里做过有关康德等人哲学思想的报告而被捕。同年，巴赫金未经起诉、审判，就被判刑5年，经人营救，未往死亡地带发配，而被流放于北哈萨克斯坦的边区小城库斯坦奈。其后命途多舛，销声匿迹于文坛，有三十余年。 20世纪60年代初，65岁的巴赫金“时来运转”，竟被人发现了。于是旧作修订再版，多年被束之高阁的文稿出版问世，其“对话”思想、“狂欢化”理论立刻活跃了苏联文艺界，并不断引发争议；介绍到西方后，却引起了阵阵轰动。以后，随着他大部分写于20年代至40年代的哲学、语言学、美学着作不断出版，巴赫金声誉日隆，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从伦理哲学到哲学人类学 巴赫金自称为“哲学家”。贯穿于其绝大部分着作中的一种精神，就是交往、对话的哲学精神。19世纪末20世纪初，实证主义在哲学中的蔓延与科技发展中的机械论的影响，使得当时不少哲学家忧心忡忡。他们以为当时哲学中失去了人，美学排除了伦理、价值的要求。不少哲学家、诗人为了求得出路，往往投向了宗教的探索。 这时的巴赫金尚在德国哲学中徜徉。他把康德的哲学视为哲学中的主流，对新康德主义者柯亨的思想，通过友人卡甘的传播获取甚多。此外，在大学生活期间，巴赫金也受到俄国哲学家以及东正教思想的影响。 在涅维尔时期，巴赫金就试图建构一种“伦理哲学”，这在《艺术与责任》中可见端倪。此文从独特的角度提出了艺术、生活与责任的关系。巴赫金指出了艺术与生活之间的不和谐情况之产生，在于两者在个人身上不能得到统一。而保证个人身上诸因素之相互联系，在于个人身上的统一的责任。20年代上半期，巴赫金撰写了《论行为哲学》、《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和《话语创作美学方法论问题》。这些论着有的虽然未最终完成，但从中可以看到巴赫金思考的特征，这就是美学的伦理化、哲学化思考，哲学、伦理学的美学化倾向，以及渐渐出现了一个中心思想，这就是交往、对话的思想。 巴赫金认为，文化世界与生活世界相互隔绝，行为与责任互不相关，在于文化价值解体使然。抽象理论如逻辑学、认识论、认知心理学，按其理论建构，从理论上来认识世界。而巴赫金自己在这里突出了行为，并把行为视为伦理学的对象，提出了一套伦理学的范畴，如存在、事件、责任、应分、参与性、在场、不在场等等，他实际上想以伦理学为核心，建构他的“第一哲学”——价值哲学。这种哲学叫做行为—伦理哲学，或者叫做存在哲学、人的哲学，而后通向了哲学人类学。 巴赫金的不少着作，虽然谈的是文学理论问题，可实际上阐发的却是哲学思想。从传统的美学、文学理论的角度看，他的着作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深奥而独特，读者不易从美学、文学理论角度把握；从传统的哲学角度看，它们在探讨美学、文学理论问题，而非通常的抽象逻辑观念的演绎与阐发。同时，巴赫金的交往、对话思想也受到社会学的重大影响，它们正是通过美学、文学理论问题的探讨来实现的。对话思想在古希腊哲学中早就存在，在20世纪初德国哲学中，对话思想已经逐渐流行开来，而且在后来发展起来的阐释理论中都广泛地涉及这一问题。巴赫金则对这一理论进行了独特的阐发，形成了对话主义理论，并且深入地渗入了今天的人文科学。 超语言学 20世纪的语言学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形成了多种语言学派以及哲学流派。巴赫金在语言学方面卓有建树，形成了独特的话语哲学，同时也成了了解他思想的一个重要源头。 巴赫金认为，研究语言要从社会学的观点出发，因此他首先要确立意识形态与文艺学、宗教学、伦理学的关系，他认为它们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巴赫金特别强调人与人的交往，而交往的物化表现就是符号。话语是最能表现符号的特性的，话语不仅是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现象，而且“是最纯粹和最巧妙的社会交际手段”。同时，巴赫金指出了话语只能在交往中发生作用的问题，社会心理的形成与存在方式的问题，各种言语活动言语交际的形式和类型问题，表述和对话的关系等。 巴赫金辩证地阐释了符号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一是划清了心理与意识形态的界限，二是解决了心理主义与反心理主义的矛盾。