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天祥】学术研究应厘清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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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天祥】学术研究应厘清三义

文字有三义，一曰字面义，二曰文本义，三曰诠释义。治学应首先关注三义，尤其中国学术研究处在具有数千年传统的汉语语境中。 三义之别，一则因一词多义，指称不同，如道、理、心、性、法之类。道有道路之道、规律之道、道理之道，乃至宇宙大本大原之道，甚至行政区划之道；既可谓之治理，亦可谓之言说，不一而足。法有存在之义，亦为规则、仿效、法律种种。二则意义衍伸，由此及彼，尤其见诸成语、俗谚、典故。如三马同槽，马衍伸为司马氏，指司马懿父子三人，槽乃朝之谐音，意为司马父子擅权朝廷；又如“经纶”原初意为整理丝缕，引申义则为才学、能力，所谓满腹经纶。衍伸在哲学领域更普遍，儒指儒家，道是道家、道教；佛本觉悟，又指释迦，也用来指称一切诸佛。其三，由于言意、名实关系不相对应，所谓不可道、不可说、不可名者，故有得意忘言之说。 正因为如此，治学必须留意此三者。首先正确理解字面义，否则不知所云，也就无从对文本义进行探讨。比如“心”，心原为象形字，《说文解字》曰“土藏在身之中”，此“心”指人体的心脏，即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之心。此外，“心”另有四义：一曰思维之心，所谓“心之官则思”；二曰道德伦理之心，即善恶之心，通常说的“良心”，如孟子说的“四心”（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三曰意志，如孔子说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孟子说的养“浩然之气”的尽心；四专指本心、本性，即生成一切的本体之心，哲学上所谓净心、不染心、率性之心、赤子之心、平常心之心，以及无心、心斋种种。意义悬殊若此，若不能把握文本中的字面义，所作诠释势必谬之千里，甚至南辕北辙。常有人把本体之心翻译作mind，显然是对心字的误译，应译作nature或 second nature。 强调重视原典，就是要重视历史文化背景和整个语境中的文本义的探讨。文本中有反其意而用之者，辨析本意，尤其应当谨慎。《诗经·伐檀》中“彼君子兮，不素飱兮”，宋人《枫窗小牍》“王介甫（安石）不言所利”，采用的就是反语。老子突出“反者道之动”，故其所用概念多与众不同，所谓“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以及“生也柔弱”、“死也坚强”，不胜枚举，都应当在老子和道家学派的语境中诠释它的内涵。 从意义上讲，文本义有突出重点的不同，意义也就有所差别。《老子》开篇讲：“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也有断句为“无名”、“有名”，以及后面的“无”和“无欲”、“有”和“有欲”，显然指称不同，内涵也就不尽相同了。 还有更多的是文本义往往超出字面义的外延，和字面义不同，甚至背离。禅宗哲学以心性为本体，强调“识得本心便能成佛”、“心净则佛土净”，常有“平常心”见诸禅门经典。何谓“平常心”，从字面上看，平常心乃日常、寻常之心，也就是人通常对事物的态度、观念，一般说来人都是喜得患失，所以平常心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显然不是禅宗思想的文本义。从禅学上，马祖道一对此有精确的文本界定：“何谓平常心？无造作，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儒家讲“率性之谓道”，与“平常心是道”说的是同样的意思。“率性”从字面上既可解释为任凭个人的习性，也可理解为随顺天命的“本然之性”，也就是没有造作、没有分别的平常心。可见文本义同字面义有极大差异，对文本义进行认真推敲显然是治学的关捩。 就学术研究而言，知上述二义是基本，但对文本的诠释是治学的显著特点。其实，对文本义的探讨已经包含了部分的诠释，但还远远不够。诠释就是要对文本进行历史的、现实的，逻辑的、形式的，内容的、方法的全面多维的透析和剖判，而且常常带有诠释者个人的观念和情感，尽管这样的主观因素要尽量摒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治学之妙就在于诠释——不止于证实“是什么”，更重要的在于“为什么”、“如何”、“如之何”。 《老子》中“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句话，通常被诠释为：天地、圣人均大公无私，而视万物、百姓为草扎成的狗，不予珍惜，一视同仁。这样的诠释实在牵强附会，很难使人信服，但数千年来竟成共议。其实，“不仁”是动词，是“不以……为仁”的意思，这句话可换说成：天地不会把万物视作无用的刍狗，圣人不会把百姓视作无用的刍狗，这是“仁”或“荣”。所以这句话应当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因此，姑且不论孰是孰非，诠释的重要性跃然纸上。 《论语》中“未知生，焉知死”，很多人解释为孔子有意回避生死，或者不愿论及那些不可知、不可言说的事物。不过现在有更多的学者从语义上分析，如“对生尚且不了解，又怎么能认识死亡呢？”如此诠释，似乎更符合文本的意思，也更符合孔子的学问。又如王门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明显是对儒、释性本体论、道德论、方法论和体用关系的诠释与高度概括。从王畿、钱德洪对四句教的不同理解中，从王阳明对此二人的回答中，诠释义在治学中的客观性和重要性就更加清楚可见。 学术研究必须厘清三义。字面义是前提，文本义是关捩，诠释义则是治学的显著特征。于此三义，或同时并举，或循序渐进，非如此不能有所创获，非如此则南辕北辙、郢书燕说，也可能是三纸无驴而贻笑大方。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