反对意识形态出自心理是对的，可是没有内部符号也就没有外部符号。 巴赫金的这种语言学、符号学观点，大大改变了语言科学的面貌，他的符号学说也独树一帜。巴赫金的符号学观点提出于20年代，而我们知道，符号学作为一个热门话题则是在50年代至60年代。所以В.В.伊万诺夫在70年代初说：“提出于20年代、而仅仅在今天才成为研究者们注意中心的符号和文本系统的思想的功劳，是属于巴赫金的。”不过，这仅仅是巴赫金语言学贡献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这就是他的“超语言学”理论。 巴赫金建立的“超语言学”，实际上改造了语言学的范围与对象。超语言学使用的基本概念就是“表述”。人的语言活动的真正中心，在巴赫金看来，不是语言体系，而是话语活动中的“表述”。表述这一术语，并非巴赫金的独创，早在20年代，不少苏联语言学学者就使用了这一术语，但所表示的含义各不相同。这一术语所以成了巴赫金的中心概念，在于他用它支撑起了超语言学的理论大厦。 巴赫金所批评的几个语言流派的弱点，主要是它们非历史地、非社会地来解释语言现象，但是最根本的是在非交往中来理解语言。语言的本质在于交往，是说话者“社会的相互作用的产物”。 在言语的交流中，话语是具体的，是一种具有指向性的个人的言语行为，即表述。这种表述既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它广泛地涉及人类交往活动的不同领域。但是并非任何词语、句子都能成为表述。超语言学强调言语交往中表述的事件性、主体的个体性、交往性、指向性、价值评价与对话性。 巴赫金通过他的伦理哲学、哲学人类学肯定了人的存在。言语、话语与表述，确证了人的具体的存在方式，确证了人是一种言语交往中的存在、对话的存在。可以这样说，巴赫金的对话哲学也即超语言学是他的交往哲学的进一步实现。 交往美学、复调、狂欢化 20世纪20年代上半期，巴赫金的哲学美学大体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他力图通过对审美活动的阐释，建立话语创作美学；二是通过对当时的形式主义流派、弗洛伊德主义的评析，确立了文学理论中的社会学原则。 话语创作美学把审美活动视为研究的主要范围。在审美活动中，巴赫金提出了“超视”说与“外位”说。巴赫金认为，审美活动的第一个因素便是移情，即我应该去体验他人所体验的东西，站到他人的位置上。我由此深入到他人内心，渗入到他人内心，似乎同他融为一体。移情说正是这样来阐释审美活动的。但巴赫金认为，移情只是开头，不是总结。 巴赫金关于艺术与游戏的分析是十分精彩的。在巴赫金看来，游戏不是描绘，而类似于自我幻想，它没有进入我与他人的关系，所以它不构成事件。要使游戏转向艺术，接近戏剧演出，则一个无关利害的参与者也即观众的加入是必须的。审美活动中的我与他人，就形成了一种内在的、任何一方不可或缺的对应、潜在的对位、对话关系。 社会学文学理论或是社会学诗学是巴赫金的交往美学的又一个方面。巴赫金这方面的着作都是用朋友的姓名出版的，学术倾向上显然与前一倾向有所不同。但一个重要的共同之处是都强调交往、人与人的交往而至社会交往。 我们在上面分析了巴赫金的哲学、超语言学、美学思想。这些思想的主导精神是交往与对话，这自然不能不影响到巴赫金对文学艺术的探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而后修订改名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复调、复调小说的提出，则是上述学说与思想在艺术中进一步的具体化与实现。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发现，这位俄国作家的艺术思维方式，完全是一种对话的思维方式，因此他创作出了一种新颖的复调小说。巴赫金对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作了新的阐发。主人公首先被看做由作者创造但与作者地位平等、与作者具有同等价值的自由人，他甚至可以起来反对作者的意见。读者所看到的是主人公在如何认识他自己，那些原本描写性格、典型的手段，现在都转移到了主人公的视野里，成了主人公施加反应的客体和对象。这样，主人公的艺术功能发生了变化。 主人公的地位与功能的变化，实际上是由于艺术描写的对象发生变化所致。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二个艺术发现是把思想看做是艺术描写的对象，创造了思想的形象。主人公既然不是艺术描写的客体，那么他表现什么呢？他表现自己的思想。要使自我意识成为主人公的重要方面，为此“要求一种全新的作家立场”，才能去发现人的完整性，发现“人身上的人”，发现另一个主体，另一个平等的“我”，并由他来自己展现自己。自我意识的主导性，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特征带来了一些明显的特征，如开放性、反对背后议论、未完成性等。但是要做到上述几个方面，唯一的出路就是采取“新的艺术立场”即对话。 其实，上述两个艺术方面的重大变革，还是由于第三个条件引起的，即由对话的立场使然。对话作为一种“新的艺术立场”，使得作者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外位”的立足点与“超视”的观点。对话的艺术思维的确立，相应地引起了创作中艺术结构的变化、艺术手段的更新。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引起了人文科学各方面学者的强烈兴趣。狂欢化理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已有论述，而在《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一书中作了全面的阐释。 巴赫金指出，要了解拉伯雷的创作，必须了解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的笑文化。民间的笑文化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而拉伯雷则是这种民间笑文化在文学领域的代表。笑文化的形式主要表现于各种仪式和演出形式，如狂欢节类型的节庆活动、玩乐的广场表演。有各种笑的语言作品，包括口头、书面的语言作品。有各种体裁的不拘形式的广场语言，如骂人话、顺口溜、神咒等。 那么这种狂欢的笑文化有些什么特征呢？首先，狂欢节是没有边界的，不受限制，全民都可参加，统治者也在其中，所有的人都参与其中。其次，由于它采取了超教会、超宗教的处世方式，由于它摆脱了特权、禁令，所以在生活展现自身的同时，人们也就展现了自己自身存在的自由形式。再次，在街头、广场上的狂欢表现中所体现出来的“这种狂欢节的世界感受”，显示了对人的生活、生存的一种复杂的观念，如生死相依，生生不息，“死亡、再生、交替更新的关系始终是节日世界感受的主导因素”。 巴赫金关于拉伯雷的论述，把文学作品的研究与文化历史方法结合起来。在具体探讨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民间文化中所确立的狂欢化的理论的意义，我以为，在于通过这一理论，复现了被人们淡忘、模糊了的一个人类文化发展阶段的生动景象。当然，还要看到，狂欢化这一理论，对于程式化、教条化的思维方式，是一服十分有益的清热解毒剂。这里重要的是狂欢式的“世界感受”。在某种程度上，巴赫金向往着这种自由的感受、交往与对话。这时的人具有了自己的独立自主的思维，享受到一种自由的感觉。 巴赫金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他未立体系，却自成体系。他丰富了20世纪的哲学人类学、语言学、符号学、历史文化学、美学与诗学。阅读巴赫金，你会得到启迪，感到充实，会使自己的思想活跃起来。你会感到，在学术上，主义也好、创造也好，可不是随意大呼几声，标新立异一下，就自成大师了。阅读巴赫金，你会深深感到，知识真是一种力量，一种伟力。可是这一切，又都是巴赫金在流放中、在生存的流离中、在恐怖的不断袭击中、在默默无声的病痛缠身中做出来的，这真是令人不可思议，令人深长思之。 真的，只要世界上还有健全的理性存在，那么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智慧和思想的力量呢！那些被人哄抬起来的，标榜绝对正确、伟大、万世永存的各种理性，如今不是黯然失色而悄然隐退了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